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个言论运动家，大概人人都知道的。他在戊戌以前《时务报》时代便已出了名，一般人便以康梁并称。但是戊戌以前的梁启超只能算作康有为的走卒，与徐勤、汪康年、麦孟华辈同在康有为的圈子里过活。他的思想议论纯粹是康的思想议论：康有为假公羊、孟子为护符，他也假公羊、孟子为护符；康有为倡保教尊孔，他也说保教尊孔。所以在戊戌以前，只能算是康有为的时代，梁启超还没有独立的位置。戊戌失败后，康的思想始终没有一点变化，梁在日本一面作报，一面习日文读新书，思想言论渐渐地脱离康的羁绊，要立起异来了；丢了公羊、孟子不讲，而讲卢梭、孟德斯鸠、伯理知理……了；不谈保教尊孔，而“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梁在日本所办的报，前后共有三个名目，从戊戌十月到辛丑叫《清议报》，壬寅以后叫《新民丛报》，庚戌以后叫《国风报》。若就他的思想议论在学术上的价值说，自然是后胜于前，但就他在中国政治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说，却是在《清议报》和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时代。这时代的梁启超，可算是言论界的骄子；报馆虽在日本，影响及于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是非常地大。因为自戊戌政变后，国内新生的言论机关受了摧残，己庚之间，上海虽有所谓《亚东时报》、《五洲时报》、《中外大事报》等颇倡新说，但当中国晦盲否塞达于极点的时候，不为人所欢迎，旋兴旋灭；日本留学界在己庚之顷，也有所谓《译书汇报》、《国民报》、《开智录》等的发行，颇能介绍西方政治思想，但亦不能持久；独《清议报》继续至三年余，《新民丛报》的生命更长。这是影响较大的一个原因。其次，梁启超的文章魔力，也不是当时一般言论家所能及，所谓“笔端恒带情感”，最易激动读者的心弦。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这是它影响较大的又一原因。再其次，梁在这时代所发的议论，大约都是趋重打破现状的议论；除了对于光绪帝仍旧称“我皇上”、“我圣主”以外，排满、革命、破坏、暗杀都视为救时之良药。（甲辰、乙巳以后，他虽极端反对排满，但在癸卯以前，排满的民族思想常常流露于他的笔端，试通观《饮冰室文集》可知。）我们试看他壬寅年的《新民丛报》中《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所言可知，他说：
……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沈滞矣。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某说部尝言有宿逆旅者，夜见一妇人，摘其头置案上而梳掠之，则大惊；走至他所，见数人聚饮者，语其事，述其异，彼数人者则曰，是何足怪？吾侪皆能焉，乃各摘其头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惊。此吾所谓变骇为习之说也。不宁惟是，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驯至举天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无足以相骇，而人智之程度乃达于极点。……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然则诸君之所以向导国民者可知矣。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若更有可骇之论倍蓰于革命者出焉，则将并革命亦不暇骇，而民权更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某以为报馆之所以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这种议论，他在甲辰、乙巳以后是断不肯发出来的。）
他的《清议报》和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确实是运用这种策略去作的。他的目的本不过在君主立宪，他的论议却超过了君主立宪的范围。但是一般读者（除了政府当局）却并不“骇”，不惟不“骇”，并且很欢迎。因为经过反动的大苦痛后，有志的知识界都酝酿着打破现状的潜意识在心里，有触即发，遇到那种声情激越的文字，没有不投袂而起的。这是它影响较大的又一原因。总上面所述三因，梁启超在此时期内，便握言论运动界的牛耳。后来严复骂他，说他“于道徒见一偏，而出言甚易”，又说他“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僩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又说他与康有为是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人（见《学衡》所载严几道与熊纯如书）。这种讥评，虽然未免过当，但在戊戌反动以后的五六年间，梁启超确有唤起青年群趋于打破现状的效力，是不可掩的。所以在本章叙述维新运动再起的发端，就首先将这位言论运动界的骄子，略述如前。
