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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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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近来还在萌芽时期,以后的数十年,一定还会发扬光大。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作者最近得到一个机会,在常州、无锡、上海等处参观了三十几个工厂,并与从事工业有年的人,对于中国工业化几个重要的问题,作了若干次的讨论。这篇文章,就是要报告这次考察与讨论的结果。

一 资本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需要许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资本。中国是一个缺少资本的国家,但发展工业,没有资本,是不行的。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取得我们所必需的资本呢?这个问题,大约凡是注意中国工业化的人,都会考虑到的。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去研究欧美以及日本等国的经济发展史,看看这些国家的资本,是如何形成的,然后考虑这些国家的经验,有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在这篇文章中,不拟运用。这儿,我只愿意提出一般工业界的先进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他们以为发展中国工业的资本,可以有四个重要的来源。第一便是由现有的工业,来供给发展工业的资本。这不是一个理想,在我所参观的工厂中,有好些在设立的时候,资本不过数万或数十万,而现在的资本,居然到了数百万的。这个数目的增加,一部分是由于招添新股,但一大部分的新资本,还是由工业本身孳生出来的。他们在每年结算营业账的时候,有的多提公积金,有的保留红利不发,到了相当的时期,便把工厂的资本额扩充,如常州大成纱厂,在民国十九年时,资本只有50万元,民国二十四年,便增至200万;又如无锡丽新纺织印染公司,在民国九年,只有资本30万,现已增至270万,都是用上述的方法膨胀的。别的例子,类此的甚多,不必枚举。所以我们希望一切从事工业的人,都要认识并且担负这个创造新资本的责任,不要把每年的盈余,都当作红利分走,应当积少成多,使工业资本,每年都有加增。工业资本的第二个来源,便是由政府取缔投机事业,引导社会上的游资,走上生产事业的途径。中国人口众多,一方面虽然贫民触目皆是,但另一方面,拥有巨资的也不在少数。他们的资本,在过去多投资于买卖公债、地产、标金等投机事业,自从政府采取新货币政策,并整理公债之后,这一方面的投机事业,已无游资用武之地。地产买卖,自从数年前地价惨落之后,投资者已有戒心。所以在这个时候,由政府用奖励的方法,如保息,或减税等,来鼓励正当投资,一定有好多资本,可以作发展工业之用。工业资本的第三个来源,便是鼓励华侨投资。华侨每年由海外汇回中国的款,近来每年常在2万万以上。这2万万的资本,其用途如何,惜尚无人加以研究,我想此中一定有一部分,可以引导其注入工业中的。除却这2万万零星的汇款以外,我们知道华侨中有许多巨富,颇欲投资于祖国,这种热心,政府应特别加以奖励。如在上海开设中国酒精厂的黄氏,在爪哇素称巨富,其财产达3万万之巨,酒精厂的资本150万,在黄氏创办的事业中,还算是小规模的,以后中国各种工业的发展,借助于黄氏的机会,应当还多,所以对于黄氏在中国初办的事业,应当特别加以爱护。又如在上海开设永安纱厂的郭氏,是澳洲的华侨,他们在中国纺织业中投资之巨,除无锡荣氏的申新纱厂外,无与伦比。像这一类的华侨事业,如政府特别加以爱护,一定可以吸收更大的华侨投资。工业资本的第四个来源,便是利用外资。过去私人利用外资而成功的事业是很多的,如商务印书馆在初办时,曾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其初两方各出10万元,嗣后华股陆续增加,到民国三年,便将日本股份全数购回。又如五洲固本皂药厂,本为德人盘门氏所创办,到了民国三年,由上海巨商张云江收回,又让与项松茂,经营20余年,便成为今日国人自办最大的肥皂厂。又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原为德人亚浦耳所创办,民国十四年,亚浦耳回国,便将全部机器生财,盘与国人,现在居然也可以与荷商飞利浦、德商亚司令、美商奇异、匈商太司令等合组的中和灯泡公司竞争,而得到相当的胜利。又如在纺织业中首屈一指的荣宗敬氏,其所辖的九个纱厂,第二厂原来是日人开设的恒昌纱厂,第七厂原为英商安利洋行设立的东方纱厂,但先后均由荣氏接收下来。又如康元制罐厂现在的厂址,原为日人所办的工商制罐公司,民国十二年,康元制罐厂接盘工商制罐公司,遂将老厂迁入,合并办理。又如阜丰面粉公司,其设备的新颖,在国内可称第一,据经理孙氏言,公司中有一部分机器,值洋150万元,即系由英国借贷而来,利息七厘,五年还清。由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可见利用外资,不问他是合伙,或是借贷,或由外人单独经营,如国人肯自己努力,结果都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不过在上面所举的利用外资三种方式之中,其由外人单独经营一方式,便是让外人在华设厂,是利弊互见的,我们应当设法去其弊而收其利。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每注重于弊的一方面,如外人在华经营事业,每不肯受中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的限制,又某种国家,每因经济问题而牵涉到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听到某国的投资,总怀疑他后面有不良的动机。但是利用外资的弊,是可以用外交的方法铲除的,同时如我们的国家力量增强,所有的弊端,都不难一扫而空。至于利的方面,外人在中国投资,除加速中国的工业化外,还可使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降低;农民的产品,添一顾主;失业的工人,多一谋生的机会;空虚的国库,多一税源。例如日本在青岛所设纱厂,据民国二十二年海关报告,该年由火车装运之货,如棉花、煤斤及其制品,所付运费共计500万元;所缴棉花税捐,亦不下280万元;采购华棉90万担,价银3000万元;采购鲁省煤斤,50万元;华工工资,360万元。虽然日商直接由纱厂中,得到许多的利润,但间接对于中国的利益,是不必否认的。中国人在利用外资的条件下,应设法积蓄财富,以便遇有机会,即可使外资变为华资,使现在外人开设的工厂,将来可以变为国人自己经营的工厂。这种结果,并非不可能,上面所举的例,已可证明。我们再看美国,在1913年,虽然在国外的投资,达20万万元,但外人在美国的投资,也有50万万元。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所以在欧战前,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本国资本的输出。但在欧战中,美人一方面把外人手中的美国股票买回,一方面把历年积蓄的资本,投资外国,到了1930年,除去美国政府借与欧洲各国的债款不计外,美人在外国的投资,竟达152万万元之巨数,与英国在欧战前的国外投资总数相仿佛,但英国人花了一世纪的工夫所做到的成绩,美国人在15年之内,便完成之。由此可见一个没有资本的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中,利用外国的资本,是无妨的。只要利用的人肯自己努力,肯藉国外的资本,孳生本国的资本,那么在某一时期,虽然欠外国人的债,而经过若干年后,也可一跃而为债主国。美国是一个好榜样,而我国实业界的前途,如上面的例所表示的,也可以使我们发生一种信心,就是中国人如自己肯努力,是可以取利用外资之利的。但如中国人自己不努力,那么中国的殖民地化,也可因利用外资而加增其速度。为祸为福,关键还在中国人的本身。

