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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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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虽根源译典,而义理发挥,在于本土撰述。注疏论著,表现我国僧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如天台宗、禅宗,盖可谓纯粹之中国佛教也。

—汤用彤 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

初期的佛教

“佛”是佛陀(buhda)的简称,原义是“大觉”,兼有自觉及觉他的意义。在印度,从来一切觉者,都称为佛,到释迦牟尼出生,集过去一切佛的大成,为未来一切佛所崇仰,而成为佛教的教祖。

印度有四大等级,第一等是婆罗门族,即僧侣。第二等是王族。第三等是农商。第四等是贱族。释迦出身于王族,反对婆罗门教,于是成立了佛教。“释迦”是他的姓氏,汉文意思是“能仁”,“牟尼”是出家后的名号,意思是“寂默”。释迦大约在公元前五六二年至前五五二年间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父名净饭王,母名摩耶夫人。释迦摩尼俗名乔达摩悉达多,曾纳三妃,生一子。青年时因为目睹世间的生老病死及无常诸苦,于是下定决心寻找解脱苦难的道路。

释迦在一个深夜毅然出了城,剃去须发,去寻找永恒的寂乐。国王无可奈何,只好派了五人随从他。苦行者乔达摩和侍者们在恒河流域行脚六年,参访了许多宗教界的名师,研习他们的理论和方法,修炼最严格的苦行,但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他决定自己寻求真正的解脱之道。

他独自坐在尼连禅河边苦行六年,在菩提迦耶遇牧羊女供羊乳,发大誓愿,在一棵毕钵罗树下静坐,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战胜了种种烦恼魔障,度过最后一个繁星缀空的夜晚,终于在黎明时睹启明星而豁然开朗,彻悟了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轮回的方法。年十九出家修苦行,至三十五岁得悟。本来他不想传此圣道,后来怜悯众生之苦,动了大善之念,于是决定普度众生。他先为五个跟随他苦修的侍者说苦集灭道四谛,从此就有了由佛、法、僧组成的佛教。之后在四十余年中不停地为各阶层的人们说法,最后大行大愿圆满,享寿八十示寂于拘尸那罗。

释迦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阿那律、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优婆离、罗睺罗、阿难陀十大弟子。佛寂灭后百年,佛徒内部相争,分东西两派。当佛生时及其寂灭后两百年间,佛教传播的区域只在恒河流域,大多是富商、与商人来往频繁的王族及一些想脱离婆罗门教的人。

大约在公元前三五〇年至公元一五〇年间,是原始佛教思想生长的时期。当时的印度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代表这一时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是《阿含经》。

《阿含经》的思想颇为复杂,除了解脱哲学外,还夹杂有万有灵魂论、图腾主义、祖先崇拜等原始的宗教要素。其解脱哲学是:

第一,认定生存是苦恼(无常观),力求解脱,争取“无老无死无忧愁戚无秽污无上安稳涅槃”,涅槃即圆寂,追求一种永寂不动的精神境界。

第二,注重宗教的实践,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辨。

第三,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因爱生苦”、“无我(无爱)即无苦”为根本思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大意是一切生存的事物都随时生灭变迁,没有永恒性,而永恒存在的实体—我,也是没有的。“因爱生苦”意思是爱即我的永恒欲望,有欲望即生烦恼。“无我即无苦”—没有欲望就无所谓烦恼了。

第四,“老死”的苦恼有一系列条件—十二因缘,最后为“无明”,意思是无知,不明白佛理。佛教主旨是断灭无明,解脱烦恼,而达到无上安稳的涅槃。

第五,“诸法无我”,就是说现实的我之中没有常一主宰的我(灵魂),死后才能进入涅槃,即脱离轮回,不再投胎为人或变成别的东西,如此才能达到永恒的我的存在。

第六,有时又认为“一切诸法均为实有”,这个“法”包括事物或思想等一切存在而言。综上所述,可知原始佛教思想是主观唯心论,认定精神等我可以永存,同时又掺杂了物心二元论,认为诸法也为实有。

佛教的中国化

印度的阿育王在位时期,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以外,如缅甸、锡兰、阿富汗等地。阿育王以后三四百年,佛教渐渐盛行于上述各地及中国地区,印度本地的佛教反而衰败了。