二 新势力复活的酝酿
梁启超在《清议报壹百册祝辞》里有几句话说：“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相搏相射，短兵紧接，面新陈嬗代之时也。”因为拳乱发生于一九〇〇年，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中国反动的旧势力发泄到最高度的时候。接着一九〇一年（《辛丑和约》成立）便是新势力复活的时期到了。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年间（从《辛丑和约》到日俄战争）可称为中国新势力复活的酝酿时期。此时期与维新运动的初步时期（甲午到戊戌），情势已大不相同。在前期内，因为中日战争把中国的弱点完全暴露，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就无限制地猖獗起来；但是中国大多数人士还只感觉外人的可恶可恨，对于清政府还不敢藐视。自经过拳乱的大祸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颇起了一点戒心，侵略的方法稍稍变了；对于清朝廷，一面压迫，却又一面加以保持扶植。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士，却把恨恶外人的心理完全移到清朝廷身上去了；越感觉外人的可怖，就越感觉清政府的无能。简言之，就是清政府的信用至此已扫地无存。这便是此时期与前时期情势不同的所在。所以在此时期内，中国必须变法已绝对不成问题，绝没有人反对，不若在戊戌以前，尚有许多怀疑的人。此时期所成为问题的，就是戊戌百日维新变法方式尚可以应付当时的潮流，餍足国人的企望否？我们试把此时期由新势力所发动的各种事端观察一下，便可以答复这个疑问。请分国内与留学界两个方面观察：
一、国内 当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时，拳乱方始萌芽，未几，改名为自立会，谋在长江一带起事。及至六月拳乱大作，北方的名士如严复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国救时的名义，运动在沪各省的维新志士，开会于张园，名之曰“国会”。到会的名流有容闳、严复、章炳麟、宋恕、吴葆初、张通典、荻保元、马相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荩、龙泽厚等，共约数百人，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开会的时候，章炳麟当众把辫发剪去，表示对于清朝决绝的意思，颇耸动一般人的耳目。其实这种集会，参与的分子很复杂，知道唐、林的秘密的人极少，大多数的会员不过震于“国会”、“民权”等新说，乘兴来会罢了。及至八月，唐才常的自立军在汉口失败，张之洞咨请江督刘坤一查拿“国会”要人，于是与会的名流人人自危，匿居租界，不敢出头，并且有许多人逃往海外出国了，这还是庚子年的事。国内新势力的运动，因此颇受一小挫折。辛丑年一年内，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事端，但由戢元丞在上海创设了一个作新社，从事译著新书，又发行一种《大陆报》月刊，鼓吹革命（秦力山、杨廷楝、杨荫杭等皆属编著人员）。到壬寅年，上海便有所谓中国教育会的创立，发起人为章炳麟、蔡元培、黄宗仰等。恰好在这年，东京留学生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吴敬恒被逐回国，国内南洋公学也发生学生全体罢学的风潮；于是就由所谓教育会的人士章、蔡、黄及吴敬恒等主持成立了一个爱国学社，南京陆师学堂复有一部分的退学生如章士钊、何震生、穆湘瑶、胡敦复等，也来加入爱国学社的团体。由此，这个爱国学社就成为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汇集所，张园便成了革命的演说场，《苏报》便成了革命的宣传品。（《苏报》初为日本人所创，后湖南衡山人陈范，以江西知县因教案落职来上海，感激时愤，遂承办是报。陈能随时势而进步，主办是报约四年，是时由章士钊主笔，风行一时。）到癸卯年春间，便有张园反对桂抚王之春的大会（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平匪乱之议）；四月，便有张园的拒俄大会（俄人要求改订东三省撤兵条约）；闰五月，便有所谓“苏报案”的发生，章炳麟、邹容因此入狱，（癸卯年四五月间，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受王之春嘱托，函告苏抚恩寿，谓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苏抚立饬上海道向各国领事照会拿人。