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广大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此伏彼起，一流高于一浪。进步的诗歌和杂文、散文，由于反映现实较为迅速，在那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中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有些作家们的诗歌，杂文，成了群众运动中的武器。”(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8页)

诗歌在国统区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其中既有久经战阵的老诗人的诗作，也有初上沙场的年轻诗人的战歌。

郭沫若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创作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外，也以诗歌为武器向法西斯统治宣战。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诗集《蜩螗集》里的大部分诗歌《包括新诗和旧体诗》，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在这位杰出诗人的创作道路上，这部诗集不是主要的代表作，但有些诗敏锐的反映了那时的重大事件，抒发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正如作者所说，可以作为“时代纪录”(注：郭沫若：《蜩螗集·序》，《沫若文集》第2卷第43页)。《进步赞》、《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挽四八烈士歌》等篇，都是针对当时的重大事件而发，写出了人民对反动派的巨大愤怒，对革命者的无限崇敬。这部诗集里抒情诗占多数，也有政治讽刺诗。诗人不仅直接抒发对黑暗的憎恨、对光明的期待，热情高歌“火中的凤凰”，而且运用讽刺手法迂回地打击敌人。如《进步赞》一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昆明镇压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一二·一”流血事件，用讽刺反语揭露敌人的法西斯暴行：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

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

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

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诗人用“国会焚烧案又有了东方的翻板”这样的诗句，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期主义实质。《这个就叫“最民主”》(注：发表于1947年2月26日《新华日报·新华副刊》，收入诗集中改题为《猫哭老鼠》)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辛辣地嘲讽了伪上海市长对被反动军警枪杀的工人装出猫哭老鼠似的假慈悲，揭露国民党玩弄“民主宪法”把戏的欺骗性。这些诗作表明，郭沫若对于当时已成为诗歌创作主流的政治讽刺诗，是积极参预和热情支持的。

国统区政治讽刺诗创作热潮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形成的，这同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国民党统治集团打着“民主”的招牌实行法西斯专政，广大人民不但没有享受到抗战胜利的果实，反而再度被推进苦难的深渊。“诗人，从而抉取了他们的爱憎和灵感。诗句，血一样的迸射了出来。”(注：臧克家：《〈地层下〉序》)当时反动派的文化禁锢政策又异常严密，诗人们用自己的诗句作战，不能不转变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政治讽刺诗的涌现就是这种转变的结果。同时，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构成了极大的自我讽刺，诗人们用诗歌形象地写出这些“事实”，也就成了政治讽刺诗。

以政治讽刺诗贡献于诗坛的诗人中，袁水拍和臧克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的政治讽刺诗近二百首，绝大部分收集在《马凡陀的山歌》及《马凡陀的山歌续集》两部诗集中，对当时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马凡陀的山歌》及《续集》中的诗歌，往往抓住某些社会生活现象加以描述，寓讽刺于叙事之中。作者对当时国统区内城市市民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境和昼夜不宁的政治环境有着深切的感受，许多诗歌“从城市市民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1页)。例如，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城市市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抓住这一现象写了《抓住这匹野马》、《上海物价大暴动》、《长方形之崇拜》、《关金票》、《活不起》、《大钞在否认发行声中出世》、《如今什么都值钱》、《纸头老虎——法币》等许多诗篇，运用诗歌形象，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财政经济政策从多方面加以揭露和讽刺。《抓住这匹野马》一诗，把飞涨的物价比作横冲直撞的野马：

撞倒了拉车的，挑担的，

撞倒了工人，伙计，职员，

撞倒了读书的孩子，

撞倒了教书的先生。

……

作者在诗中呼出了国统区人民强烈要求控制住物价的共同心声：“赶快抓住它！抓住这匹发疯的野马！抓住这飞涨的物价！”

