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是孤独的。说真的，他一直是孤独的。他在孩提时期可能并不孤独。小时候，他有个姐姐叫加布里埃尔，就是在一些旧照片中站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儿，但是她早年夭亡。他后来又有一个妹妹，当他与家庭一刀两断的时候，妹妹还只是个孩子。除了同父亲在一起，他总是孤独的。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是美好的，但十分难得。他父亲好像被一个既不爱丈夫也不爱儿子的母亲藏在了什么地方。不久以前，他同两个妻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孤独的，他同元配有欢乐也有争吵，与第二任夫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充满温情，但也有酸甜苦辣（他为人太忠厚，分不清两个妻子有什么不同，甚至在悲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同元配生的儿子在一起时也是孤独的。他很少见到这个愁眉苦脸的儿子。他或许不应该把儿子寄养在远离家乡的古里古怪的祖父母家里。他与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只在早晚各去看她一次，看着她洗澡、吃奶、拉屎、撒尿。他女儿只是在世事风云的变幻过程中被送到他手上的一只小动物，他没有理由爱她。他从前与年轻的英国情妇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孤独的。他为了追逐情妇当了逃兵，去了英国，但却不知道亲吻多么有欺骗性。他与几个少有的男友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经常觉得被朋友操纵，有时候被欺骗，甚至不知不觉地被出卖。他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是孤独的。家里人坚持送他到学校学习，他在学校里第一次发现富贵人家的子弟是多么庸庸碌碌，因为培养他们的神甫虽然谙熟拉丁文，道貌岸然但实际虚伪，就连世俗教授也是不学无术。他当兵也是孤独的，尽管人民是和蔼可亲的，即使穿上军装也是如此，但与他同屋而居的战友算不上他的朋友。他在利物浦或阿姆斯特丹的海员酒吧也是孤独的，尽管酒吧里充满粗野的乐趣，有时能撩拨起他对女人一时的恩爱和欲望。一九〇三年八月，米歇尔躲在黑山城堡三楼的房间里，孑然一身，感到不能再孤独了。他是在四年中两次丧妻之后搬进这个房间的。
当然，那个老太婆一人独占了二楼“华丽的套间”，和公证人在里面商议事情。套间里摆放着巴罗克式的家具，墙上装饰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钉着耶稣，还有一个圣水缸和一条圣枝。在信仰基督教的布尔乔亚式的家庭里，这些装饰是必不可缺少的，尽管他们并不会祈祷。虽然这座大房屋里只有两个“主人”，却有好几个奴仆。奴仆只是机器人，主人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最多也只能从外貌辨认他们是何许人，但尤其还是通过他们是干什么的，或者猜测他们是干什么的来分辨。然而，主人离开他们是无法生活的，只有他们在犯了大的过错的时候才被辞退。他们是终身奴仆，有的甚至祖祖辈辈都是奴仆。
城堡里等级分明，老太婆的女管家梅拉妮属于上面的人，掌管着老太婆的钥匙，是老太婆的耳目，因此，每个人都躲着她，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阿扎莉是米歇尔雇的育婴专家。当他年轻的妻子决定回布鲁塞尔姐姐家附近生孩子的时候，阿扎莉同意夏天来黑山城堡，指导巴尔贝抚养孩子。巴尔贝原来是米歇尔亡妻的女仆，现在已经晋升为婴儿保姆。这两个女人由家里其他人服侍。她们同孩子住在塔楼的椭圆形大房间里，与老太婆的房间在同一楼层。这是一座路易-菲力普时代建造的哥特式城堡，但是，老太婆从来不去看她们，也不叫她们把孩子抱到她房间里去。至于其他奴仆，等小女孩能认识她们以后，我再一一作介绍。