各领事业经签名许可，而工部局独不赞成。上海英文《泰晤士报》著论嘉许工部局能主持公道。吕海寰指名逮捕者为蔡元培、吴敬恒、陈范、章炳麟、黄宗仰等。西报对于此事记载甚详，因此被拿者闻之，多向工部局报告姓名、居址，工部局允予特别保护。但至闰五月初，苏抚上海道等称奉清帝谕旨，向租界交涉甚力，遂由租界当局分派中西警探多名，赴爱国学社拘拿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吴、蔡外出，仅捕拿章炳麟一人；又赴《苏报》馆捕拿陈范。陈亦外去，捕去司账员程吉甫一名。邹容闻讯自往捕房投到。蔡元培走柏林，吴敬恒走伦敦，《苏报》被封，爱国学社亦解散。）被拘三年。当此案在会审公廨审讯时，清政府所延的律师声称：“陈范住三马路二十号门牌，登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闰月初五，登论界说《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五月二十三，登《满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读＜革命军＞》，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总之驱逐满人，匡辅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交通外人，能得欢心，可使中外子民轻蔑皇上；五月七日，登‘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以四万万人杀一人，能不快心’；五月初十，登特别要闻，东京留学生捏造上谕。总之，《苏报》污蔑皇上事多，不胜一一指出。中国政府饬拿章炳麟、邹容，因其大逆不道，谋为不轨。其《革命军》一书，第一章叙‘披毛戴角之满洲人，应予杀尽，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狱，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有‘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满人而为君；满人约五万人，目不识丁者系亲王大臣，唱京调者系将军都统’等语。……”观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苏报》的内容，并可知道当时国内新党的言论声势。回溯己亥年，上海爱国志士由经元善、蔡元培所领导的爱国活动，尚以光绪帝的存废问题为中心，现在竟至呼清帝为“小丑”，可想见思想变动的程度了。爱国学社解散，《苏报》被封后，蔡元培、吴敬恒等虽皆去国，章士钊、何靡施、张继、卢和生等，又于本年六月在上海组织一个《国民日日报》，声势与《苏报》相同（该报旋因内部发生问题停刊）。从癸卯到甲辰、乙巳的两三年间，上海革命的出版物，如《皇帝魂》、《苏报案纪事》、《国民日日报汇编》，章士钊的《荡虏丛书》，刘光汉的《拟书中国民族志》，陈去病的《秘史》、《陆沈丛书》，苏元瑛的《惨世界》……不下百数十种。革命的思潮，逐渐增高。甲辰年九月，便有黄兴等运用会党马福益谋在长沙发难的事（后再详述）；十月有万福华在上海行刺王之春的事。革命的思潮，渐渐地要随处表现于行动了。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纪最初五年间新势力在国内所表现的事端。
二、留学界 这时候中国往海外留学的以日本为中心。在己、庚二年间，留日学生虽有所谓《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等的刊物，但是学生尚不满百人。到辛丑、壬寅的二年间，中国留日学生骤增至数千人。辛丑年的春间，广东的留日学生郑贯一、李自重、冯斯栾、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等，成立了一个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政府宣告独立。留日的粤侨也有加入的，孙中山时居横滨，极力赞助；中山和粤籍留学生发生密切关系从此始（此时汪精卫、胡汉民尚未到日本）。壬寅年，因各省留学生加多，便在东京神田的骏河台组织留学生会馆。开幕的那天，吴禄贞演说，竟把会馆比美国费府的“独立厅”。本年三月，又发起一个“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发起的宣言由章炳麟所撰，学生报名赴会的数百，拟在上野精养轩举行。驻日公使蔡钧得到此种消息，要求日政府禁止。届时，被日警干涉，赴会的留学生都愤激而散。