马凡陀山歌不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现象的描绘上，而是透过现象努力挖掘它的本质，引导读者认清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激发人们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冯乃超在评论中指出：“马凡陀把小市民的模糊不清的不平不满，心中的怨望和烦恼，提高到政治觉悟的相当的高度，教他们嘲笑贪官污吏，教他们认识自己可怜的地位，引导他们去反对反动的独裁统治。”(注：冯乃超：《战斗诗歌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如《三万万美金的神话》、《大人物狂想曲》、《主人要辞职》、《一只猫》、《发票贴在印花上》、《万税》、《海内奇谈》、《这个世界倒了颠》等篇，讽刺锋芒都指向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作了有力的揭露。在《主人要辞职》一诗中，诗人写道：

我想辞职，你看怎样？

主人翁的台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符其实的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

……

针对国民党官僚假惺惺称老百姓为“主人”，装腔作势自称“公仆”，诗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引导人民认清自己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地位，投入改变现实的斗争。那时国民党政府巧立名目，用苛捐杂税盘剥人民，诗人用“万岁”的谐音写了《万税》一诗加以嘲讽，诗中说：

印花税，太简单，

印叶印枝也要税。

交易税不够再抽不交易税，

营业税不够再抽不营业税。

此外，抽不到达官贵人的遣产税和财产税，

索性再抽我们小百姓的破产税和无产税！(注：《马凡陀的山歌续集》，第109页)

诗歌勾画出国民党统治下“万税”的景象，表达了人民对反动统治者的愤怒。国民党统治集团打着“民主宪法”的招牌推销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反动货色，马凡陀的山歌中不少诗篇针锋相对地予以讽刺和抨击。《这个世界倒了颠》一诗写道：

这个世界倒了颠，

万元大钞不值钱，

呼吁和平要流血，

保障人权坐牢监。

这个世界倒了颠，

“自由分子”抹下脸，

言论自由封报馆，

民主宪法变戒严。(注：《马凡陀的山歌续集》，第128页)

马凡陀的山歌政治性较强烈，但不是标语口号的堆积，而是运用诗歌形象反映现实。诗人从鲁迅的讽刺诗及杂文吸取了养料，运用“大抵倒是写实”(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的手法，往往选取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凝炼为诗歌形象，用来概括和表现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如《主人要辞职》中的“主人”，《公务员呈请涨价》中的“公务员”，《王小二历险记》中的“王小二”，《大人物狂想曲》中的大人物”，都是作为形象出现在诗歌中，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某一个侧面；《抓住这匹野马》中的“野马”，《一只猫》中的“猫”，也都加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在《一只猫》中，作者写道：

军阀时代水龙刀，

还政于民枪连炮，

镇压学生毒辣狠，

看见洋人一只猫：

妙呜妙呜，要要要！

从“水龙刀”发展到“枪连炮”，这些形象已经尖锐揭露了国民党所谓“还政于民”的真相，加上“一只猫”，更把国民党对人民血腥镇压、对帝国主义献媚乞讨的内外政策描绘得维妙维肖。许多诗歌还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事实，用漫画式的手法加以渲染，构成诗歌形象。如《发票贴在印花上》一诗，不但讽刺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通货膨胀，而且形象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者依靠帝国主义疯狂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

脑袋碰在枪弹上，

和平挑在刀尖上，

中国命运在哪里？

挂在高高鼻子上。

马凡陀的山歌在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作了新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者从民歌、民谣、儿歌中吸取了艺术经验，采用了五言、七言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语言朴素通俗，而且可诵可唱，形成了独具一格、新鲜活泼的山歌。有些诗歌曾被谱成歌曲在民主运动中传唱。有些诗歌被改编成活报剧上演。总之，马凡陀的山歌在诗歌创作上代表了一种新的进步倾向，当时进步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加以肯定和赞扬，如林默涵在评论中指出：“马凡陀的山歌的方向，就是用了通俗的民间语汇和歌谣的形式，来表现人民(在他主要是市民)所最关心的事物，来歌唱广大人民的感想和情绪。这是使诗歌深入人民，和人民结合的方向。”(注：《关于马凡陀的山歌》，《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47年1月25日)《马凡陀的山歌》中也有一些内容浅薄诵俗、玩弄民间形式之作，如《洋孤孀哭七七》等篇，当时的评论者曾及时加以批评，建国后重印这部诗集时作者作了删节。

