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现在留下了什么呢？”施瓦茨说。“色彩已经开始褪色了。时间顺序已经变得模糊，风景已经消失了它的外形，除了在变幻的光芒下一张呆板的图片，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甚至还不是一张连贯的图片——更像是一些从记忆的阴暗之流中浮现出来的支离断续的形象：旅馆的窗户，袒露的肩头，幽灵般在空中徘徊的絮语，绿色房顶上空的光芒，黑夜里河流的气味，巴黎圣母院那灰色石头上的月亮，她那张洋溢着热爱与忠诚的脸，另一张在普罗旺斯和比利牛斯山的脸，随后还有那最后一张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严峻的脸，这张脸想把所有其他的脸都排挤出去，仿佛其余的都是错误的似的。”

他扬起脑袋。脸上又一次出现了那种痛苦的神情，尽管他试着要勉强装出一抹微笑。“留下来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他说，指了指他的脑袋，“甚至在我脑子里，那也不见得会比一件衣裳放在满是蛀虫的壁橱里更为安全。我把这些事讲给你听，就为了这个缘故。你会把它安全地保存下来，因为在你那儿没有什么危险。你的记忆不会为了挽救你自己而把它抹掉，而我的记忆为了挽救我自己却会把它抹掉。在我这儿，那会受到糟蹋。甚至在此刻，那最后一张严峻的脸如同癌症一样还在把别的几张脸排挤出去——”他的嗓音提高了“—可是，那别的几张脸却是真正的脸。那是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那陌生的、可怕的、最后的……”

“你们在巴黎有没有住下去？”我问。

“格奥尔格又来过一次，”施瓦茨说，“他试着用感情来打动，又试过威胁。他来的时候，我不在家。直到他离开旅馆的时候，我才看到他。他把我拦住了。‘你这个下流坯！’他低声说道。‘你在毁掉我的姐姐。可是，你且等着。我会赶上你的。过几个星期，我会把你们两个人都抓起来。到那时候，我的朋友，我会亲自来照顾你。你会向我屈膝下跪，恳求我把你了结——如果你还能够开口的话。’

“‘我很容易想象出来那个情景。’我说。

“‘你什么也想象不出来。要是你想象得出，那你早就会离开了。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如果我姐姐在三天之内回到奥斯纳布吕克，那我就把一部分的宿仇忘了。在三天之内。我把意思讲清楚了没有？’

“‘你从来都不话里藏话。’

“‘是吗？哦，就是不要忘记我姐姐一定得回去。你自己也明白，你这个畜生。她有病在身。你别装作不知道。你蒙骗不了我！’

“我盯着他看。我摸不透这是他编造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事，或者他只是重复海伦第一次要去瑞士的时候告诉他的话。‘不，’我说，‘这事情，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呃？那倒方便。你这个说谎的家伙。她需要一位医生。而且还得赶快。写信给马顿斯，问问他。他是知道的。’

“两个人——给白花花的阳光映衬出来的黑乎乎的形象——正在自门厅那开着的门里穿过。‘三天之内，’格奥尔格说，‘要不，你会把你那个倒霉的灵魂一点一点地呕出来。我马上就要回到这里！穿着制服！’

“那两个人此刻已经到了门厅里。他从他们中间推推搡搡地挤过去，大踏步走了。那两个人绕过我身边，登上楼梯。我跟着他们上去。海伦站在她那个房间的窗前。‘你碰见他了？’她问。

“‘碰见了。他说你一定得回去，因为你病了。’

“她摇了摇头。‘亏他什么事情都想得出来！’

“‘你病了吗？’我问。

“‘胡说！’她说。‘那只是我编造出来的，为了要弄到一张护照。’

“‘他说马顿斯也知道。’

“海伦笑了。‘他当然知道。你难道不记得了吗？我们在阿斯科纳的时候，他还给我来过一封信咧。整个事情，都是我跟他一起安排的。’

“‘这样说来，你没有害什么病，海伦？’

“‘我难道看起来像得病了？’

“‘没有，可是那也证明不了什么的。你当真没有害什么病吗？’

“‘没有，’她不耐烦地说，‘格奥尔格还讲了别的什么话吗？’

“‘照例有的威胁呗。他要你干什么？’

“‘同样的事。我想他是不会再来了。’

