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里总有这么一天只有一两拨客人入住，无聊的侍者们都集中在事务室里取乐。有的下象棋，有的在一边看热闹，时不时插上几句话。有的迷上了传奇话本和恋爱故事。其中只有一人，时时想起什么似的呷一口渐渐变凉的粗茶，闷闷不乐地伸手在火钵上烤着。

这么说来他是个老人？不是，他很年轻，离三十还远哩。还有，这里的五六个人中，只有他算是个突出的帅哥。一说帅哥就意味着有一副招人反感的漂亮的外貌，其实这男子的长相，倒是多少有些讨人嫌的地方。始终搽着厚油、收拢得十分光洁的头发，很少变化的表情，尤其是那招摇过市的严肃的侧影，以及那闪烁不定的眼神，使他更加显得像个色鬼。

热中于下象棋的两个人，刚才一直在拿这个男子开涮，玩笑说够了这才开始下棋。他们说他什么不自由啦，叫他多少再忍耐一些啦，这些话都是有来由的。他老婆在同一家酒店的餐厅里做事，怀了头胎，眼下回娘家生产去了。

那个读传奇话本读厌了的人，将工作服上衣撸到胸前，又是伸懒腰，又是打哈欠，连裤腰带都露出来了。他看看窗外，晒衣场被早春的雨水打湿了。

他挪挪椅子，递给那位帅哥朋友一支香烟。两个人年龄相仿，帅哥没有别的朋友，他可以说是他唯一的朋友。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朋友，帅哥也没有向他敞开过心扉。这位向帅哥进烟的朋友，若无其事地问道：

“我从来没有详细打听过，我问你，为什么要娶现在这个老婆？”

对于这个问题，如今正是提出来的好时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为什么”这个词儿有着实际的内涵。

餐厅有限的几位女性之中，他的面临生产的妻子，长着一副丝毫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容貌。

也许可以说是个丑女。

美男丑女组成夫妻，世上不乏其例。然而过去一个时期，这位颇有本领的男子，在这一点上，确实使得这位朋友百思不解。

帅哥须臾之间俯伏在火钵上，没有回答。他用长长的火钳将插进灰里的两三个烟头夹住，移到了别处。不一会儿，他似乎下了决心，说道：

“那好，我给你一个人说说吧。一年来，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有透露过。”

——下面就是他说的话。

黄道吉日这天晚上，热海开始热闹起来了，尤其是自秋至春婚礼集中的季节更是不同寻常。那些走在繁华大街上旁若无人的男女，一旦遇到花枝招展的新婚夫妇的队伍，一概让道而行，这并不仅仅因为艳羡和害羞。就像那些走过高价玩具店门前总要蒙住孩子眼睛的父母一样，这些露水姻缘中的恋人，费尽心思使女子不要向那边转过脸去。

否则一小时之内，女人必定搬出结婚这个话题。女人谈论结婚，就像男人谈论工作一样，听起来总是有些不快，因为这种话题对于各人来说过于专业。

三年前，这家位于山坡上的酒店解除了接管，我被雇用来做侍者，当时看到这么多新婚夫妇十分眼热。过了一年，心情变了，我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

男人多半肩头挂着新款的照相机，帽子、西服、外套和皮鞋一律都是新的，停战后二三年间，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有的女人将平时不用的叠得很整齐的披肩，搭在外套袖筒上，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也有的女人是最时兴的帽子、西服和手提包，一应俱全。她们的穿戴真是五彩缤纷。假如遇到同性中有人和自己拿一样的手提包、戴一样的帽子，那种痛心疾首的事儿，终将成为新婚旅行中长久抹不掉的记忆。奇怪的是，有些人即便其他东西用旧的，唯独皮包大致都是崭新的。他们特意买来过去不用的旅行包，指望将来总能派上用场。