村子里的本堂神甫为人正直，但嘴馋，每个星期天都有人请他吃饭。他每周只做三四次布道，但基督教徒讨厌他，因为他只讲神学，除非当本堂神甫先生为了给大家提神，有时掺杂着一些讽刺共和国的话，才能引起听者的兴趣。本堂神甫是个老好人，但他不是圣人，米歇尔不信仰任何宗教，而他要求的恰恰是每个教士都应该是圣人。有一天（我当时年纪还很小，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是米歇尔事后告诉我的）做大弥撒的时候，刚刚举行完举扬圣体仪式，一道雷电劈在教堂上。由于怕发生火灾，教徒都跑了出去。而本堂神甫一下子瘫倒在专为接待主教用的扶手椅上，还要了一杯弥撒酒压惊。
“本堂神甫先生，”米歇尔神态严肃地说，“要是就这样死去，可能是很美好的。”
本堂神甫看着他，样子很狼狈。手上托着圣体显供台死去，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然而，在那个黑沉沉的夏天，米歇尔正是在一位教士那里发现了人世间的一丝温暖。他成了卡特山修道院院长的密友。他们俩经常在院长的办公室里一起吸烟。这位苦修会会士长期生活在被教会称之为世俗生活的环境里。他作为军官参加过一八七〇年战争。他兴致盎然地回忆说，他当时在色当，一会儿接到命令，一会儿命令又被撤销，一片混乱；米歇尔比他年轻几岁，只记得当听到巴黎公社社员被集体枪杀、路易丝·米歇尔和罗什福尔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的消息之后，他像反叛的学生那样很气愤。毫无疑问，修道院院长也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他对三十年前的一些愚蠢的罪行却持有不同看法，不过，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政治事件像大海中的波涛，一个接一个地拍打着岸边的沙滩，然后就消失了。我们差一点儿被激浪卷走，仍感到可怕。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要适应事物的节奏。
还是让我们来讲一讲米歇尔的私事吧。米歇尔坐在桌边忏悔，嘴上仍然叼着香烟。其实，与其说他在忏悔，毋宁说他在自言自语地讲述他的过去。他对自己的过去也是糊里糊涂，别人反而比他本人更清楚。这个别人就是一位教士。修道院院长对他很宽容，并不强迫他做那些他根本不喜欢的赎罪苦修。而且，这些拉丁语句与这个充满活力、感觉和欲望的世俗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米歇尔经过一番推敲，把这个世俗生活的欲望简单地归结为满足或不满足。他觉得，在天主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堵悬崖，使他们无法靠拢。这个天主教徒就是教士。而非教徒即使不信仰天主教，但由于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或者由于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起了一个天主教的名字，因而也就与天主教挂上了钩。但是，他从来不信奉天主教，甚至没有必要去考虑他是否要信奉天主教。在通常情况下，天主教徒把非教徒想象成老是感到惶悚不安，不知所措，或徒劳无益地想从自身以外去寻找一个支点，这是误解。相反的看法可能还是对的，修道院院长对他的错误并不在乎。他想把这个惶惶不可终日的鳏夫（说他惶惶不可终日，是言过其实）引荐到他想象中的上帝面前。在法国，说服的方法经常具有帕斯卡赌注式的近乎庸俗的形式：“您有什么可损失的呢？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就更有理由从好的方面去看待信仰的问题。”米歇尔从心眼里讨厌这种说法，更对一天到晚劝告他多抽出几分钟时间搞宗教活动的做法感到不快。
“那么，我的神甫，要是这样，人们变成教徒，就像变成醉鬼一样吗？”
“的确是这样。”修道院院长回答说。这个比喻并不使他感到可怕。
