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109]、圣洁与恶魔[110]，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浓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的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
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
（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而《世说》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鸟小幅，黄大痴、倪云林、钱舜举、王若水的画境吗？（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一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人的流风余韵。）
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里曾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
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王司州（修龄）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司马太傅（道子）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乘云御风，以游于尘壒之表”（皆恽南田评倪画语），创立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像：“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甚至于殷仲堪死后，殷仲文称他“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形容自然界的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形容建筑的如：“遥望层城，丹楼如霞”。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天际真人是晋人理想的人格，也是理想的美。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借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方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欧阳修云：“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最大贡献，而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
（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噉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
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尤以对于朋友之爱，里面富有人格美的倾慕。《世说》中《伤逝》一篇记述颇为动人。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伤逝中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
顾恺之拜桓温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其痴尤不可及！陶渊明的纯厚天真与侠情，也是后人不能到处。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然而扩而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孙绰《天台山赋》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又云：“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
（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支道林好鹤，往郯东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的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人这超脱的胸襟里萌芽起来（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后来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是从这里脱化出来？而卫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恸神伤，寄慨无穷。（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则觉更哲学，更超然，气象更大。）
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人到中年才能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的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武人，情致如此！庾子山著《枯树赋》，末尾引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深感到恒温这话的凄美，把它敷演成一首四言的抒情小诗了。
然而王羲之的《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两句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这里，哲学彻悟的生活和审美生活，源头上是一致的。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大诗人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怀”，写出这丰厚的心灵“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五）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玄理的辩论和人物的品藻是这社交的主要内容。因此谈吐措辞的隽妙，空前绝后。晋人书札和小品文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渊明的诗句和文句的隽妙，也是这“世说新语时代”的产物。陶渊明散文化的诗句又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文化的诗派。苏、黄、米、蔡等人们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六）晋人之美，美在神韵（人称王羲之的字韵高千古）。神韵可说是“事外有远致”，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这种事外有远致的力量，扩而大之可以使人超然于死生祸福之外，发挥出一种镇定的大无畏的精神来：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绰）王（羲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曰：“如此，将无归。”众人皆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美之极，即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人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淝水的大捷植根于谢安这美的人格和风度中。谢灵运泛海诗“溟然无端倪，虚舟有超越”，可以借来体会谢公此时的境界和胸襟。
