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一个人对于一星期有几天都弄不清，还居然得到原谅，那么我的处境就可以使人对我更加原谅了。真的，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计算时间的方法已经完全改变，现在一星期已经不是按七天而是按五天、十天或十五天计算，那么，在耳闻目睹二十世纪的事物以后，我对这一点也决不会感到惊奇了。在上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才第一次想到要问一下一星期究竟有几天。在早餐桌上，利特医生问我是否想听讲道。
“那么今天是礼拜天吗？”我惊异地问道。
“是的，”他回答。“你知道，我们在星期五幸运地发现了那间地下室，因此今天早上才能同你处在一起。你是在星期六早晨刚过半夜时第一次醒过来的，到礼拜天下午你第二次醒来时，神志才完全恢复。”
“这么说来，你们仍然有礼拜天和讲道啦，”我说。“我们有些先知曾经预言，不必等到这个时代，世界上早就不会有礼拜天和讲道了。我很想知道，教会组织怎样同你们社会制度的其他方面相适应。我想，你们大概有一种国家教会和公职牧师吧。”
利特医生笑了起来，利特太太和伊蒂丝似乎也觉得我的话非常有趣。
“怎么啦，韦斯特先生，”伊蒂丝说，“想必你把我们当作怪物了。你们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废除了国家宗教组织，难道你以为我们又把它们恢复了吗？”
“可是，既然一切建筑物全归国有，而且每人都得从事生产工作，那么，这种情况又怎能同自愿结合的教会和非公职的牧师职业不发生矛盾呢？”我问道。
“在这一百年内，人们的宗教习俗自然有了显著的变化，”利特医生答道，“不过即使这些习俗一直原封未动，我们的社会制度也会对它加以妥善安排的。国家在得到交付租金的保证下，对任何人或任何一部分人都供给房屋。只要他们交付租费，就可以一直居住下去。至于说到牧师，如果有一批人希望某人脱离国家的一般服役，去替他们的某种特殊目的服务，他们总是可以如愿以偿的——当然，这也要他本人同意——正如我们可以找到人来担任编辑一样。处理的办法是：从他们的取货证上扣下一笔费用付给国家，用来补偿此人没有参加一般生产工作而使国家遭受的损失。替这个人偿付给国家的这笔费用，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付给他本人的薪金。这个原则可以适用于各种情况，因此在国家毋需过问的一切琐碎事务中，私人便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的余地。至于说到今天的讲道，如果你愿意听的话，那你可以到教堂去，也可以呆在家里。”
“要是呆在家里，我怎么听呢？”
“只要准时同我到音乐室去，找个圈椅坐下来就行了。有一些人仍旧愿意到教堂去听讲道，但是大多数的传道，都和我们的音乐演奏一样，不在公共场所举行，而是从装有播音设备的房间用电话播送到各个订户家里。假使你愿意到教堂去，我也很高兴奉陪，不过老实说，我相信不论你在哪里听讲道，大概也比不上在家里听到的那么好。我从报上看到巴顿先生今天早晨将要讲道，他只通过电话播讲，听众往往达十五万人。”
“在这种环境下听讲道，倒也新鲜。即使没有别的理由，单凭这点，我也愿意做巴顿先生的听众了，”我说。
一两个钟头以后，当我正坐在图书室里看书的时候，伊蒂丝来叫我了。我跟着她到音乐室去，利特先生和太太正在等待着。我们刚刚舒服地坐定，就听到叮噹的钟声，隔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的声音向我们讲起话来，声调高低和平常谈话一样，简直就像房里有个隐身人在说话似的。下面就是他的讲话：——
巴顿先生的讲道
“在过去一周内，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位来自十九世纪的评论家，一位属于我们曾祖时代的活着的代表。如果这么一件离奇的事情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强烈地影响到我们的想像，那就奇怪了。也许，我们许多人都感到兴奋，要想多少了解一些一百年前的社会，并各自猜想那个时代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现在，当我请求大家对我所产生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某些感想加以思考时，我姑且假定自己是遵循着而不是打乱诸位的思路。”
这时，伊蒂丝对她父亲轻轻地说了几句话，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转身问我。
“韦斯特先生，”他说，“伊蒂丝觉得，巴顿先生选定的这个演讲内容，在你听来可能会感到有点刺耳。倘若如此，你也未必就会上当，听不到讲道。只要你愿意，她会替我们把通往斯维策先生广播室的电话接通，我仍然可以保证你听到非常精彩的讲道。”
“不，不，”我说。“请相信我，我还是宁愿听一听巴顿先生究竟讲些什么。”
“随你喜欢吧，”我的主人回答。
当她父亲和我谈话的时候，伊蒂丝已经捺了一下开关，巴顿先生的声音嘎然而止。现在，她重捺一下，屋里便又充满了刚才已经使我感到非常亲切的那种真挚动人的声调。
