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您的高度的和正直的聪明才智是您的朋友们的一宝，您对我说来既是最有鉴别力的读者，也是最宽容的一个姐妹，难道我还不应该把这部作品贡献给您吗？请惠予接受作为我们友谊的见证吧，对这个友谊我是引为骄傲的。

——德·巴尔扎克

你们知道在巴黎最时髦的酒家里，间隔雅座的板壁是多么单薄的吧。就拿瓦里酒家来说，最大的一间厅堂是用板壁一分为二的，板壁可以随意装上或拆掉。可是故事并不发生在那里，而是一个我不便指明的好地方。我们是两个人，另一个是谁呢？我要学亨利·莫尼埃笔下的普律多姆[1]说一句：“我不愿意牵累她，”不说也罢。我们在一间小厅堂里，享用从色香味说来都是非常精美的晚餐；我们发觉隔壁厅堂的板壁很薄，便低声地谈着话。吃到上烤肉的时候，隔壁同我们这间相连的房间里还没有客人，我们只听见炉火哔哔剥剥的爆炸声。8点钟敲响了，我们听见了很响的脚步声、谈话声，侍者带来了蜡烛。这说明隔壁厅堂里有客人了。从说话的声音里，我听出了这是些什么人。

他们是四只最大胆的海鸟，从浪尖上的泡沫里飞出来的，这些波浪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不断更新的浪潮；他们是可爱的小伙子，他们的生活是可疑的，因为他们既无年金，也无地产，而他们生活得很好。近代工业早已变成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他们就是这场战争中的伶俐机智的雇佣兵队长；他们把忧虑留给他们的债主，把欢乐留给他们自己，他们唯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着。不过他们也有勇气像让·巴尔[2]那样在火药桶上抽雪茄，也许这是为了要演好他们扮演的角色吧；他们嘲弄人比小报更厉害，甚至嘲弄他们自己；他们目光锐利，不轻信人，遇事寻根问底，十分贪婪却又挥霍成性，嫉妒别人却又沾沾自喜；他们是深思熟虑却又异军突起的政客，喜欢分析一切，猜测一切，他们在这个他们想出头露面的社会里，还没有能飞黄腾达。

他们四个人中只有一个有所成就，可是也不过只爬到梯子的脚下而已。有钱算不了什么，一个暴发户只有经过六个月的拍马屁，才能懂得他所缺少的是什么。这个暴发户名叫安托希·斐诺，是一个沉默寡言、冷若冰霜、一本正经、笨头拙脑的人物，他有勇气跪倒在一个对他有用的人面前，当他不再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聪明得会将面孔一变，神气活现。他正像芭蕾舞剧《居斯塔夫》里的一个滑稽角色一样，从后面看过去是个侯爵，从前面看过去是个平民。这位工业巨子养着一个寸步不离的随从，这个随从是个报社编辑，名叫爱弥尔·勒龙台。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可是没有主见，前后不一致；才华闪耀，极有能力，却又懒惰成性，明知被人剥削，却心甘情愿让人剥削，有时虚伪，有时善良，全凭他一时的高兴；他是一个惹人喜爱却不受人尊敬的人。他机灵得像喜剧里的俏皮侍女，对于请求他摇动笔杆，或者要借用他的热情的人，都不加拒绝，这个爱弥尔是一个最迷人的轻浮子弟；关于这些轻浮子弟，我们的聪明人中最怪诞的一个曾经说过：“我喜欢他们穿软缎鞋，更胜过他们穿皮靴子。”

这帮人中的第三个名叫库蒂尔，靠投机维持生活。他对各种投机生意都去尝试一下，把这一桩赚来的钱去贴补另一桩的亏损。因此他只在水面上浮沉，靠赌博的兴奋和迅猛而大胆的划水支持住。他游到这里，游到那里，在巴黎的一望无际的利润海洋上找寻一个不大可靠的小岛安身立命。显然，他还没有得其所哉。

至于最后一个，那是他们四个人当中最狡猾的一个，他的名字就足够说明一切了：他叫皮克西沃！可惜再也不是1825年的皮克西沃，而是1836年的皮克西沃。我们知道，这位滑稽的愤世嫉俗者具有绝妙的口才和讽刺才能，他由于用尽了聪明才智结果一无所获而气得发疯，由于在上次革命中没有捞到一点好处而愤愤不平；他像富南比勒戏院里上演的皮埃罗一样[3]，向每个人都踢上一脚；他对他的时代和各种丑闻了如指掌，而且能用他的滑稽创作才能渲染一番；他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跳到每个人的肩膀上，而且要像刽子手一样在那里留下烙印。

我们的邻人在大嚼一番满足食欲以后，也达到了我们已经达到的阶段：餐末甜食。由于我们声息全无，他们以为没有旁人。在雪茄烟的腾腾烟雾中，借着香槟酒的帮助，他们一边细细品味餐末甜食，一边开杯畅谈起来。这场谈话具有一种冰冷的性质，使最柔和的感情变得僵硬，使最高贵的灵感消失，使朗朗的笑声变成尖叫，而且由于充满了刻薄的讽刺，使笑谈变成了冷嘲；这场谈话暴露出只想到自己的人灵魂的空虚，他们除了满足利己主义的需要外没有别的目的而利己主义正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和平年代所产生的。唯一可以和这场谈话相比的，就是狄德罗不敢公布的攻击人类的小册子《拉摩的侄儿》[4]，这本书是赤裸裸地揭露人类的伤疤的。这场谈话是直率的，毫无保留的，所说的话甚至没有放过这位思想家还在议论的问题；在这场谈话里，只有废墟，没有建设，他们否定一切，他们只崇敬怀疑论者所接受的信条——金钱万能，金钱全知，金钱万便。他们的恶毒语言起初对着相识的人放了一阵乱枪，然后就把枪口对准了知心朋友当皮克西沃开始发言时，我做了一个手势，表明我想留下来听一听。我们于是听到了一场可怕的即兴谈话，这场即兴谈话使表演者在若干感觉麻木不仁的人中也获得了声誉；虽然这场谈话经常东拉西扯，断断续续，但它已经被我的记忆力全部记录下来。他们所说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够不上是文学作品，可是它却是丑恶事物的一本杂录，可以用来描绘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时代我们只应叙述类似的故事，除此以外，我也把责任放在主要发言人身上。皮克西沃描绘登场人物时，经常变换嗓音，配合着各种姿态和手势，从他的三个听众不由自主所发出的喝彩声和赞扬声来判断，皮克西沃准是表演得无懈可击的。

“那么拉斯蒂涅拒绝你了？”勃龙台问斐诺。

“一口拒绝。”

“你没有用报纸来威胁他吗？”皮克西沃问。

“他哈哈大笑起来，”斐诺回答。

“拉斯蒂涅是死鬼德·玛赛的直接继承人，无论政治上或者社会上，他都可能青云直上。”勃龙台说。

“可是他是怎样发财的呢？”库蒂尔问，“1819年他同赫赫有名的皮安训住在拉丁区的一家破旧公寓里；他家里人吃炸金龟子，喝自己酿的酒，为的是每月寄个他一百法郎；他父亲的产业不值一千艾居；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要抚养；可是，现在……”

“现在，他有四万法郎的年收入，”斐诺接下去说，“他的两个姐姐都有一大笔陪嫁，而且同贵族子弟联了姻；他还让他的母亲享有他的地产的收益权……”

“在1827年，”勃龙台说，“我还看见他身无分文。”

“嗯！1827年！”皮克西沃说。

“好吧，”斐诺继续说，“今天，我们都眼看着他要当上部长、贵族院议员和任何其他他想充当的人物了！三年前他同但斐纳体体面面地分了手，现在他非找到大户人家不会结婚，他可能娶一个贵族的女儿！这个小伙子盯上一个有钱的妇女[5]真是聪明。”

“朋友们，替他说些好话吧，”勃龙台说，“他从贫困的魔爪里逃出来，又落到一个能干的人的手掌里。”

“你真熟悉纽沁根，”皮克西沃说，“起初，但斐纳同拉斯蒂涅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女人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他屋子里的一个玩具，一个装饰品。这使我认为他从头到脚是一个直爽的人：纽沁根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妻子是他的财产的代表，是一件不可缺少的物品，可是在政治家和大银行家的高度紧张的生活中是次要的东西。他曾经对我说，拿破仑在他早期同约瑟芬的关系中，像个小市民那么愚蠢；后来他既有勇气拿她当作垫脚石，又想同她结成伴侣，那就未免太可笑了。”

“一切高超的男子都应该对女人有东方式的看法，”勃龙台说。

“纽沁根男爵把东方式和西方式融合起来成为一种可爱的巴黎式学说。他讨厌德·玛赛，因为这个人不听使唤；可是他十分喜欢拉斯蒂涅，因为他能尽量榨取拉斯蒂涅而不让他发觉，他把家庭的一切负担全都放在拉斯蒂涅身上。但斐纳随兴之所至爱怎么玩，拉斯蒂涅就得陪她怎么玩，他带她到树林里散步，陪她上戏院。这位今天的伟大的小政客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把生命消耗在阅读和书写情书上。开始的时候，欧仁·拉斯蒂涅为了鸡毛蒜皮一点事情就得挨骂；但斐纳高兴的时候，他就精神抖擞；但斐纳愁闷的时候，他就垂头丧气；她头疼，他得忍受她发脾气；她想找个人说说体己话，他得耐心倾听；他把自己的全部时间，每一分钟，连同宝贵的青春，都拿来填补这个巴黎女人的空虚和无聊。但斐纳同他一起举行高级会议来商量哪种项链最合适，而她大发雷霆或者恣意谩骂的时候，他就得逆来顺受；为了保持平衡，她对男爵也十分娇媚。男爵却在一旁暗笑，等到他看见拉斯蒂涅在沉重负担的重压下有点吃不消的时候，他就装出怀疑拉斯蒂涅同但斐纳之间有点不干不净的关系，这样共同的恐惧又使一对情侣和好如初。”

“我想象得出一个有钱的女人养活拉斯蒂涅，而且使他活得很好；可是他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库蒂尔问，“一笔财产，一笔像他今天所拥有的那么巨大的财产，总得有个来源吧，可是没有人说过他做过一笔好生意啊！”

“他继承了，”斐诺说。

“继承谁？”勃龙台问。

“继承他遇见的傻瓜们，”库蒂尔接下去说。

“他并没有把全部都抢过来，弟兄们，”皮克西沃说：“你们不必惊慌得手足无措，我们的时代对欺诈最友好。让我来告诉你们他的财产的来源吧。首先，向天才致敬！我们这位朋友并不像斐诺所说的，是个小伙子，他是一个懂得赌博的上等人，他熟悉纸牌，旁观者也尊敬他。在特定的时刻，拉斯蒂涅要有多少聪明就有多少聪明，如同一个军人的勇气，只有在接受一笔三个月为期，要三个人签字和有担保的借款时，才表现出来一样。他看上去专横、固执，前言不搭后语，思想不连贯，计划不固定，没有一定的主见，可是遇到严重的事件，要策划什么巧妙的勾当的话，他决不像坐在这里的勃龙台那样三心二意，代表别人发表意见。拉斯蒂涅集中精神，组织力量，看准要害，突然进攻，全力以赴。像缪拉[6]那样勇敢，他冲破方阵，冲倒股东、发起人和整座商店。等到冲开缺口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懒洋洋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又变成南方人，变成爱好逸乐、废话连篇、无所事事的拉斯蒂涅了。他可以睡到日上三竿，因为他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没有睡觉。”

“你谈得很好，可是还是谈谈他的财产吧！”斐诺说。

“皮克西沃只会给我们画一幅漫画像，”勃龙台说，“至于拉斯蒂涅的财产，那就是但斐纳·德·纽沁根，出色的女人，胆子大，眼光远。”

“她借过钱给你吗？”皮克西沃问。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看错了她，”库蒂尔对勃龙台说，“她的聪明是会说几句多少是尖酸刻薄的话，是在死心塌地爱上了拉斯蒂涅，而且盲目地服从他，她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意大利式妇女。”

“对于金钱可是例外，”安托希·斐诺愤懑地说。

“算了，算了，”皮克西沃用安抚的口吻说，“听了我们上面说过的一番话，你们还敢谴责可怜的拉斯蒂涅白花纽沁根银行的钱吗？还敢谴责他白住人家为他租下的房间，恰好像从前拉·托皮尔白住我们的朋友台·吕卜克斯的房间吗？你们堕落到圣丹尼街的庸俗之见了。首先，抽象地说来，正如鲁瓦耶·科拉尔[7]所说的，这个问题可以用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8]；至于非纯粹理性……”

“他愈扯愈远了！”斐诺对勃龙台说。

“可是，”勃龙台大声说，“他讲得有道理。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可以用来解答夏泰尼雷同雅尔纳的著名的决斗之谜[9]。传说雅尔纳同他的丈母娘很要好，他的丈母娘拿最豪华的东西供应这个过分受宠的女婿。当事实是这么明显的时候，就不应该说出来。亨利二世[10]对飞短流长的话听之任之，夏泰尼雷为了表达对亨利二世的忠心，挺身而出，于是就有了这场决斗；这场决斗丰富了法国的语言，增加了一句成语，叫作‘雅尔纳的一击’。”

“噢！原来这句成语的来源这么远，那么一定是有贵族渊源的了？”斐诺说。

“你作为报纸杂志过去的老板，不知道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勃龙台说。

“世上有一些女人，”皮克西沃严肃地继续说，“也有一些男人，他们能够把生命分成两半，只把一半拿出来（请注意我是用人道主义的语言来对你们说出我的意见的）。对于这些男人来说，一切物质利益是不在感情范围之内的；他们把生命、时间和荣誉贡献给一个女人，而认为在男子中间浪费那张印着‘伪造者处死刑’的纸币是不适当的。作为交换，他们也不想从女人手里接受任何东西。他们认为如果灵魂的结合跟着也有利益的结合的话，那是可耻的。这个主张被大家宣扬……很少人拿来实践。”

“这是瞎扯！”勃龙台，“黎希留元帅是个风流人物，经过壁炉的铜牌事件之后，他给了德·拉·波普莉尼埃尔夫人一千路易的年金。阿涅斯·索雷尔[11]十分天真地把她的财产都带给查理七世，国王都接受了。雅克·科尔[12]用钱维持了法国的王冠，国王让他这样做了，而且像个女人那样以怨报德。”

“先生们，”皮克西沃说，“爱情如果不带着不可分离的友谊，在我看来就是一时的放荡行为。如果有所保留还算什么全部委身呢？在这两种绝对相反而同样都是极不道德的主张之间，绝对没有妥协的可能。依我看来，那些害怕彻底结合的人们一定是相信这种结合持续不了多久，那时候一切美梦都消失了！不相信会永恒持续下去的爱情是丑恶的（这句话百分之百是费纳龙[13]的话）。因此，那些社会知名人士，观察家，有身份的上流人物，穿戴十分时髦的人物，总之，那些为女人的财产而结婚却毫不脸红的人，可以公开宣称利益和感情的彻底分开是完全必要的。其余的人是些傻瓜，他们恋爱，而且相信世界上只有他们同他们的恋人存在！在他们看来，百万金钱只是粪土，而他们的意中人的手套和所佩戴的茶花，却值几百万！如果你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万恶的金钱，你却可以在雅致的杉木盒子里找到收藏起来的残花剩瓣！他们卿卿我我，如胶似漆。对他们说来，‘我’根本不存在。‘你’才是有血有肉的上帝。有什么办法呢？你能够阻止这种秘密的心病吗？有些傻瓜只谈恋爱，不计较金钱，有些聪明人既计较金钱，也谈恋爱。”

“照我看来，皮克西沃是卓越超群的，”勃龙台大声说，“斐诺认为怎样？”

“在任何别的地方，”斐诺在领带下面把脖子挺得挺直，同时回答，“同正人君子们在一起，我是会这样说的；可是在这儿，我想……”

“你的想法同有幸和你厮混在一起的无赖们一样！”皮克西沃说。

“一点不错，就是这样。”斐诺说。

“你呢？”皮克西沃问库蒂尔。

“混账话！”库蒂尔嚷道，“一个女人如果不愿意把自己的身子当垫脚石，让她所挑选的男人踏过去达到他的目标，这个女人便是只顾自己的女人。”

“你呢，勃龙台？”

“我嘛，我实践。”

“好吧，”皮克西沃用最带讽刺的语气说，“拉斯蒂涅不同意你们的意见。他认为取而不与是丑恶的，甚至有点卑鄙；可是取而百倍归还，像上帝一样，则是狭义的行为。拉斯蒂涅是这样想的。他对于同但斐纳·德·纽沁根在钱财上不分彼此感到十分丢脸，我可以把他的悔恨告诉你们，我亲眼看见他眼睛里充满泪水，对他的处境伤心万分。是的，他真的哭了……不过是在晚饭以后！据你们看来……”

“我说，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斐诺说。

“一点也不。我们是在谈拉斯蒂涅，他的悲痛按照你们看来是他道德败坏的一种说明，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那么热爱但斐纳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可怜的人总是觉得心里有根刺。他是个道德败坏的贵族嘛，而我们却是道德高尚的艺术家嘛。因此，拉斯蒂涅一个穷鬼，却想使有钱的但斐纳十分富有！你们相信吗？……他做到了。拉斯蒂涅必要时会像雅尔纳那样去决斗，这会儿却同意亨利二世的意见，因为亨利二世有一句名言——世上没有绝对的道德，只有时势的需要。这同他的发财史有关。”

“你应该直截了当地叙述故事，不应该引诱我们去说我们自己的坏话。”勃龙台彬彬有礼、和和气气地说。

“哎呀！我的老朋友，”皮克西沃拍了拍他的后脑勺对他说，“你可以用香槟酒来夺回所损失的时间嘛。”

“喂！我以股东这个神圣的名义，”库蒂尔说，“要求你把故事讲下去！”

“我已经要开讲了，”皮克西沃回答，“可是，你提出这个名义却把我带到故事的结局了。”

“故事里难道有股东吗？”斐诺问。

“他们像你的亲戚朋友一样十分富有。”皮克西沃回答。

“我觉得，”斐诺一本正经地说，“你应该尊敬一个好朋友，有时你要向他借一张五百法郎的支票……”

