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在对希特勒的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1]进行审判时，他发表了一通很长的演讲，以非凡的敏锐性自我剖析了纳粹独裁的统治术。“希特勒的独裁，在一点上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他的政权，是现代科技大发展背景下的第一个独裁政权，他也充分利用了各种技术手段以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他利用的技术工具，比如广播、扩音器，剥夺了八千万民众的独立思想，于是，让这八千万人臣服于一个人的意志，也就变得可能……早期的独裁者们需要高素质的属下——即使是权力的最末端，这些属下也需要独立思考、行动，但在现代科技大发展背景之下，极权政治系统已无需此辈。多亏了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如今可以将较低的领导阶层机械化，如此便出现了一种新兴人类：命令的盲从者。”
而在我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科技发展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时代的水平，因此之故，命令的盲从者与纳粹时代的同辈相比，也就更加谨小慎微，也就更加顺从于发布命令的精英。此外，他们出生时基因就经过标准化处理，成长时又经过驯化教育，服从成为其使命，政府因此可以期望他们坐卧行止如机器一般始终可控。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较低的领导阶层”的驯化工作已经在开展，俄国人并不仅仅依赖发达科技的间接作用力，他们还直接对其低层领导者“生理—心理”的有机体进行驯化，使其身体、思想惯于服从一个无情的、极其高效的（世人一致认为）驯化体系。
斯佩尔还说：“许多人常被噩梦缠住，他们生怕某天国家将会完全通过技术手段来治理。这场噩梦在希特勒的极权体制下几乎实现。”几乎实现，但最终还是没有真正实现，因为纳粹没有足够的时间——也可能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才智和必要的知识——对其低层领导阶级进行洗脑和驯化，这或许是他们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希特勒之后，未来的独裁者们可以支配的武器库里高科技工具已经极大地扩充。除了广播、扩音器、电影摄像机、轮转印刷机，当代的宣传者们还可利用电视机来为其主子服务，传播主子的形象和声音，同时还能通过磁带记录下这形象与声音。感谢科技进步，老大哥[2]如今几乎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了。
其实，未来的独裁者并不仅仅是借助先进技术伸长了他的魔爪。在希特勒之后的时代，应用心理学和神经病学领域取得了发展，这两个领域正是宣传家、思想灌输专家、洗脑专家特殊的工作范围。过去，这些投身于改变人类思想的专家们都是经验主义者，不断试错之后，他们总结出一套技术和程序，可以有效开展工作，虽然他们并不能精准地知道为什么它们是有效的。到了今天，思想控制的艺术逐渐成为了一门科学。这门科学领域的从业者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这么干是有效的。他们的工作受理论和假设指导，但这些理论和假设却牢牢建立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之上。正因了这些新的洞察力和新的技术手段，“几乎就要在希特勒极权体制中实现”的噩梦很可能马上就要彻底实现。
但在讨论这些新的洞察力和新的技术手段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在纳粹德国几乎就要实现的那场噩梦。那么，希特勒和戈培尔[3]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剥夺了八千万民众的独立思想，让这八千万人臣服于一个人的意志”？而这些大获成功的恐怖手段，其依据的又是何种有关人性的理论呢？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大可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这些话是何等精辟，又是何等的引人瞩目啊！
当他写作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比如“种族与历史”、“天意所在”时，其文章实在不忍卒读。但是当他写作有关“德国大众”，以及他如何统治、指引他们的主题时，他的文风改变了，胡言乱语和夸夸其谈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理智、强硬、冷嘲热讽和明澈。在他潜心写作的“哲学著作”中，希特勒或者如在云里雾里梦里，或者将别人的半调子言论拿来反复炒冷饭。但是，在论及民众、宣传时，他是根据自己的第一手经验来写作的。为希特勒写传者中属阿伦·布洛克[4]最为本色当行，他说，“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煽动家。”
