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肖像画家走俏的时代，照相术不被看作是一种艺术，然而它仍有权冠以艺术之名。那些在不停地摆姿势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形态印在涂有硝酸银的玻璃感光片上的资产阶级，并不知道自己有着原始艺术的严肃面容和霍尔拜因肖像画的力度。一丝令人不安的魔力增加到刚刚诞生的任何伟大艺术都具有的那种高雅之中。自从世界诞生以来，被人的聪明才智所控制的光第一次摄取到活人的幽灵，这些今天看来是一些真正的幽灵似的人，立于我们的面前，宛如他们的魂灵所做的那样，身着鬼魂般的燕尾服和有衬架支撑的幽灵似的女裙。人们也许从未注意到，第一批拍摄的大肖像照片是与最初的招魂场面同时代的。在施招魂术时，欲成功则要有一张旋转桌子，而拍照的成功，需要有一个感光片；在这两种情况之中，都得有一个中介人（因为任何一位摄影师都是一个中介人）。正是因为拍摄时用不着像画像或雕刻那样，需要画家或雕刻家一再地纠正姿势，所以这些照片上的面容与在生活中所窥见的真实面容表现起来一样困难。我们经常是在一些封闭的不透明的环境之中。有一些照片底片反映的是那些人可能是什么人或做什么事，或者反映的是他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或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甚至，有的时候，一些不知是在什么试剂的作用之下缓缓显现的特征只有到今天才看得清楚，而且也只有我们能看得清楚。正因为如此，自贡比涅的辉煌起，拿破仑三世的那张愁苦的脸便使人预见到了色当一役的惨败，仿佛他身上已经带着他的灾星了似的；或者，尽管其崇拜者们赞不绝口，穿着众人景仰的王后服的美丽的卡斯蒂格里奥娜仍现出沉重的脚踝和一双挤在缎面高跟拖鞋中的脚来，仿佛这位各沙龙中的偶像在人行道上走得太久已累坏了似的。想必，因为习惯或尊敬或热爱蒙住了眼睛，而且被有关的人所瞥见的那小小的瑕疵会让他们把那些昂贵的小片片撕碎，因此，同时代的人所没有看见的一些裂隙、缺点或毛病表现得仿佛是那些照片已变成x光照片了似的。
诺埃米不再是家中的索尔小姐了，她穿着不袒胸露背的裙子显得得体而平和，紧闭着的嘴唇像是一只坤包上的搭扣似的——唯有那嘴唇在告诉我们她缺乏善良；那两只精心保护的手是一个从未做过任何家务活儿的人的手，按照当时的说法，是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子的手。而我们看到的六十年代的米歇尔-夏尔，是一位面孔瘦削苍白，身着燕尾服，蓄有小绺胡须的先生，高挑儿的身子笔直，脑袋微微昂起，给人一种难以控制自己的印象；目光锐利但忧郁（因为没有什么比某些明亮的眼睛的目光更加忧郁的了），在两道浓眉和高颧骨之间闪烁着一股冷光。我们可以因此而想象出易卜生的索尔尼斯或罗斯莫在发病前夕的样子来，或者想象出已被病魔啃噬但仍在与之抗争的伊凡·伊利奇的样子来。如果没有他儿子只言片语的叙述，对于这个忍受痛苦，或许是在思考的人，我们可能会一无所知。米歇尔-夏尔自己磨灭了米歇尔-夏尔。
孩子们也被领去那家时髦的照相馆。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家很感激这对里尔夫妇只有两个孩子，没有多要；无疑，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别把遗产分成太多的小块，而不是担心地球上人满为患；不过，某种迹象告诉我，米歇尔-夏尔并不喜欢儿孙满堂。他肯定是个好父亲。至于诺埃米，她对孩子们的态度是这个似乎不可能有任何秘密的女人的秘密之一。她对小小年纪便夭折了的小加布里埃尔的死大恸悲声，但这并不表明她在女儿活着时非常地宠爱她。对于她的儿子米歇尔，尽管往前回溯，也只能发现近乎仇恨的恼怒。
我们极其看重一个慈母的共同点，而且极其为母兽护犊的那种短暂的激情和虔诚所感动，所以对诺埃米的态度感到特别惊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并且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一个独生子不被当成皇储似的对待是十分罕见的。诺埃米对这第二个孩子的不屑一顾使人猜测发生过某种说不清的变得无法弥补的肉体方面的矛盾，或者有着一种尽管官方评语甚佳但米歇尔-夏尔在那个时期还是犯下的一个小过失存在。后来，诺埃米总能找到诋毁这个不肖之子的理由，但是，这种不肖大部分是她造成的。当时，住在马雷街二十六号楼上的那两个孩子是物件，或者说几乎是两个动产，他们是“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直到后来有一天，诺埃米在对儿子的父亲说话时，才改称为“您的儿子”。但是，要领孩子们去照相的那一天，她肯定是到楼上去过，去查看女佣替两个孩子梳洗打扮得怎么样。