“茶房！”皮克西沃叫喊。

“你叫茶房干什么？”勃龙台问他。

“叫茶房拿五百法郎来还给斐诺，免得我的舌头受着束缚而且可以把我的拮据撕掉。”

“讲你的故事吧，”斐诺装出哈哈大笑的样子继续说。

“你们是证明人，”皮克西沃说，“可以证明我不服从这个不逊之徒，他以为五百法郎就可以使我缄口不言！如果你不善于揣度别人的心意，你就永远当不上部长。好吧，我的好斐诺，”他用抚慰的口吻说，“我继续讲我的故事，不进行影射攻击，我们之间就两清了。”

“他来给我们证明，”库蒂尔微笑着说，“是纽沁根使拉斯蒂涅发了财。”

“你自己不知道，你所说的同事实相差不远，”皮克西沃说，“从金融方面说来，你们还不怎么认识纽沁根。”

“关于他的起家，”勃龙台说，“你知道一星半点吗？”

“我只在他的家里认识他，”皮克西沃说，“可是我和他以前可能在村镇的大街上遇见过。”

“纽沁根银行的兴旺发达是我们时代最惊人的事件之一，”勃龙台接着说，“在1804年，纽沁根还不大为人所知，那时候的银行家们如果在证券市场上收到一张纽沁根承兑的十万艾居的票据就会捏着一把汗。这位伟大的银行家在那时候感到自己地位低下。他怎样使自己出名的呢？他停止支付！好！他的大名原来只在斯特拉斯堡和普瓦索尼埃尔区为人所知，现在却在各个证券市场上盛传着。他用毫无价值的证券偿还债主，然后恢复支付，马上他的票据在整个法国都流行起来。由于一种闻所未闻的情况，这些毫无价值的证券又有了价值，在市场上很吃香，而且支付了红利。于是纽沁根的票据到处被人搜购。1815年到来了，这家伙集中他的全部资金，在滑铁卢战役之前购买了政府公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停止支付，用沃尔香矿山的股票来清理，这些股票是他自己发行的，又被他用低于票面价值百分之二十的价钱收买进来！就是这样，先生们！他为了自己脱身，收受了葛朗台的十五万瓶香槟酒做抵押品，因为他预见到这位现在成为奥勃里翁伯爵的年高德劭的父亲必然破产，而且还从迪贝尔格手里收受了同样数目的波尔多葡萄酒。他所收受的三十万瓶酒，亲爱的，是按每瓶三十个苏收下来的，在1817年至1819年间，他以每瓶六个法郎的价格供应给居住在王宫的外国联军。纽沁根银行的票据和纽沁根立刻闻名全欧。这位赫赫有名的男爵总是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别的人处在他的地位早已堕入深渊，身败名裂。他的两次清理却给他的债权人带来巨大的好处，他倒是想扼死他们，办不到哇！于是他被人称为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到第三次停止支付的时候，纽沁根银行的票据必然在亚洲、墨西哥、澳大利亚，甚至于在未开化的野蛮人那里流行。纽沁根是犹太人的儿子，由于野心而改变宗教信仰。只有乌弗拉尔[14]看透了这个阿尔萨斯银行家，他说：‘如果纽沁根让黄金脱手，你可以肯定他抓到了金刚钻！’”

“他的老搭档杜·蒂埃同他真是一对儿，”斐诺说，“请想一想杜·蒂埃是怎样一个人，从出身而论，他穷得不能再穷，在1814年，他还身无分文，现在却变成你们看到的样子；他做的事，我们当中（除了你，库蒂尔）没有人能够做到，他非但没有敌人，有的只是朋友。而且他将过去的历史隐瞒得那么好，如果你不把他的老底彻底翻一翻，你就不可能知道他在1814年还是圣奥诺雷街一家脂粉店的伙计。”

“得了，得了！”皮克西沃，“不要拿杜·蒂埃这样一个小小的诈骗犯同纽沁根相比，杜·蒂埃是一条狼狗，靠嗅觉过活，能够闻得出死尸的气味，会头一个赶过来夺取最好的骨头。再说你们看看这两个人：一个像猫一样外貌机敏，又瘦又长；另一个是方方的、胖胖的，沉重得像一只布袋，稳重得像个外交家。纽沁根的手又肥又厚，眼光像山猫的眼光一样沉着；他的深沉不在前面，而在后面；他是深不可测的，谁也猜不出他要干什么。至于杜·蒂埃的狡猾，正像拿破仑批评过的某个人一样，像纺得太细的棉纱，一扯就断。”

“依我看，纽沁根胜过杜·蒂埃的地方，在于他有正确的判断，知道一个银行家不应爬得比男爵的地位还要高，而杜·蒂埃却想当意大利的公爵。”勃龙台说。

“勃龙台！……老朋友，听我说一句，”库蒂尔说，“首先，纽沁根敢于宣称外表上的老实只是装装门面罢了；其次，要真正认识他，必须熟悉他的生意。在他眼中，银行只是他的业务的很少一部分，他还给政府供应酒、羊毛、靛青，一句话，所有能够赚钱的东西。他具有多方面的天才。这位金融界的巨人能够将议员卖给政府，将希腊人卖给土耳其人。对他来说——就像古赞[15]说的——商业界是各种行当的总和，是各种专业的统一体。从这一点看来，银行就变成彻头彻尾的政治，这种政治要求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头脑，而且它能将一个久经锻炼的人抬高到道德法规之上，这些道德法规太限制他了。”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勃龙台说，“可是只有我们能够理解这是一场金钱世界的战争。银行家就是一个征服者，他牺牲了大量的人命去达到无人能够识破的目的；他的士兵就是无数个人的利益。他要制定战略，布置陷阱，投入兵力，夺取城市。他们中大多数人同政治那么接近，以致最后不得不过问政治，结果断送了全部财产。内克[16]银行就是这样毁了的，著名的萨米埃尔·贝尔纳[17]也几乎全部被毁于政治。每一个世纪总有一个家财万贯的银行家既没有遗留下财产，也没有遗留下继承人。曾经出力帮助打倒劳[18]的帕里斯兄弟[19]，劳本人——那些发明股份公司的人在他面前只是侏儒，还有布雷[20]和博戎[21]，都消失了而没有遗留下一个代表他们的家族。真是像时间之神一样，银行是把自己的子孙吞掉的。要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银行家必须成为贵族，像借钱给查理五世的菲热[22]一样，被封为巴邦奥桑亲王，到现在还存在……在《家谱年鉴》里。银行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总去找寻贵族头衔，也许是不自觉的。雅克·科尔创立了一个大贵族家族，就是努瓦穆蒂埃家族，在路易十三时代消灭了。这个毁败了自己的家业来建立一个正统王国的人，有多么大的精力啊！他死的时候是爱琴海的一个小岛的亲王，他在岛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大教堂。”

“啊！如果您给我们上历史课，我们就脱离这个时代了，我们这个时代王室已经被剥夺了封赠贵族的权利，册封男爵和伯爵是关起门来搞的，多么可怜啊！”斐诺说。

“你是怀念买官捐爵的那种办法吧，”皮克西沃说，“你做得对。我还是言归正传吧。你们认识博德诺尔吗？你不认识？你不认识？你也不认识？好。你们看一切消逝得多么快啊！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十年前还是一个鼎鼎有名的花花公子，现在却无声无息，以致你们都不认识他，如同斐诺刚才不知道‘雅尔纳的一击’的出处一样（我这样说是为了举一个例子，而不是取消你，斐诺！）。事实上，他是出身于圣日耳曼贵族区的。好吧，我就拿博德诺尔作为第一个出场的傻瓜吧。首先，他的全名是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尔。斐诺也好，勃龙台也好，库蒂尔也好，我也好。都不能低估这个贵族姓名的优越性。在舞会散场时，三十个戴着风兜的妇女在等待她们的马车，两旁围着她们的丈夫或崇拜者，博德诺尔听到人家报出他的名字去召唤他的底下人时，自尊心是不会受到损伤的。其次，他享有上帝赐给人类的全部四肢五官，体格健全，眼睛里没有白斑，头上没有假发，腿上没有假腿肚，不是罗圈腿，也不是八字脚，膝盖伸屈自如，背脊骨挺直，身材瘦长，双手标致白皙，头发乌黑；脸色既不像一个杂货店的伙计那么赤红，也不像一个卡拉布尔人[23]那样黄黑。还有，最重要的是：博德诺尔不是一个过分漂亮的男子，不像我们的某些朋友，除了整天炫耀他们的漂亮的脸蛋外，就没有别的；可是不必多说了，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可耻的！他是使手枪的能手，精于马术，曾经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去决斗，可是没有打死他的对手。我这样详细叙述，是因为要理解在19世纪的巴黎，构成完整的、纯洁的、毫无杂质的幸福，即一个二十六岁青年的幸福，共有哪些成分，必须深入了解生活中的无限微小的事情。博德诺尔的鞋匠掌握了他的脚样，替他制造非常合适的靴子；他的裁缝很高兴为他裁制衣服。博德诺尔说话没有喉音，没有各种各样的乡音，他讲的是正确和纯粹的法国话；他也像斐诺一样，领带打得很好。他的表哥是戴格莱蒙侯爵，也是他的监护人（他从小就没有父母，这是又一个幸福！），他能够出入于银行家的门，而且经常那样做，圣日耳曼区也不能为此而谴责他，因为幸运的是，一个青年有权把寻欢作乐视为唯一的法律，尽可以跑到有赏心乐事的地方，避开愁苦凄凉的角落。最后，他是打过防疫针的（你懂我的意思吧，勃龙台）。唉！不幸的是，幸福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这个表面现象引得许多傻瓜追问：什么是幸福？一位非常聪明的妇女回答：‘幸福就在你认为它应在的地方。’”

“她宣布了一个悲惨的真理，”勃龙台说。

“也是合乎道德的真理。”斐诺加上一句。

“非常合乎道德的！幸福，像善一样，也像恶一样，是相对的。”勃龙台说，“因此拉·封丹[24]希望经过相当时间，罪人们会习惯于他们的处境，最后能安居在地狱里，像鱼在水中一样。”

“所有庸俗的人都熟悉拉·封丹的每一句话！”皮克西沃说。

“巴黎一个二十六岁人的幸福，不同于一个居住在布卢瓦地方二十六岁的人的幸福，”勃龙台像是没有听见皮克西沃的插话一样继续说，“那些从这点出发，毫无休止地攻击别人的意见反复无常的人，不是坏蛋就是无知的人。近代医学由于伟大的巴黎分析学派的影响，自1799年至1837年已从臆断状态变为实证的科学，从而获得它最美好的光荣称号，这个科学证明了，经过一段时间，人是全部更新的……”

“内容更新了，外表还是一样，你还以为他始终是同一个人，”皮克西沃接下去说，“因此，在这件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七拼八凑的衣服上，就有了几个菱形的块块。而我们的博德诺尔的衣服上，是既无洞洞，也无污点的。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恋爱上可能走运，换句话说就是可能被人爱上，既不是为了他的青春，也不是为了他的聪明，更不是为了他的风度，而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他，甚至也不是为了回报他的爱情，用鲁瓦耶·科拉尔的话来说就是——是抽象的爱。上述这个青年也可能身上没有一个子儿，爱上他的人替他绣的钱袋里可能空空如也，他可能欠下屋主的房租，欠下前面提到的那个鞋匠的靴子钱，欠下裁缝的手工钱，使得裁缝像法兰西一样不喜欢他了。总而言之，他可能一贫如洗！那个青年如果不同意我们的卓越的‘钱财不分彼此论’，贫困就会毁坏他的幸福。我知道世上再没有比精神上的幸福而物质上不幸福更折磨人的了。这不是等于像我一样一条腿被门缝里吹进来的冷风吹得僵硬，而另一条腿被炉火烤炙着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勃龙台，你不是也有同感吗？说句真心话，还是不谈感情为好，感情会毁坏聪明才智。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尔受到和他打交道的生意人的尊敬，因为他们相当经常地收到他付的钱。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过一位非常聪明的妇女，而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吗？因为由于她缺少感情，她还活着……”

“他是谁？”

“德斯帕尔侯爵夫人！她曾经说过一个青年应该住在二层阁楼里，家里不应有一点家庭的气味，既没有厨娘，也没有厨房，由一个老男仆伺候，也不应该有一点儿安安定定的痕迹。照她说，一切别的做法都属于低级趣味。博德诺尔非常忠实于这个纲领，他住在马拉凯码头的一个二层阁楼里，不过他也不得不同已婚男子有一点相像的地方，那就是他在房间里摆上一张床，这床也太窄，他难得在上面睡觉。一个英国妇女如果偶然走进他的房间，也不会发现有失体统的地方。斐诺，你可以叫人给你解释解释统治着英国的这个所谓有失体统的伟大戒律！可是，既然我同你之间有一千法郎债务的关系，我就来给你谈谈吧。我到过英国。（低声对勃龙台说：“我给他增广的见闻可不止两千法郎。”）在英国，斐诺，你晚上在舞会或什么别的场合跟一个女人厮混得挺熟，第二天你在马路上遇见她，你表示你跟她认识：有失体统！在宴会上你发觉穿着燕尾服的左邻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子，聪明，一点也不傲慢，态度很潇洒，丝毫没有英国人的派头，按照法国传统的同可亲可爱的人在一起的规矩，你同你的左邻说话了，有失体统！你在舞会上走到一个漂亮的女人跟前想邀请她跳舞：有失体统！你面红耳热，你争辩不休，你哈哈大笑，你在谈话中坦白地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你抒发你的感情，你在赌桌上一本正经地玩牌，你在谈话时一本正经地谈话，你在吃饭时一本正经地吃饭：有失体统！有失体统！有失体统！我们时代最聪明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斯当达尔，曾经巧妙地刻画所谓有失体统的特质，他说，大不列颠的一位勋爵单独一个人面对火炉坐着，竟不敢跷起二郎腿，怕的是有失体统。一位英国贵妇人，哪怕她是属于过激教派的（就是那些宁愿让全家人饿死也不愿他们有失体统的严格的新教徒），在她自己的卧房里闹翻天也不算有失体统，如果她在这同一房间里接待一位男朋友，那她就自认为名誉扫地了。感谢有失体统这个清规戒律，伦敦的居民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动也不能动的人。”

“只要想到法国有些傻瓜也想引进英国人在他们的国家里用你们熟悉的泰然自若的态度保持下来的这种愚蠢的庄严行为，就足够使人长起鸡皮疙瘩，”勃龙台说，“有谁到过英国而想起法国的令人心醉的可爱的习俗，就不能不对法国的习俗倾倒。瓦尔特·司各特由于害怕有失体统而不敢如实地描写妇女，最后他还后悔在《爱丁堡的囚徒》一书里创造了埃菲的美丽形象。”

“你想在英国而不致有失体统吗？”皮克西沃对斐诺说。

“怎么样？”斐诺问。

“到杜伊勒里宫去看一看被雕塑家称为泰米斯托克莱[25]的石像吧，这个石像有点像个救火队员，你模仿石像的样子走路，就永远不会有失体统了。正是由于严格执行有失体统的戒条，博德诺尔的幸福才得到完成。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小马夫，我们可不能想象那些对社会上的事情毫无所知的人那样把这个小马夫称作小厮。这个小马夫是一个爱尔兰少年，名字随你叫帕迪、乔比、托比都可以，身高不过一公尺，宽五分四厘，鼬鼠脸，神经被杜松子酒铸成钢铁，灵活得很像松鼠，驾驶四轮马车有熟练的技巧，从来不会在伦敦或者巴黎出差错；眼睛像蜥蜴，像我的眼睛那么敏锐，马术精良得像弗朗孔尼[26]老头，头发金黄，像卢本斯所画的圣母；两颊红润，深藏不露像个亲王，世故老练像个退休的诉讼师，年龄只有十岁，总之，是一朵真正的邪恶之花。他既赌博又骂娘，喜欢蜜饯和潘趣酒，辱骂人就像报屁股的文章，又大胆又偷鸡摸狗像巴黎街道上的顽童。他原来是一位著名英国爵士的活招牌和摇钱树，他在赛马场上已经替这位爵士赢过七十万法郎。这位爵士很喜爱这孩子：他的小马夫是稀世奇珍，伦敦没有人有这么小的马夫。高踞在一匹赛跑的马上，乔比德神气就像一头鹰。然而，这位爵士辞退了托比，并不是因为他贪嘴，也不是为了偷窃，不是为了杀人，不是为了说过犯上作乱的话，不是为了没规没矩，不是为了对爵士夫人鲁莽无礼，不是为了戳破了爵士夫人贴身女仆的口袋，不是为了被爵士的赛马对手收买，不是为了在星期天寻欢作乐，总之，不是为了任何一桩不端的行为。托比可能有过这一切行为，甚至可能不等爵士向他问话就先向爵士开口，爵士会宽恕这一切违反家规的行为。爵士对托比的很多行为都能容忍，他对这孩子十分喜爱。他的小马夫驾着一辆由两匹马前后拉着的双轮马车，骑在后面的马上，双腿仅仅够得上车辕，活像意大利画家绘画在上帝周围的小天使中的一个，一个英国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小天使的动人心弦的文章，他认为小马夫太漂亮了，不像一只小老虎[27]，他愿意打赌帕迪是一只驯服的雌虎。这篇文章有把事情搞糟而且变成第一等的有失体统的危险。第一等的有失体统会把人送上绞刑架。爵士的小心谨慎的行为得到夫人的万分赞同。托比在大不列颠动物园里既然无法落籍，就没有地方可去了。这时候，博德诺尔正在伦敦法国大使馆里十分得意，他获悉了托比、乔比、帕迪的遭遇。他找到了小马夫，那孩子正在一罐蜜饯旁边哭得泪人儿似的，因为爵士为了补偿他的不幸而给他的那笔钱他已丢了，博德诺尔收容了小马夫。他回国以后，就把英国最可爱的小马夫引进到我们国家里来了，他以有小马夫而出名，就像库蒂尔以他的背心漂亮而出名一样。因此，他很容易就参加了我们今天称为动物保护俱乐部的集团。他既放弃了外交家生涯，就不会引起任何野心家的不安，他又没有一个危险的心灵，因而受到大家的欢迎。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见到的全是笑脸，我们的自尊心便受到损伤，我们宁愿看见嫉妒者皱眉蹙额绷着脸，博德诺尔却不喜欢有人恨他，真是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现在我们谈到牢靠的东西，谈到物质生活了。他居住的套间，我曾经在那里吃过不止一顿午饭，以有一所神秘的化妆室而出名。这间化妆室布置雅致，设备周全，有壁炉，有浴缸；出口通向一道小扶梯，自动开闭的两扇门开闭起来声息全无，门锁容易打开，铰链加足了油，窗户上装着毛玻璃，窗帘密不透光。如果卧室显出和应该显出十分优美的凌乱，使要求最严格的水彩画家也能感到满意的话，那间化妆室却是一所圣殿；如果卧室里每一件东西都带着一个时髦青年的波西米亚式生活气息的话，那间化妆室却是洁白，干净，井井有条，温暖如春，门窗缝里透不进一丝风儿，地毯厚厚的，可以赤着脚或者穿着衬衣或者在惊慌失措的时候踏上去。这里就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花花公子的标志！因为就在这里，在暴露人的性格的琐事里面，片刻之间就能显示出他到底是个傻瓜还是个老手。前面说过得那位侯爵夫人，不，是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曾经火冒三丈地从这间化妆室里走出来，而且从来没有再回去过，她在那里没有发现什么有失体统的事物，博德诺尔在那里有一个小衣柜，里面摆满了……”

