6-1　克里特

克里特文明从西南亚新石器文化演生而来。西南亚新石器文化同时又是上一章中述及的两种古老文化的始祖文化。然而，克里特文明似乎受埃及文明的影响比较深，受亚洲文明的影响比较少。克里特岛处于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居中的位置。此一位置非常有利，它使克里特人后来能够支配希腊和埃及两个文明中心之间的贸易通道。约在公元前5000年，克里特岛上首次有人定居，大概是来自希腊半岛的移民。移民文化处在简单的新石器时代。他们可以采取从岛屿间跳跃的方式到达克里特岛，不必在任何地方渡过五六十海里以上的海面。每当风平浪静之时，乘独木舟可以轻易完成海岛之间的航行。从种族特征来看，这些移民是长头黑发、身材纤细的地中海人。即使到希腊古典文化时期，克里持岛内地的居民所操的也不是希腊语。由此观之，再加上发现了米诺斯（即早期克里特）文字，我们有把握说，岛上原有的语言并不属于印欧语系。

克里特与埃及的接触，似乎早在埃及前王朝时期结束之前就建立起来了，大概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在此后的一千年中，克里特文化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埃及文化成分，以至有些权威学者认为，肯定是有埃及人移居克里特岛。在希腊文化的古典时期，克里特知名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箭术和撒谎癖。似乎早在米诺斯文明时期，他们就在使用复合弓了。这一技术大概是通过与小亚细亚的贸易接触中学来的。而说谎癖似乎是从本岛兴起的。希腊古人云：“象克里特人那样地撒谎”。这句古话承认克里持人的撒谎艺术占了上风，因为希腊人自己绝不是撒谎的新手。

即使在新石器时代，克里特岛肯定也是较为贫瘠、不宜农耕的地区。然而，岛上茂密的森林给造船提供了木材。森林被砍伐之后留下乱石嶙峋的山坡，又很适合橄榄树生长。克里特人似乎是最早栽培油橄榄的民族之一。只有世代定居的人才能从油橄榄中得到好处，因为橄榄树要30年才能进入结果的旺盛时期，而且一旦结果之后，它又可以维持在百年之上。在克里特岛的历史中，橄榄油自始至终是主要的出口产品。克里特人生产精细的陶罐，用于出口橄榄油的精致包装。此一陶制品前文已经述及。

克里特岛主要的家畜似乎是山羊。米诺斯文化被颠复之前引进了马，但是马的用处并不大。此外还饲养牛。公牛显然被用于祭祀和宗教。然而，克里特人主要是从鱼获取蛋白质。克里特土壤贫瘠，可是人海近在咫尺，所以克里特人转向航海和贸易。他们是第一个推出近代型商业的民族。克里特人在极盛时期的生活，和近代英国人的生活模式极为相近：控制海上贸易通道，出售制造品。他们的食品必定大半要依赖进口。到了荷马时代，克里特文明已近于崩溃；即使如此，克里特岛上也是人烟稠密。荷马史诗中常常提及“人口众多的克里特”。此时的希腊人对克里特众多的城镇，熙攘的市井，印象尤深。

到公元前3000年，克里特人已在从塞蒲路斯岛进口铜。我们的英文字“铜”经过许多语言辗转而来，究其语意原来是“塞蒲路斯的金属”。到公元前2400年，青铜、白银、黄金已在使用之中。因为岛上没有丰富的矿藏，所以上述三种金属一定是靠贸易换来的。米诺斯文明崩溃之后，铁才进入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后期（公元前1600—前1200年），克里特工匠冶炼合金的技术，连后世也难以匹敌。他们尝试各种金属的混合配方和精加工工艺，直到他们学会用各种金属涂料进行彩绘。金属制品在岛上发现较少，使人不得不猜想，它们主要是供出口的产品；这儿的工匠为希腊本土的王公生产奢侈品。也许，金属彩绘制品过分华贵娇饰，情趣高雅的克里特人并不欣赏吧。

从克里特最初的居民开始，制陶术已经兴起。虽然他们与埃及人的接触颇为频繁—而埃及人的彩釉陶器是极为精美的，但是克里特岛的陶器却并不上釉。然而，他们的陶器造型非常优雅，且装饰美丽，笔调潇洒自如，显示出专业工匠的高超技艺。只有等到希腊彩绘陶器的伟大时代，我们才能看到堪与之媲美的陶器。

米诺斯人定然还精于木材加工，虽然这样的木制品并未保存下来。我们知道他们会制造马车和海船。这两种交通工具都需要预先精心设计，亦需要精湛的木加工工艺。有趣的是，在米诺斯时期遗存下来的少量工具中，有一块青铜横锯的残片，大概是船工用来锯木造船的。米诺斯时代的其它工具更加近似于现代欧洲人使用的手工工具，而不大象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埃及的工具。现代的工匠毋庸改变使用肌肉的习惯，就可以使用这些工具了。

克里特人的聪明才智和工艺技巧，在后世的希腊传说中得到了确认。工匠大师代达罗斯1为米诺斯王发明了许多东西。归功于他的万向灵活性的球窝关节，很可能就是克里特人的发明。据传他失宠之后，插上人造翅膀与儿子伊卡洛斯一道亡命而去。伊卡洛斯驾着蜡做的翅膀飞得太高，羽翼被太阳烧化，使他不幸坠海而死。这个故事至今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它教喻人们骄傲必遭灾难。

1代达罗斯（daedalus）—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为米诺斯建造了迷宫，由于他协助忒修刺杀了迷宫中的半人半牛怪物米诺陶斯，被米诺斯王囚入迷宫。代达罗斯携儿子伊卡洛斯逃亡，父子二人用蜡粘鸟羽做成双翼装在自己身上飞翔。

米诺斯王朝的艺术代表着希腊艺术的早期繁荣阶段，其特征是敏锐观察自然，力图表现自然，设计平衡和谐；所有这些都是希腊后世艺术的突出特征。与后世的希腊艺术一样，米诺斯艺术充满活力。它的艺术家不去表现遥远而可怕的神衹，不表现神圣的王公，而是表现自豪而幸福的人。米诺斯陶器上饰有许多花草图案和海洋生物图案，其造形之自然逼真令人吃惊。相似的形式，尤其是海豚的图形，在壁画中反复出现。米诺斯王的宫殿常饰以许多壁画。

多亏有遗存的壁画和雕像，我们才能构想出克里特人装备的各种细节。青年男子日常的衣饰很少，只是在腰胯间围一方布，腰扎宽带使之细如黄蜂。长者着长袍，御寒及盛典时显然再披一件斗篷。女子的衣饰颇具现代女装特色，这一特点使人感到奇怪。女衬衣为波莱罗式（西班牙式—译注）短袖衫。偶尔外罩一件质地薄、颜色白的上衣。她们下穿荷叶边喇叭裙或宽大的睡裤，饰以折皱。女装色彩绚丽。男女鞋都具有完完全全的现代特征。男子有时穿凉鞋。常见的男靴颇为结实，酷似现代军用鞋。女子穿高跟鞋，系鞋带。高跟鞋与纽约第五街商店橱窗里夏天陈列的女鞋几乎一模一样。女子头戴的装饰华贵的大沿帽，宛若莉莉。达歇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精品。男女两性都酷爱佩带精湛的金饰和珠宝。壁画和雕像中衣饰的细部种类繁多，说明米诺斯女士和美国女士一样，追逐着频频变换的时装。

米诺斯人首先建成了适宜海上航行的大型舰船。从珠宝上的镌刻和陶器上的彩绘可以判断，这些海船只有一层甲板，用单排桨。甲板与船体一样长，船上竖桅杆1－3根，挂方形帆。　船头船尾高翘。船头的龙骨前突，一定是用来撞击敌船的。我们知道，米诺斯文明末期的战船增加了撞角，撞角上包裹着青铜。如此，米诺斯人首创了被后世希腊古典时期采用的主要的海战战术。此外，还可以指出，米诺斯人首先发明了迄今广泛采用的这种样式的船锚，他们的船锚已备有完备的爪子和铰链。

假如米诺斯战船真能撞击敌舰，它们一定又快捷又机动。米诺斯人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海洋帝国。为了维护海上霸权，他们在东地中海建立了许多海军基地。尼罗河三角洲的基地是向埃及人租借的，然而他们在文明后进地区建立的基地却是用武力夺取的。这些基地是世界上最早有意识建立的殖民地，后来的希腊人把海外殖民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这些基地主要是促进贸易的；不过米诺斯人同时又从事海盗活动，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人们也许记得，　《奥德赛》中的国王涅斯托尔1彬彬有礼地问俄底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是商人还是海盗。当时的人把这两种勾当都看成是完全受人尊敬的职业。显而易见，这两种行为只不过是航海人可供选择的谋生方式而已。

1涅斯托尔（nestor）—皮罗斯王，特洛伊战争中名将。

显然，直到米诺斯文化崩溃之前一个世纪，克里特岛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如此，全岛的村社都是不设防的城镇。米诺斯人控制了海洋，这就使岛上不用设防。岛上似乎没有防御工事，这说明各地区肯定形成了一种联邦制。显而易见，克里特人是和平共处的，只不过家族之间难免有宿怨世仇。克里特岛各地居民和平共处的情况，与希腊本土上城邦之间相互征战的情况，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

克里特岛上的社区，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初期的文明都要繁荣。经济的盈余必定比其它地区都分布得更加平均。埃及的城市由几个巨大的神庙和宫殿组成，它们的周围往往是大片的贫民窟。美索不达米亚的中产阶级超过埃及的中产阶级。然而，即使美索不达米亚中产阶级的比例，也赶不上克里特中产阶级的比例。米诺斯时代的城镇人口以有产阶级为主体。

