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诊室里空荡荡的。窗边一个架子上，放着几株叶子又长又韧的植物。桌子上搁着几本杂志，封面上印的图像里有纳粹党的要人、兵士以及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马顿斯站在门口。他直瞪瞪瞅着我，然后摘下了眼镜，眨巴着眼睛。候诊室的光线很暗淡。他起初认不出是我，大概因为我留了小胡子。
“‘是我，鲁道夫，’我说，‘是约瑟夫。’
“他向我打了个手势，叫我说话轻声些。‘你打哪儿来的？’他悄悄地说。
“我耸了耸肩膀。那有什么关系吗？‘我来啦，’我说，‘你一定得帮助我。’
“他朝我望着。他那双近视眼，在暗淡的光线里，看上去仿佛是养在碗里的一条鱼的眼睛。‘你到这儿来是得到许可的吗？’
“‘只得到我自己的许可。’
“‘你怎么穿过边境来的？’
“‘那没有关系。我来是要看看海伦。’
“他目瞪口呆地瞧着我。‘你来原来为的是这个吗？’
“‘是啊。’我说。
“我突然觉得镇静下来了。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本来一直在发抖。这会儿，我的烦恼激动统统都消失了。眼下的问题是，要让我那位给弄得焦躁不安的朋友镇静下来。
“‘就是来看看海伦？’他问。
“‘是啊，来看看海伦。可你一定得帮助我。’
“‘天哪！’他说。
“‘难道她已经死了吗？’我问。
“‘不，她没有死。’
“‘她在城里吗？’
“‘在。至少她一星期前还在城里。’
“‘我们能在这儿谈话吗？’我问。
“马顿斯点点头。‘我把我的接待员打发走了。如果有什么病人上门来，我也可以把他们给打发走。我不能请你到我家里去。我已经结婚了。两年前，你总懂的……’
“我懂。在这个千年帝国[31]，亲戚家属都是不能信任的。告密，被德国的救世主们看作是民族的美德。这方面，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密告我的，是我妻子的弟弟。
“‘我的妻子不是党员，’马顿斯急忙说道，‘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他慌慌张张地瞅着我——‘讨论过像眼下这样的事情。她有些什么想法，我没有确切的把握。请到里面来吧。’
“他推开了诊察室的门，随手就把它锁上了。‘让它开着吧，’我说，‘一间锁上了门的屋子，比我们万一被人看见更会引起怀疑。’
“他把钥匙从锁孔里往回转了一下，望着我。‘约瑟夫，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偷偷过来的吗？’
“‘是的。可你用不着把我隐藏起来。我住在城外一家旅馆里。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只有通过你，才能让海伦知道我已经来到了这儿。五年来，我没有接到过她一封信。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甚至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再婚了。如果她已经……’
“‘你来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
“‘是啊，’我惊讶地答道，‘不是为了这个，我干吗要回来？’
“‘我们一定得把你隐藏起来，’他说，‘你不妨在这张长沙发椅上宿一夜。七点以前，我会把你唤醒。七点，那个女佣人就要进来打扫。八点过后，你可以回来。不到十一点，不会有病人上门的。’
“‘她有没有再婚？’我问。
“‘海伦吗？’他摇了摇头。‘我甚至认为她还没有跟你离婚呢。’
“‘她眼下住在哪儿？还是从前那套公寓吗？’
“‘我想是的。’
“‘有人跟她住在一起吗？’
“‘是的。’
“‘和谁？是和她母亲、妹妹、弟弟，或者别的什么亲属吗？’
“‘那我没把握。’
“‘你一定得打听清楚，’我说，‘而且你一定得告诉她，我已经来到了这儿。’
“‘你干吗不自己去告诉她呢？’马顿斯问。‘电话就在那边。’
“‘万一她不是一个人在家呢？如果她弟弟在那里，那怎么办？他已经密告过我一次了。’
“‘这倒是事实。她大概也跟我一样会目瞪口呆。那样就有可能让她把秘密泄露出来。’
“‘我甚至还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感觉，鲁道夫。已经有五年了，可我们的婚姻生活却只有四年。五年比四年长——而分离比在一块儿生活更起作用。’
“他点了点头。‘我不懂。’他说。
“‘这一点我能明白。我对自己也还搞不懂呢。我们过的生活不一样。’
“‘你干吗不写信给她？’
“‘所有这一切，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释，鲁道夫。快去找找海伦。跟她谈一谈。看看她有些什么想法。如果情况还不坏，你就告诉她我在这儿，并且问问她我们怎么样见面。’
“‘你要我什么时候去？’
“‘马上就去，’我惊跳了起来，‘还要等什么啊？’
“他望了望四周。‘那你去哪儿呢？这儿不安全。我妻子很可能就会叫女佣人下楼来找我。我一般总是下班以后就到楼上去的。这个，她已经习惯了。我可以把你锁在屋子里，可是那样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给锁在屋子里。’我说。‘你不能告诉你妻子，说你非得出去看望一个病人不可吗？’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这样告诉她。这样做，简单些。’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一道闪光，有那么片刻工夫，他的左眼仿佛在微微地眨巴着。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我们的童年时代。‘我可以等在大教堂里。眼下这时势，教堂几乎跟在中世纪时代一样安全。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
