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太太小姐们约好在餐厅见面，一同吃晚饭，饭后，她们另有约会先走了。我们坐在桌边，吸烟饮酒，谈了许多别的事情。
“医生，”在谈话中我说，“说真的，拿你们的社会制度同以前世界上流行的任何制度，特别是同我自己那个最不幸的世纪的制度相比，要是我不加以赞美的话，那我就未免太麻木了。如果今晚我经过催眠，又睡得像上次那么久，同时，时光倒流，而非前进，我又在十九世纪中醒来，等我把自己看到的情形告诉朋友，他们每人一定会承认，你们的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平等的和幸福的天堂。但我同时代的人都是很现实的，当他们赞美这个制度的高尚道德和物质繁荣以后，接着就会开始猜测并询问：你们怎样获得了财富，使每人都能生活得这么愉快呢？因为，要使整个国家保持舒适的、甚至奢华的生活水平，像我从周围看到的那样，当然就必须要有大大超过我那个时代整个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虽然你们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我差不多都能解释给他们听，但我也肯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一来，由于他们都是认真核对事实的人，他们就会说我是在作梦，不论我说什么，再也不会相信了。在我那个时代，据我知道，全国每年的生产总额，即使绝对平均地加以分配，每人所得也不超过三四百元，只够用来维持最低的生活，谈不到什么舒服。可是，你们怎么又会有那么多的财富呢？”
“问题提得很好，韦斯特先生，”利特医生回答，“如果像你所想像的那样，你的朋友们因为你不能圆满地答复这个问题而认为你谈的全是梦话，我也不能责怪他们的。这个问题如果要详细答复，不是单靠一次谈话就可以办得到的。至于可以证实我的一般说明的确切的统计数字，我得请你参考我的图书室里的书籍。不过万一发生像你所说的那种情况，由于我没有告诉你一些概念而让你被你的老朋友们问得狼狈不堪，那我真会觉得太抱歉了。
“让我们先从一些细小的项目谈起，在这方面，和你们相比，我们节省了财富。我们没有国家发行的或州、县市发行的公债，因而也就不必偿还公债的款项。我们根本没有支付海陆军军饷和物资这一项经费，我们没有陆军、海军或民兵。我们没有税务，也没有大批估税员和收税员。至于谈到我们的司法官、警察、警官和监狱看守，你们当时马萨诸塞一州所保持的人数，远超过我们现在全国所需的人数。我们没有像你们当时所有的那个掠夺社会财富的犯罪阶级。由于身患残疾，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例如残废、生病和衰弱的人，在你们当时成为强健者的重累，但是现在他们在卫生而舒适的环境下生活着，人数已经减到很少，而且一代少于一代，就快没有了。
“我们节省财富的另一项，就是废除了货币以及与各种金融活动有关的成千种工作。这类工作以前占用了大批本来可以从事有益的工作的人员。同时请你想一想，你们当时的有钱人由于追求个人穷奢极欲的享受而造成的浪费现象也没有了，尽管这项浪费很容易被人估计过高。另外，还请想一想，现在不论贫富，都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没有懒汉了。
“造成从前社会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家洗衣烧饭以及各自单独从事其他许多家务，在人力物力方面造成的巨大浪费，现在，我们采取了合作的方式。
“我们的分配系统组织起来以后所取得的节约成果，比上述任何一项节约都大得多，真比上述各种节约的总和还大。这种分配工作过去是由大小商人、店主以及他们的各种等级的雇员、批发商、零售商、代理人、旅行推销员和各种各样的经纪人来担任的，在盲目的调运和无休止的转手中造成了极大的人力浪费，现在却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而且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周转。我们的分配办法就像你所已经了解的那样。据我们的统计学家估计，全部分配过程所需要的人员，只占工人总数的八十分之一，而你们当时却占了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一，也就是从参加生产的劳动力中减少了这些人数。”
“我开始明白你们的巨大财富是怎样得来的了，”我说。
“对不起，”利特医生回答，“可是我认为你现在还没有懂得哩。我以上所述的各种节约，通过节省物资，直接或间接地节省了人力，因此这些节约的总和，可能等于你们全年生产的财富总额再加上一半。但是，如果把这些节约同私人企业经营全国各项生产必然造成的其他惊人浪费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不过这些浪费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论你们同时代人在生产品的消费方面作了多大的节约，也不论机械发明的进步多么惊人，但是只要他们抓住那种制度不放，就永远无法从贫困的泥沼中脱身出来。
