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心理尚实际，重经验，讲伦理，长记忆，所以各时代经过的事迹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而历史的方式：有编年，有传志，有记事本末，真可说是体大思精，起自轩辕以至近代，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为人类保存一个相传不断最为悠久的历史。最近英人编著印度史，多取材于中国的史料，如法显、玄奘和义净等的游记，这足见吾国人对于历史的专长。可是在中国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政治、学术等，作有系统的叙述，可说是最近几年才有的。如中国文学史，我最早看见的是英人祁士（giles）用英文写的《中国文学史大纲》（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谢无量、胡适之、冯友兰以前，首先编著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恐怕是日本suzuki。我所见的也是英文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an outlin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至于佛教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虽有《高僧传》、《传灯录》刊行于世，可是中国哲学史的编辑，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
文学、哲学、宗教虽说是文化中一部分，其实也就是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活动，一种内部的生活，为民族精神所寄托，或由之以表现，并且是民族思想的结晶，文化最重要的成分。我国人既长于历史的记载，何以对于民族特殊的活动，不加以特殊的注意呢？这个原因或许是因为数千年中国史家所注意的只有帝王和贵胄的事略，而民众的活动则多疏忽。同时中国人缺少论理的思想和系统的观念，所以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编著各种特殊活动的历史，真是凤毛麟角不可多见。
基督教东渐和其他的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稍有不同，比如佛教在中国，虽有盛衰兴废的时期，但是自初传以至于现在几两千年，其历史是继续不断，其范围虽广，材料虽多，叙述起来还不算困难；基督教则不然，中间有的断绝数百载，几至于湮没，后来虽死灰复燃，而名目变更，使人不得认识庐山真相，如唐之景教，元之也里可温，明清之天主教，还有和基督教类似或相关的宗教的传入，如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以至明教、回教，吾国史籍的记载，多混杂不清，若非经一番整理，索隐钩玄，真是无法究诘。
基督教说是自唐代至于现今，至少也有千余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为它编一个很完备很翔实的历史。我少时读过谢洪赉的《中国耶稣教布道小史》，后来又读陈援庵的《一赐乐业教》、《元也里可温考》以及其他关系于中国基督教的考据，同时又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得见法国学者关于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著作，因为我自己学力与时间的不足，总希望有人能够把这些的材料搜集在一起，博考群书，提纲挈领，源源本本，作一个有系统的叙述。这种希望与私衷的祷祝，已有数年，最近见到王治心先生所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纲》，阅读一遍，深得我心，数年来的祷祝与希望，现在已成为事实了。王先生对于中国的国故极有研究，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又极纯粹，他编著中国基督教史，是以中国宗教思想为背景，和一般专事摭拾西人牙慧，隔靴搔痒，与中国文化和生活漠不相关的编著，实不可同日语。
数年前王先生著有《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由中华书局出版，早已脍炙人口，风行海内。现在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出版后要“洛阳纸贵”，这是可不必说的。但是我要读者知道《中国基督教史纲》和《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是有连带的关系。许多西方学者，以为中国人宗教思想非常淡薄，甚而至说中国是无宗教的国家，中国学者也有引着此语以自豪。殊不知中国在上古时代就有“祝官”和“史官”之设，“祝官”掌天事，“史官”掌人事，一是关于宗教，一是关于历史，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宗教和历史是相提并重。并且一切伟大的宗教都产生于东方，而这些的宗教，除婆罗门教外，如佛教、明教、回教、犹太教以至于基督教都曾在中国下了种子，而中国也成了肥沃的宗教园地，除一二萎谢不振外，其余都已婆娑合抱，茂盛蕃滋。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欲多赘，只要你们翻开王先生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就可明白了。不过还有人以为基督教不能迎合国人的心理，一是因为中国人宗教思想淡薄，一是因为基督教义和中国文化抵触。头一个问题王先生已经在《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答复了。第二个问题，他在这本书里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恺切详明的答复。我在这本书里面得了一个感想，就是我们不应该再把基督教看为一种洋教了，因为它已经在我们中国文化园地里生了根，而且已是根深蒂固，虽在风雨飘摇之秋，遭受不少摧残，还能挺然独秀，好像老菊凌霜，青松抱雪。
中国基督教信徒现在约有四百万，中间二百七十二万左右是天主教信徒，一百万多是更正教信徒，为中国人口百分之一，换言之，一百人中有一个基督徒。数量虽然不多，而其影响之大，散布之广，这些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之社会、政治、文学、艺术，以至于整个的生活，无不直接间接与之发生关系。至于全国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无不有福音使者的足迹，散下种子，结成生命之花。基督教已渐渐地和中国民众生活织锦似地打成一片，这一点王先生在书中也给了我们一种的暗示。
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却也有它的特性。比方佛教把哲学、科学、宗教合在一起，基督教虽也提倡科学，研究哲学，却把哲学、科学、宗教分开。基督教不是哲学、科学，它是宗教，它是生活之道，是真理，是生命。假使我们要在基督教里求科学与哲学，那真是“缘木求鱼”，自然要失望。有的宗教，经典之多，浩如烟海，而基督教则统一于《新旧约》两经，但是里面的道理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不在于典籍之多寡，却在于影响社会和人生的能力是怎样。基督教在中国慢慢地发展，富有生力，这一点在这一本书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基督教在中国至少有三次受过极大的打击；第一次是庚子义和团的排斥洋教，那不过是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打击。第二次是1927年反基运动，那是精神上的打击，物质上却没有受到多少的损失。每次受过打击之后，起来、发展的力量则突飞猛进；可是这两次所受的苦痛是为着基督教而受，而且是基督教自身单独蒙受。第三次是在这大时代，基督教的精神和物质都受了极严重的威吓，因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中国基督徒不特在此时要尽其救亡图存的职责，而且也要与国人同生死，同患难，同艰苦，同奋斗。基督教不特要受水的洗礼，火的洗礼，更要受血的洗礼，那应不特骷髅荒冢，白骨复苏，即基督教自身在这次大战之后，灰烬之余，将要亭亭毒毒，继长增高，涌现一朵新的生命树，奇葩怒放，异香散发。佛教对于中国文化有过极大的贡献，而中国文化又能发扬光大之，将来对于基督教自然也能够使之特放异彩，光芒万丈。那么中国基督教将来的历史有更伟大更光荣的一页，而王先生这一本书也要成为将来中国基督教史的前奏了。
末了，编史不是容易的事，古之良史如司马迁尚有是非颇缪、先黄老后“六经”之诮；班固也有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讥；王先生说他急急忙忙写成这本书，“实在谈不上‘备’与‘信’的条件”。我们不能求“备”于王先生，但是王先生所收集的材料都很慎重很正确，我以为至少已达到“信”的条件了。我拜读之余，有感于心，聊缀数语以为序。
陈文渊于香港旅次
主历1940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