“‘首先，他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海伦古怪地微笑着。‘他认为我是属于他的。他认为我应当一切按照他的话去做。他一向都是这个样子。哪怕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做弟弟的往往是这样。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家庭的利益。我恨他。’

“‘就为了那个缘故？’

“‘我恨他。那就够啦。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可是，战争就要爆发了。他认为那是肯定无疑的。’

“我们都不吱声了。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车辆，声音似乎越来越响了。古监狱后面，圣礼拜堂的尖顶高高地耸入了晴空。我们听到报童的叫卖声，压倒了汽车的马达声，正如鸥鸟的啾鸣，掩盖了大海的咆哮。

“‘我不可能保护你。’我说。

“‘那我知道。’

“‘你会被拘捕起来。’

“‘那你呢？’

“我耸了耸肩膀。‘他们大概也会把我拘捕起来。我们也许要被隔离。’

“她点点头。

“‘法国的牢房可不是什么疗养所。’

“‘德国的牢房也不是。’

“‘在德国，你是不会被监禁的。’

“‘我要待在这儿，’海伦说道，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手势，‘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你已经向我发出了警告。现在，把这件事忘了吧。我要待着。这跟你一点不相干。我就是不愿意回去。’

“我瞅着她。

“‘去他的什么安全！’她嚷道。‘我讨厌这种小心谨慎。我早就觉得腻烦了。’

“我用胳膊搂住她的肩头。‘嘴里说说是容易的，海伦……’

“她把我推开了。‘那就不要来管我！’她尖叫着说。‘走开，你用不着负责。不要来管我！离开我，我一个人能对付。’

“她瞅着我，好像我是格奥尔格似的。‘不要装得像一只老母鸡！你什么事也不懂！不要用你的烦恼啊怕负责任啊来闷死我！我要离开，绝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这一点，你得尽力刻进你的脑袋里去。那绝不是为了你的缘故。我要离开，是为了我自己！’

“‘那个我知道。’

“她回到我面前。‘你一定得相信我，’她温和地说，‘不管表面上怎么样。我非得离开不可。你回来不过是件意外的事。你一定要了解。安全不是一切。’

“‘那是对的，’我说，‘可是，你安全是为了别人，如果你爱他们的话。’

“‘天下根本没有什么安全之类的东西，’她说，‘不要来反驳我了。我知道！我知道得比你更清楚。我已经把整个事情反复考虑过了。你怎么也不会知道我考虑得多么周密。咱们不要再讨论它了，我亲爱的。夜晚在等着我们。在巴黎，对我们来说，不会再有多少个夜晚了。’

“‘要是你不愿意回到德国去，那么就去瑞士，好不好？’

“‘格奥尔格说，纳粹就要进犯瑞士了，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皇进犯比利时一样。’

“‘格奥尔格也不是样样都知道的。’

“‘眼下就让我们待在这儿。说不定整个事情全是假的。将要发生的事，他怎么能够确切知道呢？以前也好像要爆发战争了。可后来，却来了个《慕尼黑协定》。为什么就不能够来第二个《慕尼黑协定》呢？’

“我不知道她是确实相信她自己所说的话呢，还是只不过想办法使我安心。迎合你希望的事，总是很容易相信的。那天晚上，我就是那么相信了。法国怎么能打仗？它一点准备也没有。它非屈服不可。法国人干吗要为了波兰人而出兵去打仗？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也没动过一根手指头啊。

“十天过后，边境就被封锁。战争爆发了。”

“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被逮捕了，施瓦茨先生？”我问。

“我们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被禁止离开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讽刺。五年来，他们一直要赶我出去——随后，蓦然间，他们却又不让我离开。你当时在哪儿？”

“在巴黎。”我说。

“你是不是也被关在室内自行车赛车场里了？”

“当然。”

“我记不起你的脸了。”

“赛车场里的流亡者有好几百个咧，施瓦茨先生。”

“你还记得宣战之前的最后几天吗？当时巴黎已经实施灯火管制了。”

“当然记得！那时节，仿佛整个世界都已经变成漆黑一团了。”