几个月后，又发生与蔡公使冲突的事，原因是吴慕良、蔡锷想以自费入成城军校，蔡钧不肯咨送；湖北留学生监督钱恂和吴汝纶往为关说，都无效；吴敬恒便与孙揆均率同二十余人强邀吴汝纶同往使署要求，坚持至夜半不肯出署；蔡钧唤日警将他们拉出，于是留学生连日结队往使署争闹，蔡钧便嗾使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把吴敬恒、孙揆均逮捕，押解返国；因此，留学生痛恨清廷的程度，又加高一层。到癸卯年的元旦，留学生千余人在骏河台会馆举行团拜礼，蔡公使亦到，马君武、刘成禺等演说满人吞灭中国的历史，主张推倒清廷，恢复汉族的主权，满座鼓掌。清宗室长福起而驳辩，被大众呵斥，不能成词；蔡公使亦敢怒而不敢言，仅以开除刘成禺的学籍泄愤。到本年四月，因俄人强占东三省，留学界便发起一个拒俄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举蓝天蔚为队长，报名者达千人，每日操演不懈，后被日政府禁止；众推钮永建、杨标二人回国，往说直督袁世凯请出兵拒俄，留学生愿作前锋，袁拒而不见，反有不利于二人的风说，留学界越加愤恨。到本年冬间，便有革命军事学校的秘密组织，因为当时只有政府派送的官费生可入军校，凡有革命嫌疑的，都得不到入军校的机会。孙中山有一位日本朋友日野少佐，是一个军事家，恰好此时中山由安南返日，留学界有革命思想的人，共往就商学习军事的问题，便由中山商请日野主持，在东京青山附近秘密组织军事学校，开校约及五月，因故解散。从癸卯到甲辰、乙巳的两三年间，日本留学界的革命书报，如《湖北学生界》、《汉声》、《江苏》、《浙江潮》、《游学译编》、《新湖南》、《猛回头》、《警世钟》、《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汉帜》、《太平天国战史》、《二十世纪之支那》……好比雨后的春笋，陆续涌出。黄兴、杨笃生、陈天华等所组织的华兴会，也是甲辰年春间在日本成立的。至于欧洲留学界，据吴敬恒说：“戊戌以前甚少，因北洋水师学堂学生三十人皆派于光绪初年，欧洲再有留学生，自一九〇二年（壬寅）始，恒于一九〇三年至英，英止有南洋公学学生数人，闻法、比、德皆有湖北派往之学生。”但此时欧洲留学生虽少，革命的思潮也已经发生。中山说：“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十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汤芗铭在巴黎割中山的皮包，偷取革命党名册，向驻法公使孙宝琦自首的故事，就在此时发生。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纪最初五年间新势力在海外留学界表现的形态。
总括上面两段所记的情事，我们可以答说：戊戌百日维新的变法方式决不可以应付此时的潮流、满足国人的企望了。但是清政府在此时代内的设施却何如呢？
三 清政府遮羞的变法及主持的人物
有位扈从西太后和光绪帝出走的某官，后来向人说：“西后自出险后，恒语侍臣云：‘吾不意，乃为帝笑。’至太原，帝稍发舒，一日召载漪、刚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云：‘我先发，敌将更要其重者。’帝曰：‘论国法，彼罪不赦，乌论敌如何！’漪等颡亟稽。时王文韶同入，西太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尔谓如何？’文韶知旨，婉解之。……”这段故事可见西太后当时，就是对于光绪帝，也现出一种羞愧不能掩盖的样子，何况对于国人，对于外国人。因此在出走的途中便下诏罪己，下诏求直言；在庚子年的十二月，便在西安下诏变法；到辛丑年三月，又命设立“督办政务处”，为筹办新政的机关，仿佛真是要变法了。外国人听到这种消息，说这是以巨额的代价增加了一层见识，然其实在西太后，与其说是增加了若干见识因而变法，还不如说是她的老面孔羞愧得无以对人，故假变法的各种诏旨来遮一遮羞。那个新设的督办政务处不过是军机处的骈枝机关，并无什么新政可办。试把辛丑以来五年间所谓新政，分别列举如下：
一、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辛丑四月）。
二、停止捐纳实官（辛丑七月）。
三、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复命裁撤河东河道总督缺（壬寅正月）。
四、裁撤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缺（甲辰十一月）。
五、裁撤广东巡抚缺（乙巳六月）。
上列各项是五年间除旧的新政。
六、设立督办政务处（辛丑三月）。
七、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辛丑六月，从列强的要求而改的）。
八、设立商部，将路矿总局裁并（癸卯七月）。
九、设立练兵处（癸卯十一月）。
十、设立巡警部（乙巳九月）。
十一、设立学部（乙巳十一月）。
上列各项是五年间新设的机关。
十二、命各省绿营防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分之二三（辛丑七月）。
十三、命各省筹设武备学堂（辛丑七月）。
十四、复命将各省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辛丑七月）。