米歇尔拉开了去卡特山的间隔。但他仍喜欢这种有点艰苦的攀登。卡特山是用黏土夯成的，周围种着作物和树木，旁边有一座小咖啡馆，俯瞰着原野。这里经常有人光顾。苦修会会士，从他们穿的长袍和带风帽的无袖僧衣来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在田地里干活，挤牛奶，慢悠悠地赶着棕毛梳理得整齐的大肥马。米歇尔怀着羡慕的心情欣赏着他们默默劳作的教规。单是这种教规，就足以消除人与人之间（尤其男女之间）的大部分是是非非。当生活似乎变得毫无意义并且荒谬到难以理解的时候，米歇尔心想，甚至即使在人们所说的“宗教”在他身上没有一点位置的时候，在他丝毫没有信仰宗教的愿望的时候，一个失去一切的人也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安安静静地死去。他从一个正在用铁叉翻厩肥的会士身上明白了印度教苦行僧和弃绝者的所作所为。奇怪的是，我最喜欢的男人之一竟然多次在同一个地方对我说同样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礼拜，就连曾经到过那里的年轻的蒙泰朗也是如此，有一个修士正赶着两匹耕地的马往回走，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被他的甜美的微笑吸引住了，差一点儿跨入正大开着的专供马车出入的大门，走进修道院的内院。
当修道院受到孔布激进主义的威迫，正准备向国外搬迁的时候，或者起码可以说在国外购置产业，找到避难所的时候，苦修会会士决定到国界的另一侧避难，只留下有限的几个修士看护修道院。他们走还是不走？甚至这个只需回答是与否的简单问题，也不是总能得到直截了当的答复。我阅读了几本有关论述法国修会危机的著作；这些著作字里行间都多少流露出一些偏见，不是闭口不谈共和国与教会之间的纠纷，就是对纠纷的结果言过其实。修会的一些资料本身也是含糊其词；在经历了五十年的岁月和两次战争之后，现在的修士好像对已经发生或未发生的事情也不能给予太肯定的答复。在我经常试图搞清楚某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我坚信过去流传的或者已经写成书面的材料，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不完整的，而且是被重新整理过的，所以我没有兴趣在这件事上耗费更多时间。我只是抄录了一些有关米歇尔的活生生的回忆，当然其中有的也是错误的，但这一直在激励着他这个总是充当反对派角色的人物。
他站在德雷福斯这边，但是对他的似乎肮脏的历史不感兴趣；他支持现在受到侮辱的神甫们，尽管他们对生命永恒和此世的看法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一小队修士决定“自愿”离开的那一天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日子。当地许多农民反对他们离开：这些为人正直的神甫虽然喂养了一些品种优良的奶牛，但还不能满足他们生产优质奶酪的需要，因此，修道院成了向周围农场收购牛奶的大户。农民们看着这个大户人家走了，心里不是感到气愤，就是感到难过。一小部分死硬的激进分子所关心的是讨好当局，因此支持这部分教士离开修道院。
人们爬上卡特山，站在小咖啡馆和修道院之间的空地上。就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小咖啡馆的生意很好。北部专区专员认为有必要带着一个小分队来维持秩序。人们等待着。（到处都一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有四分之三的时刻在等待中度过。）小教堂的门打开了：寒酸的小教堂粉刷成灰色，装饰着彩色的耶稣受难图和几幅圣絮尔皮斯教堂风格的绘画。小教堂表现出的，与其说是对美好事物的恨与无知，毋宁说是对事物外部现象的平和心态和漠不关心。此时此刻，谁都不想去教堂祈祷。修道院的门关上了。米歇尔紧靠着一堆石块坐着，头上戴着扁平窄边草帽，穿着一身漂亮的夏装，每隔五分钟便高声呼喊道：
“自由万岁！”
他没完没了的呼喊激怒了专员，显然使专员很不高兴。
“喂，克先生，您干吗老是这样喊‘自由万岁’？”
“现在是共和国时代，我知道‘自由万岁’不属于煽动性口号。”米歇尔分辩道。
门打开了。一队身穿普通服装的可怜修士出现了，他们的手提箱一个挨一个地排在一起。身材高大的修道院院长站在他们前面，从樟木箱里拿出他在一八七〇年战争中穿的军服（随着岁月的增长，他的身体多少有点发福，军服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紧），胸前佩戴着勇士十字勋章。前来维持秩序的小分队不由得举起了枪。这个戏剧性的小动作使米歇尔感到高兴，然而使专员感到尴尬。修士们先赢得了一分。这个小小的胜利具有军事意义，克先生感到高兴极了。这位前少尉不仅为追求爱情而离开了军队，而且本来就讨厌士兵，但是对军队还是有一点儿情感的。