二 技术

工业中的技术问题,可以分作技术设备与技术人才两点讨论。

技术上的设备,中国现在是落伍的,无可讳言。落伍的现象,从两方面可以看出。第一,各工厂中所用的机器,大部分都购自外国,本国人自造的,还不多见。第二,就拿这些外国机器来说,也是陈旧的多,而新颖的少。这种落伍的设备,中国工业界中,亟应设法改良。无锡庆丰纺织有限公司,是设备最好的工厂,它的经理唐星海先生曾说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之成功,全在产量多,产品良,产费廉之三大要端,故凡可以增进产量,改良产品,减低产费应有之设备,决不能稍事吝惜,因小失大。科学进步,年有改观,机器改良,日新月异。今年称为新颖者,明年即属陈旧。所谓实业者,实为进趋之事业,非可一成不变,墨守旧章,而能与人角逐者,故凡有可以增进产量,改善产品,减低产费之新颖设备,亦应随时改进,力避落伍。

唐先生的理论,诚然是正确的,但实践这种理论,却有相当的困难,即以庆丰而论,他的纺织机器,都是在1932年以前的。1932以后的纺织机器,我除在永安第一纱厂看到数架外,别处并未见到。反是,1920年的机器,我在很多的纱厂中还见过面。这种现象所以存在的原因,第一由于中国的资本缺乏,第二由于中国的重工业不发达,第三由于中国人口的众多。前两种原因是很明显的,第三种原因,我愿举两个例来解释。我于参观华成烟草公司时,顾少卿厂长曾指出两架包烟机来使我注意,一部是购自外国的,价洋5000元,一部是本国人仿造的,价洋1000元。我问他:既然本国人可以制造这种价廉的机器,为什么不多造几架。他说:这种包烟机,一部可以代替100个女工,本公司不愿见许多旧的工人失业,所以不拟多造。又于参观美亚织绸厂时,曾与蔡声白先生论中日织绸厂中设备不同之点。蔡先生谓日本织绸厂中,一女工可管三四机,有管到八机的。中国织绸厂中,十年以前,两人管一机,近来则一人管一机。如厂方将设备改良,使一人兼管两机,工人每不肯合作,仍要求一人只管一机,原因系彼等抱有饭大家吃主义,如一人管两机,必有若干人失业,有此顾忌,所以工人都愿意停留于一人管一机的阶段。以前我常说中国人口数量的庞大,阻碍了生产力的自由发展,于此又得一证。

