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蒂尔德的死并没有给苏阿雷的生活节奏带来什么重大的改变。多年以来，弗罗兰就担当着教育孩子和总管家务的职务，她继续遵循着夫人留给她的或是她昔日里向夫人建议的方向操持着一切。她绝对按照已故女主人的口味来给年轻姑娘们穿衣打扮，必要时更换一块壁毯或帐幔。也许有一段时间这位女管家怀疑老爷要续弦，这可能会扰乱家里固有的习惯。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什么都没有发生。比起来让家里的规则发生变化，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眼前的那个那慕尔的女人倒是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只要一想到最好的水果、时鲜的菜蔬、当令的野味都归了那个值得争议的人儿，这真让人难以忍受。弗罗兰永远不会原谅德·卡·德·马先生。每顿饭她都感觉到这种对家庭持久的凌辱，就让孩子们也染上了这股子怨气。
我只能粗线条地叙说一下费尔南德的孩提和少年时代，她有七个兄弟姐妹，每逢这个时候，我就想象着在托尔斯泰和狄更斯小说里的那一大群孩子：喜笑颜开的一大帮人，散布在一所大宅子的各个客厅和走廊里，跳跃嬉闹，玩着集体游戏，圣诞节的晚上跟亲戚或同伴的亲戚互相亲吻，年轻的姑娘们穿着簌簌作响的丝质长裙彼此说着有关情郎或未婚夫的知心话。只不过埃诺既不在俄国也不在英国，在苏阿雷的生活环境似乎完全不是从那些优雅高贵的图画中抄下来的。我还忘了说明，在儿女众多的家庭里，孩子之间年龄的差异时常很大，特别是当活下来的孩子中间有几个死了。费尔南德两岁时，她的大姐伊萨贝尔已经二十多岁，在苏阿雷嫁了一个隔了三代的远亲，乔治·德·塞·德·伊。两家的职位和土地都旗鼓相当，是一桩显然筹划已久的门当户对的亲事，也许玛蒂尔德在死前早已首肯了的。婚宴的那天，费尔南德只在上饭后甜点心时才由弗罗兰抱着出来了一会儿，照规矩要受到太太小姐们的称赞夸奖。
乔吉娜和佐埃分别是十岁和九岁，比小费尔南德大得多，可以在较长的时间给她充当小妈妈和大姐姐的角色。就像日后费尔南德本人那样，她们俩也在修道院里完成了她们的学业。佐埃在帕西的几位英国贵妇人家里寄宿，从那里她给她的父亲写了几封聪慧明敏的短笺，里面谈到她为了健身养生吃了些生肉；在巴黎年轻姑娘要骑马会有许多困难；在香榭丽舍的骑马场很昂贵，而在河滨宫堡，又有许多不三不四的女人来来往往。奥克塔夫和泰奥巴尔德上中学。至于加斯东，已经差不多是个成年人了，我们看到，大家已接受并习惯了他的存在，对他没有一点温情，但似乎也没有智障的人在兄弟姊妹中引起的那种嫌弃和厌恶，还夹杂着一些恐惧。不过，费尔南德对她丈夫说过许多心腹话，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不正常的大哥，这证明了有这么个不幸的人还是让家里觉得难堪。
弗罗兰冬天六点钟就把小姑娘们叫醒，夏天在五点钟。让娜穿衣服较慢，更要提早几分钟起床。她们悄悄地从爸爸的卧房前走过。让娜坐着从楼梯上滑下来，她一辈子都是这样下楼的，这引起了一些善意的玩笑，但只限于悄悄地说几句。弗罗兰和一个女仆架着那残废姑娘的胳臂。下雨天，这一小队人都打着雨伞，穿着雨衣和木底皮面的亮晶晶的套鞋到教堂去。下雪的日子，则一定要穿衬绒的大衣，戴上风帽，短统靴上再套上套鞋。夏季里，小姑娘鲜艳的衣裙和佐埃以及乔吉娜的阳伞构成一幅明快愉悦的图画。小费尔南德迈着碎步走在队伍的最后，到后来，这让她的法国小叔子博杜安给她起了个外号：“小慢步”。博杜安十分爱好骑自行车。每次从教堂里出来，弗罗兰都恭恭敬敬地在女主人的坟墓前停下脚步。
先生从来不跟大家一起吃早饭，可以说，早餐是德国式的，午餐也一样。三顿饭之间的时间必须学习，学习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午饭之后休息二十分钟。弗罗兰坐在小客厅的一张扶手椅上，强撑着不露出打瞌睡的样子。年岁大的小姐们从事刺绣，小让娜很快就显示出在这种技艺上惊人的悟性，她那双小手既拿不住勺子也拿不住杯子，却能灵巧稳当地捏住一根针。她们专心致志地把瓷器上的花样子描下来。两点钟又开始学习，一直到六点。中间作一次散步并且轻松愉快地吃点心。到了六点，弗罗兰带着小姐们，如果是在假期则还有男孩子们爬上楼梯，用一个小水罐子里的热水洗洗脸和手，水罐子是由女仆放在每个洗脸池底下的。小姐们解下她们的围裙，在头发上扎一根带子。让娜在楼底下由人侍侯着梳洗，免得爬楼梯。星期五和星期六，人们就烧热浴缸上的热水器，女孩子们穿着法兰绒的衬衣浸到水里。弗罗兰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洗冷水浴，瞧不上这种过分讲究清洁的豪华方式。