袁水拍这个时期除了创作政治讽刺诗外，还出版了抒情诗集《沸腾的岁月》、《解放山歌》。《沸腾的岁月》中有一些国际题材的诗歌较为新颖。但这两部诗集的成就和影响远远不如《马凡陀的山歌》。

臧克家继《泥土的歌》之后写作了诗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和《冬天》。《宝贝儿》出版于一九四六年，收政治讽刺诗十七首。《生命的零度》出版于一九四七年，收短诗和长诗共二十九首，其中第一辑十首全是政治讽刺诗。同年出版的《冬天》，收抒情诗十九首，其中不少诗属于政治抒情诗。现实中扑鼻而来的奇臭掩盖了泥土的芳香，血和斗争“已经驱逐了田园诗”(注：臧克家：《叫醒——给南国的一个陌生的农家的女孩子》，《冬天》第54页)，诗人自觉地用诗歌参与了那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用火与剑似的诗句“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注：臧克家：《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新华日报》1945年6月14日)。诗人根据现实中发生的许多丑得不堪入目、臭得令人掩鼻的事件，写出了《胜利风》、《人民是什么》、《枪筒子还在发烧》、《裁员》、《宝贝儿》、《谢谢了‘国大代表’们！》、《‘警员’向老百姓说》、《发热的只有枪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许多讽刺诗篇，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憎恨，愤怒地鞭挞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的反动行径。在《胜利风》一诗中作者写道：

政治犯在狱里，

自由在枷锁里，

难民在街头上，

飘飘摇摇的大减价旗子，

飘飘摇摇的工商业，

这一些，这一些点缀着胜利。(注：臧克家：《宝贝儿》第4—5页)

这是对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国民党标榜“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尖锐讽刺。在诗人笔下，反动派下死劲喧嚷的“民主自由”，只不过是“挡不得雨，也遮不了风”的“破草棚”(注：臧克家：《破草棚》，《宝贝儿》第51页)。统治者的“炫人眼目的那些什么告，什么书”，尽管“美丽得象一朵纸花”，但是“好话说三遍狗也嫌气”、“画的饼儿充不了饥”，人们只相信“事实”才是真正的“宝贝儿”。自然，诗人十分明确，在反动统治下这样的“宝贝儿”不可能“请出来”，诗歌只是揭穿反动派用谎言编织的面纱，还它狰狞丑恶的面目。《枪筒子还在发烧》一诗写道：

掩起耳朵来，

不听你们大睁着眼睛说的瞎话，

癞猫屙了泡屎，

总是用土盖一下。

……

大破坏，还嫌破坏得不够彻底？

大离散，还嫌离散得不够惨？

枪筒子还在发烧，

你们又接上了火！

和平，幸福，希望，

什么都完整，

人人不要它，它却来了——

内战！(注：《宝贝儿》第19—20页)

在迅速反映现实方面，在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取得较好成果方面，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和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是相似的，但两者的诗歌创作风格则不一样。《马凡陀的山歌》往往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比较接近叙事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则充满浓郁的抒情色采，诗人火一样的热情熔化在诗中，既是政治讽刺诗，也是政治抒情诗。如《裁员》、《发热的只有枪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许多诗篇都是诗人对黑暗现实强烈的憎恨和愤怒的控诉。

为了便于群众接受，臧克家在创作政治讽刺诗时改变了过去注得雕琢近于典雅的诗歌语言风格，力图把诗句写得朴素自然。他说“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朴素的美，从自己的圈套里挣脱出来，很快乐的觉得诗的田园是这么广阔！”(注：《生命的零度·序》)《谢谢了‘国大代表’们！》、《‘警员’向老百姓说》等诗篇都是运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除了政治讽刺诗外，臧克家继续写作抒情诗和叙事诗。诗集《冬天》和《生命的零度》中的第二辑主要是抒情诗，《生命的零度》中第三辑是叙事诗。这些诗都寄托了作者对黑暗的愤懑和对光明的向往。在《冬天》一诗中诗人描绘“整个中国的土地，土地上所有的人民，一齐冻结在冰冷之中了”，大地“破碎”、“颓败”、“凋零”，但诗人坚信：“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注：《冬天》第8页)