我们一方面虽然承认中国工厂中,技术设备的落伍,但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中国近年来在技术上的进步。我们有一时期,所有的机器,都要向外国人买,近年来有好些机器,中国人已能自己仿造了,而且仿造的结果,还可做到价廉物美的地步。上面所举的华成包烟机,便是一个好例。此外如华生电扇厂,有一螺丝钉制造机,如向外国购买,需洋4000元,本国人自造的,只需1000元。康元制罐厂的玩具部,有一制造发条的机器,是不轻易让人参观的。据项康原先生说,这个机器制造出来的发条,货色与舶来品并无差别,但只售2角1磅,外国货要4元1磅。像这一类的例子,很可使人兴奋。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机器,不但有模仿的能力,而且还有改进的能力,只要假以时日,那么追上欧美,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

关于技术人才在中国的缺乏,也是大家所承认的,不过我们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就可看出中国近年来的进步。大成纱厂的经理刘国钧先生,在他与我的通信中,有一段可以表示20年前技术人才缺乏的情形,他说:

民国三年,即来武进城内,与友人合组大纶机器织布厂,创全国未有之单纯单纱织布厂之新记录。国钧虽自己只在私塾读书一年,未曾进过学堂,办此机械织布新工业,学识不足。但想外人非生而知之者,制造机器,无中生有者很多,吾人买得此等进口现成布机,只须认真苛求,无有不能织布者,自信只要功夫深,铁亦磨成针。以此自励,并未聘请工程技师,全凭苦干。于民国四年二月开工排机,至六月尚无成效。常有夜半思得一事,披衣而起,或乘半夜车往申求教。又费时四五月,毫无眉目(因彼时有织布机械知识者甚少,且购此旧机,无人负责装置),请来机匠,连换三次,终未见效。在万分困苦中,国钧易服工衣,私进上海怡和织部,练习二天,并得一机匠,返常研究,始克略具头绪。日在车间研究,忘食午膳者有之,烫伤轧坏我皮肉有之,此为国钧在发展工业过程中最初之困难。

这种困难,现在办纱厂的人,是不会感到的。下面我们再引一段一个过来人所述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事迹。这位过来人说:

技术艰深,那是最初动手就在觉悟中的,不过也没有想到艰深到如此地步。那时苏尔维法的秘密,在世界上还是金瓯无缺,统制在一个组织之下。各国纵然也有几家少数独立碱厂,那是自己暗中摸索出来的,从来没有真正在碱厂做过工的熟练技师放出来代人家设计,各国也没有现成的机器发卖。不像近年,日本厂家,能出高价,就有阿快斯君代他设计,并且保管他出货的品质和产量。难易之分,相隔天渊。我们那时候花几万元金钱,费几个月功夫,造成一座机器,开动不到一个月,就而全部毁坏,变成废铁的。从新再造吧,未见得新的一定比旧的有把握。徘徊审慎,这个烦恼,真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至于开一天工,停下修理十天半个月的玩意,更是家常便饭,有时教人吐不出气来。昏天黑地的干,一共七八年,工程上这样幸而敷衍下来了。

办理永利的人所遇到的烦恼,办理开成、天原、天利的人是不会遇到的,可见中国的技术人才,是逐渐加多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中国技术人才的加增的,就是中国各工厂中,外国的工程师,已经少见了。有一个时期,中国工厂中离不了外国工程师,正如以前的国立大学,离不开外国教习一样。现在,像我所参观过的三十几个工厂中,只有两家还用外国的技术人才,其余的工厂,技术方面,都由中国人主持。上海水泥公司的经理华润泉先生,说过一句有趣的话。他说,工厂中有一个外国技术人员,便如多添了一处租界,使管理的人,发生许多麻烦,因为厂中所定的一切规则,外国人都可以不遵守,这种租界,自然是取消愈早愈好。工厂中外籍技术人员,除不易管理外,薪水过高,也是使中国人不愿请教的一个原因。以后中国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多,外籍的技术人员,在中国工厂中,恐难有立足之地了。

技术人员的加增,自然要归功于政府的留学政策,及大学政策,不过现在中国的技术人员,从量的方面看去,还是不够用的,而且中国的技术人员,并不是在每一方面都是有代表的,特别在重工业方面,现在恐怕还要借重客卿。救济的方法,治标自然是继续过去的留学政策,治本还在充实本国的大学及研究院。

以上所讨论的,特别注重于上级的技术人才。但中国不但缺乏上级的技术人才,就是中级的技术人才,也是随处都感不足。这种人才,本来应当由职业学校供给,但中国过去对于职业教育,太不注意了,以致现在一切的工厂,对于此种人才,只好自己训练。许多工厂中,都招收练习生,许多是高中毕业的,也有在高小毕业的,在厂中受过相当时期的训练以后,才可在厂中担任工作。这种办法,在最近的将来,各工厂一定还会继续下去的,因为社会上训练这种中级技术人才的机关,现在还不够用。