公元二三世纪,龙树比丘提倡诸法皆空的观念,成为大乘空教的始祖。四五世纪之间,无著及其弟子先后阐扬大乘佛法,而创立唯识宗。到了六七世纪,陈那革新佛教逻辑学“因明学”,护法著《成唯识论》来发展无著、世亲的教义,其弟子戎贤继承他的衣钵,而和他们对抗的则有继承龙树理念的法辨及其弟子智光。

初唐中国的玄奘法师到西域,对以上两派理论都有研究。同时期到中国传播佛教的,有菩提达摩、真谛、达摩笈多、法藏(贤首大师)等。公元八世纪,印度佛教衰微,此时到达中国传教的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实义难陀等人。中国的义净法师游学印度,滞留在南海诸国,回国后多有弘法讲学。

佛教东移,分两条道路,一条是北方路线,经新疆一带进入中国。一条是南方路线,由印度、缅甸、暹罗、安南等地进入中国。后来又由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东汉明帝时期。公元六五年,明帝遣使到印度求佛经,结果得到了佛像经卷,还与释迦摩腾一同归国。在此后的两三百年间,印度及西域佛教家,到中国学汉文、传教、做佛经翻译的,不在少数。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佛教思想支配了中国学术界。

当南北朝对立的时期,北方国家利用佛教对抗南朝,于是中国儒家曾和道家联手进行反佛运动。如梁朝范缜著《神灭论》、刘勰著《灭惑论》、宋朝顾欢著《夷夏论》,引发了佛教徒的诸多辩驳。另一方面,一般学佛的人多用老、庄、《周易》的思想来解释佛教教理,即以外典(非佛教的经典)说明内典(佛教的经典),称为“格义”。

“格义”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但凡民族接收外来的文化,常常拿固有的民族文化做基础,这就是佛教所以中国化的理由。中国人讲佛学的时候所加入的中国思想倾向,可以归纳为几点。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都以为在个人主观之外,还有客观的外界存在,而佛学认为外界虚妄不实,即空。中国人认为这种说法太奇怪,讲佛学者就讲佛学所谓的“空”另加解释,使外界“不真空”。

第二,中国儒家主张在“自强不息”之中求人格的最高境界,而富于出世色彩的庄子也并非以全然不活动的人为理想中的真人、至人,因此中国人对佛的境界,也认为并非永寂不动。佛“不为世染”,也“不为寂滞”,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

第三,因印度种族等级很严格,所以印度佛学说有一种人没有佛性,而中国人却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讲佛学时,人人都有佛性。佛教中有轮回的思想,认为今生修行的成就可作为来世修行的根基,如此历劫修行,最终可成佛。而中国人却说即在此生中“顿悟可成佛”。

上述种种情况,在印度佛教徒中也可能有,但到了中国得以发扬光大。如前所说的龙树一派的“诸法皆空”论,因其近于老庄的思想,所以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而无著、世亲的“万法唯识”论跟中国思想不太匹配,因而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后来产生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宗派。

公元五八一年,杨坚于北方灭北周而建立隋朝,公元五八九年南下灭陈,中国复归统一。当历史由南北朝步入隋唐之时,中国佛教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佛教综合南北体系,形成了统一的特色。隋文帝生于佛寺,养于佛寺,称帝后大力提倡佛教,广建寺庙,并颁诏保护佛教。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在扬州时设“千僧斋”,并请陈朝高僧智顗大师为其授菩萨戒,智顗授予他一个“总持菩萨”的法号。即位后,隋炀帝诏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在扬州造弘善寺,使江苏地区的佛教有所恢复。

这一时期,智顗大师正式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由于它形成于浙江天台山,故得名。天台宗的教义主要依据《法华经》,因而也称法华宗。智顗著有《摩诃止观》一书,应是中国佛教第一部佛学导论或概论的巨著。按佛教的说法,其理论也来源于大乘空宗一系。天台宗的教义以“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为最高要求,这也是智顗完成南北佛教统一任务的具体表现。智顗“一念三千”学说,是对其止观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公元六一八年,唐朝建立。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当繁荣发达、对全人类具有较大贡献的历史时期。

唐代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在京师聚集十大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继位,重兴译经事业,度僧三千人,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