“‘一小时以后。就说你名叫奥托·施图尔姆。我怎么能找到你？你就不能索性到一个有电话的地方去吗？’
“‘有电话的地方是危险的。’
“‘不错，也许是这样。’他迟迟疑疑地站在那里一会儿。‘是的，也许你的话是对的。要是我还没回来，你再打个电话，或者留个口信说你在哪儿。’
“‘好。’
“我拿起我的帽子。‘约瑟夫。’他说。
“我转过身去。
“‘外边情况怎么样？’他问。‘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我答道。‘是的，差不多是那样。什么都没有。可是，也不完全是那样。可是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什么都有，除了那一样最关紧要的东西，不是吗？’
“‘没有那么好，’他说，‘没有那么好，约瑟夫。不过表面上倒是金光灿灿的。’
“我顺着一条最最冷落的街道往大教堂走去。路并不远。在克拉恩街上，有一队齐步行进的兵士打我旁边走过去。他们唱着一支我不熟悉的歌。在教堂广场上，兵士更多了。稍微再远一点，小教堂的三个十字架旁边，一大群人聚集在那儿——有二三百人，大部分都穿着纳粹党的制服。我听到一个嗓音，想找出来是谁在那里讲话，但什么也没找到。终于，我的眼光偶然落到撑起在讲台上的一个黑色扬声器上。它立在一盏电灯下面，光秃秃，孤零零，一个自动装置，叫嚷着德国夺回每一寸土地的权利，更强大的德国，复仇。世界的和平，它咆哮道，只有通过一种途径才能得到保障：全世界必须按照德国的要求行事。那才是正义的，公道的。
“又刮风了，摇曳的树枝把晃动的阴影洒落在人们的脸上，号叫的机器上，以及他们背后教堂墙头那静谧的雕像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边一个强盗[32]。听众的脸都全神贯注，样子也变了。那自动装置向他们叫嚣的，他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处于一种奇妙的催眠状态，向这个脱离肉体的嗓音欢呼喝彩，倒像它是一个活人似的。这个场景，在我看来，这恰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那邪恶如恶魔般的暴民精神，也代表了所有跟着口号走的受惊的、歇斯底里的人群。至于那些口号来自右派还是来自左派都无所谓，只要它们能使群众不动脑筋、不负责任就行。
“我没有料到大教堂里会有这么许多人。后来我才记起，五月的每天晚上都要望弥撒。有一会儿，我在思忖新教的教堂是不是会好些，可是我不知道到了晚上它们会不会还开着。我挤到门口近旁一张空着的靠背长椅上。圣坛上亮着辉煌的烛光，可是教堂的其他部分却显得阴森暗淡，人家要把我认出来也不太容易。
“一个神甫身处焚香的烟霭和蜡烛的光芒中在圣坛周围走动，周围几个辅祭穿着红色的教袍和白色的法衣，其中有一个正摇动着烟霭袅袅的香炉。我听着管风琴和唱歌的声音，仿佛觉得我正在望着跟外面的那些同样的变了形的脸，同样的梦游病患者似的出神的眼睛，眼睛里洋溢着毫不怀疑的信仰和想不负责任而安全存身的那种渴望。教堂里的气氛比外面的更幽雅，更温和。可是，这种劝说我们爱上帝、爱邻人的宗教，也并非一直都是那么温和：在漫长的黑暗时代，它也曾经流过大量的鲜血。它一旦不再受人迫害，就马上反过来，开始用火，用剑，用酷刑去迫害他人。海伦的弟弟在集中营里审问我的那一回，就提到过这一点：‘我们采用了你们教会的方法。你们的宗教裁判所用上帝的名义来严刑拷问，教育我们该怎么样去对付信仰的敌人。其实，我们倒并没有那么残酷：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把人活活烧死。’他向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正被吊在一个十字架上——那是他们威逼犯人招供的较轻的刑罚之一。
“站在圣坛那儿的神甫举起那金色的圣体盒，为在场的信徒们祝福。我纹丝不动地坐着，可是仿佛觉得自己漂浮在一个满是炉香、抚慰和亮光的温水浴缸里。接着，最后一支圣歌开始演奏了：‘愿汝在今夜成为我的保护者和守卫者。’这支歌，我小时候唱过。那时候，夜晚的黑暗让我恐惧——现在，让我害怕的却是亮光。
“人们开始离开教堂。我还要等一刻钟。我溜到撑住拱顶的一根大柱子旁边的一个角落里。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海伦。最初，我没认出是她，因为我没料到她会在这儿。后来，她打我身边走过了几步路，到了一处人群已经不太拥挤的地方，从她向前走时摆动肩膀的样子，我才认出她来。她好像没有碰到别人，而是在人群的缝隙中悄悄溜过去似的。蓦然间，她差不多摆脱了人群，在那条宽阔的中央通道上站住了。映衬在烛光和高大的罗马风格窗户那蓝里带红的黝黯色彩中，她看上去娇小苗条，好像茫然不知所措。
“我站起身来，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我不敢打招呼。人还是太多了，一打招呼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她仍然活着，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她没有死，也没有生病。在我们这种处境，这往往是第一个念头。你感到惊奇，某样东西居然还跟从前一样——某人居然还在那儿。
