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
司马迁的成功不止由于时代伟大，而且由于他有一个伟大的父亲。
司马迁之太远的谱系，我想不必去追溯。因为，就是追溯了，也不一定可靠。我们只记得在司马迁的父亲临死时，曾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有这样一个粗略的轮廓，晓得他们是代代相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在古代二者是一定要由一人去兼的），也就够了。
他们比较可考的先人，应该从司马错算起。司马错曾经和张仪在秦惠王跟前辩论过伐蜀与伐韩的利害。张仪的观点是政治的，他主张伐韩，伐韩其实是威胁周，“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的观点则是经济的，认为要振国威，便先要有经济基础，所以他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从这个观点看，则伐蜀的利要大些。而且他又觉得攻韩，劫天子，都是会刺戟其他大国的注意的，只有伐蜀却只得实利，而谁也不会干涉，正是：“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这算盘的确打得精，眼光也的确够远！因而惠王就采取了司马错的政策了，后来秦之所以能打平六国，未始不归功于此。这事发生在公元前三一六年，距司马迁之生有一百八十几年的光景。
司马错的儿子是谁，我们不晓得，我们却只知道他的孙子是司马蕲。司马蕲曾经在白起的部下，参加过长平之战。那是有名的一次大战，赵国被杀的士卒有四十五万之多，赵从此便一蹶不复振了。但后来白起因为和范睢的磨擦，很不得意，再有战争，便常称病不出。结果秦昭王大怒，于是赐死。大概因为司马蕲是白起很忠实并十分亲近的部下之故吧，也就在这时一同赐死了。长平之战，是在公元前二六○年，他们被赐死，是在公元前二五七年。这距司马迁的生年有一百二十几年的光景。
司马蕲的儿子是谁，我们却又不清楚。却又只知道他的孙子是司马昌。司马昌曾经在秦始皇的时代（公元前二四六一前二○七）当过主铁官。这是治粟内史以下的管铁矿的官，仿佛现在经济部里的一个司长。
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毋怿，他做过汉市长。汉市是地名，在秦汉时代，凡是治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则称长。司马毋怿是司马迁的曾祖。
司马迁的祖父是司马喜。司马喜曾经得到“五大夫”的爵位，这是第九等爵，意义是“大夫之尊”。最高是第二十等爵，所谓“彻侯”，那意思是说和天子可以有着往还了。
司马迁这些先祖的事业，我们知道得太简略了，现在我们所可说的，只是他们早先是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曾经有过远见的司马错，曾经有过忠诚的司马蕲，另外，是些小官，如此而已。却只有司马迁的父亲，我们乃可以有着一个深刻的印象。
二 司马谈的思想之渊源
假若说司马迁伟大，这伟大，至少也要有一半应该分给他父亲。伟大的人物固然伟大，养育伟大的人物的人却更伟大！
他父亲名谈，生年不详，死的时候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司马迁已经二十六岁了。
司马谈所受的教育是一种道家色彩的自然主义。他曾经在方士唐都那儿学过天官，天官就是一种星历的学问。《史记》上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可见是一位有名的专家。在汉武帝的初年，唐都曾经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距离和角度。恐怕唐都活的岁数很大吧，到了司马迁三十二岁的时候，他还和司马迁等合作，规定过太初历呢。
司马谈又曾在杨何那儿学过《易》。杨何字叔元，山东淄川人。这是西汉《易》学的重镇，他是王同的学生，据近代人的看法，《周易》的《系辞》之类，就可能是出自王同之手的(1)。杨何在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为汉武帝征聘，做到中大夫。这时司马迁才两岁。
天官之学，可说近于阴阳家，和道家已经有点接近，因为他们所谈的都是天道，恰恰是儒家所不敢轻易过问的。《易》学也直然是受过道家洗礼的新儒学。但纯粹给司马谈以道家的熏陶的，却是黄子。他曾在黄子那儿习过“道论”。道论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能确说。黄子的名字也已不大可考，大概因为他是道家，本不注重名，又因为他十分被人尊崇，所以我们现在便只知道他是黄子或黄生，仿佛只是一位黄先生而已了。黄生很有反抗性，敢直言。曾有一次在景帝跟前，和辕固生辩论汤武革命。他说汤武并不是受命于天，直然是篡逆。辕固生却坚持着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答道：“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儒家本来是讲君臣上下之分的，所以黄生就用儒家的理论来驳儒家的辕固生了，言外却是隐然讥讽汉朝之得天下也是等于篡逆的。——大概汉初的人对于秦的感觉并不像后来这样坏，就是司马迁也还在许多地方憧憬着秦呢！这辩论到了这里，已经图穷匕首见了，所以辕固生直然厚着脸皮说穿了：“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这是直然要诉诸统治者的权威以压倒论敌了，结果弄得汉景帝十分不好意思，于是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辩论遂不欢而散，以后便也再没有人敢讨论这个问题了。可惜的是，我们对黄生所知道的事情就限于此了，不过他给司马谈的影响恐怕是很大的。
