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从窗户转过脸去，试着看书，但是那些老问题总是萦绕在心头，摆脱不了，使人再也无法忍受，我焦急万分地从房子里奔出去，打定主意要在寒冷的空气中摆脱我的烦躁的思想。
在门口，我和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她用下流话骂我，但这只能使我走得更快。几分钟之后，我已经通过了几个街区，向下一条大街和商业区走去。微弱的阳光透过烟雾照射下来，街道上满是冰，还有被煤烟弄得斑斑点点的雪。我低下头走着，只感到寒气袭人；可心里极度的焦躁，火烧火燎的。后来，近处有一辆汽车，防滑链条撞得砰砰作响，车子简直是在冰上打转，然后小心地转过弯来，再砰砰砰地开走，直到这时我才抬头看了一眼。
我慢慢地走着，在冷飕飕的空气中眨着眼睛，思想由于内心继续着的激烈的争论而变得模糊起来。整个哈莱姆区好像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土崩瓦解了。我想自己迷了路，一时间感到四周是一片可怕的、令人不安的寂静。我觉得我听见了雪花落在秋雪上的声音。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走着，眼睛注视着那看不到头的、鳞次栉比的理发店、美容院、糖果店、小餐馆、鱼库和出售猪肉猪肚的小酒店，我走到窗子跟前，雪花在我面前急速地飘落着，形成一道帘幕，一幅帐幔，同时这雪花的帘幕又飘向一边。一道红色和金黄色的闪光，从一扇窗户里照射出来，橱窗里摆满了宗教商品，这引起了我的注意。透过凝结在玻璃上的一层薄霜，我看见两尊着色很粗糙的玛利亚和耶稣的石膏像，周围是那些详梦的书，春药，“上帝是爱”的徽章，招财进宝的油料和塑料制的骰子。一座努比亚奴隶的黑色裸体塑像，在金色的缠头巾底下，朝我咧开嘴笑着。我走过一扇橱窗，里面陈列着金属丝般的女人的假发，和保证能使黑色的皮肤变白的效果奇异的油膏。“你也会变得真正美丽的，”一块招牌这样写着。“如果你的皮肤变白了，那你就能得到更大的幸福。这会使你在同伴中显得突出。”
我按捺住要伸手砸掉橱窗玻璃的强烈的冲动，匆匆往前走去。这时起风了，雪小了下来。我能到哪里去呢？上电影院？能在那边睡觉吗？我顾不上那些橱窗，径直向前走，因为我意识到又在喃喃自语了。在远远的拐角上，我看见一个老头把手放在一辆奇形怪状的小型手推车的边上取暖，车上的火炉烟囱管里袅袅地飘出一缕淡淡的炊烟，缓缓地送过来烤红薯的香味，一阵深切的乡愁突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好像被子弹击中似的停了下来，深深地吸着气，回忆着，我的思绪往后翻腾，往后翻腾。在家里，我们总是在壁炉里烧红的煤块中烤红薯的，把冷的烤红薯带到学校里去做中饭，用《世界地理》那本最大的课本挡住老师的视线，从软软的外皮里挤出甜美可口的瓤子，偷偷地用力咀嚼着。是的，我们那时喜欢加糖煮了吃，或者放在馅饼里烘，放在小块的生面团里油炸，或者和猪肉一起烤，加上烘得焦黄的肥肉；我们也生吃红薯，这些都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红薯比那时更多了，不过时间好像无止境地伸展开去，像那缭绕上升的淡淡的炉烟那样，记不起来了。
我继续往前走。“趁热吃，烘烤的卡罗来纳红薯，”他喊道。老头子站在街角上，身上裹着一件军大衣，脚上包着黄麻布，头上戴着一顶编织的帽子，两手不经意地理着一堆纸袋子。我走到车子前面，感到一阵由装在底下的煤炉里散发出来的暖气，我看见车子边上有一块粗糙的招牌，写着红薯的字样。
“你的红薯怎么卖？”我问道，突然觉得饿了。
“一角一块，味道甜，”他说，由于年老，声音有些颤抖。“这不是那种会引起便秘的货色。这是真的、甜的黄红薯。要多少？”
“一块，”我说。“如果红薯真的那么好，一块就该够了。”
他向我投过来锐利的一瞥，眼角里含着一滴泪珠。他抿着嘴轻声地笑着，打开临时凑合用的炉子的门，小心谨慎地伸出戴上手套的手。红薯放在灼热的煤块上头的金属丝架上，有些在噗噗地冒着糖汁，煤块一接触到穿堂风，就蹿起低矮的、蓝色的火焰。这一阵暖气把我的脸烘红了。他取出一块红薯，把门关上。
“这就是，先生，”他一面说，一面往纸袋里装红薯。
“用不着装袋子了，我这就吃。这是……”
“谢谢。”他接过那枚一角的硬币。“如果不甜，我情愿再奉送一块，不要钱。”
掰开以前，我就知道红薯是甜的；棕色的糖汁泡泡已经把红薯皮胀破了。
“吃吧，掰开它，”老头子说。“掰开它，既然你就在这里吃，我要给你加点黄油。许多人带回家里吃。他们家里有黄油。”
我掰开红薯，看着糖汁在冷空气里冒着热气。
“拿到这边来，”他说。他从车边的架子上拿下一只瓦罐。“就搁在这儿。”
我拿着红薯，看他在上面倒上一茶匙融开的黄油，油渗了进去。
“谢谢。”
“不用谢。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我说。
“如果这不是长久以来你所吃到的最好的东西，我就把钱还给你。”