克里特岛上最大的设施是克诺萨斯的建筑，一般称之为米诺斯王宫，米诺斯是克里特国王祭师的称号，正象埃及神圣的国王称之为法老一样。整个宫殿是一个庞大的复合体，显然是几百年间扩建起来的，最后成为一座拥有一千多间屋宇的宫殿。屋宇都不大，不用庞大的劳动也能完成，有一间设有御座的正式觐见室。居室显然是王室的内宫。不过，大多数的屋子都用作储藏室和作坊。整个建筑群更象是一个居民区和工厂，而不象是一座宫殿。觐见室里有一尊灰泥修砌的御座，两侧饰以守护神，守护神是鹫头狮身带翅的怪兽。内宫里的浴室和盥洗室，比今日克里特岛上大多数村子里的浴室和盥洗室还要现代化。宫殿里修建了一个良好的排水系统；雨水从房顶上冲下去流入下水道，将其冲干净，使之畅通。下水道开有入孔，人可以下去疏浚和修缮管道。克里特人是历史上最早的环境卫生工程师。

宫殿和工厂相结合，如克诺索斯宫那样的结合，完全符合贸易和制造业在克里特经济中的地位。克里特与埃及之间的贸易早在公元前6000年即已兴起。到公元前2000年，两地的接触已趋密切而持久。克里特艺术品被认为是值得法老陵寝收藏的珍品。埃及壁画中表现着身穿典型的民族服装踏上埃及土地经商的克里特商人。甚至克里特的米诺斯王和埃及的法老也在做生意，只不过他们用交换礼品的美丽辞藻来表达生意经罢了。因此，我们今日才能看到一封法老致米诺斯的商务信函，法老在信中抱怨上一批运抵埃及的橄榄油不符合规格。肯定还有许多商人在做生意。我们发现的一些遗址，只能被解释成为乡间别墅，这说明当时存在着一个富有的商人王公阶级。

克里特的贸易和制造业，使岛上的居民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去观赏体力竞技。克诺索斯宫里有一个大型的竞技场，从残存的壁画看，这个竞技场主要是用于斗牛的。使用的牛是欧洲野牛，外形酷似现代西班牙斗牛场中的斗牛。不过它的体型更大，性情更为凶猛。我们有一些金杯是稍晚一个时代遗存下来的，金杯上的图案表现的是用罗网捕猎野牛的情形。壁画上表现了围着腰布脚蹬便鞋的男女青年斗牛的情形。显然，斗牛士的诀窍是正面迎击公牛，抓住它的双角，趁它摇头时跳将起来，顺势翻身飞上牛背。这种诀窍必然要求斗牛士准确无误地把握出击时间，具有完美的杂技本领。既然斗牛士赤手空拳不带武器，所以牛自然会安然无恙，可是斗牛士必然会伤亡惨重。显而易见，公牛与古地中海宗教中的克托尼（cthonic）神有一些联系。倘若斗牛能被称为运动竞技的话，也许它含有宗教的寓意。

米诺斯文明的突然终结，使人吃惊。我们不敢肯定是谁侵入了克里特岛。但是，入侵是出乎意料的，猝不及防，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克里特人在打击降临之前构筑过任何防御工事。克诺索斯宫正在大兴土木建造新殿，建筑工具和材料井然有序地存放着，准备第二天继续施工。突然的袭击凑巧和地震的袭击同时发生。地震摧毁了宫殿的部分建筑，可是它未能阻止入侵者将其洗劫一空。克诺索斯宫被摧毁之后，克里特岛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很快就衰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克里特文化已经在希腊本土扎下根了。

最后，还可以再提出克里特文化的一点贡献来说一说。很可能是克里特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令人神往的神话，大西洋岛即（atlantis）湮灭的神话。柏拉图讲述这个神话，很可能有他的象征性目的。但是要说他完全是凭空虚构似乎又不大象。根据这个传说，埃及人告诉雅典的梭伦1，古时有个岛叫大西洋岛，其船队控制着地中海。它迫使雅典纳贡，同时与埃及平等贸易。一场大地震几乎于一夜之间将其摧毁殆尽。等到希腊人从黑暗时代解脱出来之时，米诺斯的文明已经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净。当他们面对需要去寻找大西洋岛的确切位置时，与我们今日的处境相仿—如果我们没有文献可考的话。倘若阿比西尼亚人1告诉我们，几个世纪之前有一个强国征服了整个非洲东部海岸，夺取了印度的城市，征服了香料群岛2，以平等的地位与英国交战,而且我们又找不到历史记录的话，我们今天也会与当年的希腊人一样陷入迷惑不解的困境。今天的美国人，很难将昔日那个强大的葡萄牙和如今的葡萄牙划等号。由于相同的原因，当年的希腊人也不会想到，所谓的大西洋岛就是克里特岛。因为柏拉图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译注）的希腊人对地中海已颇为熟悉，而地中海地区似乎又没有与大西洋岛符合的地区（克里特文明巳于公元前1200左右湮灭—译注），所以他们认为大西洋岛在海格立斯石柱3之外未经探险的大西洋水域之中。实际上，传说中的大西洋岛居民的生活习惯的那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并非与克里特人的生活习惯有何矛盾之处。甚至连摧毀大西洋岛的最后那场浩劫，就可能是夷平克诺索斯宫的大地震留在民间的记忆。

1梭伦（solon，约前638－约前558）—雅典政治家，希腊“七贤”之一。公元前594年出任首席执政官，进行政治改革，卸任后曾游历埃及、塞蒲路斯和小亚细亚等地。

1阿比西尼亚人—即今埃塞俄比亚人。

2香料群岛—今名摩鹿加群岛，属印度尼西亚。

3海格立斯石柱—即海格立斯灯塔（tower of hercules），距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城1．5英里，可能是仅存的尚在使用之中的古罗马灯塔，初为腓尼基人所建。

6-2　希腊文化

由于希腊文明的兴起，欧洲从史前时期进入了有史时期。记住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此之前两千年就完成了这一转折，这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颇有裨益的。公元前7世纪之后，我们的史料日益完备，史料在欧洲的覆盖面越来越宽，直到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都有文献记载。凡有文献记录之处，都可以用历史学家的技巧去鉴别文献的真伪，去断定具体事件的年代。我无意去侵犯史家苦心经营的领地。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古典文化，我亦颇感踟蹰。几百年来，对这些文化的研究已经耗尽了欧洲最优秀天才人物的精力。研究希腊罗马的哲学和价值系统的论著，真可谓难以计数。晚近一些时候，有关它们的经济以及社会模式和政治模式的著作，亦可谓汗牛充栋。我最大的企图，只能是简要描述古典文化的某些特征。在我看来，现有的文献对这些特征的强调不够，可是它们对后世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需要提请一般读者注意的第一个事实是：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极盛期，绝不是同一时代出现的。伯里克利1时代和屋大维2时代相隔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从发现美洲迄至目前所相隔的时间（约长达4个半世纪—译注）。雅典上升时期，罗马仅为一弹丸小村。希腊人习惯称亚洲人为蛮族，罗马人与这些亚洲人相比，又岂能望其项背。等到罗马人征服了邻族伊特鲁里亚人和意大利人，并且向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发动战争时，亚历山大大帝已完成对伊朗的征服，希腊-亚洲杂交文化即所谓的希腊化时代文化已在迅速形成之中。罗马突然之间出人意料地成为世界强国时，希腊-亚洲杂交文化已经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牢牢地扎下了根基。罗马人接受了这种杂交文化，才完成了从野蛮向文明的转变。古典希腊文化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的相同之处，既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正如我们18世纪先辈的文化与我们今天的文化一样，其相同之处既可以说很多，亦可以说很少。正是在希腊化文化这种杂交文化之中，希腊人和罗马人才能够与亚洲人和埃及人结成一个“世界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它第一次成为超越地理区域的概念。

1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年至前429年）—雅典民主政治家。

2屋大维（augustus，前63至后14）—罗马皇帝。

希腊化时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必须单独加以论述。同样，前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有许多大相径庭之处，任何将二者相提并论的企图都只会造成混乱。凡是要研究欧洲有史时期的文化，显然都必须以希腊文化为出发点。但是，贯穿欧洲文明的古典希腊影响，宛若一条绚丽斑斓的彩带，而不是象绕成团的一条宽带子。织成这条彩带的线头取自于罗马，甚至来自于北方的蛮族；北方蛮族的文化又发端于中欧。

不考虑希腊文化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希腊文化，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我们业已讨论了爱琴海地区的民族和克里特人，讨论了入侵希腊地区的操印欧语的民族，他们的血统和文化相融合而产生了希腊人及其文化。还有一种成分融进了希腊文化，虽然其重要性难以评估。米诺斯海上霸权被摧毁之后，一个闪米特民族称雄地中海。这就是前面已论述过的腓尼基人。他们最早的城市建立在叙利亚海岸。但是，正如他们之前的地中海霸主米诺斯人一样，他们很快发觉有必要建立海军基地。而且，他们在地中海西部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其中的一个殖民地迦太基，在以后的历史上注定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东地中海，他们一直与希腊人和埃及人争雄。但是，他们独霸了西西里岛以西的地中海海域，并且从西班牙富饶的矿藏中得到了许多利益。此外，他们还沿着大西洋岸边向北向南探索前进，到达了不列颠群岛。

腓尼基人的兴趣主要是贸易賺钱。只要做生意不受干扰，他们对政治关系就不在乎。他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并入在亚洲西部先后称雄的几个大帝国。他们留下的记录非常之少；罗马人对迦太基文化的描绘又是战争宣传，所以要对之大打折扣。迦太基人对希腊文化和其它地中海文化发展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中间人的作用，他们是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中介。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字母表，字母表是闪米特人的发明。作为精明的生意人，腓尼基人很快就认识到这种简易书写系统的好处，因为有了它就不用再雇请专职的书记员了。在克里特文明崩溃之后的黑暗时代里，米诺斯时代的书写系统在希腊完全湮灭了。根据希腊人的传统神话，是腓尼基人卡德摩斯王1把字母表传入希腊的。这一点确信无疑：希腊字母表是由腓尼基人的字母表修改而成的。

1卡德摩斯王（cadmus）—底比斯王，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儿子。奉阿波罗神谕至希腊建底比斯城。首创字母，发明书写方法。

字母文字在希腊碰上了特别有利的社会环境。作为生意人，希腊人立即意识到字母文字的优越性。然而，他们做生意的兴趣，是与范围广阔种类繁多的其它兴趣结合起来的，是与生机勃勃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的。而腓尼基人就缺乏这样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希腊人喜欢探索新事物，并将其尽量广泛地告诉旁人。此外，他们的宗教简单，其组织程度也不高；他们的宗教中没有一个强大的、可能抢先霸占新兴书写技能的祭司阶级。在希腊，书面文献终于从两个源头流泻出来：帐房和神庙；文字成了交换和保存思想的一种媒介。

