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收获，是多方面的；这在经历、倾向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除了前面各个章节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作家同样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这个时期的文坛，标志着新文学创作的进步。“五四”时期在创作上已有成就的作家，这一时期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激励，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有了新的变化。王统照于一九三三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山雨》。作品以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农村为背景，深刻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苛捐杂税、天灾兵祸下农村经济的凋落，农民寻求出路的摸索与挣扎。长篇着重表现了自耕农奚大有由“靠地吃饭”到“另打算”的富于代表性的变化过程。奚大有“是个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农夫”，对于离开土地，流亡在外靠手艺吃饭的农民，他认为“即使任管如何拿钱，那不是本分，因此他并不欣羡”。但是当现实逼得他“活不下”的时候，他的顽强的“安土乐居”思想也动摇了。最初，由于卖菜的纠纷，他被兵大爷无理拘押，他父亲借债将他赎了出来。这项债务竟逼得他变卖田产，父亲更因此一气引起老病死去。奚大有的性格开始变得容易暴怒，“他的一颗诚学捐，旱灾，土匪，出兵差，饿兵据村骚扰，这一切全村人共同的灾难，也同样落在奚大有的头上，使他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依恋。现实的严酷终于使他否定了陈大爷的“命定论”的劝告，带着自己全家离开了“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到都市去另寻活路。小说对奚大有变化过程的描写，“细密而具体”，使“农民被掠夺的过程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惊心的图画”(注：东方未明(茅盾)：《王统照的〈山雨〉》，《文学》第1卷第6号，1933年12月)。围绕着这一主要情节，作品还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遭遇。奚大有的父亲——奚二叔，他勤劳忠厚，却又偏狭保守。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强开铁路的自发斗争，对于所有随铁路输入的各种洋货极表不满，他只是本分地守住自己的祖业，并想用刻苦的劳动增添田产和房屋，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变卖田产并由此送掉生命。此外，流浪雇农宋大傻的被迫“吃粮”，徐利的铤而走险，满腹牢骚的陈庄长，乐天安命的魏二，以至怀着涉茫的希望、终日枯坐“瓢屋”的徐老秀才，形形色色，各具特点。这些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不仅烘托了主要人物奚大有的命运，他的背离家园、奔向都市的必然性；而且还在奚大有的变化的主线上，以各自的遭遇构成了一幅凄厉阴郁与愤怒悲壮相交融的现实的图景，有力地展示了农村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在三十年代大量反映农村经济破产的小说中，《山雨》是一部风格浑厚的扎实的作品。不足之处是，奚大有被迫进入城市之后，在工人影响下的觉悟过程写得不够丰满，不够生动，全书很多地方以叙述代替描写，读来略嫌艰涩和冗长。在这个时期里，王统照还有以“五四”以后知识青年动向为题材的长篇《春华》以及短篇集《霜痕》等。

以刻划农村和小市镇生活见长的鲁彦，本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顶下》、《雀鼠集》、《河边》等五个短篇集和长篇《野火》(后改名《愤怒的乡村》)。如他自己所说，自《童年的悲哀》以后，已“倾向于体验一切坏的恶的一面”(注：《关于我的创作》)，他的敏感，他的为人生而焦灼苦闷的心情，逐渐凝聚成为对现实的冷峻的批判。在《屋顶下》一篇中，本德婆婆以二十年来积劳成疾的代价，挣得了暂时的温饱。但痛苦经历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她，使她提心吊胆，想牢牢地把握住当前的小康生活。她和媳妇由互相体贴到互相猜疑，吵骂，以至完全决裂，固然由于她的偏狭和愚昧，同时也为这种对于贫困生活的恐惧所造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岔路》写两个村的村民用祈祷扑灭鼠疫，并在巡游途中酿成械斗的故事，进一步揭露了旧制度精神毒害的严重后果。《桥上》写工商业者的相互倾轧和竞争。伊新叔劳苦一生所创立的产业抵不住林吉康的庞大资金，他在镇上建立的良好的人缘抵不住金钱所造成的势利观念；随着他的昌祥南货店的倒闭，他在冷漠的氛围中失去了立足的余地。在这些短篇中，作者以朴素而自然的语言，通过对人物心理和行动的描写，将现实生活的严酷逻辑展现在读者眼前，着力地鞭挞了小私有者的狭隘、自私和愚昧，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只是笔触过于冷峻，沉重而暗淡的生活画面里缺乏希望的闪光。《李妈》一篇表现了热烈的爱憎，在这些作品中风格较为独特。正是由于作者过多地看到现实的冷酷和麻木，这才促使他从童贞的世界里去找寻安慰。在《祝福》中，孩子们的天真和纯洁融化了落难军人陈允才的“冰冻而坚硬的心”，当他对现实发出绝望的诅咒时，终于以“最诚虔的心”向孩子们热烈地祝福，预祝他们将来“生活在不诅咒别人，也不被别人诅咒的环境里”，“在《小小的心》中，罪恶社会的阴影也投射到孩童阿品的“洁白的纸一样的心”上。阿品是一个自幼失去双亲被人骗卖的奴隶。应和着他那颗“小小的悲哀的心”，全篇颤动着怅惘的情调。《童年的悲哀》描写了雇工阿成哥的正派、愉快、多才多艺和他的不幸遭遇。作者赞美自己童年时代的这位朋友，更哀悼那“象清晨的流星、象夏夜的闪电，刹那间便溜了过去的一生中最可爱的童年”。这些短篇和《屋顶下》等篇不同，作者常在叙述和描写中直抒胸臆，笔端饱和着浓烈的感情。