对米歇尔来说，村子不算什么，而且人们也不把他看成是村里的人。应该说，克先生近三十年的生活在远方度过。有关那些年代的流言蜚语倒不少，不过都是私下的议论。对下面的村民来说，他只不过是城堡女主人的儿子（这个称呼还经常有人叫）。城堡女主人的代理人就知道收地租。人们承认米歇尔心肠好：草垛着了火或被雨水淋湿，谁家有丧事，或一头奶牛死了，他都会送去一些宽慰的话，并且还附上一张蓝色支票。“这些够不够，我的小伙子？”要不是他火气旺盛，或者骤然发火，人们说不定会把他当成傻瓜。星期天大弥撒，他是不能不参加的。做过弥撒以后，他去耐心地听市参议员宣读陈情书和农民的诉苦，或者请他们在小咖啡馆喝上一杯。其实这都是枉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段难以言喻的距离：他从来不把这些人看成是同伴，更不用说是朋友。米歇尔亲身体验到，法国像印度一样，也存在着社会等级。作为济贫会主席，他对工作尽职尽责，但他感到惊奇的是，他根本没有慈善心和友爱精神。如果是对穷人，他也许会承认自己有着极端的自私自利之心。但那些农民都是生活有余裕的人，有的还很富有。他们的济贫会在巴约勒的银行里有一笔可观的存款，部分是由于克先生的慷慨赠予。但是，要想不时地取出几个苏接济最贫困的人，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其他人，也就是那些被称为游手好闲和痴呆的人，那就像法国的一句谚语所说的：“自助者，天助也。”
米歇尔在英国看过一些慈善机构是如何运作的。英国的慈善机构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并且不时地将所收到的捐款分发下去，然后再重新募捐。米歇尔努力在法国的这个地方推行该做法，但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却不以为然。他还提议为那些无生活来源的未婚母亲的新生婴儿提供衣物用品。对此，有的人感到好笑，有的人感到恼火。他所遇到的阻力，可以与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遇到的阻力相比拟。他想努力为这个农民世界输入一些新观点，但他不敢相信的是，农民的目光竟然像城市中的小布尔乔亚一样狭隘。至于当村长，在这种土里土气的政治生活中扎下根去，他连想也没想过。从某一方面来说，应该先变成农民，才能改变他们的观念。
米歇尔要做的，起码是在村子与城堡之间建立起更加灵活的关系：一年一度的名人聚餐会是保留下来的传统做法。七月十四日这一天，从里尔请来一位厨师掌厨；在后来的七月十四日这一天，我在塔楼的大房间里看见晒台上聚集着一些男人，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微红着脸，克先生还向他们递香烟。我在等着小蛋糕和冰镇樱桃。肯定会有人送上来的。米歇尔正在花园里为圣让斯卡佩勒的亲属准备野餐。大家都很高兴，只是有点拘谨。后来，当我长到扮演家庭小女主人角色年龄的时候，我们还邀请了一些孩子出席，其中有的现在已经是八十几岁的人了，他们还能回忆起果园里苹果的芳香。人们把我的玩具拿出来给孩子们玩（我有先见之明，收藏了一些玩具），特别是一个用电照明的卢尔德山洞。这是一位虔诚的表姐送给我的。表姐叫什么名字，幸好我已经忘了。人们鼓动教会学校修女班的小学生在草地上跳圆舞。但米歇尔这么张罗都是枉然：大家对这家房东的记忆非常模糊，与他的儿子混为一谈，就知道这个实际上比他小二十岁的人从来连一块骨头也舍不得扔给狗啃，尽管儿子比他年轻二十岁。诺埃米夫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倒更清晰。老人们还了解她的一些细节，但每每谈论起她的时候，都采取保留态度。“她更像城堡女主人。她与人说话不多。她在圣诞节分发红羊毛衬裙和厚长袜。”
城堡在法国到处可见。尽管大家都相信城堡的建造开始于旧时代的贵族阶级，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像黑山城堡一样，法国城堡大都始建于王朝复辟的鼎盛时期，城堡主人也是那时诞生的。最古老的城堡家族出自十八世纪的总督或官吏；他们到处建功立业，有的因而获得了封号，有的提升了封号。总督有时在一些自己喜欢的周围小城市建造比王宫规模小但比花园规模大的府邸，这些府邸像路易十四的宫殿那样威严，像路易十五的宫殿那样华丽。人们更重视的还是这些形态怪异的建筑物。新建的或翻建的建筑物样子难看，但都被列入了《城堡年鉴》。一个真正的贵族家庭有理由因为是高乃依某个女儿的后代而感到光荣。但高乃依值得让人回忆的，是在学校学过的令人讨厌的大部头文章；这个世界里的人如果真的是生活严肃的，那就只能阅读《十字架报》；如果大胆一点，就只能阅读《费加罗报》。然而，季普的作品也非常受人欢迎。