希腊文化不仅源头混杂，而且表现出生物学家所谓的杂种活力。他们在接触任何文化的过程中，都既有输出又有输入。世间一切文化中，都有许多内容是借用宋的。希腊人利用了当时当地许多难得的机会，这丝毫没有不光彩的地方。亚洲西部先后兴起的几个大帝国，在广袤的地域里打破了鸡犬之声相闻的部落模式，造成了对雇佣兵的极度需求。在克里特文明崩溃之后的黑暗时代里，希腊人在近东的一切角落里游荡，在埃及、亚述和诸多小国里当雇佣兵。到了希腊古典时期，他们在天下周游就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这一点与现代的旅游者已无不同。希腊哲学家—他们同时又是科学家—每到一地，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好接触。在这些早期希腊旅行者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日本人颇为相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在根本上胜人一筹从未丧失信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己在某些不及别人之处有痛切的认识。所以，他们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学习激情。他们不耻于借用别人的东西。在希腊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因子不能追溯到外族源头的。希腊环境中的独特文化成分，是希腊人具有催化作用的头脑。聚合在这个催化剂周围的思想一经化合，就产生了出入意表的结果。

每一种比较古老的文明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人以其建筑之宏伟给希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埃及人自称的难以追忆的极为悠久的文明使希腊人难以忘怀。他们视希腊人为可笑的暴发户。由于希腊人忘记了自己米诺斯文明的老祖宗，所以他们自惭形秽地同意埃及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埃及的动物神、埃及宗教的混乱性和非逻辑性，对高度讲究逻辑的希腊人，又说不上有什么感染力。埃及的祭师声称，这些神衹隐藏着神秘莫测的东西，这一点也没有给希腊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埃及政治体制中的神-王观念，也是与希腊人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虽然希腊人向埃及入学习一切可以学到的天文和数学知识，可是时间证明，埃及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与此同时,埃及人擅长的技术知识却被希腊人忽视了，因为希腊人认为工艺技术是君子不屑一顾的。埃及艺术引起了希腊人的强烈共鸣，因为埃及艺术中的人物画和动物画笔力遒劲—即使它们趋向于程式化；因为埃及画描绘人物和动物的动态时栅栩如生非常成功。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雕塑中，可以追溯到埃及艺术的强烈影响。

希腊人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其口味的科学，找到了一种机械主义的宇宙观。在神祇干涉人事的程度和性质上，这种机械主义的宇宙观与他们自己的怀疑论是完全一致的。通过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接触，他们带回大大改进了的天文知识，带回更为发达的数学。这两种知识都摆脱了祭司控制的枷锁。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因此而大大拓宽。米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和数学与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相结合，与他们生机勃勃的行为相结合，就产生了希腊的哲学—从根本上说希腊哲学是宇宙的不可知论，同时也产生了希腊的科学—它对后世科学的影响大大地被人们估计过高了。

后人赋予希腊人很高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是基于如下认识：对希腊哲学的研究显示，在他们的各种猜度之中，偶然有这一点那一点预示着大多数的现代科学发现。然而，必须记住，这些猜度仅仅是猜度而已。它们是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逻辑系统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可以被认为是科学证据的东西支持他们的猜度。在试图全面解释宇宙中，希腊哲学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但是，如果全面考察他们提出的一切理论，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得分是相当低的；有一种被后世科学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至少就有十来种被后世科学证明为是错误的学说。

希腊哲学有一个使人困惑不解的副产品：希腊的早期基督教神父觉得，既需要建立宇宙学，又需要建立神学和伦理学。如果不对宇宙作出某种解释，早期的基督徒就觉得，自己在与别人的哲学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争夺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中，其它哲学是他们最危险的敌手。所以，现代原教旨主义的存亡，实际上是维系在一个异教徒的假科学的模式之中。希腊古典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城作出了一些虚弱的姿态，向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真科学迈出了一步。然而，整个的希腊思想体系有一个不可救药的缺陷。一般的希腊人喜欢清谈，而不是喜欢实干。希腊哲学家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仅仅靠言词的操作就可以达到终极的真理。希腊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弄清过外界客体和言语符号的区别—我们自己也难以弄清二者的差别。他们是分析方法的首创者。借助分析方法，他们把现象的轮廓加以切分，以便从概念上把具体的细目和序列分离出来单独予以研究。他们从未认清现象的外形轮廓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多种因素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只根据其中的几个因素提出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进行逻辑推理，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逻辑推理者就会离实际情况越来越远。现代科学家则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料，以资料为基础进行逻辑推理，提出理论，再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理论，或用其它需要取代实验方法的技巧去验证理论。希腊哲学家着手推理时，几乎并未占有任何资料，他们只是靠逻辑推理提出理论，然后就止步不前了。

希腊哲学家这种治学态度的影响，反映在希腊的技术之中。进入希腊化时期很久之后，希腊技术的特征依然是：手工技艺日益灵巧，完全缺乏基础发明，甚至连技术引进也几近于零。本来借助一些技术引进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希腊原有的技术模式的。结果，拱形结构和圆屋顶这两种近东已使用数千年的技术，并没有被希腊人采用，尽管它们在许多用途中显然是大有实惠的。希腊建筑术最大的革命性变化，开始于迈锡尼文化的后期，此时的公共建筑用石材取代了木材。即使在这个方面，木材建筑的陈旧形式，几乎仍然被盲目地照搬下来。与此同时，他们操作原有技术的技能又发展到使人惊叹的高度。原始古朴的建筑形式经过反复的提炼之后，表现出完美的平衡和谐和精湛的细节，巴台农神庙1的石柱就是这样的。这些石柱上大下小，圆柱表面从上到下略显外倾，给人一种柱身上下一样粗，上下线条垂直的视觉幻象。

1巴台农神庙—奉祀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位于雅典卫城。

希腊的政治体制对我们特別有趣，因为希腊的城邦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今日的市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无相同之处。这两种文化基本上都是从乡村生活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都继承了极端重视个人独立性和独创性的价值模式。它们都面对着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问题，面对着经济结构深远变革所带来的问题。古典时期来到之前不久，希腊才出现名副其实的城市。前文已经述及，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维持生活，主要靠出口制成品,靠出口橄榄油和酒等农产品。用出口主要农作物的农业模式来取代自给的农业模式，总是要打击小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只好听凭中间人摆布。虽然希腊人没有象后来的罗马人那样发展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大种植园，可是仍然有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城市里集中的人口日益增多，原有的大家族随之瓦解。个人淹没在人的海洋中，谁也不认识谁，这个潜在的趋势日益严重，正象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一样。

希腊人对付这个情况的办法，部分靠的是限制公民的规章制度。他们把选民的范围限制在城市居民的后代之中，甚至只让有公民权的人参加选举。每个城市里都有大批的异邦人，尽管他们可能受人尊敬，生活富裕，可是他们无权参与政治活动。尽管城市人口太多，不可能形成一个面对面参政的单位；然而，即使在雅典和柯林斯这样的大城市里，任何竞选公职的候选人，都必须是许多选民认识的人，他的履历都必须为全体选民所熟悉。限制选民人数使代表政治的问题得到了简化。可是，许多选民的教育程度低，再加上希腊人的基本个性是个人主义、情绪外露和强烈妒忌的结合；所以，选民参政这个本来已经简化了的问题又被抵消而变得复杂了。

希腊文化模式使公民参政不光成为一种特权，而且成为公民的一种义务。希腊公民似乎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议政，他们在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权术谋略之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此相联的是，原始部落式的忠诚和对自己群体的激情残留下来，进入了城市生活之中。一位剧作家如果不在自己的城市里首先演出他写的剧本，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连艺术家和剧作家也觉得有义务把自己天才的首批成果贡献给自己的城市。只有当他们的成果被本城人拒绝时，只有等到他们的天才受到普遍承认并且给家乡人带来了声望时，他们才会转向比较陌生的城市中去。

大多数希腊城邦政府的发展，以过去的印欧部落模式为雏形。这个政治模式由国王和部落议事会组成，贵族家族的族长控制着议事会；不过部落中可以自由讨论，允许任何人畅所欲言。国王首先是作战的领袖和执政官，他执行议事会的决定。没有迹象表明，他有神授的特权，就连他的祭师职能也不重要。新型的商业文化和都市文化兴起之后，国王和贵族的特权象汽泡一样化为乌有，代之而起的是暴富阶层支持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随后又反过来被民主政治所取代，民主政治很快又被一位领袖人物把持。最后，有一位铁腕人物总会站出来夺取政权，以国王的方式实行统治。但是，他通常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王朝的徽号。这位铁腕人物的地位，与我们城市里牢牢扎根的政治机器的老板的地位大致相当。虽然民主的外表象征通常保留下来，可是一切权力都被他抓在手里。希腊人给这类城市政治机器的老板取了一个名字，叫“僭主”。英语里的暴君就从这词转借而来。不过，在希腊语原有的用法中，它缺乏英语中暴君一词所具有的大多数残酷和压迫之类的内涵。任何城市的第一位僭主通常是能干而仁慈的统治者。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一位后继人总会变成压迫人的统治者。接着，一位“较开明的统治者”又会站出来把这位暴君赶下台，以寡头政治取而代之。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寡头政治又会让位于民主政治。随后，民主政治又让位于另一位暴君。希腊人看出了这个循环规律，视之为自然而然的现象，认为它可以推迟，但是要迴避则是不可能的。

以上述模式为起点，希腊人确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可是，似乎没有一个章程成功地运转了很长的时间。制定一个章程，是建立一座新城前所做的超前规划中的一部分工作。这些章程代表着希腊政治理论的最高成就。遗憾的是，它们从来没有得到长期的贯彻执行。没有一个章程提供过一个成功的文官系统，而成功的文官系统本来是有稳定政局的作用的。在政治事务中，希腊人和别人一样是只能贏不能输的。被击败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可能会煽动叛乱。放逐制度的根据就在这里。失意的候选人要被逐出城邦去流亡若干年。