长篇《野火》以描写农民的苦难、挣扎和反抗为主，乡保长与豪绅地主结为一体迫害农民的罪行在作品中得到了真实生动的揭露。对于被生活折靡成“软骨虫”的葛生哥，作者虽不无怜悯和同情，却有力地批判了他的奴才性，他的缓和阶级斗争的行为。在表现富有反抗性的青年农民如华生方面，则缺乏足够的真实感。华生的性格中常流露出一些不甚协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但就整个作品来说，由于鲜明地揭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并描写了农民由个人反抗到群众自发斗争的发展趋势，显示了作者思想和创作的进展。鲁彦这时期的散文风格也不同于他早期散文作品的诗意浓烈，《厦门印象记》、《西行杂记》等篇，描绘一些地方的风俗人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鞭挞了现实的丑恶。

从事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并写过小说《同情》的作家李颉人(1890—1962)，从一九三五年起写了三个连续性的长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第一部)，描写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生活。这三部小说都以作者的故乡四川为背景。《死水微澜》写的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段时间，在成都附近一个小乡镇里，袍哥首领罗歪嘴貌似豪侠仗义，实则过着设赌场、玩娼妓、霸占人妻的糜烂生活。小说以此为主线，对当时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作了维妙维肖的刻划，充分展现了一潭死水似的现实黑暗面；欧美物质文明侵入后，教民和袍哥两股势力的相互激荡和消长，则在“死水”上激起“微澜”，点染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的历史气氛。《暴风雨前》主要反映辛丑条约后民智渐开的社会变化。作者的笔墨开始由小乡镇转向成都。红灯教的扑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立宪党人点滴的社会改革，这一切革命风暴来临前的动荡，冲激着这个“天府之国”里的大城市。较之《死水微澜》，作品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情节也较为错综复杂，但艺术描写却不如《死水微澜》细腻和生动。《大波》(第一部)写直接引起武昌起义的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人物活动的幅度较前两部更为开阔，但作者的生活认识和艺术表现跟不上作品因题材扩大而产生的要求，因而作品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艺术概括。广博的社会知识，善于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使这几部作品具有相当浓郁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对左拉、莫泊桑创作的借鉴有助于李颉人形成上述的艺术特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细节敏琐、铺写不当的自然主义的缺陷。

在三十年代反动派的恐怖统治下，有些作家通过神话和历史题材曲折地抨击黑暗势力，歌颂正义和光明。郑振铎在这一时期用“郭源新”笔名写下了《取火者的逮捕》、《亚凯诺的诱惑》、《埃娥》、《神的灭亡》等篇小说，借助于希借神话来说“当时当地的事”。作者塑造了偷天火给人类的普洛米修斯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他的不为威武和诱惑所动摇的反抗精神；同时以“满腔的悲愤”抨击了人与神的主宰庙斯的横暴统治，揭发了他的卑劣和荒淫。这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稍后，作者又写了《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和《毁灭》等历史小说，这几篇都以中国历史上有民族气节的人物为中心，写他们为了理想，宁可牺牲自己而绝不向黑暗低头的精神力量。其中取材于文天祥《指南录》的《桂公塘》，写得苍凉悲壮，富有感染力量。

与王统照、郑振铎等同属文学研究会，曾经以小说《惨雾》为人称道的许杰，这时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在前一阶段，他已经显示出了善于描绘浙江农村的风土习俗的特长，作品被人归入“乡土文学”。到了这人时期，进而注意从阶级冲突的角度表现人物。《七十六岁的祥福》刻划一个安分守己的自耕农，从害怕已经是共产党人的孙子参加革命活动，经过事实的教训，到最后祝愿他说：“希望你们能早日成功。”《放田水》塑造了一个敢于和恶势力抗争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可以看出，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样推动了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

上述这些作家都是在“五四”时期就积极地参加了文学活动，并以他们的作品为读者所熟悉的，因而他们在前进中的新收获就特别引人注意。除此之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开始写作，而在本时期写得更勤，发表了大量作品的，还有沈从文和李健吾。