“女人的上衣？”斐诺说。

“算了吧，你这肥胖的暴发户！（我永远也不能教他成材！）不对，里面摆满了糕点，水果，精致的小瓶马拉加酒和吕内尔酒，路易十四式的常备的小食，总之一切能引起精细胃口的食欲的东西，能引起十六代贵族世系的胃口的东西。一个精灵的老仆，擅长兽医，负责照料马匹和看护博德诺尔，因为他跟随过已故的博德诺尔老爷，所以他对博德诺尔少爷也有根深蒂固的感情，这种心病在仆人中已被储蓄银行治好了[28]。一切物质幸福都建筑在数字上面。你们熟悉巴黎生活是熟悉到深入骨髓的程度的，你们一定能够猜到他有大约一万七千法郎的年金收入，因为他要付十七法郎的税而且可以胡乱花掉一千艾居。听着，我亲爱的朋友们，他到达成年的那一天，戴格莱蒙侯爵同他清算监护账目——要是我们，就不会同我们的侄子这样清算监护账目了——给了他一万八千法郎已登记的公债券，这是父亲的大笔遗产经过共和政府的七折八折和帝政时代的拖拖欠欠所剩下来的余款。这位忠实的监护人还为他的被监护人在纽沁根银行存进了约三万法郎的储蓄金，然后带着大贵族的优雅风度和帝国军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对他说，他省下这笔钱是准备给他乱花的，‘如果你听我的话，戈德弗鲁瓦，’他又加上一句，‘不要像别的许多青年一样愚蠢地乱花掉，要乱花，也要花得有价值；到驻都灵大使馆去当一名随员，然后从那里到那不勒斯去，再从那不勒斯回到伦敦，你拿着这笔钱既玩够了，也学到了东西。以后如果你想干一番事业，你在时间和金钱两方面都没有浪费掉。’这位已故的戴格莱蒙的确是名不虚传，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一个年轻人在二十一岁开头时就有一万八千法郎的入息，一定会落到破产的地步。”库蒂尔说。

“除非他一毛不拔，或者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青年。”勃龙台说。

“戈德弗鲁瓦在意大利的四个首都[29]住了一些时候，”皮克西沃继续说，“他到过德国和英国，走马看花地到了一下圣彼得堡，访问了荷兰，于是他同上面提到的三万法郎分了手，因为他生活得像有三万法郎年金收入一样。他到处都能吃到家禽的嫩肉、肉冻和法兰西酒，听见所有的人都说法国话，总之他等于没有离开过巴黎。他真想使自己的心肠黑一点，脸皮厚一点，丢掉幻想，学会听见无论什么都不红脸，尽可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摸透权势人物的秘密利益……呸！他费很大的劲去学习四种语言，换句话说他对每一个观念，要准备四种单词去应付。他从国外回来时是几位讨厌的有钱寡妇的鳏夫，这就是说他在国外享过艳福；他是羞怯怯的，没有被培养成为大器；是个好孩子，十分信任人，被谁邀请到家里，就不可能对他家说一句坏话；太忠厚了，不能成为外交家，总而言之，他就是我们称为老实孩子的那一类人。”

“一句话，他是一个拿着一万八千法郎，准备投资到他第一次见到的股票的小孩。”库蒂尔说。

“库蒂尔这鬼东西总是惯于提前分红，他竟把我的故事结局提前说出来了！我刚才说到哪里了？说到博德诺尔回国。他在马拉凯码头安顿下来以后，除了日常必需的开支以外，再有一千法郎也不够他在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定一个包厢。每逢他赌博或者打赌输了二十五或者三十个路易，他当然照付；如果他赢了，他就把钱花光，如果我们愚蠢得去跟人打赌的话，当然也会这样。博德诺尔收入一万八千法郎还觉得手头拮据万分，就感到有必要创立一笔我们今天称为流通资金的款子。他坚持不能够自己毁了自己，就去同他的监护人商量。‘我的孩子，’戴格莱蒙对他说，‘公债已经长到票面的价值，把你的公债卖掉吧；我已经卖掉了我的和我妻子的公债。纽沁根拿去我的全部资金，给了我六厘利息；学我一样做吧，你可以多一厘利息，一厘利息就够你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过了三天，博德诺尔的确能够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他的收入同他的超额支出恰好平衡，他的物质幸福完满无缺了。如果我们一眼就能问及巴黎所有的年轻人，如同最后审判那天同时问到世世代代在世界各地受难的人一样，无论是国民自卫军也好，野蛮人也好，问问他们，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的幸福是否建筑在下列的项目上：出门能骑马，能乘双人马车或单人马车，带着一个拳头那么大的小马夫，生气勃勃，脸色红润，像托比、乔比、帕迪那样；黄昏时分，能花上十二个法郎雇一辆十分合用的四轮双人出租马车；早上8时、中午、下午4时、傍晚都能够遵照穿衣服的礼节，穿着合适的衣服；能够在所有的大使馆里都受到殷勤的接待，而且昙花一现地同一些国际友人结成泛泛之交；漂亮得并不肉麻，名声很好，衣冠楚楚，态度大方；住在一间精致迷人的小阁楼里，格局就像我对你们说过的马拉凯码头上的那间一样；能邀请你的朋友去著名的牡蛎饭店吃一顿饭，而不必事先同自己的钱袋商量一下；在做任何合理的行动的时候，也不会被‘钱呢？’这样一个问题阻挡住；能够随意更换装饰着他的三匹纯种马的耳朵的玫瑰花球，经常在他的帽子上有新的绸带。所有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上流人在内，都会回答说这个幸福并不完满；我们会说这就像玛德兰娜缺少一个圣坛一样[30]；必须要能爱而且被人爱，或者爱人而不被人爱，或者被人爱而不爱人，或者乱七八糟地爱。这就使我们谈到精神上的幸福了。在1823年1月，博德诺尔在他选择的巴黎交际场所里立定了脚跟，安安稳稳地寻欢作乐，他感到需要有一顶女人的小阳伞来替他遮遮太阳，需要有一位上流妇女来倾听他吐露心曲，他不愿意像一般小青年那样，向普雷沃太太花四个苏买一朵玫瑰花来空嚼玫瑰花的梗子，而且在歌剧院的走廊里叽里咕噜，像笼子里的母鸡一样。总之，他决定把他的心意、思想、感情全部献给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女人！啊！……他起先有一个怪想法，想有一桩不幸的爱情，他花了一些日子，跟在他的漂亮的表妹戴格莱蒙小姐身边，却没有发现一位外交家早已同她跳过《浮士德》中的华尔兹舞。1825年已过去，这一年里只是尝试、寻找、献殷勤而毫无所获。他梦寐以求的恋爱对象没有出现。一见钟情是十分稀少的。在那个时代，习惯势力的障碍正如街上的街垒一样多！说老实话，弟兄们，所谓有失体统的观念已经侵蚀我们了！关于博德诺尔倾心的人儿，我不准备对你们做详细的描写，免得人家责备我同肖像画家、拍卖官员和时装商人竞争。年龄，十九岁；身高，一公尺五十公分；头发，金黄；眉毛，同前；蓝眼珠，中等额，钩鼻，小嘴，下巴短而向上翘，鹅蛋脸；特征，无。这就是他的那位意中人的护照。请你们不要比警察、宪兵、法国所有市镇的市长以及其他权力机构要求更严吧。而且，我老实告诉你们，她像米洛的维纳斯石像那么美。纽沁根太太的舞会相当有名气，她第一次邀请博德诺尔参加她的舞会时，他在一组四人舞里发现了他的意中人，这个一米五十的身材使他着了谜。金黄色的头发像奔腾的瀑布倾泻在一个娇小的脑袋上，这脑袋天真而清新，像水仙的脑袋一样，水仙正在把鼻子按在泉水的水晶窗户上来看春天的花儿哪（这是我们的新文风，句子像我们刚才吃的通心粉一样长）。我们说眉毛同前，也不怕得罪了警察局长，这眉毛可能使可爱的帕尔尼[31]写上六行诗，这位快活的诗人可能很愉快地把这眉毛比作爱神的弓，再加上一句说箭是在下边，可是这支箭是没有力气的，不尖锐的，因为这支箭到今天还带着绵羊似的温柔，这种温柔在壁炉的装饰画里被表现在拉瓦利埃小姐的脸上，当拉瓦利埃小姐不能够在公证人的面前表达她的爱情，只能够向上帝表达她的爱情的时候，就有这种表情[32]。你们知道金黄头发，碧蓝眼珠加上软绵绵的、肉感的和合乎礼仪的跳舞所产生的效果吗？一个年轻姑娘在这种时候不会大胆地扣你的心弦，好像一个褐色头发的姑娘像个西班牙乞丐一样用眼光对着你说：‘给我钱袋，否则就要你的命！给我五个法郎，否则我就瞧不起你。’这种傲慢无礼的美人（有时带点危险！）可能讨许多男人的欢心，可是照我看来，金发女郎往往比热情的褐发女郎更容易结婚，只要金发女郎表现出十分温柔和诚恳，不放弃她的批评人，开玩笑，做放肆的谈话，假装嫉妒，以及一切使女人变得可爱的动作的权利就得了。品质是很值钱的。伊索尔皮肤白皙，像个阿尔萨斯人（她生在斯特拉斯堡，会说一口德国话，稍微带些非常悦耳的法国口音），跳舞跳得十分美妙。她的脚特别小，应该填在‘特征’一栏里，可惜警局的雇员没有登记下来。她能用脚跳出一种特殊的舞步，年老的舞蹈教师们称之为‘夫利夫拉’步伐，可以比得上马尔斯小姐[33]的动听的朗诵，因为文艺同艺术的女神是姊妹，舞蹈家同诗人同样立足在地上。伊索尔的两只脚会谈话，说起话来清楚、明确、轻快、迅速，能把心事曲曲传出。‘她有一点夫利夫拉！’这就是马塞尔的最高的奖赏；马塞尔是唯一称得上伟大的舞蹈教师。人们称他为马塞尔大师，就像称呼腓德烈大帝那样，而且是在腓德烈大帝统治的时代呢。”

“他写过芭蕾舞剧吗？”斐诺问。

“写过一点，像《四元素》《文雅的欧洲》之类。”

“这是什么时代啊，”斐诺说，“王公大人竟为舞女们的穿戴操心！”

“有失体统！”皮克西沃继续说，“伊索尔并不踮起脚尖跳舞，她站稳在地上，摇摆而不是动，不多不少恰好像一个年轻姑娘应该做的那样肉感地摇摆。马塞尔经常带点深奥的哲理说，不同身份有不同的舞蹈：一个已婚的女人的跳舞应该不同于一个年轻姑娘，一个官吏不同于一个银行家，一个军人不同于一个侍臣；他甚至还说一个陆军兵士的跳舞应该不同于骑兵；从这点出发，他进而分析整个社会。所有这些细致的区别，都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啊！”勃龙台说，“你发现了最大的不幸了。如果人们都了解马塞尔，法国革命就不致发生了。”

皮克西沃继续说：“博德诺尔走遍了欧洲，不是没有机会来仔细研究外国的舞蹈。如果他不深入细致地掌握被人称为毫无价值的舞蹈艺术，也许他就不会爱上这位年轻姑娘了；可是拥挤在圣拉扎尔街纽沁根的漂亮客厅里的三百个客人中，只有他懂得从传神达意的舞蹈里看出人所未知的爱情。人人都注意伊索尔·达尔德里热的舞姿，可是在我们这世纪里，人人都叫喊：‘算了吧！别过分认真！’因此，一个人只是说：‘这个年轻姑娘跳舞跳得真好’（这是一个公证人事务所的书记）；另一个说：‘这个年轻姑娘的跳舞真迷人’（这是一个包着头巾的贵妇人）；第三个，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说：‘这个娇小玲珑的姑娘跳舞跳得不坏！’至于伟大的马塞尔，我们可以模仿他的名言说：‘四人舞的第二轮包含这多少东西啊！’”

“你说得快一点吧！”勃龙台说，“你太矫揉造作了。”

皮克西沃斜着眼睛看了勃龙台一眼，继续说：“伊索尔穿着一件朴素的白绉纱连衣裙，镶着绿色绸带，头发里插着一朵茶花，腰带上一朵茶花，裙上一朵茶花，还有一朵茶花……”

“好了，好了！简直是桑丘[34]的三百只羊了！”

“亲爱的朋友，一切文学都是这样的嘛！《克拉丽沙》[35]是一部杰作，共有十四卷之多，可是最笨的杂剧作家也可以把它缩成一幕。只要你觉得我讲得有趣，你为什么要抱怨？这种装扮产生十分动人的效果。难道你不喜欢茶花吗？你想要天竺牡丹吗？不要。好吧，给你一颗栗子，拿着！”皮克西沃说，他一定是扔了一颗栗子给勃龙台，因为我们听见了盘子里的响声。

“算了，我错了，继续说下去吧！”勃龙台说。

“我接下去说，”皮克西沃说，“拉斯蒂涅是博德诺尔的知心朋友之一，他用手指着佩戴白茶花而且花叶齐全的小姑娘对博德诺尔说：‘她是不是漂亮得值得娶她？’博德诺尔凑在他的耳边回答：‘我正在这样想呢。我心里想：与其在幸福的时刻担惊受怕，好不容易在一个心不在焉的女子耳边说句体己话，在意大利剧院里张望有没有头戴红花或白花的姑娘，在布洛涅森林里看看马车的门上有没有一只戴着手套的纤手，就像在米兰和罗马的科尔索大街上我们惯常做的那样；与其躲在门背后偷吃一口酒浸百果糕，像跟班偷喝一瓶酒一样；与其绞尽脑汁像邮差那样写信和收信，这些信里没有两行甜甜蜜蜜的情话，只是今天长达五卷对开本，明天又缩短成两页，这真叫人厌倦；与其偷偷摸摸，东追西逐，不如让自己投身于让·雅克·卢梭所羡慕的值得敬爱的恋爱中去，爱上一个像伊索尔那样的姑娘，如果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话，就把她娶为妻子，总之，一句话，当一个幸福的维特[36]！’‘真是一个可笑的家伙，跟别的家伙一模一样，’拉斯蒂涅一本正经地说，‘我处在你的地位，也许我要走禁欲主义的道路，那真是其乐无穷，既新奇，又独特，而且惠而不费。你的蒙娜·丽莎是温柔可爱的，可是我要警告你，她像芭蕾舞的音乐一样愚蠢可笑。’拉斯蒂涅说最末一句话时的神态，使博德诺尔认为他的朋友有利害关系要向他泼冷水，他以过去当外交官的体验，认为他的朋友就是他的情敌。真是一个人选错了职业，就会影响他的一生。博德诺尔对伊索尔·达尔德里热小姐那么着迷，以致拉斯蒂涅走过去找到一位在打牌室里闲聊的身材高大的姑娘，附在耳边对她说：‘玛尔维娜，你的妹妹刚钓到一条有一万八千法郎收入的大鱼，他出身望族，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地位，而且人品端正；你瞄着他们一点，如果他们双方都愿意的话，你得设法叫伊索尔跟你说心里话，使得伊索尔不经过你的教导不回答他片言只字……’将近深夜两点钟的时候，伊索尔站在一个妇女旁边，这妇人有四十岁年纪，模样像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打扮得像歌剧《堂璜》里的齐莲娜那么风流，仆人进来对这妇人说：‘男爵夫人的车子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博德诺尔便看见他的德国民歌里的美人儿，拉着她的怪诞的母亲走进候车室，玛尔维娜跟着她们。博德诺尔假装（真幼稚！）去看一看他的乔比到底蹲在哪一所蜜饯里，就幸运地看见伊索尔同玛尔维娜把她们的快活的母亲裹在皮袍子里，而且为在巴黎夜行作了一些小小的装饰打扮。两姐妹像训练有素的猫儿，觎着一只老鼠而装出没有看见的样子，用眼角上下打量博德诺尔。他相当满意地望着一个高大的穿制服戴手套的阿尔萨斯仆人，拿着三双皮里子的鞋给三位女主人更换，这仆人的声调、服装、态度都使他满意。世上从未有两姐妹生得像伊索尔和玛尔维娜那样的不同。姐姐身材高大，褐色头发，伊索尔矮小而头发金黄；妹妹轮廓纤细优美，姐姐健壮粗大；伊索尔以柔弱无力见胜，甚至一个中学生看见了也想加以保护，玛尔维娜则是《你是否在巴塞罗那看见过？》一诗中的女主角。伊索尔在她姐姐旁边，就像一幅肖像油画旁边的一张小画片。‘她很有钱！’博德诺尔一回到舞会里就对拉斯蒂涅说。‘谁呀？’‘这位年轻姑娘。’‘噢！伊索尔·达尔德里热吗？是啊。她的母亲是寡妇，纽沁根曾经在她的丈夫的银行里当过职员。你想再见她吗？向德·雷斯托夫人恭维几句，她后天举行一次舞会，达尔德里热男爵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准定出席，你也会被邀请的。’连续三天，在他的脑子的暗室里，博德诺尔看见他的伊索尔和白茶花，以及她的脑袋的种种姿势，好像我们注视一件十分明亮的物件时间太久了，闭上眼睛还能看见它，只是缩小了些，仍然色彩鲜明，在黑暗中闪耀发亮。”