至少在一个方面，希腊城邦比后来的罗马城市幸运。希腊城邦中没有游手好闲、一贫如洗的平民。这些平民俯首听命于任何政客，甘心情愿为任何企图制造动乱的政客效犬马之劳。在希腊古典时期，没有公民权的人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公民的人数又比较少，这就防止了上述情况的产生。可以肯定，贫穷的公民也相当多，不过其人数尚未多到需要经常不断施舍的地步，罗马的贫民阶层就需要这种经常不断的施舍。前古典时期的晚期和古典时期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城市穷人和乡间涌向城市的剩余人口被新建的城市吸收了。大多数新建的城市位于地中海西部，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南部的新城区后来被叫做“大希腊”。

在有利的位置有计划地建立殖民地的能力，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文化成就。显然，德尔菲城的神谕宣示所，就发挥着新殖民地消息发布所的作用。指望建立殖民地的城市要朝拜神谕宣示所，祭师们则利用从其它香客那里获取的知识给这个城市建议一个最佳的地方去殖民。殖民者是从自愿报名的公民中选拔出来的。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设备和粮食，使他们能维持生活，直至他们能够种植并收获自己的庄稼。母城要帮助他们，直至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母城与子城之间没有持久的联系，可是殖民者仍有强烈的恋母情绪。作为继续联系的象征，神圣的火种从母城被带到新居民区去点燃第一批火苗。许多新城后来比它们希腊本土的母城更富裕，拥有更多的人口。但是，在艺术上和思想上，他们被认为—而且他们自己也接受这样的看法—是乡巴佬，凡是小有名气的希腊人到殖民地周游，必然象英国大文豪到美国观光一样，无疑捞到很大的好处。

希腊人殖民模式的过程难以追溯。毫无疑问，希腊以西尚未开化。然而并非不友好的部落刺激了他们殖民的欲望，蛮族部落给希腊商人提供了高额的利润。然而，建立一座新城要重新安置数以百计的人，这与单纯建立一个贸易货栈，是迥然不同的；它需要周密布置，许多美洲殖民失败的遭遇就证明了精心安排的重要。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也在建立殖民前哨基地，虽然他们在周密系统的安排上不如希腊人。希腊人可能模仿过腓尼基人的殖民模式。更大的可能性是，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都在与米诺斯人的接触中学到了向外殖民所必需的技巧。米诺斯人广泛建立海军基地的情况已如前述。此外，亚述人也长期执行广泛的移民计划，把它作为他们帝国政策的一部分。希腊人也可能从亚述人那里借用了一些向外殖民的技术。

还应该提一提希腊城市化的另一个结果，因为它对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虽然当时每一座希腊城市都修建了奥林匹斯神庙，都选择了奥林匹斯神系中的一位神祇作为本城的守护神，作为本城特别奉祀的神衹，可是这些神衹日渐成为盛大游行和仪式的借口。人们从中得到美的满足，而不是精神上的充实。据说—这一点大概是真实无误的，在萨拉米战役1之后，奥林匹斯神系的神祇全都死去了。

1萨拉米战役—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国入侵希腊，在萨拉米岛（靠近雅典）被希腊人击败。

另一方面，前印欧部落时代的宗教习俗又抬头，并且在城市环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许多地中海地区特有的古老的狂欢作乐的地方性宗教仪式，又重新组织起来，超越了原有的地区局限，变成了各种神秘宗教。城市人口，尤其是许多没有公民权的人，强烈感到需要某种组织系统，使他们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別人建立联系。人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要求，人需要社会接触，需要归属于一定的内部集团。从这个角度来看，各种神秘宗教的兴起可以被认为是人遭遇挫折后的必然结果，同样的挫折导致了今日美国社会中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组织。凡是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打破了亲属群体和地区群体的地方，取而代之的社会组织一定要兴起。

仅用以上原因还不能完满地解释何以会出现神秘宗教。希腊人缺乏与较大的社会群体无意识认同的机会，这就加重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倾向，本来他们的个人主义就够强烈的了。仅仅靠思考亲属群体和部落的世代延续，再也不能满足无所归属的、默默无闻的个体对来世的向往。他开始渴望个人的永生，随之而至的是向往来世过愉快惬意的生活。阴曹地府对城市贫民来说，显然比对乡下人更加枯燥无味。神秘宗教的兴起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对村民伦理行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在城市中再也无法运转。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成年人是在较小的社区中出生和长大的；对他们而言，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不再发挥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在没有适合个人需要的舆论时，就需要一种有效的东西来取代。按照他们的观点，过去的神衹是超道德的。新的神衹是超自然力对人实施制裁的源泉，它们惩恶扬善，即使同时代的人没有察觉到神衹的惩恶扬善也罢。

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系列教派，所有教派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任何人入教前都要预先接受教育，行入教礼。这个过程旨在使入教者作好心理准备，以便日后与该教派的神祇与教义产生认同，保持一致。其程序是与别的教徒一道重温该教派神衹的一些经历。所有的神秘宗教都保证入教者能祛病延年、来世幸福。所有的教徒都有伦理义务，至少对教友承担着一定的伦理义务。因此，神秘宗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帮会，教徒有义务相互扶助，教会的伦理准则使教徒在相互交往中获得安全感。

希腊古典时期转入希腊化时期之后，城市人口更加集中，人口的空间流动大大增加，神秘宗教随之而增多，并且加注了新的含义。地区教会中不但包含享受公民权的教徒，而且包括着异族教徒，甚至还接纳奴隶入教。希腊人常常把整个城市的人口都作为战利品变卖为奴隶，考虑到这个常见的模式，必然有许多人是先入教，后来才沦为奴隶的。教会不得不照旧把他们当兄弟看待，否则神秘教会的秘密就无法保住。各种神秘宗敦都強调独立自主，有它们自己的名分等级制度，其根据是入教仪式的不同等级。所以，在教会外面为奴的人，在教会内部有可能占据着最高的地位。

人们转向神秘宗教的倾向发端于希腊古典时期，这一倾向在希腊化时期迅速发展，因为神秘宗教产生的条件被强化了。不仅印-欧部落进入地中海之前的神祇和仪式得到复活，而且异邦入的神衹也被接受下来。对这些神衹的崇拜成为跨越国界的国际现象，对它们的崇拜按照神秘宗教的模式经过了重组。因此，到了希腊化时期的后期，就出现了崇拜埃及女神伊西丝1和波斯太阳神密特拉2的神秘宗教。稍后不久，又出现了基督教。基督教兴起时仅仅是犹太人中的一个小教派。由于圣徒保罗的传教，它向异邦人敞开了大门，许多异邦人遂皈依基督教。这些人按照自己熟悉的神秘宗教模式重组了基督教。

1伊西丝（isis）—埃及神话中司生育与繁殖的女神，参见6-2。

2密特拉（mithra）—原为上古印度-伊朗神灵之一，逐渐西传，进入西亚、希腊和罗马。有推论认为，它对早期基督教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希腊文化对我们文化的总体贡献非常之广阔，而且是如此之尽人皆知，所以上述简要的总结才涉及人们重视不够的一些侧面，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需要记住的最重要之点是，如同旁的一切留下记录的文化一样，希腊古典文化也是广采博取的。与此同时，它又将借用的东西重新整合、重新阐释。它重新整合、重新阐释的能力不同凡响，因此，它生成的文化复合体自有其独特的品格。挖掘希腊文化背景的人，发现它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它不断地分枝发叶，从不同的源泉中去吸收养分。但是，希腊人特有的强烈好奇和分析态度，却是他们自己的贡献。

6-3　蛮族文化

在欧洲历史的基石周围，自始至终都流动着“向西进击”的狂潮，东方民族强行涌入欧洲的压力持续不断。亚洲大草原是源源不断培育骁勇民族的温床，野蛮部落前浪推后浪地从大草原汹涌而出。我们不知道这些民族迁徙的原因。其中的一些原因大概是，正如e·亨廷顿1在《亚洲的脉搏》中所提出的，由于长期大量降水和长期干旱交替进行所引起的。充足的降雨使水草丰盛，人口增加，长期的干旱使多余的食物消耗殆尽。我们还知道，纪元前不久，蒙古民族发展了优异的军事装备和技术，结果把许多战斗力欠佳的部落逐出家园，使之向西迁徙。然而，我们不必去寻求什么独一无二的原因。对于游牧或半游牧的部落而言，迁徙是对任何压力的最简易的回答，也是对贪欲的最简易的回答。当草原民族发现，在边境之外更为开化的地区里，能够虏掠到很多东西时，无需本地遭灾他们也会动身迁徙的。

1e·亨廷顿（elsworth hungtington，1876－1947）—美国地理学家，研究气候对文明的影响，曾在土耳其和美国的大学执教，曾对亚洲、美国、墨西哥、中美洲的气侯进行调查。主要著作还有《巴勒斯坦及其变迁》、《文明与气候》、《文明的主要动力》等。

在史前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从东向西的移民似乎是以小群小股的方式进行的。迁徙的性质是逐步渗透，而不是大规模的征服。新到的移民分散到前已存在的人口之中，逐渐被融合同化了。自青铜时代起，直至罗马陷落之后匈奴人和阿瓦尔人1侵入欧洲为止，所有入侵蛮族的文化，似乎都是已经描述过的亚利安人那种类型的文化。狩猎，牧牛的贵族支配人口多得多的农业人口，这样的文化模式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从一个入侵部落传给了另一个入侵部落。征服者之间的差別，主要是文明程度的差别，差別的基础是他们与南部开化民族接触的程度；在日尔曼人的情况下，还要加上他们从北极圈的邻居那里借用而来的一些东西。

1阿瓦尔人（avars）—北高加索地区民族，四世纪时遭匈奴人侵袭，曾向西迁徙，此后曾先后受阿拉伯人、鞑靼人、乌兹别克汗、金帐汗国、沙皇俄国的统治。今主要分布在苏联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等地。