“我很冒昧地假定，通过这种回顾既往的努力，大家已经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印象，这使我们对于人类在短短一个世纪里所经历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惊人变化，比以前更感到惊讶。
“然而，就十九世纪我们全国以及整个世界的贫困和今天的富足的差别而论，它可能还不如以前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情况，譬如说，它可能还不及我国在十七世纪殖民时代最初阶段的贫困和十九世纪末期的相对富裕的差别，或者还不及英国在征服者威廉第一1时代和维多利亚2时代之间的差别。尽管当时一个国家总的财富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当作衡量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确切标准，可是上面列举的这些实例，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的单纯物质差别相比，也有部分相似之处。只有当我们思考这种道德方面的差别，我们才发现，不管我们回顾历史上哪个时代，摆在我们眼前的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也难怪有人会惊讶地说，‘真的！这倒像是一个奇迹！’可是，当我们抛开空想，开始仔细研究这件好像令人难以想像的怪事，却发现这件事毫不足奇，更谈不上什么奇迹了。要说明我们面前的事实，倒毋需假定人类在道德上获得了新生，或者假定完全消除了邪恶，只留下了善行。从环境的改变对于人性的影响中，就可以找到简明的解答。摆在我眼前的事实只不过意味着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制度所代替而已；前者以自私的、虚拟的个人利益为基础，完全依靠人性中的反社会的和残酷的特性才能存在；后者以合理的、大公无私的真正个人利益为基础，完全要靠人类爱群的和慷慨的本性来加以支持。
1征服者威廉第一（1027—1087），原来是诺曼第地方的公爵，1066年征服英国。在他执政期间，连年发生战争，人民生活异常困苦。——译者
2维多利亚（1819—1901），英国女王，其统治时期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当时英国由于对外进行侵略并掠夺殖民地财富，因而经济文化十分昌盛。——译者
“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看到人们重新变成像他们在十九世纪那样的野兽，只要恢复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就行了。那种制度教人把自己的同胞当作天生的压榨对象，并做出损人利己的勾当。毫无疑问，在你们看来，不管自己怎样窘迫，也不致于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去掠夺和自己同样穷困的人来养活自己。但是，如果你们所负担的不仅是你们自己的生活，结果又会怎样呢。我很清楚，在我们祖先中间，想必有许多这样的人：如果他们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问题，他们宁死也不会从别人手里抢夺面包来养活自己。可是，现实却不让他们这样做。他们有亲人要依靠他们。那时候，也和现在一样，男人爱着女人。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么竟敢做起父亲来了，但是，他们却有小孩，而且他们心疼这些小宝贝，自然也同我们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必须供给他们衣食和教育。最驯良的动物在哺育幼雏的时候也会变得凶猛，而在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为了争夺面包，最温和的人也会产生不顾死活的反常念头。为了养活那些依赖他生活的人，一个人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余地，而只能投入这个肮脏的战斗中去，——哄诈，欺骗，排挤，诈取，低买高卖，打破邻居养活子女的饭碗，诱骗人们购买不该买的东西，出售不该出售的东西，虐待工人，剥削债务人，欺骗债主。尽管有人含着眼泪用心寻找，也不容易找到一种维持生活、养育全家的方法，因此，只得抢到软弱的竞争者之前，从他嘴里夺取食物。即使是牧师，也难逃这种不可避免的残酷命运。他们告诫教徒不要爱钱，可是一想到家庭，也免不了期望自己的职业能获得金钱奖励。可怜的人们，他们的职业确是痛苦的职业！他们劝告人们做一个慷慨无私的人，可是他们和每个人都知道，在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下，人们如果这样做，就会变穷。他们规定了行为的准则，但人们自我生存的本能却又促使他们不得不破坏这种准则。这些高尚的人们看到了社会不人道的惨状，便悲叹人性的堕落；仿佛在这个魍魉世界中，天使般的本性原不该被沾污似的！啊，朋友们，请相信我，能证明人性之中寓有神性的，并不是现在这个快乐的时代，而是那些罪恶的日子。那时候，即使是彼此为了单纯生存所作的斗争——怜悯在这里是愚蠢的——，也不能使慷慨和仁慈这种品质完全从世界上消失。