“你不用说服我，”我说。“我看得出来，知道这是好的。”
“你说对啦，但是看上去好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他说。“这个可是既好看又好吃。”
我咬了一口，觉得红薯和我以前吃过的一样甜，一样热，我不由自主地被一阵强烈的思乡病所压倒了，这使我不得不转过脸去控制自己的感情。我朝前走，用力咀嚼着红薯，正当这个时候，我不禁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由的感觉——这仅仅是因为我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吃东西。这是使人高兴的。我再也不用担心谁会看见我，也用不着考虑怎样做才得体。让所有这一切见鬼去吧，虽然红薯实际上还是原来的那样甜，可是一有了这种想法，它的味道就变得像花蜜一样甘美了。要是有在学校里或在家里认识我的人这会儿走过来，看到我当时的那个样子就好了。他们准会吓一大跳！我会把他们拉到一条小巷里去，用红薯皮把他们的脸涂起来。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想着。噢，你可以仅仅用使我们面对我们喜欢的东西的办法，就能使我们遭受莫大的羞辱。这并不是指我们所有的人，但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只要在大白天走到他们面前，对他们抖动一副猪小肠或者一只煮好的猪肚就够了！这会引起多大的惊恐！我想象自己在男子寄宿舍那拥挤的门厅里，向布莱索逼近，他站在那儿，丝毫没有那虚假的、谦恭的态度，我看见他在那里，他也看见了我，可是不理睬我，我光火了，猛地抽出一段一两英尺长的肮脏的生的猪小肠，在他面前抖动着，黏黏的脏水在地板上滴成了一圈圈，我冲着他喊道：
“布莱索，你是个不要脸的吃猪小肠的人！我指责你喜欢吃肥肠！哈！你不但吃，你还在你以为没有人注意的时候，私下里偷偷地吃！你是一个喜欢偷偷地吃猪小肠的人！我揭发你染上了一种丑恶的习惯，布莱索！把它们从这里拿走，布莱索！把它们拿出去，好让大家看看！我在大庭广众面前告发你！”他把好几码长的肠子拖出去，还有芥菜叶、一挂挂的猪耳朵、猪排和黑眼豆，他的目光是呆滞的、非难的。
当这个镜头在我面前摇过的时候，我发出一阵狂笑，几乎让红薯给噎住了。唔，当着别人的面，这会比控告他强奸一个瞎了一只眼、屁股残废、体重九十磅的九十九岁的老太婆还要厉害！这样一来，布莱索会垮台，会垂头丧气！他会长叹一声，羞惭地低下头来。他的社会地位会丢掉。那些周报也会随之抨击他。他的照片上方的解说词是：杰出的教育家重操黑鬼的行径！他的对手会谴责他是青年人的坏样子。社论会提出要求，他要么宣布放弃信仰，要么从公共生活中引退。在南方，原来支持他的白人这时会抛弃他，到处都会谈论他，校董们的全部金钱都无法维持他那日益下降的声誉。到头来他会离乡背井，在自助食堂里洗碗碟。因为在南方，他连在垃圾车上找点事做也不可能。
我认为，这些想法都是十分狂热的，幼稚的，但是让那种对你所喜爱的东西表示羞耻的装模作样见鬼去吧。我再不会那样装假了。我就是我！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红薯，跑回到老头子那儿去，递给他二角钱：“再来两块。”
“好，一弄好就如数给你。我看得出来你非常喜欢红薯，小伙子，你马上吃吗？”
“你一给我就吃，”我说。
“要涂黄油吗？”
“要。”
“好，这样你才能真正尝出味道来。是不是？先生，”说着，他把红薯递给了我。“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守旧的吃红薯的人。”
“这是我的胎记，”我说。“我生来就喜欢吃红薯！”
“那么，你一定是从南卡罗来纳来的啰，”他高兴地咧开嘴笑着说。
“根本不是南卡罗来纳，我来的那个地方人们可喜欢红薯了。”
“要是你能多吃的话，今儿晚上或者明天再来，”他在我后面招呼道。“我的老婆子会带些刚出锅的油炸红薯馅饼来。”
刚出锅的油炸馅饼，我悲哀地想着走开了。要是我吃一只，也许会消化不良的——既然我不再为我素来喜欢的东西感到羞耻，我大概不再能消化得了许多了。以前我尽量去做那些仅仅是别人指望我去做的事情，而不去做我自己希望做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我已经丧失了什么，又丧失了多少呢？这是多大的浪费，多么愚蠢的浪费啊！可是你实际上并不喜欢的那些东西又怎么样呢？你不喜欢它们，并不是因为你不应该喜欢它们，也不是因为不喜欢它们会被认为是文雅和教养的标志——而是因为你实际上觉得它们不合口味。只要想到这点，我就感到烦恼。你怎么能知道呢？这涉及一个选择问题。我将不得不在作出决定之前，仔细权衡许多事物的得失，而且很有可能会惹出不少麻烦的事情，这仅仅是由于我对那么多事物还没有形成个人的看法。我接受了公认的看法，而这使得生活似乎简单化了……