从武后到玄宗,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唐初增加一半。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件事,那就是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归国,太宗为其设立译场,汇集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

玄奘翻译而得的学说,基本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

因明科方面,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

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包括《俱舍》以前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玄奘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

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其注书《杂集论》,此二集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

戒律科方面,翻译传播了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作为实行的规范;

中观科方面,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反映出瑜伽是贯通中观的成就;

瑜伽科方面,则有“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

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都由玄奘大师译传于中土了。在这时期,随着大量印度佛经论著的翻译、传播和弘扬,中国佛教的思想理论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除净土宗、天台宗外,具较大影响的还有律宗、三论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和密宗。

传入中国的宗派

中国接受佛教思想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汉至魏晋,纯粹翻译。第二阶段是六朝时期,主要是格义理解。第三阶段是隋唐时期,这时印度旧有佛教各宗在中国已有新的发展,同时中国自身也创立了新宗,形成了中国佛教特有的一套哲学。隋唐前后佛教各宗在中国发展的情形如下表:

表里所列的十五宗派中,四论、涅槃、地论、摄论四个宗派在印度影响很大,到了中国则失去了其独立地位,影响甚微。毗昙宗在六朝时期较为流行。其余十个宗派,在隋唐时期流传甚广,不过俱舍、成实二宗的地位比较次要。

传自印度的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亦称“大乘教”,略称“大乘”,梵文音译“摩诃衍那”、“摩诃衍”等。因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到达菩提涅槃之彼岸,成就佛果而得名。

大乘的体系形成较晚,直到公元二世纪,马鸣菩萨为大乘佛教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三世纪,龙树菩萨著《中论》、《大智度论》等论典,广弘大乘法教,使大乘佛教系统真正形成。从印度本土传入中国的大乘(即北传佛教)教派,主要是三论宗、法相宗、戒律宗、净土宗及密宗。

三论宗

三论宗,渊源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宗(又称大乘空宗),创始人为隋唐间的吉藏。以龙树所著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所著的《百论》为主要经典,故名“三论宗”。又因为它主张“诸法性空”,故也称“法性宗”。三论在六朝时由鸠摩罗什译成中文,隋代嘉祥大师作疏,此后三论宗开始盛行。吉藏的弟子慧感、慧颐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另一弟子明法师于江南茅山弘扬三论,终身不出。明法师的知名弟子法敏擅三论,通大乘,他于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在丹阳(安徽当涂县)讲《华严经》、《涅槃经》,影响很大。三论宗的思想,是一面批评外道(不知法我二空之理的叫外道)及小乘佛教,一面阐明大乘正义,即“空”的原理。这一宗派的思想源于般若部诸经。

法相宗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所依据典籍有六经十一部论,以《解深密经》、《瑜伽论》、《唯识三十论》最为重要。中国僧人所作的著述,以玄奘法师的《成唯实论》、窥基的《成唯实论述记》及《因明大疏》为代表。唐初的玄奘法师经过系统的学习,将之传入国内,由他和其弟子窥基所宣讲,他们常住长安(陕西西安)慈恩寺,所以又称慈恩宗,成为唐初最重要的佛教宗派。因为这个宗派集中分析了世界上各种物质和精神的现象,提出“万法唯识”的基本观点,主张宇宙万有,都是心之所变,认为一切现象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就它的前一点说,叫作法相宗;就后一点说,叫作唯识宗。法相宗把“识”分为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合称八识。以阿赖耶识(第八识)为根本建立整个体系。“转识成智、舍染归净”是法相宗的理论宗旨,也是其修行实践的根本目的。法相宗本质上是纯粹的主观唯心论。其观点与西方的主观唯心论存在差别。西方的主观唯心论认为一切外物都是感觉印象的集合;而唯识论认为,宇宙万有在前六识感觉经验之外,又在第八识之中,不离识而存在。由于法相宗许多说法不合中国社会人情,且论证烦琐,经院气较足,故在社会上不太流行,在唐代流传了几十年就遭到冷落,逐渐湮灭不闻了。