“她急匆匆朝唱诗班那儿走去。我悄悄离开靠背长椅，走出来，跟着她。到了圣餐围栏旁边，她立定了，转过身来。她朝那些仍然跪在靠背长椅行列里的人们仔细打量了一番，随后慢慢地顺着通道往回走。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她肯定能在一排靠背长椅间发现我，所以她在我身边走过，挨得那么近，我们差一点就要触碰到了。我跟着她。等她再一次立定下来的时候，我也在她背后站住了。‘海伦，’我说，‘不要回过头来。走到外面去。我会跟在你后边。千万不能让人看见我们在这儿。’
“她一阵哆嗦，好像被人打了一下，可是她继续往前走着。她究竟干吗要到这儿来呢？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很可能会被人认出来。可是我自己，原先也并不知道这里会有这么多的人。
“我看着她在我前面继续往前走，可是我毫无耐心，因为我巴不得尽快走出教堂。她穿着一身黑衣，戴着一顶小小的帽子，伸直的脑袋微微侧向一边，仿佛在谛听我的脚步声。我在她后面放慢了脚步，同她保持着一定距离又不致她走出我的视线。我从经验中学到，你被人认出来，往往只因为你跟别人太靠近了。
“她经过石制的圣水盆，穿过高大的正门。接着，她往左转，沿着大教堂，有一条石板铺砌的宽阔走道，用系在砂岩柱子上的铁链将它同广场分隔开。她跳过铁链，往黑暗中走了几步，站住了，然后转过身来。那一刹那，我觉得这便是我的生命，我全部生命正在我前面走着，明明已经离开了我，随后却突然又回到我的身边，我说的这些又是一堆陈词滥调，这句话既正确，又不正确。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了这种感受，不过，那并不是我的全部感受。我向海伦走过去，向她那黝黑的身影，向她那苍白的脸蛋，向她的眼，向她的嘴，我觉得落在我后边的都是那过去的一切。我们不在一起的岁月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存在着，不过那只是我在书里读到过的东西，而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你是从哪里来的？’没等我走近她，海伦就问我，那口气简直像怀有敌意。
“‘从法国。’
“‘他们放你进来的？’
“‘不，我是偷越边境过来的。’
“这些问题马顿斯差不多都问过。
“‘为什么？’她问。
“‘来看你。’
“‘你不应该回来！’
“‘我知道。一天又一天，我都对自己说别回来。’
“‘那你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如果我早知道，我也就不会在这儿了。’
“我不敢去吻她。她正好站在我面前，可是那么僵硬，我想我要是碰她一下，她也许会断裂。我不知道她有些什么想法，可是我又看见她了，她活着，现在我可以走了，或者等一等，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她问。
“‘我明天会知道的。或者下个星期。或者更晚一些。’
“我朝她望着。有什么要知道的？要知道的东西，只是一丁点儿在浪尖上荡漾的泡沫。每一阵风都会把它吹走的，可是波浪依然还在。
“‘你已经来了。’她说。她的脸，不像刚才那么僵硬，变得柔和了。她走近一步。我抓住她的两条手臂，她却用双手抵住我的胸脯，好像要让我离远一些。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在这个阴暗有风的广场上，我们面对面，单独两个人站了好长一段时间。街上的嘈杂声听起来瓮声瓮气，好像有一堵玻璃墙把我们跟外界隔开了。广场尽头，在我左边大约一百步开外，就是那座台阶雪白、灯火通明的国家剧院。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刹那，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惊奇，戏剧居然还在演出，剧场居然还没改成营房或监狱。
“一群人打我们旁边走过去。其中有一个人笑了起来，还有几个人回过头来朝我们张望。‘走吧，’海伦悄悄地说，‘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那我们到哪儿去？’
“‘到你的公寓去。’
“我想我一定是听错了。‘哪儿？’我又问了一遍。
“‘到你的公寓去。还能到哪儿去啊？’
“‘一上楼梯，就会有人认出我来的！那所公寓里，住的难道不就是从前那些人吗？’
“‘他们不会看见你的。’
“‘那么那个女佣人呢？’
“‘我会叫她夜里不要来。’
“‘那么明天早晨呢？’
“海伦瞅着我。‘你那么路远迢迢地来到这儿，难道只是为了问这些话吗？’
“‘我回来可不是为了叫人给抓去关进集中营啊，海伦。’
“她终于微笑起来了。‘约瑟夫，’她说，‘你没有变。你到底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答道，无法不跟着她微笑起来。我记得过去有时候，她对我那个迂腐劲儿生起气来，说话也是这种口气。追怀往事，危险也就忘了。‘可我已经来到了这儿。’我说。
“她摇了摇头，我看见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还没有，’她答，‘还没有。现在咱们就走吧，要不，他们真的要把咱们抓走了。看这情形，倒像我在撒泼吵闹似的。’
“我们穿过了广场。‘我不能马上就跟你去，’我说，‘你得先把那个女佣人打发走。我在明斯特一家旅馆里开了个房间。在明斯特，没有人认识我；我的意思是住到那边去。’
“她一动不动地立定了。‘住多久？’
“‘我不知道，’我答道，‘事先我怎么也没法考虑好。我只知道我要来看你，知道我早晚还得要回去。’
“‘还是越过边境？’
“‘当然了，海伦。’