照片拍摄出来了：他们穿着自己漂亮的衣服，待在摄影师家客厅的漂亮家具和道具中，完全处于当时的习俗氛围里。但是，同僵直的、木质化了的、已经显示出有一天要被“砍伐”的成年人比较起来，这两棵柔软而富有韧性和朝气的幼苗有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必要之时，能够穿出枯枝败叶或裂岩碎石，茁壮成长。如同他们那个时代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至少在镜头面前已经有了一种小大人的自尊；他们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儿童时期是一个最好尽早走出来的状态，以便很快地跻身于先生和夫人的行列。如果给孩子们作榜样的先生、太太们自身常常只是一些蹩脚的模特儿的话，那就会有许多有利于这种观点的东西可说了。加布里埃尔顶多六七岁时便已经是个细密画上的夫人模样了：她身着有撑架的裙子和苏格兰格子呢短上衣站着，把一只手有力但又轻柔地放在坐在她身旁的小弟弟的肩头；她落落大方，已经有着上流社会的风韵，在她那颗高傲的小脑袋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自信，会令二十岁时的加布里埃尔的样子有所不安的。但是，这种不安是多余的，因为她活不到二十岁。小男孩则刚满五岁，乖乖地坐着，手里拿着一本书，穿得像个小大人似的应有尽有：背心、蝴蝶领结、擦得锃亮的皮鞋。他的脑袋圆乎乎的，状如多纳泰洛的小天使的脑袋；健壮的小身子使人联想到那些似乎肚子里装着满满的使之发育成长的元素的小狗的身子，面孔透着一种诚实和几近严肃的认真劲儿，但是那双明亮的眼睛却像阳光下的湖水一样露出笑意。
让我们飞快地翻动照相集吧。我们立刻看到七岁时的米歇尔，身子单薄瘦弱，只需在他肩头披上一条主教的祭披，就像是富凯或罗歇·德·拉帕斯蒂尔画中的一位天使了，但是他的眼睛深处已经藏着一丝忧伤——七岁便知生活的艰辛。随后，可以看到有点发福、锦衣玉食的中学生米歇尔，眼角透着一丝狡黠；二十岁的美男子米歇尔，模样里透着很深的城府，因上流社会和肉体的幻觉的困扰，在性欲上很乱；随后是军人米歇尔，新穿了一身戎装，蓄着小胡子；世纪末上流社会的米歇尔，指间夹着一支雪茄，在幻想着我不知道是什么的未竟之事；匈牙利式脑袋刮光了的骑兵米歇尔；身着男礼服的五十岁的绅士米歇尔，假领很高，但他却毫不觉得不自在，让人看着是个惯于发号施令和给小费的人，是一个人也是一个阶层的代表形象；在一处海滩上的那个同样的绅士，一身白色法兰绒服，跟在当时的那位漂亮女子身后走着。但是，那些老年时的照片让我印象更加深刻。那是一位若有所思的老者，穿着得体的英国料子服，坐在费拉角一家旅馆花园的桌子旁，高挑的身子俯向一只他已与之结下友谊的小狗；很奇怪，他与对面的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女人离得老远，那是他刚刚与之完婚的女人，一方面有点是为了补偿她的忠贞，另一方面有点是因为他觉得有她作为看护妇和女伴对他很合适。这个同样孤独的老者在这一张照片上坐在一幢大厦或一个意大利式回廊的台阶上，双手垂在大腿两边，一副温情和精力耗尽的样子。最后，还是这位孤独的老人，靠在拉里西桥的栏杆上，背后是拉齐奥区的令人难忘的风光；他十分地慵懒，这一点我在拍这张照片时并没有发现。这张在罗马郊区远足的留影反映的是旅行结束时的形象：米歇尔穿着一身灰暗的羊毛服装，就像是一个老乞丐在晒太阳。
当我自己越来越老时，我就愈发地觉得，儿童时期和老年时期不仅相互衔接，而且是让我们去经历的两个最深刻的阶段。一个人的本质是在对生活的努力、希望和野心之前或之后反映出来的。孩提时米歇尔的鲜嫩的脸和老年米歇尔饱经沧桑的脸是相像的，而青年和成年那中间阶段的脸则并不总是这种情况。孩子的眼睛和老人的眼睛在看人的时候带着那种尚未走进化装舞会或已经走出化装舞会的平静的质朴，而两者之间的整个过渡阶段似乎都是一种无谓的喧嚣，一种空泛的骚动，一种毫无意义的混乱，人们对此不禁会问：为什么要经过这种过渡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