三 管理

过去许多工厂的失败,都是由于管理不得其法。管理问题,非常复杂,现在分作四方面讨论。

第一,我们先论厂屋与机器的管理。过去有许多办理工厂的人,把招股所得的资本,大部分拿来建厂屋,买机器,只留一小部分的钱来做流动资本,于是在开工出货的时候,时感周转不灵,不得已,只好将厂屋及机器作押,向银行借贷。年底计算,如有盈余,先还银行欠款,次分官利红利,对于公积及折旧等事,不知亦不能顾及,如此10年或20年之后,厂屋及机器都陈旧了,生产力量减低,而生产费用却加高,与同行的竞争,当然失败,金融机关或政府方面,如不加以救济,这种工厂,只有宣告破产。我们如研究中国的工业失败史,一定可以发现许多厂家,都是循着上面所述的途径,走到破产的归宿。根据在工业界有多年经验的人的观察,中国各工厂,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指厂屋及机器等)的分配,当为一与三之比如使其比例为三比一,即使流动资本三倍于固定资本,则办理工厂的风险,就要减少许多。因为流动资本的数量加多,则向银行借款的机会便减少,因而利息的担负也就减轻,所以在股本招足的时候,以几成建厂屋,购机器,以几成作平常事业上的活动,乃是管理工厂的人,第一个要细心考虑的问题。在资本缺乏的中国,欲使一般开办工厂的人,把流动资本的百分数提高,乃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以此为标准。除此以外,办理工厂的人,在资产负债表内,决不可忘记把公积与折旧列入,而且最好在分配盈余之前,便把这两项用度提出,因为不如此,即使厂方有一个时期可分盈余,而终以厂屋与机器陈旧,无钱抵补,也会破产的。据唐星海先生说,日本纱厂之所以能保持胜利,设备永不落伍,便是因为注重公积与折旧之故。唐先生特别拿出一本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某一期营业报告书给我看,该社的资本600万两,公积金已有358万两,已超过资本额的一半。在那一期的营业报告书内,有一利益分配表,极可注意。在盈余的125万两中,不到三分之一,便是39万两,是以官利红利的名义,分与股东的,其余的部分,有25万是折旧准备金,45万归入下期计算,其余的便分入几种公积准备金。我们只要看一下这种报告,就知道这个纺织株式会社的基础是很稳固的,一般商业上的风险,决打不倒这个蒂固根深的组织。中国现在也有好些工厂,注意到这个根本的问题,阜丰公司,便是一个好例。在二十四年度的账略中,阜丰表现出他的资本,虽只100万元,而公积已有八九十万元,折旧也有78万元。阜丰的设备,能够日新月异,当然要归功于这种管理的方针。

第二,论人的管理。工厂中的人事管办,可以分作职员与工人两方面讨论。职员的任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一个在上海办理工业多年的人,前几年事业失败了,我曾请教他的同行,打听这位先生失败的原因。据许多人说,这位先生在用人方面,没有采取人才主义,总是先用亲戚本家,其次用同乡,其次再用别地的人,这种用人方针,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我想在中国的旧伦理观念之下,用人不脱这种窠臼的,实在不多。为避免当事者的麻烦起见,对于职员的进用,莫如实行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便是实行这种制度的。该馆所定的规则,凡是进来的人,除了有特别技能,或者很高的程度之外,其他的都要经过考试。年轻的刚离学校的学生,考取进馆之后,高小程度的要做三年学生,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的,至少也要当二年或一年的学生。他们不是单挂学生的名义,还要受两种训练:第一种是业务上的训练,第二种是普通知识的训练。这种考取再加训练的职员,其服务的能力,当然比靠讲情面进来的,要高得多。此举很可为一般工厂所取法。职员入厂之后,应当有严密的奖惩方法,来加增他们的工作效率。凡是讲科学管理的工厂,如商务印书馆,如康元制罐厂,对此均有细密的规定。但也有好些工厂,其加增效率的方法,完全靠经理或厂长以身作则。一以法治,一以人治,两种制度,在小规模的工厂中,其优劣不易看出,但在大规模的工厂中,无疑地应当采取法治,只有严密的规章,加上严密的稽核,才可使各个职员各尽其职,为工厂的生产而努力。

管理工人的目标,概括地说,共有两个,第一是要加增工人的工作效率,第二是要预防工潮。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方法,各厂采用的,约有四种:一为入厂时的体格检查,于是身体孱弱,不堪工作的,都被淘汰了。二为入厂后的训练,在好些工厂中,训练不只是技术的,同时对于做人之道、普通常识、精神训话等,也多加以注意。亚浦耳厂的经理胡西园先生曾说过,如想每个工人成为一个好的工人,先要使他成为一个好人,这是一句值得注意的话。第三便是用奖励的方法使工人生产的多少,与他收入的多寡,发生密切的关系,件工制为多数工厂所采用,便是由于这个原因。四为办理工人宿舍,使工人与外界少接触,藉免传染恶习,同时因起居有时,饮食有节,工人的精神,也不致在不正当的娱乐上浪费,其影响于生产的能力是很大的。关于预防工潮,据多数厂家的意见,最有效的方法莫如由厂方自动的为工人谋福利。在我所参观过的工厂中,工作环境可以说是都在水平线以上,华成、庆丰、大成等厂还有冷热气的设备。至于无锡的华新丝厂,其环境与学校相仿佛,即与外国管理最良的工厂相比,亦不多让。据云:工作环境不良之工厂,多系小厂之用学徒制的,以后如同业公会的组织严固,此种现象,或可改善。除工作环境的改良之外,各工厂中,对于补习教育、运动及医药设备、养老金、团体寿险等,已有多数加以注意,尤以前数项为普遍。天厨味精厂,对于服务满十年的工人,给以一年的工资,名为惟旧酬金。商务印书馆鼓励职工保险,保费由公司出一半,个人出一半。康元制罐厂,鼓励集团结婚,凡参加上海市集团结婚,其参加费20元,由厂方赠与,此外厂方每两月举行集团结婚一次,一切布置,由总务部负责,茶点亦由厂方酌备,参加的人,不得发喜帖,或设宴款客,以省费用。大成现正筹设公墓,使工人因病逝世的,不必另筹墓地。以上这几点,是比较特别的,但也可以表示近来厂方为工人谋福利的趋势。