德·卡·德·马先生差不多每天都坐在晚餐的主要席位上。餐桌上如果能说几句话，人们就说法语。然而通常笼罩着一片修道院式的寂静。大家静静地吃着自己那一份一道接一道的精美菜肴，所有的菜烧得都很好，分量很足又不麻烦。只不过，正如大家知道的，没有当令的鲜货，水果也难得一见。孩子们没有权利开口，除非爸爸首先向他们提了问题，而那爸爸也轻易不肯问他们一句。顶多他出其不意地打听一下男孩子们的学业和年纪大的小姐们家庭课程的若干情况，而被问到的男孩或女孩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回答。总之，这样静悄悄的晚餐似乎是苏阿雷的传统。伊雷内姨姥姥的日记上就说，五十年前，德里雍家的四位小姐在饭桌上也一言不发。
用罢晚餐，无论冬夏爸爸就坐在客厅里壁炉的旁边，浏览从布鲁塞尔寄来的那份报纸的各个栏目。接下来半个钟头的寂静比饭桌上更为深沉。弗罗兰在灯下拿着花绷子刺绣，每次她拿身旁独脚桌上的小剪子用时，都尽量不发出声音。孩子们沿墙坐成一排，挺直脊背靠在椅子周围的硬木条上，两手乖乖地放在膝头。估计这样一动不动的姿态是保持仪表和礼貌的练习。当年小奥克塔夫发明了一种不出声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比赛做鬼脸。他把腮帮子鼓起来，瘪下去；眨巴眼，翻白眼，转眼珠子；咧开嘴露出牙显出凶相；下流地露出舌头尖或像一条破布似的吊出来；把嘴角倒挂下来像个没有牙的老头子，或者，怪模怪样地抽搐着，把一张年轻的脸变成中了风的病人；额头上撮出皱纹，鼻子像吃草的兔子似的抽动着。弗罗兰什么都看见了，但把头低在花绷子上，装作若无其事……做这种鬼脸的规矩就是要保持绝对的严肃，发出一点声响，迸出一声笑，也许就会让德·卡·德·马先生从他的报纸上抬起夹鼻眼镜。一想到可能引起的灾祸，大家就不寒而栗。德·卡·德·马先生阅读宫廷和城里议会斗争的新闻，连一行也不跳过，只约略瞥一眼外国的消息，却一字不漏地品味法院里的一个个案件，交易所里的传言，以及上演节目的评论，虽然他决不会去看。他平平整整地把他的报纸折好，放在一个木头筐子里，第二天引火用。沿墙的那一张张面孔把皱纹展平，又恢复了若无其事的模样。孩子们站起身，一个个地去拥抱爸爸，并祝他晚安。
夏天，在几棵椴树下有一刻钟的温馨时分，弗罗兰总让人给她端来一杯花茶，里面泡着这些树去年开的小花。夜游的顽强生命发出声音和闪光：明月的清凉光华照耀着摇动的树叶；孵卵的鸟雀受到一只猛禽的惊吓，啾啾唧唧地叫起来，湿漉漉的草地上一群青蛙在大合唱；飞蛾纷纷向大号的油灯扑来，差一点掉到女管家的椴花茶里去；一匹马在附近马厩的分栏里跺着蹄子；车夫提着马灯走过来，向他经管的那个世界致意；农夫推响了那边牛栏的沉重门扇，母牛罗丝刚刚产下一只牛犊。但是苏阿雷城堡的孩子们骨子里是城里人，虽然沉浸在这自然环境里，但什么也不能触动他们。他们看到阿尔蒂尔先生的阳台上闪动着雪茄头上的火星，觉得那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明亮。大家要回房了，弗罗兰宣布天已太凉；每个人从前厅的靠墙小桌上拿起一支蜡烛。玩过了鬼脸之后，这时该在沿着楼梯的墙上玩影子。让娜用她早上下楼那样的办法爬上楼梯。走过爸爸的卧房门口时，大家都压低声音，估计他已经睡了。原则上，至少任何人在入睡以前都不会忘记祈祷。
按习俗，孩子们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必须给他们的爸爸写一个贺年卡。显然，在达到正确表达意思的程度之前，他们多次地抄录同样的东西。我偶然保存着费尔南德在九岁到十二岁写的几张贺卡。下面是她十一岁时写的：
我亲爱的爸爸：不知道德·卡·德·马先生是如何回应儿女们表露出的这种感情。元旦的礼物当然是由弗罗兰到那慕尔去挑选的。无论如何，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一枚金币，他们有权保留到当天晚上，随后就要存入银行，放在每人名下的账户里。估计这样是要教会那孩子节约和以本逐利，值此新年之际，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我最美好的新年祝愿，祝您健康长寿，并向您表示我深刻的感戴之情。
亲爱的爸爸，我祈求善良的上帝，
在一八八四年，使您蒙被他最好的祝福，使您天长地久，福寿康健，并使您继续眷顾您的子子孙孙，特别是对您无限崇敬的幼女，
费尔南德一八八四年一月一日于苏阿雷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家庭生活简直是离奇古怪，甚至令人憎恶，或者两样都有。但是苏阿雷城堡的孩子们对此却没有太恶劣的回忆。三十年以后，我听到已入老境的奥克塔夫、泰奥巴尔德、乔吉娜和让娜用温情的口气提起这段过去的时光，而且还审慎地微微笑着。这些有点孱弱的幼芽终于从石缝里钻出来，而且开出了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