记述蛮族的最早经典文献说明，地中海盆地以北的西欧地区存在着两个蛮族部族，即凯尔特人和日尔曼人。罗马文献里非常突出的高卢人是凯尔特人的一支，他们以现今法国的地域为中心。日尔曼人当时主要分布在莱茵河以东以北地区，他们的开化程度更低，因为他们离南方的文明中心相距更远。罗马时代的塔西佗1对日尔曼人的描述说明，日尔曼人是牧牛人。根据他的记述，和现代非洲的牧牛部落一样，日尔曼人以饲养牛的数量来估价他们的财富，极少注意牛的质量。他们只栽培粮食作物，每年在新的土地上种植。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森林茂密，所以上述事实大概意味着，他们的农业技术可能是砍树烧荒、刀耕火种。

1塔西佗（cornelieus tacitus，约公元56－120年）—罗马政治家、史学家、雄辩家。著述极丰，以历史著作名垂千古，主要著作为14卷《历史》和30卷《编年史》。可惜多已散失。

罗马人送给他们的金银器皿，他们赋予极少的价值。他们不擅于金属加工，连铁矿也供不应求。他们的武器是长而直的双刃剑、矛头短小的轻便长矛和盾牌。少数兵士戴头盔，头盔常用皮革做成。但是，护身甲并不多见。年轻人在庄严的成丁礼上被授予携带武器的权利。毫无疑问，这一仪式标志着他获得了完全的成年地位。如此的授权仪式使人想起中世纪时代乡绅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在这样的晋升仪式上，乡绅首次被授予佩剑的权利。

发迹的唯一道路是战争，正如在缺乏贸易相制造业的时候发财的唯一道路是抢掠一样。战迹卓著的平民所享有的荣誉，几乎和酋长家族的男子享有的荣誉一样高。与此同时，高贵的血统被赋予很重要的地位，凡是没有高贵血统而觊覦酋长宝座的，都被认为是篡位者。塔西陀称，日尔曼人挑选酋长遵照世袭制，遴选将领的根据却是能力。

部落里的男子每月集会一次，时间定在新月时或望月时，会议由祭司主持。这种议事会兼有立法和司法的职能。酋长执行议事会的训令，受议事会决议的束缚。法典区别侵害社区的行为和侵害个体的行为。前一种侵犯行为被视为犯罪行为，犯罪人的人身要受到惩罚，通常是处以死刑。后一种侵犯行为可以用赔偿损失来补过。杀人罪被视为第二等级的罪行，可以用向被害者的血亲偿还钱财的方式来抵罪。

高卢人占据的地区位于日尔曼人居住区的南面和西面。亲属关系密切的凯尔特部族占据着不列颠和爱尔兰。高卢人与地中海地区的诸种文明的接触巳达数百年之久，时而与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时而又虏掠这些地区，并且吸收了大量的地中海地区的文化。紧靠阿尔卑斯山的西部地区的遗址说明，到公元前5世纪时，高卢人在加工金银铜铁方面业已掌握非凡的技艺。金属制品上装饰着精湛华丽的涡卷形图案，装饰着彩色釉质、珊瑚和宝石。这个遗址称之为拉坦诺文化1遗址。该文化生产的许多器物，堪与当时地中海盆地的任何器物相媲美。耐人寻味的是，即使罗马人征服高卢之后，当地的工匠继续按自己的风格生产金属制品，用以与罗马人进行贸易。

南方文化对高卢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希腊人的影响。公元前400年时，今日的马赛地区有一块希腊人的聚居地，希腊商人深入到內地与高卢人进行贸易。到公元前3世纪时，一位名叫皮西亚斯2的希腊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甚至沿着大西洋海滨乘船北上，直至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在此听说西北方向有一海岛，这一海岛也许就是冰岛。希腊人引进高卢的东西之中，尤以使用货币为人注目。高卢酋长铸造的金属货币上的图案，表现出在原有希腊图案基础上的一连串令人着迷的简化了的特征。

高卢人与伊特刺斯坎人3亦有接触。伊特刺斯坎人于公元前800年在亚得里亚海定居下来。早期高卢人广泛使用的轻便马车，很可能是根据伊特刺斯坎人的原型发展出来的。到凯撒执政的时代，这种马车在欧洲大陆上已不再使用。凯撒发现凯尔特族的不列颠人仍然在使用车轮轴上装有镰刀的战车。在爱尔兰，这种战车保留到更加晚近的年代。

1拉坦诺文化（la tene culture）—瑞士纳沙泰尔湖东端的考古遗址，这一名称已用来概括欧洲凯尔特人铁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约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50年。

2皮西亚斯（pythias）—希腊航海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成就卓著。

3伊特刺斯坎人（etruscan）—前1000年左右分布于亚平宁半岛中部伊特鲁里亚地区，族源语源尚无定沦，对罗马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古典时期的作家留下的对高卢人的描写，主要涉及他们的作战能力，以及他们给南方的邻居所造成的损害。他们接二连三地入侵意大利。凯撤最后“平息”了高卢人时，使罗马人欣喜若狂的，与其说是领土的增加，毋宁说是根除了一个他们长期认为是随时存在的威胁。高卢人还入侵希腊和小亚细亚。帕加马城1有各的雕象，我们认为是表现垂死的角斗士，实际上它表现的是垂死的高卢人，这是为了纪念远征小亚细亚而建造的雕像。

1帕加马（pergamum）—密细亚的古希腊城市，今属土耳其伊兹密尔省。

罗马人征服高卢人的结果，是当地文化的崩溃和幸存者的拉丁化。对不列颠的征服时间略晚，亦欠彻底。然而，即使在不列颠，罗马文化的表层也使征服之前的文化特征变得朦胧不清。凯尔特早期文化的最明晰的画图是由爱尔兰提供的。这儿的凯尔特人，在罗马帝国时代始终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独立，直到克伦威尔时代才完全沦入外族人的控制之下。甚至连爱尔兰热情洋溢地接受的基督教，也经过了凯尔特文化的修正。

爱尔兰的经济主要建立在饲养牛马猪等家畜的基础之上。牛不仅是用于产奶，而且还要定期用来放血，牛血经过煮熟后用作食物。马用于产奶或产血。最初用马牵引战车，后来用马作为坐骑。骑兵在爱尔兰武装力量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原因大概是他们从未得到树形马鞍。在公元14世纪时，英格兰当局制定法律，爱尔兰血统的英格兰人，若以“爱尔兰方式”不用鞍子骑马，就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和后来一样，猪一直是小农的经济支柱。火腿和熏猪肉似乎是凯尔特人的发明。连罗马人都赞不绝口地称道高卢人腌制的火腿。

爱尔兰的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大陆上的凯尔特人的生活。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几个家庭组成的血亲大家族。家族共同拥有耕地，可是各个小家庭分别向贵族租赁牛。大多数家庭是一夫一妻制，但是允许男子纳妾。

没有人口集中的村落。不过，几家有亲属关系的人通常毗邻而居，共同耕种共有的耕地。政治单位“图阿什”，有时被人称为家族。

位居“图阿什”之首的是一位国王。国王每一代人更换一次，从一个家族中产生，这个家族的成员全都是王族成员。许多爱尔兰“王国”比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大不了多少。这两个事实加在一起就可以解释“爱尔兰太子”何以会频繁出现在爱尔兰和欧洲大陆的传奇故事之中。国王之下是贵族；贵族之下是“受尊敬的人”。所谓“受尊敬的人”是自由民，他们有权养牛，有权参与耕种土地。最后是农奴。在社会阶梯的底层是奴隶，他们可以任意被人买卖。女奴与牛一样被用作计算价值的单位。贵族和“受尊敬的人”又细分为若干小的等级，划分的根据是财富和血统。

与上述世俗组织并列的，是一个有学问者的等级系统，包括吟游诗人，祭司和精通法律的人，他们给爱尔兰賦予文化之上的统一。尽管存在着表面上的割裂，尽管存在着常衡不断的王国间的相互袭击，然而每一位个体、每一个社会单位在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系统中，都自有其固定的位置。无论走到哪儿，每个人都维持自己的等级。在法律事务上，每个人的等级都是由他的“荣誉价值”表明的。私人财产受损或人身受到伤害时，索赔的数量由“荣誉价值”来决定，罚款的金额也由个人的荣誉价值来决定。

在这种荣誉价值体制之下，级阶和财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家庭地位升降的根据是它保持的家产情况。所以，如果一个“受尊敬者”的家庭积累的财富相当于贵族的财富，而且能在三代人的时间里维持住这么多财富，它就要被认为是一个贵族家庭。反之，如果一个家庭在三代人的时间里保不住贵族的经济地位，它就会降到“受尊敬者”的等级。这种三代人的准则被用于血亲制时，就成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保持动乱的制度。如果一个家族的族长未能连续三代人保住王位，它就被降为贵族，就会丧失将来再统治王国的权利。因为国王的所有儿孙都是王族血统，而任何时候继承王位的却只有一位儿孙，只有继任者才能把王权传给自己的后代；所以随时随地都有许多儿孙觊觎着王位，故同胞兄弟相煎火并是继承御座的最常见的道路。爱尔兰皈依基督教之后，这一情况有所缓解，国王可以指定继承人，与继任者共同治理国家；然而，声称受到蔑视的觊觎者刺杀国王发动入侵的事变，仍然是司空见惯的的现象。

凯尔特文化的同一性，由庙会和部落议事会来维持，尤其是靠专业的吟游诗人、祭司和司法官来维持。他们受到一切凯尔特人的敬重。在爱尔兰，吟游诗人可以坐在国王的左侧，司法官和他对面，坐在王后的右侧。根据反浪费的法律规定，吟游诗人的服装可以有五种颜色，而国王的御衣也不过七种颜色而已。有名的吟游诗人在宫廷间巡回吟唱。由于他们控制着舆论宣传，所以他们从事的工作与现代的专栏作家不无相同之处。如果国王款待不同，就会受到讥讽的惩罚。国王之所以怕嘲讽，是害怕嘲笑之上所笼罩着的可怕的魔力。诗歌和诗人都具雄浑强大的力量。御用诗人在交战时随侍左右，以他嘲讽的吟唱贡献他具有魔力的神效，同时也是为了观察国王的英武战功，以便用诗歌使国王扬名显身。