“皮克西沃，你尽讲空空洞洞的事，你应该给我们叙述一些场景才是！”库蒂尔说。

“场景来了！”皮克西沃一定是装出侍者上菜的姿势，“先生们，这儿就是你们要的场景！注意，斐诺！应该扯你的嘴巴就像一个马车夫拉他的瘦马一样！泰奥多拉·马格里特·威廉明娜·阿道菲斯太太（曼海姆[37]的阿道菲斯银行的老板娘），是达尔德里热男爵的寡妇，她不是一个肥胖、结实、白皙、爱好思索的德国女人，不是脸色像啤酒泡沫那么金黄，具有日耳曼的传统的女人，就像小说里面所写的那样。她的脸颊依然鲜嫩，颧骨上两块红颜色就像纽伦堡的玩具娃娃一样，两边鬓角上的涡形卷发十分引人注目，眼光是挑逗人的，没有一根白头发，瘦削身材，可惜她想有瘦削身材的野心被她使用的紧身褡的袍子表现得十分明显。她的前额和两边额角上有几条无法控制的皱纹，她恨不得学妮农一样，把它们从头上赶到脚跟，可是那些皱纹仍然弯弯曲曲地死赖在最明显的地方。在她的脸上，鼻身的颜色消退了，鼻尖却红起来，同颧骨的颜色一样，很不雅观。由于她是唯一的继承人，被父母宠坏了，被丈夫宠坏了，被斯特拉斯堡宠坏了，还经常被她的两个孝顺女儿宠坏了，因而男爵夫人还佩戴玫瑰花，穿着短裙，紧身褡的尖端上打一个结，使她的消瘦身材显现出来。一个巴黎人看见男爵夫人从马路上走过，就会微笑起来批评她，而没有理会可以减刑的事由，就像当代陪审团在审判一个弑兄案件时一样！嘲笑者总是浅薄的，因而也是残忍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被嘲笑者有哪些可笑的地方应该归咎于社会，因为大自然只产生野兽，而我们的傻瓜却是社会造成的。”

“我佩服皮克西沃，”勃龙台说，“就在于他很全面；当他不嘲笑别人的时候，他就嘲笑他自己。”

“勃龙台，我不回敬你，”皮克西沃用巧妙的口气回答，“如果这位矮小的男爵夫人轻浮、无忧无虑、自私自利、不会算计，这些缺点的责任应归罪于曼海姆的阿道菲斯银行，应归罪于达尔德里热男爵对她的盲目的爱。这位男爵夫人像羔羊一样温顺，心地善良，易动感情，但可惜她的感情不能持久，因此必须经常更新。男爵死的时候，这位牧羊女几乎要殉夫而死，因为她的痛苦十分剧烈而且真诚；可是……第二天午饭的时候，餐桌上摆上了她喜欢吃的豌豆，这些鲜美的豌豆安定了她的神经。她被她的两个女儿和家里人如此盲目地爱着，因此全家都庆幸有这一盘豌豆使他们能够避免让男爵夫人看到丧礼的悲伤景象。伊索尔和玛尔维娜不让她们敬爱的母亲看到她们的泪水，她们忙着叫她选择丧服，在《安魂曲》唱起来的时候，她们正在让她定制丧服。正当棺材放到那个巨大的、黑白相间而且打过蜡的灵柩台上的时候——这个灵柩台已经替三千个有身份的死人尽过职了，这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殡仪职员告诉我的，我曾经请他喝过两杯白葡萄酒，请教过他；正当漠不关心的低级僧侣放大喉咙唱着‘愤怒的日子’[38]的时候，正当同样漠不关心的高级僧侣念着经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些在教堂或坐或站浑身穿着黑服的朋友们在说些什么吗？（这就是你们需要的场景了。）慢着，你们看见他们了吗？‘你想达尔德里热老头会留下多少钱？’德罗什问泰伊番，就是那个在他自己死前不久给我们举行了那次空前热闹的宴会的泰伊番……”

“那时候德罗什是不是在当律师？”

“在1822年他正在谈判要顶一个事务所，”库蒂尔说，“对一个收入从来不超过一千八百法郎的穷职员的儿子来说，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他的母亲主持一间卖印花公文纸的小店。可是从1818年到1822年，他着实埋头苦干过。他初进但维尔的事务所时，是四等办事员，到了1819年就升为二等办事员。”

“德罗什吗？”

“是的，”皮克西沃说，“德罗什像我们这些人一样，曾经穷得身无分文。他老是穿着太窄的衣服，伸出过短的袖子，他忍无可忍，才拼着命钻研法律，花了钱买了一个不包括雇主的空头事务所。他成了一个不名一文的律师，没用雇主光顾，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别的朋友，还要付买价和保证金的利息。”

“他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头从巴黎博物馆里逃出来的老虎，”库蒂尔说，“又瘦，头发又红，眼珠的颜色像西班牙的鼻烟，面目可憎，冷酷无情，对寡妇粗暴，对孤儿无情，十分勤奋，对他的办事员们则是一个阎王，不许他们浪费一秒钟，他自己有学识，刁钻狡猾，两面三刀，甜言蜜语，从来不动感情，能像一个司法界人员那样怀恨在心。”

“他也有好的一面，”斐诺嚷起来，“他对朋友非常忠实，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玛莉埃特的兄弟高特夏找来当他的首席书记。”

“在巴黎，”勃龙台说，“律师只有两种微小的差别：一种律师是老实人，遵守法律，尽力办案，决不兜揽生意，不忽视任何事情，老老实实向他的主顾提出忠告，在有争执的问题上使他们和解，总之，他是一个但维尔。另一种是欲壑难填的律师，对于他，只要有公费入袋什么事情都赶干；他会唆使行星相斗，而把大山卖掉；他会使流氓战胜一个老实人，如果老实人一时失着的话。当这种律师行使流氓手段行使得太过分的时候，法院就强迫他让出他的案件。德罗什，我们的朋友德罗什，很明白这种穷鬼们相当穷苦地干着的勾当：他把那些害怕打败官司的人的案子都包揽下来，他发现一点狡辩的借口就冲向前去紧紧抓住不放，一心一意想脱离穷困。他做得对，他很忠实地执行他的职务。他在政界人物里找到了靠山，因为他帮助他们把棘手的案件翻过身来，跟帮助我们亲爱的台·吕卜克斯一样，后者当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德罗什为了摆脱窘境，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法院对他印象很不好，他总是花很大的气力去纠正他的当事人的错误！……好吧，皮克西沃，言归正传吧……德罗什怎么会在教堂里的？”

“‘达尔德里热留下了七八十万法郎！’泰伊番回答德罗什。‘噢！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财产有多少，’死者的一个朋友韦布律斯特说。‘谁？’‘纽沁根这个狡猾的胖子；他会送殡一直送到公墓里，达尔德里热是他以前的老板，为了报恩，他把这个老好人的全部资金都拿去投资了。’‘他的寡妇会马上发现有很大的不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瞧，杜·蒂埃来了，他来得太迟，弥撒已经过了一半了。’‘他一定会娶死者的长女。’‘这可能吗？’德罗什说，‘他同罗甘太太勾搭得可紧呢。’‘他！勾搭？……你根本不懂得他。’‘你们知道纽沁根同杜·蒂埃的身份吗？’德罗什问。‘这个身份就是，’泰伊番说，‘纽沁根使这样一个人，他吞没了他以前老板的资金，又还给他。’‘嘿！嘿！’韦布律斯特说，‘教堂里真潮湿，嘿！嘿！’‘怎么又还给他……’‘是这样，纽沁根知道杜·蒂埃有一大笔财产，他想叫他娶玛尔维娜；可是杜·蒂埃不相信纽沁根。对于能够看穿其中奥妙的人，这场斗争可真有趣。’‘怎么，’韦布律斯特说，‘已经到结婚的年龄了吗？我们老得真快啊！’‘玛尔维娜·达尔德里热已经不止二十岁了，亲爱的。达尔德里热老头在1800年结的婚！他举行婚礼的时候，后来生下玛尔维娜的时候，他都曾在斯特拉斯堡相当阔气地请过客。那时是在1801年签订《亚眠和约》的时候，而我们现在时在1823年，韦布律斯特老爹。在那时候，一切都受奥西恩的诗歌[39]的影响，所以他把女儿取名为玛尔维娜。六年以后，帝政时代，吹起了一阵骑士风，就是所谓《向叙利亚出发……》，其实是胡扯淡，他把第二个女儿取名伊索尔，她今年十七岁。两个女儿都等待着出阁。’‘这些妇女过了十年保管不名一文，’韦布律斯特低声秘密地对德罗什说。‘达尔德里热有一个老仆人，’泰伊番说，‘就是那个在教堂深处张开喉咙唱歌的老家伙；他眼看着这两位小姐长大，他会尽自己的能力张罗，保证她们能够活下去的’唱歌班唱：‘愤怒的日子！’合唱队的孩子们唱：‘这个日子！’泰伊番说：‘再见吧，韦布律斯特；听见唱起《愤怒的日子》，我太想念我死去的儿子了。’‘我也走了，这儿太潮湿，’韦布律斯特说。（歌声：在燃烧的木炭中。）教堂门外的穷人堆：‘给几个苏吧，好心的先生们！’瑞士看门人说：‘布施！布施！为了教堂的开支。’唱歌班唱：‘阿门！’一个朋友问：‘他怎么死的？’一个少有的喜欢说笑话的人说‘他的脚上断了一条血管。’一个过路人问：‘谁死了？’一个亲戚回答：‘孟德斯鸠院长。’教堂的圣器保管人对穷人们说：‘你们都给我滚，给你们的钱都交给教堂了，不要再讨了！’”

“模仿得惟妙惟肖！”库蒂尔说。

（说真的，我们好像听到了教堂里的一切动作。皮克西沃什么都模仿，甚至用脚在地板上拖动，以模仿抬死尸的人抬着死尸走动着。）

“有许多诗人、小说家、作家，对巴黎的习俗说过许多好话，”皮克西沃接下去说，“可是刚才我所说的才是丧礼的真相。为可怜的死鬼吊丧的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在教堂里堂而皇之谈论生意经和寻欢作乐的事情。要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才能观察到一点点真正的悲痛之情。世界上真的有无私的痛苦吗？”

“嘿！嘿！”勃龙台说，“再也没有比死更不受人尊重的了，也许因为这里可尊重的成分不多？”

“这太普遍了！”皮克西沃说，“弥撒完了后，纽沁根和杜·蒂埃伴送死者到坟地。老仆人步行。车夫赶着马车跟在神父的马车的后头。‘喂，我的好朋友，’纽沁根用他的阿尔萨斯口音的法语对杜·蒂埃说，这时他们在林荫道上拐弯，‘现在是你娶玛尔维娜的好时机，她们一家都泡在泪水里，你要当她们的保护人；你会有一个家，一个窝；你会有一座布置得现现成成的住宅，而且玛尔维娜真正是一个无价之宝。’”

“你用的阿尔萨斯口音使我仿佛真正听到罗贝尔·马凯尔·德·纽沁根这老家伙说话！”斐诺说。

“‘一个可爱的姑娘。’费迪南·杜·蒂埃用毫无热情的热烈口气回答。”皮克西沃说。

“一句话就表达出整个杜·蒂埃了！”库蒂尔嚷着说。

“‘不了解她的人，也许以为她很丑，可是，我承认，她有一颗很好的灵魂，’杜·蒂埃说，‘心地好，那是最要紧的；亲爱的，她一定又忠心又聪明。在我们这种肮脏的行当中，没有人知道谁死谁活；能够相信他的妻子的心，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你知道，我的但斐纳给我带来一百多万嫁妆，我宁可拿她来交换玛尔维娜，即使玛尔维娜没有那么多的嫁妆。’‘那么她究竟有多少啊？’‘确切数目我不知道，’纽沁根男爵说，‘不过她总有一点。’‘她有一个酷爱玫瑰花的母亲！’杜·蒂埃说。这句话就结束了纽沁根的试探。吃过晚饭，男爵告诉威廉明娜·阿道菲斯，说她还有大约四十万法郎存在他那里。曼海姆的阿道菲斯的女儿听见她只剩下二万四千法郎的年收入，就在脑子里盘算，越算越糊涂。‘怎么！’她对玛尔维娜说，‘怎么！我以前一直有六千法郎存放在裁缝那里给我们做衣服，这些钱你父亲是从哪里搞来的啊？二万四千法郎的收入就等于没有一个子儿，我们穷了。啊！如果我的父亲没有死，看见我落到这种地步，他也没命啦！可怜的威廉明娜啊！’她号啕大哭起来。玛尔维娜不知怎样安慰她妈才好，只能对她说，她还年轻标致，玫瑰花同她很相配，她可以到歌剧院去，到滑稽剧院去，就坐在纽沁根太太的包厢里。她用宴会、舞会、音乐、漂亮的服装、在社交界大出风头等等甜蜜的梦想去哄她，才把她妈哄得开始在天蓝色丝绸帐子的床上入睡；她的卧房十分漂亮，同那间在两夜之前达尔德里热男爵咽了最后一口气的房间相连。在这里我们要用三言两语把男爵的历史叙一叙。在他生前，这位可敬的阿尔萨斯人在斯特拉斯堡开银行，拥有约莫三百万财产。1800年，他三十六岁，正当他在革命时期发足了财的时候，一半由于虚荣，一半出自爱情，他娶了曼海姆的阿道菲斯家的女继承人做妻子。这个威廉明娜是全家的偶像，过了十年，她就继承了全家的财产。那时候达尔德里热的家产就翻了一番，于是他被皇帝兼国王陛下[40]晋封为男爵，他也就成为这位伟大人物的狂热崇拜者。在1814年和1815年之间，由于他过分相信这位奥斯特利茨的英雄，结果弄得他自己的银行破产。这位诚实的阿尔萨斯人既不停止付款，也不用毫无信用的股票偿付他的债权人，他是打开银行大门付款，结果只能退出银行界。他以前的首席伙计纽沁根对他的批评真不错：‘老实，可惜太愚蠢！’债务全部偿清以后，他手头还有五十万法郎和对帝国的债权，而帝国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相信拿破仑的结果，’当他看见清理的结果时，就这样对自己说。当你在一个城市做惯了头面人物以后，忽然家道中落，你将何以自处呢？这位阿尔萨斯的银行家就跟所有破产的外省人一样，搬到巴黎来住；他勇敢地在巴黎佩戴绣着帝国之鹰的三色皮带，而且整天混在波拿巴党人的圈子里。他把他的资金交给纽沁根男爵，纽沁根给他八厘利息，对于他的帝国债权则打六折接受，这样就使得达尔德里热紧握纽沁根的手说：‘我早已知道我一定会在你身上找到一颗阿尔萨斯人的良心！’纽沁根转过身来，却转卖给我们的朋友台·吕卜克斯，金额全数照付，不打折扣。即使达尔德里热被七折八折扣骗去一点钱，他的工业利润还有四万四千法郎。他是习惯于在生意场上活动的人，一旦离开这种生活，就使他的烦恼厌倦有增无减。他有一颗高贵的心灵，他就决心为了妻子的幸福牺牲自己。他的妻子的财产早已一干二净，她像一个对钱财账目一无所知的姑娘一样，轻轻易易就把财产让人家拿走。因此男爵夫人又像她以前那样寻欢作乐，斯特拉斯堡社交界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很快就被巴黎的各种娱乐填满了。纽沁根银行这时已经在银行界高踞首席，像它现在一样。那位精明的男爵就以很好地对待那位老实的男爵作为自己的荣誉。这个美德在纽沁根的客厅里表现得很突出。每年冬天，达尔德里热的资金总花掉一点；但是他压根儿不敢对阿道菲斯的掌上明珠做最轻微的谴责；他的爱情是世界上最巧妙也最不聪明的爱情。老实人，可惜太愚蠢！他临死时自己问自己：‘没有我她们怎么办呢？’然后，在他回光返照的时刻，他同他的老仆维尔特单独在一起，他就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嘱托给这个老好人，似乎整个住宅里只有这个阿尔萨斯的忠仆是个有头脑的人。三年以后，1826年，伊索尔二十岁，玛尔维娜还没有嫁人。玛尔维娜踏进了社交界，终于发觉了人与人的关系多么虚假，一切都要经过多么仔细的考察研究和确定。像大多数所谓有教养的女子一样，玛尔维娜不懂得生活，不懂得金钱的重要、金钱的来之不易，也不懂得物价。因此，这六年来，每一个教训对于她都是一个创伤。已故的达尔德里热遗留在纽沁根银行的四十万法郎，已经过到男爵夫人的户头上，因为她丈夫的遗产倒欠她十二万法郎；而且在手头紧的时候，她总是把这些钱拿来使用，好像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似的。当我们的雄鸽子向他的雌鸽子进攻的时候，纽沁根熟知他以前的老板娘的性格，一定把她的目前经济情况向玛尔维娜开诚布公地谈过了：现在存在他银行里的，只有三十万法郎，二万四千法郎的年金因此就减到一万八千了。维尔特把这个家维持现状已经挨了三年！在这次密谈之后，玛尔维娜把马匹更换了，马车卖了，辞掉车夫，这些都瞒住了她的母亲。屋子里的家具都是十年前的旧物，不能换新的了，可是其余一切也都逐渐失去了光彩。对于那些喜欢和谐的人，还不算太坏。因为男爵夫人，以前是一直保养得很好的花儿，现在她开始像11月中旬树丛中唯一一朵冷得发抖的玫瑰花了。我就亲眼看见这个富有的家庭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地没落下去的景象！老实说，这真可怕！这是我最后一件伤心事。后来我对自己说：‘这么认真地去管别人家的事，真是傻极了！’我当职员的时候，我到过哪家人家吃饭，我就替他们家操心，我听见大家说他们坏话我就为他们辩护，我从来不说他们坏话，我……啊！我那时真是一个小孩子。听到她的女儿告诉她目前的经济情况时，那位以前的掌上明珠就大声叫喊起来：‘我的可怜的孩子们啊！如今谁来替我做衣服呢？我再也不能够戴上新帽子，接待客人或者出去当客人了！’——你们认为凭什么可以看出一个男人落入了情网？”皮克西沃突然停下来发问，“问题就是要知道博德诺尔是不是真的爱上了这个矮小的金发女郎。”