戒律宗

戒律宗,即律宗。佛教信徒所遵守的戒条就是戒律。戒律的解释,因宗派而不同,但律宗通常所说的律,还是指小乘的戒律。这种戒律全本译成中文的有《十诵律》、《四分律》、《僧祇律》、《五分律》等四种,而以《四分律》最为通行。《四分律》又分三派,其代表人物是:一、终南山的道宣律师;相州日光寺的法砺律师;洛阳西太原寺的怀素律师。以道宣派势力最盛,因道宣常年住终南山,故又称南山律宗。道宣援引法相宗的教理来解释《四分律》,因而该宗在哲学上无独立的意义。宣门下弘景的弟子鉴真在扬州大明寺继承了南山宗系统,颇具影响。此宗注重佛教信徒在意识、言行以及衣食坐卧等各方面履行种种规定,制定了中国佛教的受戒仪制。

净土宗

净土宗,因教人信奉念佛法门,发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清净佛土,因而得名。念佛缘因出于《起信论》,后来龙树、天亲也提到过念佛。中国开宗,起于东晋的慧远大师,他曾在庐山结莲社。魏时的昙鸾继承其衣钵,为了学长生之术而结识了来华僧人菩提留支,留支授其净土教义。唐时的道绰及善导又继承昙鸾,提倡专修净土法门。此宗哲学上也属于主观唯心论,宗教性质浓厚,其主张念佛,认为菩提心的“称念”可以解脱罪恶,往生净土。重要经典有《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称为“净土三经”。中国僧人的著作有昙鸾的《往生论注》,道绰的《安极集》及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等。

密宗

密宗,又称真言宗,唐开元后始传入中国。此宗原分《大日经》与《金刚顶经》两派。《大日经》派善无畏东来,传道于中国一行禅师。《金刚顶经》派有印度人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来华,后传至惠果,将两派合而为一。密宗在唐代曾经得到王公贵族的爱好。此宗行道作法,灌顶传授,过于神秘离奇,明朝时被禁止传授。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间,印度密教传入中国西藏地区,与原来的苯教结合,形成了西藏密教的传统,称“藏密”。从哲学上来说,密宗也属于唯心论,认定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是一体的,不但众生均具佛性,就是我们的肉体手足,也是佛陀的肉体手足。

大乘思想根源于某些早期部派,但有许多理论创造,如不仅讲人无我,而且讲法无我;强调菩萨理想胜过阿罗汉,宣称人皆具菩提心可以成佛,倡导慈悲众生,力主以功德回向他人。

所谓“菩萨”,全称为“菩提萨埵”,“菩提”意为觉悟,“萨埵”意为有情,合起来讲就是自利利他。自己觉悟了,看到世上众生还在苦难里,就再回来普度众生,也就是牺牲自我,利益一切众生,佛家称之为“大乘”。古人有诗云“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便是说世界上最多情的乃是菩萨。

菩萨是大乘佛教的理想,其基本前提是发菩提心,立誓愿要为众生利益不入涅槃,履行艰苦的十波罗蜜修行:布施、善德、出离、智慧、精进、忍辱、诚实、决意、慈爱和平等。历经十地,“十地”即指十个菩萨行的重要阶位,在佛典中,不同的经论,往往对十地的内容有不同的描述。大乘佛教初期的十地包括:初发心、治地、应行、生贵、修成、正心、不退转、童真、法王子、灌顶。前六地仍属初发意的预备阶段,七地以上虽有缺陷,但已具佛性而不退转,第十地则至于来生成佛的候补阶次了。

大乘佛教提倡身入世而心出世,以济世救众生为基础,牺牲自我而救人,绝对的自发自觉的救世心肠:同体之慈,无缘之悲。这种以与世无争的出世心情,毫无条件而入世救众生的自愿,正如后世佛教所用的标记莲花一样。莲花是纯净无污的“圣洁”之花,但它却不生长在高原山顶之上,而是在秽污烂泥中开花结果。

中国独创的大乘宗派

自汉代传入佛教,中国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当时的两位著名译经者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前者译出大量小乘经典,后者译出大量大乘经典,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大小乘佛教几乎是同时传入。然而,就佛教以后在中国发展的情况看,主要是大乘佛教的发展。小乘佛教虽也出现过一些学派和学者,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小乘佛教的各种经典、教理和戒律等,多作为参考。

大乘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东晋时期大乘空宗般若学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对般若“性空说”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多。东晋名僧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评述了各家理论的得失,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发。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所依经典,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