有关爱尔兰凯尔特人的文献记录都是从一个时期流传下来的。此时离欧洲大陆上的凯尔特人给地中海地区的邻居造成恐怖的时期已经相距甚远。爱尔兰的社会制度比凯撒时期高卢人的社会制度更为繁复，这一点颇有可能。然而，下述一切特征似乎在高卢人的社会中已经存在：部分的王位世袭制，部分的“图阿什”似的地方政治组织制；地方酋长从属于一位至高无上的酋长、在祭师、贵族和平民这三个阶层中再分等级以便使人人名分明确的制度；人们向酋长租赁牛而不是租赁土地的采邑制度；有专业司法官的发达的法制；口头传承下来的大量的文学材料；对有学问的人的颇为过分的尊敬。

人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文字材料的缺乏和城市的稀少之外，高卢人在文化上并不亚于共和时期1的罗马人。罗马人征服之后，究竟有多少高卢文化保留下来，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在罗马帝国灭亡2之后西欧出现的新社会中，日尔曼成分和拉丁成分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凯尔特人的社会制度在罗马人征服之后的很长时期里，一定在农村保存了下来，一定使人们对封建制度作好了精神上的准备。

1罗马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30年。

2罗马帝国灭亡—这里指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即公元476年。

6-4　罗马半岛

学者们对罗马文化的研究和描写，比对希蜡文化的研究和描写更加透彻。罗马文化对后世欧洲文明影响的深度，对于任何熟悉近半个欧洲所操语言的人而言，都是一目了然的。拉丁字母表，我们的政府机关庄严而恢宏的建筑，我们严守法律条文和法律程序传统，我们相互制衡、相互牵制的政治制度—这仅仅是我们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中的几个例子。此外，还有罗马是世界国家的传说，罗马是天下太平缔造者的传说。上述的一切都遮掩了一个事实：直到罗马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人自己依然是野蛮人。甚至连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1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一百年与罗马人接触时，都把罗马人当做野蛮人，不过他惊奇地发现，罗马人指挥作战的方式绝没有野蛮之处。他们在短短的50年之间，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城邦，并且以惊人的扩张速度在东地中海建立了霸权。这些地区已经开化的民族，必定把罗马人的扩张当成和野蛮的高卢人入侵一样可怕的东西。

1皮洛士（pyrrhus，前318－前272年）—伊庇鲁斯国王。伊庇鲁斯指希腊西北部和阿尔巴尼亚的南部沿海地区，直到公元5世纪，它仍然是希腊的偏远落后地区，当时的史学家昔罗多德称伊庇鲁斯人为“野蛮人”，可见800年前的皮洛士必定也是“野蛮人”。皮洛士曾两次打败罗马人。皮洛士称罗马人为“野蛮人”，可见罗马人并不先进。

从文化上说，意大利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自始至终落在爱琴海地区各国的后面。这只是下述众所皆知的事实的反映：任何文化模式从原生地向外传播都需要时间；而且，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离原生地越远的地区，文化上的落后就越远。意大利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来自东方，有的走海路，有的沿海边进入意大利。在新石器时代欧洲的殖民过程中，他们是地中海侧翼移民的一部分。这些首批移民的文化相当简单。他们到达意大利之后，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再者意大利的新石器比北欧的新石器时代短，因为它的金属矿藏尤其丰富，丰富的矿藏引诱外族矿主和商人。爱琴海地区的商人和西班牙的宽口陶器到公元前1200年时已经到达意大利，不过，牠们对意大利各地区的文化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影响。

约在公元前1500年，使用青铜器的入侵者在波河1流域站稳了脚跟。这些特拉麦尔人显然来自中欧，大概是来自匈牙利，他们操印－欧语。他们建立了设防的村落，凭借这些村落支配并最终融合了原有的新石器文化的居民。自此，反复出现外族袭扰意大利北部的情况。首先是典型的哈尔斯塔特文化的部落入侵，后来是凯尔特部落入侵。罗马人自己历史上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时，是一群商人和农夫。这批最早的罗马人在台伯河2左岸的一群浅丘上定居下来。这个居民点成为一个兴旺的贸易中心。到公元前753年，它发展成为国王统治的一个小型的城邦。罗马人对共和制度的感情，显然是很早就灌输到心上了，因为在公元前509年，他们废黜了国王，灭掉了王朝。这位国王是来自台伯河彼岸的伊特鲁里亚人3。在此后的150年里，他们与邻族不断发生战端，征服了他们，把他们纳入罗马的轨道。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把罗马洗劫一空，后来才被逐出罗马。然而，到公元前338年，罗马已经控制住了整个拉丁姆（意大利中西部古地区—译注）。此后，罗马的国势迅速发展。经过一连串成功的战役，它降服了撒姆尼人，他们是意大利中部山区几个强悍的部落。伊特鲁里亚地区被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罗马人取得了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贸易随之而增加。到公元前270年，罗马做到了没有任何一个希腊城邦做到的事情：她把整个意大利南部地区结合成为一个联邦，使之置于她的完全控制之下。不过，高卢人继续从北方南下骚扰罗马；直到凯撒扭转双方交兵的方向为止。反过来他侵入高卢地区，平息了高卢人。

1波河—今名帕得斯河，位于意大利北部，在威尼斯注入亚得里亚海。

2台伯河—流经罗马城的名河。

3伊特鲁里亚人—即伊特鲁斯坎人，参见6-3：注释。

有一群入侵者进入意大利留了下来，他们给罗马文化留下了深刻而经久不衰的印记。伊特鲁斯坎人实际上是到达意大利的最早的开化民族。他们留下的文字材料几近于零。即使这些少得可怜的文字，也主要是简短的墓志铭1。从中所能了解的，至多不过是：他们使用的字母表是从闪米特原型衍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希腊原型中衍生出来的2；伊特鲁斯坎语既不属印欧语系，也不属闪米特语系。学者们给他们的族源语源裹上了一层神秘的迷雾。但是,征服他们，把他们的许多文化成分融入自己文化中的罗马人，无疑是知道他们来自何方的。罗马人相信，这些第瑞尼人（伊特鲁斯坎人的自称）来自小亚细亚半岛。直到罗马帝国历史的晚期，每当罗马人庆贺自己对伊特鲁斯坎人的最早一次胜利的周年纪念时，也是由哑剧演员身着亚洲人的服装在街上游行，旁观者则高呼：“卖撒丁人啰！”

1伊特鲁斯坎的铭文迄今尚未破译，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第220页。

2对伊特鲁斯坎字母表的原型认识不一，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第220页。

伊特鲁斯坎人似乎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900年到达意大利的。他们的迁徙似乎是小亚细亚“岛民”　（people of isles）向外散布中的最后一次行动。显然，伊持鲁斯坎人的迁移既不是大规模的移民，也不是有计划的殖民。他们每批移居意大利的只有几船人。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定居，成为统治土著的贵族阶级。每一座伊特鲁斯城都似乎是由一个血缘家族建立，这些城市的遗址都表现出重大的文化差异。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和亚利安人在其它地方完成征服后，所建立的关系十分相似。虽然伊特鲁斯坎人的贵族内部组织模式与亚利安贵族的组织模式迥然不同。

伊特鲁斯坎人的社会组织是贵族主宰的世界。位居社会顶端的是“卢库莫尼斯”即伊特鲁斯坎血统的贵族。贵族之下是有产者的中等阶级，他们是依附于贵族的门客，其血统大概比较混杂，包括熟练工匠和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系统底层的是农夫和普通工匠，主要由土著血统的人组成。阶级身分似乎是严格的世袭制。有产阶级的成员或农夫要成为贵族，是走投无路的。贵族为自己纯净的血统而感到非常骄傲，留下了大量的家谱。伊持鲁斯坎人的势力衰落之后，许多贵族家庭融入了罗马城邦，许多罗马贵族家族常夸耀自己的伊特鲁斯坎血统。

所有财富似乎都聚敛在贵族阶级的手里。他们的坟墓宏大，由岩石凿成，随葬器物甚多，这一点和下层阶级的简单火葬适成鲜明的对照。墓壁上画满了男女参加盛大宴会的场面，罗马人过着极为节俭寡欲的生活，早期的罗马人尤其如此；他们对伊特鲁斯坎人的放荡堕落不乏微辞。不过，有关他们穷奢极侈的真凭实据留下来的确实太少。罗马人不能在别人面前宽衣解带，而伊特鲁斯坎人却追随希腊人的传统，在艺术中大量使用裸体。显然，他们知道如何享受，如何过奢侈的生活。所以，伊特鲁斯坎人的黄金制品在古代世界中最为精湛。壁画中显示的伊特鲁斯坎人身披紫绛色镶边的斗篷，这种斗篷成为后来罗马元老院地位的标志。

墓中的器物说明他们与外族的接触广泛。伊特鲁斯坎贵族和后来的意大利贵族一样，直接参与贸易，这一点的可能性很大。他们是精明的农夫，葡萄和橄榄就是他们引进意大利的。也许，引进耕犁和轮作制的也是他们。后来罗马人对农业的兴趣，后来罗马贵族务农的习俗，大概就是起源于伊特鲁斯坎人的。此外，伊特鲁斯坎人还是他们那个时代中最擅于制作青铜器的人。他们技艺的优势甚至于得到希腊人的确认。

罗马人最后成功地摧垮了伊特鲁斯坎人的势力，把伊特鲁斯坎人和其它意大利部落的残余势力并入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妨指出，在吞併这些残余努力中，罗马人并未表现出他们著名的治国之道方面的天才。他们不允许被征服的部族参与政治。虽然指望他们给罗马军队提供伕役，可是他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受到的盘剥竟如此之彻底，以至于他们大多数人都愿意和罗马的任何敌人站在一边。罗马人巩固了北方之后，逐渐将其势力向南推进，渐次征服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这些定居意大利的希腊人在文明程度大大地超过了罗马人。罗马人以忌羡和蔑视交织的感情看待这些希腊移民。此时，城市居民中的父辈千方百计想阻止年轻一代接受希腊文化。然而，希腊文化的吸引力太大，岂能用审查和压制性立法来阻挡。