大家胃口很好，米歇尔更不敢怠慢。大家对这次盛宴非常重视，尤其女士们，而爱吃便饭的他，反而觉得倒胃口。他像拜伦一样，没有多大兴趣看着一个美女咀嚼食物。胃口大开的某某夫人对自己的丰满颇感自豪，每次吃完饭都高兴地说：“我直到吃得觉得有点儿不舒服的时候才算吃饱。”男士们不免对她的极大的女性魅力评论一番，但他们没有丝毫恶意。更引人注目的是姊妹俩，她们一个被称为“前锋”，一个被称为“后卫”，但她们自己却全然被蒙在鼓里。而大多数先生都承认听说过这两个绰号。还有一位女士，尽管这一次与品尝美食无关，却被称为“吃双份饭的女人”。当然，这些无所顾忌的玩笑像任何粗俗下流的笑话一样，都有着布尔乔亚和基督教的藐视肉欲的坚实基础。正像他们所说的，人们不会自我吹嘘道德高尚（好像禁欲能集所有道德之大成于一身）；而且，真正的贞节会使人怀疑男人患阳痿病，怀疑女人有生理缺陷，而关键是要不冒风险地放荡不羁。道德重于法律，习俗重于道德。当时教区有一位主教，有子女，已经丧妻，像苦修会修道院院长一样，从前也过着“世俗生活”。教士结婚未免欠妥，品行端正的天主教徒理所当然地要求他们都不结婚。漂亮的m夫人在不得不称呼“某某主教大人和他的女儿们”的时候感到难堪，他见此情景，先是莞尔一笑，然后口气和蔼地说：“还是称某某主教和他兄弟的侄女为好。”这些微妙的区别说明，有风度的人与下流社会是不同的。但是，粗言鄙语却从吸烟室传到了客厅。女士们坐在客厅里的一张茶桌周围聊天；她们用绣花手绢掩嘴噗嗤一笑，小声地开着男人的玩笑。“太可惜了，”她们正在谈论一个年轻的邻居。这个年轻人比别人更可爱，更高雅，却有着所谓“反肉欲的癖好”，但更糟糕的是，他容易上当受骗。因为理所当然的是，只要没有丑闻，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太可惜了，不能再去和他握手了，也不能背对他，都太危险了。”克先生觉得这个小伙子有他的优点，声称要单独请他，但诺埃米表示反对：除了每年四次请人来喝“波尔图葡萄酒”，她谁也不邀请。她不会从一个名声不佳的人开这个头儿。
米歇尔偏爱相貌俊俏的m夫人，全省把她的细腰视为殊荣。人们欣赏她身穿黑色衣服，身段匀称。衣服是她从巴黎请来手艺高明的裁缝制作的；她总是蓄着一头金黄色卷发。这位漂亮的寡妇薄薄的嘴唇，时常说一些讽刺犹太人、英国人和新教徒的尖酸刻薄的话。克先生不属于这三类人——不知道他为什么长期住在英国——他是颇受m夫人欢迎的人物；而且论起来，他们还是第七代表亲关系。在这种每个人都期盼法国国王回驾的氛围中，漂亮的m夫人自诩是波拿巴主义的拥护者。她还邀请流亡比利时多年的热罗姆王子在她家中小住了几日。但是，m夫人的产业都在边境地区；皇帝陛下被安排在比利时一侧的一座小楼里。王子到达的第二天，m夫人建议他乘车出去兜兜风。这位波拿巴王子没想到会受到法国北部省人民如此热情的欢迎。他本来是来此随意消遣一下，看见到处张贴告示，村民站在路边的小榆树下，还躬身下拜，不免感到惊讶，真还有点儿过意不去：“我真没想到，夫人，人们竟对一个皇帝的继承人有如此好感。”城堡女主人高傲地回答说：“殿下，他们都是我的奴仆。”米歇尔有时真想用胳膊搂住这位夫人的细腰，一直搂得她的裙撑吱吱作响。如果把裙子搭扣弄开或者弄掉，那就好看了！虔诚的女信徒指责m夫人的随身男仆对她过于讨好，即使他，肯定也不会如此献殷勤。
体态丰满的某某夫人不那么难接近。但她有丈夫、一个儿子、公婆和城堡的一群食客。在请克先生吃饭的时候，教廷大使和他的秘书作为贵客也被邀请作陪。应邀出席的还有正统思想界的精英人物。人们在交谈中流露出对宗教信仰的过分虔诚；大家都争着去吻那位教廷大人的戒指；话题始终离不开圣彼得大教堂这座建筑杰作，离不开体现着圣洁精神的利奥十三世的健康长寿，离不开那些参加抵抗加里波第以保卫罗马的伯伯叔叔和堂兄弟的回忆。某某夫人甚至说她不再想看到永恒之城，永恒之城既然不属于罗马教廷所有，那就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已。