他们站在酒店的庭院和石阶中段一个劲儿拍照。每个人仿佛都在预先做试验，考虑究竟该摆出什么样的姿势，才能在将来的回忆中凸显自己。

多么相同的微笑、相同的羞愧、相同的幸福啊！依我的理解，人的野心就是力求超越俗众的欲望；而幸福则是争取和大众一致的欲求。

春天尤其如此，这种满城泛滥、千篇一律的族群，使我感到忧郁。这未必是我个人的忧郁。我找女人容易得很，要想结婚明天就成。

酒店里我负责三楼一区的房间，就是从三〇一号到三一〇号。三楼各个房间都有突出来的漆成白色的铁栅栏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热海市区，眼底下的房舍如洪水一般向海洋里倾泻。这股洪水浊流宛转，裹挟着瓦片、木材等众多的漂流物，浩浩荡荡向大海奔涌，一刹那又永远静止下来，随即造就了热海这座城市。

右面有鱼见崎，有围绕地岬运行的汽车可以抵达的观鱼洞，地岬对面还有一道地岬环抱着锦浦。这些景观，站在这座酒店上看得最清楚，因为这里位于车站后面百折萦回的高坡顶端的附近。

最早出行的客人离店之后，我就开始打扫房间。阳台非常明亮，脚边鲜明地映着铁栅栏的影子。眼下庭园里的日晷上指着上午九点。日晷周围生长着一丛春兰，一半荒凉了，犹如晨起未及梳洗的乱发。

我喜欢在天气晴朗的早晨把离店客人的房间打扫干净。我哼着小曲儿，一边吐气一边揩拭镜子，不时用拳头轻轻敲打几下。我对着镜子说道：

“喂，你小子昨夜看到什么啦？快快坦白！”

我打开衣橱，衣橱里很明亮，镶嵌的木板浮现着美丽的木纹。我在布满灰尘的一角里发现那个下流的东西，也是在这个时候。

床铺上残留着夜香水的香味，我把脸孔埋在被褥里，好一阵子感到心性陶然。

有时女人的头发落在镜子前面，我把头发缠在自己的手指上，老半天茫然地站立不动。

你问我，对那些新郎们不感到嫉妒吗？不会的。这种类似女人体香的气味为我所独占。我一直想象着，自己的女人如今回去了。我觉得那些桃圆脸女人、瓜子脸女人、米粉团般的女人以及苗条女人，都曾经为我所有。至少那些住过我负责的房间的女人，我自以为连她们背上的黑痣长在哪里都一清二楚。证据是，她们回去时，大多数人都向我递眼色，似乎说：“那件事可要为我保密呀。”她们这种无意识的视线，就是犯下的最初的不贞。

……那是去年一月末星期六发生的事情。

既是星期六，又是个吉日。这天东京的婚礼似乎很热闹，宾馆一周前就被预订满了。经常有人在婚宴举行到一半时逃席而来，一般最早十点到达，晚些的就乘末班电车。来得早的，都是婚礼上以茶代酒、希图简便的客人。

迎接十一点半抵达的客人的汽车，由车站开出驶上陡峭的高坡。酒店大门周围的绿树在夜风里窃窃私语，鲜红的尾灯悄悄沿着门前的石子路渐渐临近了。

剩下的只有三〇一号的房客了。我来到柜台，出了门厅，打开车门。今晚外面十分寒冷。

下车的属于普通的商界人士，黄褐色的外套上围着细格子呢绒围巾。也许偏爱美食，一副大腹便便的体魄。他是个五十五六的无髯的男子，跟着下车的是一位身穿黑色羔皮外套的女人。

我听说，真正的羔皮，要比世间女子豪奢的标本——貂皮贵得多。

女人的外套领子呈现海芋花的形状，将脖子埋没起来，所以她的面庞十分鲜润，恰似置于黑色的背景之前。最先下来的男子头也不回只管向前走，女人正要下车时外套挂在车门的铰链上了。我一眼瞥见，立即帮她解下来。她微笑着向我道谢。