征服意大利的西西里城邦之后，罗马人与迎太基正面抗衡了。迦太基人是一群腓尼基殖民者。当时，他们凭仗着北非、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基地在西地中海称霸。布匿战争1之后，迦太基终于被罗马人摧毁，地中海的强权阵线中留下了空白，罗马人卷进去填补了这一空白。在阅读历史记录时，你不禁要产生这样的感觉：罗马帝国的海外版图是偶然得到的，而不是有意得到的。罗马人中的孤立主义者与美国的孤立主义者不无相同之处。罗马帝国初期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他们的抗议。等到罗马发现自己成了世界强权，深深陷入世界事务之时，她仍然没有对付这种形势的建设性计划。在50年之间，她从一个处在文明外围的、微不足道的野蛮城邦一跃而为一个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盆地的大帝国，他控制的地区还包括地中海沿岸的亚洲国家。过去唯一能与罗马帝国扩张相提并论的扩张，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在这两次大扩张中，权力都集中到征服者一人之手了。

1布匿战争—罗马与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的战争，共三次（前264-前146），迦太基亡，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省”。

罗马共和制，由于其使权力瘫痪的繁缛的政治制衡，证明为不适合扩张以后的新情况。罗马人的美德，是贫穷、勤劳的农民的偏狭的观念。共和时期的罗马没有受过教育的阶级，也没有有闲阶级。当时贫穷的贵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他们没有财力去沾染自己遣责的恶习。当财富源源不断地从东方滚滚流入罗马城的时候，他们的美德证明为没有扎实的基础。共和时期的最后年月的显著特征，是狂热追求金钱，是意料之中的暴发户的铺张浪费，是对一切人的价值的冷漠无情。远征军的将领和尾随而至的元老院派出的总督都一心一意进行前所未有的掠夺。东方人民意志坚强的反叛—那儿的人民所受的屈辱，甚至连亚洲的农民也不能忍受，再加上将领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使罗马共和时期悠久的制度大部分都分崩离析了。

唯一能保留下来，而且在上述情况下依然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制度，是罗马的军事机构。军队忠于国家的旧传统日渐被对将领的忠诚所取代。然而，军纪仍然保持严格的传统，罗马人的军事技术胜过了任何敌手的军事技术—只有帕提人（伊朗北部古国—译注）是例外。帕提人披甲骑马的弓箭手，是罗马军团无法匹敌的。除了在与帕提人交战的前线外，罗马的武力征服受到的限制，仅仅为他们所接触的部落一个胜过一个的贫困和文化落后所决定。罗马人始终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在预期的收入无法满足战争和行政管理消耗的地区，建立起边疆前哨，止戈息兵，不再推进。

征服战争阶段的罪恶，在马略1和苏拉2进行的战争中达到了高潮，这就给屋大维3统治的罗马帝国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时期，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共和国的陈旧形态为了心理效果被保存下来了，但是元老院和政府被挖空心思地剥夺了权力。由此而兴起的国家，是泛希腊时代君主独裁型的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尝试和错误，这种国家已经在近东地区建立起来了。对皇帝的崇拜是希腊化时期政治体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罗马帝国早期的几位皇帝比较勉强地接受了这样的崇拜，因为他们觉得它颇为滑稽。屋大维本人小心翼翼地避免接受皇帝沿用的尊号，因为这些尊号对习惯共和制的人来说，听上去有刺耳的涵义。然而，屋大维完全控制了帝国的权力。罗马帝国被当做皇帝的私产，帝国的财富和他的私产没有被区别开。因为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所以他能把人们尚存的对国家的忠诚和士兵对统帅的忠诚集于一身。

1马略（gaius marius，前157-前86）—古罗马统帅，政治家，罗马共和国后期最有权势和影响的人物之一，曾七次出任执政官，与贵族派苏拉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互相杀戮。

2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前138-前78）—古罗马统帅，独裁者，初为马略部将，后与其争权，互相杀戮。其军事独裁是对罗马共和国的沉重打击。

3屋大维（augustus，前63－后14）—亦译作奥古斯都。古罗马始皇帝（前27－后14）。

罗马帝国的组织要求产生一个诚实和尽职的专业文官阶层。在共和时期，各省官员侵吞公款，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和今日美国官员的贪脏枉法是一回事；可是到了帝国时期，侵吞公款成了贪污帝国的财产。有趣的是，屋大维的秘书—他们相当于美国总统的内阁—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全都是希腊人，有几位秘书是获得自由的希腊奴隶，他们在近东长大成人，所以他们既熟悉希腊化时期的政治模式。又熟悉大产业的管理模式。由于他们的帮助，屋大维的罗马帝国建立在非常健全的基础上；其结果是，罗马帝国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虽然它的皇帝是不道德的、无能的，虽然问鼎紫袍的冤家对头发动了争夺王位的内战。在征伐战争的初期阶段结束之后，在争夺皇位的斗争没有达到内战规模的长时期中，罗马帝国给臣民带来了实惠。它维持住了臣民之间和平相处，它保护了臣民，使之免遭蛮族的侵犯。它建立了新的贸易线路，改进了旧的商道。它给古代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开化地区带来了一个共同的法系和共同的语言，当时日益流行的是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

罗马人的最后一点长处是，他们最早使用经常奖赏公民的手段，他们用一切与奖赏伴生的权利和特权来奖赏臣民中精心挑选的个体。这样的安排不仅给臣民带来最终实现社会平等的希望，而且在分裂许多能干的潜在领袖人物使之依附于统治集团方面，起到更加直接的作用。

尽管罗马人具有上述一些长处，可是他们从未发展出有效的财政政策。从帝国建立时起，罗马的资源就逐渐减少。即使在干练的皇帝统治下，用财政支撑反对蛮族入侵的战争都越来越困难了。应当指出，罗马借用的希腊化政治模式，是在近东发展起来的。在近东，从远古时期起，稠密的乡村和城镇人口就是由灌溉、轮作制和高度发展的贸易和制造业支持的。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欧洲—甚至于意大利—却是落后地区；其乡村人口稀少，且曰益下降；这儿的地力日益衰竭；城市极少，且微小而不足道。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问题，必须把罗马帝国看成是希腊化文明向西的延伸，而希腊化文明的源泉和持续不断的中心却是在近东。许多文化向前推进时进入了它们在生态学上无法适应的地区，和这些文化一样，希腊化文明从未真正在西方扎根。过了一定的时间，凯尔特文化和日尔曼文化又重新抬头，希腊化文明遂向东退却。它退到拜占廷保存下来，成为所谓的东罗马帝国，直到公元15世纪（1453年为奥斯曼帝国攻灭-译注）。希腊化文明的退却把对欧洲的控制让给了野蛮人部落。这些野蛮部落的文化通过与希腊化罗马的接触得到了充实，但是肯定未发生转换。他们发现，希腊化文化的许多成分与自己长期扎根的制度是格格不入的。虽然伟大的罗马传说使他们容易接受罗马国家的外部形态，可是他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对这些外部形态作了重新解释。

在西欧，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天下大乱的结果是化出了封建制度。正如h·g·威尔斯1所说，这个封建制度不是一个系统而是“组织粗糙的混乱”。由于权威的瓦解，早期中世纪社会的普遍需要是寻求保护。政府控制缺乏，而公民的权利是要靠政府控制得到保证的。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很容易成为任何入侵流寇的猎物。所以，他们饥不择食地寻求保护。无论保护来自哪儿，无论需要支付什么以求保护。因此，拥有替自己打仗的随从的地主，就可以迫使弱小的邻居依附于他，以换取他的保护。结果就形成了贵族占有采邑的制度，采邑里的农民以农奴的身分为他劳动，需要的时候还要为他打仗。

1h·g·威尔斯（h·g·wells，1866-1946）—英国文学家、史学家，其代表作《世界史纲》已译成中文（人民出版社1982年）。

封建主义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贵族在采邑里定居。城里住着一小群市民，他们生产少量的专门化产品，这些产品农民是不能制造的。城市兴起之后，（欧洲的）封建主义随之瓦解。事实上，在地中海周围地区，由于城市格局在罗马陷落之后保留了下来，封建主义从来不象在欧洲北部那样强大。

封建主义表现出僵化的分层社会。在封建社会里，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说，谁也不能超越他出生的地位而往上爬。然而，正如在大多数整合的社会制度中一样，要提供一个安全阀，去施放下层阶级中能干而富有攻击性的成员的能量，否则他们就可能造反。社会升迁的这条出路就是教会。农奴被锁在土地上，领主可以将他和土地一道出卖。但是，农奴的儿子，如果他能干而雄心勃勃的话，可以进教会。在教会组织里，从理论上说，他可能爬上教皇的宝座，达到与皇帝平起平坐的程度—皇帝是世俗等级制度的首脑。这样，一代复一代，教会成功地抽干了社会的精英头脑，而且给躁动不安和攻击性强的人提供了一条渲泄的途径，他们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制度里是潜在的惹是生非的人。

教会采取精明的措施，阻止教士成为世袭的贵族，它制定了两条基本的规章制度：首先是禁止教士结婚，私生子不能担任圣职。结果，教会中升迁的道路总是畅通的，新的血液总是继续不断地从社会各阶层被吸收到教会之中。

教会的组织模仿帝国的组织模式，在罗马帝国崩溃之时，它甚至接过了许多帝国的世俗职能，所以教会成为希腊化文化在西欧的唯一的一个堡垒。它与蛮族文化的格格不入性，导致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无数次冲突，这种政教冲突最后以新教的宗教改革而告终。

6-5　伊斯兰文化

罗马帝国在西方衰落之后，东罗马帝国继续维持下来。近东出现了两个大国。一个叫拜占廷帝国，这个名字比东罗马帝国更恰当，因为其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其文化背景是希腊文化和叙利亚文化。另一个大国，位置更加偏东，叫波斯帝国1。罗马人一直未能征服帕提亚人，这个民族居住在现今的波斯；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边界扩展到西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斯河的地区。在这里，公元后最初的几百年间，一个强大的高度文明的大国涌现出来了。

萨珊王朝2是波斯帝国直接传下来的王朝，希腊人曾经与波斯帝国交兵作战。经过一段时间，王朝发生了更迭，然而一般的模式还是继承下来了。萨珊王朝的组织程度和文明程度都很高。琐罗亚斯德教3为其国教；有一段时间，琐罗亚斯德教成为基督教的劲敌。这种波斯宗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二元论宗教。它以下述信念为基础：宇宙由两极对立的力量所控制，即黑暗与光明、恶与善。奥尔穆兹神1是光明之神，阿里曼2是黑暗之神。二神的斗争势均力敌，其结果常常悬而未决。二者都不象基督教的上帝那样被认为是全能的神。好人有义务与奥尔穆兹密切合作，积极参加对恶神的斗争。基督教从琐罗亚斯德教借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魔鬼的观念，上帝与魔鬼势均力敌的斗争悬而未决的观念。