“要看他是不是整天心不在焉，不顾自己的事。”库蒂尔回答。

“要看他是不是一天换三件衬衫。”斐诺说。

“一个前提要先解决，”勃龙台说，“一个卓越的人能落入情网吗？”

“朋友们，”皮克西沃带着伤感的神气继续说，“我们要像对待毒蛇那样谨防那种人，这种人爱上一个女人，却又弹一弹手指，或者扔掉雪茄烟，说一句：‘呸！世界上还有别的女人！’可是政府却可以雇佣他在外交部里做事。勃龙台，我请你注意博德诺尔早已脱离外交界了。”

“那么，他陷入情网了，恋爱对于傻瓜们是变成伟大的唯一机会。”勃龙台回答。

“勃龙台，勃龙台，为什么我们这么穷呀？”皮克西沃喊道。

“为什么斐诺这么有钱？”勃龙台说，“让我来告诉你吧，老兄，我们彼此很了解。看哪，斐诺替我斟满了酒，好像我替他把木柴送上楼一样。可是，吃完了饭，应该好好地压压酒……对吗？”

“对的，陷入情网的博德诺尔同高大的玛尔维娜、轻佻的男爵夫人和娇小玲珑的跳舞姑娘搞得非常熟了。他变成一个小心谨慎、不敢放肆的仆人。这个破落的家庭并没有吓退他。不！他逐渐看惯了这些百孔千疮的景象。客厅里那块有白色图案的绿色凸花绸布在他眼中看来，既不过时，也不陈旧，没有污点，也不需要更换。窗帘，茶几，壁炉架上的小摆设，老式的烛台，绒毛已经磨光了的东方地毯，钢琴，漆花的小餐具，已经像西班牙式镂空的有流苏的餐巾，男爵夫人蓝色卧房前面的那间波斯式客厅，同它所有的装饰品，在他眼中看来，这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愚笨的妇女，依仗着光鲜照人的美貌，遮盖住心地、灵魂和头脑，才能使人像这样地把一切缺点都忘记得一干二净，因为聪明的妇女从不滥用她的优越条件，要能抓住一个男人，必须渺小和愚蠢。博德诺尔对我说过，他十分喜欢那个严肃的老仆维尔特！这个老家伙对他未来的主人恭敬得像个天主教徒对待耶稣圣体一样。老实的维尔特是德国的一个圣徒，是那种把精明隐藏在善良之中的喝啤酒的人，就像中世纪的大主教把匕首藏在衣袖里一样。维尔特看出博德诺尔是伊索尔的未来丈夫，就运用阿尔萨斯人的善良态度，在博德诺尔周围布下迂回曲折的迷魂阵，这是所有粘胶材料中最有黏性的一种胶水。达尔德里热太太真是彻头彻尾的有失体统，因为她认为恋爱是最自然的事情。每当伊索尔同玛尔维娜一同外出，到杜伊勒里公园或香榭丽舍大街去的时候，她们会在那里见到熟识的青年人，她们的母亲就对她们说：‘亲爱的女儿，开开心心地玩个痛快吧！’她们的朋友是唯一能说她们坏话的人，他们都为她们辩护；因为在达尔德里热的客厅里，每个人都能够绝对地无拘无束，使这里成了巴黎的独一无二的地方。即使花上几百万，也难得到这样的晚会，在这样的晚会里可以自由地谈论一切，礼服可以随便穿或不穿，还可以自由随便到叫她们给你开饭。两姊妹可以爱写信给谁就写给谁，也可以若无其事地在她们的母亲身边收读回信，男爵夫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查问一下信件的内容。这位可敬的母亲，由于她的自私，使两个女儿受惠无穷，而且得到世界上最亲切的爱情，因为自私的人怕被人麻烦，就不去麻烦别人，他们从来不用刺耳的忠言，苦口良药般的责备去妨碍周围的人生活；他们也不会由于过分友爱，想知道一切和控制一切因而困扰你，使你受不了……”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勃龙台说，“可是，亲爱的，你不是在叙述事实，你是在开玩笑……”

“勃龙台，如果你不是喝醉了的话，你太使我伤心了！我们四个人当中，他算是真正有文学修养的！由于他，我才把你们当作知音，我把我的故事发挥了一番，现在他倒批评起我来了！朋友们，智力贫乏的最大特征是堆砌事实。至高无上的喜剧《恨世者》[41]证明了艺术在于有本领在针尖上建筑一座宫殿。我的思想的奥妙之处在那根能够在十秒钟内把沙漠变成城市的仙杖里面（所花的时间只是干一杯酒的时间）！你们要我把故事讲得好像炮弹飞过一样，还是像一个司令官的报告那样？我们谈着，笑着，而这位新闻记者，头脑冷静的厌恶图书的人，当他喝醉酒的时候，想要我的舌头像一本书那么愚蠢地翻动（他假装哭起来）。有人想把法兰西的风趣谈吐的幽默部分去掉，法兰西的想象力就呜呼哀哉了！唉，‘愤怒的日子！’让我们为‘老实人’[42]的死去而哭泣吧，《纯粹理性批判》万岁，《象征论》还有其他各种学说已经被德国人印成厚厚的五大卷，那些德国人根本不知道巴黎从1750年已将它们提炼成几句精练的话，这就是我们民族智慧的宝石！勃龙台是抬了棺材去自杀，他在他的报纸上报导了许多伟人的临终遗言，其实他们死的时候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你继续说下去吧。”斐诺说。

“我是想向你们解释，一个不持有股票的人（向库蒂尔致敬！），他的幸福是在哪里。好吧，现在难道你们还看不出博德诺尔花了多大的代价，才获得一个青年人所梦想的最大幸福吗？他研究伊索尔，为的就是想让她了解他！互相了解的东西必然是相似的。可是能够相似的东西只有虚无和无限：虚无就是愚蠢，天才就是无限。这一对情人互相写着世界上最愚蠢的信件，用一张张洒过香水的信纸写上各式各样时髦的语句：‘我的天使！我的美妙的音乐！有了你，我就十全十美了！在我男子汉的胸膛里有一颗心！软弱的女人！可怜的我啊！’等等一切当代最无聊的情话。博德诺尔往往在一间客厅里坐不上十分钟，同女人们谈话漫不经心，她们于是认为他很聪明，他就是那种别人以为他聪明他才聪明的那种人。总之，你们可以判断他陷进去到了什么程度：乔比，他的马，他的马车，都变成他生活中次要的东西了。他觉得快活的时候，只是缩在男爵夫人对面的一只舒适的沙发椅里，在古铜色大理石的壁炉旁边，目不转睛地瞧着伊索尔，一边喝茶，一边同几个熟朋友聊天；这些朋友每晚11点到12点之间，总要来到纡贝尔街，在这儿他们可以毫无畏惧地打纸牌赌钱，我是经常在那里赢钱的。有一次伊索尔把她穿着黑缎鞋的美妙的小脚儿伸出来，博德诺尔对着那脚儿注视了许久，等到别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就对伊索尔说：‘把你的鞋儿送给我……’伊索尔抬起脚，搁在一张椅子上，脱下鞋子，给了他，同时向他望上一眼，一种……眼光，用不着说出来，你们也懂。博德诺尔终于在玛尔维娜身上发现一件重大的秘密。每当杜·蒂埃敲门的时候，玛尔维娜的脸上立刻泛起红晕，好像在说：‘是费迪南！’这位可怜的姑娘的眼睛望着这头两脚老虎的时候，它们就突然闪耀发亮，好像一团炭火被一股风吹了一下；每当费迪南带她到窗户旁边或者小茶几旁边单独谈话的时候，她就不自觉地流露出无限喜悦的心情。一个女人陷入情网，竟然变得如此天真，让自己的心事流露出来，这是罕有的，也是很美的。我的上帝，在巴黎，其罕见的程度好比到印度去找会唱歌的花儿一样。但是尽管这种友情从达尔德里热最初到纽沁根家做客时就开始，费迪南却始终不曾娶玛尔维娜。我们的狠心的朋友杜·蒂埃对于德罗什热烈地追求玛尔维娜，并不表现出嫉妒的样子；这位法律界人士估量玛尔维娜的嫁妆不会少于一万五千艾居，拿了这笔钱就可以付清他的开业顶费，所以他就装出一往情深的样子！杜·蒂埃的冷漠态度使玛尔维娜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可是她深深地爱着杜·蒂埃，竟不忍叫他吃闭门羹。在这姑娘身上，全副心思，全部感情，全部情绪的流露，都在做着斗争，有时自尊心屈服于爱情，有时受伤害的爱情又让自尊心占了上风。我们的朋友费迪南却心安理得、不慌不忙地把她的柔情蜜意照收不误；他慢慢享受这周情蜜意，仿佛一只老虎津津有味地舔它嘴唇上沾染的鲜血；他想把爱情的凭证搞到手，每隔两天，总要到纡贝尔街来拜访一次。这家伙那时候大约有一百八十万法郎，钱的问题对他来说无足轻重；他不仅拒绝了玛尔维娜，而且拒绝了纽沁根和拉斯蒂涅两位男爵，这两个人叫他以每天七十五里的速度，乘着驿车毫无线索地在他们狡猾地布置下的迷宫里奔走，也打不通他的思想。博德诺尔忍不住要同他的未来内姊谈一谈，谈论一下她处在一个银行家和一个律师之间的尴尬地位。‘你是想同我谈关于费迪南的问题，想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吧，’她坦率地说，‘亲爱的戈德弗鲁瓦，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吧，费迪南的出身、经历和家产在这件事上是无足轻重的，因此相信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吧。’可是过了几天，玛尔维娜把博德诺尔拉过一旁，对他说：‘我认为德罗什不是个老实人（这完全是爱情的本能作用！），他想娶我，却另外去追求一个杂货商人的女儿。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备用物，也想知道婚姻对他说来是不是一桩生意经。’尽管德罗什十分聪明，也猜不透杜·蒂埃的心思，他十分害怕杜·蒂埃同玛尔维娜结婚。因此，这家伙只好打退堂鼓了，他的情况十分不妙，他赚的钱除了开销外，还不够付他的债务的利息。妇女们对这些事是一无所知的，在她们看来，谈情说爱的人永远是百万富翁！”

“不过，既然德罗什也好，杜·蒂埃也好，都没有娶玛尔维娜，”斐诺说，“你就给我们谈谈费迪南的秘密吧！”

“他的秘密就在这里，”皮克西沃回答，“一条总的原则是：一个年轻姑娘一旦把她的鞋子给了一个人，哪怕她十年不肯嫁给他，她也不会再同那个……”

“胡说！”勃龙台打断他说，“恋爱的一个理由也是因为曾经恋爱过。秘密应该在这里，一条总的原则是：当你将来能够成为但泽公爵和法国元帅时，千万不要在当军曹时就结婚。因此，你们看看杜·蒂埃攀上了哪一门亲事吧！他娶了德·格朗维尔伯爵的一个女儿，他家是法国最古老的显宦家族之一。”

“德罗什的母亲有一位女友，”皮克西沃继续说，“她是一家草药店的老板娘，这个草药店老板赚了一大笔钱，已经退休。这些做药材生意的人有一种可笑的想法：要给女儿们受良好教育，就送她们到私立寄宿学校去住读！这位玛蒂法打算给女儿一门好亲事，给他的女儿不折不扣整整二十万法郎，上面没有一点草药的味道。”

“是佛洛里纳的玛蒂法吗？”勃龙台问。

“对的，是罗斯多的玛蒂法，总之，是我们的玛蒂法！这玛蒂法一族那时候在我们眼中已经消失，这时又搬回谢午街居住，这条街同隆巴街完全不同，是两个极端，他们倒是在隆巴街发的财。我曾经同玛蒂法家相处很好。我以前在部里当苦工的时候，每天有八小时同世界上最蠢的傻瓜挤在一起，我见过一些古怪的人，他们说服我，要我相信黑暗也是高低不平的，最平的平面也有棱角！是的，亲爱的朋友，这个市侩与另一个市侩之不同，正如拉斐尔与纳图瓦尔[43]不同一样。德罗什的寡母好久以来就计划替她的儿子做成这件亲事，虽然还有很大的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一个名叫科尚的人，是玛蒂法合伙人的儿子，财政部里的一个年轻的职员。在玛蒂法夫妇眼中，律师的职务，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对妻子的幸福可以提供保证。德罗什也赞成母亲的计划，目的是找一个备用品。因此他一直同谢午街这个草药商人一家来往。为了使你们明白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幸福，我必须向你们描绘一番这一对商人，雌雄二位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小花园，居住在漂亮的楼下，整天望着喷泉作为消遣，这道喷泉像麦秸那样又细又长，一刻不停地从一个圆形的小石灰石台面上喷射出来，这台面处在一个直径六尺的水池中央；他们一大清早就起来看花园里的花开了没有，他们无所事事，坐立不定，为穿衣而穿衣，在戏院里觉得厌烦，经常往来于巴黎和吕扎尔什之间，因为他们在那里有一所乡间别墅，我在那里吃过饭。勃龙台，有一天他们想同我开玩笑，我就给他们讲故事，从晚上9点一直讲到12点，讲的是一个可以随意放长或缩短的故事！我刚讲到我的第二十九个人物出场的时候（报上的长篇连载小说是偷我的！），玛蒂法老爹，他作为屋主人还一直坚持住，到现在也只好眨了五分钟眼睛，然后像别的人一样打起鼾来了。第二天，他们全都恭维我，说我讲的故事结尾好极了。这些杂货商人的朋友们是科尚夫妇，他们的儿子阿道尔夫·科尚，德罗什太太，一个还在做药材生意的年轻的包比诺（斐诺，他是你的熟人！），他把隆巴街的新闻告诉他们。玛蒂法太太爱好艺术，她买了许多石版画、着色石版画和有颜色的图画，总之，一大堆最便宜的东西。玛蒂法先生的娱乐则是研究新兴企业，有时也作些投资，借此来找点刺激（佛洛里纳已经改变了他对摄政时代的风尚的爱好）。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使你们明白玛蒂法的深奥。这位老好人同他的几个侄女晚上道别时总是说：‘你去睡吧，我的侄女们！’据他说，他不敢说‘你们’，因为恐怕她们把‘你们’误会为‘您’，会伤害她们的感情。他们的女儿是一个毫无风度的年轻姑娘，样子有点像上等人家的贴身侍女，马马虎虎会弹奏一曲奏鸣曲，写得一手好英国字，懂得法语和拼写，总之，完全是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她急于结婚，想早点离开娘家，因为她在娘家烦闷得像一个海军军官在值夜班，何况这个班要值一整天之久。德罗什也好，科尚也好，一个律师或者一个卫兵也好，一个冒牌英国贵族也好，随便哪一种丈夫对她都合适。她当然是对人生一无所知，我可怜她，我曾经想向她揭开人生的大秘密。可是呸！玛蒂法一家人给我吃了闭门羹；资产阶级同我永远也不能互相了解。”

“她嫁给古罗将军了。”斐诺说。

“博德诺尔既然以前是外交界中人，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就猜出了玛蒂法一家的存在和他们的卑鄙的阴谋，”皮克西沃接着说，“很偶然地，当博德诺尔向玛尔维娜作报告的时候，拉斯蒂涅刚好在男爵夫人家里围炉谈话。有几句话钻进了他的耳朵，他就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他看出了玛尔维娜的脸上露出恶狠狠和得意的样子。拉斯蒂涅就一直在男爵夫人家里逗留到深夜2点钟，但是还有人说他自私！博德诺尔告辞以后，男爵夫人也睡觉去了。‘亲爱的姑娘，’当他们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拉斯蒂涅用慈父般亲切的口吻对玛尔维娜说，‘请你记住，一个困得要命的青年拼命喝茶，使他的眼睛能支撑到清晨2点钟，以便他能够庄严地对你说：结婚吧。不要挑肥拣瘦了，不要考虑有没有爱情了，也不要想着有些人的卑鄙打算，他们一只脚踏在你这里，一只脚踏在玛蒂法家里，什么也不要去想它，结婚吧！对于一个姑娘来说，结婚就意味着让一个男人负起责任，使她处在或多或少总算是幸福的地位，而且物质生活总能够保证。我懂得世情：年轻姑娘们、妈妈们、祖母们全都是虚伪的，在婚姻问题上都会把感情抛在一边。除了美好的地位以外，谁也不想别的东西。如果女儿嫁得好，母亲就说她做了一桩好买卖。’于是拉斯蒂涅就向她说了一大套关于婚姻的理论，照他说，婚姻不过是合伙来忍受生活而已。‘我不要知道你的秘密，’他在收场时说，‘我已经知道了。男人同男人之间是无所不谈的，就跟你们女人家在离开饭桌以后也谈张家长李家短一样。好吧，我最后一句话就是：结婚吧。如果你不结婚，请不要忘记我今晚曾经在这里恳求过你结婚。’拉斯蒂涅用一种命令的口气说话，这种命令不是叫人注意，而是叫人反复思索。他的坚决令人吃惊。玛尔维娜的神经被触动了，就在拉斯蒂涅想打击的地方被触动了，以致第二天她还想着他所说的一番话，可是没法查出他这样劝告她的原因。”

“你耍了这许多花招，我却看不出一点有关拉斯蒂涅发家致富的事实来，你一定是把我们当作玛蒂法一类人，再叫我们添上半打香槟酒了！”库蒂尔叫道。

“我们现在就要讲到了，”皮克西沃回答，“你们已经沿着许多小河小溪走了过来，它们就汇成叫许多人眼红的岁入四万法郎了！拉斯蒂涅手里捏着所有这些人的命根子。”

“包括德罗什、玛蒂法、博德诺尔、达尔德里热和戴格莱蒙吗？”