唐初著名学僧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大力弘扬无著、世亲的思想,译出《唯识三十论》以及护法、难陀等十家解释“唯识”义的《成唯识论》一书,其大弟子窥基又著《成唯识论述记》等,从而创立了唯识宗,基本上继承的是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

除此之外,陈、隋之际形成的天台宗和唐代中期创立的华严宗,已不能简单地归类于印度大乘某一教派之中。华严宗的理论吸收了大乘各学派的说法,甚至包括中国道教、儒家等思想因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当然,如果就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所依经典说,可以说空宗色彩稍强些。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所依经典,所以有宗色彩稍多些。在唐代中期形成的禅宗等宗派,是印度佛教所未有,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所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他们具有通俗、简明的教理,广泛的融合性和适应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天台宗

天台宗,萌芽于北齐朝,当时的慧文大师读龙树的《中论》,有所感悟,立“一心三观”法门,传授给南岳慧恩禅师,慧恩又传给天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名智顗,隋朝人,诵读《妙法莲华经》而得领悟,创作了《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三书,成为天台宗的创始人。他的弟子章安大师著有《涅槃经疏》,唐朝的湛然也有重要著作。此外还流传着一部《大乘止观法门》,作者不详,颇能代表天台宗的哲学。

天台宗大致是以三论宗、四论宗及涅槃宗所根据的理论及龙树的《大智度论》为主,以《法华经》为本经,对《大品般若经》也引用《法华经》解释,所以又称“法华宗”。天台宗认为自性本具有善恶等因,所以生出了各种因缘果。其他宗派专主性善,这也是天台宗与其他宗派大不同之处。

华严宗

华严宗,以阐扬《华严经》而得名,创始者是杜顺禅师,中间经历了智俨、法藏而完善。又因武则天赐号其实际创始人法藏为“贤首”,后人称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为贤首宗。另因该宗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为宗旨,也称为法界宗。其后有四祖澄观(清凉大师),五祖宗密。宗密原本属于禅宗。后转宗华严,称圭峰禅师。华严宗经典以《华严经》为主,并依据世亲的《十地论》。重要的著作有杜顺的《法界观》,智俨的《搜玄记》,法藏的《华严探玄记》、《金狮子章》、《大乘起信论义记》,澄观的《华严疏钞》,宗密的《原人论》。法藏是华严宗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金狮子章》、《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等。“法界缘起”论是法藏思想的核心,也是华严宗的思想基础,它主要是以“理”与“事”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加以阐述的。华严宗立一恒常不变的真心为一切现象之根本,其学说是一种客观的唯心论,天台宗也相类似,与法相宗的主观唯心论不同。华严宗认为,对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由浅入深或由不同的角度而有四种不同,可分为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华严宗将佛教理论体系和表述方式都进一步中国化,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许多思想对后来宋明理学有着重要影响。

禅宗

禅宗,禅即梵语“禅那”的音译,义为坐禅或静虑。该宗传述的历史,说此宗直接受释迦佛的心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至第十二祖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传入中国,是为中华初祖。传至五祖弘忍,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神秀为六祖,南宗以慧能为六祖。南宗更强调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慧能弟子神会以其所学攻击北宗,轰动了朝廷,使得南宗成为禅宗的正统。禅宗不立文字,著作很少,今所传者有《六祖坛经》、敦煌本《神会语录》,及慧能之弟石头希迁所著《参同契》一篇。禅宗修行,以“无念”为主,所根据的教义主要是大乘的法相宗。禅宗的观点与中国思想的统系较为接近,唐以后更为盛行。

佛教宗派的形成,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就出现了众多的学派,但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巩固自己宗教势力的需要,由南北朝的佛教学派进而形成了佛教宗派。佛教宗派不同于学派,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轨范制度,有独立的寺院经济、势力范围,每宗都有自己的传法世系,继承其学说和寺院财产。

小乘佛教

“乘”,即车辆、乘载,也有“道路”的意思。学佛法者乘之行道以达到彼岸,“乘”是佛法传统的代称。

小乘与大乘的形成,是由于公元前一〇〇年左右,原始佛教发生了分裂,形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两个系统,上座部系统是小乘佛教,大众部系统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原是大乘佛教对以前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意指采用劣小的交通工具驰向涅槃的彼岸,不强调救济世人,只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修行。现今学术界沿用已无贬义。