“就利用人力的方式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浪费的了。为了顾全人类智慧的信誉，我们应该记住，人类从未发明过这种制度，它只是野蛮时代的一种遗风。当时因为没有社会组织，所以也不可能有什么合作的办法。”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说，“从道德上讲，我们的生产制度是很坏的，但是，撇开道德不谈，如果单纯把它当作一种谋财致富的工具来看，我们倒觉得它是很不错的。”
“我在前面说过，”医生答道，“这个题目范围太广，现在不可能详细讨论。不过，如果你真有兴趣想知道我们现代人把你们的生产制度和我们自己的对比以后，提出了哪些批评，我倒可以简单地说几点。
“把生产事业交给不负责任的个人去经营，他们彼此完全不了解或是根本不合作，结果所造成的浪费主要有四方面：第一，由于经营失当所造成的浪费；第二，由于从事生产事业者的竞争和相互敌视所造成的浪费；第三，由于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危机使生产陷于停顿所造成的浪费；第四，由于资金和劳力经常闲置所造成的浪费。即使这四大漏洞中有三个被堵住了，但只要留下一个，就足以在一个国家中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
“让我们先从经营失当所造成的浪费谈起吧。在你们那个时代，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在没有协作或无组织的状况下进行的，所以便无法知道人们对某一类产品究竟有怎样的需求，究竟有多大供应量。因此，私人资本家经营的任何企业，通常总是一种没有把握的实验。企业创办人不像我们的政府那样对于生产和消费能有全面的了解，因此决不可能知道人们需要什么，也不可能知道其他资本家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做了什么安排。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创办任何一种特定的企业多半总是失败，而且那些最后得到成功的人们往往都曾经一再遭到过失败。如果一个鞋匠每制成一双鞋子都要糟蹋四、五双鞋子的皮料，并且还要浪费时间，那么，他的发财机会也正和你的同时代人在私人经营企业制度下的情形相同，要平均失败四、五次才能成功一次。
“第二种大浪费是竞争造成的。整个生产领域是一个像世界那么辽阔的战场，在这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相互攻击，浪费了精力，而这些精力如果能像今天这样同心协力地加以使用，便可以使大家富足。在这种战斗中，根本谈不到什么慈悲或宽大，如果有人处心积虑地投入某一企业界，摧毁原先占据这个地盘的人的企业，以便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企业，那么他的这种成就一定会博得大众的赞扬。就斗争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折磨，以及失败者和那些依靠他们的人的悲惨遭遇来说，即使把这种斗争比作真正的战争，也不能说是想入非非。现代人对于你们那个时代首先感到最惊讶的一点，就是那些从事同一生产事业的人不像同志和同事那样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友爱互助，竟然彼此把对方看成是应该扼杀和打倒的对手和敌人。这确实像一种疯狂的行为，只有疯人院里才会出现。但是，如果进一步考虑，就能看出事实并不如此。你的同时代人尽管你死我活地搏斗着，然而对自己的打算却很清楚。十九世纪的生产者不像我们的生产者那样为了集体的生存一同工作，而是各自完全为了自己的生存，牺牲集体利益。如果一个生产者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同时也增加了公共财富，那也只是附带的。同样地，使用损害公共利益的办法来充实个人私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平常的事情。每个生产者的最可怕的敌人，必然就是他的同行，因为，在你们那个以个人利益作为生产动机的制度下，每个生产者所希望的，就是他所生产的东西越少越好。从他的利益来说，除了他自己所能生产的以外，最好没有别人再生产这类商品。他所经常努力的，就是要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用打击并消灭他的同行的办法来实现上述目的。当他消灭了所有可以消灭的同行以后，他的策略就是同他不能消灭的同行们联合起来，把彼此间的战斗转变为对社会大众的战斗，采用的办法是垄断市场——我知道你们通常是这样说的——并且把价格提高到人们愿意购买这种货物时所能忍受的最高点。十九世纪生产者的梦想是企图绝对控制某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以便使大众处于饥饿的边缘，并经常将他所供应的物品按缺货时的行情出售。韦斯特先生，这就是十九世纪的所谓生产制度。请你来评判一下，在某些方面，这是否更像是一种阻碍生产的制度。将来等我们有充分的空闲时间，我想请你坐下来和我谈一谈，让我了解那些我已经作了很多研究却仍然不能明了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同时代人在很多方面都显得那么机灵，竟会把供应全体人民的事情交给一个为了本身利益而要饿死全体人民的阶级。我肯定地告诉你，我们感到惊奇的，倒不是这个世界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富裕起来，而是它没有因为贫乏而彻底消灭。当我们继续研究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一些其他巨大的浪费时，这种惊奇之感也就更强烈了。