第三,论物料的管理。工厂的工作,就是购进原料,使他变成制造品,然后以之出售。自购进原料以至制造品的出售,中间都可发生很多弊端,使成本加重的。办理不善的工厂,有两种弊端是普遍的。其一是买卖的舞弊,即在买货卖货时收取佣金;或以次等原料,冒充上等原料,交付工厂;或与商人勾结,减低货色分量,从中渔利。其二是制造时的舞弊,如故意浪费,或从中偷料,而以废物名义售出,以图非分之利。如在纱厂中当事的人,出售废花;或在丝厂中工作的人,出售废丝等事,都可以表明这些工厂管理的不得法。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没有一种材料,是可以当废物看待的。记得以前在美国参观一个屠场,场中的司事对我说过,在那屠场中,没有一件废物,只有牛羊临死时的一声哀鸣,屠场中不能利用。这种经济的物料管理法,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这次在无锡参观华新丝厂时,厂长薛祖康先生说是他的厂中,也没有一点废物,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便问他,茧中的死蛹,是否也有用途,他说,死蛹可以作肥料出售,或拿来培植桑树,决不可视作废物。我想每一个工厂中,如管理的人,真肯用心,决不难发现废物利用的途径。至于有意的作弊,废除之法,只有一方面对于进用职工时,加以谨慎;另一方面,对于防止作弊的方法,须严密制定。有好些纱厂的经理告诉我,他们厂中,在某一时期,存了若干棉花,纺成了若干包纱,织成了若干匹布,这些纱或布,放在什么地方,可以查考一下簿记,便立刻回答得出。一个工厂中,如有这种严密的簿记,作弊是不大容易的。

最后,我们可以论钱的管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对于钱的管理,曾发表下列的意见:

本馆举办新式会计最早,近年迭有改进,规定颇为严密。款项之进出,咸须经过多人之手,并随时受审核部之检查,故数十年来绝少弊端。查我国工商业之失败,除因营业上正当之损失外,多有由于主管人之移用公款,经营私利者。本馆除主管人均能安分尽职,恪守信义外,会计制度之严密,使公私款项,绝对不能相混,实亦本馆数十年来维持不败之一要因。

王先生所说的主管人移用公款,经营私利,我在上海也听到许多的报告,如某纱厂的失败,系由经理之子,挪用厂方款项,私作投机生意;某罐头公司的失败,亦因经理挪动公司款项,投资于个人所创办的事业。所以新式会计的采用,以及会计,出纳,稽核等事务的分立,一方面可使职责分明,一方面可取互行监督之效,实为一切工厂中急不可缓之需。

以上所论四点,一厂屋与机器,二人事,三物料,四金钱,已经把工厂管理的四个主要方面都谈到了。过去失败的事业,每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他人,但我们敢说其中有一大部分,其失败系因自己腐败,并非由于外界的压迫。反是,如一个工厂在上述的四方面,都有办法,那么外界的压力,是打他不倒的。

