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君在英国的留学生活，李祖鸿先生写的《留学时代的丁在君》（《独立》第二○八期）有很详细很动人的纪录。在君自己的《苏俄旅行记》的“楔子”第四段（《独立》第一○七期），写他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路过伦敦时“偷空到我十八岁进中学的乡镇去了一趟”的一个下午，足足写了四千字，真是写的有声有色，细腻亲切，是最有趣味的一篇文字。我现在写他留学英国的七年，全靠这两件资料。
在君自己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幸亏〔在蔼丁堡〕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李文误作“司密士”，又注英文smith，似应作johnsmiller？）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spalding）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程度很低。我一个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的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
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
我是1906年离开中学的，以后只有1909年去过一次。
他在二十四年后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去，还有不少的老朋友很热烈的欢迎他，很亲切的同他叙述二十九年前的旧人旧事。有几段故事是应该收在这篇传记里的。
例如这一段：
出了学校向右手转不几步就到了维兰得河边的小桥。当年我住在河的右岸，每天要经过此桥四次。从寓所到学校不过十分钟，但是遇到雨雪也就很狼狈。记得第一年冬天，鞋子穿破了，没有钱买新的。一遇下雪，走到这座桥，袜子一定湿透了。从学校回家，当然可以换袜子的。可是袜子只有两双，一双穿在脚上，一双在洗衣坊里。没法子，只好把湿袜子脱下来在火上烘。吃中饭的时候，往往湿袜子没有烘干，就得穿上跑回学校上课去。
又如这一段：
出了药房门，沿河走去，早望见法罗（farrow）在门前等我。他欢天喜地的接着我进去。……他同我向各处看了一遍：“这是你以前睡过的房子。这是你教我解剖田鸡的临时试验室。……你同班最要好的几个人都很好。司金诺得了文学博士，现任沙赖省最大的中学校长。……你记得吗？当你没有升级以前，第一都是他考的。等到你考在他前面，他不服气，到教员桌子去偷看你的卷子。看了之后，他反特别同你要好起来。”
又如这一段：
梅（may）贝迟同我去看……班奈儿夫人，她今年八十二岁了。一进门看见她和她的第三第五两个女儿坐在家里做活。……班奈儿夫人的第五个女儿对我说：“你还练习钢琴吗？我记得你跟我学了两星期就能够弹home！sweethome！”我笑道：“你不要挖苦我了。你难道不记得：后来在钢琴上弹那个调子的时候，我一点听不出。你气极了，就不肯再教我了？”“不错。你的耳朵是差一点！”
在君和我都没有音乐的耳朵，他曾亲口告诉我这个笑话。
他在中学时，不但曾学弹钢琴，还曾学骑马。那天他去拜访一位顾克（cook）先生，老先生已成了疯子，老太太也龙钟了，都不认识他了。他惘然的走了出来。
到了门口，一个白头的老仆对我说道：“老太太不认得你了，我却没有忘记你。你记得我在这边草地上教过你骑马吗？”“怎么不记得！你故意的把马打了乱跑，几乎把我摔死！”“哈哈！他们那时都说你如何聪明。想不到你骑马那样不中用！”
但是在君骑马的本事并不是“那样不中用”。这一点，我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在《漫游散记》的第七节（《独立》第十四期），曾详细的叙述他学骑马的经验：
我十几岁在日本的时候，就到体育会去学骑马。教授站在场子中间，拿一根长绳子拴住马，再拿一根很长的鞭子把马打了转圈子跑。初学时，马跑的慢。以后逐渐加快。等到练习了许多时，马跑快了也掉不下来，教授就叫你把脚蹬去了骑。再等几天，不但脚蹬去了，缰绳也得放下，两只手先交叉在前胸，再交叉在后背，单靠两条腿夹住马背。我初学的时候进步的很快。但是到了把脚蹬去了，就常常要掉下来。等到把缰绳放了，一两分钟之内一定摔在地上。学来学去，一点进步也没有，一失望就不学了。
这是他在日本学骑马的经验，可以补充李祖鸿、汤中两位先生的追忆。以下他叙述他在英国学骑马的经过：
“到了欧洲，七年不骑马”——他忘了那个仆人在草地上教他骑马的事了。“从前所学的一点工夫都忘记了。一直等到要回国来的那一年，为预备旅行，又到马术学校去上课。那里的教法没有日本的复杂。你骑上马，教员在旁边看着。先颤着小走，再颤着大走，再学奔驰。等到奔驰不至于容易摔下来，就教你打着马跳过一根离地二三尺高的木杠。我学的成绩和从前一样，起初学的很快，但是到了奔驰的时候总不免要摔几交。一到跳木杠子，没有一回能够骑住！”
他自己的结论是：“一个人为天才所限，纵然积极训练，到了相当的程度以后，很难再向前进一步的。”
在君说他在中学两整年，“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但他在剑桥大学只住了半年，就决定离开了。他离开剑桥，主要原因是经济上支持不了。他那时还只靠家中寄钱，其中一部分是泰兴县的公费。他曾上书给两江总督端方，端方曾指令泰兴县每年津贴几百元的公费（见文涛先生文）。但剑桥大学的生活不是一个穷学生担负得起的，所以在君在1906年的年底就决定不再进剑桥了。因为英国学校的学年中间不能改进别的大学，他就到欧洲大陆去游历，在瑞士的罗山（lausanne）住的最久。
1907年夏天，他到苏格兰的葛拉斯哥（glasgow），他自己在本城的工科学院（technicalcollege）预备明年考伦敦大学的医科，又邀他的朋友李祖鸿来进本地的美术学校。
1908年，在君考伦敦大学的医科，有一门不够及格。这是他一生不曾有过的失败。他从此抛弃了学医的志愿，改进了葛拉斯哥大学，专习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之一。到了第三年（宣统二年，1910），他的主科动物学之外，还有余力，他又添了地质学为主科，地理学为副科。“到1911年，他是葛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见李祖鸿文）
他在葛拉斯哥大学的时期，得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帮助，补了每月十镑的半官费。到最后的一年，他有补全官费的希望。但他因为将要回国，请求把官费让给李祖鸿。李君不但补了全官费，还领得1911年1月到5月追补的官费一百多镑。李君和在君留英七年，总是有无相通的，他知道在君性好游历，屡次游历欧洲大陆，还想回国时游历中国内地，所以他就把这补领的一百多镑送给在君，作为旅行中国内地的游资。于是丁在君就在1911年的4月离开英国，5月初经过西贡海防，搭最近刚通车的滇越铁路，进入云南，5月10日到劳开——滇越路的第一天的宿站，在红河的右岸，对岸的河口就是云南的地方了。他在那一天记着：
我在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差不多整整的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