但是这和红薯没有关系，关于红薯我没有什么难处，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我想吃，就可以吃。继续保持吃红薯的习惯，生活将会是愉快的——虽然有点儿简陋、小气。然而在大街上吃红薯的自由，同我到纽约来期望得到的东西相比，那未免太少了。当我咬到红薯头的时候，满嘴是不舒服的味道，我把它丢到街上；红薯受冻变苦了。
风把我赶进一条小街里去，一群男孩子在那里点火烧一只装货箱。灰暗的烟低低地悬着，好像愈来愈浓了，我低下头，闭起眼睛走着，尽量想法避开那股烟味。我的肺部开始感到难受，于是抬起头来，揩干眼泪，咳嗽着，差一点在一堆东西上绊了一交：那些东西沿着人行道，越过便道牙子伸到街上，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就像许多等待拖走的废弃的旧物。然后，我看见一群人面有愠色地朝一座房子看着，那儿有两个白人男子正在往外搬一张单人扶手椅，椅子里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正在用无力的拳头打他们。这是一位面容慈祥的老太太，头上包着一块手帕，穿着一双男鞋和一件男式的蓝色厚绒衣。那场面真是令人吃惊：人们静悄悄地观望着，两个白人男子用力地拖着椅子，尽量躲开拳头，而那位老太太气得泪流满面，用拳头狠命地打他们。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种什么东西，一种预感，一种含糊不清的、短暂的感觉充塞我的心头。
那两个男人把头偏到老太太够不到的位置，出其不意地把她放在便道牙子上，急忙回到房子里去，这时她连声喊道：“别碰我们的东西！别碰我们的东西！”
我四下里环顾了一下，心里揣测着，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啦？老太太指着沿街堆垒的那些东西呜咽着说：“只要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就够了，看一看就够了。”她的眼睛径直朝着我看。这时我才明白，我原来误认为是废弃的旧物的那堆东西，实际上是破旧的家具。
“只要看一看他们在干什么就够了。”她眼睛泪汪汪地看着我说。
我窘迫地把视线移开，凝视着越围越多的人群。上头的窗户里探出一张张愁眉不展的脸。这时那两个男人搬着一只破旧的衣柜在台阶的上端重新露面了，我看见第三个男人走出来站在他们背后，他朝外看着底下的人群，使劲拉着自己的耳朵。
“赶快，伙计们，”他说。“赶快。我们可没有一整天的时间。”
接着他们抬着衣柜走下来，我看见人们绷着脸，不高兴地让开一条路，他们步履艰难地走过，咕哝着把衣柜靠便道放下，然后目不斜视地又回到房子里去了。
“看看那个，”我身边的一个细高个子男人说。“我们该把那些警察狠狠地揍一顿！”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他那张表情紧张、冻得灰白的脸，他的眼光尾随着那几个往台阶上走的人。
“的确，我们应该阻止他们，”另外一个男人说，“但是这一大群人可没有那份胆量。”
“胆量有的是，”细高个子说。“他们所缺的就是没有人开个头，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带头人。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这份胆量。”
“我没有胆量？”那个人说。“我没有胆量？”
“对，就是你。”
“看一看吧，”老太太说，“看一看吧。”她的脸仍然朝着我。我转过脸去，侧着身子向说话的那两个人靠拢。
“那是些什么人？”我再靠近一点说。
“马歇尔兄弟或者叫别的什么。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是谁。”
“马歇尔兄弟，他妈的，”另外一个男人说。“那几个把东西一件件往外搬的家伙，只不过是听话的囚犯罢了。等会儿搬完了，他们会被重新关起来的。”
“他们是谁，我不管，可是他们没有权利把这些老人赶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来。”
“你是说他们在把老两口从他们住的公寓房间里撵出来么？”我说。“他们能在这儿，在市里这样干吗？”
“老兄，你是哪里人？”他朝我转过身来说。“难道这不像把老两口从一辆卧铺车厢里撵出来吗？他们正在被撵走！”
别的人转过头来看我，这使我感到忸怩不安。我从来没有见过驱逐房客的情形。有人吃吃地笑了。
“他是从哪里来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激怒，我转过身来。“瞧，朋友们，”我说，听得出声音激动起来了。“我提了一个有礼貌的问题。如果你们不想回答，那就不必回答，但是不要让我显得可笑。”
“可笑？见鬼，所有的黑人都是可笑的。你他妈的是什么人？”
“这你别管，我就是我。只要不和我唠叨就好了，”我说，向他抛过去一个新近学到的习语。
就在这个时候，三个人中的一个抱着什么东西从台阶上下来，我看见那位老太太伸出手来叫嚷着：“别碰我的《圣经》！”人群向前拥了过去。
