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风流是一种所谓的人格美，凡美都涵有主观的成分。这就是说，美涵有人的赏识，正如颜色涵有人的感觉。离开人的赏识，不能有美，正如离开人的感觉，不能有颜色。此所谓不能，也不是事实的不能，而是理的不能。人所不能赏识的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人所不能感觉的颜色，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说一性质有主观的成分，并不是说它没有一定的标准。可以随人的意见而变动，例如说方之性质，没有主观的成分。红之性质有主观的成分，但甚么是方有一定的标准，甚么是红也有一定的标准。血是红的，不是色盲的人，看见血都说是红。美也是如此，美虽有主观成分，但是美也有一定的标准。如其不然，则既不能有所谓美人，亦不能有艺术作品。不过我们也承认，也许有一小部分人本来没有分别某种颜色的能力。对于这些人就没有某种颜色。这些人我们名之为色盲。有色盲，也有美盲。
不过没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可以言语传达的。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不可以言语传达的。我可以言语告诉人甚么是真，甚么是善，但不能告诉人甚么是美。我可以说，一个命题与事实相合，即是真。一个行为与社会有利即是善。但我不能说，一个事物有甚么性质是美。或者我们可以说，凡能使人有某种快感的性质是美。但是那一种快感是甚么，亦是不能说的。我只能指着一个美的事物，说这就是美。但如我所告诉的人，是个美盲，我没有方法叫他知道甚么是美。此正如我可以言语告诉人甚么是方，但不能告诉人甚么是红。我只能指着一个红的东西说，这就是红。但如果我所告诉的人是个色盲，我没有法子叫他知道甚么是红。
美学所讲的是构成美的一部分的条件，但是对美盲的人，美学也是白讲，因为他即研究美学，他还不能知甚么是美。正如色盲的人，即研究了物理学，知道某种长度的光波是构成红的条件，但他还不知甚么是红。
风流是一种美，所以甚么是可以称为风流性质的内容，也是不能用言语传达的。我们可以讲的，也只是构成风流的一部分的条件。已经知道甚么是风流的人，经此一讲，或者可以对于风流之美，有更清楚的认识。不知道什么是风流的人，经此一讲，或者心中更加糊涂，也未可知。
先要说的是：普通以为风流必与男女有关，尤其是必与男女间随便的关系有关，这以为是错误的。我们以下“论风流”所举的例，大都取自《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风流宝鉴，但其中很少说到男女关系。当然，说男女有关的事是风流，也是风流这个名词的一种用法。但我们所谓风流，不是这个名词的这一种用法的所谓风流。
《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不过冒充名士的人，无时无地无之，在晋朝也是不少。《世说新语》说：“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这话是对于当时的假名士说的。假名士只求常得无事，只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他的风流，也只是假风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风流，若分析其构成的条件，不是如此简单。我们于以下就四点说真风流的构成条件。
就第一点说，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世说新语》云：“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刘孝标注云：“《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已之所以为达也。’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有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作达”大概是当时的一个通行名词，达而要作，便不是真达，真风流的人必是真达人，作达的人必不是真风流的人。真风流的人有其所以为达，其所以为达就是其有玄心。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晋人常说超越，《世说新语》说：“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的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世说新语》说：“郗太傅（鉴）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或自矜持。惟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又说：“庾小征西（翼）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雅量》）王羲之闻贵府择婿而如不闻；庾翼于广众中，在妻及岳母前表演马术，坠马而意色自若，这都是能不以成败祸福介意的。不过王羲之及庾翼所遇见的，还可以说是小事；谢安遇见大事，亦是如此。《世说新语》说：“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能如此，正是所谓达，不过如此的达，并不是可以“作”的。
就第二点说，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的知识。洞见亦简称为“见”。此“见”不是凭借推理得来的，所以表示“见”的言语，亦不须长篇大论，只须几句话或几个字表示之。此几句话或几个字即所谓名言隽语。名言隽语，是风流的人的言语。《世说新语》说：“阮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文学》）《世说新语》亦常说晋人的清谈，有长至数百言数千言，乃至万余言者。例如：“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许询，谢安，王濛）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言，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文学》）支道林谢安等的长篇大论，今既不传，是不惋惜的。但何以不传？大概因为长篇大论，不如名言隽语之为当时人所重视。《世说新语》谓：“客问乐令（乐广）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文学》）又说张凭见刘真长，“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座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文学》）“言约旨远”，或“词约旨远”，是当时人所注重的。真风流的人的言语，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风流的人谈话，要“谈言微中”“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若须长篇大论，以说一意，虽“文藻奇拔”，但不十分合乎风流的标准，所以不如“言约旨远”的话之为人所重视。
就第三点说，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世说新语》中的名士，有些行为，初看似乎是很奇怪；但从妙赏的观点，这些行为，亦是可以了解的。如《世说新语》说：“王子猷（徽之）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伊）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任诞》）王徽之与桓伊都可以说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的目的在于艺术并不在于人。为艺术的目的既已达到，所以两个人亦无须交言。
《世说新语》又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稽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晋人本都是以风神气度相尚。钟会稽康既已相见，如奇松遇见怪石，你不能希望奇松怪石会相说话。钟会见所见而去，他已竟见其所见，也就是此行不虚了。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说：钟会因稽康不为礼，“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如果如此，钟会真是够不上风流。