“她沉下了脑袋，继续往前走。我想，我这会儿应当觉得非常幸福，可是我一点也没有那种感觉。只是到了后来，你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感受。现在——现在我才知道我当时是幸福的。
“‘我一定得打个电话给马顿斯。’我说。
“‘你可以从你的公寓里打电话给他嘛。’海伦答道。她每回讲到‘你的公寓’，总叫我怔一怔。她是故意这样说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答应马顿斯过一小时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就是现在。如果我不跟他通电话，他一定会以为出事了。他说不定会做出什么蠢事来的。’
“‘他知道我来跟你见面。’
“我看了看表。我早该在一刻钟之前就打电话的。‘我到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去跟他通个电话，’我说，‘只要一秒钟就够了。’
“‘上帝啊，约瑟夫！’海伦气呼呼地说道。‘你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你甚至比以前更加迂腐了。’
“‘也许是这样，’我说，‘可是我从经验中懂得，不注意小节，可能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我也懂得，危险临头的时候，等待是种什么滋味。’我挽住她的胳臂。‘要是我不那么迂腐，海伦，我也不会还活着。’她搂紧我的胳膊。‘我知道，’她嘟嘟囔囔地说，‘可你难道不了解，如果我让你单独待一分钟，我就会担心你出事吗？’
“我感受到了世界上所有的温暖。‘不会出什么事的，海伦。而且我的迂腐会使你放心的。’
“她微微一笑，扬起她苍白的脸。‘快去打电话吧。可是不要在咖啡馆里打。那边有一个公用电话间。是你不在的时候设立的。那里比在咖啡馆安全。’
“我走进玻璃公用电话间。海伦等在外面。我拨了马顿斯的号码。电话线占线。我等了一会儿，又一次拨了号码。硬币叮的一声被退了回来。线路仍然占线。我有点儿焦躁起来。透过玻璃，我可以看见海伦正聚精会神地踱来踱去。我向她打了个手势，可是她没有看见我。她在监视着街头，可又尽量做到不露一点声色，她既是个警卫员，又是个守护神，两者同在她一人身上，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原来她穿着一套十分合身的套装。在等待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还看到她嘴唇上涂着点儿口红。在黄橙橙的灯光下，那颜色看起来仿佛是黑的。我记得在新德国，大家都不赞成涂用胭脂和口红。
“拨了第三次号码，才接通马顿斯。‘我的妻子在打电话，’他说，‘差不多打了半小时。我没法儿叫她挂断。’
“‘她此刻在哪儿？’
“‘在厨房里。我只好让她打。你理解吗？’
“‘我当然理解。一切都很好。谢谢你，鲁道夫。忘记你见过我。’
“‘你眼下在哪儿？’
“‘在街上。谢谢你，鲁道夫。我现在不需要什么了。我要找寻的，已经找到了。我们俩在一起。’
“我透过玻璃望着海伦，正要把电话挂断。‘你知道你要住在哪儿吗？’马顿斯问。
“‘我想我是知道的。不要担心。把今天晚上的事忘了，当是你做了一个梦。’
“‘如果还有什么别的事我可以帮忙，’他迟迟疑疑地说，‘就让我知道吧。起初那会儿，我实在太惊奇了。你明白……’
“‘明白，鲁道夫，我明白。如果我需要什么，我一定会让你知道的。’
“‘如果你要在我这儿过夜……我们可以谈谈……’
“我微微笑了笑。‘我们以后再看吧。现在我必须把电话挂断了……’
“‘好的，当然。’他急忙说。‘请你原谅。我祝你好运，约瑟夫。我真诚地祝福你！’
“‘谢谢你，鲁道夫。’
“我走出不通风的公用电话间。一阵风吹来，差点儿把我的帽子给吹落了。海伦冲到我面前。‘快到家里去吧！你的那种谨慎小心已经传染给我了。我仿佛觉得有一百只眼睛正在暗地里盯着我们。’
“‘你雇用的还是那个女佣人吗？’
“‘莉娜？已经不是了，她替我弟弟当密探。他要知道你是不是写信给我。或者我是不是写信给你。’
“‘那么，眼下的这一个呢？’
“‘她是个哑巴，而且她也不来管我的事。如果我叫她周末不要来上班，她一定会很高兴。她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的。’
“‘你还没有把她打发走吗？’
“她微微一笑，样子美极了。‘我先得确定你确实要住在这儿。’
“‘你先得把她打发开，我才可以进去，’我说，‘她怎么也不能看见我们。我们不能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吗？’
“‘去哪儿呢？’
“真的，去哪儿呢？海伦笑了起来。‘我们站在这儿，活像两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在寻思上哪儿去秘密约会，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年纪太小。我们能上哪儿去呢？城堡公园吗？那里八点钟就关门了。坐在市政公园的长凳上吗？还是上一家糕饼店去？那都是危险的。’
“她说得对。这些都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的细节——你也没法事先估计到。‘是的，’我说，‘我们站在这儿，的确像是两个十来岁的少年。’