小乘梵文音译“希那衍那”,亦称“二乘”,即“声闻乘”和“缘觉乘”。现代大乘佛教徒也用来称呼南传上座部佛教。其主要经典是后来在各部派中形成的经、律、论三藏。

小乘佛教在中国曾相当流行,中国最早流行的禅数学以及此后的毗昙学、成实学、俱舍学等,均属小乘类。中国的律学和唐代创始的律宗,都是以小乘律本为依据。现在的小乘佛教主要流行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及东南亚各国,他们自称“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的称号。中国云南上座部佛教也属于这个系统。

原始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作为其基本教义的四谛,其中苦谛是佛教的出发点—人生在世,必然逃脱不了痛苦。集谛说明产生苦的根源—人的欲望。灭谛说明如何消除苦—关键在于消除欲望。道谛则给出了修行的途径和方法,从而达到绝对宁静、永远超脱的境界。

小乘佛教坚持这一最初教义,认为释迦牟尼是最初顿悟的人,不是神,只是已经涅槃的伟大导师,因而每人应将释迦的教导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释迦的教导,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如何对内活得安详和谐,如何对外产生安详和谐的气氛,使别人也活得安详和谐。

释迦给出了三条教导。第一步就是遵守道德,即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

众生都想过道德的生活,然而因三毒五蕴所生的烦恼,使他们还无法控制自己的心灵,所以第二步的修行就是禅定,以控制自己的心灵。掌握了自己的心灵,就可以奉行道德准则,适当地奉行戒律。

释迦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他了解到,尽管人们可以实现控制自己的心灵以过着道德的生活,但在其心灵深处仍存在着不净的情结,随时可能呈现出来并不断击败他们。

因此,第三步修行就是发展自己的智慧—般若。每个人可以深入自己的心灵深处,将根植在内心不净的情结拔除,如此就可以过上健康的生活、和谐的生活、道德的生活。

这就是小乘佛教所秉持的戒、定、慧三学,其修行以“禅那”为主,就是坐禅或静虑,是从《大学》的知、止、定、静、安、虑、得的取义而来。

禅那包括瑜伽与观慧,是一种变化气质、锻炼身心的方法。这与中国佛教禅宗的禅又有异同。禅那的方法,有从一心一德的信仰坚定入手;有从生理的安那般那(调理出入呼吸)入手;有从洗心休息入手;有从心理的观念意思入手;有从念诵秘文入手。方式各样,不一而足,统名为四禅八定。

通过这些修行方法,是否真的可以解脱诸苦,摆脱生死轮回,从大乘佛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很大的问题。同时,禅那的境界,释迦也曾说过,这是一种共法。所谓共法,并不是佛法所独有的,凡普通世俗的人,与其他宗教、异派学术的人,只要深明学理,努力修行,都可以做到一定境界,却不是普世的法则。

只求自己修行自了,等同于逃避世间的自私隐士,是一种彻底个人自由的实行者。后起的中国禅宗,把这样的人称为“担板汉”或“自了汉”。所谓“担板汉”,就是担着一个板子走路,只来看板子的这一边,不去看板子的另一面;只看到空的清净的一面,而烦恼的苦痛的一面,他拿板子一隔,不去看,不敢碰,眼不见心不烦。

当然,能做到这样的“小乘”也是不易,能毅然决然挑起那副板子,需要选择的明智和担当的勇气,知道烦恼之为害甚深又害怕被烦恼侵蚀,知道人世纷扰没完没了牵牵绊绊,一不小心就深陷其中。如果可以,一切软弱的人,一切摇摆不定的人,一切思前想后的人,一切愿意弃恶向善的人都可以双手合十,乞求菩萨送他一张板,一张“担板汉”的板,担了起来,只看到阳光明媚、清净和谐,因而归于喜乐平安。这样,也是好的。

佛教与儒学

六朝时代,学佛者多援引儒、道两家经典解释佛经,同时反佛者则强调儒、道思想与佛家思想是对立的。到了唐朝,这种情况依然继续着,不过佛学在哲学上已经掌握了思想界的支配权。