大门口自然有灯光，也有门灯，但是没有横过车身的一侧是昏暗的。我看见微笑的女子隐约闪现着白牙，心想，她竟然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

女人很快追上了男人。我鞠躬，拎着行李陪他们两个到了三楼。男人据说是汽车公司的专务董事。

三〇一号房间未必是最昂贵的，但远比带有套间的阴森的二〇一号漂亮、舒适。至少我负责的这些房间，是最适合眺望外头的景观的。

女人穿着外套走到窗前，暖气管里的蒸汽使玻璃窗变得模糊了。她用戴着手套的手背轻轻揩拭。看她那副沉静的样子，我断定她是一位情妇。

战争结束后，暴发户中有很多人，总以为我们这些人不可捉摸。也有不少客人，即便装作熟视无睹，但也不能不意识到我们。然而今天这位专务董事不是这样，作为自己富有教养的证据，他只把我当做一团空气。

我们（至少在男客之中）倒是喜欢被当做空气对待。感情一旦投入，即便对方心怀好意，也只能引起我们的反感。把我们当朋友看的客人，对于他们的这份礼仪均报以轻蔑。客人一旦采取过分恭敬的态度，比起过分蛮横无理的态度，更使我们觉得受到了侮辱。法庭上法官如果比被告更加惶恐不安，这就太奇怪了吧。总之，要互相尊重人生的职责。三〇一号的客人立即叫了加冰威士忌。因为酒吧已经闭店，我问他啤酒行不行。客人很老实，他倒答应了。

女子脱掉外套，换上了英国制的花呢旅行装，拿出细而长的珊瑚烟嘴儿，用染着同样珊瑚红的指尖儿撮着，抽起香烟来。由于光线的关系，她的脸色有些黯淡。不知什么缘故，我一直注意着这个坐在正对面的女人的视线。

男人不论干什么事都是自己先决定下来，然后才征求女人的意见，那种闺房秘事也是可以想象的。他猛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女人问道：

“喝点儿啤酒吧？”

女人吐着细细的烟圈儿，很不耐烦地说：

“不。”

“那么，来杯汽水怎么样？”

“……不，啤酒可以。”

这时，女人的烟灰已经积得很长了，我一眼看见，正要告诉她：“哦，那烟灰……”话还没有说出口，女人早已注意到了，她将烟嘴儿伸向桌子上的烟灰缸。

其实我要说的只是一个感叹词“哦”就完了，男人怪讶地抬眼瞅瞅我。

烟灰积得老长，终于掉落到裙子上了。

男人没有注意，看来他只留心那个感叹词，于是问我：

“怎么啦？”

“啊……”——我毫不犹豫地盯着女人说，“回头我给您刷一刷吧。”

男人顺着我的视线转过脸，看着莫名其妙笑着的女人。男人再次回过头来，眼睛里闪动着不悦的神色。我感到自己的表现有些出格，于是赶紧逃出那个房间。

我巴望听到那女人背后谈论我的笑声，但这种妄想和我平素的性格不太符合，多少使我感到了痛苦。我想：“我也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汉子啊！”

但是，等我第二次送啤酒去的时候，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这回我也只能格外低头哈腰地应酬一番罢了。

这样的一个深夜，走廊有着一种庄严的气氛。很少有呼叫的铃声。我站在寂静的走廊上，瞧着一扇扇上了锁的“我”的房间的房门，心中浮起一种奇特而又滑稽的联想。这些房门里头是一座座烤面包炉，我拱手等待着面包快些出炉。我暗暗嘀咕着：

“嘻嘻，放在炉内的那块面包早该烤熟了吧？”

翌日早晨，天空微阴。我陪他们到餐厅，别的侍者也都各自陪着客人进来了。都是些一目了然的新婚夫妇。餐厅里非常宁静。这时，有一位勇敢的新郎，也许是要为新娘子吃的第一次早餐拍个纪念照吧，他连餐巾也没有从上衣取下来，便急急忙忙打开相机站了起来，惹得全场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我是最后陪三〇一号的客人到达餐厅的。女人的眼睛比昨晚显得稍稍有神，眼白处微微发青。我昨晚未曾注意，她长着一双秀腿，母鹿般的结实的足踝，使人强烈感到她就像“动物”。