“街角上那些小小的蓝莹莹的灯光，”施瓦茨说，“它们使我想起医院里的夜明灯。在那寒冷的蓝幽幽的黑暗里，城市仿佛在害病。一阵哆嗦通过你的全身。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备一点现款，于是就卖掉了施瓦茨留给我的那些绘画中的一幅。那时候出卖东西，行市可不好。我先去找的那个商人，只肯出很少的钱。我不愿意做这笔交易，把画拿了回来。最后，我把它卖给了一个有钱的流亡者，这个人从前在德国跟电影业有联系。他不信任货币，因此凡是能够到手的，他都把它们买下来。我把最后一幅画留给了旅馆老板，让他妥善保存。随后，警察就来找我了。那是在下午，一起来的有两个人。他们要我向海伦告别。她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眼睛闪闪发光。‘这是不可能的。’她说。

“‘不，这是可能的，’我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过后还会来找你呢。我们最好不要扔掉我们的护照。你也把它保存好。’

“‘你说得对，’有一个警察用很地道的德语说，‘最好还是把它们保存好。’

“‘谢谢你，’我答道，‘你能不能让我们单独告个别？’

“那警察朝门口望了一眼。

“‘如果我要逃跑的话，那我在几天之前早就走掉了。’我说。

“他点点头。我同海伦一起走到她的房间里。‘事情当真发生的时候，’我说，‘跟你仅仅谈论谈论的时候，情况可不一样啦，是吧？’于是我用胳膊搂住她。

“她挣脱了。‘我今后怎么跟你联系呢？’

“我们照例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讨论。我们有两个地址，一个是旅馆，另一个是由一位法国朋友负责转寄。警察来敲门。我就把门开了。‘你随身要带一条毛毯，’他说，‘只有一两天工夫，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带一条毛毯，另外带一点吃的。’

“‘我没有毛毯。’

“‘我去替你拿一条来。’海伦说。她把我们手边有的食品急忙包扎起来。‘真的只要一两天工夫吗？’她问。

“‘最多两天，’那个警察说，‘只是检查一下你的身份证，总是这一类的事。c’est la guerre, madame.[47]’

“这句话，我们是经常听到的。”

施瓦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点上了。“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警察局的等候，别的流亡者源源不绝地涌进来，仿佛他们全是危险的纳粹党人而被逮捕似的，坐在囚车里开往地方警署去的那段行程，还有到了警署之后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你也去过勒宾大厅吗？”

我点了点头。勒宾大厅是警署里一间很大的屋子，有几分像电影院，他们平时在那里为警察们放映训练影片。里面有一张银幕和几百个座位。“我在那边待过两天，”我答道，“到了夜里，他们带我们到一间很大的藏煤地窖，里头有长凳可以让我们睡觉。到了早晨，我们都像是扫烟囱的工人。”

“一连好几天，我们就坐在那些椅子上，”施瓦茨说，“我们被搞得脏透了。没有多久，我们果然都像是罪犯的样子，他们本来也是把我们当作罪犯抓来的。格奥尔格对我算是报了仇，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策划。我们的住址，他是通过警署知道的。有人替他查看了档案。他没有隐瞒他的党员身份——这一点现在就被提出来了。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我一天被提审四次，追问我跟格奥尔格和民社党的关系。起初我笑了起来，事情也太荒谬了。可是继而我发现，荒谬的事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拿德国的党作为例子——而现在，在官僚主义和战争的冲击之下，连法国这个理性之乡，似乎也发了疯。格奥尔格自己不知道，在他后面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战时，被当作间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每天都有一批新的受惊的人被带了进来。前线还没有杀死过一个人——才子们管它叫la drôle de guerre [48]——可是一种战争的气氛，却像瘟疫一样停留在这个国家的上空。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人们再也不是一个个的人了——根据军事标准，他们被区分为兵士、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不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以及敌人。

“在勒宾大厅里关到第三天，我完全筋疲力尽了。我们当中有几个已经被带走了。其余的人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吃东西。生活差到了只给一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然而，我们并没有太意气消沉。跟一个德国的集中营相比，这里算不了什么。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也许被踢上一脚或者被推搡一下，如果你对命令反应得迟钝一点的话。可是普天之下，权力终归是权力，警察终归是警察嘛。