儒家虽然在政治及伦理方面排佛,但在哲学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受到佛家影响,甚至于不自觉地用佛学来解释儒经。道家哲学则已不为人所注意,人们更注重当时所流传的后汉张道陵所创的道教及葛洪的修仙之术,宗教迷信的成分很大。

当时排佛的学者有韩愈及李翱。韩愈的思想体现在《原道》、《原性》、《原人》、《谏迎佛骨表》、《与孟尚书书》等文章中,阐扬仁义道德,推崇孟子,引用《大学》,提倡道统思想,成为了宋代儒家学术思想的先驱。李翱的思想以他的《复性书》三篇为代表。韩愈、李翱的人性论,有着佛家的思想,特别是“性善情恶”说。所谓性,如同佛教所谓“本心”,唯识宗所谓“慧”;所谓情,如同佛教所谓“无明烦恼”,唯识宗所谓“智”。李翱所谓“灭情复性”,如同佛教断灭无明烦恼求返本心,或存慧去智的主张。因此清代学者章太炎说他们表面上不肯承认,实际上是相信佛理的。

唐朝另有两个思想家,柳宗元与吕才,比较有独到的见解。《柳宗元文集》中所载《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天说》、《封建论》、《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送僧浩初序》等文,可为其思想的代表。柳宗元驳斥宗教神话,反对君权神授说,接近于无神论与唯物论,另一方面,认为孔子之道与佛道相结合,降低了孔子学说的尊严,成了佛教唯心论的宣传手段。吕才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没有著作传世,仅在《旧唐书》本传中有些片段记载。

佛教徒方面有一个宗密,对于佛教各宗思想及儒、佛两家思想的比较,颇有研究,他把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原人论》,这论中有许多见解,又给予宋儒以影响。宗密首先指儒、道两家的万物自然变化论为“迷执”,认为它不能解释人何以秉无知之气而有知的缘故。其次将佛教思想按由浅到深的层次分为五等:

第一,人天教—讲业执及持戒生天(免再堕尘世),但未能说出造业的是谁,受报的是谁;第二,小乘教—以色、心二法为世界人生的根本,即心物二元论,此宗说世界经历成、住、坏、空四劫,周而复始。宗密将它比附儒、道两家学说。后来邵雍、朱熹等儒家学者的宇宙发生论,又受了宗密的暗示;第三,大乘法相宗,即唯识宗,此宗所立之阿赖耶识,永不间断,比小乘教所说的心(思虑之心,可间断)进了一步;第四,大乘破相教,即大乘空宗,认为唯识之识是虚妄。宗密认为,以上这四宗都“偏浅”。另有一乘显性教,才算诠释了佛教的根本教义。一乘显性教是大乘性宗,以本觉真心为一切根本,这也是天台、华严所秉承的。同时,宗密认为,儒、道及佛教中前四宗所持的观点也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将它们综合起来讨论,这部分内容在《原人论》有《会通本末》一章专门论述。

因明学

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因明与声明(语言文字学)、工巧明(工艺历算学)、医方明(医学)、内明(各学派自己的学说,对佛教而言则指佛学)合称“五明”,是古印度的五门学科。因,指推理的根据因由。明,指显明、知识、学问。印度古时以因明教儿童。释迦幼年时,曾从婆罗门学习因明。

在佛教中,因明学作为诠释本门教派教义的说明方法,在与其他各派,甚至是大小乘之间的辩论中广为应用,因而也是佛教的论理学。《解深密经》最能表现释迦的论理思想。其后有龙树的《方便心论》、无著的《瑜伽师地论》、世亲的《如实论》,都谈到因明学,但理论上没有创新。直到陈那首创三支因明法,比较简明易懂,成为后人常用的法则。

陈那是印度瑜伽行派后期的理论家,因明学的集大成者。他原为南印度婆罗门,精通传统婆罗门学说。皈依佛教后,从犊子部论师诵习小乘经论,因答师问惹怒了上师,被逐出师门。转而投世亲门下,改修大乘,研讨有宗;通弥勒之瑜伽,善长正理之因明。他对婆罗门传统的正理论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创立了佛教新因明的逻辑体系。印度佛教逻辑史上将陈那以前的印度逻辑学说称为古因明,将陈那之后的逻辑学说称为新因明。