“如果我们了解得不到黄金意味着什么，了解贫穷在当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原来十分温和而富有恻隐之心的男女们，为什么为了争夺黄金就不顾死活地相互厮打。因为，夺不到黄金，从身体方面来说，就意味着饥渴交迫，忍受酷暑和严寒的折磨，病中无人过问，健康时永无休止地从事苦役；从德性方面来说，就意味着忍受压迫和屈辱，忍气吞声地受人侮蔑，自幼便落入粗暴的社会阶层，完全丧失了童年的天真，丧失了女性的娴雅和男性的尊严；在精神方面，就意味着愚昧一生以至于死，所有使我们有别于禽兽的那些才能都被埋没了，生活只不过是生老病死而已。
“啊，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不能发财致富，你们和你的孩子们就必须忍受这样的命运，那么试想，你们堕落到你们祖先的那种道德水平，又要多久时间呢？
“大约两三个世纪以前，印度发生过一桩野蛮事件，被害的虽然只有几十条人命，可是由于案情特别恐怖，使人永远不能忘记。一批英国犯人被拘禁在一间屋里，里边的空气只够十分之一的人呼吸。这些不幸者都是很英勇的人，在服役期间彼此都是亲密的战友，可是，当窒息的痛苦开始攫住他们，他们便忘去一切，卷入了一场可怕的斗争，每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抢着要接近牢房的那些通风小孔，因为只有那里才能呼吸到一丝空气。在这场斗争中，人们变成了野兽。几个生还者所叙述的恐怖情形，使我们的祖先大为震惊，因而在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在著作中常常提到这件事，把它当作一个典型的实例，说明人类在精神与肉体上可能受到的最大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他们料想不到，在我们看来，‘加尔各答土牢’以及其中疯狂的人群为了要在通风处占得一席之地而相互厮打践踏的景象，就像他们当时社会的一个鲜明缩影。不过，这个缩影还不能当作全貌，因为在‘加尔各答土牢’里没有柔弱的妇女，没有幼童和老人，也没有残废者。在那里痛苦挣扎的，至少都是身强力壮、能够吃苦的男人。
“当我们想到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古老的社会制度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末期，尽管我们现在对于继之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感到陈旧，甚至连我们父母一代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制度，然而，我们对于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如此深刻的变化竟能突然完成，却不能不感到震惊。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我们的惊讶大半都会消失。虽然不能说当时的任何一个社会已经具有现代所谓的一般智慧，但和以前各代相比，当时的一代却是聪明的。即使是这种较高的智慧，结果必然也能使人看出社会的罪恶，这是一般人以前一直认识不到的。毫无疑问，在以前的时代里，这些罪恶甚至还要严重得多。但大众的智慧不断增长，因而才会有这种不同的认识，正如晨曦揭露了在黑暗中似乎还可容忍的肮脏环境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主调，是对贫苦不幸的人们表示同情，并且对社会组织无法改善人们的悲惨境遇这个事实，愤慨地加以谴责。这些激昂慷慨的呐喊，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最优秀的人们，至少像昙花一现似的，已经充分认识到他们周围景象中的可怕的道德状况了。他们当中一些比较敏感而又心胸豁达的人，由于强烈的同情，感到自己的生活几乎是不可忍受的了。
“虽然他们根本没有领会到那种人类大家庭紧密团结的思想和人类同胞关系的真实性，没有像我们那样把它当作道德准则，可是，如果认为他们全无类似的感觉，那也是错误的。我可以把当时某些作家的十分优美的文章念几段给你们听，你们可以看出，当时有少数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观念，但多数人当然还是模糊的。而且，不要忘记，十九世纪名义上是一个基督教世纪，但社会的全部商业制度和生产制度却体现了反基督教的精神，这对耶稣基督的那些徒有其名的信徒们来说，必然会有某种压力，尽管我也承认这种压力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要问，为什么没有更大的压力，为什么一般说来绝大多数人早已承认当时社会制度的严重缺点，他们却仍然加以容忍，或是只满足于谈论其中零星点滴的改良。这时我们想到了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实。在那个时代，甚至最优秀的人们也深信不疑：在人类本性中，可以作为社会制度坚实基础的唯一可靠因素，就是它那最恶劣的倾向。