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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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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开始便喜欢讲传统,到朱熹才开始为宋学排定一新传统。但同时陆九渊便反对,他自己说,自己学问直传自孟子。但朱、陆异见,还是在理学内部的异见;浙学则从史学上来反对朱熹新传统。首先我们将述及陈亮,他不赞成朱熹把儒学传统远从战国直接到宋代,而把汉唐诸儒全摈于门外。

亮字同甫,永康人,学者称龙川先生。他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孝宗初年,与金约和,天下欣然幸获苏息,亮独以为不可,上《中兴五论》,不报。又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嗣后又诣阙上书,谓:“请为陛下陈国家立政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孝宗为之赫然震动。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大臣交沮。复上书言三事,孝宗终欲官之,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以博一官?”亟渡江而归。落魄醉酒,醉则戏为大言,屡下狱,几得祸,幸辛弃疾、罗点诸人救之得免。自以豪侠遭大狱,归益励志读书,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

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主,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孝宗内禅,光宗不朝重华宫,亮以进士对策,有“岂徒以一月四朝为京邑美观”之语,光宗大喜,擢第一。时亮已暮年,为之惊喜备至,至于对弟感泣,相约以命服共见先人于地下,识者笑之。

就正统理学论,陈亮自是一修养不到家的人,甚至可说是无修养的人。不然,何至临老得一个状元,就使他感激涕零呢?而且他的对策,也确实大可议。所以朱熹要说他是“在利欲胶漆盆中”。也有人说他:“上书气振,对策气索,盖要做状元。”这些话全不虚。但他对当时理学家的攻击,却也直率而恣肆,不能说没有他一番的道理。他首先提出了“人”与“儒”之辨。他说:

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圣人,人之极则也。如圣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则曰:“亦可以为成人。”谓之圣人者,于人中为圣。谓之大人者,于人中为大。才立个儒者名字,固有该不尽之嫌矣。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岂必其儒哉?子夏、子张、子游,皆所谓儒者也。学之不至,则荀卿有某氏贱儒之说。《论语》一书,只告子夏以“汝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闻也。管仲尽合有商量处,毕竟总其大体,却是个人,当得世界轻重有无,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然亦自要做个人,非专循管、萧以下规摹也。正欲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

他着重这一点,才提出他对于所谓“气质之性”的抗议。他说:

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气,百炼之血气也。使世人争骛高远以求之,东扶西倒,而卒不着实而适用,则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过矣。

这些话全都说中要害处。他提出了对世事的着重于适用,来代替正统宋学对心性之涵养与察识,于是遂别成一番议论与见解。他说:

为士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懿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熟视不平者合力共攻之,无须之祸,滥及平人,而予于其中受无须之祸尤惨。

这些话里,他也自有曲饰处。他制行不检,屡蒙奇祸,不该推诿说是中了无须之祸。但从他话中,却可看出正统宋学末流之颓势,及当时人不满不平之反响。依亮所说,也不过要重返到初期宋儒的规模。但初期宋儒没有中期以下一番演进,也说不出陈亮这些话。他又向朱熹提出他有名的所谓“王霸义利”之辨。他说: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长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于是曰:

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

依亮意,历史常是在演进,既说是天地间有此一道统,便不该把汉唐单独摈斥在此道统外。所以他说:

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使人人可以为尧,万世皆尧,则道岂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无异于桀,则人纪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废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惟圣人为能尽伦,自余于伦不尽,而非尽欺人以为伦也。惟王为能尽制,自余于制有不尽,而非尽罔世以为制也。乌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长世乎?

其实他和熹立场本不同。熹所讲侧重在每一个人的心性修养上,因此要为此种修养建立一最高的标准。他所讲是历史时会整个的运行,便像不要有所谓个人修养的最高标准了。所以他又说:

亮大意以为本领闳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而秘书指熹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则是利欲场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岂举世皆盲,便不可与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谓之暗合,不应二千年之间,有眼皆盲也。亮以为后世英雄豪杰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时闭眼胡做,遂为圣门之罪人。及其开眼运用,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赖以撑持,人物赖以生育。今指其闭眼胡做时,便以为盲,无一分眼光。指其开眼运用时,只以为偶合,其实不离于盲。嗟呼冤哉!彼直闭眼耳,眼光未尝不如黑漆也。况夫光如黑漆者,开则其正也,闭则霎时浮翳耳。仰首信眉,何处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时,必持出其光明,以附于长长开眼者之后,则其利欲一时涴世界者,如浮翳尽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长在,不亦恢廓洒落闳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长在,只是这些子殄灭不得者,便以为古今秘宝。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这些好说话,且与留着妆景足矣。秘书亦何忍见二千年间世界涂涴,而光明宝藏,独数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时而若合符节乎?点铁成金,正欲秘书诸人相与洗净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宝藏长长发见。不是只靠这些以幸其不绝,又诬其如缕也。

他这些话,实在也有他一番颠扑不破的真理。当时陈傅良批评两家说: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工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仆区不远。盖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

此后明儒黄宗羲又为此公案下评判,他说:

止斋陈傅良之意,毕竟主张龙川一边过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与汉唐之事功,迥乎不同。所谓功有适成,事有偶济者,亦只汉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统天下而言之,固未见其成且济也。以是而论,则言汉祖唐宗不远于仆区,亦未始不可。

宗羲著有《明夷待访录》,列论历代制度,而始以《原君》《原臣》《原法》三篇。他始从历史眼光事功立场来再拥护朱熹,作更进一层的发挥。但其实他的说法,陈亮同时叶适已说过。叶适说:

以势力威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

立论之苛,尤严于熹。但我们今日,不妨再作一审量。纵使说汉祖唐宗全是些私心,究竟也不能说汉唐两代人物,全都闭着眼,都在给汉祖唐宗牵着鼻子走,全只是利欲私心,奴才气息。那时一切制度,便全没有天理,或仍是偶而与天理相暗合。所以陈亮这番话,依然有他的特见。近代人一面看不起程朱的理学,一面却仍抱着程朱旧态度。他们认为只有近代西洋才是充满着光明,一切是天理,而中国自秦以下,便真如亮所谓“架漏过时,牵补度日”了。天地则一片漆黑,世界则通体涂涴。今试重读亮所谓“因吾眼之偶开,得不传之绝学,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画界而立,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这些话,却不料当前仍见此景象,而有尤甚焉者。但亮许多话,究竟着意在推倒,并没有开拓。我们若从他话再回头看陆九渊与王守仁,应该更多些解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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