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赫夫纳区巴黎绸缎公司楼上里菲医生诊所的楼梯上只有一点昏暗的亮光。楼梯口挂着一盏灯，玻璃罩脏兮兮的，用托架固定在墙壁上。灯上装了个锡皮反光器，已经锈得发黑，上面落满了尘土。上楼梯的人总是踩着前人的脚印往上爬。松软的楼梯板已经被踩得有些塌下去了，一路有许多明显的凹陷。
到楼梯顶向右转是里菲医生的房门。左边是一条堆满垃圾的黑乎乎的过道。旧椅子、木匠用的支架、短梯、空盒子都躺在黑暗中等着蹭破谁的小腿。这堆垃圾是巴黎绸缎公司的。店里的柜台或者架子用不上时，伙计们就把它搬上楼扔在这堆东西上。
里菲医生的诊所大得像间谷仓。屋子中间放着一个圆肚子的火炉，底座周围堆着一圈木屑，用钉在地板上的厚木板围着。门边放着一张大桌子，从前是赫里克服装店的一件家具，用来陈列定做的衣服。桌上摆满了书籍、药瓶和外科手术器械。桌边放着约翰·斯帕尼尔德留下的三四个苹果，他是栽培树苗的，是里菲医生的朋友，他一进门就从口袋里悄悄往外掏苹果。
中年时期的里菲医生高大笨拙。后来的灰白胡子此时还没出现，上嘴唇留着一抹棕色胡子。他的风度并不优雅，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心里老为手脚搁哪儿而发愁。
那时，伊丽莎白·威拉德已经结婚很多年，儿子乔治已经是个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少年了。有时在夏天的午后，她会爬上破楼梯，来到里菲医生的诊所。这个女人原本修长的身体已经开始弯曲，无精打采地挪动着。表面上她是去里菲医生那里看病，但多半时候这种拜访跟看病没有多少关系。她和医生虽然也谈到健康，但多半谈的是她的生活、他们彼此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温斯堡生活期间浮现在他们头脑中的各种想法。
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这一男一女坐在那里注视着对方，他们很相像。他们的身体有区别，他们眼睛的颜色、鼻子的长度、生存的环境也都不同。但是他们内心有某种东西是一致的，期求同样的解脱，在旁观者的记忆中会留下同样的印象。后来，医生年纪再大些的时候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他常常跟妻子谈论与这个来看病的女人一起消磨掉的时光，讲了许多他以前未能告诉伊丽莎白的事情。他到老年时差不多变成一个诗人了，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有种诗一般的看法。“我的人生已进入非得祈祷不可的时期，因此我发明了神灵，向他们祈祷，”他说，“我既不把祈求的东西讲出来，也不下跪，而是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坐着。在下午晚些时候，闷热的主街上悄无声息，或者在冬季天色阴沉的时候，这些神灵会走进诊所，我想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后来，我发现这个女人伊丽莎白知道，她同样崇拜这些神灵。我想，她到诊所来是因为知道神灵们也在这里，而她也很高兴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这样的经验难以解释，虽然我想这种事也常常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男女身上。”
伊丽莎白和里菲医生在夏天的午后坐在诊所里谈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时也会谈到其他人。有时医生会讲些充满哲理的警句，讲完后就愉快地笑起来。间或在沉默一阵后说出一句话或给出一个暗示，奇异地照亮了说话人的生活，一个愿望变成一种欲望，或者一个半死的梦想忽然间闪耀着生机。大部分话是这个女人说的，她说话时并不看着这个男人。
旅店老板的妻子每次来看医生，说话都会变得更加自在一点，在他面前待上一两个小时后，从楼上下来走到主街上，她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似乎更有力量抵抗生活中的沉闷乏味了。她朝前走去，身体摇摆的节奏近乎少女，但是，等她回到自己屋里，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时，当黑暗降临，旅店餐厅的一个女孩给她端来晚饭时，她会让这种激情冷却下去。她的思绪飞回了热烈地渴望冒险的少女时代，回想起在还可以冒险的那段时光里拥抱过她的男人们的手臂，特别是回想起一个曾经是她情人的男子，在激情迸发的时刻对着她大喊了一百多遍，一遍又一遍疯狂地重复着同样的话：“宝贝！宝贝！可爱的宝贝！”她觉得，这些话表达出了自己一生都想得到的东西。