这位教廷官员在成为神职人员之前是意大利人，此时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人们告别的时候很注意礼节：某某夫人叫她的两个女儿下楼接受对她们的祝福。繁文缛节使得那些到巴约勒搭乘去里尔的火车然后再转快车去巴黎的旅客耽搁了时间。某某夫人的儿子是大学生，爱开玩笑，憋住劲儿整个晚上没打哈欠，这时自告奋勇地用他的“迪翁-布通”汽车把这两位贵客送到车站。他的“迪翁-布通”汽车在当地是第二辆（第一辆是克先生的），取代了已经为他套好的传统的双篷四轮马车。让人有点儿焦急的是，他们又在飘逸着好似教堂里的馨香气息的客厅里耽搁了半个小时；但愿这位彬彬有礼的高级教士和他们的同伴不会因机械故障而遭遇麻烦（人们真担心这个新玩意儿会出机械故障），或者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发生事故……
但是，发动机在院子里发出了轰响声。大客厅的门打开了一半，从两扇门之间探出一个脑袋，以嘲弄的口气说：
“再等一会儿，这两个家伙就赶不上火车了！”
儿子有失礼貌的笑声感染了周围的气氛，像爆炸的气泡，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这些人说话带着北方口音，讥笑这位高级教士的意大利口音；有一位先生觉得高级教士的秘书过于俊美，不诚实；而女士们觉得他的身材有点儿太瘦。有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却具有冉森教派的思想倾向，一针见血地评论教皇对法国的事务干预太多；说到底，他只不过是罗马主教而已。这时，又送上了丰盛的饭菜，好像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前根本没吃什么东西似的。某某夫人哈腰取了一盘肥肝三明治送给克先生。她的低领袒胸上衣的吊带没有系好。好像是忘了系。但并没引起人们注意；谁都知道乳房是什么样子。米歇尔不会变成一个土里土气的唐璜。
闷热的夏天过后，便是雾蒙蒙的秋天。冬天也不会有好兆头。去年冬天是在布鲁塞尔度过的，那是为了满足一个年轻产妇的意愿，她害怕自己在生孩子的时候死去。她果然死了。今年的冬天将在里尔度过。带着五个月的女婴去意大利的里维埃拉绝无可能。从里尔到里维埃拉旅途遥远，差不多要用三十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中途要在巴黎的贵宾旅馆和马赛的诺阿依旅馆各休息一天。米歇尔一时放弃去享受他最喜欢的阳光明媚的南方风光，等于是放弃去蒙特卡洛赌博的机会。在蒙特卡洛金碧辉煌的赌厅里赌博，如同对别人而言的放荡不羁的享乐，对他来说是一种需要；也等于是失去了一次桃花运，那里有漂亮诱人的女人，能使他在平淡岁月的生活中体验一点儿风流韵事，可以想象她们不是卖淫妇；也不能去意大利海岸，不能去热那亚、佛罗伦萨或那不勒斯小憩，不能参观过去与费尔南德一起去过的教堂和画廊。这会儿正在保姆怀里啼哭的小女孩，待长大以后，也许可以牵着她的手去博博里的花园游玩的。
不管怎样，即将到来的冬天将在里尔度过。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因为对他来说，一生中更难熬的，就是艰难时刻的重复。走的还是那几条相同的路；绕的还是那些走廊的相同的角落；住的还是跳鹅游戏的房子。这种房子就是监狱。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在元配去世之后，米歇尔在地处沼泽大街（这条街的名字起得多好！）的诺埃米别馆度过了好几个月的冬天。春天，他轻率地接受邀请参加了一次上流社会的聚会，认识了费尔南德。但是，桃花运并不是天天都有的。
这没有什么关系：对一些人来说，不能拥有，即使是暂时的，也是应付一切的答案。米歇尔在黑山成立了一个私人苦修会。对于构成或自信构成我们绝大部分人格的欲望与要求，有的人喜欢说不；有的人不寄予希望；有的人没有甚至不再觉得这只是自身存在的需要。他早晨六点起床。他在床上看书，睡觉；他一直喜欢这个时刻，因为经过夜晚的洗涤，一切东西似乎都是洁净的。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大摞书，摇摇晃晃的，好像一座斜塔；这时他读完了蒙塔朗贝尔的《西方修道士》，这是一部长篇巨著，我从来没有读过，但我猜想与他禁欲的朦胧愿望有关。他在旧睡衣外面披了一件破大衣，毫无疑问，旧睡衣是他父亲米歇尔-夏尔穿过的。他趿拉着拖鞋，下楼去取那只装满煤的沉重的木桶。煤是早晨生火取暖用的。他喜欢用当地产的煤取暖。用煤取暖，起码不用再去砍树了，但是，这也无济于事。用煤取暖与矿井的丑陋不堪和艰苦生活密不可分。黑山城堡的习惯做法是，那两个女仆，胖马德兰和小马德兰，每天早晨用旧报纸包着煤或木炭，夹在腋下，送到每个房间，在“主人”起床前先暖暖房间。米歇尔不喜欢叫这两个女人提着沉重的煤桶爬楼梯给他送煤；她们还得给老太婆送木柴，给住在塔楼上的孩子送煤。他可能也不喜欢躺在床上看着两个胖女人跪在壁炉前给他生火，或者怕她们出言不逊，到楼下去说先生行为放肆。火生起来了，火焰直往上蹿。用这些已经发黑的旧报纸生火倒是好办法。