“我瞅着她。她今年二十九岁，可是她没有什么改变。分开的那五个年头，从她身上溜走，正像水从一只小海豹身上泻掉一样。‘我到这儿来，也像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做出的事，’我说，‘一切理性都反对我这样做。可我事先并没有多加考虑。我甚至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她没有回答。她那褐色的头发，在街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让我先走，去把那女佣人打发开，’她说，‘可是我不愿意撇下你一个人留在街头。你也许会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我走开的这一会儿，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你刚才发现我的地方。一座教堂里。我可以回到那大教堂去。教堂是安全的，海伦。我已经成为法国、瑞士、意大利的教堂和博物馆专家了。’
“‘过半小时就回来，’她轻轻地说，‘你还记得我们那套公寓的窗子吗？’
“‘记得。’我说。
“‘如果角上的窗子开着，那说明没有问题，你就可以上来。如果关着，那你稍待一下，等我把窗子打开。’
“这叫我想起了童年，那时候我跟马顿斯一起扮演印第安人。那个时节，约定的信号就是窗子里的一盏灯。老沙特汉德或是温内图会等在下面。生活是在重复自己吗？是不是会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重复出现？
“‘好。’我说，迈步走开了。
“‘你要上哪儿去？’
“‘我想看看圣玛丽教堂是不是还开着。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的话，那是哥特式建筑的一个绝妙典范。我已经学会欣赏这些东西了。’
“‘别说胡话了。’她说。‘只能撇下你一个人，这已经是够糟的了。’
“‘海伦，’我答道，‘我已经学会照顾我自己啦。’她摇了摇头。她脸上那股刚毅之色消失不见了。‘还是不行，’她说，‘还是不行。万一你没回来，我该怎么办呢？’
“‘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还是那个电话号码，是吗？’
“‘是的。’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海伦，’我说，‘一切都会很顺利。’
“她点点头。‘让我带你到圣玛丽教堂去。我一定要深信无疑，你确实到那里了。’
“我们悄没声息地走着。去那儿并不远，海伦一句话也没说，撇下就我走了。我目送着她，看她穿过旧市场。她走得很快，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
“我就在大门底下的昏暗中站住了。右边是市政厅，除了那上面石刻的脸庞被一抹惨淡的月光照到以外，其余都沉浸在阴影里。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就是在那市政厅外面的台阶上宣布的。1933年，千年帝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思忖，是不是能够活着看到宣布它的终结。对我来说，希望渺茫。
“我没有试着走到教堂里去。我忽然对躲藏起来的想法大起反感。我仍然下决心要谨慎一点，可是打从我见到海伦以来，我实在不愿意再像一只被追猎的野兽那样行动了，除非我非这样做不可。
“但话说回来，在这里待太久，也不安全，因此，我就开始慢慢溜达。这座以前看来充满危险、既熟悉又生疏的城市，现在苏醒过来了。我感觉到它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自己也开始活过来了。我想，最近几年我那隐姓埋名的生活，看上去是那么空虚，只是纯粹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倒也不是毫无用处的。它使我得到锤炼，而现在，如同一朵夜里开放的花朵，我那以前从未体会过的生活的意义，在我心头产生了。这里一点浪漫色彩都没有，不过这很新鲜，激动人心，好像一朵硕大的、色彩绚丽的热带花，不可思议地忽然开放在一株普通花园里栽培的植物上，这株植物本来指望最多也只能暴出一两个小得可怜的蓓蕾而已。我走到河边，立定在桥上，倚着栏杆，俯视底下的河水。在我左面，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岗楼，现在被一家洗衣店占用了。窗子里亮着灯光，姑娘们还在干活。那亮光分散成一缕缕宽阔的光束，射过河面。栽有菩提树的黑魆魆的城墙，突兀地映衬着高高的天空，右面是一些花园和那座大教堂的侧影。
“我纹丝不动地站着，身心完全松弛了。听不见一点儿声响，除了水的泼溅声和洗衣店姑娘们在窗子里面那闷声瓮气的声音。我听不清她们在讲些什么。我听到的似乎只是还没形成言语的人的嗓音，只是有人在近旁的标志，但还不像完成的言语那样，是虚假、叛卖、愚蠢和发狂般孤独的标志，是一种把听来如同美妙曲调的声音加以歪曲的丑恶的泛音。
“我呼吸着，仿佛觉得我在呼吸的时候跟河水和着同样的节奏。有那么一段无始无终的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桥的一部分，觉得河水正在随着我的呼吸流过我的全身。这似乎十分自然，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没有任何的思索。我的思想已经跟我的呼吸和那河水一样变得毫无意识了。
“一缕暗淡了的光线，急速地穿过我左边的一行菩提树。我的视线跟随过去，随后我又听到那些姑娘的嗓音。我意识到，有那么一会儿，我并没有听见她们的声音。随后，我又闻到了被微风吹过水面的菩提树的味道。