“还有别的上百户人家……”皮克西沃说。

“怎么？”斐诺叫道，“我知道不少事情，可是我却看不出你这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勃龙台大体上已经告诉我们纽沁根的头两次停业清理，现在我来详细说一说第三次吧，”皮克西沃说，“从1815年的和平开始，纽沁根已经懂得了我们今天才懂得的东西：金钱只是在数量失去均衡时，才是一种权力。他偷偷地嫉妒洛特希尔德[44]兄弟。他有五百万，他想有一千万！他懂得用一千万可以赚三千万，而用五百万只能赚一千五百万。因此他决定第三次停业清理！这位伟大人物想用毫无价值的股票来偿付他的债权人。在市场上，这样一种想法可不能像数学观念那么容易讲清楚。这样的清理等于拿一块小小的肉饼去给许多大孩子，同他们交换一个金路易，这些大孩子就跟过去的小孩子一样，宁愿要肉饼，不要金币，他们不知道一枚金币可以买到两百只肉饼。”

“你说的是什么话，皮克西沃？”库蒂尔大声说，“这样做再诚实不过了，现在哪个星期没有一家银行拿肉饼给老百姓，问他们讨一个金路易的？可是老百姓并不是非要付钱不可，难道他们没有权利追问一下吗？”

“你不如说他们当股东也是被迫的吧。”勃龙台说。

“不！”斐诺说，“要不才干怎么施展呢？”

“斐诺这句话说得好。”

“他从哪里听来这句话的？”

“总之，”皮克西沃又说，“纽沁根曾经两次幸运地给了人家一块肉饼，后来这块肉饼出乎意料地涨了价，涨得比他收进的代价更高。这个不幸的幸运使他产生了后悔。这一类的幸运最后会置人于死命的。这一次他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他足足等了十年，才找到机会来发行一些表面上看来值点钱的股票，而实际上……”

“可是，”库蒂尔说，“照你这样来说明银行业务，那么什么样的买卖都做不成了。不少老实的银行家，在一个老实的政府支持之下，曾经说服一些最狡猾的股票市场经纪人买进一些在一定期间会跌价的债券。比这更好的例子你们也看见过！难道没有这样的事吗？得到政府的支持，坦白承认发行一些股票来支付某种债款的利息，目的是维持这种债款的市价而且把它卖出去。这种做法同纽沁根的清理有点大同小异。”

“小规模地这样做，”勃龙台说，“事情仿佛有点特别；可是大规模地这样做，这就是所谓财政金融。有些非法的行动，如果个人对个人的，那就是犯罪；如果扩大到很大一群人，那就不算什么，好比一滴青酸滴进一桶水里就完全无毒一样。你杀死一个人，人家要将你送上断头台。可是只要你带着任何一种政府的信念去杀死五百人，人家却尊敬这种政治犯罪。你在我的抽屉里拿走五千法郎，你要坐班房。可是，你只要巧妙地把一些甜头放进一千个股票经纪人的嘴里，你就可以强迫他们买进随便哪一个破产共和国或君主国的债券，这些债券就像库蒂尔所说的，是用来支付已发行债券的利息的，那时候就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不平的话。这就是目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黄金时代的真正原则。”

“舞台机关的装置这么庞大，”皮克西沃又说，“就需要许许多多的傀儡。首先，纽沁根银行故意有计划地把它的五百万资金投资到一个美洲企业里去，估计利息要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才能到手。纽沁根银行故意把资金运用一空。因为一切清理都要有个理由。纽沁根银行拥有的死人存款和发行的证券约共有六百万之多。在死人存款中有达尔德里热男爵夫人的三十万法郎，博德诺尔的四十万法郎，戴格莱蒙德一百万，玛蒂法的三十万，查理·葛朗台的五十万，葛朗台就是奥勃里翁小姐的丈夫，等等。如果纽沁根自己创办一家股份工业公司，运用比较巧妙的手法，拿这些股票来偿付债权人，那么他就可能被人怀疑，可是他用的是更狡猾的方法：他叫别人来创办这企业！这个机关就可以起着按劳氏规律创办的密西西比公司[45]的作用。纽沁根的坏就坏在利用市场上最精明的人们实行他的计划，而不向他们透露一点风声。于是纽沁根在杜·蒂埃面前暗示他有一个惊人的稳操胜券的计划：要创办一个股份公司，资本相当巨大，可以一开头就给股东以很高的红利。这是头一次尝试，恰好在市面游资充斥的时候，这个企业的股票一定会上涨，因而使发行股份的银行家可以大获其利。请想一想这是在1826年发生的事情。杜·蒂埃被这样一个想象力丰富而又巧妙绝顶的计划打动了心，可是他很自然地想到，万一企业失败了，就会被人咒骂。因此他建议推出一个看得见的前台指挥，来管理这部商业机器。时至今日，你们都知道杜·蒂埃创办的克拉巴龙公司的秘密了，这是他一大发明创造！”

“是啊，”勃龙台说，“是财政金融栏的责任编辑，是教唆犯，是替罪羊；可是时至今日我们更聪明了，我们只要挂上一个招牌：‘请至某某管理处联系’，某某街道，某某号，到那边一看，只看见几个职员头戴绿色的鸭舌帽，俏皮得像小听差。”

“纽沁根用他的全部信用支持查理·克拉巴龙公司，”皮克西沃说，“人人都可以无所畏惧地在任何股票市场上抛出一百万克拉巴龙公司的股票。杜·蒂埃因此建议把他的克拉巴龙公司推到前台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在1825年，股东还不懂得许多工业管理的玩意儿。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使流动资金。经理们不是不能发行红利股，他们也无须在银行里有存款，他们没有什么保证。他们甚至不屑向股东解释合股的资金到底是多少，并且对他们说人家大发慈悲不向他们要超过一千、五百，甚至二百五十法郎的资金！人们也不公布说这个有保证资本的经验只能够维持七年，五年，甚至三年，因此后果不久就会出现。那时候还是幼稚的时代！人们甚至想不到利用巨幅广告来刺激人们的想象力，使每个人都来投资……”

“如果没有人肯投资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库蒂尔说。

“最后，这一类企业也没有竞争的问题，”皮克西沃继续说，“纸浆工场，印花工场，压锌工场，戏院，报纸，也不像猎狗那样向着快要断气的股东的尸首扑过去。就像库蒂尔所说的那样，这些分成股份的好生意，很天真地公布于众，被专家们（他们是科学的骄子……）运用势力支持，是在股票市场不知羞耻地暗中进行交易的。那些投机商们，从财政方面来说，正在表演《塞维勒的理发师》中关于‘谣言’的那一段描绘。他们轻轻地，轻轻地，用闲聊做媒介，凑在耳边说，这笔生意好得很。他们只在家里，证券市场里，社交场所里，才剥削他们的牺牲者即股票持有人，用的方法是巧妙地制造一些谣言，谣言越传越大，直到后来变成了四个数字的挂牌价格的大合奏……”

“可是，既然咱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我愿意回到刚才我谈过的题目上去。”库蒂尔说。

“你的建议是事出有因，因为你对这个题目有利害关系！”斐诺说。

“斐诺总是规规矩矩，符合宪法，照搬老套子的。”勃龙台说。

“是的，我是珠宝商，”库蒂尔又说，“为了这个珠宝商塞里泽刚刚被判犯了违警罪。我坚持说新的方法比老的方法更公平，其欺骗性和害人的程度不知轻多少。有了广告就可以容许人们思索和调查研究。如果一个股东上了当，他只能怪自己，因为谁也没有剥夺他自由选择的权利。工业……”

“来了，说到工业上来了！”皮克西沃叫道。

“工业总是坐收其利的，”库蒂尔不顾别人的插话继续说，“凡是干预商业，不让贸易有自由的政府，是在干一件极端花钱的蠢事：结果不是落到限价政策就是垄断专卖。照我看来，最符合贸易自由原则的，莫过于股份公司了！对它进行干涉，等于想保证本金和利息，这是愚蠢的。做任何生意，利钱总是和所冒的风险成正比例的！对国家来说，只要金钱不断地在活动，用什么方法使它流通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经常有同样数量的富人交税的话，谁富，谁穷，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以及各种支付红利的企业形式，在英国已经流行了二十年了，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切都会引起争执，上下两院每次开会总要拟出一千或一千二百条法律，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会议员起来反对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对医治装得满满的钱箱最有效，而且是用植物来治疗，”皮克西沃说，“用胡萝卜[46]！”

“听我说！”库蒂尔兴奋起来，“你有一万法郎，你在十个不同企业里买了十股股票，每股一千法郎。有九股受骗了……（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公众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不过我这样假定！），只有一股赚了钱（非常偶然！完全同意！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好吧，尽量开玩笑吧！），就这样，这位相当聪明的赌客把他的赌注分成了十份，结果遇上了一项最美的投资，就像买了沃尔香矿山的股票那些人一样。先生们，我们都是自己人，承认那些大喊大叫的人是些伪君子吧，他们既想不出好主意，又没有能力自吹自擂，更没有经营手腕。你们不必等多久，就会看到证明了。不久，你们会看到贵族阶级、宫廷人士、部长排成密密的队伍来参加投机活动，伸出的爪子比我们的更长，想出的念头比我们的更阴险，可是他们却没有我们这样聪明高尚。在股东的贪婪不亚于创办人的贪婪的时代，要创办一个企业，需要多么聪明的头脑呀！创办克拉巴龙公司和想出新办法的人，是多么伟大的催眠大师呀！你们知道这件事的教训吗？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并不比我们好多少！我们生活在一个贪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谁也不问一件东西的价值有多少，只要能够把这件东西转到别人手上而自己赚钱就行了；所以就把这件东西转卖给别人，因为自认为可以赚钱的股东的贪婪，同向他招股的创办人的贪婪是相等的！”

“他说得多妙啊！库蒂尔说得多妙啊！”皮克西沃对勃龙台说，“他就要请求人家为他树碑立像，作为人类的造福者了。”

“应该引导他得出结论：蠢材的钱，天公地道是聪明人的财产。”勃龙台说。

“先生们，”库蒂尔说，“让我们在这儿笑个痛快吧，在别的地方我们得正襟危坐洗耳恭听那些可敬的蠢话，这些蠢话是临时制定的法律所认可了的。”

“他说得对。先生们，”勃龙台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啊！在这个时代里，凡是智慧的火花一出现，人们就用适应当时情势的法律来把它扑灭！立法者们几乎全数都是出身于小县份，他们在自己的家乡通过报纸来研究社会，拼命把火关在机器里面，一旦机器爆炸了，便痛哭流涕和咬牙切齿！这是一个只制订税法和刑法的时代！对于当前的情状有一句话可以概括，你们想知道吗？就是——在法国宗教界已荡然无存了！”

“好极了，勃龙台！”皮克西沃说，“你触到了法国的痛疮了，税法比战争时期的苛捐杂税使我们失去了更多的征战胜利。我曾在一个部里当过七年苦工，同些小市民们混在一起，部里有一个职员，是个有才干的人，他下定决心要改革全部财政制度……当然，我们使他敲掉了饭碗。否则的话，法国会变得非常幸运，它可能以重新征服欧洲来自娱，我们是为了各国的和平才这样做的。我用一幅漫画就把拉布丹杀死了[47]！”

“当我说‘宗教’的时候，我指的不是陈腐的说教，我是从广阔的政治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儿，”勃龙台又说。

“你解释解释看。”斐诺说。

“我来说吧，”勃龙台继续说，“最近人们纷纷谈论里昂事件[48]，谈论在大街上被大炮轰的共和国，可是谁也没有说出事情真相来。其实共和国利用起义，正如叛变者抓住一根步枪一样。事实真相，我说起来又古怪又深奥。里昂的商业是一桩没有灵魂不能自主的商业，除非有订货而且肯定能收到贷款，它不会织出一码绸布来。订货一停止，工人就挨饿，工人整天劳动，赚的钱不够活命，比一个苦工囚犯还不如。七月革命[49]以后，工人困苦到了极点，丝绸工人举起了义旗：‘与其饿死，不如战死！’这样的宣言政府应该注意研究，那是由于里昂生活费用昂贵所造成的。里昂想建造一些剧院，想变成首都，因此就征收一些完全不合理的食品入市税。共和党人嗅出了为争取面包而起义的风声，他们就把丝绸工人们组织起来，工人就为两个目的而战斗。里昂也获得了‘三天’[50]的独立自由，可是一切又复归平静，丝绸工人又回到他们的窝棚里去。到目前为止，丝绸工人一直是诚实的，人家给他多少捆丝，他就还给人家多少绸布，现在他发觉商人们是在剥削他们，工人就把诚实推出门外，用油涂了手指，他仍然半斤八两地交回来，可是丝上涂了油，于是法国的丝绸商业就有了‘沾油绸布’的污点，这可能使里昂毁了，也使法国的一个部门的商业毁了。制造商们和政府，不去消除坏事的根由，却像某些医生一样，用烈性药物把病硬压下去。照理应该派一个能人到里昂去，一个像泰雷院长[51]那样的被人称为不道德的人物，可是他们偏采用了军事镇压！这次骚乱使那不勒斯绸布涨到每码四十个苏。这些那不勒斯绸布可以说都卖出去了，制造商们一定也发明了某种控制生产的办法。这种事先没有计划的生产办法应该在我们国家存在，因为法国最伟大的公民之一，里夏尔·勒努瓦[52]，曾经在没有订货的情况下，包着六千工人做工，给他们饭吃，却遇到一批愚蠢的部长们，让他在1814年的纺织品价格大革命中倒下去，使他破了产。这是唯一应该为一个商人树碑立传的事例。可是今天为这个商人的后代募捐，却找不到捐款人，而人们却捐了一百万法郎给富瓦将军的子孙。里昂是有它的结论的：它认识了法兰西，这个国家毫无宗教情感。富歇[53]认为里夏尔·勒努瓦的故事是一个比犯罪更为糟糕的错误。”

“关于做生意的方式，”库蒂尔开口说，仍然回到他的话未被打断以前的话题，“总要有一点卖狗皮膏药的味道，卖狗皮膏药这个词组听起来很不好听，其实是介于贬义与褒义之间的一个词组；因为，我要问，卖狗皮膏药是从哪儿开始的，又是在哪儿结束的，什么叫作卖狗皮膏药，请你们告诉我谁又是卖狗皮膏药的？好吧，凭良心说，这倒是最稀罕的一种社会要素！黑夜办货，白天出售，这种买卖方式简直是胡说。一个卖火柴的小贩也本能地有独占的欲望。独占一种商品，是圣丹尼街所谓最有道德的老板的梦想，也是所谓最胆大妄为的投机商的梦想。存货多了，就必须卖出。要卖出，必须股东买主，这就是中世纪商店招牌的来由，也是今天广告小册子的来由！我实在看不出招徕顾客同把你的货物硬塞给顾客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商人吃进劣货，是可能发生的事，是应该发生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事，因为卖方总是在不断地欺骗买方的。好吧，请你们去问问巴黎最老实的人，就是那些最有名的商人吧……他们全都会得意扬扬地告诉你们，当他们吃进了一批劣货以后，他们怎样想出巧妙的办法把货物脱手。最著名的米纳尔商行就是靠这种买卖起家的。圣丹尼街只卖给你一件油污的丝绸连衫裙，它所能做的仅此而已。最有道德的商人也会用最老实的态度把这句最最缺德的话告诉你：‘买卖不利，尽快脱身’。勃龙台已经把里昂事件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你们；我嘛，我也用一件小故事来说明我的理论。有一个纺羊毛的工人，抱负不凡，子女众多，极爱他的妻子，十分相信共和国。这家伙买进一批红羊毛，用来织成一大批鸭舌帽，你们可以看见巴黎街上的顽童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你们马上就知道为什么。共和国被推翻了，经过圣梅丽事件[54]以后，这些帽子都卖不出去了。当一个工人家里有老婆和一大堆孩子，手上有一万顶红羊毛帽子，卖给任何一个帽商都不要，这时候他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同一个银行家盘算着要将投资在不可靠的企业的一千万股票脱手一样。你们猜这个工人怎么办？这位工人可以称得上是市井的劳、卖帽子的纽沁根！他到一个小酒店里雇了一个花花公子，就是那种在郊区舞会里叫警察头疼的轻浮子弟，请他扮演一位住在默里斯旅馆的采购货物的美国船主，叫他到一家大帽子店里去，这家店的橱窗里还放着一顶红羊毛帽子，他对老板说他想买进一万顶这种帽子。帽子店老板认为有同美国做成一大笔生意的希望，就急急忙忙地奔到工人家里，用现钞把帽子全数买下来。你们当然明白：美国船主不见了，手头有的是一大堆帽子。如果因为这些缺点而攻击贸易自由，那无疑等于攻击司法，借口说司法对有些犯罪没有处罚，或者非难社会结构不好，因为社会产生了一些坏事！从圣丹尼街的帽子到银行和股票，请你们自己做出结论来吧！”