“除了由于经营不当，以及在生产斗争中经常损伤元气所造成的劳动力和资金方面的浪费以外，你们的制度还容易发生周期性的波动。不论聪明的和不聪明的生产者，也不论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是胜利者或牺牲者，都免不了同归于尽。我指的是每隔五年到十年出现的商业危机，它破坏了全国的各项生产事业，使一切薄弱的企业一蹶不振，使实力最雄厚的企业一落千丈。接踵而至的是一个长期的所谓停滞时期，通常要继续很多年，在这个期间，资本家慢慢地重新聚集他们被削弱了的力量，而工人阶级则处于挨饿和骚动之中。于是，又出现了另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接着又转入另一个危机，随后又是萧条的年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在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信赖的关系，因此，这些危机就转变为世界性的危机。同时因为受到波动影响的范围扩大，并且缺乏挽回颓势的中心，嗣后发生的崩溃状态也就较前更为持久。随着世界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复杂化，加上投资数额的增加，这些商业方面的大震动相应地更加频繁起来了，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便出现了一年好、两年坏的情形。而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广泛、这么壮大的生产系统，在它本身的荷负下也仿佛摇摇欲坠了。经过无休止的讨论，你们的经济学家当时似乎已经开始得出绝望的结论，认为对于这些危机，正如对付旱灾或飓风那样，是没有办法加以防止或控制的。人们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它们当作无可避免的灾难加以忍受，等到它们过去以后，再把这个支离破碎的生产机构重建起来，正像一个时常发生地震的国家的居民那样，继续在原来的地点上重建他们的城市。
“你们的同时代人认识到，这些混乱的根源包含在他们的生产制度中，就这点而论，当然是正确的。这些混乱起源于制度基础的本身，当实业组织日渐扩大复杂以后，混乱就必然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根源之一就是：不同的生产事业缺乏统一的管理，因此便不可能互相协调地、互相配合地发展。由于缺乏这种统一管理，这些生产事业必然继续不能协调而且和需求脱节。
“关于市场需求的情况，当时根本没有像有组织的分配提供给我们的那种判断标准。在任何一类生产事业中，供过于求的最初现象是物价的猛跌，制造商的破产，生产的停顿，工资的下降，或是工人的解雇。这种过程，即使在所谓景气时期，也在很多生产部门中经常进行着，但只有当受到波及的生产部门的范围相当广泛的时候，才会发生危机。于是，市场商品充斥，超过需求，不论以何种价格出售，都无人购买。制造某些过剩商品的那些人的工资和利润减少了，或完全没有了，因此，他们作为其他原非自然过剩的商品的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丧失殆尽，结果，这些原非自然过剩的商品就人为地变成过剩了。最后，这些商品的价格也暴跌下来，制造者失业了，没有收入。这时，危机已经相当严重，无法加以阻止，直到耗尽国家元气为止。
“你们的制度还包含着另一个时常制造危机并且往往严重地加深危机的因素，这就是货币和信贷这种手段。当生产掌握在许多私人手里，人们必须通过买和卖才能获得个人需要的时候，货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货币显然会引起这样的缺点，就是仅仅用一种习惯的象征物来代替食物、衣服以及其他东西。这就会使人们把商品及其象征物混淆起来，而信贷制度以及人们对它的巨大错觉便由此产生了。人们在习惯以货币代替商品以后，进一步以信用代替了货币，因而根本不再注意象征物所代表的商品了。货币是真实商品的一种符号，但信贷只是符号的符号而已。金银即货币本身是有一种自然的限制的，但是信贷却没有这种限制，结果，信贷（即货币信用）的数额不可能和货币保持一定的比例，更不可能和实际商品保持比例。在这种制度下，经常而带有周期性的危机必然产生，其规律有如失去重心的建筑物必然要倒塌一样。如果你们认为只有政府和它授权的银行才能发行货币，那是你们的一种幻想，只要每个人放出一元价值的信贷，就等于发行了一元货币。信贷同货币一样，能使货币流通额膨胀，直到下次危机出现时为止。信贷制度的巨大扩展，是十九世纪后期的特点，而且主要造成了这个时期所特有的、几乎连续不断的商业危机。尽管信贷如此可怕，你们也不得不加以使用，因为既然没有国家的或公共的机构把国内的资金集中起来，信贷便成为你们在生产企业方面集中资金和运用资金的唯一手段。这样一来，在扩大私人企业制度的主要危险方面，信贷便成了一个极有力的工具，因为它使某些生产部门能够吸收过多的国内游资，从而种下了灾难的种子。商业企业彼此之间或对银行和资本家经常借有巨额的信贷借款，这种信贷借款每当危机征兆最初出现时，立即被收回，因此便往往加速了危机的到来。