因明的目的,在于宣传教义,驳斥异己的学说,让大众理解和接受。建立正面的主张,称为“能立”。驳斥反面的主张,称为“能破”。反面的言论,称“似立”及“似破”,表示它似是而非。又因悟他以自悟为本,而讲现量智与比量智。现量智是不依赖语言文字而直接证知的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直觉。比量智是依赖文字语言推论而知。不正确的直证与推论,称为“似现”及“似比”。能立的论式分“宗”、“因”、“喻”三支,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相似,兹将两式列下以资比较:

三段论式:

一、大前提(同喻体)—凡炭素物皆可燃

二、小前提(因)—金刚石为炭素物

三、结论(宗)—故金刚石可燃

因明论式:

一、宗(结论)—金刚石可燃

二、因(小前提)—炭素物故

三、喻:1.同喻体—若炭素物见彼可燃,如薪油等(同喻依)

2.异喻体—若不可燃见非炭素物,如冰雪等(异喻依)

因明将断案(结论)放在前面,作为立言的规则,因为向他人宣传教义,首先要提出本门的观点主张,然后加以证明。三段论法是纯粹演绎法,而因明还包含了归纳法,因为“同喻体”之下还有“同喻依”为实证,还有“异喻体”及“异喻依”来佐助。

唯识论中的心理学

我们认为,世界是物质决定意识,佛法则认为,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佛法就是要实证这点。这就是唯识观。佛教唯识论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内容,但唯识心理学的基本范畴,既有与现代心理学范畴相通的一面,也有与后者不同之处。

如如来藏宗的心理学,即《楞伽经》与《大乘起信论》所讲的,以一心分为“真如”、“生灭”二门。真如是真心,即如来藏心的实体,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有差别的。生灭之心有差别相,差别由妄念而生。若离妄念,而观“无念”,则为真如。真如生灭本非二物,由觉、不觉而生分别。此真如门约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本体界”,生灭门相当于“现象界”。

又如般若宗的心理学,即天台宗所讲的“一心三观”法门。三观是空观、假观、中观。空观破见思惑,证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观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解脱德;中观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法身德。总而言之,般若宗对心理现象不重分析,认为一切心行(心理活动)都是虚妄。

法相宗的心理学对心理现象分析十分详细,类似于心理学上的内省法。内省法也称自我观察法,通常要求试验对象将自己的心理活动报告出来,通过分析报告资料得出某种心理学的结论。

按照唯识论的分析,心法有八种: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识,四、舌识,五、身识,六、意识,七、末那识,八、阿赖耶识。

前五识是依眼、耳、鼻、舌或身感知出来的知识。至第六识,与心理学上所说的“意识”略同。

第六识又分两种:第一,独头意识,离开五官感觉之后单独形成的,类似于心理学上所说的“想象”;第二,同时意识,依托前五识之一或与第六识共同作用。人们所能觉察到的识一般是第六识,如各种思想、感情等心理作用,这都是第六识的功用。但要了解和区分色、声、香、味、触五尘境,非同时意识不可。

第七识末那识,就是一个执着于自我的识体,它是我执的最后根源,它会执着于第八识,阿赖耶识里所见到、所听到的,它会以为是“我”,产生我执。所以末那识又名“我爱执识”,意即它执着于第八识里所贮存一切的种子内容都视为“我”,这基本上是一种我执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烦恼的根本。

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的意思是“藏”,储存之意,所以又名“藏识”。阿赖耶识有如计算机的记忆库一样,会储存所有数据,包括过去生中所有善、恶、业力以及所发生过、遭遇过、造作过的所有数据。它是一切业力寄托的所在,也是前七识所有的根本。前七识所输入于阿赖耶识中的各种数据,会犹如种子一样保存其中。这样,客观世界虽在同时六识之外,但仍在第八识之中,不离识而存在。所以说“万法唯识”。

上述种种可知,佛教的心理分析“八识”精密而复杂,对一般受众而言过于专深。因此在玄奘圆寂后,唯识宗逐渐衰微。因唐疏失传,无可依据,清末的佛学家杨仁山由日本取回多部唐疏,如《唯识述记》等,唯识宗得以复兴。近代学者如章太炎、太虚法师等,都是根据唯识学说讲解佛学。章太炎认为研究佛学,仍需有儒学辅助。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首先要懂得西方哲学,然后研究佛学,才能免于堕入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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