星历之学，《易》学，尤其是道家，这构成了司马谈的思想面目。
三 批评精神和道家立场
司马谈在建元、元封之间，做了太史公。根据朱希祖先生的考，太史公是官名，正名应该是太史令，称公者是楚制之别名，司马是追慕楚文化的，所以也就用楚制来称呼其父，后来并且自称了(2)。太史公之秩是六百石，和下大夫之秩相当。
司马谈之做太史公大概在司马迁生下不久以前。他前后在职有三十年的光景。司马谈重新收拾起远祖的事业来了，他有满的抱负，做一个职业的历史家和星卜式的天文家。不过他这抱负并没有在自身上实现，最后却热切地交付了自己天才的儿子。
现在惟一可以看出司马谈的全部学问和锐敏而正确的眼光的他那不朽的论文——《论六家要旨》。这是对上古学术的总结算总评价。他首先把上古的学术分而为六派，这就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下的文字便分为两段，前一段先提结论，对各家的得失，予以确切中肯的批评，后一段则对于这结论又一一加以明。这叙述方法已经见出有科学头脑。
最可惊异的是他对于古代学术整理出的系统，但尤可惊异的则是他对于古代学术的不同派系都还它一个入木三分的得失俱论的真评价。中国学者向来的大病是求同而不求异，是只概括而不分析，是只想一笔抹煞或一味尊奉，很少有这样缜密而锋锐的！
他首先说阴阳家的好处是“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因为秋收冬藏，春生夏长，原是应当遵循的天道。然而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禁令，也一定要人必须服从，就“未必然”了，所以毛病是“使人拘而多畏”。这态度多末明达！这比专讲灾异的董仲舒，岂不高去万倍！
他次说儒家的好处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这是“不可易”的方面，然而六艺经传的数量太大了，事情太繁琐了，闹得一个政治领袖事必躬亲，精疲力竭，毛病便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真中肯！
他再次说墨家的好处是“强本节用”，这是“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的，然而墨家每每要过原始的生活，却是不合乎进化的原理的，“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而且社会上既有尊卑的分别，自然而然在生活上有差异，所以毛病乃是“俭而难遵”。这隐约间恐怕是指的汉文帝。因为汉文帝就是俭得不近人情的，他曾经想建筑一个露台，让工人来估价了一番，说是要百金，他就说这可以够中产之家的十倍了，于是中止。他的衣服向来是很粗糙的，就是他所喜爱的慎夫人，也不让她的衣服长得拖在地上。帐子上连绣花都不许有。他临死的时候，并且下诏，禁止人为他厚葬和重服。这都近乎墨家的作风。天下究竟有几个汉文帝？可见是俭而难遵了。
至于名家和法家，司马谈说一个是“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这是短处，可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却也是有可取的；一个则是只讲法，不讲亲疏，“严而少恩”，所以只能行一时之计，不能长久，这也是短处，然而定出尊卑，定出职分，却就又是“虽百家弗能改”了。
把这五家的短长都一一指出，这便是司马谈的识力过人和代表批评精神处。然而司马谈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的，（没有立场就不配是一个思想家了！）他的立场乃是道家，所以他对道家就全然赞许。各家的毛病是在只执一隅，而不能灵活的运用，在灵活的运用上见长的，只有道家。道家的好处，首先是富有综合性，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可说把各家的长处都采取来了；其次是富有弹性，所谓“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不死钉在一点上；而且，道家能够让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常常处在一种从容有馀的地步，于是无施而不可。一般人都以为道家很虚玄，司马谈却了解得极为正确，他说是“其词难知”，但却是“其实易行”的。他的眼光总较普通人透过一层！
他所说的道家，其中实含有一种很智慧，却也很实际的政治哲学。西汉本来是盛行黄、老的，文帝和景帝之际，尤其是能运用黄、老的精义的时代。能为这个时代留一个精神上的写照的，当推司马谈这篇重要文献了。这篇文章，也决不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其中有很中肯的对当代政治的批评在。一般神神道道的今文学家，就是他指的阴阳，一般琐琐碎碎的定朝仪的经生，就是他所谓的儒，那像晁错主张削弱诸侯力量的人，就正是他所指的申商名法之学。他眼见那些实际上的得失，又看到汉武帝慢慢失掉了文景时代对于黄、老精神的运用，政治上实已快走入窒碍不通之地了，所以才写了这篇重要政论。司马迁说他父亲作这文的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正可见有一番苦心在内的。