我的差事只需将客人领进餐厅就行了，其余皆有餐厅女孩子们照顾。女侍们站在唐代四君子模拟刺绣壁画前边，浅蓝色的制服外面裹着围裙，木头人般的毫无表情。不是我吹牛，只要我在餐厅里一露面，就能发觉她们之间那种面无表情的局面，仿佛流过一道电波，立即相互牵动起来。其中，有的人甚至大胆地对我挤眉弄眼。

然而唯独那个早晨，我对餐厅恋恋难舍。早晨的餐厅除了为三〇一号客人保留的一桌之外，其余都被新婚夫妇占满了。三〇一号的女人穿过人群走到自己的桌边，一点儿也不忸怩，但也并非虚张声势。和其他桌子边上的那些愣头青丈夫不同，她让神情威严的男人走在前头。尽管如此，这个女人的做派和人品都无可挑剔。

我将他们送到那里，就去三楼收拾房间了。我一边上楼梯一边思索。

“看来，这一对也许是真夫妻吧？我听人说过这样一对夫妻，他们每晚都会带着陌生路人般的表情走出家门，到预先商定好的咖啡馆去玩一会儿，见面时总是互相亲切地打招呼：‘呀，好久不见啦，您好吗？’然后肩并肩回到自己家里，据说不洗牛奶澡就睡不着觉。那人也许是喜欢把自己的夫人装扮成小妾吧？”

整理好房间，本该回到事务室去，可我又鬼使神差地到了柜台，这种事儿从来没有过。

两人已经吃过饭了，在休息室里同酒店经理聊天。女人站着，看样子她懒得再聊下去，不由离开了座位。

女人对柜台里的人轻轻地点点头，毫无兴趣地望着小卖店里的彩绘明信片。我正好走到她跟前（女人一定是为了等我，才在明信片前面磨蹭时间的），她问我：

“从哪儿能到院子里去？”

“啊。”我快活地应了一声。我自信，我的青春的嗓音和胸前的金扣子很相配。

“刚才那间休息室的门关上了，我陪您从大门口出去吧。”

一种职业的欢快使我走在前头。推开涂着白漆的柴门，来到晨光熹微的小小庭院里，冬玫瑰的花朵落在石板路上。日影还不足以清晰地映在日晷上。一个角落里开着白色的山茶花，这是一位美国高官的夫人回国时亲手种植的。

女人走到爬满墙壁的干枯的红色长春藤前边站住了。这个女人对山茶花不感兴趣。也许是近视眼吧，她眯细着眼睛望着热海市区重重叠叠的房屋。海面阴沉，看不清水平线。

我打开柴门缩回身子，此时应该调头离去才是。可是我总想在这里和女人两个单独待上一会儿，谁也看不到，哪怕两三秒钟也好。

女人掏出香烟，插进烟嘴儿里，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送给我，我连忙谢绝了。我能为她做些本属于自己分内的服务，心里也很高兴，所以我赶紧用酒店的火柴为她点了烟。

“你挺机灵啊！”

女人开始注意起我来了，我傻乎乎地羞红了脸。

“啊。”

“你在这里很久了吧？”

“啊，解除接管时就来了。”

“是吗？”女人靠在白栅栏上，我说“告辞了”，便低着头匆匆逃回。女人有没有说“谢谢”，我不记得了。

三〇一号的客人离店是那天下午。天空云彩密布，很少下雨的热海似乎要下雨了。

这段时间酒店里很安静。客人要么出外游玩，要么睡午觉，再没有干别的了。

我去整理三〇一号室，走进屋里闻到一种奇异的香味。

我们这些侍者，可以说是发挥想象力的天才。每天面对眼前一排扑克牌的背面而生活，即使不翻过来，也能读出正面的数字。我在阴天里晦暗的酒店的一个房间转了一圈儿，对于这个女子在此如何度过周末的一日，眼前看得十分明白。

