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攻陈野先时，方假寐，有蛇缘臂而走，左右惊告，视之，蛇有足，类龙而无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则栖我帽缨中。”蛇徐入缨中。太祖举帽戴之，遂诣敌营，设词谕降寨帅。既归，忘前蛇，坐久方寤，脱帽视之，蛇居缨中自若。乃引觞自酌，因以饮蛇，蛇亦饮，遂蜿蜒绕神椟，矫首四顾，复俯神主顶，若镂刻状。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诸将见粮畜，各欲资取而归。因令悉断舟缆，推置急流中，舟皆顺流东下。诸军惊问故，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规小利，今举军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各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大事去矣。”于是率诸军进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长为戒戢军士榜，及拔城即张之。士卒方剽掠，见榜，愕然不敢动。有一卒违令，即斩以徇，城中肃然。
陈野先攻太平，太祖按兵城上，令徐达等转战至城北。忽有双龙见于阵上云端，敌众惊愕仰视，我师因大破之，遂擒野先。
太祖擒陈兆先，降其众。择其骁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惧不自安。太祖觉其意，至暮，悉令入卫，屏旧人于外，解甲酣寝。众乃相谓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尽力图报？”及攻安庆，多先登。
太祖既定金陵，欲发兵取镇江，召诸将徐达等将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母焚掠，母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顿首受命。及克镇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设营田司，以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谕之曰：“理财乏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涝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为吴王时，命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未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上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毙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太祖为吴王，即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省臣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缉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实、姚琏来见。因言：“主公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今日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亦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似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驻跸之地。
儒士范祖斡初见太祖，持大学以进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
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为吴王时，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载良、童翼、吴履、张起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
太祖既定宁越，欲取浙东诸郡，集诸将谕之曰：“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举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正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县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为子孙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时，所招安郡县将士，皆征粮于民，名曰“寨粮”，民甚病焉。胡大海以为言，遂罢之。
太祖为吴王时，方国珍以金玉饰马鞍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太祖视事东阁，天热甚，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臣恐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
句容有虎为民害者，太祖遣人捕获之，令养于民间，饲以犬。宋思颜以为扰民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一熊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越国公胡大海尝言：“吾武人不读书，然吾行军惟知有三事：不杀人，不虏人妇女，不焚毁人庐舍。”故其军一出远近皆趋附之，可为行兵者之法。
佥院常遇春守金华，其部将有扰民者，衢州总制王恺执而挞之市。遇春怒，使人让之。恺曰：“民者国之本，将军上股肱，肯令伤其本乎？挞一部将而万民安，亦将军所乐闻也。”遇春谢之。
太祖初命诸将于龙江等处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仞。乃下令申谕诸将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力重困，故令尔将士且耕且战，数年以来，未见功绪。惟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以给军饷，尚余七千。以此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盖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
太祖谓左相国徐达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正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之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即与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太祖尝谓群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啮之马，凋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此方今所当急者。”
太祖尝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公尔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
太祖与诸将论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
太祖见陈友谅镂金床，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尤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太祖尝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应天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我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又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即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而不言，相为容默，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无隐。”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庚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
太祖曰：“莫耶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断石则必缺；骐骥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
太祖闻诸功臣家僮仆多有横肆者，召徐达等谕之曰：“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经为身害。”
太祖时，曾下令，凡农民田伍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绵，出麻布绵布各一疋。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于衣者？
太祖尝命中书省录用诸司劾退官，因谓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治效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于民则无所损也。”
太祖以儒士杨训文为起居注，谕之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吾平时于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犹寻绎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尽言？”他日复命训文、滕毅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
太祖尝下令曰：“主者之于士卒，既用其力，当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优恤。予自兵兴十有余年，所将之兵，攻取四方，勤劳至矣。以其为亲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尝被创者，令其休养。营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给衣粮赈赡之。若老而思慕乡土，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庶去乡不远，以便往来，所给衣粮，悉如其旧。”
太祖尝谓太史令刘基等曰：“国家爱养生民，正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惟掊剑以朘其脂膏，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纾。”
太祖将营宫室，典营缮者以图进，见其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昔尧茅茨土阶，采椽不斫，可谓极陋矣。然千古称盛德者，以尧为首。后世竟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夫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何必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
吴元年，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见一老人，言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太祖曰：“此诞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
太祖尝谕按察司佥事周滇曰：“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然凡事当存大体，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也。”