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相信，只有贪婪和自私自利这些特性才能把人类结合在一起，如果挫折这些动机或抑制它们的作用，人类的一切结合都将被破坏无遗。总之，他们所相信的——甚至那些不想这样相信的人们所相信的——正与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背道而驰。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正是人们的反社会性，而不是他们的社会性，提供了一种巩固社会的力量。他们认为下面这种情况是合情合理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欺诈和压迫别人，并受别人的欺诈和压迫；当一个社会能允许这些恶劣的倾向得到充分发展，它便可以存在，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如果是根据有利于集体的合作观念建立起来的，则很少有存在的可能。倘若要人相信，人们曾经严肃地接受过这样的信念，那似乎是荒谬的；其实这些信念不仅为我们曾祖一代所接受，而且在人们普遍确信旧制度具有不可容忍的缺点以后，还长期推迟了旧制度的废除。这个事实正如任何其他历史事实一样，是确定无疑的。这正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深沉的悲观情绪，诗歌中带有哀伤情调而在幽默中又带有讥讽。
“他们感到人类的处境不能忍受，却又无法明确地找到更好的出路。他们相信，人类进化的结果已经到了一条死巷，前面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可以从留传下来的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说明，甚至在今天，好奇的人还可以到图书馆里去查阅。这些文章提出了苦心孤诣的论点，目的在于证明，尽管人们的处境悲惨，但经过考虑以后，还是这种思想略占优势：也许生毕竟胜于死。他们自暴自弃，也藐视造物主。宗教信仰普遍衰退。微弱黯淡的光线透过布满疑虑和恐惧的天空，只能显示出大地上的骚乱。人们竟会怀疑赋予他们生命的上帝，或者畏惧那塑造他们躯壳的双手，在我们看来，这确是一种令人可悲的癫狂。不过我们必须记住，白昼勇敢的孩子，有时在夜晚却变得莫名其妙地胆小害怕。现在黎明已经到来。在二十世纪中，人们很容易信赖天父了。
“在这种性质的演讲中，我刚才必须扼要地提到某些原因，这些原因使人对于接受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转变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同时也提到了某些由于失望而产生的保守主义的原因，这些原因在时机已经成熟以后，曾使这种转变推迟了一个时期。如果人们对于这种变化在他们最初认为可能实现以后便迅速获得实现而感到惊讶，那就是忘记了希望对于长期习惯于失望的心灵所具有的陶醉作用了。经过了如此漫长的黑夜，灿烂的阳光必然会使人眼花缭乱。人们一旦觉悟到，人生的意义毕竟不是做一个侏儒，它的矮胖的躯体不足以说明人类可能成长的高度，而是认为人类所处的境界正面临着无限的发展前途，这时候，他们的反应必然是不可抗拒的。显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遏制新的信念所鼓舞起来的这种热情。
“最后，人们一定已经感到，摆在他们面前的事业使得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事业本来会使千千万万的人为它牺牲，结果却一个人也不需要牺牲。在旧社会里，即使一个小小的王国，在改朝换代时所牺牲的生命，往往比这个使人类最后走上康庄大道的革命还要多些。
“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光辉时代的生活幸福以后，还希望能有另一种命运，那就是不安分守己了。然而，我却时常想到，我宁愿把自己在这个安宁而又光辉的时代中的生活去换取那个在暴风骤雨的转变时期中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里，英雄豪杰打开了紧闭着的通向未来的大门，使一个绝望民族的兴奋眼光所看到的，不再是堵塞他们去路的无窗的围墙，而是进步的远景，这个异常光辉灿烂的远景至今还使我们不敢逼视。啊，我的朋友们！在那个时候，最细微的影响也足以震撼好几个世纪，生活在那种时代里，谁又能说比不上目前这个昌盛时代里的生活呢！
“你们都了解那个最终的、最伟大的、流血最少的革命经过。人们在二三十年中废除了野蛮人的社会传统和习俗，确立了一种和有理性的人类相适应的社会秩序。他们不再有掠夺的习性，变成互相合作，而且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富裕和幸福寓于团结友爱之中。‘我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衣着？’由于人们始终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过去，它永远使人们担忧。但是，一旦当人们从团结友爱的观点而不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考虑‘我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衣着？’