那个白人用激怒的目光环视着人群。“在哪里？太太，”他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什么《圣经》。”
只见她从他的臂弯里把《圣经》一把抢了过来，捏得紧紧的，同时发出一声尖叫。“他们可以到你家里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说。“就那样跺着脚进来，把你的生活从根上毁掉！可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他们不该在我的《圣经》上头找麻烦！”
那个白人看着人群，与其说是对着她，倒不如说是对着我们这些围观的人说：“瞧，太太，我不想干这个，可是我不得不这样做。是他们派我到这里来干这个的。要是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作决定的话，你们就可以在这里住到地狱封冻为止……”
这时一个老头子从我面前挤过，向她走去。她眼光转向天空，呜咽着：“这些白人，上帝。这些白人。”
“亲爱的，亲爱的，”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这是代理人的事，和这些先生无关。他就是代理人。他说这是银行的意思，可是你知道他就是一个代理人。我们和他打交道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甭跟我说这个，”她说。“问题是所有的白人，不只是一个。他们都反对我们。他们个个都坏透了，都是些下贱货。”
“她说得对！”一个嗓门嘶哑的人说。“她说得对！他们统统这样！”
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内心深处猛烈地翻腾着，一时之间我竟然忘掉了其余的人们。这时我看出他们都意识到了，仿佛他们，我们，对亲眼目睹这幕驱逐房客的情景感到害臊，好像我们都不愿意介入到某种丢脸的事情中去；因此，我们小心谨慎地不去触碰沿路边摆着的那些家具，也不紧紧地盯着它们看；因为虽然我们感到好奇，被强烈地吸引住了，而且有点不顾羞辱，但我们毕竟是我们不愿看的事情的目击者。而在整个过程中，那位年老的女性一直发出刺心的叫喊。
我看着两位老人，觉得自己的眼睛在辣乎乎地发烧，喉头也绷得紧紧的。那位老妇人的啜泣对我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就像一个小孩子看见爸爸妈妈流泪的时候自己既害怕又同情地哭了起来那样。我转过脸去，感到自己正在被一种我所担心的热烈的、模糊的、不断增长的感情的漩涡所吸引，向这一对老夫妇身边靠拢。我小心提防着由于看到他们在人行道上哭叫的情景而开始在我身上产生的同情心。我想离开，可是离开又太丢人了，我很快变得和这件事息息相关，而不能一走了之。
我转过脸去看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家用器具，那两个男人还继续在人行道上堆放着新搬出来的东西。当人群推我的时候，我朝下看，看见老两口年轻时的一幅照片，他们的眼睛从椭圆形的镜框里往外瞧着周围那些流露出悲哀的、不自然的庄严的神情的脸；我觉得奇妙的记忆被唤醒了，它开始在我的头脑里回荡，就像一种歇斯底里的声音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断断续续地发出回声一样。望着照片里的他们看我的那个样子，我觉得甚至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十九世纪的日子里，他们就很少有过什么指望，而且怀着一种坚强的、不作任何非分之想的自尊心，我突然觉得，它对我来说不但是一种责备，而且是一个警告。我的眼光落在一副雕工粗糙、琢磨马虎的骨制品上，这是一副“敲打用的骨柝”，在乡村的舞会上用它来伴奏，在黑人剧团的演出中它也用得上；那是些母牛、小公牛或羊的扁平的肋骨，一敲打就会发出一种像敲打上等响板那样的声音（他曾经做过黑人剧团的演员么？）或者像敲打一套木鼓的声音。还有一盆盆绿色植物排列在肮脏的雪地里，它们肯定会冻死；那是常青藤、美人蕉，还有一棵番茄。而在一只篮子里，我看见一把头发梳子，几副女人的假发，一只烫发钳，一张用深红色的天鹅绒作底，上面有着银色字样的卡片，卡片上写着“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家”；散落在一只五斗橱顶上的是神圣的征服者约翰的矿块，那吉祥的石头；那几个白人又放下一只筐子，我看见里面有一只装满冰糖和樟脑的威士忌酒瓶，一面埃塞俄比亚的小旗子，一幅退了色的亚伯拉罕·林肯的铁板肖像，还有一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一个好莱坞名星的笑容可掬的照片。而在一只枕头上的是几件裂痕满布的精致的瓷器，一块庆祝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金属制的纪念牌……我有点儿茫然地站着，看着一把用黑玉和珍珠母装饰的带花边的旧折扇。