“库蒂尔，给你一顶皇冠！”勃龙台一边说一边把餐巾揉成一团放在他的头上，“我要更深入地讲一讲，先生们。如果目前的理论有缺点，错处在谁身上呢？在法律身上！在整个立法机关身上！在那些从县里来的伟大人物身上！这些伟大人物是从省里选派上来的，他们满脑子塞满了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是必需的，除非同正义发生冲突；但是如果这些观念阻止一个人发展到一个立法者应站立的高度，那么这些观念就是愚蠢的了。法律可以禁止情欲的某种发展（诸如赌博呀，彩票呀，街头女神呀，一切一切），可是法律永远不能消灭情欲本身。消灭情欲等于消灭社会，社会虽然不产生情欲，却至少助长情欲发展。因此，赌博的欲望是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里的，无论是年轻姑娘，一个外省人，或者一个外交官，都一样，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不劳而获的财产，如果你严格禁止赌博，赌博的欲望马上在别的领域里决堤而出。你愚蠢地取缔彩票，女厨娘照样揩主人的油，她们把揩油得来的钱存入储蓄银行，她们的赌注现在不是五十个苏了，而是二百五十法郎，因为工业股票、有限无限两合股票，都变成了彩票，变成没有赌桌的赌博，不过看不见赌具，而骗局是事先策划好的而已。赌场关了门，彩票不出售了，白痴们便大声疾呼：法兰西比以前有道德得多了，好像他们已经把赌棍全部消灭似的，其实人们继续在赌博！不过，现在利益不归国家，因为国家用一种麻烦的捐税代替了娱乐中支付的捐税；自杀的人也没有减少，因为赌棍向来不会自杀，自杀的只是他们的被害者而已！我也不谈流到外国的资金和法兰克福的彩票了，国民议会颁布法律，对贩卖法兰克福彩票者处以死刑，可是检察官和同业公会负责人就专门做这买卖！这就是我们的立法者的愚蠢的人道观念的真正含义。鼓励人们存钱在储蓄银行是十分愚蠢的政策。假定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政府就会造成为钱而排长蛇阵，就像在大革命时期为面包而排长蛇阵一样。有多少储蓄银行，就有多少动乱。只要三个顽童在街角举起一面旗子，那就成了一场革命。可是这种危险无论多么巨大，我觉得总比不上人民的道德败坏更可怕。储蓄银行就是把利息所产生的恶习注射到人们身体内的工具，这些人暗中筹划一些罪恶计划，既非教育，也非理智所能阻止。请看这就是讲博爱所得到的结果。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是一个抽象的犯罪分子，否则社会就管理不好。一个诚实正直的政治家就仿佛一架有感情的蒸汽机，一个掌舵时谈情说爱的舵手，他们会使船沉下去，一个贪污了一亿法郎而使法国繁荣强大的总理，不是比一个廉洁而使国家陷入困境的总理好吗？黎希留、马扎兰、波唐金[55]在他们各自执政的时期都拥有三亿财富，而那个有道德的罗贝尔·兰代[56]却不会从滥发纸币、没收贵族僧侣财产中大发其财，还有那些害苦了路易十六的有道德的白痴们，在这些人中你们赞成谁呢？难道还要犹豫吗？你继续说下去吧，皮克西沃。”

“我不想向你们说穿这个企业的性质，”皮克西沃接下去说，“这个企业是天才的银行家纽沁根所创办的，尤其不便的是这个企业在今天还存在，它的股票在证券市场有挂牌市价。这个企业的筹办计划显得十分真实，投资对象可以存在很长时间，又是经王上谕旨特许设立的，以致经过二七、三○和三二年的狂风暴雨的年头后，它创办时票面资金是一千法郎，跌到三百法郎，回升到七百法郎，最后又回到票面金额。1827年的经济危机使它跌价，七月革命使它一蹶不振，可是它自有它的实力（纽沁根是不会创办一桩赔本生意的）。总而言之，有好几家有声望的银行参加到里面，所以再讲得详细一点就不合乎礼仪了，票面资本是一千万，实际资本是七百万，三百万归创办人和负责发行股票的银行家。一切都计划好要在头六个月内使每股股票赚进二百法郎，用的是假分红的办法。因此一千万可以分到百分之二十的红利。杜·蒂埃的红利是五十万法郎。在银行界的词汇里，这份礼物被称为‘给贪吃鬼的一份’！纽沁根靠了石印工人的一块石版和粉红色的纸张，就赚进了几百万；他把一部分小巧玲珑的股票珍藏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必要时派出场。真正出资的股票用来创办企业，买下一座宏伟的大楼，开始营业。纽沁根还在什么含银铅矿里有股票，在煤矿和两条运河里有股票。都是奖赏给发起人的红利股，因为他一手使这四个企业开展经营，兴旺发达，而且声誉卓著，因为它们都从资本额中取出一部分钱来分红。纽沁根的股票如果上涨，他可以捞到票面额与牌价的差额金，可是男爵在他的计算中故意忽略这一点，他让差额金浮在水面上，在市场上，以引诱鱼儿来上钩！于是他集中了他的全部证券，好像拿破仑集中了他的全部军队，目的是再来一次清理，因为1826至1827年把欧洲证券市场搅得翻天覆地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他像拿破仑一样也有他的瓦格朗亲王的话，他也会像拿破仑在桑通山顶上说：‘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市场吧，某日，某时，会有无数资金如潮涌来。’可是他把这个秘密跟谁去说呢？杜·蒂埃毫不怀疑他在纽沁根的骗局中不自觉地当了共犯。头两次清理告诉有能力的男爵：他必须拉拢一个人，以便必要时这个人可以充当活塞去挡住债权人。纽沁根没有侄子，也不敢接纳一个心腹，他必须有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人，一个聪明的克拉巴龙，风度翩翩，天生的外交官，一个有能力当部长而且也配得上他的人。这样的人不是一天或者一年所能找到的。拉斯蒂涅那时候被男爵的甜言蜜语哄骗得团团转，使得他认为自己像和平亲王一样，既被国王宠爱，也被西班牙王后宠爱，他认为自己已经在纽沁根身上找到一个有价值的受骗人。好长一段时间，他嘲笑着纽沁根，可是他根本不知道纽沁根的能力有多大，最后他终于看清了纽沁根很有本领，具有拉斯蒂涅原先以为只有自己才有的本领，于是他严肃认真地尊敬起纽沁根来。自从拉斯蒂涅进入巴黎社会以后，他就看不起这整个社会。1820年他也像男爵一样，认为世界上只有表面上的老实人，他把世界视为一切污浊和狡诈行为的集合体。他也承认有例外，可是他谴责的是整体：他不相信任何美德，只相信有可能使人行善的环境。他的这种信念是一时间产生的，那天他把他的但斐纳的父亲送到拉雪兹神父公墓，就产生了这个信念；但斐纳的父亲是个可怜的老实人，受了这个社会的欺骗，上了最真挚的感情的当，死的时候被他的女儿们和女婿们抛弃了。拉斯蒂涅当时就下了决心，要玩弄世界，要装扮得正正经经，老老实实，彬彬有礼，来欺诈世人。这个年轻的贵族从头到脚披上了自私自利的盔甲。等到他发觉纽沁根同他一样，也披着同样的盔甲时，他就对纽沁根肃然起敬，就像中世纪时代，在比武场上一个浑身上下披着金甲的骑士，骑着骏马，遇见一个同样披着金甲、骑着骏马的对手时，不由得啧啧称赞一样。可是他在温柔乡里度过相当日子，已经变得有点软弱无能了。同一个像纽沁根男爵夫人那样的妇女有亲密的友情，那是会使一个人放弃他的自私自利观念的。但斐纳第一次滥施爱情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件伯明翰出品的机器，就是已故的德·玛赛，上过一次当，因此当她遇上了一个又年轻又充满外省的宗教信念的男子时，就不要命地爱上他了。这个爱情也在拉斯蒂涅身上得到反应。当纽沁根像所有剥削者对待被剥削者一样，想把马鞍安置在他老婆的情夫身上的时候，正是他考虑着要开始他的第三次清理的时候。他就将自己的处境告诉拉斯蒂涅，向他提出，他们的关系这么亲密，他就有义务而且要像赎罪一样担任起一个共谋者的角色。男爵认为把全部计划都告诉给他老婆的情夫听是危险的。因此拉斯蒂涅相信灾祸临头了，男爵还使他相信只有他能援救这家银行。可是当一团线有那么多线头的时候一定会打结。拉斯蒂涅想起但斐纳的财产就发抖：他要求不要牵累男爵夫人，坚决要求男爵同她分开财产，一面暗暗发誓，一定要使她的财产翻上两番，以报答她的恩情。看见拉斯蒂涅没有提到他自己，纽沁根就提出要送给他二十五股每股一千法郎的含银铅矿股票，如果他们的计划完全成功的话。拉斯蒂涅为了不使他失望，便接受了。纽沁根训练拉斯蒂涅的那天晚上，就是拉斯蒂涅劝说玛尔维娜结婚的前一天。眼前出现成百家幸福的家庭，在巴黎来来去去，十分放心地守着他们的家私，像博德诺尔家、达尔德里热家、戴格莱蒙家等等，拉斯蒂涅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就像一个年轻将军在打仗以前第一次检阅他的部队一样。可怜的娇小玲珑的伊索尔，还在同博德诺尔谈情说爱，这不是同阿西丝和加拉泰在岩石下面谈情说爱，而波利斐摩[57]的大石块就要落在他们头上一样吗？”

“皮克西沃这猴子，”勃龙台说，“倒像有点天才呢。”

“噢！我不再矫揉造作了吗？”皮克西沃说，对于自己叙述的成功颇感满意，眼望着他的惊讶的听众。接着他又继续说下去：“两个月以来，博德诺尔尽量享受一个即将结婚的男人的小乐趣。他们像春天筑巢的鸟儿一样，来来去去，搜集一根根稻草，用嘴衔回去，把他们即将在那里生儿育女的窝巢筑得暖暖软软的。伊索尔的未婚夫在木板街用一千艾居租了一所房子。房子舒适方便，不太大也不太小。他每天早上去看工人们修筑，监视油漆工作。他把英国唯一宝贵的东西——舒适——引进到他未来的家里：装上暖气设备使屋子里始终保持平均温度；精选家具，不让家具太刺眼太时髦；颜色要鲜明悦目，窗户内外都有窗帘；要有新的银餐车和新的马车。他整顿了马厩、马具间和车库，托比，乔比，帕迪在车库里像疯子一样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像头逃走了的土拨鼠，他心里很高兴，因为知道这宅子要有女人了，而且还是一位贵夫人！一个准备成家的男子，充满热情，选择挂钟，口袋里装满了衣料样品到他的未婚妻家里，征求她关于卧房家具的意见；当他的爱情驱使他来来去去，奔走不停的时候，他就来来去去，奔走不停；这种热情会使一个老实人，尤其是那些供应商，心花怒放。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漂亮小伙子同一个二十岁的跳舞非常出色的美貌姑娘结婚，这是世界上最叫人高兴的事，博德诺尔因为不知给他的新娘子买什么样的结婚礼物才好，特地邀请拉斯蒂涅同纽沁根太太吃午饭，征求他们对这件大事的意见。他还有一个高明的想法，就是同时邀请了他的表哥戴格莱蒙夫妇，以及一位赛里兹太太。上流社会的妇女都乐于偶然一次在一个单身汉的家里消闲解闷，吃一顿午餐。”

“这就是她们的一次逃学。”勃龙台说。

“不消说她们到木板街新房里去参观了，”皮克西沃继续说，“妇女们喜欢这种短促的远足，就像吃人的妖怪喜欢血淋淋的人肉一样，她们还未因享乐而枯萎的青春，可以重新恢复一下鲜艳。饭桌摆在小客厅里，为了表示埋葬单身汉的生活，小客厅装饰得像仪仗队里的马一样。午餐是特意预订的，那里有妇女们喜欢在早上吃的、啃的、呷的讲究的小吃，早上是妇女们胃口最好的时候，可是她们不肯承认，因为她们如果承认‘我饿了！’就似乎有失体面。‘为什么一个人来？’博德诺尔看见拉斯蒂涅一出现时就问。‘纽沁根太太心里不痛快，我等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拉斯蒂涅回答，带着满脸烦恼的样子。‘吵嘴了吗？’博德诺尔大声问。‘没有。’拉斯蒂涅回答。到4点钟的时候，妇女们都飞到洛涅森林里去了，只有拉斯蒂涅留在客厅里，用忧郁的眼光从窗口上望着托比、乔比、帕迪，这个小马夫神气活现地站在套上马车的马面前，双臂像拿破仑似的交叉在胸前，他只能用她的尖嗓子指挥牲口，而那匹马害怕乔比、托比。‘你怎么啦，亲爱的朋友？’博德诺尔对拉斯蒂涅说，‘你一脸愁云，焦虑不安；你的快活样子是装出来的。不能十全十美的幸福使你苦恼了吧！的确，不能同自己所爱的女人在市政府或者教堂正式结婚是够可怜的。’‘亲爱的，你有勇气听我要说的话吗？你能理解我对你的交情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宁肯有罪，也要把这样一件秘密告诉你吗？’拉斯蒂涅说话的口气像一根鞭子很痛地抽在人的身体上。‘什么？’博德诺尔的脸色顿时煞白。‘我看见你快活，我心里觉得很惨；看见你准备妥帖，欢天喜地，我又硬不起心肠把这件秘密瞒着你。’‘简单点说吧。’‘你要用你的荣誉发誓，对这秘密你要像坟墓似的不作一声。’‘不作一声。’‘如果你的亲属同这件秘密有利害关系，他决不会知道。’‘决不会。’‘是这么一回事，纽沁根昨晚动身到布鲁塞尔去了，如果不能够清理，就必须宣告破产。但斐纳今天早上已经向法院申请夫妻财产分开。你也许还能够救出你的财产。’‘怎么办呢’博德诺尔觉得血液都在血管里冻住了。‘只消写一封信给纽沁根男爵，信里日期填前半个月，信内要求他把你的存款全数购买股票（拉斯蒂涅对他提出克拉巴龙公司的股票）。你还可以有半个月，一个月，也许三个月时间来将股票超过购入价格抛出，还可以赚回一笔钱。’‘可是戴格莱蒙刚才还同我们一起吃饭，戴格莱蒙在纽沁根银行有一百万存款呢！’‘听着，我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这类股票供他购买，何况他又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够出卖纽沁根的秘密，你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如果你泄露一个字，你得为这件事情的后果对我负责。’博德诺尔呆若木鸡，一动不动地过了足足十分钟。‘你接受不接受，说呀！’拉斯蒂涅冷酷无情地对他说。博德诺尔拿起笔和墨水，照拉斯蒂涅的口述那样写了一封信，在上面签了字。‘我可怜的表哥啊！’他喊叫起来。‘各人自扫门前雪吧，’拉斯蒂涅说，‘总算解决了一个！’他离开博德诺尔时又加上一句。拉斯蒂涅在巴黎行动的当儿，证券交易所里的景象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外省朋友，一个傻瓜，在下午4点至5点时经过交易所，他问我既然公债的行情早已无可挽回地挂牌确定，这么一大群人在那里闲聊什么，他们为什么来来往往，有什么可谈的，为什么还在那里游荡。‘我的朋友，’我对他说，‘他们吃饱了正在那里消化呢；消化的时候，他们就谈论他们的邻人；没有这一着，巴黎就没有商业安全了。’在交易的地方，有某一个人，假定他名叫帕尔马，他的权威相当于西纳尔在皇家科学院一样，他说一句：‘做投机生意吧！’于是投机生意就做起来了。”

“先生们，”勃龙台说，“这位犹太人是个怎样的人啊？他受过的不是大学教育，而是包罗万象的教育！在他身上，知识的广大并不排斥知识的深入；他知道的事，他知道得很彻底；他的天才在于他对生意有敏锐的直觉；他是统治巴黎交易市场的投机家们的掌玺官，不经帕尔马批准，投机商们绝不干一件买卖。他一脸严肃，倾听着，研究着，考虑着，他的谈话对手看见他这样凝神贯注，以为他上当了，可是他却说：‘这个我不愿意干。’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同韦布律斯特合伙了十年，两人之间却从来没有任何异见。”

“这种事情只会在最强的人或者最弱的人中间发生；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必然吵架，而且不久就会变成冤家而分手。”库蒂尔说。