《世说新语》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任诞》）又说：“山公（涛）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与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窥之，达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贤媛》）阮籍与韩氏的行为，与所谓好色而不淫又是不同。因为好色尚包含有男女关系的意识，而阮籍与韩氏直是专从审美的眼光以看邻妇及嵇阮。所以他们虽处嫌疑，而能使邻妇之夫及山涛，不疑其有他。
《世说新语》又云：“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车骑（谢玄）对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言语》）子弟欲其佳，并不是欲望其能使家门富贵，只是如芝兰玉树，人自愿其生于阶庭。此亦是专从审美的眼光以看佳子弟。
《世说新语》又说：“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言语》）他养马并不一定是要骑。他只是从审美的眼光，爱其神骏。
就第四点说，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世说新语》说：“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又说：“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又说：“王长史（廞）登茅山，大痛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桓温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表示出人对于人生无常的情感。后来庾信《枯树赋》云：“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然只有二十四个字，但是主要的还只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
桓温看见他所栽的树，有对于人生无常的情感，卫玠看见长江，“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他大概也是有对于无常的情感。不过他所感到的无常，不是人生的无常，而是一切事物的无常。后来陈子昂《登幽州台》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都是所谓“一往情深”。“一往情深”也是《世说新语》中的话。《世说新语》谓：“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桓子野唤奈何，因为有一种情感，叫他受不了。这就是王所以痛哭的原因。他将终为情死，就是他也是受不了。这是对于人生有情的情感。
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桓温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是说“人何以堪”，不是说“我何以堪？”假使他说“木犹如此，我何以堪”，他的话的意义风味就大减，而他也就不够风流。王廞说，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他说到他自己。但是他此话与桓温卫玠的话，层次不同。桓温卫玠是说他们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王廞是说他自己对于情感的情感。他所有的情感，也许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所以他说到对于情感的情感时，虽说到他自己，而其话的意义风味，并不减少。
真正风流的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同情。《世说新语》说：“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又说：“支公好鹤，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言语》）又说：“王子敬（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这都是以他自己的情感，推到万物，而又于万物中，见到他自己的怀抱。支道林自己是有凌霄之姿，不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他以此情感推之鹤，而又于鹤见到他自己的怀抱。这些意思是艺术的精义，若简文帝只见“翳然林水”，不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王子敬只见“山川映发”，不觉“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他们所见的只是客观的世界。照《世说新语》所说，他们见到客观的世界，而又有甚深的感触。在此感触中，主观客观，融成一片。表示这种感触，是艺术的极峰。诗中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草无人随意绿”“空梁落燕泥”，皆不说情感而其中自有情感。
主要的情感是哀乐。在以上所举的例中，所说大都是哀的情感。但是有玄心的人，若再有进一步的超越，他也就没有哀了。一个人若拘于“我”的观点，他个人的祝福成败，能使他有哀乐。超越自我的人，站在一较高的观点，以看“我”，则个人的祝福成败，不能使他有哀乐。但人生的及事物的无常，使他有更深切的哀。他若从一更高的观点从天或道的观点，以看人生事物，则对于人生事物的无常，也就没有哀了。没有哀乐，谓之忘情。《世说新语》说：“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痛。”（《伤逝》）能忘情与不能忘情，是晋人所常说的一个分别。《世说新语》云：“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涅磐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去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语》）能忘情比不能忘情高，这也是晋人所都承认的。
忘情则无哀乐。无哀乐便另有一种乐。此乐不是与哀相对的，而是超乎哀乐的乐。陶潜有这种乐，他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乐，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诗所表示的乐，是超乎哀乐的乐。这首诗表示最高的玄心，亦表现最大的风流。
在东晋名士中渊明的境界最高，但他并不狂肆。他并不“作达”。《世说新语》云：“王平子（澄）胡毋彦国（辅之）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德行》渊明并不任放，他习已于名教中得到乐地了。
宋儒亦是于名教中求乐地。他们教人求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论语》曾皙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宋儒说曾子“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朱子注）。不管曾皙的原意如何，照宋儒所讲，这确是一种最高的乐处，亦是最大的风流。
邵康节当时人称为“风流人豪”。他住在他的“安乐窝”里，有一种乐。但是程明道的境界，似乎更在康节之上，其风流亦更高于康节。程明道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又说：“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文集》卷一）这种豪雄，真可说是“风流人豪”。康节诗云：“尽快意时仍起舞，到忘言处只讴歌。宾朋莫怪无拘检，真乐攻心不奈何。”（《林下五吟》，《击壤集》卷八）“花谢花开诗屡作，春归春至酒频斟。情多不是强年少，和气冲心何可任。”（《喜春吟》，《击壤集》卷十）攻心而使之无可奈何的乐，大概是与哀相对的乐。与哀相对的不是真乐。康节有点故意表示其乐，这就不够风流。
（原载于1944年《哲学评论》第9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