那几个白人返了回来，打翻了一只抽屉，里面的东西纷纷散落在我跟前的雪地里，这时人们激动起来了。我弯下腰来开始把东西一件件地放回原处；那是一枚弯曲的共济会的徽章，一副色泽晦暗的袖扣，三只铜戒指，一枚上面打了钉眼用绳子拴在脚脖子上用来表示吉利的一角硬币，一张装饰华丽的问候卡片，上面是小孩子的潦草的笔迹，写着“奶奶，我爱你”；另外的一张卡片画着一幅图画，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白人化装成黑人的角色，弹奏着班卓琴，他坐在一座小屋的门里边，头上的墙壁悬着一节乐曲和民歌《回到老家的小屋去》；一服失效的吸入剂，一串颜色鲜明的玻璃念珠，上面的别针已经没有光泽了，一只作为好运的象征而保存的兔子后腿，一块样子像棒球手套的赛璐珞的棒球记分卡，那是多年以前用来登记比赛的胜负的；一只橡皮球已经旧得发黄的吸奶器，一只穿坏了的童鞋和一绺落满尘土的幼儿的头发，上面系着一条退了色的、弄皱了的蓝色缎带。我感到有点恶心。我手里拿着三张打上穿孔的印记、盖着“作废”的字样、已经失效的人寿保险单；一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男子的发黄的相片，说明词是：马库斯·加维，驱逐出境。
我转过脸去，俯身在肮脏的雪地里寻找有没有遗漏掉什么，在一个结了冰的足迹中，我拣起一样东西，手指紧紧地捏住了它，这是一份证件，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已经发脆破裂，用黑墨水写的字已经变黄了。我默读着：自由身份证。我的黑人普里芒斯·普罗沃已于一八五九年八月六日由我赐予自由，希各周知。署名：约翰·塞缪尔。麦肯……我揩去在黄色的纸片上闪闪发光的一滴融雪的水珠，急忙把它折起来，然后放回到抽屉里去。我的手在发抖，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就好像跑了一大段路，或者在热闹的街道上突然发现一条盘绕着的蛇一样。我对自己说，时间要比那个长久，年月要比那个早，然而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我把抽屉装回柜子里，摇摇摆摆地把它推到街边上。
但是事情还不会发生，只不过我的嘴里充满了一种突然迸发出来的辛酸的苦味，而老人们的财产被扔得遍地都是。我转过身来，重新盯着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再着眼于眼面前的情况，而是从它的内部和外表加以考虑，看到远处的黑暗，想起遥远的地方和往昔的岁月，这与其说是我自己的回忆，还不如说是想起来的一些话，是在家里甚至无意之间陆续听到的一些口头传诵的诗句和形象。这就好像我自己正在被剥夺掉某种令人痛苦然而宝贵的东西，我不甘心失去它；有种什么东西使人惊惶失措，好比一只蛀牙，一个人宁可无限期地熬着，也不愿忍受拔牙那阵短暂的剧痛。这种被剥夺的感觉，引起了一阵令人极度痛苦的模糊的记忆：这一堆破烂的东西，这几把破旧的椅子，这几只笨重的老式熨斗，还有这些底部出现凹痕的白铁洗衣盆——都以其更为丰富的意义引起我内心的悸动；为什么我站在人群之中，像在梦中一样，似乎看见母亲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晾晒洗好的衣服，天冷得使暖热的衣服在蒸气消散之前就在绳子上冻得硬邦邦的了，她的两手在吹得裙子打卷的风中显得苍白和湿冷，她那白发苍苍的头在阴沉的天空底下没有戴帽子——为什么它们超出固有的物体的意义的范围，使我感到那么不自在呢？又为什么我此刻好像站在一层幕布后面看见它们，而那张被小街上穿堂的冷风乱卷的幕布就要给刮起来了呢？
一阵“我要进去”的尖叫使得我转过身来。那对老夫妻这时已经在台阶上了，老头子搀着她的胳臂，那些白人在上面向前探过身来，而人群把我往台阶跟前挤。
“你不能进去，太太，”那个白人说。
“我要祈祷！”她说。
“我没有办法，太太。你只好在外面，在这儿做祈祷了。”
“我要进去！”
“不许进去！”
“我们只想进去做祷告，”她紧紧抓住《圣经》说。“像这个样子，在街上祈祷是不好的。”
“我很抱歉，”他说。
“喂，让这个女人进去做祷告，”人群里谁开腔了。“你们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弄到人行道上来了——你们还想干什么，要杀人吗？”
“对，让他们两个老人做祷告。”
“都是这该死的祷告，这就是我们现在不对头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喊道。
“你们不能回去，懂吗，”那个白人说。“你们租的房子已经合法地收回了。”
“可是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进去跪在地板上，”老头子说。“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只消那么几分钟……”