四 外货竞争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以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的市场中充满了外国的货物,他们有大力为后盾,中国厂家的出品是无法与他们竞争的。这种见解未免过于悲观。我们可以提出许多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业大有可为,只要我们肯好好地埋头苦干,外货的竞争是毫不足畏的。先拿纺织业来说。外国人不但以他们纺织品运到中国来销售,而且还在中国各商埠设厂制造,与中国各工厂发生正面的冲突。假如外国的货物真可摧残中国的工业,那么纺织业应当在中国已无立足之地,但实际的情形大不然。中国纺织纱厂虽然有许多关门,但那是因为本身腐败所致,正如一个生了肺病的人,就是没有风寒的袭击,也有一日会寿终正寝的。反是,如自己的基础稳固,那么外人即使在上海青岛再多开几个纱厂,也不能动其分毫。我所参观过的纱厂,便有许多在过去的不景气时期中依然年年赚钱的。举一个例来说,常州的大成纱厂成立于民国十九年,我搜集到他们历年的报告书,知道他们除在此短时期中增加了许多的资本外,十九年盈余凡7.9万元,二十年盈余45万,二十一年盈余36万,二十二年盈余24万,二十三年盈余24万,二十四年除盈余24万外,另提折旧28万。二十四年年底,大成的资本已由50万加至200万,折旧准备已存有73万,历年还分给股东那么多的赢余。外人对着这个管理得法基础稳固的大成,还不是眼看着他繁荣吗?又如中国的丝业,在过去自然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大家都归咎于日本丝的竞争。但在过去最不景气的数年中,无锡的永泰丝厂于民国二十二年只经营3厂,二十三年便添至5厂,二十四年添至6厂,本年度便添至15厂。永泰所出的厂丝可以与任何国外的丝厂出品比拟,在纽约永泰有直接的经理,在伦敦里昂等处永泰也有代办,所以价格不受中国出口商的操纵。由于永泰创办者及其同事的努力,所以别的丝厂虽然失败,而永泰却有欣欣向荣之势。又如中国所消费的酒精,以前大部分均求给予外洋。自中国酒精厂设立以后,外洋输入之酒精数量骤为减退。据黄江泉先生说,中国酒精厂的胜利由于下列三原因:一因该厂出品品质优良,较之国外输入之酒精有过无不及;二因价格较贱;三因该厂随时可以出货,无青黄不接之虞。以上所述的三点,是由中国人自己努力便可达到的,外人亦无可如何。又如调味之物,国人以前多喜用味之素,民国十二年,吴蕴初先生于工余之暇,着手研求,先购舶品,详为分析,嗣依学理,试行制造,不到一年,便告成功,不但品质可与舶品相颉颃,即成本廉平,亦足匹敌,于此将此项制品定名为味精。以前舶来品的销路,每岁不过数十万,现在味精的销路已经超过他许多倍。舶来品的主人也无法加以压迫。又如亚浦耳电器厂,以150万的资本,来对付荷,德,美,匈合组的中和灯泡公司,中和的灯泡卖3角1只,亚浦耳只卖2角1只,现在亚浦耳灯泡的销路还在逐日扩充中,而且在南洋群岛以及南非洲等处,凡华侨足迹所达之处,胡西园先生总是采取猛进政策,设法推销出品。所以虽有外力的打击,胡先生总觉得前途是光明的。又如儿童玩具在中国素来是外货独霸,但康元制罐厂自添设玩具厂之后,据云只靠10余万元的出品,便可抵制舶来品80万,将来康元的出品如能加至三四百万,则外货将在中国市场中绝迹。康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便在价廉,如小汽车是儿童最喜欢玩的,德货价在2元以上,日货价亦9角,而康元出品只售4角,其余类此的例,不胜枚举。工业界的先进,现在不但不怕被人打倒,而且还有打倒别人的勇气。这种现象,实可令人乐观。

上面所举的例,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就是外货的压迫虽然凶猛,决打不倒那些自知发奋为雄的工业家以及他们的工厂。在外货的压迫之下,中国的工业还是可以发展的,我们决不可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所以一般流俗者的判断,把一切中国工业上的失败归咎于外货的压迫,我们决不可轻信。

在恢复我们的自信心之后,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对于外货竞争的影响,略加分析。我们先说在外国制造的外货。这些外货与国货在中国市场中竞争,其能占胜利之点有五:一为利息的担负低。外国的工厂资本雄厚,不必时刻向金融资本家乞怜,即向银行借款,其利息亦常在三四厘左右,中国工厂如向银行借款,利息常在八九厘以至一分,故担负较重。二则外国工厂之生产常为大量,较中国工厂之小量生产为合算。开成造酸公司的林大中先生,关于此点,曾举一例,彼谓现在大阪所制硫酸,成本为8元一箱,中国成本为14元一箱,差异之唯一原因,即在日本为大量生产,如中国需要硫酸之数量加增,可以大量生产,那么中国造酸的成本也可减低与日本一样。三为外国工厂对于原料的采用甚便,凡工业中之一切需要,均可取给予市场。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甚短,有许多原料自己不能供给,临时向外国采购,费钱而且费事,如亚浦耳电器厂有时向外国购买电料,原料只值三四元,而电报费可以花到三四十元,这是欧美的工业家不会感到的苦痛。四为外国工厂中的技术较中国一般工厂为进步,且国内科学发达,技术设备常日新而月异,中国环境不同,尚不足以语此。五则外国的政治已上轨道,秩序安宁,法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非法税捐,土劣敲诈,军队破坏,土匪骚扰等事,可谓绝迹,中国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难免给工业家以额外的负担。