有人会加上一句说“仅仅是一个煽动家罢了”，他们可没有领会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权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希特勒本人就说过：“成为一个领袖，意味着能够动员民众。”希特勒的首要目的是动员民众；民众受其蛊惑，其道德观和对传统的忠诚便被他连根拔起；于是，大多数人被催眠，只知道同意；最终，希特勒便可在民众身上施加其自创的一套新的独裁体制。赫尔曼·劳施宁[5]在1939年写道，“希特勒对天主教的耶稣会[6]具有深深的敬意，倒不是说他多么欣赏基督教义，而是赞成其精心设计、严格控制的一套‘机械系统’，欣赏其等级森严的体系、极其聪明的伎俩、对人性的熟知，并钦佩它们在控制信众时能机智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去除基督精神的教会主义、修道士一般的苛刻纪律，不是为了献身于上帝，也不是为了达到自我救赎，而是为了献身于国家，献身于由煽动家转为独裁者的那个人，匍匐于他那伟大的荣耀与权力之下。这就是系统性的群众动员所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且来看看，希特勒是如何定位他所要动员的群众，以及他是如何进行动员的。第一个原则，是关于价值判断的：民众其实轻如鸿毛，他们无法进行抽象的思考，越出他们直接经验范围的任何事务他们都绝不感兴趣，他们的行为并不取决于知识或理性，而是取决于情感和无意识冲动。正是这些本能冲动和情感，“是他们形成肯定或否定态度的真正根源”。因此，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宣传家，务必要学会如何控制民众的本能和情感。
“在此地球上，曾制造翻天覆地革命的驱动之力，从来都不是超越民众之上的科学教育，而总是鼓舞民众的献身精神，经常还会是一种歇斯底里症——它能刺激民众迈向行动。任谁想要主宰民众，首先必须掌握打开民众心灵之门的钥匙……”用弗洛伊德学派的术语来说，就是掌握民众的“无意识”世界。
希特勒就发出了强烈的吁求，他吁求的对象，是那些下层中产阶级人士，此辈在1923年的通货膨胀中饱受摧残，1929年及其后数年的经济衰退给了他们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希特勒口中的“民众”，就是这些困惑的、受挫的、长期焦虑的千百万人。为了使他们更加群体化、同质化，希特勒将他们组织起来，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广场、大厅，在那里，个体的身份消失，甚至基本的人性都不再存在，终于，个人融入了群众。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社会直接发生联系。其一，作为家族、行业、宗教等团体的一员；其二，作为群众的一分子。团体是能够表现出道德与才智的，就像组成团体的个人一样；但是群众却是乌合之辈，他们组织混乱、漫无目的，除了明智行动和务实思考外，他们倒是无所不能呢。
融入群众之中，人们就会失去理智的力量，也会失去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被人教唆，终至失去判断力和自主意志。他们变得极其易怒，丧失个人的理智以及集体的责任感，突然爆发的狂怒、激情和恐惧极易感染他们。一言以蔽之，身处群众中的一个人，其举止好比吞食了大量强力麻醉药一般，他就是我所谓的“群体毒药”的受害者。像酒精一样，“群体毒药”是一种能使人活泼、性格外倾的药剂。被“群体毒药”麻醉的个人逃避自己的责任、才智、道德，变得发狂，如禽兽一般。
在希特勒的执政生涯中，他长期都是一个煽动者，他研究了“群体毒药”的药效，学会了根据个人所需加以利用。他发现，演讲者可以唤醒“潜藏的力量”，并激励听众行动——这比那些作家写作的效果彰明多了。阅读乃是一种私密的行为，于是，作家只能针对单个的人说话，这些个体独自坐着读书，心思明澈；演讲者则针对众人说话，这汇聚的群众已然中了“群体毒药”，他们任演讲者摆布，如果演讲者清楚自己的目标，他可以对群众为所欲为。
作为一个演讲者，希特勒自然极其清楚自己的目标所在。他自己说，他能“牵引庞大的群众，随意自如，当他需要一个准确的词语，他的听众那鲜活的情感就会把这个词表露出来；反过来，这个词被他说出，便直接打动了听众的心灵”。奥托·斯特拉瑟[7]这样评价希特勒：“他是一个扩音器，将一整个国家最隐秘的欲望、最见不得人的本能、最痛苦的折磨和国民的反叛性全部昭告天下。”
在麦迪逊大道[8]着手“动机研究”之前二十年，希特勒已经系统地钻研了德意志民众那隐秘的恐惧、希望、渴望、焦虑和挫折感。广告业的行家里手通过操纵“潜藏的力量”而引诱我们购买商品，比如牙膏、某种牌子的香烟，或选择某个党派候选人。同样，希特勒也是吁求那“潜藏的力量”（还有其他一些手段风险太高，麦迪逊大道不敢涉足），引诱德意志民众选出了他们的元首、一种疯狂的哲学，以及一场世界大战。
与民众不同，知识分子的趣味在于理性和事实。因此，宣传或者能对大多数人起很好的作用，但碰到这些喜欢较真儿的人，就不大行得通。在民众之中，“本能地位至高无上，于本能中产生信仰……当健壮的升斗之民们出于本能联合在一处，便形成群众的共同体。”（不用说，这是在一个领袖的掌控之下。）“知识分子就不同，他们四处乱窜，就像养鸡场里的鸡一样，指望他们是创造不了历史的，他们也不能成为群众共同体的一分子。”
知识分子要求提供证据，看到逻辑矛盾和谬论，他们就一惊一乍。他们视过分的简单化为思想的原罪，又鄙夷口号、武断之论、泛泛之谈，不过这些可都是宣传家们的惯用伎俩。希特勒写道：“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是针对少数必要的情况而发表，且务必用一些陈旧的公式。”这些陈旧的公式必须不停重复，因为“只要不停重复，终将成功在众人脑海中牢固刻下某些观念”。
哲学教会我们，对那些看起来不证自明的事物要持怀疑的态度。与之相反，宣传则要求我们接受这些不证自明的事物——本来我们理应对其表示怀疑。煽动家的目标即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建构社会凝聚力。但是，正如罗素所言，“教条的体系其实并无经验支撑，比如经院哲学和法西斯主义，但它们却能在信徒中建构庞大的社会凝聚力。”