我像平时一样打开衣橱，法国香水“夜间飞行”的瓶子空了，横倒在一边。我把瓶口抵在鼻子上，呆呆地走到阳台上，不觉之间下起雨来了，雨丝细细，但异常寒冷。眼下远处的热海车站月台露天的顶棚，被雨水淋湿了，黑乎乎一片。

平时我决不肯干那些模仿别人的傻事，而现在却鬼迷心窍，一心想在女人睡过的床上躺一躺，抱一下铺散过女人香发的枕头。

万一被同行们看到了不好，我想把房门锁起来。客人一般都把钥匙放在桌子上，那里应该有一把标着“301号”的钥匙。

可是，我找遍整个房间都不见这把钥匙。心想莫非还给柜台了，到柜台问了说没有。那女人肯定误把钥匙带走了。经常有这样的事，有的放在手提包里，回去时忘记归还了。

钥匙实在找不到了，我便产生一种渺茫的希望。我觉得，我同那位女子的缘分还没有断，这就是证据。

——我在明信片上简单地写了几句话，内容如下：

近日承蒙来我店住宿，非常感谢。其间不知是否误将房间钥匙带走，今不顾失礼，冒昧拜问。若万一带回，请及时寄还，不胜荣幸。

东京都涩谷区松涛町十号藤泽源吾等二人

三〇一号室的责任人是我，保管钥匙的责任也在我，写明信片是当然的解决办法。

你没有被客人拿走钥匙的经历吧？这种场合，作为一个侍者，我的做法是否有些过分了呢？假如另有一位藤泽夫人存在，她会不会借着这张明信片向她的丈夫发难呢？给那位老爷添麻烦，会不会使酒店失掉好容易获得的贵客呢？这种损失远远不是一把钥匙的价值所能抵偿的，不是吗？

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这是唯一的最佳处置办法。既然不知道住宿登记上的地址是不是真实的地址，那么现在就先担心这担心那的，未免有些犯傻不是？

……给你说真的吧，其实我本来想把明信片收信人写成这个女人的名字，但是住宿登记上没有她，我心里真是窝火。既然是堂堂正正以一个男人的名义发出的，那么我的嫉妒使得我多多少少巴望那男人受到自家老婆的一番惩治。

信发出的时间是一月末。

一直没有回音，一周过去了，十天过去了，我什么也没有等到。我新配了一把钥匙，经理也没怎么骂我。渐渐地我把对那女人所抱的幻想，权当是逢场作戏罢了。

二月十四日，我收到一个像医药样品的小盒子。因为我在那张明信片盖着酒店橡皮戳的旁边，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但这小包发件人的名字使我感到狂喜。那不是藤泽源吾，而是藤泽赖子。

我从同事的眼前一把抓住这个小包，急急忙忙想一个人躲起来。我在心里呼唤着赖子的名字，一边呼唤一边又被其他的疑惑压服了。

“这个赖子怎么能证明就是那个女人的名字呢？”

酒店后面是高耸的石墙。我出去了，坐在阳光明丽的枯草堆里。连接大楼的低矮的走廊上面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石墙上石室一般凹陷的部分。冬天的苍蝇不肯离开我的手背，拍落下来再用鞋子碾一下，苍蝇沙拉沙拉响，就像踩碎一个躯壳。

小包包得很结实，我用牙咬断了绳子。

里边是一把房门钥匙，而且是没见过的钥匙。这是来宫那边今年新建的一家饭店的钥匙。我失望地咋了咋舌头。

“操，眼巴巴等了几天，还把钥匙给搞错了，那女人是粗枝大叶还是钥匙的收藏家？”