这个问题——问题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企图从个人出发来解决生活问题，结果使绝大多数人陷于贫困和奴役地位，但是一旦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和雇主，则不仅富裕代替了贫困，而且人奴役人的关系的最后痕迹也从世界上消失了。曾经多次未被击中要害的人类的奴隶制度，终于被消灭了。生活的费用不再由男人舍施给女人，雇主给雇员，富人给穷人，而是像围坐在父亲的桌边的孩子们一样，大家从共有的财源中分配到一份。谁也不能再把他的同胞当作工具去替自己谋利。从此以后，他从别人身上所能得到的，只是别人对他的尊敬。在人类的相互关系中，既不会有傲慢，也不会有屈辱了。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每个人第一次在上帝面前挺立起来了。害怕贫穷和贪得无厌的念头已经消失，因为每个人都能保证得到丰衣足食，而要获得过多的财产，也不可能实现。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乞丐和赈灾员了。公平合理的社会使慈善事业也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人们不会受到任何引诱而去盗窃，也不会由于恐惧或为了博得好感而去说谎，而且由于大家已经一律平等，也就没有互相妒忌的余地；同时，由于人们不再拥有武器，不会相互伤害，因而也很少引起暴力行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基督十诫几乎是没有用处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古老梦想，尽管多少年来受到人们的嘲弄，却终于实现了。
“正如在旧社会里，那些慷慨、公正和慈善心肠的人，因为具有这些品质而会吃亏，在新社会里，冷酷、贪婪和自私自利的人会发现自己和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既然生活条件有史以来第一次已经不再成为发展人性中的残暴品质的动力，而且一向导致自私自利的诱因不仅被取消了，反而被用来鼓励大公无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第一次看到，未被玷污的人性究竟是怎么样的。人性堕落的倾向，在以往能毫无阻碍地得到发展，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掩盖了人性的优良倾向，但是现在，却像被曝晒在阳光下的地窖里的霉菌那样枯萎了，而人性中的高贵品质却突然发扬光大起来，使嘲笑者变成歌颂者，而且使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人世产生了爱。人们不久便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牧师和哲学家们决不可能相信的事实，即：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不是恶的，就人们天生的意愿和气质来说，他们是慷慨的而不是自私的，是慈悲的而不是残忍的，是富于同情心的而不是傲慢的，他们有上帝般的心愿，充满着最神圣的慈爱和自我牺牲的本能，他们确实具有上帝的形象，而不像他们曾经表现的那样丑化了上帝。无数世代以来，生活条件的长期压力尽管可能使天使堕落，但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人类天生的崇高品质，而且这种条件一旦被消除以后，这种品质就会像一株弯倒的树木一样，又重新恢复了它原来那种挺直的姿态了。
“为了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整个问题，让我把旧时代人们的本质比作一簇长在泥潭里的玫瑰花。它在白天被污水浇灌和毒雾沾染，夜晚受着毒霜的冻害。世世代代的园丁们尽力想使它开花，但是除了一朵花蕊受虫蛀蚀的偶然半放的蓓蕾以外，他们的努力全都失败了。确实有许多人埋怨说，这决不是玫瑰花簇，而是一簇有毒的灌木丛，只好连根拔去烧掉。然而，园丁们大都坚持说，这簇花是属于玫瑰品种的，只不过染上了某种难以根除的病害：使花蕾不能开放，而且一般都带有病态。事实上，也有少数人认为品种本身完好无恙，毛病在于污泥，如果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这种花一定有希望长得更好。不过这些人并非正式的园丁，他们被正式的园丁指责为理论家和空想家，而人民对他们大都也持有这种看法。而且，有些杰出的伦理学家更主张，即使为了便于辩论，姑且承认花簇在别的地方可能长得更好，但是花蕾在污泥中开放要比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开放，会受到更有价值的考验。花蕾在这样条件下能够开放的，确实很少，并且花朵既不鲜艳，又无香味，但是它们要比在花园里自由自在地开放，表现出更多的奋斗精神。