“所有这些审讯，弄得我十分疲累。在讲坛的银幕下面，我们那些武装的警卫坐成一排，腿伸在前面。灯光惨淡的屋子，空洞肮脏的银幕，还有坐在底下的我们——一幅仿佛象征着人生本身的阴沉画面：你往往不是囚徒，就是警卫，不过可以自由决定你在这块空白的银幕上要看的是哪一种影片——一部教育电影，一部喜剧，还是一部悲剧。末了，只剩下这块空白的银幕，一颗饥饿的心，以及权力的愚蠢代表。从这些人的举止行动来看，仿佛他们是永世长存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虽然那些银幕上已经空白了好多年了。事情总是这样的，我心里想，从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有一天，我消失不见了，也不会有人更聪明一些。你知道那样的时刻——那时候希望都没有了——你是体验过这种生活的。”

我点点头。“默默地自杀的时刻。你的反抗已经没用了，你不假思索，几乎是偶然地走上了绝路。”

“房门开了，”施瓦茨接着说道，“跟走廊里黄橙橙的灯光一起，海伦走进来了。她拿着一只篮子和两三条毛毯，胳臂上挽着一件豹皮大衣。从她走路的样子和脑袋的姿势，我认出了是她。她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会儿。随后，她从一排排座位前面走过来，一边寻找着。她就从我身边走过去，却没有看见我。这跟上一回在奥斯纳布吕克大教堂里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样。‘海伦！’我叫道。

“她转过身来。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她朝我瞅着。‘他们是怎么样折磨你的？’她愤怒地问。

“‘也没怎么样。我们睡在一个藏煤的地窖里，脸色就显得难看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被捕了，’她说，带有一点自豪的口气，‘就跟你一样嘛。而且比别的女人还早一些。我希望在这儿会遇到你咧。’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呢？’

“‘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

“‘我也是啊。因为我的护照是在有效期内的。’

“‘这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刚才被审问过。他们跟我这样说了。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流亡者。女人嘛，眼下他们还没有去逮捕。那个头发上抹润发油的矮个子这样告诉我的。审问你的是不是他？他身上有股蜗牛的味儿。’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样样东西都有股蜗牛的味儿。谢谢上帝，你把毛毯给带来了。’

“‘凡是我能带的，我全带来啦。’海伦打开篮子。两个瓶子碰出了叮当的响声来。‘干邑白兰地，’她说，‘不是酒。重要的是那股力量。吃的东西怎么样？’

“‘跟你指望的差不多。他们让我们派人出去买三明治。’

“海伦弯下身子，仔细察看我。‘你们看起来像是一船非洲奴隶。你不能洗洗干净吗？’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不过那倒不是卑鄙龌龊，只是杂乱无章罢了。’

“她把干邑白兰地拿了出来。‘瓶塞已经拔掉了，’她说，‘是旅馆老板给我开的。他很和善。他说我到这儿来找不到开瓶器。喝吧！’

“我喝了一大口，然后把酒瓶递还给她。‘我连酒杯都带来了，’她说，‘这是我向文明的致敬。让我们坚持下去，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她把酒杯斟满，喝了。‘你有一股夏天和自由的味儿，’我说，‘外面情况怎么样？’

“‘就跟平时一个样。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天空是蔚蓝色的。’她望着讲坛上的那一排警察，笑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室内靶子场。你朝那儿上面的人形靶射击，要是有一个倒下来了，你就可以赢得一瓶酒，或是一个烟灰缸。’

“‘这儿，拿着枪的却是那些人形靶咧。’

“海伦往她的篮子里摸索，掏出一块馅饼。‘老板送的，’她说，‘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还写了一个字条：la guerre, merde！[49]这是一块禽肉馅饼。我带来了几把叉子和一柄刀。我再说一遍：文明万岁！’

“我突然觉得很高兴。海伦在那儿，什么也没有损失。仗仍然没有打起来，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被释放，这个消息是确实的。

“第二天下午，我们听到我们就要被分开了。我要被送往白鸽城的中转营，海伦被送往侯葛特监狱。即使他们相信我们已经结了婚，那也帮不了什么忙。结了婚的夫妇一样要被分开。

“得到一个好心肠的警卫的许可，我们在地窖里彻夜未眠。有人带来了几支蜡烛。我们这批人里面，有的早已被用船装走了，留下来的，仍然还有一百来个。其中有不少是西班牙难民。在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居然被围剿逮捕，这种颠倒的做法实在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它使你想起德国。