过了一会儿，他去取塞拉芬放在门口的早点托盘。塞拉芬是最受重用的男仆，他与梅拉妮管家的关系很好，但米歇尔讨厌他身上的烟草味儿和酒渣气。盘子上惯常有一杯牛奶咖啡、几块方糖和自制的面包片。（在餐厅里吃的也是这些东西。）米歇尔把捆报纸的封套撕掉，看了一眼一般不太重要的邮件。其实他很少看报。报上刊登的唁电大部分好像都是从《秘书万事通》手册上抄录的，谢天谢地，这些玩意儿现在不再刊登了。老太婆还时不时地用写小纸条的方式与儿子交流情况，信封上还加盖封印，也是放在盘子里送给他的；内容有的时候是关于电线迟迟未架的事，有的时候是一个佃农拖着不交地租的事。米歇尔与这个佃农倒谈得来。但米歇尔不像他父亲，他不是替诺埃米打杂的。他回信，就写个字条放在盘子里。
天刚亮，米歇尔就下楼去公园“兜大圈子”，有时偷懒“兜小圈子”。八月底，田地里蒸腾着热气。从十月初开始，地面上有时覆盖着一层霜；他踩着松软的地面别有一番情趣。城堡和村里的牛都在草地上吃草；米歇尔走下草坡时遇到一个正在放牧的牧马人。在马厩旁边的遛马场上，有几匹健壮的马正在清爽的晨曦里撒欢；他把目光扫向一匹漂亮的牝马。这匹牝马，费尔南德还很少骑过。他骑马也比过去骑得少了；对他来说，骑马可能与太多的亡妻的回忆有关；也可能是因为骑着马在这林间小道上跑来跑去，感到厌烦了。但他此时觉得，一匹马在清晨独自奔跑，就如同一起一伏地奔驰在绿色的海涛之间，比套上鞍辔，让最出色的男骑士或女骑士骑在背上还要漂亮。
费尔南德的狗特里埃跟在他身后。诺埃米不愿意在城堡里养狗，所以把狗养在马厩里。米歇尔和狗走下斜坡，向着已经生起炉火的铁匠炉走去。还是从米歇尔的孩提时期开始，这个地方就吸引着他；那个时候，铁匠让他拉风箱。现在，他帮马蹄匠钉马掌；马掌用烧红的铁块一烙，味道难闻极了，臭味久久不散；但他喜欢制伏脾气暴躁或受惊的马。马掌匠教他怎么钉马掌。他不假思索而且别出心裁地要在城堡的入口处倒挂一块马蹄铁，使这个所谓的护身符变成一个倒霉的象征。马掌匠是村里惟一称得上是他的朋友的人；此人脾气暴躁，和米歇尔相差无几。一天，米歇尔要自己动手打一把铁尺，这位操作铁锤和铁砧的好手在旁边看着，又是责骂又是指导。他还真把铁尺打好了。这把铁尺现在还在我这里，我有时还使用。尽管用手摸或用眼看，手工打制的尺子棱角不太齐，但很结实，几乎是符合数学比例的。尺子很平滑，没有一点儿杂质。七十年以来，尽管我很少使用，但尺子仍然没有生锈。这使我有时猜想，屹立在德里的顾特卜塔附近的旗杆，经历了大约一千五百年的风雨仍然完好无损，无疑也是这个道理：这个质地纯净的圆柱，可能是做事认真的铁匠大师用了多年时间才铸造成的。米歇尔用了多长时间才打成了这个简朴无华但反而很好看的玩意儿？我敢肯定，不管怎样，他从来没想制作一把永世完好的尺子。
为了避免与老太婆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米歇尔根本不吃午饭，或者干脆到村里去吃。晚上，诺埃米让人把饭送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吃。而米歇尔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然而，人活着，总是为了某种原因或者迷恋于什么东西，这一次他迷恋的是汽车。我们忘了，对于世纪之交的人来说，汽车的发明确实是一个奇迹。我们离年轻的普鲁斯特看见他的第一架飞机升起在巴勒贝克天空时那种激动得流下热泪的时代，只隔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在此之后又看见了那么多新技术成就的出现，但这些新成就并没有改变人，也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处境，今天留给人们的却是苦涩的回味。对于一个热心于发明创造的人来说，激动兴奋是人之常情。米歇尔的“玳莫莱”汽车不好开，当他送到巴约勒的一个汽车修理工（巴约勒现在有了一个汽车修理工）那里修理的时候，有两个老头，是商务咖啡馆的常客，站在那里看着这部车轮不能转动的奇特的汽车，不禁感到好笑。