司马谈作这篇文章的确切年代虽不可考，但就时代背景看去，一定是在黄、老之学的势力已经式微，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的计划次第实现之际。这事当以窦太后之死为关键。窦太后是专门作弄儒家的，例如她听说辕固生批评《老子》是家人言，便罚他去杀猪，假若不是景帝给他一把快刀，不能把猪一刺就死，说不定还有其他奇特的花样呢。窦太后死于公元前一三五年，也就是司马迁生的那年。过了十二年，公孙弘就请求设博士弟子五十人，高第的人可以为郎中，“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应该不出这十二年之间。
司马谈的精神面貌处处范铸了他的天才爱儿司马迁。司马迁对于任何家的学问能欣赏，并能批评；他书中所记载的“黄老派”，也都与司马谈所论的相符合；直然是司马谈的精神的副本呵！(3)
四 司马谈与封禅
大概因为是职务的关系吧，司马谈虽然站在自然主义的道家的立场，可是对于汉代的封禅却也很有贡献。
是在公元前一一三年，司马迁已经二十三岁了，司马谈参与订立祠后土的典礼。他和祠官宽舒等商议的结果是：在水洼的地方，堆起五个圆土丘，称为坛，每一个坛上用黄牛祭祀，祭祀完了，就把牛埋了，凡是陪从祭祀的人都要穿黄衣服。这是因为按五行讲起来，土的颜色应该是黄的，以取相应。当时汉武帝就是照着这样做的。
司马谈对于封禅还有一件大功劳，就是议立泰畤坛。这事情在议祠后土的第二年。泰畤坛是祀太乙的，太乙是天神中最尊贵的，有人说这就是北极神的别名。这典礼更隆重，太乙坛是三层，周围是五帝坛，按方位罗列着。祭祀完了以后，祭品是烧掉。用的牛的颜色是白的，鹿放在牛中间，猪又放在鹿中间。祭五帝的官，要穿着和五帝相当的颜色的衣服。祭太乙的官则著紫色的衣服，绣着花。皇帝穿的衣服却是黄色的。在冬至的时候，天还没亮，皇帝就要亲自率领许多祠官来祭祀。坛上满是火光，坛旁摆着煮东西的大锅，或者鼎之类。陪从的人捧着六寸大的圆璧，这就是所谓瑄玉，献给神明。在那天夜里，果然看见很美的一道光；到了白昼，便又看见一股上属天，下属地的黄气。于是司马谈等便建议：“神灵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祀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但这些事都不过是正式的封禅的序幕。正式的封禅须要到泰山上去。封禅是大家都盼望着的，汉武帝一即位（公元前一四○），大家就已经议论纷纷了，可是因为窦太后的作梗，让一切计划归于泡影。过了六年，窦太后死了，第二年汉武帝就开始郊祀。又过了十三年，济北王就晓得封禅快实现了，于是把泰山及其附近的地方都献给天子，天子便用其他地方偿还了，算是交换。再过了九年，是司马谈议祠后土的一年，汉武帝开始巡视郡县，泰山就仿佛是一个大诱惑似的，慢慢把他诱近了。这样又过了三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大规模的正式封禅实现。先是汉武帝亲自率领了十八万骑兵，旗帜招展了千有馀里，从长安出发，越过了长城，到了当时北方的边陲，现在绥远的五原、归绥一带（所谓单于台即在归绥），威振匈奴。汉武帝更打发人告诉单于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漠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詟就是吓得不敢喘息的意思。大概匈奴的首领（单于）也没敢来交锋，所以他又率领了那十八万骑兵，又南下，到了陕西的中部县，那儿有桥山，相传有黄帝的坟在，于是祭过黄帝，回到甘泉。甘泉在现在陕西淳化县的西北，距长安二百里许。
这时的历法还是以十月为正首。汉武帝到边陲之地，即是十月间的事。到了春天正月，他又到了缑氏（现在河南的偃师县南，在洛阳以东）。汉武帝亲自登上嵩山，他们祭山的时候，听见空中有高呼万岁的声响，一共三次。于是又东巡，到了海上，夏天的四月，从海上还至泰山，于是正式封禅。因为这一年开始封泰山，所以叫元封元年。到了这年的五月，这封禅的大队人马才又由海上，到了现在辽宁的锦县、热河的承德一带，再经过绥远的五原，回到甘泉。他们一共走了一万八千里，真是大旅行！当时汉朝的国威既已达到顶点，汉武帝的高兴是可知的，那封禅典礼的隆重也是可以想见的。
封禅是一件大事，是士大夫和老百姓渴望了三十多年的大事。这不止是宗教上的大典，而且是政治上庆祝过去，更新将来的一种象征。——至少那时的朝野是这样想。
在这种热烈的欢腾中，不幸却有一人未能参加，这就是司马谈。他大概就在那一年的正月，随着汉武帝到了洛阳的吧，恐怕嵩山的典礼已经没赶上，泰山是更不用说了。更不幸的是，他己经病倒了！
五 伟大的遗命
这时，二十六岁的司马迁，正奉使巴蜀，到了昆明等地，归来复命，却看见父亲病危了！
他父亲见了司马迁，热切地把着他的手，泪流下来，告诉他了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了那不得参加封禅的懊丧，并告诉他了如何尽孝道，善继父志。那话是断断续续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这是告诉他自己原有意要恢复祖上的专业的，可是不幸未能完成，这使命便只有由他儿子去继承着。
又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一代的大典，不得参与，原是一个历史家所最放心不下的。