“你的同时代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商业组织同某种遇到意外随时可以爆炸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处境正像一个用火药代替灰泥来建造房屋的人，因为可以同信贷相比的，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如果你要明白我所谈的这些商业波动是多么不必要，而这些波动又怎样完全由于私人无组织地经营生产事业造成的，你只要想一想我们制度的实际工作情况就行了。某些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是你们那个时代的巨大妖魔，现在却不可能发生了，因为通过分配和生产之间的联系，供应与需求有了衔接，就像一架发动机同调节其速度的调节器相衔接一样。即使由于判断错误，某种商品生产过多，因而引起这方面生产的减缓或停顿，也并不会使任何人失业。暂时停工的工人立即会在这个庞大工厂的某个其他部门找到工作，所损失的只不过是一些调换工作的时间罢了。至于说到过剩，由于国家的买卖很大，不管超过需求的产品的数量多大，它都能贮存起来，以待需求赶上供应。像我所假定的这种生产过剩，对我们来说，并不像你们那样会使任何复杂的机构陷于混乱，把原有的错误扩大一千倍。当然罗，我们既然连货币都没有，更谈不到什么信贷了。一切预算都直接以实物来计算，例如面粉、铁、木材、羊毛以及劳动力等。对你们来说，货币和信贷都是这些东西的最令人迷惑的象征物。我们计算消费是不会发生错误的。从全年生产中扣除人们生活所需的数额，而且把下一年生产消费品的必要劳动力也作了准备。所剩的物资和劳动力就可以有把握地用来增进生产和改善生活。如果收成不好，大不了这一年的积余比往年少些而已。除了这种自然灾害所引起的轻微而不常发生的影响以外，并没有什么商业波动。国家的物质繁荣一代代地不断发展下去，就像一条一直在扩大和加深的河流一样。
“仅仅由于你们的商业危机，韦斯特先生，”医生接着说，“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任何一种巨大的浪费一样，就足以使你们永受折磨了。但我还必须谈一谈你们贫困的另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你们有很大一部分的资本和劳动力闲置不用。就我们来说，政府有责任使国内点滴可用的资本和劳动力经常得到利用。你们当时对资本或劳动力都缺乏全面管理，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使用。你们常说，‘资本本来是胆怯的。’在任何商业投机都有极大可能遭受失败的时代，要是不小心翼翼地投资的话，那确实是胡搞一通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投资稳妥可靠，投入生产事业的资本额就不愁不大量增加。投入产业生产的资金额，按照人们对生产稳定情况所产生的那种不敢肯定的感觉的大小，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动，因此每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产量就大不相同。但是，在风险特大时期的投资额，远比在相当稳定的时期要少，根据同样道理，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根本从未使用，因为在最繁荣的时期，商业的风险也总是非常大的。
“还应该看到，大量资金通常总是寻找有相当可靠保证的出路，因此，一旦出现这种投资机会，就在资本家中间引起了剧烈的竞争。资金的闲置，以及不敢轻易投资的结果，当然也相应地使劳动力闲置不用。而且，商业调整中的每一个变化，商业或制造业情况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动，往往使得许多人失业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至于在最繁荣时期内每年发生的无数商业破产所造成的失业，那就更不必说了。大批的求职者经常在国内游荡，终于成为专门的流浪者，甚至沦为罪犯。成群的失业者几乎一年四季都呼喊着：‘给我们工作！’而在商业萧条的季节里，这群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铤而走险，使政府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在这样一个普遍贫困、各种物资都告缺乏的时代里，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求获得一个可靠的机会来投资，另一方面，工人们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暴动和纵火；这样看来，还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确切地证明私人企业制度根本无法成为富国之道呢？”
