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時代，說國家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本據，這句話恐怕不太適當吧。無論帝國的主義如何，既然是國家，就不能不受國家是武力造成的這一個原則所支配。古人講政治，說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孫子論兵，說是兵者，國之大事。所以說到建國，決不能離開兵力。不單不能離開兵力，而且若不是舉國的民眾，在一個意志的下面團結起來，認定軍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劍勝負的預備，是決計不成的。日本建國的思想，在前幾章已經講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種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統一起來的新興民族。他們把古代的滿津裡古登(政治)復活起來了，他們所信仰的，是男性萬能的君主神權，是武力中心的統帥政治，而祭祀，是他們理論上的政權出處。在這樣一個國家組織之下，又當四圍環境惡劣至極之時，其由封建政治一變而為軍國主義的近代帝國，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當時也是很應該的。

日本民族在現代總算是強盛起來了。雖然在文化上，西洋諸國，不過曉得日本是一個富於溫泉而風景秀麗的地方，是一個以仇討和情死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時把浪子樣看成日本社會倫理的標準，而把日本文化和小兒玩具看成同等的東西，然而到底不敢輕視日本的國力和民族力。從東方全體來看，日本維新的成功，的確是有色人種覺悟的起點，是東方民族復興的起點。前面幾章，把日本祀的起源變遷，大約說過了。就戎的方面來看，日本是怎樣的組織呢？這也是我們不十分留意的。

軍國主義這個東西，不僅只是一個思想上的表現而已。如果他僅只是一個思想的表現，決不能成就一個偉大的勢力，一定要成為一種制度。這一個制度，是以軍事組織的力量，作政權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勢力，都附從在軍事勢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組織，都附從在軍國組織之下，必須這樣，才能成為軍國主義的國家。如果不然，即使擁有很多的兵，我們不能說他是軍國主義的。譬如英美那樣帝國主義的大國，我們不能承認他是軍國主義，而黑山國那樣一個小國，是很的確的軍國主義。這一個道理，很多人是認識錯誤的。

日本軍國主義的組成要點何在？我們第一要看他軍權、政權是統一在什麼地方，所謂統制權的行使，是握什麼機關之事，國防、外交、財政、教育、工業，這幾個重大的政治機能，是如何運用。第二要看軍隊組成的制度如何，壯丁訓練的普及程度如何，動員的設施如何，社會的風紀如何。我們要能夠從這兩點仔細觀察時，就可以曉得，到日俄戰後幾年止，日本的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軍國。雖然是開設了議會，制定了憲法，然而政權的重心，完全是在軍事機關，操縱政權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議會不過是調劑民眾勢力與軍事勢力的機關。內閣的主要任務，是以民眾意思和統治者意思兩個重要事實作基礎，從實際工作上，打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軍國的企圖能夠確實成立。而且就整個政治機能上看來，內閣的權能，實在薄弱得很，與其說他是內閣，毋寧說他是最高行政會議；再從財政上看，統制分配的基礎，完全是軍國的利害，而不是國民經濟的利害，分配的實際，是把軍費作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費，都不過是剩餘分配的地位。皇帝的稱號恐怕不能確實掌握軍國，於是再加上陸海軍大元帥的稱號。軍令機關，以大元帥幕僚的意義，完全獨立於內閣之外，直隸大元帥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動搖。掌握政冶中樞權能的樞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在一方面是政權的最高集中點，而實際上確是軍令機關的政治代表處。外交方針，財政方針，教育方針，都以國防計劃為基本，所以外交是軍事交際，財政是軍需，教育是軍事訓育。這一種關係，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來。日本的政治組織，所以不能學英美，並且不能學法國，而必須學德國的緣故，就是為此。由此看來，我們可以明白，一個國民的哲學，是說明他的行動，而不是指導他的行動。近數十年當中，各國的思想，傳到日本之後，儘管可以風行一時，而能長久存留在日本，而且化成日本人的思想，在行動上的，只有適合於他這一種國家目的的思想。反是則只限於學者的研究，少數人的玩賞，而不能發生實際的效力。

再從這三十年來的政權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的一個奇特處來，就是換來換去總在長州軍閥勢力的這一個圈子裡。而政黨的轉換，更是從議會開設以後，一步一步和政權接近，便一步一步的被軍閥同化。如果反乎這一個趨勢的人，不是被壓迫而倒，便是自己知難而退，英美式的兩黨對立的現象，固然不見之於日本，而法國式的小黨分立的現象，亦復不見於日本的。自由黨的勢力，一附於伊籐，再附於西園寺。｜｜西園寺雖是公卿，而其實是很聰明地能夠順應軍閥的趨勢的人｜｜最近分裂之後，老老實實地，附到田中大將的麾下去了。進步黨潰裂之後，留著一個國民黨的殘骸，當桂太郎出而組黨的時候，大多數的議員，也都走到他的麾下。這種情形，有人說因為日本的政黨，民眾的基礎太過薄弱，其實民眾基礎所以薄弱自有原因，過去許多年當中，在軍國主義籠罩之下的日本民眾，的確是謳歌軍國主義而不謳歌政黨政治的。這一個軍國主義的勢力，到桂太郎出而組織政黨的時候，已經發生破綻了。大家都曉得，長州軍閥的元老，除了山縣有朋之外，第一個最有勢力、有資望的，就是桂太郎，他是陸軍大將公爵。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政權，可以說完全操縱在他的手裡。何以他要捨了軍事上的地位而投身於政黨的活動呢？在一方面我們不能不佩服桂太郎的高明，而在一方面，我們不能不看見日本民眾勢力漸次勃興。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滿州帝室的崩潰，是給日本民眾以最大刺激，同時給日本的軍閥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這一個人，的確要算日本近代第一個有偉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見世界大勢的移動和東方革命潮流的湧起，知道軍國主義的政治組織和軍閥的政權，不能長久繼續。於是乎他毅然決然，抱定造成政黨政治基礎的目的，跳入民眾政治圈裡。同時他又看見英帝國覆敗的時期逼近，東方民族獨立機運的勃興。於是乘著戰勝俄國的威光，同時做聯德倒英的計劃，可惜他到底是前時期的人，他看得見大勢的激變，而看不到這個激變是從社會的根底動搖起。時代的轉換，先從中心人物的轉換起，天時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飛，竟自飲恨而終。桂太郎死後，日本軍國主義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說是沒有了。接著寺內死了，現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軍閥的迴光返照。所以論日本軍國主義的時代，我以為桂太郎的死，是一個大關鍵。自此而後，一方面現出思想界的大變遷，一方面現出國際政治的大變動。不單日本軍國主義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國家基礎，沒有一個不走進革命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