除袁水拍、臧克家外，绿原、邹荻帆也写过政治讽刺诗，但他们主要以创作政治抒情诗见长，运用不同风格的诗歌语言，抒写人民深重的苦难及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绿原的第一本诗集《童话》，列为“七月诗丛”之一，出版于一九四二年，收抒情短诗二十首。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出版了诗集《又是一个开始》，收抒情长诗及短诗七首，还有不少诗散见于国统区的报刊。《童话》中的诗歌浪漫主义气息较浓，带有某些童话色采。其中有歌颂劳动创造、赞扬革命进取的诗篇，如《雾》、《旗》等篇，刚健清新，有一定的感染力，但不少诗篇抒写一个流浪到异乡的青年的哀愁，调子比较悒郁。《又是一个起点》中的诗篇则思想明朗，视野开阔，现实主义精神大为增强，通过感情深沉的诗句，抒写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压榨下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难，如《悲愤的人们》、《轭》、《你是谁？》等篇，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在《你是谁？》这首抒情长诗中，作者用感情色采浓重的诗句描绘了历尽苦难但巍然挺立的中国的形象。诗歌写道：

暴戾的苦海

用饥饿的指爪

撕裂着中国的堤岸，

中国呀，我底祖国，

在苦海怒沫底闪射国，

我们永远记住

你底用牙齿咬住头发的影子。(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167页，海燕书局出版)

显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何等悲壮的图景！诗人对那些给中国人民制造苦难的侵略者压迫满怀着仇恨，在《轭》一诗中写道：

是呀！兄弟

中国是滔滔的大海

有的人给水淹到颈子

有的人坐在他们底头上茹毛饮血呀

中国是炎炎的火山

有的人焦头烂额

有的人在用人皮做风扇呀(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167页，海燕书局出版)

诗人不是停留在抒写人民的苦难，而是激励人们起来参加战斗。要复仇，要反抗，是这部诗集中许多诗篇的主调，如《复仇的哲学》、《悲愤的人们》都贯穿了这个主调。在《复仇的哲学》中作者写道：

烧吧，中国！

只留下

暴君底

那本高利贷的帐簿，

让我们给他

清算！(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32页，海燕书局出版)

烧毁旧的是为了建设新的，诗人在抒情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中充分展开了这个主题。诗人认为八年抗战用鲜血换来了胜利，是一个“终点”，但又是一个“起点”，要用战斗保卫“用多少回伤心的失败换来的胜利”(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21页，海燕书局出版)，用新的战斗迎接未来。诗人用简练而绚丽的诗句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图景，尽管这些图景较为空泛，但在黑暗的日子里能给读者以鼓舞。

绿原的诗作在形式上接受了外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多数诗篇采用不拘一格的自由体，有些诗句还采用苏联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用的阶梯形式。从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衡量，自然有不足之处，但作者注意诗句口语化，音节自然，便于朗诵，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邹荻帆继写作《木厂》、《意志的赌徒》、《青空与林》、《雪与村庄》等诗集之后，这个时期继续创作了许多诗歌，抒情诗后来大部分收集在《跨过》这部诗集中，政治讽刺诗则以史纽斯的笔名出版了诗集《恶梦备忘录》。诗集《跨过》收录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写的诗歌十八首，其中多数是战斗性较强的刚健有力的抒情持，较之诗人抗战前期的诗歌作品调子更明朗高昂，诗句更朴实凝炼。长诗《中国学生颂歌》用感情炽烈的诗句描绘了“一二·九”以来中国学生运动壮丽的战斗历程，愤怒地揭露和鞭挞法西斯主义特务统治对学生运动的摧残和镇压，把革命的学生比作勇敢的海燕和高翔的天鸟，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他们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诗歌写道：