在这个破烂陈旧的旅店，老板患病的妻子坐在自己房间里哭了起来。她捂着脸，身体前后晃动着。朋友里菲医生的话在她耳边回响。“爱情就像黑夜里拂过树下青草的风，”他说，“你千万别想方设法把爱情界定得清清楚楚。爱情是生命中神圣的偶然。如果你想把它弄明白，让它确定无疑，想生活在柔和的晚风吹拂的树下，那么，令人失望的漫长炎热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驶过的马车扬起的沙尘就会落在亲吻过后激动而温柔的嘴唇上。”
伊丽莎白·威拉德想不起在她五岁时就死去的母亲。她的少女时代是在难以想象的危险状态中度过的。父亲是一个老想图清静的人，而旅店事务又不允许他清静。他也是平日里和死前都病怏怏的。他每天起来时都满脸的欢乐，可是到早晨十点所有的欢乐已经从他心中溜走了。客人抱怨旅店餐厅的收费，或者哪个收拾床铺的女工结婚走了，他就用脚跺着地板咒骂。到了晚上，他上了床，想到自己的女儿在进出旅店的人流中成长起来，伤心得要命。等姑娘长大些，晚上开始跟男人出去散步时，他很想跟她谈谈，他试了，但没成功。他老是忘记自己想要说的话，把时间都浪费在自怨自艾上。
少女以及青年时期的伊丽莎白努力要成为一个人生的真正的冒险家。十八时，人生是那么让人激动，她不再是处女。虽然她在嫁给汤姆·威拉德之前有过六个情人，但是她还从来没有参与过单纯为情欲所驱使的冒险。她像世界上所有女人一样，想得到一个真正的情人。人生中永远有一些东西令她目醉神迷，一些隐秘而奇异的东西。这个已经开始跟男人在树下散步的女孩子高挑漂亮，走路婀娜多姿，永远把她的手伸向黑暗，努力想要握住另一个人的手。她极力想从同她一道冒险的男人模糊的言语中找到对她而言真实的词句。
伊丽莎白嫁给了父亲旅店的伙计汤姆·威拉德，因为他就在眼前，而且汤姆打算结婚的时候正好赶上她决心要出嫁。有段日子，她跟许多年轻姑娘一样，以为结婚会改变生活的面貌。即使她对跟汤姆结婚的结局心存疑虑，也顾不得了。那时父亲病得快要死了，她也因为陷入一桩毫无意义的事情而茫然无措。温斯堡像她那种年龄的女孩一个个嫁给了那些她很熟悉的男人，比如杂货店伙计或者年轻的农民。晚上她们跟丈夫到主街散步，走过她身边时都愉快地微笑着。她开始想婚姻这种事也许充满了某种隐秘的意义。那些跟她说话的年轻妻子们都既温柔又羞涩。“有个自己的男人，事情就不一样了。”她们都这样说。
结婚前夕，这个迷茫的女孩跟父亲谈了一次。后来她想过是不是跟病人单独相处的时光导致她下定决心要嫁人。父亲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告诫女儿不要重蹈覆辙。他咒骂着汤姆·威拉德，反而导致伊丽莎白替这个伙计说话。父亲很激动，努力想从床上下来。她不让他四处走动，他就开始抱怨。“我一天都没有清静过，”他说，“我这样辛辛苦苦地工作，可旅店还是不赚钱。现在我还欠着银行的债。我走了你就会知道。”
父亲的声音由于郑重而紧张起来。他起不来，于是伸手拉女儿，让她的头挨着自己的头。“有条出路。”他压低嗓门说，“不要嫁给汤姆·威拉德，也别嫁给温斯堡其他任何人。我的大箱子里有个锡盒，里面有八百块钱，带上钱走吧。”
病人的声音又变得烦躁起来。“你得向我保证，”他说，“如果你不愿作出不结婚的保证，那你就发誓：你永远不把钱的事告诉汤姆。这是我的钱，我把钱给了你，我有权提这个要求。把钱藏起来。这笔钱就算是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对你的一点补偿。将来某个时候它可能会成为你的一扇门，一扇大开的门。好了，我告诉你，我快死了，向我发誓吧。”
在里菲医生的诊所，伊丽莎白这个疲倦而憔悴的四十一岁的老女人坐在火炉前的椅子里盯着地板。医生坐在窗子附近的一张小桌旁边，手里摆弄着桌上的一支铅笔。伊丽莎白谈着自己的婚后生活。她不带一点感情色彩，也忘记了丈夫的存在，只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把他当作一个活的指示牌来用。“后来我就结婚了，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苦涩地说，“我一踏进这道门槛就开始害怕。也许是我以前懂得太多了，也许是和他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发现了太多。我想不起来了。
“我多傻啊。父亲把钱给了我，努力想说服我别结婚，我却听不进去。我想着那些结了婚的女孩们说的话，自己也要结。我需要的不是汤姆，而是婚姻。父亲睡着时，我把头探出窗外，想着自己之前的生活。我不想做个坏女人。小城里到处在传我的事。我甚至开始害怕汤姆会改变主意。”