以上所述的五点,国货虽然比外货吃亏,但国货也有八点是占便宜的:第一,国货有关税的保护。第二,外货运华,须付运费及保险费,始能达到中国的市场,国货可以不必有此负担。第三,外国工人生活程度较高,所得的工资常数倍或十余倍高于中国工人,当然在成本上要加增许多。第四,外国不但工人的工资高,就是职员的薪水以及其他营业上的开销都较中国为大。第五,外货在中国行销须假手于买办阶级,国货工厂可直接与各地商人交易。第六,外人对于中国内地市场不如中国人之熟悉,即费巨款调查,终以言语不通,习惯不同,而有隔膜。第七,近来国人民族思想之发达,已非十余年前或数年前所可比,喜用国货的人已逐渐的增加。第八,政府对于国货的提倡,数年来不遗余力,对于成绩优良的国货还有免税及运输减等计算等优待,近又筹设国货公司,对于国货的推销加了不少的助力。

外国制造的外货在中国与国货竞争,有五点占胜利,八点吃亏,为减少吃亏的程度起见,所以外人纷纷来华设厂,这种在中国制造的外国货,虽然可以减少吃亏的程度,但决不能与国货占同样的便宜。上面所述国货占便宜的八点,前三点国货工厂与外国在华所设的工厂共之,但自第四点以下,外货工厂终因系外人经营之故,享不到国货工厂所享的利益。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已经发现中国的工业并非身临绝境,只要我们尽量用我们的优点,设法避免我们的缺点,那么在中国市场上与一切的外国货竞争,胜利也许在我们这一方面。由于这种分析,并且在各地看到了胜利的榜样,我们深信中国工业的前途,是光明抑是黑暗,大权是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外货的竞争是不足畏的。足畏乃是自己的退缩,自己的气馁。

五 政府与工业

政府与工业的关系可以分作两方面研究。第一,我们可以研究政府对于工业采取一种什么政策去鼓励他、发展他。关于此点,政府当局已屡有言论表示,现在也还有各种设计在进行中,本文不拟加以讨论。第二,我们可以研究工业界对于政府有什么希望。关于此点,我愿意把此次考察所得到的意见归纳为下列数点。

第一,工业界希望政府制定有关工业的法律时,要尽量采纳工业界的意见。过去的法律如公司法、工厂法,在实行时发生许多阻碍,就是因为不甚切于实情。以后政府起草各种法律规程,如在事先博采各方面的意见,这种困难当可减少。

第二,工业界希望政府早日取消转口税,地方特税,修改进口税率,使原料所纳的税较制造品所纳的税为低,并且修改统税征收的方法,使外厂无从偷税,政府的财务行政费也可减少。查转口税的废除,本已由行政院二○四次会议通过,又经中央政治会议第四四九次会议核定,原来本拟于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实行的,只以1300万的税额无法抵补,所以延至今日还未见诸事实,但财政当局对于此事已在筹划之中,预料不久便可裁撤的。地方特税有许多是不合法令的,如厘金早已明令废止,而类似厘金的通过税在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依然存在。这种事实,预料地方财政上了轨道之后也可消灭。至于原料所纳的税高于制造品所纳的税,对于国内工业当然是一打击,如美亚织绸厂指出国外绸货进口只纳税80%,而织绸所需的人造丝则纳税250%;又如亚浦耳电器厂指出变压器之进口税不过10%至15%,而制造变压器所需之原料如纱包铜线纳税20%,钢片税12.5%,绝缘物纳税20%,对于国内的电器工业似有不利。我曾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教国定税则委员会的专家,据他们说,原料所纳的税应较制造品为低的原则是他们所愿意维持的,但原料与制造品的界限有时亦不易分,每有一种货物,甲业认为原料,而乙业认为制造品的,所以税则的制定,欲其尽如人意,亦正不易。但政府方面总在时刻设法,使大多数的人对于税则能够满意。关于统税征收方法的修改,纱业中人提出来的最多,他们以为与其派驻厂员在厂收税,不如每月查考纱厂的锭数收税,如此可以不必派驻厂员,而外厂亦不易偷税。这是值得财政当局考虑的一点。

第三,关于技术人才,工业界都希望政府多加培养,特别是中级的技术人才。关于此点,教育部早已顾及,民国二十二年九月,教育部在行政院第一二六次会议中曾提出一案,请确定各省市中等学校设置及其经费支配标准。据教育部声述,在民国十九年,职业学校数目不及中等学校总数十分之一,经费才及十分之一。教育部的议案即想矫正此种缺点,在提案中规定各省市中等教育经费之分配,限至民国二十六年度达到下列标准:职业学校不得低于35%,师范学校约占25%,中学约占40%。此案已经通过,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遵行。教育部并拟自二十五年度起,就首都及其他适当之地点,逐年筹设规模较大设备充实之模范中等职业学校一所或两所,其设科以各地不易举办之学科,或确能开发当地原料与改进当地固有职业与企业之学科为主要标准。我们希望这两种计划能顺利推行,使不远的将来,工业界对于中等技术人才再不感无处聘请的痛苦。