枕戈待旦的刘琨，横江击楫的祖逖，雄武的桓温，勇于自新的周处、戴渊，都是千载下懔懔有生气的人物。桓温过王敦墓，叹曰：“可儿！可儿！”心焉向往那豪迈雄强的个性，不拘泥于世俗观念，而赞赏“力”，力就是美。
庾道季说：“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啖尽！”这话何其豪迈、沉痛。晋人崇尚活泼生气，蔑视世俗社会中的伪君子、乡原、战国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栋梁”。
（七）晋人的美学是“人物的品藻”，引例如下：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㠑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桓大司马（温）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人有叹王恭形茂者，曰：“濯濯如春月柳。”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拿自然界的美来形容人物品格的美，例子举不胜举。这两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人格美的推重已滥觞于汉末，上溯至孔子及儒家的重视人格及其气象。“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所以“看杀卫玠”，而王羲之——他自己被时人目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
而女子谢道韫亦神情散朗，奕奕有林下风。根本《世说》里面的女性多能矫矫脱俗，无脂粉气。
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美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见下一段故事：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尝著斋后。主（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借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于是掷刀前抱之：“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话虽如此，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就大体而言，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因而奠定了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山水画、山水诗的基本趋向。
中国山水画的独立，起源于晋末。晋宋山水画的创作，自始即具有“澄怀观道”的意趣。画家宗炳好山水，凡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向之，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他又说：“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像；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他这所谓“道”，就是这宇宙里最幽深最玄远却又弥沦万物的生命本体。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也说绘画的手段和目的是“迁想妙得”。这“妙得”的对象也即是那深远的生命，那“道”。
中国绘画艺术的重心——山水画，开端就富于这玄学意味（晋人的书法也是这玄学精神的艺术），它影响着一千五百年，使中国绘画在世界上成一独立的体系。
他们的艺术的理想和美的条件是一味绝俗。庾道季见戴安道所画行像，谓之曰：“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以戴安道之高，还说是世情未尽，无怪他气得回答说；“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然而也足见当时美的标准树立得很严格，这标准也就一直是后来中国文艺批评的标准：“雅”“绝俗”。
这唯美的人生态度还表现于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二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
（八）晋人的道德观与礼法观。孔子是中国二千年礼法社会和道德体系的建设者。创造一个道德体系的人，也就是真正能了解这道德的意义的人。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一切的礼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舍本执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至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是“乡原”，那就是“小人之儒”。这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又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他更时常警告人们不要忘掉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这伟大的真挚的同情心是他的道德的基础。他痛恶虚伪。他骂“巧言令色鲜矣仁！”他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然而孔子死后，汉代以来，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支配着中国社会，成为“社会栋梁”，把孔子至大至刚、极高明的中庸之道化成弥漫社会的庸俗主义、妥协主义、折中主义、苟安主义，孔子好像预感到这一点，他所以极力赞美狂狷而排斥乡原。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他的生活不但“依于仁”，还要“游于艺”。他对于音乐有最深的了解并有过最美妙、最简洁而真切的形容。他说：
