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社会中的一般思想
从西周中叶起一直到春秋末年，这五百多年之中，可以说是贵族政治极盛的时代。贵族政治在今日看起来是保守的，但在当时却是比较进步的。中国上古的政治和社会，在夏以前还是一种纷纭割据的部落时代，思想上也是一种低级的多神主义，直到商人以游牧民族侵入中国，武力比较强悍，中央政府才较有威力，思想上也由多神信仰进而至于一神信仰，这是一种进步。到周人以西方民族征服东方民族，武力更强，又采用封建的制度，将亲属分封于各要地以监视土著民族，中央政府的力量才更强些。思想上也由神权主义进而至于以亲亲为本的宗法思想，这更是一种进步。从周初又经过了三四百年，世变一天比一天的急，政治社会都不能保持固有的状态，思想上自然也不免发生变化。大约从周厉王时代起，当时的人对于固有信仰已经发生怀疑的思想。《诗·小雅·雨无正》篇说：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昊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巧言》篇也说：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比怃。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怃，予慎无辜。
从前的诗人对于上帝的权威非常的信仰，《诗·大雅》里面，如“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等语，层见迭出，到了这个时候，政纲紊乱，赏罚颠倒，向来所信仰的天意竟一些也不灵验起来，有智识的人自然要怀疑天意的不可信了。这时代的社会是什么情形呢？《小雅·大东》篇说得好：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之人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贵族们所一向凭恃的阶级制度，竟不能牢固不破了，舟人之子，私人之子，都是不列于贵族的，现在也居然有参政的机会了，这焉能不令当时的君子人慨叹不已呢？厉王的被流于彘，大约是由于当时平民的暴动，暴动之后建设了共和政治，以毫无经验的平民，骤然干预政治，自然不免有种种不满人意的状况，《大东》等篇大约出于此时。自此以后，平民参政因无经验而失败，政权不得不复归之于贵族之手，但经此一番教训，贵族们深知平民意见之不可侮，民本思想遂渐渐由有智识的贵族们代为传布，普及于智识阶级的社会了。
我们若研究这时代的思想概略，可以从《国语》、《左传》等书中得到一些材料，虽然也并不很多，但较之商、周以前的史迹，却较多而且较可靠了。从这些材料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贵族思想的一斑来，至于普通平民的思想此时尚无所表见。
当时贵族社会的思想大约有以下几种特色：
第一是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本主义。商、周以前，一般社会思想尚在神权时代，对于宗教的敬虔心极深，自西周中叶以后，人智渐开，对于神权渐生怀疑，上引《诗经》诸篇就代表此种思想。神权既然隳落，于是不得以人力起而代之，春秋时代此种思想到处可见。《左传》昭十八年，郑子产斥裨灶好言天道之非，说：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国语》观射父答楚昭王的问道：
古者民神不杂。……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皥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威。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
当时有智识的人对于神话已不再相信，客气一点的则说神人应当分离，不可相混，不客气的竟说天道不可知了。
天道既然不可信，那么拿什么标准来代替神权呢？就普通则曰人，对政治言则曰民。《左传》上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六年《传》季梁语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听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三十二年《传》史嚚语
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庄十四年《传》申繻语
这都表示神并不能自立，是依人而行的，人意就是天意，人事臧则自然受天之福，不必再去求神拜佛。因此国家的兴亡，人事的成败，都可以事理推之，不必但求之于渺茫的神意，因为神已经理智化了，已经成了人事理法的代表了。《国语》上说：
天道赏善而罚淫。———《周语》单襄公语
又说：
柯陵之会，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单子曰：“君何患焉，晋将有乱。……”鲁侯曰：……“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首也。”———引同上
可见天道不远，就在人身，是可以拿人世的道理推得的。这时候对于鬼神虽仍有相当的崇拜，但也都给他加以理智的解剖，不复为盲目的信仰，所谓神者都使之与人事发生关系，仍是以人为本。《国语》上说：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鲁语》
照展禽的话看来，神的存在几乎是以于人有用与否为判，这真是极端的人本主义了。因为凡事以人为本，而人的观念本是通“君子”、“小人”两阶级而共用的，因此四海一家，一视同仁的观念早已养成。民本主义遂因之也发达起来。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国本发达较早，《尚书》上如“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盘庚》），如“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洪范》），如“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泰誓》）等语层见迭出，但当时所谓民者，是否专指贵族，抑或兼包平民而言，尚不可知。到西周末年，此种重民的思想，遂更发达。《国语》召公谏周厉王止谤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苦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此文所谓民，明含庶人在内，可见是兼指贵族与平民而言，据今日流传的《诗经·国风》而观，其中也确有许多是真正平民的作品，可见当时阶级的区别并不甚严。周厉王终究因为压迫人民过甚而被驱逐，驱逐厉王的主动势力当然还是贵族，但未必不利用平民作为驱除的工具。
春秋以后，这种思想更为普遍。《国语·周语》记内史过说：“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又记单穆公的话说：“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楚语》记子革的话说：“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左传》成公六年传：“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大为政，将酌于民者也。’”襄公二十二年传：“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民本主义竟成为当时贤士大夫公认的信条了？
不过当时的民本主义并不是像今日共和政治以人民为主体的一样，不过是一种贤君良相的保育政策而已。《国语》上说：“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左传》上说：“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保民”，“养民”，当时的民本主义所期望者不过如此而已。而且当时的贤士大夫虽然竞言重视人民，但实际上政权仍是操之于少数贵族之手，通春秋一代都是如此的。
在这种贵族政治之下，理想的政治标准是德治主义而并不是多数政治的民本主义。《左传》成公六年传：
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
这一段话表示德治主义的思想与多数主义的思想不同之点，很是明白。《国语》和《左传》上记载当时贤士大夫崇尚德治的言论很多，现在不能备引，总之我们知道德治的理想是当时一种有力的思想且影响于后世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