“瞧，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那个人说。“我是奉命而来的。你们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们要进去！”那个老太太说。
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我的思想几乎跟不上它：只见那位老妇人抓牢《圣经》往台阶奔上去，她的丈夫跟在后面，而那个白人在他们面前站定，伸出手臂嚷道：“我要把你们关起来，老天作证，我要把你们关起来！”
“不许碰那个女人！”人群里有人说。
在台阶的顶端，老两口推着那个男人，接着我看见老妇人往后跌倒，群众被激怒了。
“抓住那个狗娘养的警察！”
“他打她！”一个西印度群岛的妇女对着我的耳朵尖声喊叫道。“那个缺德的畜生打了她！”
“往后站开，不然的话，我可要开枪了，”那个人喊道，他拔出一支手枪，眼睛射出疯狂的光芒，退进门口去，那两个因为表现规矩而享有特殊待遇的犯人，臂弯里抱满东西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誓我要开枪了！你们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可是我要开枪了！”
他们踌躇了。“那家伙里面只有六颗子弹，”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喊道。“子弹打完以后看你怎么办？”
“是啊，你他妈的肯定跑不了。”
“我看你还是别管好，”那个法警高声说。
“你以为你可以上这儿来打我们的女人，你这个蠢货。”
“别他妈的扯淡了，让我们把那个杂种撵走！”
“你们还是再想一想好，”那个白人叫道。
我看到他们开始往台阶上走，突然觉得脑袋好像要裂开了似的。我知道他们就要对那个人发起攻击，我既害怕又愤怒，既抱着反感又被强烈地吸引住了。我愿意这件事发生，可是又害怕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我被眼前的情景激起了义愤和怒火，然而我心里又感到恐惧；不是为那个男人担忧，也不是害怕一场进攻所带来的后果，而是对目睹暴力行为可能从我自身释放出来的东西感到担心。而在所有这一切的底下，我一生所学到的所有那些用来缓冲的措辞都在翻腾着。我好像在一个大黑洞的边沿上摇摇欲坠地走着一样。
“不，不，”我听见自己叫嚷的声音。“黑人们！兄弟们！黑人兄弟们，这不是办法。我们是守法的。我们的民族是守法的，是不轻易发怒的。”
我急忙挤过人群，站到台阶上，面对眼前的人不加思索地、然而出自矛盾的心理急速地说着。“我们的民族是守法的，是不轻易发怒的……”他们停下来留神听着。甚至连那个白人也吃了一惊。
“是的，可是现在我们发狂了，”一个人大声喊道。
“对，你说得对，”我回答道。“我们感到愤怒，但是我们要考虑得周到一点。让我们，我是说我们不要……我们要向那位伟大的领袖学习，他那明智的行动在前几天的报纸上登载着……”
“什么人？谁啊？”一个人操着西印度群岛口音喊道。
“跟我来，让这个警察见鬼去吧，我们要在他们的人到达之前把他抓住……”
“不，等一等，”我嚷着。“让我们跟着一个领头的，让我们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我们需要像那个明智的领袖一样的人，你们看过关于他的报道了，事情发生在亚拉巴马州。他意志坚强，能够选择聪明的事去做，不管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是谁？老兄，是谁？”
这就是了，我想，他们在留心听，他们很想听。没有人笑。如果他们笑，那我就没命了！我提了提气。
“那个聪明人，”我说，“你们看过关于他的报道了，当那个从匪群里逃出来的亡命之徒跑到他的学校要求庇护的时候，那个意志坚强、足以做合法的事情、做守法的事情的聪明人，把他交给维护法律和秩序的部队了……”
“哦，”传过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哦，那么他们就可以对他施加私刑，打屁股了。”
哎哟，天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技巧太蹩脚了，完全没达到预期的结果。
“他是一个有见识的领袖，”我嚷着。“他不超越法律的范围。那到底算不算该做的聪明事？”
“对，他确实聪明，”那个人愤怒地嘲笑着。“现在让开路，我们要揍这个警察。”
人们叫着嚷着，而我却以大笑来作答，好像中了魔似的。
“但是那样做不是合乎人情吗？毕竟他要保护自己，因为——”
“他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告密者！”一个女人尖叫起来，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轻蔑的意味。