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他欣赏自然的美，他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他有一天问他几个弟子的志趣。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说过了，轮到曾点，他问道：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这超然的、蔼然的、爱美爱自然的生活态度，我们在晋人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里见到遥遥嗣响的人，汉代的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原满天下。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曹操拿“败伦乱俗，讪谤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孔融。司马昭拿“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杀嵇康。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
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以维护伦理自命的曹操枉杀孔融，屠杀到孔融七岁的小女、九岁的小儿，谁是真的“大逆不道”者？
道德的真精神在于“仁”，在于“恕”，在于人格的优美。《世说》载：
阮光禄（裕）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亲，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这是何等严肃的责己精神！然而不是由于畏人言，畏于礼法的责备，而是由于对自己人格美的重视和伟大同情心的流露。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谢安）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谢安是东晋风流的主脑人物，然而这天真仁爱的赤子之心实是他伟大人格的根基。这使他忠诚谨慎地支持东晋的危局至于数十年。肥水之役，苻坚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大举入寇，东晋危在旦夕。谢安指挥若定，遣谢玄等以八万兵一举破之。苻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仅以身免。这是军事史上空前的战绩，诸葛亮在蜀没有过这样的胜利！
一代枭雄，不怕遗臭万年的桓温也不缺乏这英雄的博大的同情心：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晋人既从性情的真率和胸襟的宽仁建立他的新生命，摆脱礼法的空虚和顽固，他们的道德教育遂以人格的感化为主。我们看谢安这段动人的故事：
谢虎子尝上屋薰鼠。胡儿（虎子之子）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太傅既了己（指胡儿自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虎子），亦言我共作此。”胡儿懊热，一月，日闭斋不出。太傅虚托引己之过，必相开悟，可谓德教。
我们现代有这样精神伟大的教育家吗？所以：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公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这正是像谢公称赞褚季野的话：“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他确实在教，并不姑息，但他着重在体贴入微的潜移默化，不欲伤害小儿的羞耻心和自尊心：
谢玄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这态度多么慈祥，而用意又何其严格！谢玄为东晋立大功，救国家于垂危，足见这教育精神和方法的成绩。
当时文俗之士所最仇疾的阮籍，行动最为任诞，蔑视礼法也最为彻底。然而正在他身上我们看出这新道德运动的意义和目标。这目标就是要把道德的灵魂重新建筑在热情和率真之上，摆脱陈腐礼法的外形。因为这礼法已经丧失了它的真精神，变成阻碍生机的桎梏，被奸雄利用作政权工具，借以锄杀异己（如曹操杀孔融）。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废顿良久。
他拿鲜血来灌溉道德的新生命！他是一个壮伟的丈夫。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111]这样的人，无怪他的诗“旨趣遥深，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他的咏怀诗是古诗十九首以后第一流的杰作。他的人格坦荡谆至，虽见嫉于士大夫，却能见谅于酒保：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这样解放的自由的人格是洋溢着生命，神情超迈，举止历落，态度恢廓，胸襟潇洒：
王司州（修龄）在谢公坐，咏“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九歌句）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
桓温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这不是善恶之彼岸的超然的美和超然的道德吗？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晋人用这两句诗写下他的千古风流和不朽的豪情！
原载重庆《星期评论》周刊第10期，
1941年1月出版
[1]此为宗白华作《流云小诗》。
[2]据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此诗是某尼悟道诗。
[3]原载南京《学识》杂志，第1卷第12期，1947年10月出版。
[4]《乐记·乐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5]《孟子·尽心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6]原刊《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出版。
[7]居友（marie jean guyau，1854—1888）：法国哲学家、诗人。快乐论美学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一个哲学家的诗》《当代美学问题》《艺术为社会现象》等。
[8]原刊于《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5期，1938年7月3日，第2版。
[9]今译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湖畔派代表，文艺批评家。
[10]即《一报还一报》，又译为《请君入瓮》。
[11]称为sir john folstaff，即约翰·福斯塔法爵士。是莎士比亚所写历史剧《亨利四世》（上、下篇）中一个肥胖、机智、乐观、爱吹牛的武士。
[12]今通译为莱布尼茨。
[13]今译为叔本华。
[14]原刊1920年3月21日《时事新报·学灯》。
[15]原刊1920年4月19日《时事新报·学灯》。
[16]1932年3月为歌德百年忌日所写。
[17]息默尔（georg simmel，1858—1918），今译齐美尔。
[18]黎卡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今译为李凯尔特。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西南德学派主要代表人物。
[19]普罗美修斯（prometheus），今译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创造人类和造福于人类的受人尊崇的神。
[20]德这时的生命情绪完全是浸沉于理性精神之下层的永恒活