“‘他们干吗要把我们分开呢？’海伦问道。

“‘我不知道。那倒不是残酷，而只是愚蠢。’

“‘如果他们把男人和女人关在一个营房里，’一个矮小的西班牙老头儿说，‘那么除了嫉妒和打架，就不会有别的事了。你们被拆散，为的就是这个道理。c’est la guerre！[50]’

“海伦穿着豹皮大衣，睡在我身边。有几张舒适的软垫长凳，可是都留给几个年长的妇女去用了。她们当中有一个人，愿意把她的长凳从三点到五点让给海伦去睡，可她没有接受。‘以后我单独一个人睡的时间还多着咧。’她说。

“那是离奇的一夜。人声逐渐沉寂下来。那些年长的妇女停止了抽泣。她们当中，不时会有一个人哽咽着醒过来，但是马上就沉沉睡去，像被闷住在黑羊毛里似的。蜡烛一支接着一支熄灭了。海伦睡在我的肩膀上。在睡梦中，她用两条手臂搂着我，等她醒来的时候，便嘟嘟囔囔地跟我絮语着。她说的话，有时候像一个孩子，有时候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这些话，人们在白天是不会说的，甚至在正常情况下，哪怕在夜里也是不会说的——痛苦和离别的话，拒绝离别的身体的话，皮肤的、血液的话，哀叹的话，世界上最最古老的哀叹：为什么我们不能待在一起，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要先走，为什么死神一直在猛拉我们的手使我们向前移动，哪怕我们已经累了，哪怕我们只是试着要把永恒的幻想保持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后来，她的脑袋慢慢地从我的肩膀上滑下去，到了我的膝盖那儿。我用双手捧住她的头，看她在最后一支烛光中呼吸。我听到有些男人站起来，在一堆堆煤块里摸索着，想找个地方去撒尿。微弱的烛光在摇曳，硕大的黑影在跳动。接着，最后一支烛光也熄灭了，于是只有那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回荡着鼾声的黑暗。有一次，她突然惊跳起来，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我在这儿，’我悄悄地说，‘不要害怕。一切都很好。’

“她躺了下去，吻着我的双手。‘是的，你在这儿，’她咕咕哝哝地说，‘永远跟我待在一起。’

“‘我会永远跟你待在一起的，’我悄悄地说，‘哪怕万一我们稍稍分离一段时间，我也总是会找到你的。’

“‘你会找到我吗？’她咕咕哝哝地说，一下又睡着了。

“‘我总是会找到你的。总是会的！不管你在哪儿。正像我上一回找到你的时候一样。’

“‘那就好。’她叹了口气，把脸转过来，让它搁在我的一双手里，好像搁在一只碗里似的。我没有睡。我不时感觉到她的嘴唇触着我的手指，有一次，我认为我还感觉到了她的眼泪。可是我没有吱声。我十二分爱她，我似乎觉得我过去从来不曾，哪怕在占有她的时候也不曾这样热烈地爱过她，像在这样一个回荡着鼾声、偶尔还传来把尿撒在煤块上的古怪咝咝声的肮脏的夜里。我非常平静，我自己已被爱情抑制得沉默了。于是早晨来临了，惨淡的、最初的灰暗来临了，它偷偷地盗走了各种色彩，并使皮肤下面的骨骼都暴露出来。蓦然间，我仿佛觉得海伦正在死去，认为我必须把她惊醒，让她活着。她醒了过来，睁开一只眼睛。‘你以为我们能弄到一点咖啡和羊角面包吗？’她问。

“我满心高兴。‘我去设法收买一个警卫。’我说。海伦睁开另一只眼睛，向我瞧着。‘出了什么事啦？’她问。‘看你这副样子，好像中了头彩似的。咱们难道就要被释放了吗？’

“‘不，’我说，‘我把自己释放了。’

“她睡眼惺忪地在我手里转动着脑袋。‘你就不能让你自己安静一点吗？’

“‘行，’我说，‘实际上，我也非得安静一点不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害怕。我不会有多少机会来做出我自己的决定。这是一个安慰，如果你像那样子来考虑事情的话。’

“‘样样事情都是一个安慰，’海伦说道，打了一个呵欠，‘只要我们活着，样样事情都是一个安慰，这一点你知道吗？你觉得他们会把我们当作间谍来枪毙吗？’