你们

站起来，

象海燕冒着暴风雨，

象天鸟

展翅在天郊，

我听见了你们的呼啸啊。

……

你们已经替反动派

撞响丧钟了，

你们所呼唤的

已疾奔着来了，

灿烂的明天

永远是你们底！(注：《跨过·中国学生颂歌》，原载1948年12月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

诗人为纪念鲁迅而写的《跨过阿q》一诗，热烈呼唤着历尽苦难而还未觉醒的人们，“从土谷祠里走出来呀”，“堂堂皇皇地象大树一样站起来”，“象山一样站起来”，“走在光天化日的大路上”。作者写道：

多梦的阿q已经被压抑死了，

让我们从他底尸体上跨过去！(注：《跨过》第56页)

《跨过》这部诗集中还有不少诗篇，是人民翻身的颂歌，如《宣化店之春》、《致家乡》等篇。

政治讽刺诗集《恶梦备忘录》是蒋家王朝末日到来时种种丑态和劣迹的写照，讽刺锋芒直接指向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大人物”。如《幽默的人》嘲讽蒋介石在人民解放战争打击下陷入众叛亲离、狼狈可笑的境地。《我底迁都计划》勾画和讽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土崩瓦解。这些政治讽刺诗不仅刺向黑暗，而且反映出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情绪。

在抗战胜利后创作政治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的热潮中，黄宁婴(1915—1979)在香港出版了诗集《民主短简》和长诗《溃退》。诗集《民主短简》收短诗三十三首，除《愤怒篇》这首抒情诗外，其余都是以书简形式出现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歌内容涉及很广，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变本加厉推行的反共媚外政策。如《给剿共的英雄们》、《给“爱国”的志士们》等篇，用讽刺性反语挞伐了反动派的“巢匪”、“戡乱”。《给刚开过的广东省参议会》嘲讽统治者玩弄的假民主。《溃退》是一部近两千行带有强烈政治讽刺性的长篇报告诗，描述一九四四年三千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我国西南数省，而国民党数万军队“只顾亡命不打仗”、“转进又转进”，大后方一片恐慌和混乱，人民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长诗通过这一“转进”过程，有力地暴露和讽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性，戳穿了国民党“领导”抗战的神话。长诗中有风暴描绘、人物速写以及各种小故事的穿插。诗句采用自由体，但多数诗句押韵，有民歌风味。

由于环境拂逆，诗人同群众的实际斗争往往被隔绝，在国统区难于产生象解放区的诗歌那样正面歌颂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长篇叙事诗，但诗人从自己所熟习的生活出发，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长篇叙事诗。除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这篇著名的长诗外，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也是一篇富有特色的作品。这篇长诗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出版的《文艺杂志》，随后出版了单行本。长诗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从贫农的儿子然福和他的情人琼枝在一个“村庄和田野熟睡了”的黑夜秘密相会开始。第二天然福离开了家乡，去当了壮丁。琼枝怀了孕，绝望地等待着“那不可知的灾祸的来临”。诗歌回叙了琼枝和然福各自处于压迫和被压迫地位的家庭。琼枝的父亲山耳“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一个刻薄寡恩的老头儿”，残酷地剥削农民，逼死了然福的父亲，拉走了几乎成为他家唯一财产的牛。山耳同有钱有枪的乡长胡玉廷有利害冲突，为了缓和冲突，不惜牺牲女儿，把琼枝许给胡玉廷的儿子，“那数目也计算不清的傻东西”。“第二年桃子花开的时候”，琼枝被迫嫁到胡家，五个月后生下了孩子，立即被婆婆摔死。琼枝在封建家庭的摧残和乡村舆论压力下被逼成疯子，“她飞跑在田野”，“哭叫在田野”。山耳为了挽回名声，把琼枝绑回家，“用绳子套着女儿的颈子”，暗中勒死，然后放出空气说琼枝“哭着吊死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山耳，在家里却奸污了自己的儿媳妇。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通过山耳这个形象暴露无遗。长诗最后以山耳在外乡读书的儿子认清了“家，污秽的，罪恶的渊薮”同地主家庭决裂作结束。作者通过这个悲剧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及其虚伪道德的罪恶，正如冯雪峰在《序》中指出：“作品所能给予的暗示，除了革命以外，再没有别的能够超脱的路了。”(注：冯雪峰：《〈大渡河支流〉序》)长诗悲剧气氛浓重，有时用景物加以烘托。在描写琼枝的婴儿被活活摔死，琼枝万分悲痛时，诗歌写道：

