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应该以战国至秦为一大变，战国结束了古代，秦汉开创了中世。应该以唐末五代至宋为又一大变，唐末五代结束了中世，宋开创了近代。晚清末年至今又为一大变，这一大变的历史意义，无疑是结束了近代，而开创了中国以后之新生。我们若要明白近代的中国，先须明白宋。宋代的学术，又为要求明白宋代一至要之项目与关键。

南北朝隋唐，是佛学的全盛期。武则天以后，禅宗崛兴。直到唐末五代，佛学几乎全归入禅宗。五代时永明禅师，他在长期黑暗与战乱中，写成一百卷的《宗镜录》。他是唐末五代惟一大师，他的书，也成为唐末五代惟一巨著。然而佛学盛运，到他时代也近衰落了。他的书，极像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想包罗和会战国诸子各家各派的学说，永明禅师的《宗镜录》，也想包罗和会佛学各宗派之歧见。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到了包罗和会的时期，似乎便在宣告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之衰歇。

除却佛学，所剩只是晚唐以来进士轻薄的诗，以及如南唐二主之词，这一类颓废无力的小文艺。在此形势下，时代需要有新的宋学之出现。但新的宋学之出现，还是迟迟其来。需要虽急迫，而产生则艰难。所谓新宋学，须到胡瑗、孙复才像样。所以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泰山孙为之先河，这已在宋兴八十年的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