沈从文最初以“休芸芸”的笔名，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小的作品。从一九二八年起，他在大学教授“小说习作”；为了给同学作习题举例，自己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下表现不同的生活题材的作品。这些小说，大多发表在《新月》月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他写的小说集有二十余种，主要是短篇；是同一时期里短篇小说创作最多的作家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心理描写也颇细致。有些篇中的主人公虽是农民或士兵，但着重描写一些原始性的粗犷放纵行为，而不是他们健康纯朴的感情(如《雨后》)；更多的篇章则是写知识分子的恋爱，作者以许多笔墨描绘一些世俗的纤细的感情(如《八骏图》)。另外有一部分作品写旧军队的生活，如《入伍后》、《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他的代表作中篇《边城》，描写一个撑渡船老人的孙女和当地掌水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借助这一缠绵曲折的情节来描绘湘西地区的生活“宁静”和“民性淳朴”。在他的笔下，边地的自然景色、生活风习、人物心性无不美好；无论贫富军民，一律淳朴善良。即使生活中有一些不幸，也皆由偶然或误会所生，而人们也毫不惊骇。整个作品充满一种牧歌情调。这部中篇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关于当地人民的传统生活风习也能写得优美动人，艺术上别具一格，因而受到一些读者的称道。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一些描绘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的，偶或出现革命者的形象，如《大小阮》、《过岭者》；或者比较真实地反映贫困者的挣扎，如《生存》；或者揭露反动势力的腐败，如《顾问官》、《失业》，都是他作品中较有思想意义的部分。但就沈从文创作的基本倾向而言，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冲淡调和。作家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人物采取旁观的、猎奇的态度；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缺少愤怒，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后来，他还写了一些取材神话、传说的作品，赞扬抽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少现实的社会意义。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注：《选集题记》)其中确实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与体会。

曾经以小说《终条山的传说》被鲁迅所称道过的李健吾，这一时期虽然继续写了一些小说，但主要却是戏剧。独幕剧《母亲的梦》写的是军阀内战所加于人民的灾害，剧本较生动的写出了人民对于军阀内战的控诉。《梁允达》写了军阀驻军串同土豪贩卖鸦片的勾当，多少画出了当时生活环境的一些真实面貌。三幕剧《这不过是春天》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剧情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北京，警察厅长奉命捉拿从南方来的革命党人，但那位革命者原是厅长夫人的老友，正住在厅长的家里，事被密探发觉，厅长夫人买通密探，放走了革命者。这个剧本时代背景鲜明，戏剧冲突尖锐，在勾勒反动的警察机构中厅长、秘书、密探等人性格的卑劣和机诈，以及厅长夫人的内心寂寞等方面，都写得比较生动真实。对话机智流畅。但作者并未正面写革命者与反动政权之间的矛盾，而把主要力量用在爱情纠葛的线索上，这对于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描绘虽有所帮助，但在情节开展中却损害了那个革命者的形象。他不只居非其所，而且在言行上也与一个革命者的行为很不协调，使这部作品有了很严重的缺陷。李健吾在抗战初期参加上海剧艺社工作，以后还写过不少剧本。和沈从文相似，李健吾的作品同样更着重于艺术表现上的追求，他的成就主要也在这个方面。

三十年代中期，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骆驼帅》等刊物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大多是在北平、天津一带求学或者教书的文学青年，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于作品艺术形式的探索怀着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对于政治和社会现实，最初就不是那么重视了。他们中间，除诗歌和散文方面的何其芳、李广田、卡之琳外，在小说方面，是肖乾。他最初的作品，收入《篱下集》、《栗子》等。肖乾喜欢通过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间的不平和不幸，给作品染上更多的忧郁(《篱下》、《放逐》)。有的直接描写劳动者的生活，也写到了他们的痛苦。不过，作者着眼的是他们独特的性格，而不是酿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有的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毒化中国人民和教会内部的腐败(《皈依》、《昙》)，这些在新文学创作中是不常见到的。《栗子》是作者目睹了“一二九”学生的爱国示威和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之后写成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震撼全国的政治事件，激愤已经取代了原先闪现在他的小说中的那种忧郁。写于抗战爆发前夕的长篇《梦之谷》，叙述一对青年男女的缠绵的爱情故事，社会内容比较单薄。芦焚(师陀)的创作倾向，也与这些作家相近。他的《里门拾记》反映了故乡河南的生活：“绅士和老爷”的横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受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善于描摹世态，刻划风习，而时复带着揶揄的口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这在后出的《谷》、《落日光》、《野鸟集》等作品里有更显著的发展。其中的《谷》，以其“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

在这个时期里，文学创作有一个显著的发展。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新文学的开拓者，继续以旺盛的创造力写出新的作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也一批一批地进入文坛。左翼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逐步克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时期的一些幼稚倾向，其他作家也在思想上艺术上坚持不懈地作着严肃的努力。当然，从新文学队伍中，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都有分化出来、落荒而逃的分子；但这并不能阻碍新文学前进的步伐。由“五四”文学革命启其端的新文学，就是这样地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三十年代，迎接新的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