“对，你们说得对。他是聪明人，也是个胆小鬼，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嚷着，突然被这个回答弄得激动起来了。“瞧他。”我喊道。
“是，只要看一看他！”一个戴着常礼帽的老头子，好像在教堂里应答传教士那样大声叫出来。
“看一看那一对老夫妻……”
“嗳，普罗沃大嫂和大哥怎么样？”他说。“这真是奇耻大辱！”
“看看他们的财产都被撒在人行道上。看一看雪地里他们的财产吧。先生，您多大年纪了？”我叫着说。
“我八十七岁了，”那位老人说，他的声音低低的，并且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气。
“怎么会那样呢？大声说，好让我们不轻易发怒的兄弟们听见。”
“我八十七岁啦！”
“你们听见他说的话了吧？他八十七岁了。八十七岁，看一看八十七年里他积攒起来的所有财产吧，它们像鸡肠那样撒在雪地里，而我们是一群安分守己的、不轻易发怒的人，在工作日里每天都是逆来顺受地过日子。我们打算做什么？你、我、他会做些什么？该怎么办？我提议做聪明的事情，做守法的事情。看一看这堆废弃的东西吧！难道这两位老人应该生活在这么一堆破烂货当中，难道他们应该被关在一个污秽的房间里？房子很危险，容易失火！那些碟子年代久远，有了裂缝，几把椅子也快要坍塌了。是的，是的，是的！看一看那个老太太，她是某人的母亲，也许是某人的祖母。我们叫她‘大妈’，他们对我们进行掠夺，而且——你们知道，你们记得……看看她的被褥和穿坏了的鞋子。我晓得她是某人的母亲，因为我看见了掉在雪地里的一只旧的吸奶器，我也晓得她是某人的祖母，因为我看见一张上面写着‘亲爱的奶奶’的祝贺卡片……但是我们是守法的……我仔细地看了一只篮子，发现里边有一些骨制品，不是颈骨做的，而是肋骨做的，那是敲打用的骨柝……可见这对老夫妻以前常常跳舞……我明白了——您干什么活儿，大爷？”我问道。
“我是做散工的……”
“……一个做散工的，你们听见他的话了，可是看看他的东西像猪小肠一样在雪地里给撒得到处都是……他所有的劳动到哪里去了？难道他在撒谎吗？”
“浑蛋，没有，他没有撒谎。”
“没有，肯定没有！”
“那么他的劳动到哪里去了呢？瞧一瞧他那些伤感的黑人民歌的旧唱片，和她那些盆栽植物，就知道他们是南方人，他们的每样东西像八十七年来在旋风中回旋的废物那样给扔到外面来了。八十七年，噗！就像一阵风暴那样吹个精光了！看看他们，他们看上去像我的妈妈和爸爸，像我的奶奶和爷爷，我看来像你们，你们看来像我。看看他们，但是记住我们是一群聪明守法的人。当你朝上看着那个站在门口、带着零点四五口径的手枪的警察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看他佩着烤蓝的手枪，穿着蓝哔叽制服站在那儿。看着他！你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穿蓝哔叽制服的男人，也不仅仅是一支零点四五口径的手枪，你们看到的是十个警察对我们一个，你们看到的是十支枪，十套暖和的衣服，十只肥大的肚子和一千万名警察。警察，在美国东南部，我们就这样叫！警察！而我们是聪明的，守法的。看看这个手里捧着本翻旧了的《圣经》的老太太。她想要在这里圆满地了结什么呢？她所信仰的宗教已经在她的头脑里扎根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宗教适合于心，而不适合于脑袋。‘心地纯洁的人们是有福的，’《圣经》里这样写着。脑袋里可没有关于穷人的东西。她要做什么呢？头脑清楚的人怎么样呢？眼睛明亮，眼光像冰水那么清澈，看得一清二楚，连一句谎话也滑不过去的人又怎么样呢？注意搁在那边的她那口珍品橱，它的抽屉都有裂缝了。得八十七年功夫才能装满这些抽屉，而且装的都是老古董，都是些小摆设，而她却要犯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是我们的人，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是你们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他们出了什么事？”
“我来告诉你！”一个大块头嚷道，他满脸怒容，推开人群走出来。“浑蛋，他们被赶出来了，你这个发疯了的王八蛋，让开路！”