[21]莱布里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今译莱布尼兹。德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
[22]斯蒂芬·盖阿格（stefan george，1868—1933），通译盖斯凯尔。德国诗人，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23]1775年瑞士湖上作，时方逃出丽莉（lili）姑娘的情网。（按：姑娘原名elisevon schlndman，嫁tuv kheim氏）。
[24]原刊《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6期。1920年3月15日出版。
[25]原载《文艺月刊》1943年5月号。又刊《观察》第1卷第6期，1946年10月5日出版。
[26]原载《文艺报》1961年第5期。
[27]原刊于《时事潮文艺》创刊号，1943年3月。
[28]关于“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见同题拙文，刊载滕固编《中国艺术论丛》，商务版。——原注
[29]即戴熙（1801—1860），清画家。字醇士，号榆庵，又号莼溪、松屏，自称井东居士、鹿林居士，钱塘（今杭州）人。
[30]参看本文首段引方士庶语。——原注
[31]应为《评书药石论》。《书议》为误记。
[32]明人丰坊的《笔诀》里说：“书有筋骨血肉，筋生于腕，腕能悬，则筋骨相连而有势，骨生于指，指能实，则骨体坚定而不弱。血生于水，肉生于墨，水须新汲，墨须新磨，则燥湿停匀而肥瘦适可。然大要先知笔诀，斯众美随之矣。”近人丁文隽对这段话解说得很清楚，他说：“于人，骨所以支形体，筋所以司动转。骨贵劲健而筋贵灵活，故书，点画劲健者谓之有骨，软弱者谓之无骨。点画灵活者谓之有筋，呆板会谓之无筋。欲求点画之劲健。必须毫无虚发，墨无旁溢，功在指实，故曰骨生于指。欲求点画之灵活，必须纵横无疑，提顿从心，功在悬腕，故曰筋生于腕。点画劲健飞动则见刚柔之情，生动静之态，自然神完气足。故曰筋骨相连而有势，势即赅刚柔动静之情态而言之也。夫书以点画为形，以水墨为质者也。于人，筋骨血肉同属于质，于书，则筋骨所以状其点画，属于形，血肉所以言其水墨，属于质。无质则形不生，无水墨则点画不成。水湿而清，其性犹血。故曰血生于水。墨浓而浊，其性犹肉，故曰肉生于墨，血贵燥湿合度，燥湿合度谓之血润。肉贵肥瘦适中，肥瘦适中谓之肉莹。血肉惟恐其多，多则筋骨不见。筋骨贵惟患其少，少则神气全无。必也四质停匀，始为尽善尽美。然非巧智兼优，心手双善者，不克臻此。”
[33]《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34]《文史》杂志，1944年2月第3卷，第3、4卷合刊。
[35]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36]克山罗风（约前430—约前352），今译色诺芬。苏格拉底的学生。
[37]波里克勒（约前450—前420）：希腊雕刻家与建筑家。
[38]“元子”，即古希腊哲学家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所说的“元子”，或译“原子”。
[39]赫发斯陀，希腊火神。因天生瘸腿，面貌丑陋，遭母亲赫拉厌恶，把他扔入海中。女神忒提斯将他救起，交给仙女抚养。他能建造神殿，又能制造各种用品，被认为是工匠之始祖。
[40]奥古斯丁（354—430），今译奥斯定。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拉丁教父主要代表。
[41]斐奇路斯（1433—1499），今译为费奇诺。意大利思想家，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派最著名代表。
[42]卜罗洛（1548—1600），今译布鲁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泛神论唯物主义主要代表。
[43]歇福斯卜莱（1671—1713），今译莎夫茨伯利，亦译舍夫茨别利。英国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
[44]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艺术史家、美学家。主要著作有《古代艺术史》等。
[45]普罗亭诺斯（205—270），今译普罗提诺。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奠基人。
[46]荀爽（128—190）：东汉经学家，字慈明，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著有《周易注》十一卷，已佚。
[47]京房（前77—前37）：西汉今文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律学家。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邱（今河南清丰西南）人，著作《京氏易传》，今存三卷，其它皆失传。
[48]马融（79—166）：东汉经学家。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注有《周易》著作，已佚。
[49]作者原注：“通乃能成。虚乃能通。不虚则不通。不通，则不成。”
[50]作者原注：“《文选注》引。”郑康成，即郑玄（127—200），东汉末年经学大师。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著有《易论》《易赞》，并为《周易》等作注。
[51]作者评曰：“八卦生于乾坤阴阳之交易。”
[52]作者于此段上注曰：“鼎卦巽下离上。《彖》曰：‘以木巽火，亨饪也。’革与鼎，治历明时及正位凝命，则空时合体矣。时中有空（天地），空中有时（命）！中和序秩之空间意象为鼎，时间意象为革。”
[53]作者于此段上注曰：“革卦后即鼎卦。鼎象文化之创造（造型），鼎独言象。制器立法之象。”
[54]作者原注：“于一切不正之中持其正。”
[55]作者于上数段上注曰：“由事知器，以事知象！木上有火，象事知器，事为器构成之原理。离为火……正位，巽为木……凝命，既济。”
[56]作者于此段上注曰：“火离木巽”数理之‘法象’为永恒性的。鼎之法象乃为革故成新的！希腊哲学之出发为空间之形、数；中国为鼎、器。”
[57]作者于此段上注曰：“人生生命不断求形式以完成其生命、使命，即正位凝命！”又曰：“革卦，程传曰：水火相息，为革之变也。君子观变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迁，而以治历数，明四时之序也。夫变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迹之至著，莫如四时，观四时而顺变革，则与天地合其序矣！王注曰：‘历数时会存乎变也’！”
[58]作者于此段上注曰：“prometheus，盗天火以兴人类之文明。”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希腊语意为“先觉者”。
[59]崔憬：唐代易学家。著有《易探玄》，已佚。
[60]作者于此数段上注曰：“水乾，火目革在鼎前。革与鼎为中国人生观之二大原理，二大法象。即‘治历明时’与‘正位凝命’是也！一象征时间境，一象征空间境，实为时空合体境。”
[61]作者于此段上注曰：“革鼎二卦与既济、未济之关系。既济成空间之凝定，未济，求时间之变革！”
[62]作者于上述数段注曰：“易之象教。”又曰：“剥。复。”
[63]作者于此段上注曰：“理为太极，中为太极。”
[64]作者于此段上注曰：“现量与比量。”
[65]作者于此段上注：“geltungen.werte.formen.”geltungen，德文，指效应、效果；werte，指意义、价值；formen，指形成、塑造。