“那缕移动的光线消失了，在这同时，我背后的那些窗子也变黑了。有一会儿工夫，河水一片漆黑，随后我又看见那一点一点、亮晶晶的月光，洗衣店里的灯光刚才都把它给淹没了。现在只剩下了月光，可是它的闪动却比代替它的那种粗陋的、黄橙橙的光线更加优美雅致和绚丽多姿。我想到我的生活，几年之前，一点光芒在我的生活中熄灭了，我不知道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无数柔和的光芒是否就不会在我的生活中重现了——如同河面上那闪闪发亮的月光。在这以前，我一直只认为我丧失了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说不定从这里面我也得到了一些什么。
“我走下桥来，在城墙上那一行行黑乎乎的树木中间踱来踱去，等着挨过那半个小时。夜更深了，菩提树的味道也更加浓郁，月亮把银光撒在房顶和高楼上。仿佛这个城市正在竭其所能，要让我明白我是在编造谎言，任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危险在暗中等待我，经历了一次长时间、漫无目的的旅程，我可以安心回家，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我用不着警惕这样的心情。我心里自有一种东西在主动地防备着，在向四面八方凝视。我在巴黎、罗马和其他城市里被捕的次数太多了，当时恰恰都怀着这样的心情——向美屈膝投降，被爱啊，理解啊，遗忘啊这些幻影哄骗得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警察是不会忘记的。月光和菩提树的味道不会把密探变成圣徒。
“我的感官灵敏得如同蝙蝠的翅膀，我小心翼翼地朝着希特勒广场走去。房子就在拐角上，那里有一条街道通进广场。那条街用的还是从前的名字。
“窗子开着。我记起了海洛和勒安德耳的故事[33]，还有王子和公主的童话，神话里讲到那个修女把灯火熄灭，王子淹死了。我想我不是王子，不过，德国的确有很多美丽的神话，也许正因为是这个缘故，才有世界上最叫人惊心怵目的集中营。我沉着地穿过那条街，这里不是什么赫勒斯庞特，也不是什么北海。
“走到大门口，我看见有人从门厅里走过来。已经来不及回头了，我就朝着楼梯往前走，带着一种像是知道要去哪儿的镇定自若。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从前没有见过。我的心停止跳动了——”施瓦茨微微笑着。“那又是一种陈词滥调，你要是没有感受过，你是不会相信的。我没有回过头去张望。我听到大门关上了，便急急忙忙地奔上楼。
“房门半掩着。我推门进去，海伦在那儿。‘有人看见你了吗？’她问。
“‘有，是个老妇人。’
“‘没戴帽子的吗？’
“‘对，没戴帽子。’
“‘准是那个女佣人。她的房间在阁楼上。我关照她星期一下午之前都不要来了。刚才那段时间里，她一定在梳妆打扮。她觉得别人除了在她的衣着上找差错就没别的事可干了。’
“‘不要为她而担心了，’我说，‘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反正她不认识我。有人认识我的时候，我是知道的。’海伦接过我的雨衣和帽子。她正想把它们挂在前厅里。‘不要把它们搁在这儿，’我说，‘有人会看见的。放到壁橱里去吧。’
“‘没有人会来的。’海伦说着，带我往起居室去。
“我先把房门给锁上，随后跟她走了。
“在我流亡的最初几年里，我常常想家。后来，我试着把它忘了。现在我尽管回到了家里，也没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它好像是一幅画，曾经是属于我的，并使我想起自己的某一段生活。我站在门口。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不过长沙发和椅子都已经整修过了。‘它们以前不都是绿色的吗？’我问。
“‘是蓝色的。’海伦说道。”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事物都有它们各自的生命，要是你把它们的生命跟你自己的相比，那可太糟糕了。”
“为什么要去比呢？”我问。
“难道你不比吗？”
“要比的，但是方式不一样。我总是拿自己来比。当我在河边饿了的时候，我就拿一个想象中的我来和我自己相比，这个我除了饿之外，还患有癌症。这样一比，我会得到片刻的幸福，因为我只是饿了，却没得癌症。”
“癌症，”施瓦茨说，直瞪瞪瞅着我，“你是怎么想起这个来的？”
“我也可以说梅毒。或者说结核病。癌症好像最说得通。”
“说得通？”施瓦茨仍然一眼不眨地紧盯着我。“癌症也不一定最说得通。你这话简直不可思议。”
“好吧，”我用一种和解的口气说道，“我只是拿这个来当一个例子罢了。”
“简直不可理解。”
“每一种致命的疾病都是这样的，施瓦茨先生。”
他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你肚子还饿吗？”隔了半晌，他问。
“不饿。怎么了？”
“你说过你饿啊什么的。”
“自从跟你在一起，我已经吃过两顿晚饭了。”
他抬起头。“听听！吃过晚饭了！多么舒适！等过去之后回头看，多么不可企及啊！”
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更加镇静地说道：“椅子是黄色的。它们都已经重新做过了；在我受尽命运的种种嘲弄的那五年里，所有的变化就是这一点。有时候，事物会变得不协调，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说，“一个人死了，可是他的床依然还在。他的家也依然还在。具体东西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们要是能够也把它们一起毁掉就好了！”
“除非它们对我们毫无意义，否则我们是不能把它们毁掉的。”