第四,工业界希望政府多做检验的工作,对于原料加以严格检验,以免购入劣货。面粉公司所运的小麦,毛纺公司所运的洋毛,常在原料中发现大量的沙石及废物,花费许多金钱,运输此种废物,实为不经济之举,如检验严格,当可减少此种弊端。又有小规模之工厂,对于制造货品,偷工减料,廉价出售,用户虽受蒙蔽于一时,但终会发觉被骗的事实,于是对于国货减少信仰,正当工厂无形中大受损失,故政府应对于每种制造品定一标准,在标准以下之货物应严格取缔,对于运往外洋之国货尤应严厉执行检验。如是则作伪的人有所顾忌,而国货的名誉,在国内以及国外,当可蒸蒸日上。

第五,工业界希望政府扶助各业,实施统制。统制的必要,在生产过剩的工业中最易感觉得到。过去有些工业因出产毫无计划,以致货品充塞市场,彼此跌价竞争,以致一败涂地。眼光灵敏的人便提倡由同业自动统制,现在如火柴业、煤业及水泥业,已有相当的统制方法。关于供过于求的工业,政府自应利用同业公会,统制生产数量,同时对于评价一事,政府的代表应注意消费者的利益,以免自私者利用统制之名而行垄断之实。关于出产尚不能满足国内需要的工业,政府亦应设法利用保息等政策促其发展。惟工业界对于有些省政府利用统制名义,私定省的保护关税,排斥外省货物,则均一致反对,希望中央政府设法制止。

第六,工业界希望政府发展水陆交通,使制造品得以廉价输入内地。并应早日开辟南洋航线,以免在南洋市场中与外货竞争立于不利的地位。现在我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南洋航线,以致一切货品的运输,往南洋的都要在香港转手,加增运费常在三四倍以上。如中国欲在南洋华侨中保持国货的市场,则南洋航线的开发实为急不可缓之图,至如欧美航线之开发虽然也很重要,只好俟诸将来了。

第七,工业界希望政府能集中若干专家替新兴事业设计。此点王云五先生言之最详,他说:

兴办实业开始时之计划,较成立后之经营为难。前者需要深远之眼光与广博之知识;后者只须在规定范围内忠实进行,或从事局部之计划足矣。以故各种实业之经营专家尚易罗致,而计划专家则甚难得。我国人才本已缺乏,与其希望每一实业均能获得计划之专材,毋宁集中此少数之专材备公众之顾问。最好能由中央政府就国中主要都市分设实业顾问机关,网罗专材,为当地之实业家担任计划而酌取手续费。此项机关自当搜集各地方各业之产销资料以及物价情形,于从事计划之时,并可以拟办实业之利害得失忠实相告,俾拟办实业者知所去取。如是则于代办计划之中,兼寓统制实业之效用矣。政府果能举办此事,将于实业界协助不少。

王先生所说的实业顾问机关,私人已有办的,但都是小规模的,且限于某种工业,如大规模的干,自然要由政府来负这个责任。

第八,工业界希望政府能多设试验工厂,以解决制造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纺织业已有此种试验工厂之设备,将来可由各种同业与政府合作设立此种机关,则开工厂的在技术上遇有困难当可迎刃而解。

第九,工业界希望政府设立产业股票交易所,使工业资本得到更大的来源与流动。现在的证券交易所,过去并未能尽此种职责,以致一般有资本的人不敢投资于工厂的股票,因购买此种股票后,则资金呆滞,如有急需,不能变现。如有股票交易所,则股票立刻可以易现金,交换既易,资金的来源自然加增,对于新兴事业需要资本的,股票交易所可与以很大的帮助。

第十,工业界希望政府对于在海外出售的国货,将金钱汇回本国时,给以较优的汇率。如丝厂将丝售于纽约,所得美金,汇回中国时,如市价为美金29元半,可易法币百元,此丝厂希望得一较优的汇率,即美金28元半或29元,即可易得法币百元,有此种奖励,则国货之出口将日渐加增,而入超问题亦可得一解决之道。惟此事是否可行,及如何行法,恐须经一严密之考虑。

第十一,工业界希望政府能以低利贷款于工业界,或使其他金融机关实行此点,表示此种希望者甚多。惟实行时恐最困难,一因政府现无巨款可以出借,即有款可以出借,如市场之利息甚高,而政府故意将利息降低,则此举等于对接收借款者加以津贴,一家有此要求,他家亦可作同样要求;一业如此要求,他业亦可作同样要求,如此种事情发生,政府必无大力以满足众望。而且市场之利息如高,政府以低息贷款于工业,则金融业必先受打击,因金融业之存款,系以高利息吸收来的。如政府以低利贷款于工业,金融业不步其后尘,将无生意上门,如步其后尘,则必破产。所以低息贷款一事,在理论上困难甚多,殊难实现。不过中国市场上利率之高,实为工业化一大阻碍,如何可以使其降低,实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以上所举的11点,虽然不是每个工厂都有这些要求,但每一点总有好几个工厂表示希望过的。现在政府正在注意扶助中国的工业界,那么工业界的意见是值得细心考虑的。

二十五,十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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