我差点儿大笑起来，带着满脸的晦气翻来覆去看着这把钥匙。然后站起身来，抛向冬日蔚蓝的天空，又用手接住。钥匙落下来，链子发出了响声，砸得掌心生疼。

酒店的钥匙不管哪里都一样，不论是钥匙外形，还是黄铜链子，或者是连在链子上的号码牌，我瞅瞅“乐乐饭店”那一行白字，几乎和我们酒店的没有什么不同。我蓦地查了一下房号，上头写着又黑又粗的“217”几个数字。我想，这是二楼的钥匙。

此时，我发现2和17之间似乎有一条红线，就像粗粉笔画的。但这是油脂性的红，不是红粉笔的红。我放在眼前仔细审视，原来是用口红画的线。

我一心一意想解开2和17分开写的这个数字谜。我一时猜不出来。不久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因为太忙，实在无暇顾及，但脑子却一直粘缠在这上面了。为此，接待客人也是三言两语，答非所问地应付过去了。晚上回到事务室后，我谁也没告诉，一个人试着解这个谜。当晚，你们都在一起侃荤段子，我一个人躲开了。

想着想着，忽然抬头看看贴在墙上的大幅挂历，套色雪景画下面赫然印着二月份的月份表：今天是二月十四日，明天是十五日，后天是十六、星期一，对啦，再一天便是二月十七日。

我不由大叫一声，弄得你们都回过头来看。但你们哪里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么激动……

你晓得这三天我等得多么心焦啊！一到星期二，周末度假的客人都走了，我也该空闲下来了。你看，她想得多么周到，她的这副热心肠真是非同一般！

我偏爱三〇一号室，当周末度假的客人星期一早晨离店时我最高兴，好像房间一下子又回到我的手里。我一直想象着那女人待在这间房子里的情景。我把脸孔深深埋在羽绒被里，紧紧抱在怀中，事无巨细地幻想了一遍。我脑子一阵劳累，好像生病了。

星期二晚上到了，我托你照看一下，就离开了酒店。你还记得吧？我的借口是：舅舅带着我的未婚妻到热海旅馆来了，我虽说没那分心思，可也得去问候一声。当时你爽快地答应了：“快去吧。”

幸好我们的这场交易不怎么太显眼，你看到我临走时心神不定的样子，也没有冷言冷语嘲笑我。是啊，讲究礼貌是我们侍者修养的首要一课嘛。

然而，那天一早我就不断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头发梳了一百遍（你不要笑），散乱的地方悄悄打了发蜡。怎么也得打扮成一个自己满意的好男人。还有，要是穿着这身热海西服店买的邋遢衣服，好容易打扮成的美男子不就给砸了？要是那样，还不如干脆穿着随身的工作服更好。我拣一条时髦的围巾围上，两手往外套袖子里一插，就走出酒店下了高坡，直奔热海车站而去。

海面上的下弦月照耀着别墅的屋檐。今宵热海市静得出奇。平时人流似潮水的市区，今晚上临到退潮期了。

我打算用站前的公用电话向乐乐饭店打电话，确认一下藤泽赖子是否来了，可是等着打电话的人很多。正犹豫之间，一辆汽车停在眼前，我连忙报出乐乐饭店的名字，跳上平时很少乘坐的出租车。

当天晚上的热海市，看起来多么美丽！

不是什么雾气，气流的运动使得街道低低笼罩着温泉般的水汽，映入眼帘的一切都那么温馨而莹洁。就连和汽车擦身而过的姑娘，那彩虹般的围巾也显得潮润润的。还有，摆在礼品店店头的羊羹盒子，以及茶花油淡黄的瓶子，所有这些也都温润可亲。尤其是水果店铺子美不胜收，柑橘、苹果、香蕉、柿子、柠檬，五光十色，悦人眼目，简直不像俗世所产之物。