“我看这恐怕不会成为运输业的未来吧。”这两个多米诺骨牌爱好者中年纪大的老者说。
“傻瓜！”米歇尔嘟哝道。他觉得这两个傻瓜目光短浅。
只有普鲁斯特和他看得更远。对任何人来说，只满足于目前的成就和明天的利益，而看不到后天和下个世纪，那是错误的。马塞尔没有预料到死神会降临考文垂、德累斯顿和和广岛，没有预料到我们未来将要经受的灭顶之灾，更没预料到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各国之间人为的接近竟会带来仇恨与竞争，从而导致摩擦。米歇尔预料不到大街上会出现堵车，公路上每年因为内战造成了多少伤亡，发动机释放的尾气污染了人的肺脏，腐蚀了石头，毁坏了树木；石油大国奴役世界，海上石油钻探污染了海洋，海水变黑，给海洋生物带来灭顶之灾。此时此刻，米歇尔想的只是驱车自由奔驰，哪里有公路，就往哪里开。不用再坐火车行驶在硬邦邦的铁轨上，从此告别了人声嘈杂烟雾笼罩的火车站，田园风光也不会再受黑烟之害。当马塞尔与阿尔贝蒂纳在诺曼底散步，当米歇尔在北部省的石板马路上奔驰，他们都想不到，“交通的进步”比两次战争的破坏更为严重，为了让那些鲁莽的司机能够超车，只能把他们非常喜爱的法国公路两旁那些漂亮的白杨和榆树砍光。他们也不知道，现在随心所欲地到处停车，通过人烟稀少的公路外出观光，从而缩短了时间，但不久以后将会被高速公路引发的恐惧心理所取代。高速公路交通规则严格，也像过去的铁路一样用红绿灯信号控制，只能按照在很远距离设置的路标指示的出口驶出公路。发明创造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是神奇的，但最终产生的后果都是相似的，不过那时还没有暴露出来。
那时，汽油和原野使米歇尔陶醉了。这位出色的骑士变成了出色的司机；他坐在汽车里，真有两腿夹着马背奔跑的感觉；与发动机配合，就像是与聪智驯服的马协调的合作。他也表现出了一个出色的机械师的姿态。他儿子也是一个车迷，因此，父子俩迷在了一起。米歇尔-约瑟夫开车猛冲猛撞，很尊敬这位父亲，称父亲为司机同志。他父亲的车开得既熟练又鲁莽，紧贴着公路边沿急转弯，在很远距离就能判断如何从两辆满载货物的卡车之间穿过去，而不会与之相撞，也不会相擦，玩儿似的一闪而过，并且视对方司机的表情，或者神态傲然不予理睬，或者出于礼貌点头示意。真是一个古怪的家伙。在当时，汽车非常少见。他还自我吹嘘，说他开了十年车，从来没轧死也没撞着一条狗、一只鸡，或者村里的一个女人，尽管女人一看见汽车就怕得要命，像一群咯咯乱飞的母鸡跑着穿过马路。
父子俩蹲在路旁，身边放着一个工具箱，或者躺在车下面，满身油泥和尘土，这两个从来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像两个好同志，一声不响地换着一条传送带，或清洗一只化油器。他们俩的这件共同的玩意儿，使米歇尔-约瑟夫暂时忘记了他的同父异母妹妹的存在。老太婆最喜爱米歇尔-约瑟夫，她以讥笑的口吻说，他的隔山妹妹的出生，把他的财产“一分为二”了。米歇尔不再去想这个可恨而粗暴的孩子曾经让费尔南德感到厌恶，他甚至在亲生母亲垂危的时候也没去病榻前看她一眼。我已经说过，责备他不去看垂危的母亲是不公平的。贝尔特的死是悲惨而又难以说清的，要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去哭，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对汽车的狂爱胜过了一切。有一个司机，就是那个讨女人喜爱的漂亮的塞扎尔，马上将来黑山城堡，与当了夫人二十五年马车夫的阿尔西德一起效力。米歇尔不会对汽车机械和构造的改进感兴趣。机器可能也像女人，当变得轻佻的时候，也就让人感到厌倦了。在生命的末日，他太贫穷了，根本买不起“劳斯莱斯”，也买不起“别克”，只能租一辆后座有活动篷的“维多利亚”旧式汽车，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他可以开着这辆车，悠闲地在他喜欢的南方偏僻地区的公路上奔驰。那里汽车不多，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沿途的每一棵草都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