“这话说得对，”我说，“除此以外，人的生命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不重要吗？”施瓦茨说，他那朝我扬起来的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不重要吗？不，当然不了！可是告诉我，如果生命不重要，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说，即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知道它是既正确又不正确的，“把事物说成是重要的，都是我们自己。”
施瓦茨急速地喝了一大口深色的酒。“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大声问道。“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说成是重要的呢？”
“不，我没法告诉你。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愚蠢的讲法。我自己把生命是看得相当严肃的。”
我看了看表，刚刚过两点。乐队正在演奏伴舞的音乐，一支探戈舞曲。喇叭那短促的、调低了的乐音使我想起一艘出航轮船那远去的汽笛声。只差几小时，就要破晓了，我想，那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我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了摸那两张船票，仍然在那儿。我几乎已经以为它们不在那儿了。那听不惯的音乐，那酒，那挂着帘幔的房间，还有施瓦茨的嗓音，造成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虚无缥缈的气氛，毫无真实感。
“我仍然站在起居室的门口，”施瓦茨继续讲下去，“海伦望着我，问：‘在你看来，你这个家难道就变得这样陌生了吗？’
“我摇摇头，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浮起一种奇妙的窘迫之感。屋子里的东西仿佛都在向我伸出手来，但是我已经不再属于它们了。也许我也已经不再属于海伦。‘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我急忙说道，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热情，‘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海伦。’
“‘不，’她答道，‘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要回来？难道就为了这个？就因为样样东西都会跟从前一个样吗？’
“‘不，’我说，‘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以前不是住在这儿吗？那些年月都到哪里去了？’
“‘不是在这儿。而且，那些年月也不在我们已经扔掉的旧衣裳里。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不。我不是在找寻我自己。可是，你是一直待在这儿的。我是在找寻你啊。’
“海伦古怪地瞥了我一眼。‘你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我呢？’她说。
“‘以前？’我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更早一点回来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在你出走以前。’
“我不了解。‘那我该问你些什么呢，海伦？’
“她没有马上回答。随后，她急促地说：‘你为什么不曾要我跟你一块儿走呢？’
“我直瞪瞪地瞅着她。‘跟我一块儿？离开你的家？你的家庭？你所喜爱的一切？’
“‘我恨我的家庭。’
“我完全被弄糊涂了。‘你可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我最后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
“这话是对的。‘我不想带你离开这里，’我有气没力地说。
“‘我恨这个地方，’她答道，‘我恨这里的一切。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那个时候，你并不恨它。’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她重复了一遍。
“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几张黄色的椅子和五年多的时间把她跟我隔开了。一股怀有敌意和含有苦味的浪潮，一股脑地向我脸上打过来。在我逃亡的时候，我的行动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流亡生活的危险和动荡，我怎么能把海伦也牵连进去呢？可我现在却觉得，我那样地逃跑，留她一个人在家，也许深深地伤害了她。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约瑟夫？’她问。
