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与莫德度过的那七年一样，米歇尔新灾难的那十三年（如果从图尔奈的婚礼算起应是十五年），他只是隐隐约约跟我提到，某些地方说得很详尽，但却存在着许多的空白，对那些意外事件或那些波折变故都既不说明原因也不讲明具体时间，因此他所叙述的生活经历缺少连贯性，无法去追根溯源。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印象是正确无误的。这些年月似乎随意地散落开去，就像水流一样忽而翻滚湍急，忽而滞留不动，在这儿那儿形成一些水洼和沼泽，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最终都被大地吸去了。

严格来说，逃亡英国可以解释为因艰苦爱情所累，可以解释为是想离家人远远的，或者单纯地是因英国生活的魅力所致，那种魅力只要你尝过一次便欲罢不能。在随后的那段时期，米歇尔相反却白白地度过了。一开始，为了取悦自己的父亲而签订的那个婚约没有让他在任何地方固定下来，也谈不上成家立业，因为这一词语牵涉到建造一个坚固的社会大厦或类似这么个意思的东西，对于他来说，这并非易事，想有一个固定的职业或一个名正言顺的社会地位也不太可能，也不牵涉到那些将在米歇尔成熟时期之末和老年时期的思想活动。似乎有三个人在十年中在令人想到图卢兹-洛特雷克灯光照明的一种灯光之下，随着时尚的华尔兹舞曲在溜冰场上滑行，从奥斯坦德到斯海弗宁思，从巴特洪堡到威斯巴登，到蒙特卡洛的石膏涂层天花板的花饰赌场，他们没有错过一次化装舞会，一次花会，一次巴黎剧团在泉城剧场的演出，一次盛宴，也没有错过一次马术竞赛——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是这种马术比赛中的佼佼者，经常获奖，他们尤其没有错过一次有枝形吊灯照明，有金融家在那增光的那种晚会，在那种晚会上，你会很高兴地看到威尔士亲王在你旁边总下注在他所喜爱的四张同点的牌上，看到菲利克斯·克鲁尔在玩纸牌。

至少直到尚很遥远的那一天，也许是已经凄惨的那一天（在乌克兰，有一年的冬天，严寒像一把长刀似的插入米歇尔的身体，冰冷刺骨）之前，在他的记忆之中，没有一丝可以为那些鲁莽行为作为风景背景的东西；对于这姐妹俩来说，在国外的生活似乎只是对土著人怪模怪样、女人们的奇异服装、饮食习惯的怪诞以及其他等等一长串的玩笑而已，大家可以把在小剧场或带歌舞杂耍的咖啡，馆里听到的有关这些题材的所有陈词滥调突现出来。（“在德国，他们没有这些。”）每年相继乘坐自己的小游艇佩里号和班什号去呼吸远海的海风与空气是他们每年一度的一个节日，可是他们却根本没有看见荷兰、德国或丹麦那候鸟栖息地的岛屿的荒凉野景，也没有看到弗里西亚群岛的那些小港口的古老风情。那年在荷兰的吕伐登，包括博杜安在内的那三个形影不离的人于某个星期日下船登岸了，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立即来了兴头，忽而用从手提箱里取出来的撑得很开的撑裙褶腰垫和巴黎女服的沙沙声响来刺激土著人，忽而又用她们的海员妻子的不整衣冠来逗引他们。那一天，为老水手公寓进行了一场募捐。人们请求他们参与这件善事。博杜安说服或者说激将他的妹夫同他一起在拜神时刻站在庙门两旁，手里托着一只饭碗，他坚信这种滑稽动作定能逗引善良的荷兰人开心，让他们慷慨解囊。实际上，两只碗还真的装满了铜币，甚至还有几个荷兰盾。另有几次，博杜安打赌吃东西：男士们每人拼命吃下自己的那份三十个煎鸡蛋的食物，看得游艇艇长、一名水手、见习水手和几个农民以及那两位女士不停地鼓掌。

在赌场中，因无所事事而参赌的人与嗜赌成性的赌徒季节性地重聚于始终是绿色的赌台前，在这种半上流社会的氛围中，有着一种“成层现象”：上流社会的人在这嘈杂混乱之中只认另一些上流社会的人，也只跟他们打招呼。但是，在这种场合，最真实可靠的贵族纹徽也跟村妇衬裙的附件似的不值钱；金子和钻石都像是假货似的被毫不吝惜地下注。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对其他女人的钻石首饰，无论真假，都记得十分清楚，她们在巴特洪堡见过那些首饰在闪亮，有时又在蒙特卡洛另一些女人的胸前看到它们。巴黎大旅馆和赌场的私人客厅在这种各种阶层混杂的环境之中组成了一个贵族阶层，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地打扮，但是正统的女人对于由国王或总统们养着的大交际花式妓女的千姿百态表示举手投降。一天晚上，美人儿奥特萝与埃米利安娜·德·阿朗松争斗起来，起因是要证明在其生涯中，这两个夫人中的一位比另一位挣了更多的珠宝首饰。体态丰满的奥特萝十个指头上全都戴着戒指，手镯从手腕一直戴到胳膊上端，项链在肉色的胸前相互碰击，低领下面的那一点点胸衣上别满了首饰别针，以致别人都看不见胸衣衣料了。她就这样大模大样地在各个赌台中间穿行着，由于无法在屁股上也戴上钻石首饰，她就让女佣跟在身后，让女佣穿着不袒胸露肩的连衣裙和围着绣花的小围裙，上面缀满珠宝首饰，以代替女主人的臀部。