1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居鲁斯一世所建，由波斯湾的安息国扩张而成，故名。国势强盛时西至地中海，东至印度河，北至高加索，被亚历山大大帝（前334-前331年在位）征服。

2萨珊王朝（sassanian kingdom，公元224-651年）古伊朗王朝，为阿达希尔一世（公元241-272年在位）所建，东至印度河，西至两河流域。

3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史称“袄教”、“火袄教”、“火教”、“拜火教”等。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前6世纪创建，信《波斯古经》，主张善恶二元论，分善端（火、光明、清净、创造、生）和恶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在善恶两端之争中，人有自由选择之意志，有决定自己命运之权。

1奥尔穆兹（希腊文为orzmasd或ormuz，波斯文为ahura mazda）—琐罗亚斯德教中善界的最高神、火神、智慧神。

2阿里曼（希腊文为ahriman或orimon，波斯文为angra mainyu）—琐罗亚斯德救中恶界的最高神，即恶神或凶神，在与奥尔穆兹善神的斗争中遭到最后的失败。

波斯人以西，拜占廷帝国在发展之中，它变得日益僵化和程式化，不过它取得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成就。它把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并入了帝国，而且在这一点上干得很成功。它的官吏，皇帝和将领名单上有文化背景分歧很大的人物。比如，拜占廷伟大的将军贝拉萨里亚斯，就是巴尔干半岛一位斯拉夫农夫的儿子，有几个希腊皇帝是阿拉伯人，其余的皇帝中还有斯拉夫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

拜占廷的国力不断遭到消耗，一方面是由于它和萨珊王朝的战争，另一方面是由于北方的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等屡屡不断的袭击。到公元7世纪时，拜占廷与波斯的战争进入了僵持状态。住在拉锯争夺战土地上的农民，陷入了完全绝望与冷漠无情的境地之中。统治者征税的手段是委派当地最富有的人担任征税官。如果在撒手让他行使各种方法征税的情况下，他还是无法收足额定的赋税，他就得用自己的钱财来补足余额。这一政策难以激发人们对中央政府的热情。

正是在这样的舞台上出现了紧随穆罕默德的接班人。这些阿拉伯人发动了征服战争。之所以要描述以上背景，是因为这一常见的然而戏剧性无与伦比的画面说明，从沙漠中出来的小股阿拉伯军队打垮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的军队。然而，除非大帝国从内部开始腐烂，否则征服大帝国又谈何容易。在此，我们发现的情景与蛮族部落对罗马的入侵极为相似。但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促进了阿拉伯人的征服战争。即：过去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拥有的是部落组织，部落组织意味着对外来人加入部落有一定程度的抵抗；而阿拉伯却由一种共同的宗教纽结在一起，伊斯兰教是一种强有力的、迫使人改宗的宗教；阿拉伯人热中于使人皈依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主义，更恰当地说，伊斯兰教，发端于穆罕默德的教导。他是一位历史人物，其生平材料极为充分。公元570年他出生于麦加的一个名门，是一位遗腹子，六岁时又丧母。他的童年生活没有保障，困难重重，孤苦无依的穆罕默德屡次转辗于养母和亲戚之家。少年时他当过羊倌，这给他许多沉思默想的时间。17岁时。他跟随伯父去叙利亚，参加了当地的宗教战争。24岁时，他成为一支商旅的商务代理，商队的主人是一位富有的寡妇。一年之后，即595年，他娶这位寡妇为妻，寡妇已年届40，她与前夫生二子一女。婚后她为穆罕默德生了两个儿子，惜二子均幼年天亡。她又为穆罕默德另生四女。从595至610年，穆罕默德是麦加城里一位受尊敬的商人。被尊称为“阿明”，即精明公正的人，因为他的决断英明。然而，到40岁时，他不满足于清静和富有的生活，隐居到城外一个山洞里去沉思。启示以梦境的形式来临，他坚信自己是真主阿拉遴选出来传递启示的人物。

麦加城既是商路上的一座重要城镇，又是一个宗教朝觐的圣地，因为它是阿拉伯古老宗教中一位重要神祇的圣地。故此，麦加人与宗教很协调。而且，他们与过往商人的接触使他们了解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穆罕默德的启示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开始布道，进一步吸收皈依改宗的信徒。和一切阿拉伯城镇一样，麦加城分裂而为不同的宗派。一个强大的集团不喜欢穆罕默德的宗派，把他新兴的教义看成是对古老的朝圣贸易的威胁。他们暗杀穆罕默德，但未能成功。穆罕默德携少量的忠实信徒逃亡到麦地那城，那是622年6月16日。这个年代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希吉勒”　（即逃亡）的年代，正如基督徒从据信是基督的生日开始纪年一样，穆斯林以“希吉勒”这一年为伊斯兰教历的起点。

麦地那位于麦加以北；麦地那人欢迎穆罕默德，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麦加人的老对头。当时的城镇都遵循接收流亡者的政策，意在扶植他，使之成为显要的公民，以便给他逃离的城镇制造麻烦。

630年，穆罕默德回到麦加。他捣毁古老宗教中崇拜的偶像；除了伊斯兰虔诚的信徒外，他禁止任何朝圣者入城。他规定，崇拜偶像者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就被处死。但是，“信奉圣经的人”即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犹太教徒被允许按自己的方式去拜神，虽然他们被课以一种特别税。

穆罕默德回到麦加城两年后去逝，享年62岁，对先知而言这是一个成熟的年纪。多半的宗教领袖去世时，他们激发的宗教思想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表述清楚。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灵的性质等基督教原始教义之后才兴起的神学上的概念—这些概念是若干世纪以来为神学家们所关注，大概会使生于拿撒勒的耶稣迷惑不解的。然而，穆罕默德担任麦地那和麦加两城的宗教领袖时，他处理的是眼前的教义问题。遵循阿拉伯酋长的传统，他行使司法权，宣判了许多断案决定。

穆罕默德去世时，事业成功、家境富裕。这也是其不同于一般先知模式的地方。他是一位阅历丰富的人，曾当过牛倌、干过武士、做过生意。他对阿拉伯文化有透彻的了解。他的教导适应人民的需要，不要求扰乱人民的生活模式。他努力谋求团结，把部落忠诚纳入新型的宗教忠诚。毫无疑问，穆罕默德的教义比琐罗亚斯德教或基督教的教义更直截了当，更容易把握。伊斯兰教兴起之日就不得不与这两种宗教竞争。

阿拉伯人熟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他们感到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既没有经文，亦没有任何书面文献的传统。那时，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刚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他们对文字记录抱着敬畏的感情，这是一切不识字的人的典型特征。从穆罕默德宣讲的教导中产生了《古兰经》，它满足了阿拉伯人生活中长期感到的一种需求。《古兰经》中的很大一部分经文是穆罕默德进入一种痴迷状态时口授的。他的口授用阿拉伯诗歌写成，神秘的祷词和对信徒的告诫混合其间。其它部分是各种各样的宣示。虽然《古兰经》里有许多模糊朦胧的幻觉—对现代读者又枯燥又混乱的幻觉，但是当年《古兰经》成书时，这些地方所指的是当时的事件，当时当地人对它们一定是了如指掌的。穆罕默德的宣讲有时是在恼怒之下作出的。比如，在授理一位意志坚强的老妇所提出的诉讼遭到困难之后，他一时冲动，宣告老妇都不能进天堂，因为天堂是宁静的处所。后来，他后悔不该作这样的断言。然而，时至今日，在老妇是否有灵魂这一点上，伊斯兰教各宗派教义仍不一致。

虽然穆罕默德在世之前没有来得及回答所有的问题，可是他制定了教义的基础和法制的基础，后继的追随者补充完善了他的教义和法制。《古兰经》里包含了难以计数的法律，它们涉及到各色各相的人的行为。补足《可兰经》的还有《训经》，记载着穆罕默德的真言和断案的决定，是他去世之后由他的追随者追记的。有些记录是根据认识他的人的报告写成的，有些是根据传闻证据集录的。穆罕默德去世之后，伊斯兰教的书记员全都着手狂热地收录他的言论和轶事；回忆的素材既有第一手资料，也有第二手资料。这个搜录整理的工作进行下去，直到与穆罕默德同时代的最后一人去世为止。从这两本圣书中发展出了伊斯兰圣史的独特类型，它仍然是伊斯兰教的背景。

《古兰经》的法律内容，大多数是从前伊斯兰时代的习惯法演生而来的，只是由穆罕默德略加修订而成。所有这些条文全都比过去的习惯法有所改良，因为穆罕默德是社会改革家。故此，《古兰经》中记载着他的一条言论，大意是主人必须对奴隶仁慈。另一条所有的伊斯兰民族都非常重视的规定是，所有虔诚的信徒都是兄弟，都是社会地位平等的人。与此相联的是无与伦比的垂直流动性。无论出生时的地位如何，纵然出生时即为奴隶，任何人都可以爬到任何高度。从逻辑上看，这是不矛盾的，因为既然安拉掌管着宇宙万物，他可以今天贬一个人为乞丐，明天又升他为苏丹（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译注），如果这是他的意志的话。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中，它自始至终表现为一种具有无与伦比的社会流动性的制度。

虽然伊斯兰的宗教生活目前大概有一点老式过时，但是穆罕默德主义仍然是强大有力、生气勃勃的宗教，它的力量寓于信徒的生活之中。在伊斯兰国家里，清真寺的礼拜和诵经总是用阿拉伯语进行的。这就是说，在分布广泛的伊斯兰国家中，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颇象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情况，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懂拉丁语，因为拉丁语是教会的语言。故此，在伊斯兰国家所有的政治分歧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相同学问和相同理解的共核。伊斯兰的利益高于国际政治路线的地位。我们在世界危机中试图预计伊斯兰世界的反应时，要考虑这一个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