车子不久渡过河向右转弯，带着沉闷的声响，开始驶向黑暗的高坡。

乐乐饭店是旧宫家的别墅，古风的冠木门里，浓密的树丛掩映着一条石子路，那里有闲静的小庭园。我直奔柜台，急不可耐地发问：

“有一位叫藤泽赖子的女士住在这里吗？”

我的问话多少带着一些卑屈的影子，柜台里的中年人（可说是一副旧宫家执事的派头）没有马上回答我，他瞥了我一下，叫我少候。他打电话，电话一概不通。我渐渐有些不耐烦了。

里面有个老人一直在翻看住宿登记，他的眼镜闪着光亮，抬起头说：

“藤泽女士现在好像在休息室里。”

你知道，这一瞬间我真是喜出望外！饭店里的房间位置我了如指掌，休息室该在哪里我也清楚。我很快推开休息室的门。

四五个客人在打台球，里面的火炉燃烧得正旺。旁边的安乐椅上骄矜地坐着那个女人，膝边的茶几上放着红茶茶杯，膝盖上摊着大版面的《生活》杂志。

她看到我微微一笑，把杂志放在面前的茶几上。她指指火炉另一边的椅子，说：“请坐。”

我的膝盖接触椅子的同时，实在颤抖得厉害。因为从燃烧的木柴的香气里，我不折不扣地嗅到一股“夜间飞行”的幽香。

女人身着旅行装，颜色是当下流行的葡萄紫，脖子上卷着漆黑的围巾，佩戴着金色的胸针。发型和前次不一样，烫成了大波浪的鬈发。

我没说什么，女人也没说什么，彼此都心照不宣。

我看了看周围，小声问：

“您，一个人吗？”

“一个人。怎么啦？”

女人不动声色，只是睁大了眼睛。

“您要不要脱去外套？火炉旁边不热吗？”

“不用脱。”

我解开钮扣，倏忽露出洁白的上衣，女人开始无心地笑了。她的笑没有一点引起反感的因素，当她看到我陷入她所设置的一个个陷阱，便像个欢乐的孩子笑起来了。

接着，女人喊来了侍者，要了加冰威士忌，然后问我：

“来杯啤酒好吗？”

我笑了，不客气地接过女人递来的香烟。对于我们侍者来说，香烟是奢侈品，外国人时常送我们一些外国烟，但是这女人给我的是罕见的椭圆形切口的土耳其香烟。

我们等待上酒的那阵子，只顾默默地抽烟。这时我发觉我的香烟火口的烟灰散落到外套膝头上了。女人一直看着它们掉下来，故意沉默不语。

酒喝完了。“去房间吧。”说着，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时，我心里又怦怦地跳个不停。

二一七号室，来到门前我突然泛起一阵嫉妒，我一心想向这女人问个明白，从前究竟和谁在这间屋子里睡过。我的侍者根性，强使我忍住了。不，因为我顽固地认为，一旦说出来就会毁了女人的心情。

门开了，屋子深处一面稍稍仰起的镜子，映着电灯发出刺眼的光亮。

“请锁上门，钥匙带来了吧？”

女人说道。

当晚，我回到自己酒店已经将近十二点了。我紧紧握住外套口袋里那把三〇一号室的钥匙。临别时女人一句话没说，笑嘻嘻地将这把钥匙交到我手里。一瞬间，我想到这是她给我的特别关照，心中立即涌起一股愤怒和羞耻。

三〇一号，今天没有客人。

我把女人还给我的这把可爱的钥匙插进锁孔。我没有上锁，只是以一种例行公事的心绪插上钥匙开了门。

我故意不开电灯，没有月光照射进来，然而外面的电灯和大楼招牌上的霓虹灯十分明亮，室内即使不开电灯也隐约可见。

床铺上寂悄无声。我在床上将依旧灼热的身子躺成个“大”字。

暖气独自发出金属般咝咝的响声，我的心早已进入了梦境。三〇一号钥匙，已经不能再读作三百零一了，对于我来说，只能读作三月一日，女人默默交过来的是让我猜的一种记号。

还有半个月，我就可以在自己长年侍候的这间屋子里，毫无顾忌地抱住那个女人了。女人会按铃的吧？到时客人和侍者首先拥抱一下，等其他房间的客人都睡下了，我就可以像回到自己房间一样，不必敲门就进入这间三〇一号室内。