风不要来！

老鸦不要叫！

梧桐叶子

不要哭号！

旷野静静地

听这含羞的母亲

诉苦吧！诉苦吧！(注：《大渡河支流》第七章)

尽管长诗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不足之处，但作者用感情激荡的诗句不仅描述了一个令人悲愤的故事，而且描绘出一幅富有四川内地地方色采的旧农村画面，显示了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才华。继这部长诗之后，玉杲在一九四八年又完成长篇叙事诗《人民的村落》。

除以上诗歌作品外，任钧、方敬、金近、徐迟、苏金伞等许多诗人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写了不少诗篇。许多进步报刊陆续发表诗歌作品，显示了在严寒的政治环境中诗歌之花仍然开放。此外，国统区还流传过不少表现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的民间歌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更有反映湘西、黔东南苗族人民起义的叙事长歌转辗相传。纳西族老歌手和锡典一九四四年参加了抗租斗争，被捕入狱，作《狱中歌》，描述丽江文峰寺喇嘛迫使佃户不得不起而斗争的整个过程，具体入微，成为人民口头创作的重要文献。

在那些“四处都弥漫着飞扬跋扈的旧时代的阴魂，然而四处也都闪耀着圣洁无私的新时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沫若文集》第9卷第576页)的年代，杂文、散文同诗歌一样及时地配合了当时的民主运动。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文哨》，在桂林出版的《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在香港出版的《野草》、《大众文艺丛刊》、《华商报·副刊》，以及在上海出版的《文联》、《文汇报·副刊》、《人世间》等许多报刊，登载了大量杂文、散文，运用迂回曲折、声东击西的战术，向黑暗势力进击。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冯雪峰、何其芳、聂绀弩、林默涵等许多作家，都曾以杂文、散文为武器，抨击“旧时代的阴魂”，迎接“新时代的晨星”。在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下，杂文、散文不能不更加隐晦，但思想内容更坚实，笔锋更犀利，对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而且表露出黎明即将来到的胜利信心。

郭沫若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杂文、散文，分别结集为《沸羹集》、《天地玄黄》两书，出版于一九四八年。这两部文集中有一部分是文艺评论和学术性论文，而大部分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杂感随笔，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现实斗争，洋溢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热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的强烈要求，成为那个时代的剪影。民主战士李公仆和著名诗人闻一多被反动派暗杀后，进步文艺界和广大人民掀起了抗议、声讨反动派的怒潮，郭沫若奋笔写了《让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悼闻一多》、《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等义正词严的文章，愤怒揭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恶，热烈歌颂为人民民主而英勇献身的战士。《沸羹集》和《天地玄黄》两书中的许多文章，不但气势磅礴，而且表达了作者卓越的见解和深邃的洞察力。例如，在《学术工作展望》一文中提出“努力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的科学化，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来领导中国的一切，尽力争取中国的民主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彻底的斗争。”(注：郭沫若：《天地玄黄》第356页)把“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提到新的思想高度，表现出作者的远见和卓识。许多文章运用形象、比喻，对国民党反动派旁敲侧击，如《啼笑皆是》、《黑与白》、《天地玄黄》等篇。在《天地玄黄》一文中，作者以“天玄而地黄”来比喻那时国民党统治区混浊的政治局面，指出“疗治时代疟疾的奎宁或阿特布林，便是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要用这药剂来彻底消除法西斯细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注：郭沫若：《天地玄黄》第299页)

