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老友霍桑在早年时代，初试侦探学术时的纪录之一。
他这一次的尝试，虽也遭遇了不少曲折困惑，结果却到底是成功的；而且成绩的优异，不但使他在侦探界上奠定了不拔的基础，又引起了他服务人群的兴趣，使他获得了发挥他的聆音察理，窥幽抉微的天才的机会，终于在社会间建立了不朽的光荣。因为自从我将霍桑从事侦探的经验公开发表以后，在我国传统上不容讳言的司法界的黑暗面，多少给予一些刺激而逐渐地革新。例如审案注重证据而摒弃酷刑；检验也已采用法医，而那些不学无术的讲作便逐渐归于落伍而淘汰。总而言之，吾国司法界的一般状况，已渐渐儿从迷信腐化和草菅人命的恶魔掌握中解放出来，而趋向于“凭借理智”“利用科学”和“扶植人权”“推行法治”的光明途径。这固然是我的老友所企求盼望的，但距离他的始愿还不知相隔几千里！原来所谓“革新”，只限于几处通都大邑，而且还是表面而不彻底的，其他的一般情形，距离霍桑所企求的标的真还差得远呢。
霍桑自从破获了“江南燕”案以后，又结交了一个朋友，就是苏州警署中的侦探钟德也就是“江南燕”案法律上的负责侦查人。钟德这个人虽没有特殊的聪慧，但他的克己奉公地勤于职司，也当得起勤慎二字的考语。他因为获得了我朋友的助力，居然把孙家的那件失珠案原贼破获，因此受到了上官们的信任和奖赏。钟德倒也有东方人谦让的美德，并不食德忘报，自居其功。他每次遇到同事们，总要称佩霍桑的智能怎样敏捷，怎样神奇，有时也许还加上些超自然的渲染。
他常说：“孙姓的盗案简直是霍桑一个人的功劳，我不过坐享其禄罢了。”
因着钟德这般张扬，霍桑便得到了东方福尔摩斯的头衔，他的名誉果然震动一时。可是钟德有了这样推功不居的美德，同事们也个个敬重他，他的声名也同样地一天增高一天。这真合得上古语所说：“唯不争名，名乃归之”。不过像钟德这样懂得这句古语的人，在现时代的社会间确是很少的了。
不到两月，他署中有一位姓钱的科员调升到北平去办事，就把钟德连带地举荐到北平警察厅里去。
这年夏天，我们还住在苏州。钟德从北平写了一封挂号信来，请我们两个人趁着暑假的余暇，往北平去游玩一遭；他还附了两张船票来，意思很是恳切，似乎有我们非去不可的样子。霍桑得了这封信，非常欢喜，因为他久有游历故都的愿望，此番有这机会，真是投其所好。我也很有游兴，因此也从旁赞助。我曾说道：“钟德的盛情难却，固然非去不可，况且今岁学潮汹涌，也发源于北平，我们到了那里，还可以实地考察一下。”不料这考察的愿望没有实现，却意外地遭遇了一件离奇的血案，使霍桑确定了他的毕生工作，又加深了我对于记述案情的兴味。
霍桑就发了一个回电给钟德，告诉他我们启行的日期。我们立即着手料理行装，接着就到上海来候船那时霍桑和我都住在苏城。等到轮船到埠，我们两人一肩行李，就上了轮船。钟德所赠的船票是头等舱位，起坐很觉舒服，加了气候晴温，风平浪稳，我们也没有患晕船的病。
在船上三日，我们结识了两个同船的朋友。一位是徐品英女士，天津人，是个有健美体格的北方典型女性。伊在上海女校里读书，因暑假回里。一位叫林叔权，是个身材高颀面目清秀的大学毕业生。他往北平去，也是为了游历，和我们的宗旨相同。这两人的年纪都在二十以外，才具也都不凡。
我们萍水相逢地得到了这两位新交，每晚上凭着船栏，享受着飒飒的海风，谈谈说说，很不寂寞。所谈的问题，如文学哩，美术理，宗教哩，社会问题哩，婚姻问题哩，可说海阔天空，无话不谈。这二人之中，论起学问来，固然是姓林的高些，但是他不喜多谈，有时三言两语，谈言微中，有时竟默默缄口，仿佛别有什么隐秘的怀抱似的。那女友却很有辩才，谈论的时候，滔滔不绝，简直是一位饱受时代教育的女学士。
轮船到了天津，大家各自整装上岸。那徐品英女士就在这里和我们分别。但林叔权仍是同行，一同趁火车进京。从天津到北平，火车很快，不过两三小时。可是在这两三小时之间，我们反觉无聊起来。那就因为叔权本来是个静穆寡言的人，比较品英女士，正是大相径庭。他起初还跟着我们谈谈，后来距离目的地越短，他的言语也比例地越少。自从登了火车，他只是果坐着，好像入定的老僧。我猜想他好似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心事，但也不便过问，只得彼此默然枯坐罢了。
火车到了平站，钟德已在站上守候，旧侣相见，当然分外亲热。我们才知道他自从升迁来平，派在总警厅中当一个一等侦探，位高俸厚，他自然很觉得意了。
他引领我们到一个万福旅馆，地点在正阳门外打磨厂，恰当繁盛的所在。那林叔权因和我们有同行的交谊，并且意气没契，就也同寓在万福旅馆。他的房间，恰和我们的相隔不远。我心中很欢喜，因为他虽然缄默而近于诡秘，但旅行时多一个相识的人，总觉比没有好些。
我们到北平的下一天，是国历八月三日，星期一日，气候在华氏九十度以下，阳光也并不太强。我们便和钟德一同出去游览。去的时候，我们也曾邀叔权同行，但他说因着舟车劳顿，身子不适，推谢不去。我们虽觉得他的推辞好像不大真实，但也不便勉强，只得听他。如此一连游了三天，凡故都中的公园，热闹的街市，和餐馆剧院等，都已约略尝试。我们又订定日期，预备畅游名胜古迹。星期四是钟德值差的日子，不能外出。我们一连游玩了三天，蒸发了好几身汗，也应该休息一下，便约定星期五再一同到陶然亭去。
八月五日，星期三晚饭毕后，我和霍桑在我们那间布置简洁而灯光幽淡的卧室中闲谈，忽又想起林叔权来。因为我们出游的时候，他总是托故推辞，不能不有些怀疑。
霍桑曾对我道：“这个人很神秘，好像怀着某种心事。你别向他多啰嗦。他既不肯把他胸底里的隐事告诉我们，我们自然也不能相强。”
我乘机问道：“你看他蕴藏着什么性质的心事？”
霍桑摇摇头，答道：“谁知道呢？”他略略沉吟了一下，又补充一句，“看起来性质似乎很严重。”
“我们能不能向他问个明白？”
“如果有机会，我们或者可以明白，也未可知。”
霍桑这句判断，我也认为很近情。论林叔权的举止果然有些可疑。他虽不和我们同行，却总是一个人独出，每天归寓，总要迟到黄昏时候。据他说，他在北平并没有亲戚。那末他天天往什么地方去的呢？
我们因着约定了星期五游名胜的计划，想给他一个信息。因为我们前三日游的，都是热闹所在，或者和他的旨趣不同，现在我们既然改变了游览的对象，自然不得不再邀他一次。
我计念定了，就拖了霍桑一同到叔权的房间里去。我们走到他的房门口，看见房门关着；我用手一推，却是锁得牢牢的。但那门隙之间，却有一缕灯光透出，不知道内中有人没人。那时我忽有一种奇异的直觉，好像在无形之中，这室中在酝酿出一种诡秘的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