“说到这里，韦斯特先生，”利特医生接着说，“我希望你能记住，我所谈的这几点，表明了我们没有私人企业制度的某些致命的缺陷和极端的软弱性，因此，只是从消极方面来证明国有生产组织的长处。你必须承认，单凭这些，已经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要比你们当时富裕得那么多。可是，我们超过你们的更多的优点，也就是积极的一面，我还没有说出来哩。假定私人企业制度没有我所说的那些大漏洞；就是说，假定没有那种由于对需求判断错误而经营失当以及对生产领域不能全面了解而引起的浪费，假定也没有因为竞争而抵销和浪费了力量，而且，假定也没有在生产破产和长期停顿期间的商业恐慌和危机所造成的浪费，也没有资金和劳动力闲置的浪费；假定这些由私人资本经营的生产事业所必然产生的缺点居然能不可思议地加以防止，同时却依然能保留这个制度，即使如此，由国家管理的现代生产制度所获得的卓越成就，仍然是非常突出的。
“即使在你们那个时代，往往也有一些规模相当大的纺织业制造厂，尽管它们不能和我们的纺织厂相比。毫无疑问，你在当时曾经访问过这些大工厂，它们占地面积很广，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并且把上百种不同的生产工序，例如把棉花织成光滑的棉布的各个生产工序合并在一厂之内，置于单一管理之下。每个齿轮、每只手完善地互相配合而产生的机械力量，使劳力大为节省。对于这一点，你曾感到惊羡。毫无疑问，你也曾想到，如果那个工厂雇用的工人人数不变，但是却分散独立地工作着，那么，他们所完成的工作将要减少很多。这些分散地工作着的工人，尽管彼此关系十分融洽，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力量加以统一管理，他们的最大生产量不仅将按百分比而且也会若干倍地增加。对于这种说法，你会认为过分吗？因此，韦斯特先生，国家生产组织加以统一领导之后，全部生产工序都互相衔接起来，这样，它的总产量要比在旧制度下所能生产的最高产量（即使不考虑上面提过的四大浪费）增加好几倍，正如那些工厂工人通过合作所增加的比例一样。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私人资本多头领导下（即使各领导者彼此并非仇敌）和在单一领导下相比，从效率上说，也许正如一群暴徒或一大群拥有成千小首领的野蛮民族和一支由一个将军所统率的纪律严明的队伍（例如毛奇将军1时代德国军队那样的战斗工具）在军事效率方面形成的对比一样。”
1冯·毛奇（vonmoltke，1800—1891），德国陆军元帅，当时著名的军事学家，普法战争的要角。——译者
“听了你这番话，”我说，“我对于国家现在比以往富裕这一点，确实不那么感到奇怪了，可是你们也并不全是克里塞斯2啊。”
2克里塞斯（croesus，死于公元前546年），利地亚（lydia）国王，以广有财富著名。——译者
“唔，”利特医生回答，“我们都很富裕。我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我们所希望的那种舒适标准。你们那时，人们竞相铺张，除了造成浪费以外，丝毫不能使你们舒服。这种现象，在一个人民的财富完全相等的社会里，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一个能使我们享受生活的环境。如果我们决定使用我们生产的积余，每人确实会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我们宁愿把积余用在大家都能享受的公共事业和娱乐方面，用来建造公共礼堂和大楼、美术馆、桥梁、雕像、交通工具，以及改善我们城市的各种设施，举办巨大的音乐演奏会和戏剧演出，并且广泛地为人民提供休养条件。你还没有了解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哩，韦斯特先生。我们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最美好的一部分生活却是在社会活动方面，也就是和全国人民共同享受的那一方面。当你了解更多情况以后，你就会明白，像你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钱究竟用到哪儿去了。我想你会同意，我们的钱是花得正当的。”
“我想，”当我们从餐厅缓步回家的时候，利特医生议论道，“对于你们那个拜金主义时代的人们来说，没有一种责难会比指摘他们不知怎样赚钱更使他们伤心的了。然而，这正是历史替他们作出的定论。他们那种无组织的和相互敌对的生产制度，从经济观点来说是荒唐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卑鄙的。自私是他们唯一的人生哲学，而在生产事业中，自私就是自杀。竞争是自私的本能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力量的浪费；而联合却是进行有效生产的一个秘诀。可是，只有等到增加公共积累的观念代替了增加个人私蓄的观念，生产活动的结合才能实现；人们才能真正开始获得财富。即使说全体人民有福同享这样一个原则并不是社会唯一合情合理的基础，为了经济上的方便，我们也仍然应该加以执行，因为利己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瓦解作用，如果不加以抑制，真正的生产协调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