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25年中，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为人们理解人类学提供了巧妙而富有挑战意味的介绍。该书被译成14种文字，在写本序时。仅门托版，印数就超过了80多万册；在科学与人文科学远远相隔的时代里，《文化模式》有助于把二者联在一起。

1921年，当本尼迪克特开始人类学研究时，我们今天用来说明那种世代相传的文化行为的有机部分的术语“文化”，还只是为数不多和专门研究人类学的职业人类学家们所使用的词汇中的组成部分。现代社会对文化这个概念已是那么熟悉，运用自如。以致“在我们的文化里”这种话。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几乎可以脱口而出，轻而易举。就象谈及时间、地点这种短语一样；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本书的影响。

无论在过去或现在，该书在好几个方面都极为重要。首先。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开拓我们的视野，此书是最好的指南，通过这种比较，除了其他不同民族的风俗行为外，我们还能理解我们自己社会遗传下来的风俗行为。本尼迪克特用这种比较方法为美国、英国、法国等整个发展中的人类学科学做了辩护。她行文的鲜明特点是陈述明了，独具风格。

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她认为。人类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她还认为，一种文化，无论它多么微小，多么原始，或多么巨大，多么复杂。人们都可以认为，它是从人类潜能巨大的弧圈中选择了某些特征。并以比任何个人毕生能做的一切更强大的力量给予了精心建构。她把她所描述的文化重点命名为“日神型”、“酒神型”和“妄想狂型”，并依据个体人格的描述，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她并不是在建立类型学；她认为尼采式或精神病学式的标签并不适于所有社会。她也不相信能建构起某种适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人类社会的封闭体系。她致力于勾勒一幅发展人类文化的图画，而对此是无法加以规定的，因为人类文化所可能存在的结合是那样繁多，那样变化多端，以至无穷无尽。她最初认为，个体是文化的创造物，如果他生就或偶然养成了对于常轨的偏离，他对他的这种窘境也无丝毫责任。但是，随着她对不同文化了解的增长，这个观点后来转变成一种更为慎密的思考，即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人类才能把其文化塑造成更接近于他们的最高憧憬。她关于人类有可能实现这一希望的观点日趋发展。

最初，她攻读文学，希望“发现一个真正重要但未被发现的王国”。开始，她把这种冒险看成象学好俄语、德语，就足以“真正自由地驰骋于诗的世界”一样。后来，她渐渐意识到，每一原始文化都表现了可与伟大的艺术或文学作品相匹敌的某种东西；她还意识到，与其把一种陶器沿口上杂多的图案与西斯庭教堂顶部的壁画进行比较，或把莎翁的美妙诗行同采梅歌曲进行比较，不如设法去进行现代个人艺术品与原始文化的比较。仅是就艺术品进行比较，原始文化就无多大发言权，但如果人们把这些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宗教、神话、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方式——那么，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复杂性，就会同任何单一的艺术品一样，从审美角度使未来的探索者得到满足。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文化模式》与本尼迪克特一生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每一个有着特定遗传天资和特殊生活历史的人与他或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她寻求同一性的过程中，她长期苦苦思索，即与她所处的当代美国相比，她是否更适合另一时期或另一文化。她尤为关注的是，一种文化能为神秘主义者、幻想家、艺术家的某些极端行为找到立足之地的程度，与另一种文化将它们当成异态行为和毫无价值的东西加以污辱的程度。另外，她关心的不是那些常态和变态行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研究精神健康问题的学者有关的。由于她提出了关于诸文化与变态事物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以她为那些对心理病因不同文化而发生变化的方式感兴趣的学者们的探索开辟了道路。但她自己更关注的问题是：对常态行为的狭隘限定怎样使某些固有本能要么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要么予以偏爱；而文化限定的放宽又怎样才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以减轻当今文化越轨的异态者遭到遗弃和蔑视的心理重压。在她与同事和学生的关系中，正是那非凡的才能或自身的命运、罕见的合作、可贵的独特性，唤起了她那热情的关心与旺盛的同情。

最后，我相信，由于她那顽强的信念——对文化如何发挥作用的认识，会给予人类一种比以前所知的更有力的把握自身未来的控制力，所以《文化模式》有其不衰的生命力。对于首次认识到这种文化网络力量的读者来讲，通过了解能够首先抓住他心灵的那个文化网络从而变得更为明智，最终又将这种力量复转入人的背景之中，这简直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由于作者为对待种族、教育、赢得战争、和平的态度承担了越来越大的责任，所以这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更加坚定。

1939年，当世界各地的自由都受到纳粹种族主义的威胁时，她用了一学期的课余时间，潜心撰写了《种族：科学与政治》一书。战争期间，她竭尽全力与那些活着并可以提供信息的人合作进行文化分析，在战争造成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几种文化——罗马尼亚、德国、荷兰、泰国，最后是日本，进行了难得的研究。战争结束时，她写下了《菊花与刺刀》一书。她期望，对日本人试图开辟新道路的能力的认识，能使美国在与日本的战后关系中更为明智。这是一个坚定的信念，是在多年来的综合性研究和政治决策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但是，在《文化模式》中，人类学怎样才能被人类用于他们选择的目标的愿望，是那样新颖，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字里行间充满了晶莹闪亮的新鲜露珠，对初次接触这种观点的读者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玛格丽特·米德

1958年10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