司马谈未尝不晓得他的儿子可以继续作太史公的官，可是事业的完成与否，却是不一定的，于是又很殷切地勉励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听了，低下头，便哭了，他在感动之中，给他父亲以安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汉武帝之东巡海上及封禅泰山，过辽西而归甘泉，司马迁以职务之故，是扈从了的。不知道司马谈在他儿子出发以前就诀别了呢，还是他儿子走了以后才自己寂寞地死去的，总之，是这一年，司马迁失掉了父亲，在怀念与哀思中，接承了作一个大历史家的使命。
此后，父亲的遗命时常在他脑海里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每当思念到这些话时，他就觉得自己的使命，简直应该是当仁不让了。
司马迁也很意识到，他的事业应该有大部分归功于他父亲。他父亲不惟是有批评精神，而且是能善于欣赏的人物，这印象也给他十分深。所以他有一次对壶遂就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既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欣赏和批评原是一事，因为批评也无非是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宣传出去。司马迁在他的书里，对各种人物都深具同情，在同情之中而复很深入地论其短长，其中确有司马谈的影子在！
六 天才的培养
为了培养一个天才的爱儿，司马谈可说费尽了心思。
在司马迁十岁以前，是在他的故乡韩城（陕西、山西的交界上，汉代称夏阳，北五十里有所谓龙门，传说是禹凿的，临着黄河），杂在牧童和农民之群里。司马迁的身体相当好，后来能奉使巴蜀、昆明，而且虽受了刑罚，还能著书，未始不是幼年的锻炼使然。
十岁之前，他父亲又早已经送他入过小学，当时的小学，是重在识字。据他自己说：“年十岁，则诵古文。”这所谓诵古文，就是指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因为照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司马迁十岁时正是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不久孔安国便死了。《汉书·儒林传》既载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所以这时所谓诵古文，是指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无疑。他父亲在幼年便给他找到这样的名师，实在是太幸运了。(4)
单单读书是不会增长见识的，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又曾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壮游，到了江淮，到了会稽，到了沅、湘，最后又到了北方的邹、鲁。这次旅行，无疑是他父亲鼓励——至少是在赞许着的。
很奇怪的是，他父亲的根本立场是道家，可是教育他儿子的时候，却又加入了儒家的熏陶。看司马谈临死时，给儿子的遗命，就是以六艺为依归的，他对于儿子的热望，也是做第二个孔子。因此，我猜想，司马迁之“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也应该是他父亲的设计。
道家立场的司马谈，却多给了他儿子一种儒家的陶冶，这使他们父子之间，有了一种思想上的差异。《史记》里究竟有多少东西是他父亲的，有多少是司马迁自己的，我们当然不容易判定，然而这多出的一种儒家成分，使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丰富起来，使浪漫性格的司马迁，发生一种对古典精神的向慕，却是十分显明而无可疑了！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现在所有之《易·十翼》，皆王同等所作《易传》之类也。”（页四六○）
(2)朱希祖：《太史公解》，见独立出版社所印行《中国史学通论》，页九三。
(3)《老庄申韩列传》倘为迁著，亦可见他和他父亲的思想的相似处，但我以为恐为谈著，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4)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公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其年无考。《孔子世家》但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驩，驩生邛，既云早卒，而又记其孙，则安国之卒当在武帝初叶。以《汉书·兒宽传》考之，则兒宽为博士弟子时，安国正为博士，而宽自博士弟子补廷尉文学卒史，则当张汤为廷尉时。汤以元朔三年为廷尉，至元狩三年迁御史大夫，在职凡六年，宽为廷尉史，至北地视畜，数年始为汤所知，则其自博士弟子为廷尉卒史，当在汤初任廷尉时也。以此推之，则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考褚大亦以此时为博士，至元狩六年犹在职。然安国既云早卒，则其出为临淮太守，当亦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王氏考证孔安国的卒年，是很对的，现在采取。至于他说司马迁年二十左右，这是因为他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之说，我却不赞成。倘司马迁如我所考证，迟生十年，便正恰合“年十岁，则诵古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