这种生活的妙趣源自于邮局来款的迟早和偶然性的出现，源自于由公证人盖印的那只信封到达之前的周末或季度末的痛苦折磨；赌桌上的“千差万别”有时就像坐过山车的感觉似的。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有时候得把自己的晚礼服卖给服装店，哪怕是等口袋和钱包又鼓起来之后再重做新的，或再卖掉新做的礼服。在威斯巴登，手头颇为拮据的一天，那三个形影不离的人决定干一票大的。两位女士在回法国之前，在裙子的皱褶里面缝上了无数的小包白粉，到了边境的另一边，那可是以黄金论价的。米歇尔那天晚上吓得心老是怦怦直跳。

在考虑去哪儿倒卖这些魔粉时，他们求教了过去的三个里尔姐妹（不过，后者也许是杜埃人或阿尔芒蒂耶尔人），她们以前曾干过这种买卖。

这些阴谋勾当的牵线人，这些在情况紧急时便割断联系的普通的傻瓜似的帕尔卡是三个老姑娘，其中至少有一个在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年代中曾经结过婚。她们开始干的时候纯属无辜。她们先是当女佣，后来开始在法国北方的一处海滩上支个小摊，卖点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什么玻璃瓶装玩具兵舰啦，什么浴帽和明信片啦。现在，她们在奥斯坦德有一家豪华的小店，在蒙特卡洛还有一家，而且在威斯巴登投资建起了第三家。在她们的店铺上面，她们租了一些房间。我怀疑她们在不得意的那会儿，曾经稍稍沉湎于那种大约在同一时期让萧伯纳的华伦夫人发财致富的利益极大的生意，而且我也怀疑她们像她们的那个英国女竞争对手一样曾经天良未泯地讨论过这一行当的优劣。她们每年都从这个店跑到那个店去，坐的是三等车，而且，为了省去住旅馆的钱，坐的还是夜车，或者，偶尔也住一夜旅馆，那么三个人就凑合着睡在一张床上，横着睡，并排放三把椅子，把腿和脚搁在上面。她们长得很丑，生活简朴，粗茶淡饭，按她们的方式来说还算诚实，可却完全不顾廉耻。她们也不虚伪。“您知道，先生，”三个老姑娘中话最多的那一个对米歇尔说道，“为了谋生，除了卖笑卖身，没有别的。”米歇尔在她们周围又看到了一点利物浦那家“黑店”的气氛，不过，它却被法国村妇的精明头脑给改变了。到了时候，她们也会作为他的债主，让他随后加倍偿还的。

在这三个老女人的诡计当中，也有一些不是故意的，有人以为这是出于对职业的爱而设计出来的，因为这些诡计也不会带来多大的利益。不过，对于这三个老女人来说，是不存在小利之说的。她们把一只纸箱子装满高档内衣，每一件都用薄纸包好，写上住在豪华旅馆中最好的房间的人的姓名。某某夫人没在这家商店买过什么东西，便对侍者说送错了，这三个老女人中的一个马上上楼致歉（侍者是串通好的），并趁机吹嘘自己的商品。被看中的女顾客很少不把纸箱子里的内衣全部或部分地留下的。这三个帕尔卡很快便发现年轻漂亮的加布里埃尔干这一行非常得心应手，在女士们面前比她们更加成功，而且有时候还能说服为太太们购物的先生们下定决心。加布里埃尔把头发披散在脖颈上，拖着乡音，装出被那三个老女人役使得疲惫不堪的女裁缝的痛苦状，而且还是个被情人抛弃的痛苦女子的样子；什么都用上了，连胸衣上的别针都别上了，脸上还抹了挺厚的脂粉；为了说服女顾客，她同意穿上薄透的晨衣和带细褶的外衣，帕尔卡们答应因此而给她一笔佣金。当天晚上，她前来与米歇尔和贝尔特刚刚认识的x太太在餐厅一起用晚餐，脸上抹了厚厚的脂粉，头发烫成小卷，穿着紧身褡，袒胸露背，手指上、脖子上和耳朵上戴上了那个里尔业余园艺家丈夫留给她的全部钻石首饰，因而面貌大变，以至于x太太都看呆了，心里不停地在猜测，这个同楼层的雍容华贵的邻居到底是何许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