女人的声音激动得颤抖起来。里菲医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爱上她了，他产生了一种怪异的幻觉。他觉得，当这女人说话时，她的身体在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年轻、挺拔、结实。当他摆脱不了这种幻觉时，意识对它作了一个职业性的曲解。“这样的谈话对她的身心都有好处。”他自言自语道。
女人开始讲起结婚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发生的一次意外。她的声音平静了些。“下午晚些时候，我一个人驾着车四处转悠，”她说，“我有一辆小马车和一匹小灰马，存在莫耶马车店里。汤姆正忙着油漆旅店房间，重新贴墙纸。他需要钱，我想把父亲给了我八百块钱的事告诉他。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不太喜欢他。那些日子他手上脸上老沾着油漆，浑身散发着油漆味。他正在努力地修补旧旅店，想把它弄得新潮漂亮些。”
这个激动不已的女人笔直地坐在椅子里，当她说到在春天的午后一个人驾车漫游时，做了个敏捷的女孩气十足的手势。“那时阴云密布，暴风雨就要到来，”她说，“在黑压压的乌云下方，树木和青草的绿色鲜亮得晃眼。过了特鲁宁山一英里或者更远，车子拐进了一条岔路。小马敏捷地跑上山坡又跑下来。我感到烦躁。一些念头涌上心头，我想要摆脱它们。我开始用鞭子抽打小马。黑云压了下来，雨来了。我想要以可怕的速度向前奔驶，永不停息地奔驶。我要摆脱这个小城，摆脱我的衣服，摆脱我的婚姻，摆脱我的肉体，摆脱一切。为了让马继续奔跑，我差点要了它的命，等到马一步都跑不动了的时候，我从车上跳下来向黑暗中奔去，直到摔了一跤把腰扭伤了才停住。我想逃脱一切，可同时也想朝某种东西奔去。亲爱的，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伊丽莎白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始在诊所里走来走去。看着她，里菲医生心想，他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走路。她整个身体摆动的韵律让他着迷。她走过来，在医生椅子旁边的地上跪下，医生搂住她，动情地吻了起来。“我一路叫喊着回到家里。”她说，似乎还想继续讲述那次狂野的出行，但医生没在听。“宝贝！亲爱的宝贝！噢，亲爱的宝贝！”他喃喃地说，感觉自己搂着的不是一个毫无活力的四十一岁的女人，而是一个美丽天真的小姑娘，她奇迹般地从这个了无生气的女人的躯壳里挣脱出来。
里菲医生直到伊丽莎白死后才再次见到这个他曾搂在怀里的女人。夏天的午后，在诊所里，当他差点成了她的情人时，一件多少有些古怪的小事迅速结束了他的爱情。当这两个男女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时，诊所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两个人都跳了起来，浑身颤抖地站着听了一会儿。那是巴黎绸缎公司的某个伙计弄出的声音。他把一只空箱子扔在过道里的废物堆上，弄出巨大的声响，接着又步履沉重地走下楼去。伊丽莎白几乎立刻跟着下了楼。跟这位朋友交谈时在她身上复活的某种东西顷刻间死掉了。她变得歇斯底里起来，里菲医生也一样，谈话再也无法继续下去。她走在街上，体内的血还在沸腾，但是等她从主街出来看到前面新威拉德旅店的灯光时，她开始颤抖，双膝打战，有一刹那她觉得自己会摔倒在街上。
这个抱病的女人在对死亡的渴望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她满怀期待和渴望向前走去。她把死亡人格化了，有时把他想象成一个强壮的黑发少年，正在翻山越岭地赶来，有时又把他想象成一个身上留有世俗生活印迹和伤疤的男子，冷峻而沉静。在自己房间的黑暗中，她从床上的被子里把手伸出来，她想象死亡像某种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也向她伸出手来。“别着急，亲爱的，”她悄声说道，“要永葆青春和美丽，别着急。”
那天晚上，当病魔把沉重的手按在她身上时，告诉儿子乔治那八百块钱的计划没法实现了。她从床上下来，爬到屋子中间，恳求死亡再给她一个钟头的生命。“等一等，亲爱的。孩子啊，孩子啊，孩子！”她一面恳求，一面用尽全力抵挡着她如此热切地渴望的情人的臂膀。