太祖尝禁种糯，其略言：曩以民间造酒糜费，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价稍平，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谷丰积而价平，居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几养民之实也。
太祖尝念仁祖太后始葬时礼有未备，议欲改葬，问博士许存仁等改葬当何据。对曰：“礼，改葬易常服用缌麻，葬毕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缨衫绖，皆以粗布为之。起居王曰：“此比缌麻为重矣。”太祖曰：“与其轻也宁重。”时有言改葬恐泄山川灵气者，乃不复改。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心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供需百出，岂不重困？”于是免太平等府租赋有差。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
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甚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也。”
博士许存仁讲《尚书·洪范》至“休征咎征之应”，太祖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旸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乖异迭见，其应如向。今宜体此，不修人事，上合天道。”
吴元年，上海民钱鹤皋作乱，执华亭知县冯荣，荣不屈，囚置狱中。及徐达遣指挥葛俊擒鹤皋，荣始出狱，即争于俊曰：“反者鹤皋耳，余皆良民。即有从者亦皆迫胁，将军必欲加兵，荣请先死。有邑无民何以为治？”俊从之，全活甚众。
太祖谓起居注詹同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前代朝贺皆用女乐，我太祖吴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尝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辟之薅草莱者，施镈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太祖时除郡县官皆给道里费：知府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州判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半之；典史十两。著为令。又予文绮罗绢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盖谓初授官，不免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如此。
太祖因试将士，谕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内。则弓无败折之患。驭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则马力疲矣。故善驭马者，常使其力有余而不尽，则马无蹶伤之失。况攻战之际，马功居多，平原旷野，驰骋上下，无不从志，克敌追奔，所向无前，皆在马力。若不善于调养，使其力乏，则临阵之际必至败事，无以成功矣。”因下令，将士不得私乘战马及载他物，违令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减膳素食，谓近臣吴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诸宫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艰难。往时宫中所需蔬茹醯酱，皆出大官供给，今皆以内官为之，惧其烦扰于民也。”
吏有受赃者，事觉赴井死。太祖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
太祖尝召浙西降将，谕之曰：“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
吴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宫门兽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质。太祖命藏之。出则使人负于驾前，临朝听政则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古之贤臣，亦忧治君。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诚以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窃位苟禄，于生民利病谩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太祖一日祀山川毕，出斋次，顾谓世子等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圣人所以戒盈满而谨怠荒。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著。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
太祖谓台省臣曰：“近代法令极烦，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太祖谓省臣曰：“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连坐。”参政杨宪言：“民轻犯法，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得活甚难。凡从轻典，虽不求其生，自无死之道。”
太祖新建宫殿成，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西庑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国初建宫殿时，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美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者之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
南京新造宫殿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军士多有因战斗而伤残者，既不可备行伍，今新宫成，当设备御，可于宫墙外周围隙地多造庐舍，令废疾者居之。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因给粮以赡之，庶得有所养也。”
国初习元旧，俱尚右。至吴元年十月，太祖始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余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台，命汤和等为左御史大夫等官。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
太祖初命中书省定律令，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烦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烦弊。”故当时所定刑名条目，皆与臣下面议斟酌。其后条例日增，比拟日烦。轻重上下，惟凭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
太祖遣世子、次子往临濠谒陵墓，谕之曰：“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择官辅导以行。
圜丘初成，太祖出观。时世子从行，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太祖指道旁荆楚谓世子曰：“古者用此为朴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损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尝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大将军徐达等北征屡捷。太祖遣人谕之曰：“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关防谨密，常若临敌，勿坐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按此谕，凡为将者不可不知。
太祖尝谓大理寺卿周祯曰：“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祯等乃为《律令直解》以进，太祖览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颁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时，中书省臣有请科民间布囊运粮者。太祖曰：“国家科差，不可苛细，苛细则民不堪。今库中布不乏，为囊甚易，何用复取于民？”
太祖以诸子年渐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履行腾，凡出城稍远，则令马行其二，步趋其一。
徐达既下山东郡县，太祖即遣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然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狃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弊，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以生乱阶。今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生养休息耳，即扶元气之谓也。有守令之寄者，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饣方百官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又谓李善长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太祖即位之前，以群臣推戴之意，告于上帝曰：“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先是，连日雨雪阴霁，至正月旦雪霁，越三日省牲，云阴悉敛，日光皎然。至行礼，天宇廓清，星纬明朗，众皆忻悦。
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太祖因制太庙祭器，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可为今。礼顺人情所贵，斟酌时宜。近世泥古，用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于是制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仪。
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览万机，未免有劳圣虑。”
太祖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甚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太祖尝谕汤和曰：“军中之事，难于执一。惟当以德服人，必其负固弗顺，然后以威镇之。凡推德必先迩者，迩者远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凭。迩服则远来，大慑则小惧。”又曰：“若欲人不违己，当使之以信；欲人成功，当任之以专。不信则令不一，不专则权有所分。”
太祖尝因宴群臣，谓之曰：“朕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机方殷，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刘基对曰：“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圣虑。”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虑之。矧德非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谨，或生疚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