因此，善能蛊惑人心的宣传家们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教条，他所有的陈述都是无条件正确的。在他的观念里，世界非黑即白，黑则如魔鬼临世，白则如天神下凡。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宣传家需要采取“一种系统化的一边倒态度，来应对所有的问题”。他任何时候都绝不能承认自己也有可能犯错，或者承认别持观点的人有可能部分正确。至于对手们，根本无需与之辩论，而是直接攻击，盖住其声音，倘若他们太过麻烦，则直接将之清除。道德上带些洁癖的知识分子知道有这种事，只怕会目瞪口呆。可是群众总是确信“主动的攻击者永远正确”。如此便是希特勒关于群众之人性的观点了，格调或许不高，不过，它是否错误呢？
由果子可以知树。而关于人性的一种理论，倘能启发极其有效的统治手段，那么它至少还是有点真理的因子吧。在一个小团体内，个人与个人之间若能自由交流，则能激发美德与才智，可也会激发罪孽和愚蠢。但是当煽动家刺激着他的受害者走向行动时，他所吁求的乃是没心没肺，所倚赖的则是道德上的低能。没心没肺和道德低能，并非是作为个人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而是作为群众之一员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这两者本不存在于人的属性中，而是“群体毒药”发作的症状。
在全世界所有高级宗教中，拯救与教化都是针对个人的。天国其实存于个人之精神，而非存在于群众的集体性的丧智状态之中。两三人并处，则耶稣承诺现身。若成千上万人皆中了“群体毒药”，互相皆迷狂，耶稣焉能显灵？在纳粹统治之下，庞大的人群被迫花费巨量时间，组成密集的行列，前进前进，从此处到彼处，然后再从彼处到此处。“命令全体民众不停行进，似乎只是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是许久之后，”赫尔曼·劳施宁又说，“才发现原来此种活动含义微妙，其理论基础是精准的调节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需知，行进活动转移了人们的思想，最终杀死思想。它终结了个人的存在感。它好比不可或缺的魔棒，在其指挥之下，群众便逐渐适应一种机械的、准仪式性的活动，直到它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
就其观点和选择执行他那恐怖事业的程度而言，希特勒对人性的判断完全正确。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视男男女女为个人，而不是群众或严酷集体中的成员——的人来说，希特勒似乎大错特错。
在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趋势不断加速的时代，在大众传媒宣传手段越发高妙的今日，我们如何来维护人性的正直，并重申个人的价值？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追问，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获得有用的答案。倘若再过一代人，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已经太迟了。在未来社会那令人窒息的集体氛围中，甚至连追问这个问题或许都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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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是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的主要战犯，因其承担了自己的道德责任，被称为“道歉的纳粹”而免于死刑。但关于他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真实作用，至今存疑。
[2]老大哥，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
[3]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希特勒自杀后，戈培尔毒杀自己的六个孩子后自杀。
[4]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1914—2004），英国知名历史学家，著有《希特勒：一个独裁政权的研究》（hitler:a study in tyranny）一书。
[5]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1887—1982），德国人，曾短期加入纳粹，后立刻脱离，并逃离德国，从此开始公开批评纳粹政权。
[6]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简写s.j.），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
[7]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1897—1974），德国政客、纳粹党员。因反对希特勒的战略观点，1930年被逐出纳粹党。
[8]麦迪逊大道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自20世纪初开始成为广告业中心，常常被用作广告业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