“我本来想说，我是为了她才回来的。可是，这会儿我却不能这么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我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驱使我回来的乃是一种隐秘的、真正的绝望。我所储存的东西，都已经给用光了。我那毫无掩饰的自卫本能还不足以强大到让我经受这令人寒心的孤独。我没有能够建立一种新生活。在我心里，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想这样做，因为我就从来没有真的抛却我的旧生活。我既不能忘掉它，又不能战胜它。坏疽已经侵入，我非得做出抉择不可。我可以让自己烂掉，要不就回去，试着把它治好。
“我一直没有把这一切考虑清楚，即使在现在，我也仅仅明白了一半。不过即使仅仅知道现在这样的一丁点儿，也是一种巨大的宽慰。我那压抑和窘迫的感觉消失了。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了这儿。从五年的流亡生活中，我没有带回什么东西，除了我那磨练得敏锐了的感官、生存的渴望，以及一个逃亡罪犯的警戒和经验。在所有其他方面，我都已经破产了。在边界之间那片无人地带度过的黑夜，为了一点食物和几小时睡眠而挣扎的那种生活造成的令人痛苦的厌烦，鼹鼠似的地下生存——当我站在这儿，站在我家门槛上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已经破产，可是至少我还没有负债。我是自由的。这不是什么回来。那过去几年中的我，在我越过边境的时候已经自杀了。已经死了。另一个我是活着的，而那是一件礼物，无关责任。”施瓦茨向我转过脸来。“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不自觉地重复着这些话，讲得又是矛盾百出的。”
“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我答道，“能够自杀也是一种福气，虽然我们不大欣赏这种做法。它会给你一种意志自由的错觉。说不定我们走自杀绝路的次数要比我们猜想的更多呢。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恳切地说。“但愿我们能够知道那是自杀！那么，我们还可以起死回生。我们可以活上几世，用不着拖着经验的痈疽，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而结果还是要死在它们手里。
当然，我当时没办法向海伦解释清楚，”他继续说道。“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突然之间，我觉得那么轻松，可以用不着解释了。因为正相反，我觉得解释只会引起混乱。她大概是要我说，我回来是为了她的缘故。可是，用我新的眼光看来，我知道那将是我的毁灭。过去将会在我们的头顶上崩坍下来，连同它所有的谴责，它所有的罪孽，还有失去的机会和受损的爱情，而我们将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出路。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自杀差不多充满了欢乐，如果这种精神自杀的念头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它必须是完整的。它不仅必须包括流亡的年代，而且还必须包括流亡以前的岁月。要不，比第一个历时更久的另一个坏疽将会侵蚀进来。海伦站在那儿，她是一个敌人，她爱我，而且清楚地知道我的弱点，她正准备利用这两点来向我进攻，而我却毫无制胜的机会。本该带来获取自由的希望的那种自杀，将会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道德上的痛苦——死亡之后，将不再是复活，而是彻底的毁灭。跟妇人家过多解释是一种错误。该做的事是行动。
“我走近海伦。摸着她肩膀的时候，我觉着她在发抖。‘你为什么要回来？’她又问道。
“‘我倒忘了，’我说，‘我很饿，海伦。我一整天都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在她旁边一张上了漆的小意大利式桌子上，放着一张装在银镜框里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我不认识。‘这个东西，难道我们需要吗？’我问。
“‘不。’她惊讶地说。她拿起照片，把它塞进桌子的抽屉里。”
施瓦茨瞅着我，微微一笑。“她没有把它扔掉，”他说，“她没有把它撕碎。她把它放进了抽屉里。她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那时把它拿出来，重新放在桌子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她那种谨慎小心、深思熟虑的姿态却叫我开心。五年以前，这一点我是不会理解的。我一定会当众大吵一场。现在，可能出现沉闷气氛的局面就这样结束了。政治上的大话我们能够容忍，可是恋爱中的大话我们却容忍不了。真是倒霉，若能掉过一个头就好了。海伦那种纯粹理性的姿态不是没有爱情，那是一种添上了女性洞察力的爱情。我已经使她失望过一次，她为什么一定要马上信任我呢？从我这方面来说，在法国的日子也让我学会了很多。我没有问她什么话。我能问些什么呢？又有什么权利问呢？我笑了起来。她吃了一惊。随后，她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也笑起来了。‘告诉我，’我说，‘你跟我离婚了没有？’
“她摇摇头。‘没有。我拒绝了。不过那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是要让我家里的人不好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