十五、命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癸卯五月）。
十六、设立练兵处命奕劻等管理（癸卯十一月）。
十七、在河间举行秋操，命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乙巳九月）。
上列各项是五年间关于军事的新政。
十八、复开经济特科（辛丑四月）。
十九、命整顿翰林院，课编检以上各官以政治之学（辛丑四月）。
二十、命出使大臣访察游学生咨送回华听候录用（辛丑五月）。
二一、命自明年为始，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生童及武科乡会试（辛丑七月）。
二二、复命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辛丑八月）。
二三、命各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辛丑八月）。
二四、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凡由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辛丑十月）。
二五、复命各省选择学生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壬寅九月）。
二六、命自明年会试为始，凡授职修撰、编修及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壬寅十一月）。
二七、颁布学堂章程（癸卯十一月）。
二八、考试出洋归国学生，自是每岁考试留学以为常（乙巳六月）。
二九、停止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乙巳七月）。
上列各项是五年间关于学校选举的新政。
三十、准满汉通婚。
上面所列举的共计三十事，比较戊戌百日维新所举的条目，仿佛很多了，但是实际并没有超出百日维新的范围，不过把百日的时间延长到五年，或把戊戌的一件命令分作几次颁下罢了（例如戊戌的裁汰冗官令）。其有超出戊戌维新的范围的，都是百日以内想作而尚未作的。关于军政的事项，并且是在甲午以前已经李鸿章办过了的。五年以内所行的新政，实际不过“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九个字；在国民观感上稍稍发生一点实际的影响的，也不过是这九个字。（但是辛、壬二年间，日本骤增的数千中国留学生，由政府派出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关于准满汉通婚的一项，戊戌年康有为曾经极力主张，不能实行，现在公然准行，算是清当局极开通的表示；但是表示太迟了，现在已不能发生丝毫的效力了。并且一面表示融和满汉，一面更处处防备汉人，稍微重要的机关，不是把满人压在汉人头上，便是满汉对立；例如那个新设的督办政务处六大臣，依然是满三汉三；（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实权操于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以督抚遥为参预，有名无实。李鸿章去世后，以袁世凯补授直督，亦参预政务处。）新改的外务部，用奕劻作总理，站在汉人的会办大臣上面；新设的练兵处，也用奕劻管理；京旗练兵事宜用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阅兵也用袁、铁会办；就是一个京师大学堂，都要用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防制汉人如此的严密，那种准许满汉通婚的命令，安能发生融和满汉的效力呢？
就这时期当局的人物观察，反动派的首领刚毅在扈从出走的当中恚愤死了，端王载漪依列强的命令处罚充军去了；政府的中枢势力，就全在奕劻和荣禄手中。奕劻留京，与李鸿章办理议和事务，荣禄从驾在西安，故荣禄的势力尤重；最初所下的遮羞变法诏旨和设立督办政务处的办法，都是由荣禄所主持的。督抚中的重要人物，要算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十四人。但李鸿章北上以后，围困在外交问题的难关中，于其他变法的计划，无暇筹及，及至和约略成便辞世了。最初实际变法的动议，是出于刘坤一和张之洞的三折（即当时所谓“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所以在辛丑八月特颁的懿旨，有所谓“责成中外臣工，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并将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随时摘要举办”的话。