[66]作者于此段上注曰：“静的范型是象，动的范型即道。”
[67]作者于此段上注曰：“构形以明理，循理以构形。”
[68]作者于此段上注曰：“既济=volles mess der weltidee量。”
[69]masse：德文，指质量、物质、物料。
[70]order：德文，指命令、指令。
[71]作者于此段上注曰：“unanschauliche lnhalte：无色形味触。
[72]作者于此段上注曰：“庄子曰：明于本数，系于末度。量urmass，规矩，本末终始，终始条理，伦理。”
[73]作者于此段上注曰：“有分量，即有价值。”
[74]作者于此段上注曰：“明于本数，系于末度。”
[75]protagoras（约前481—前411）：普罗泰哥拉，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
[76]《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作者在此段论述上注曰：“人事之形上根据。”
[77]《论语·子罕》。作者在引段上面注曰：“乐天知命，故不忧，为中国人生中形上境界。”
[78]《论语·八佾》。作者在此段引语上注曰：“一切内心化，不重外形。”
[79]《论语·述而》。作者于此段上注曰：“不迷信。”
[80]《论语·为政》。作者在此段引语上注曰：“正义的人生。”
[81]《论语·雍也》。作者在“务民之义”旁注曰：“此柏拉图立正义人生与国家。”
[82]《论语·尧曰》。在上面三段引语旁，作者加注曰：“知我其天。形上界照临形下生活。知命为立身之本。”
[83]《中庸》第三十章。作者在此段上注曰：“孔子天命流行境界。以四时错行赞孔子！”
[84]《论语·子罕》。作者在引文上注曰：“颜子所见之孔子境界。”
[85]作者原注：“庄子之中心问题为‘决定性’（‘有待’与‘自由’，自得，逍遥。），‘同一性’与‘个别性’。”
[86]作者原注：“郭象云：‘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改，然寻其源以至乎极，则无故而自尔也。’自我运动。”
[87]作者原注：“庄子之二大问题：死生、是非。‘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故‘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德充符》）‘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耶？’（《大宗师》）‘是以圣人不由（各是非）而照之以天。’”
[88]作者原注：“，音济，王闿运引郑注：‘细切为，’有制裁之意。”
[89]作者原注：“郭注：夫成毁者生于自见，而不见彼也，故无成与毁，犹无是与非也。”
[90]作者原注：“郭：‘夫达者无滞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当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条畅，而自得也。”
[91]作者原注：“王：‘几，尽也，至理尽于自得也。’‘达者因而不作。’”
[92]作者原注：“此为庄子之基本的人生悲剧情调。”
[93]作者原注：“《德充符》《大宗师》，为天学。《养生主》《人间世》《应帝王》为庄子之人学。《齐物论》为逻辑名学。
[94]作者眉批：“《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郭注：‘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配合了客观自然的条件规律，即各自逍遥，即自由。成玄英疏云：‘资待合宜，自致得所。’郭象：‘物各有极，任之则条畅。’‘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极，即标准。”
[95]作者原注：“王注：‘非风则不得行，斯必有所待也。唯无所不乘者，无待耳。’”
[96]作者原注：“六气，阴阳风雨明晦。或‘天地四时’，辩，去变也。”
[97]作者原注：“宇宙之个别物，皆有待。合于全体之动则可无待。全体之动是物质的自动，本为无待的。郭注：‘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
[98]作者原注：“但只在精神界，未能在物质界。”
[99]作者原注：“《德充符》云：‘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警乎大哉，独成其天。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释心任气，舍人从天。”
[100]作者原注：“是非。”又曰：“老子：‘知常曰明’。知自然之律，而不依据彼此之是非。”在此段下面又注曰：“‘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以天。’（圣人不由是非之途而照之以天，即以明也。）”
[101]作者原注：“即‘因’之自然律，而无成见。天均，谓天然均等。”
[102]作者原注：“万物皆化，是非无定。”
[103]作者原注：“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问题发挥。《知北游》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物质与运动。‘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日新也。”
[104]作者原注：“成疏：‘自在，宽宥。’”宥使自在也。（又宥，囿也，在，存也。）
[105]作者原注：“当时客观历史趋势是集权主义，韩非、李斯得以实现。庄子知道而反对之。他非历史趋势之赞助者而为批评者。”
[106]作者原注：“农业社会之天地观之反映。‘四时行，万物生。’”
[107]作者原注：“荀子：‘蔽于天不知人。’”
[108]作者原注：“庄子只强调他对真理的‘以道观之’的价值，而否定了相对真理之亦有其价值，全体真理中有其部分价值，因庄子缺革命性，均不能掌握到列宁的真理观。”
[109]晋人的豪迈，不仅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有时且超然于善恶之外，有如深山大壑的龙蛇，只是一种壮伟的天矫的生活力的表现。他们有禽兽般的天真与残酷。粗豪的王敦我们可拿这眼光来衡量他。《世说》载，石崇每邀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导）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致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美人，颜色如故，尚不肯。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110]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作恶的魄力的人，亦能具有向善的大勇气大毅力。乡原不但不能为善，且不能为恶。《世说》载：戴渊少年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耶？”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111]《晋书》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
阮籍人物瑰伟，有济世志，大概也懂得兵法，如谢安之流，然胸中积块垒惟借酒消之，不然，司马昭未必是他的敌手。
籍子浑，有父风，多慕通达，不饰小节。籍曰：“仲容（籍兄子阮咸）已予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他超脱了世俗，却又超脱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