“你们知道，”皮克西沃说，“纽沁根在交易所的廊柱之间干净利落地扔下一颗小炸弹，约在下午4点，这颗炸弹爆炸了。‘你知道一桩重要消息吗？’杜·蒂埃把韦布律斯特拉到一个角落里对他说，‘纽沁根到了布鲁塞尔，他的老婆向法院申请实行夫妻财产分立。’‘你是同他串通一气要来一次清理吧？’韦布律斯特微笑着问。‘别开玩笑，韦布律斯特，’杜·蒂埃说，‘你是熟识持有他的票据的人的，你听我说，我们有一笔生意好做。我们新公司的股票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到第三季度末还可涨到百分之二十五，你是知道其中道理的，我们分配一大笔红利。’‘狡猾的家伙，’韦布律斯特说，‘说吧，你说吧，你是一个爪子又长又尖的恶魔，一定很容易就捞到一大笔了。’‘你让我说吧，否则我们就没有时间下手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转了念头，我是肯定看见纽沁根太太满脸流泪的，她为她的财产担心。’‘可怜的小东西！’韦布律斯特嘲讽地说。看见杜·蒂埃一声不响，这个前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又问了一句：‘怎么样？’‘这样，我有一千股每股一千法郎的股票，是纽沁根交给我叫我抛出的，你懂吗？’‘懂！’‘现在我们照九折或八折吃进一百万纽沁根银行的票据，我们在这一百万上就可以赚一大笔差额，因为我们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债务就可以相互抵消！可是我们得做得谨慎小心，否则有票据的人还以为我们是替纽沁根吃进的呢。’于是韦布律斯特明白了，他紧紧握了握杜·蒂埃的手，向他望了一眼，就像一个女人对邻居小姊妹开个小玩笑时的眼光一样。‘喂，你们知道消息了吗？’马丹·法莱克斯问他们，‘纽沁根银行停止支付了！’‘呸！’韦布律斯特回答，‘不要到处传播这种消息，让持有他的票据的人们有机会处理他们的票据吧。’‘你们知道这场灾难的原因吗？’克拉巴龙插进来问。‘你嘛，你简直是蒙在鼓里，’杜·蒂埃对他说，‘根本没有什么灾难，只是十足付款，纽沁根会重新支付，他在我这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我知道停止支付的原因：他把全部资金投到墨西哥去了，他们给他送回来金属和大炮，可他们把些西班牙大炮铸造得那么笨拙，以致你可以在里面找到金子、教堂的钟和银器，总之西班牙王朝在西印度群岛上的一切破铜烂铁。这样资金的回笼就慢了。亲爱的男爵就银根紧啦，就是这么回事。’‘这是事实，’韦布律斯特说，‘我用八折收进他的票据。’消息像火烧稻草那样迅速地散播开来。流传着各种互相矛盾的传说。可是经过前两次的清理以后，大家对纽沁根银行都很有信心，持有纽沁根银行票据的人都不肯脱手。‘得请帕尔马帮我们一下忙。’韦布律斯特说。帕尔马是凯勒最相信的权威人士，而凯勒手头的纽沁根银行票据最多。只要帕尔马发出一下警报就行了。韦布律斯特使帕尔马答应敲一下警钟。第二天，证券交易所里人心惶惶。凯勒一家听从帕尔马的劝告，以九折价格抛出了纽沁根银行的票据，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十分精明的。泰伊番立即以八折价格抛出了三十万法郎，马丹·法莱克斯以八五折卖出了二十万。吉戈内猜出了其中秘密！他火上浇油地增加恐慌气氛，以期自己买进纽沁根的票据，转手让给韦布律斯特来赚百分之二或三的差额。他在证券交易所的一个角落里瞥见了可怜的玛蒂法，他在纽沁根银行有三十万存款。这个药材商人，又苍白又憔悴，看见可怕的吉戈内，不由得哆嗦起来，吉戈内是他以前所住地区的贴现商，现在正向他走过来准备把他锯成两半。‘消息坏透了，危机就在眼前啦。纽沁根清理了！不过这跟你没有关系，玛蒂法老大爷，你已经洗手不干了。’‘你错了，吉戈内，我也吃进了三十万法郎，我本来是想拿这笔钱来做西班牙公债的。’‘那么你这笔钱得救了：西班牙公债会把你这笔钱吞得一干二净的；我倒准备给你存在纽沁根银行里的钱打个对折承受下来。’‘我宁愿等待清理，’玛蒂法回答，‘从来没有一个银行家用少于对折来偿付的。唉！只要照九折吃亏我就满意了，’退休的草药商说。‘那么，八五折你愿意吗？’吉戈内问。‘我看你倒很着急啦！’玛蒂法说。‘那么再见吧，’吉戈内说。‘八八折你要吗？’‘行。’吉戈内回答。当天晚上就被这临时合伙的三个人买进了二百万，由杜·蒂埃过到纽沁根银行的贷方账上；第二天，他们的差额金到手了。年老的、标志的、娇小玲珑的达尔德里热男爵夫人正在同她的两个女儿和博德诺尔一起吃午饭，这时候拉斯蒂涅来了，带着外交官的神气把话题引到当前的金融危机上来。纽沁根男爵对达尔德里热一家人十分关怀，他已经安排好，如果情况不妙的话，就用最好的股票来抵偿男爵夫人的存款，这些股票就是含银铅矿的股票；可是，为了男爵夫人的安全，必须由男爵夫人亲自申请这样运用她的存款。‘可怜的纽沁根，’男爵夫人说，‘他落到什么地步了？’‘他在比利时；他的夫人申请夫妻分立财产；可是他到一些银行家那里想办法去了。’‘我的上帝，这使我想起了我那可怜的丈夫！亲爱的拉斯蒂涅先生，你同他们家关系这么密切，你一定心里很难过啰！’‘只要所有不相干的人都没有什么损失，他的朋友们会在晚些时候得到补偿的，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一定能够渡过难关的。’‘他尤其是一个老实人。’男爵夫人说。一个月以后，纽沁根银行的欠债开始清理，没有什么特别的手续，只由每个债权人写信要求将他们的存款转成他们指定的股票；其他银行方面，也将纽沁根的票据换成当时正在吃香的股票，如此而已。那时自作聪明的杜·蒂埃、韦布律斯特、克拉巴龙、吉戈内和别的一些人，从外国加百分之一的差额吃进纽沁根的票据，用来换成正在上涨的股票，他们这样做还可以赚一票，正在这时候，巴黎市场上谣言越传越紧，以致任何人都没有什么顾忌了。他们窃窃议论纽沁根，研究他，批评他，想法子诽谤他！他的骄奢淫逸，他的众多企业！一个人干了这么多事情，他就必然要失败，等等。谣言的大合唱到达顶点的时候，有几个人十分惊讶地收到日内瓦、巴塞尔、米兰、那不勒斯、热那亚、马赛、伦敦的来信，信中他们的往来客户带点惊讶地告诉他们，有人用增加百分之一的差额收买纽沁根的票据，而他们却告诉客户说纽沁根已经宣告破产。‘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投机商们说。法院已经宣判纽沁根同他的妻子实行夫妻分立财产制。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报纸上登载纽沁根男爵回国了，他是到比利时去同一位著名的工业巨子商议开采一个旧煤矿的，就是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的博絮煤矿。男爵又重新在交易所出现，但是不屑于去对流传着的关于他的银行的种种诽谤性谣言进行辟谣，他只是允许通过报纸宣布他在巴黎近郊花了二百万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地产。过了六个星期，波尔多的报纸宣布有两条轮船进了港，满载着交付纽沁根银行的金属，价值七百万。帕尔马、韦布律斯特和杜·蒂埃才恍然大悟他们上了当了，可是也只有他们几个人心里明白。这三个小学生仔细研究了这出金融骗局的演出，承认它已筹备了十一个月之久，因而他们宣布纽沁根是欧洲最伟大的金融家。拉斯蒂涅对这套把戏一窍不通，可是他赚进了四十万法郎，那是纽沁根让他从巴黎绵羊身上剪下来的羊毛；他拿这些钱给他的两个姊姊当了陪嫁。戴格莱蒙从他的表弟博德诺尔那儿得到消息，马上去请求拉斯蒂涅将他的一百万转换成运河股票，如果成功的话，他给拉斯蒂涅十分之一的佣金；这条运河那时还等待着开凿，因为纽沁根将政府哄骗得团团转，使得批准特许开凿权的人有利益不要急急地完成这项工程。查理·葛朗台也恳求但斐纳的情夫把他的存款换成股票。总而言之，拉斯蒂涅在十天里扮演了劳的角色，受最美貌的公爵夫人央求他把股票给她们，到了今天，这小伙子可能有四万年金的收入，其来源是含银铅矿的股票。”

“如果大家都赚了钱，那么谁亏了本？”斐诺问。

“结论来了，”皮克西沃说，“戴格莱蒙侯爵和博德诺尔（我只举出他们两家作为许多事例中的两个例子），在把存款换成股票以后，由于得到假分红，吃了几个月的甜头，本金增加了百分之三，他们就把股票抱住不放，连声赞美纽沁根，在他被怀疑要停止支付的时候，还不绝口地为他辩护。博德诺尔娶了他的亲爱的伊索尔，拿到了价值十万法郎的矿山股票。结婚那天，纽沁根夫妇举办了一个其豪华富丽是我们所想象不出的舞会。但斐纳送给新娘子一串可爱的红宝石项链。伊索尔跳着舞，这时她已经是一个幸福的妻子，而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了。娇小玲珑的男爵夫人更像阿尔卑斯山上的牧羊女。在舞会中间，玛尔维娜，《你可曾在巴塞罗那见到过？》一诗中的女主角，听见杜·蒂埃冷冷地劝她嫁给德罗什。德罗什被纽沁根同拉斯蒂涅一唱一和，弄得心里热乎乎的，想问一问关于钱银方面的事；一听见嫁妆是矿山股票，他扭头便走，再去找玛蒂法家。在谢午街这位律师又发现吉戈内没有给玛蒂法现钱，而是把倒霉的运河股票塞给了他。你看德罗什所瞄准的两份嫁妆都碰到了纽沁根的吃统庄！灾祸不久就到来了。克拉巴龙公司的买卖范围太广，资金周转不灵，虽然生意兴隆，可是付不出利息和红利。这个灾难同1827年的事件配合起来。到了1829年，克拉巴龙已经臭名昭著，无法再充当两个巨人的名义代理人，它从宝座上滚了下来。股票从一千二百五十法郎跌到四百法郎。纽沁根是深知这个股票的真正价值的，他再来买进。娇小玲珑的达尔德里热男爵夫人把她的矿山股票卖了，因为这些股票发不出红利；根据同样理由，博德诺尔把他老婆的股票也卖掉了。同男爵夫人一样，博德诺尔也把他的矿山股票换成克拉巴龙公司的股票。他们欠的债迫使他们在市价最低的时候把这些股票卖掉。因此原来的七十万法郎现在变成了二十三万。他们清算了损失，剩下的钱小心谨慎地作了投资，照七十五法郎的价钱买了三厘公债。博德诺尔原来是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快快活活地过了半辈子，现在背上背了个傻老婆，因为不满六个月，他已经发现他所爱的女人原来是个笨蛋，不可能忍受艰苦的生活；此外，他还要负担一个没有面包而梦想着梳妆打扮的岳母。为了生活，两个家庭只能够合在一起拉扯度日。博德诺尔不得不去央求那些早已冷淡了的老关系，去谋求在财政部里担任一个一千艾居工资的职员。朋友们呢？到温泉地区去了。亲戚们呢？一脸惊讶，满嘴答应：‘怎么！亲爱的，包在我身上！可怜的孩子！’一刻钟以后就忘记得干干净净，博德诺尔的职位还是靠纽沁根和王特奈斯得到的。这些如此可敬又可怜的人们如今住在塔波尔山街的四层楼上，在阁楼上面。阿道菲斯家族的第三代掌上明珠玛尔维娜，身无分文，为了不增加妹夫的负担，她教授私人钢琴课。她又黑、又高、又瘦、又干瘪，活像从巴黎古物陈列所逃出来的一个木乃伊，在巴黎街上奔跑。1830年博德诺尔失了业，他的老婆又给他生了第四个儿子。一共八个主人和两个仆人（维尔特和他的老婆）！钱呢？八千法郎年金。矿山现在分红的数字如此巨大，以致一千法郎的股票值得上一千法郎的公债。拉斯蒂涅和纽沁根太太收购了博德诺尔和男爵夫人的股票。纽沁根被七月革命晋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获得荣誉团大勋章。虽然1830年以后他没有清理过，据人家说他拥有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万财产。他对于七月的敕令[58]十分有把握，他抛出他的全部资金，大胆地再投资在三厘公债里，按四十五法郎的挂牌买进；他使宫廷相信，他这样做是出于忠诚，而在这同时，他同杜·蒂埃合谋，吞没了菲利普·布里多这个大怪人的三百万法郎！最近他经由里沃利街到布洛涅森林去散步，男爵瞥见了达尔德里热男爵夫人在廊柱下面走着。这个小老太婆头戴一顶玫瑰色镶边的绿色帽子，穿着一件有花朵的连衫裙，披着一条披肩，她真是永远像——如今看上去更像一个阿尔卑斯山上的牧羊女，因为她弄不懂她目前贫困的原因，正如她以前弄不懂她财富的来源一样。她偎在可怜的玛尔维娜身上，玛尔维娜是英勇的自我牺牲的榜样，看上去像个年老的母亲，而男爵夫人则像个年轻的女儿；维尔特拿着伞跟在她们后面。‘她们就是一些我没法子帮助她们发财的人，’男爵用德国口音的法语对库安塔先生说，这位先生是一位内阁部长，男爵正同他一起去散步，‘现在党派的风潮已经过去了，你就再安插可怜的博德诺尔一个职位吧。’靠着纽沁根的帮助，博德诺尔又回到财政部工作，达尔德里热一家人对纽沁根赞扬备至，因为他凡是举行舞会，总少不了要邀请阿尔卑斯山的矮小牧羊女和她的两个女儿。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纽沁根这个人曾经计划三次不用强暴的方法去掠夺公众，而且出乎意料地使公众赚了钱。谁也不能够对他说一句非难的话。有谁如果说高级金融界往往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危险地带，那就是最恶意的诽谤。证券的一涨一跌，通货价值的高低，这种潮涨潮落的现象是由一种相互的、大气的运动所产生的，同月亮的圆缺有关系，伟大的阿拉戈[59]对这个重要的现象没有加以科学理论的说明，真是罪过重大。只是这一切的结论是一条银线上的真理，这条真理我从来没有在什么书上看过……”

“这条真理是？”

“债务人强过债权人。”

“啊！”勃龙台说，“至于我，刚才我们谈的一席话，我看就是孟德斯鸠概括《论法的精神》的一句警句的引申和注释。”

“哪一句？”斐诺问。

“法律有如蜘蛛网，大的苍蝇穿过去，小的苍蝇却被逮住了。”

“那么你开的药方是什么呢？”斐诺问勃龙台。

“我的药方是专制政府，只有这种政府能够制止违反法律精神的投机事业！专断可以帮助法律来拯救人民，因为特赦权并不照顾到另外的一面：国王可以特设一个欺诈的破产者，但被掠夺的受害人却得不到补偿。法律条文杀害了现代社会。”

“把这个道理告诉选民吧！”皮克西沃说。

“早已有人负起这个责任了。”

“谁呀？”

“时间。莱昂主教说得好：‘如果自由是古老的，那么王政是永恒的。’一切头脑健全的国家总要回复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君主政府的。”

“咦，隔壁有人！”斐诺听见我们离去的声音时说。

“隔壁总是有耳的。”皮克西沃回答，他准是喝醉了。

1837年11月，巴黎

* * *

[1]亨利·莫尼埃（henri monnier，1805—1877），法国讽刺作家和漫画家，所写《约瑟夫·普律多姆》一书，创造了一个废话连篇的典型人物普律多姆。

[2]让·巴尔（jean bart，1650—1702），法国著名的爱国海盗，在法国对抗荷兰和英国等海战中立了战功，被任命为海军军官。

[3]巴黎富南比勒戏院，创办于1816年，毁于1862年，以演哑剧为主，皮埃罗是剧中的一个傻瓜。

[4]狄德罗（diderot，1713—1784），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的创始人。《拉摩的侄儿》通过作者和一个颇有才能但寡廉鲜耻的音乐家的对话，对当代社会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5]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拉斯蒂涅拼命追求高老头的次女但斐纳，终于继德·玛赛之后成为但斐纳的情夫。但斐纳是银行家纽沁根男爵的妻子。

[6]缪拉（murat，1767—1815），拿破仑的勇将。

[7]鲁瓦耶·科拉尔（royer collard，1763—1845），法国哲学家及政治家，路易十八统治时代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

[8]《纯粹理性批判》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的著作。

[9]雅尔纳于1547年同夏泰尼雷用剑决斗，雅尔纳出其不意用剑背击伤夏泰尼雷的腿腕致死，由此而产生成语“雅尔纳的一击”，指决定性的、出其不意的攻击。

[10]亨利二世，1547年至1559年间的法国国王。

[11]阿涅斯·索雷尔（agnès sorel，1422—1450），法王查理七世的宠姬。

[12]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1395—1456），法国富商，家财亿万，曾以全部家财支持法王查理七世与英国打仗，后来被查理七世流放，家产被充公。

[13]费纳龙（fénelon，1651—1715），法国散文作家。

[14]乌弗拉尔（ouvrard，1770—1846），法国著名金融家。

[15]古赞（cousin，1792—1847），法国折中主义哲学家

[16]内克（necker，1732—1804），法国著名银行家兼政治家，他的女儿就是文学家斯达尔夫人。

[17]萨米埃尔·贝尔纳（samuel bernard，1651—1739），路易十四时代家财亿万的银行家

[18]劳（law，1671—1729），苏格兰银行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他所创办的银行由于发行纸币过多，被迫宣告破产。

[19]帕里斯（paris）兄弟四人，都是法国银行家或贵族。

[20]布雷（bouret，1710—1777），法国银行家，因奢侈浪费失败。

[21]博戎（beaujon，1708），法国银行家。

[22]斐热（fugger），德国银行家，世代相传。

[23]卡拉布尔（calabre），意大利西南部的一个小国。

[24]拉·封丹（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著名寓言诗作家。

[25]泰米斯托克莱（thémistocle，约公元前525—前460），雅典的将军和政治家。

[26]弗朗孔尼（franconi），意大利名骑师，世代为人驯马，移居法国。

[27]在法文及英文中，小马夫与老虎是同一个词。

[28]仆人们可以把钱存进储蓄银行，不再仰求主人的恩赐了。

[29]当时意大利并未统一，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地名，比如威尼斯、那不勒斯、罗马和米兰等，虽名义不同，但实际上是独立国家。前文提到驻都灵的大使馆亦与此有关。——编者注

[30]玛德兰娜是《圣经》上一个改邪归正的妓女，经常跪在圣坛前面痛苦忏悔。

[31]帕尔尼（parny，1713—1814），法国诗人。

[32]拉瓦利埃（la vallière，1644—1710），法国女公爵，1661年成为法王路易十四的情妇，后失宠，于1674年进修道院。

[33]马尔斯小姐（mars，1779—1847），法国著名喜剧演员。

[34]桑丘，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

[35]《克拉丽沙》，英国作家理查森（1689—1761）的小说。

[36]维特，指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主人公维特。

[37]曼海姆（mannhein），德国的一个城市。

[38]“愤怒的日子”是丧礼弥撒所唱得第一句歌词；指“最后审判日”。

[39]奥西恩（ossion）是3世纪时苏格兰的诗人。

[40]指拿破仑。

[41]《恨世者》是莫里哀的剧本。

[42]“老实人”是指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

[43]纳图瓦尔（natoire，1700—1777），法国画家，其图画仅重视画面的漂亮而缺乏美。

[44]洛特希尔德（rothschild，1743—1812），法国大银行家，犹太人。

[45]密西西比公司是银行家劳所创办的一家投机公司。

[46]法语tirer une carotte（胡萝卜）是敲诈勒索钱财的意思。

[47]参阅《职员们》。——原注

[48]里昂工人于1831年11月21日起义，于12月3日被扑灭。

[49]指1830年7月法国人民推翻波旁复辟王朝的革命。

[50]这里“三天”指1830年七月革命，巴黎人民经过27日、28日、29日三天战斗，推翻了查理十世的统治。

[51]泰雷修道院长（abbé terray，1715—1778），1769年曾任法国财政总监。

[52]勒努瓦（lenoir，1768—1806），法国商人，与里夏尔共同创办法国棉纺织业。人称里夏尔·勒努瓦。

[53]富歇（fouché，1759—1820），法国资产阶级政客，政见反复无常。

[54]圣梅丽是巴黎的一条街道，1832年6月5日至6日，共和党人利用拉马克将军出殡的机会，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结果演变成为起义，后被镇压。

[55]黎希留、马扎兰都曾任法国的首相，治理国家很有才干；波唐金是俄国的元帅，曾将土耳其人驱逐出俄国。

[56]罗贝尔·兰代（roberi lindet，1746—1825），法国大革命时执政府时代的财政部长。

[57]希腊神话，水仙加泰拉被巨人波利斐摩爱上，而加泰拉却爱牧羊人阿西丝。当她同爱人一起在一座岩石下面谈情说爱的时候，被波利斐摩发现，将他的情敌压死。

[58]1830年7月26日法国查理十世颁布了四条反动的敕令，成为七月革命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