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15页（原书21页）

基督受难协会是产生于十五世纪初，直存在到十七世纪初的一个半业余性质的戏剧团体，专事演出宗教神秘剧和劝世剧。

（2）第16页（原书22页）

在俄国的戏剧史论著作中沼泽剧院通常译为玛莱剧院（marais——沼泽）。

（3）第28页（原书33页）

根据最新确定的日期，莫里哀进克莱蒙中学是在1632年。

（4）第34页（原书38页）

本书作者当时尚未见到米朔的学术著作《莫里哀的少年时代》一书（1923年），该书中证明，伽桑狄在吕勒耶家中讲学是在1650年，因此莫里哀不可能是他的学生。当时莫里哀已经到各省去巡回演出。然而莫里哀读过伽桑狄的著述是不容置疑的。

（5）第40页（原书44页）

在列·布兰热·德·沙柳斯的讽刺喜剧《哀里莫—疑病患者》中提到，莫里哀曾在集市上江湖艺人巴利的戏班里干过。对这种说法不可完全置信。

（6）第56页（原书59页）

关于莫里哀创作过悲剧《费瓦伊德》一事，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7）第61页（原书60页）

根据最新确定的日期，该剧于1655年在里昂上演。

（8）第64页（原书67页）

把投石党只解释为贵族中的反对派是不够的。十七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运动，在1648至1653年达到高峰（即投石党运动），这是封建贵族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同以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的强大的人民群众运动错综交织在一起。对投石党运动这种深刻的理解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的成果，其中之一即是：波尔施涅夫的学术著作（参见《投石党运动前法国的人民起义》（1623—1648），科学院出版社，1948年版）。莫里哀传作者1940年已逝世，因此他没有掌握这些新的科学资料，自然也就不可能解释人民起义这种革命气氛对莫里哀世界观形成到底有多大影响。（参见本书作者为《莫里哀全集》写的序，国立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9）第114页（原书112页）

作者把《斯卡纳赖尔》一剧的这方面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同“温和的资产者”闹翻一事，始于《丈夫学堂》，迨至《乔治·唐丹》《吝啬鬼》《贵人迷》等剧问世，他们之间的矛盾乃渐趋尖锐化。

（10）第141页（原书138页）

尽管本书作者正确地指出阿尔曼达·贝扎尔是玛德莱娜·贝扎尔的妹妹，但他在这方面仍然流露出一些无根据的怀疑。事实真相是：当莫里哀还在世的时候，敌视莫里哀的集团就大肆散布谣言，硬说阿尔曼达是莫里哀和玛德莱娜的女儿。于是，莫里哀的敌人便给他加了一个乱伦成婚的罪名。研究莫里哀的最新科学成果推翻了这种诋毁谰言。法国伟大的莫里哀研究家黎加尔和米肖所持的观点是：阿尔曼达确是约瑟夫·贝扎尔和玛丽·艾尔维的小女儿。（请参看莫古尔斯基：《莫里哀》，出版社1936年，第141—145页）

（11）第143页（原书140页）

作者布尔加科夫在指出阿诺夫痛苦的原因时，未能切中这个人物形象的讽刺性质的要害。我认为，莫里哀在严厉揭露阿诺夫专横跋扈的同时，绝不会借这个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12）第149页（原书146页）

这里作者关于莫里哀同他的文学界敌人论战的说法和《妇人学堂的批评》这个喜剧是他的“致命的错误”的说法，是很难令人同意的。这个剧本里包含着莫里哀对戏剧美学纲领的直接而大胆的看法，以至于《凡尔赛即兴》这一出喜剧（布尔加科夫责怪莫里哀不该写这样的作品，参看原书147页）表达了莫里哀对舞台艺术的创作观点。如果能把这两个剧本的创作当作莫里哀对自己的创作原则的理论认识之标志以及作为一个舆论战士的战斗气概之表现，来加以评论，那就对头了。由以上可以得出结论：把莫里哀对布高尼府剧团的批评，解释为发泄个人私愤，是不确切的。本书作者在论述莫里哀的全新创作原则，以及他对舞台上那一套装腔作势的陈规陋习深表憎恶时，指出了这一斗争的真正原因。

（13）第165页（原书161页）

把唐·璜的仆人斯卡纳赖尔，视作一个怯懦、鄙陋的人物，正是作者对莫里哀喜剧中的人民性认识不足的典型例子之一。在斯卡纳赖尔被认为具有小市民的局限性的特点时，他在喜剧中却正发表揭露性的演说，并且尖锐地谴责他主人的下流无耻、淫逸放荡的行为。在这一方面，莫里哀的仆人正是费加罗的先驱。

（14）第183页（原书177页）

拉穆安尼昂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本人就是秘密的“圣餐会”的领导成员之一。

——格·鲍亚吉耶夫

说明：

1．以上注释为原书所有，系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格·鲍亚吉耶夫所注。

2．以上注释在正文中标以*号，以示醒目，附录于全书最后部分。

3．其他均为译者加注，直接缀于该页边脚，以1、2……标出。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