我又被恣意的想象所驱使，站起身来。

我只打开浴室的电灯，环顾一下光明耀眼的浴室。猛然打开淋浴的开关后，又连忙缩回身子。莲蓬头映着灯光喷洒出圆形的骤雨。这是温水淋浴。

骤雨里萦聚着白色的水雾，使我幻想着洗浴中的人的倩影。

我几乎从朦胧的飞沫里看到了赖子一丝不挂的身姿。

三月一日一周前，当柜台通知说三〇一号已被名叫藤泽赖子的客人预约时，我的梦已经不仅是梦了。我专门到柜台去查看预约表，就像等着录取通知的学生跑到学校看发榜的心情一样。那一个月的预约表里，均填写着某日某时几号房间某某先生等二名，某日某时几号房间宫崎先生等二名，等等。三月一日午后十一时半三〇一号室只有藤泽赖子女士一名，我看到时简直高兴地要发狂了。

三月一日下了雪，听说东京的雪特别大。

热海整个上午只是偶尔飘下几片雪花，到了夜里越下越大了。这时我心里十分苦恼，这样的雪天女人会不会有取消预约的危险呢？眼下刚到下午，已经有两拨客人打来电话取消了日程。

我把三〇一号室打扫得纤尘不染，一次次地出出进进。到了十一时半，走到阳台一看，一辆出租车闪耀着红色的尾灯驶上蜿蜒曲折的高坡。

我这天对其他客人也是关怀备至，所以我及早打开洋伞站在大门外时，并没有惹人生疑。

整个热海市变得一片白茫茫了，顶棚上蒙着薄雪的汽车轧着石子路进入前庭。我走过去打开车门。

先下车的是上次来过的那位普通商界人士，他动作粗暴，致使车子几乎歪斜过来。他一下车就把皮包交给我，自己先咚咚走到了前头。接着下车的是那位身穿黑色羔皮外套的女人。

女人站在雪地上，显露着美丽的侧影。

我为她张开伞。

女人轻轻点点头，向大门口走去。仅此而已。

事情到此尚未了结。

这天白天和晚上，那女人不仅没有一句温馨的话，就连一个笑脸也未曾见到。女人没有给我一分一秒的时间，她也不像上次那样，离开男人独自到庭园里去。第二天晴天丽日，阳光和煦，但女人就是不肯外出。整个白天一直锁在三〇一号室内。

我只有叫苦连天的份儿。可我也是个男人，当晚一夜未睡。第二天仍然要以冷静周到的服务送走客人。

发现三〇一号室钥匙再一次丢失，是在他们出发两小时之后。我对这间屋子已经失掉兴趣，所以懒得及时整理。

翻遍房里的抽屉寻找钥匙，这时，我心里无意中又掠过一丝好不令人恶心的希望。

“说不定……又像上回那样。”

这次因为有了新配钥匙，我想即便丢了也不会有任何麻烦。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

三〇一号是个很受欢迎的房间。客人来来往往，一拨又一拨，一把新配的钥匙足够了。

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

后来我还是给那女人写了信。好几次，我把写好的信一遍又一遍撕毁，决心一个字也不写了。但最终还是发了一张只有几句话的明信片。

日前承蒙来我店住宿，非常感谢。今不顾失礼，冒昧拜询。不知是否将房间钥匙带走。若万一带回，请及时返还，不胜荣幸。

看到说话人一时打住，不再言语，朋友随即问道。

“不，没有。等了一个月，都没有还回来。在那之后紧接着……”帅哥侍者又说下去：

“我同现在的老婆结婚了。”

昭和二十七年一月《文艺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