原来五年间的新政，办到“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九个字的实际，还是依照刘、张会奏所提出“整顿中法以行西法”的纲领而来的。及至李鸿章辞世，袁世凯继任直督，刘坤一亦于壬寅年九月辞世，督抚中便以袁世凯、张之洞二人为柱石。荣禄于癸卯年三月去世，亲贵中便以奕劻为柱石。袁世凯从前结托荣禄，以邀西太后的眷顾；荣禄死后，便极力结托奕劻以图西太后的信任，他又居在密迩畿辅的直督的地位，于是奕劻、袁世凯便成了当时的内外两大柱石，而张之洞尚不能及。奕劻依违恋权同于荣禄，能力、知识尚不及荣禄，而贪污则过之；张之洞比较袁世凯多一点故纸堆中的知识，能力、手腕却不如袁，但他迎合取巧的心理也不让于袁，不过地位不若袁的重要，又带几分书呆子见识；以论操纵当时时局，袁世凯要算是最重要的人物，可惜他还是读书太少，所模拟的唯一人物还不过是李鸿章，而个人的人格修养又不及。这五年间的新政办到前面所举九个字的实际，他固与有赞助之力（科举的废止，最后是由袁世凯与张之洞的会奏而实行的），但他所最注意的事项还是筹款练兵，与李鸿章在北洋大臣任内所注重的无异。前面所举关于军事的新政，要算是他的成绩了。北洋军阀的基础势力在此五年内又增加了不少。但是满人对于他的疑忌，渐渐见端了，铁良渐渐地要露头角了。
四 日俄战争与立宪的动机
在清政府从容的变法期间，帝国主义者的进攻是不若他们那么从容的；他们方在从容不迫的“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帝国主义者要借中国领土东北的一隅作战场了；震动一时的日俄战争，适于此时期之末（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发生。日俄战争第一个远因即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第二个远因即由于庚子的拳乱之役：中日《马关条约》本已将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了，因李鸿章利用俄国协同德法压迫日本退还，日本已蓄报复之意；及至拳乱当中，俄国乘隙出兵占领东三省，有不肯退出的意思，并且想进图朝鲜，日本便积极准备作战。到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间即以关于东三省及朝鲜问题的谈判破裂，正式宣战。战争的期间延长至一年零四个月，日军节节胜利；到一九〇五年五月底，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舰队也全军覆没了，于是这个震动一时的大战争方告终结。这次战争，关于东西黄白两人种的屈伸自然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政治主义上也使人对于立宪自由，增加一层新信仰。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它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中日与日俄的两次战争便是最明白的证据。在戊戌以前还有人说：
今人动言日本变法，骤致富强，不知日本幸遇我惜兵爱民之中国耳。向使以区区三岛，抗行于穷兵黩武之俄法间，吾知成败之数且有不可逆睹者矣。又使中国虽败，而陆战持久终不言和，则胜败兵家之常，亦不知鹿死谁手矣。（见《郎园书札》）
意思是说：“日本战胜中国，不是因变法战胜的，假若它和俄国或法国战也能取胜，我就相信变法的效力了。”现在公然战胜俄国了，于是反对变法立宪的人也没得话说了。俄国的人民也暴动起来了，俄国的政府也有立宪的表示了，中国还可独居为专制国么？当日俄和议尚未成立的时候，江苏的新党名士张謇便作书去怂恿袁世凯，要他主张立宪，书中说：
……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袁世凯对于张謇的话，颇有感动。孙宝琦在驻法公使任内，也以立宪的意思向政府奏请。国内南部的老新党名士，大部分都受了梁启超的言论影响，此倡彼和，于是二三疆吏也相率建议立宪；中枢诸亲贵，也知道立宪两字是无可反对的了。西太后紧紧地握着政权在手，就是对于自己的儿子、侄子，正正堂堂坐在皇位上的，尚不肯分让一点实权给他，何况对于人民呢！于是用“今兹未能，请轻之，月攘一鸡”的方法来延搪，说：你们说立宪真可以强国么！好，我就派人往立宪各国去考察一考察看。所以在一九〇五年的六七月，便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这是表示要立宪的意思。但是政府表示要立宪，一部分的国民却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宪法了；不惟不愿意接受，并且还要反对。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便被吴樾的炸弹吓退两个（徐世昌、绍英遇炸后，不果行，后改派尚其亨、李盛铎）。吴樾的炸弹，便是国民不承认清廷伪立宪的表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