“正式的园丁和伦理学家固执己见。花簇依然深深种在污泥里，旧的种植方法也继续使用下去。他们不断地用各种各样新的促使生长的混合药剂来灌溉花根，并且采用了不可胜数的秘方来扑杀害虫，消灭霉菌；这些秘方都被提倡者称为最好的、最相宜的配方。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偶然也有人宣称看到花簇的状态有了一些起色，但是更多的人却说花簇更不如过去了。总之，并不能说花簇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最后，大家对于花簇在原地生长的前途普遍感到失望，在这个期间重又讨论到将它移植的问题。这一次却得到大家的赞同。‘让我们试试看，’一般人都这么说，‘也许它移植到别处会茂盛起来，但在这里是否值得再种下去，确实令人怀疑。’于是，人类的玫瑰花簇开始被移植到肥沃、温暖、干燥的土地上来了，承受着阳光的沐浴、星光的映照和熏风的抚拂。后来，大家看出，这真是一簇玫瑰花。害虫和霉菌不见了，花丛中长出了最美丽的红玫瑰花，芳香充满了整个世界。
“命运替我们作了这样的安排：造物主在我们心中确立了一个精益求精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过去的成就总显得那么渺小，而我们的目标总是那么遥远。如果我们的祖先能够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住在一起，像同胞那么和睦，彼此没有倾轧或猜忌，不使用暴力或欺诈手段，而且人们只要在自己选定的工作中从事于健康所能允许的劳动，就完全不必为未来操心，也不必为生活发愁，正如一棵树受到永不枯竭的泉水的灌溉一样，——如果他们能够设想这样一个社会，我觉得，在他们看来，那也和天堂差不多了。他们可能把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同他们对天堂的观念混同起来，而且也梦想不到，除了这个社会以外，还可能有什么可以希望和追求的东西了。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站在他们举首仰望的顶峰上的人们来说，情形又是如何呢？除了现在这种机会偶尔特别提醒我们以外，我们几乎已经忘却人类社会并非一直和现在一样。我们需要竭力思索，才能想像我们上一代的社会体制。我们认为那种社会体制是荒谬的，在我们看来，解决物质生活问题从而杜绝忧愁和犯罪的根源，决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而只是人类真正进步的前奏而已。我们只是摆脱了一种无谓而又无益的烦恼，这种烦恼曾经妨碍我们的祖先去实现生活的真正目的。我们只不过摆脱束缚，向前猛进罢了，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我们正像一个刚刚懂得站起来走路的孩子。在一个孩子看来，第一次迈步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许他以为，除了走路，再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但是一年以后，他就已经忘记自己并非生来就能走路的。当他站起来，他的眼界扩大了，当他能够走动，他的眼界更扩大了。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个人迈开第一步，确是一件大事，不过，这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他的真正旅程只是从那时才开始的。人们在前一个世纪里，仅仅为了生理的需要，在精神和肉体方面耗尽了体力并费尽了心机。摆脱这种状况，可以说是人类的新生，如果没有这次新生，人类在那种只成为沉重负担的第一次诞生就永远没有价值，但通过这次新生，它的意义却充分显示出来了。从那时开始，人类进入了精神发展的新阶段，一种更高的智能的进化过程。但我们的祖先却没有想到这种智能就存在于人性之中。十九世纪那种阴郁的绝望情绪，以及当时对人类前途所抱的浓厚的悲观主义都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则是现代那种令人鼓舞的观念。这就使得人们兴奋地认识到我们的尘世生活中有种种机遇，并且人性也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大家都承认，人类要求在体质上、精神上和道德上一代比一代进步，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完全值得人们为之努力并作出牺牲。我们相信，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已经开始实现了上帝对人类的理想，现在，每经过一代，必然会提高一步。
“你们问道，当人类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我们还期望些什么呢？我回答：广阔的前途展开在我们面前，但由于前途光明灿烂，我们却看不到最终的目标了。人类要回到作为‘我们的归宿’的上帝那儿去，有两条道路：个人通过死亡的道路回去，人类通过完成进化的道路回去。到那个时候，目前还未显示出来的上帝的秘密也将完全被揭露。让我们用眼泪送走黑暗的过去，转身面向灿烂的未来，遮住眼帘，向前猛进吧。人类漫长的、令人厌恶的冬天已经结束。夏天已经到来。人类已经脱颖而出，天堂就在面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