伊丽莎白死于三月的某一天，那年她的儿子乔治已经十八岁，可是这个年轻人对她死亡的意义还没什么体会。只有时间会让他懂得。一个月了，他看见母亲面色苍白，动都不动，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接着，某天下午，医生在过道里拦住他说了几句话。
年轻人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他的胃里有种奇怪的空虚感。他坐下来盯着地板看了会儿，然后跳起来去外面散步。他走过车站月台，在住宅区的街道上瞎逛，经过中学校舍，心里想的几乎全是自己的事。死亡的概念还没有攫住他，母亲在那天死去，其实他有些恼火。他刚接到城里银行家的女儿海伦·怀特的信，那是对他的一封信的回复。“今天晚上我想去看她，这下泡汤了。”他有些生气地想。
伊丽莎白是在星期五下午三点钟死的。那天早晨天气寒冷，还下着细雨，但是下午出太阳了。她临死前全身瘫痪，躺了六天，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只有脑子和眼睛还有生气。那六天里有三天时间她在不停地挣扎，想着自己的孩子，想对他的将来说几句话，她眼中那股诉说的渴望如此动人，多年以后，看到过这个女人临死前的眼神的人都还记着她。连一向怨恨妻子的汤姆·威拉德也忘记了怨恨，泪水从眼睛里刷刷地往下流，打湿了胡子。他的胡子已开始变白，他把它染黑了。他用来染色的药里有油，泪水流到胡子上，他用手抹过后变成了细雾般的水汽。沉浸在悲痛中的汤姆·威拉德的脸像在凄风苦雨里待了很久的小狗的脸。
母亲死的那天，乔治天黑时沿着主街回到家里，走进自己房间梳了下头发，刷了下衣服，然后沿着走廊走进停尸体的房间。门边梳妆台上点着一支蜡烛，里菲医生坐在床边的椅子里。医生站起来准备出去。他伸出手好像要迎接这个年轻人，接着又尴尬地收了回去。有这两个不自然的人在，屋里的气氛很压抑，医生匆匆走了出去。
死者的儿子在椅子里坐下盯着地板。他又在想自己的事了，毅然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离开温斯堡。“我要到某个大城市去。也许我会在哪家报社找到活儿干。”他想，接着思绪又回到他原本打算晚上约会的那个女孩身上，事情变成了这样让他不能去找她，想到这里他仍旧有些恼火。
在这间躺着一个死去的女人的灯光暗淡的房间里，这个少年开始胡思乱想。他脑子里玩味着各种关于生命的念头，就像母亲玩味关于死亡的念头那样。他闭上眼睛，想象海伦·怀特柔嫩的红唇挨着他的嘴唇。他的身体颤抖起来，手也抖了起来。然后发生了一点什么。这孩子跳起来，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凝视着被单下面死者的身躯，那种对自己胡思乱想的羞愧感掠过全身，他哭了起来。一个新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他转过身内疚地打量着四周，好像害怕有什么人在观察他。
乔治·威拉德被一种疯狂支配着，想要揭起盖在母亲尸体上的被单，想看看她的脸。这种念头紧紧地抓住了他。他坚信躺在眼前这张床上的人不是妈妈，而是别人。这种感觉如此真实，几乎让人无法抗拒。被单下面的身躯那么修长，虽然死了，看上去却依然年轻而优雅。在这个被某种奇异的幻觉操控着的少年看来，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美。他强烈地感觉到眼前的身体是活的，下一刻将有一个美丽的女人从床上跳起来走到他面前，他受不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他一次又一次把手伸出去。有一回他触到了盖在母亲身上的白被单，揭开一半后又没有勇气了，他像里菲医生那样，转身走出了房间。他在门外的过道里站住，全身开始战栗，以至于不得不用手扶住墙壁。“那不是我妈妈，躺在那儿的不是我妈妈。”他轻声对自己说，身体又一次因为恐惧和不相信而颤抖起来。来守灵的伊丽莎白·斯威夫特大妈从旁边一间屋里出来时，乔治握着她的手哭了起来，脑袋不停地左右摇晃，伤心得眼前发黑。“我的妈妈死了，”他说，然后又撇下大妈转过身死死地盯着他刚从里面走出来的那扇门，“亲人，亲人，可爱的亲人啊！”这孩子在某种外在的动力的驱策下大声嘟囔着。
至于那个死去的女人藏了很久打算交给乔治·威拉德以帮助他去城市闯荡的八百块钱，还存放在她床脚边灰泥墙皮后面的锡皮盒里。伊丽莎白结婚一星期后，用棍子敲掉灰泥，把盒子放在那里。然后她找了个丈夫雇来在旅店干活的工人把墙壁补好。“我挪床时让床角碰坏了墙壁。”她向丈夫解释说，那一刻她仍然未能放弃解脱的梦想，那种解脱她这辈子终究才碰到过两次，就是她的情人“死亡”和里菲医生将她抱在怀里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