除《沸羹集》和《天地玄黄》外，郭沫若这个时期还写了回忆录《洪波曲》以及报告文学《苏联纪行》、《南京印象》。《洪波曲》主要描述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苏联纪行》以日记体裁记叙他一九四五年赴苏联考察时见闻。《南京印象》用散文体裁抒写他一九四六年以旧政协代表身分到南京为和平而奔走时所见情景。这些书内容坚实，有不少优美的篇章。在《南京印象》中有“梅园新村之行”一节，作者满怀深情地描绘了为挽救民族危亡日夜操劳的周恩来同志。

同郭沫若的《苏联纪行》相类似，茅盾写了《杂谈苏联》和《苏联见闻录》两书，记述他访苏经过以及描绘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建设面貌，在当时情况下起了一些宣传作用。茅盾这个时期写的杂文、散文大部分收集在《速写与随笔》、《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生活之一页》、《脱险杂记》、《归途杂拾》等文集中。其中《时间的纪录》一书主要是讽喻现实的杂文和追悼怀念之文，其余各个集子多数是记叙性散文。茅盾从“五四”以来经历过无数瞬息变幻的风云，对现实的观察深刻而透彻，因而能以小见大，用小文章针砭“大时代”。他在《时间的纪录·后记》里说：“这些小文章倘还有点意义的话，则最大的意义或亦即在于此。命名曰《时间的纪录》者，无非说，从一九四三年——四五年，这震撼世界的人民的世纪中，古老中国的大后方，一个在‘良心上有所不许’以及‘良心上又有所不安’的作家所能记录者，亦惟此而已。”(注：《茅盾文集》第10卷第438页)作者在许多文章中告诉人们一个真理：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其寿命都不可能长久。如《东条的神符》、《狼》、《杂感二题》等篇，明鞭国际的法西斯主义，暗中也捶击中国的法西斯主义。除政论性杂文外，茅盾这个时期还写了许多文艺评论和序跋，如《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纪”》、《为诗人们打气》、《谈歌颂光明》等篇，不仅笔致清丽，可以当作优美的散文，而且反映了文艺界的民主要求，批驳了文艺上反民主的思潮，在当时反压迫争民主的文艺运动中起了鼓舞作用。

在“五四”时期就以清新优美的散文称誉于文坛的作家朱自清，这时期继续勤奋地致力于散文杂文写作，发表于《大公报》、《燕京新闻》、《知识与生活》、《新生报》等许多政治色采不同的报刊上，编成《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两书。《论雅俗共赏》主要是文学评论。《标准与尺度》有评论、杂记、书评、书序，谈文学和语言问题的占多数，但也有讽刺黑暗现实的杂文。他面对残酷的现实，以实际行动支持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学生运动。他这个时期写的杂文，如《动乱时代》、《回来杂记》、《论气节》、《论吃饭》等篇，以简约而通俗的笔法，描述那时的社会生活现象，选取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例，含蓄地抒发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

国民党反动派在加强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治的同时也残酷迫害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但进步作家并没有屈服于反动政治压力而放弃文艺这个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三十年代以来以鲁迅为师、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作家冯雪峰就是这样。他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在“上饶集中营”，但走出这个人间地狱后仍然继续参加战斗，除了致力于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外，也积极从事杂文散文写作，先后出版《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和《跨的日子》等杂文集以及《寓言三百篇》。《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和《跨的日子》收录了作者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后在重庆、上海写作和发表的杂文约一百二十篇。《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两本集子中的杂文，往往把政治揭露寓于社会批评之中。如《再论“灵魂”》一文，谈论所谓“灵魂”、“良心”、“恶”，但进一步追究“恶”的根源，就顺藤摸瓜联系到统治集团和社会制度，指出“不合理的社会支配势力”是“一切的社会的恶的根源”(注：《乡风与市风》第148—149页)。《简论市侩主义》、《论平庸》生动而细致地分析批判了市侩主义、平庸主义这类普通存在的社会现象，热烈地赞颂了为人民利益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跨的日子》一书中多数是短小精悍的政论，如《法西主义的特性与中国的法西主义》、《武力》等篇，讽刺和鞭挞了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在杂文创作上，冯雪峰学习了鲁迅杂文的战斗经验，注意把坚毅不拔的斗争精神和灵活机动的作战艺术结合起来，往往把尖锐的政治锋芒隐藏于漫谈、泛论之中。杂文的语言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正如朱自清所指出：“著者所用的语言，其实也只是常识的语言，但经过他的铸造，便见得曲折，深透，而且亲切。……文中偶然用比喻，也新鲜活泼，见出诗人的本色来。”(注：《历史在战斗中》，《朱自清选集》第158页)