“‘不。他们会把我们拘禁起来。’

“‘被认定不是间谍的难民呢？也会被拘禁起来吗？’

“‘会的，凡是抓得到的，他们都会加以拘禁。他们早已把那些男人给逮捕啦。’

“海伦把身子撑起一半。‘这样说起来，那还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释放得快一些。’

“‘这你也很难说。说不定正因为他们把我们当成了间谍，我们得到的待遇反而会好一些。’

“‘那是胡扯，海伦。’

“她摇了摇头。‘这倒不是胡扯。这是经验之谈。你难道不懂得在这个世纪里，清白无辜是最严重的罪行，而清白无辜的人往往会受到最严酷的处罚吗？依我看，你大概要在两个国家里遭到逮捕之后才会懂得这个道理呢。你和你那关于正义的美梦！干邑白兰地酒还有没有？’

“‘干邑白兰地，还有馅饼。’

“‘两样东西都给我，’海伦说，‘这是一顿奇特的早餐，可是我担心，我们面前还有冒险生活咧！’

“‘这样来看问题倒很不错。’我说着，把干邑白兰地递给她。

“‘也只能这样了。难道你甘心在苦难中死去？一旦你丢掉了正义的观念，那就不难把整个事情看作是一种冒险了。你同意不同意？’

“那陈年的干邑白兰地和新鲜馅饼的好闻香味在海伦周围回荡，仿佛一股幸福的气味。她兴致勃勃地吃着。‘我没有想到在你看来竟是这样的简单。’我说。

“‘不要为我操心，’她说着，从篮子里拿出几块白面包，‘我会好歹对付过去的。正义这东西，对女人家来说，没有像对你们那样有意义。’

“‘那么女人关心的是什么呢？’

“‘这个。’她指了指面包、酒瓶和馅饼。‘吃吧，亲爱的。我们会历尽艰辛而活下来的。十年以后，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冒险了，我们会把这段经历告诉我们的朋友，让他们听到厌烦为止。吃吧，你这个用假名的人。我们现在吃掉，省得以后携带了。’”

“我不想把所有的详情细节统统告诉你了，”施瓦茨说，“你总知道流亡者的处境。我在白鸽城体育场只待了几天。海伦已经被送到小丘监狱去了。我们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旅馆老板到体育场来了。我只是老远地看到他，我们是不准跟来访者讲话的。那老板留下一块小小的糕点和一大瓶干邑白兰地。在那糕点里我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夫人身体很好，精神很愉快。她没有什么危险。估计会被送往正在比利牛斯山修建的一个妇女营去。有信可以寄旅馆收转。madame est formidable！[51]’折起来放在糕点里头的，还有海伦亲笔写的一张小小的纸条。‘不用担心。危险已经过去了。那仍然是一桩冒险行动。不久后会跟你相见。爱。’

“她成功地突破了封锁——一种极其粗心大意的封锁，可是我仍然想象不出她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后来，她把情况告诉我了。原来她老是嘀咕，有些重要的证件她还留在她的屋子里，于是他们就派了一名警察押送她到旅馆去。她把那个小纸条塞给老板，并且悄悄地告诉他怎么样送出去。那个警察对付相爱的男女有个弱点，当时他闭上了一只眼睛。结果她并没有带回什么证件，而是带回了香水、干邑白兰地和满满一篮食品。她爱吃。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她怎么会老是那么瘦的。在我们自由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觉醒来，发现她睡的地方没有人了，那我只要到我们放食品的角落里去——她总是坐在那儿，浴着月光露出一丝欢乐的微笑，啃着一块火腿骨头，或者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饭时剩下来的一点甜食，而且还拿着酒瓶喝着酒。她活像一只半夜里饥饿的猫。她告诉我，她被捕的时候，那旅馆老板正好在烤馅饼，她居然叫警察等到馅饼烤好。那馅饼正巧是她挺喜欢的那一种，她就认为非得带一点走不可。要是不让带走，她干脆拒绝上路。那警察嘟嘟囔囔地埋怨了几句，结果还是屈服了。他们不喜欢把人们拉到囚车上去。海伦甚至还记得带走了一包餐巾纸。

“第二天，我们被装上汽车，向比利牛斯山进发。这首由恐怖、喜剧、逃跑、官僚政治、绝望和爱情组成的史诗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