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光明景象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照，许多作家从这种对照中感到光明之可贵与黑暗之可憎。何其芳继《星火集》之后写作的《星火集续编》，抒发了这种思想情绪。这部散文杂文集收录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其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四十多篇，分为“自由太多”丛话、回忆延安、忆若飞同志及其他、杂谈三篇等四辑。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两次往来于重庆与延安之间，对两个不同的地区所代表的两个历史时代有着深切的感受；由于参加过延安整风，思想感情起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星火集续编》较之《星火集》思想更明朗，笔调更洒脱。“回忆延安”及“忆若飞同志及其他”两辑文章，热情歌颂延安的新人新事，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革命烈士。这类文章在当时国统区出版的报刊上是不可多见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和“戡乱”政策是有力的驳斥。《星火集续编》中也有暴露与讽刺黑暗现实的杂文，如《“自由太多”丛话》、《异想天开录》、《理性与历史》等篇，虽隐晦含蓄，但对反动报刊颠倒黑白的宣传报道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憎恶黑暗现实之情溢于言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文艺界的压迫，大批作家被迫转移到香港，利用当地特殊环境，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继续同反动派作斗争。在香港发表的杂文散文，由于脱离国民党的文化禁锢圈，往往变隐晦曲折为明快畅达。聂绀弩的《血书》、林默涵的《狮和龙》等杂文散文集都是在香港出版的。《血书》一书收录了作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杂文四十篇。分为上下两辑，上辑文章总题为“礼貌篇”，主要是对文化界一些人士所散布的荒廖言论的批驳；下辑总题为“血书”，“主要的是对于旧世界的政治现象和执政者的一些讪笑，讽刺，挞伐。归结为‘血书’者，一面表示以赤诚写出，并无批评家认为‘玩世不恭’之意；一面也用‘血书’所谈的对象和那些东西作一强烈对比，以衬映出旧世界如何丑恶。”(注：聂绀弩：《〈血书〉序》)这部杂文散文集中多数文章语言清新，文笔泼辣，说理透彻，常用富有讽刺含意的反语，如《狗道主义举例》一文，主要用反语批驳“私产即人格”的资产阶级观点。《血书》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赞颂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改革文件是“用血写的圣书”(注：《血书》第280页)，尽管论述有不准确之处，但作者对解放区农民砸碎封建土地所有制获得翻身解放表露出炽裂的感情，有较大的感染力。《狮和龙》一书大部分文章发表于香港《华商报·副刊》、《野草》等进步报刊，观点鲜明，语言明快，在当时文化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狮和龙》这篇杂文，以龙象征反动统治者，狮子象征人民的力量。文章描述狮和龙的决斗，“胜利属于狮子，是已经决定的了。”(注：默涵：《狮和龙》第105页)向读者暗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来到。

此外，这个时期结集出版的杂文散文集还有：靳以的《人世百图》，李广田的《金坛子》《日边随笔》，夏衍的《边鼓集》，唐涛的《识小录》，秦牧的《秦牧杂文》，以及野草社编选的《论肚子》等等。

从上述诗歌、杂文和散文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许多诗人和作家，用文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比过去更自觉，诗歌、杂文和散文的主要内容从前一时期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转向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作品的基调从鼓舞人们反侵略斗争的热情，转向激发人们对黑暗现实的憎恨。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许多诗歌、杂文和散文作品在讽刺挞代黑暗的同时，越来越清晰地表露出光明即将来到的信息。它预告着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人民的新世纪，跨入了伟大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