“被赶出来了？”我举起手喊着，让这个词从我的喉咙里尖叫出来。“那是一个好字眼，‘被赶出来了！’‘被剥夺了，’八十七年了，剥夺什么呢？他们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他们不会得到什么东西，他们从来是一无所有。那么是谁被剥夺了呢？”我咆哮着说，“我们是守法的。那么是谁正在受到剥夺？这能是我们吗？这两个老人在外面的雪地里，可是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瞧他们的东西，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解手，也没有一扇窗户可以探出头去和熟人打招呼，传消息，而我们恰恰和他们在一起。瞧他们没有一个小房间可以祈祷，也没有一条小巷可以唱伤感的黑人民歌！他们正面对着一支枪，我们和他们一起面对着它。他们不需要现世的生活，只需要耶稣。他们只需要耶稣，仅仅是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的十五分钟的祈祷……警察先生，你认为怎么样？我们得到我们的十五分钟的耶稣了吗？你们得到了世界，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耶稣吗？”
“我是奉命而来的，老弟，”那个人轻蔑地挥了挥手枪嚷道。“你做得不错，告诉他们别管这个闲事。我这样做是合法的，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开枪的……”
“可是他们的祈祷呢？”
“他们不能回去！”
“你说的话当真吗？”
“你可以拿你的性命打赌，”他说。
“看这个人，”我对愤怒的人群大声说。“看他拿着烤蓝的枪，看他穿着蓝色的哔叽制服。你们听到他说的话了，他就是警察。他说他要把我们打死，因为我们是一群守法的人。所以我们受到了剥夺，而且他认为他是上帝。看他在上面背靠柱子站着，两边各有一个犯人。你们能不能感觉到一股冷风，你们能不能听见它在问：‘你们过去怎样忍受那繁重的劳动？你们做过什么？’当你们看着在八十七年中你没有得到的一切时，你们感到羞辱——”
“把这个告诉他们，兄弟，”一个老头子插嘴说。“这会使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男子汉。”
“是的，这两位老人有过一本详梦的书，但是书页是空白的，连页码也没有。这叫做导盲狗。这是《美妙的保健幻想书》，《非洲的秘密》，《埃及的贤人》——但是它的眼睛瞎了，失去了光泽。它像一个长着斗鸡眼的木匠的眼睛那样，布满了白内障，一点也看不清楚。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圣经》，而这里的这个警察却排斥《圣经》。那么我们往哪儿去呢？没有一大笔钱，我们能离开这里往别的地方去么——”
“抓住那个警察，”那个大块头嚷着往台阶上冲。
有人推我。“不，等一等，”我叫道。
“现在把路让开。”
人群突然向我拥过来，我往后跌倒了，这时传来一声枪响，许多人腿和套鞋在四周急速地乱转着，我满手是那被踩烂了的冰冷的雪。上面又响了一枪，声音听上去就像一只啤酒壶爆裂了。我挣扎着站了起来，看到在台阶的顶上那只拿枪的手，正被迫举向浮动的人头的上方，紧接着，他们把他往下拖到雪地里去；用拳头对准他左右开弓，同时发出一种极度用力的、逐渐增强的、紧张的、低沉的哼声；哼声突然变成无数低低的口角声，变成充满愤怒和怨恨的咒骂。我看见一个女人用她那突出的鞋后跟揍他，当她对准了揍一下，对准了再揍的时候，她的脸像一张有着凹陷的黑眼睛的，毫无表情的面具一样，她把警察直揍得血流如注，淌遍身旁。他这时被拉了起来，好让大家夹道鞭打。忽然我看见一副手铐在空中闪着光，落到街道对面去了。一个男孩子头上戴着法警那顶漂亮的帽子，挤出人群，跑了开去。法警被转到这一边又被转到那一边，然后一阵急速的、雨点般的拳头打得他往街上跑。我激动得发狂了。人群拥过去追他，就像一个巨人要在一个小房间里转身那样打转——有的人笑着，有的人骂娘，有的人则存心保持沉默。
“那个畜生打那位善良的女士，可怜的人！”那个西印度群岛的妇女重复着说。“黑人们，你们可曾见过这样的畜生？你们说说看，他是有身份的人吗？他是畜生！黑人们，我们也这样回报他！成千倍地回报这个畜生！我们这样报复他一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揍他，我的好黑人们。保护你们的黑人妇女！对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报复到第三代和第四代！”
“我们被剥夺了，”我尽量放开喉咙说，“被剥夺了，我们要祈祷。让我们进去祈祷。我们来举行一个巨大的祷告会。可是我们需要一些椅子来坐……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用来靠一靠。我们需要一些椅子！”
“这儿有几把椅子，”人行道上有个女人叫道。“拿几把椅子进去怎么样？”
“当然，”我大声说，“把每样东西都拿进去。统统都拿走，把那堆破烂东西藏起来！把它们放回原处去。这堆东西挡了路和人行道，那是违犯法律的。我们是守法的，所以要把这堆破烂货从街道上清除掉。把它弄到看不见的地方去！把它藏起来，为他们遮丑！为我们遮丑！”
“跟我来，兄弟们，”我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冲下台阶抓起一把椅子又回上来，不再克制自己，也不再考虑我的行动的性质了。别人照着做，拿起一件件家具，吃力地搬回屋子里去。
“我们早该这样做了，”一个男人说。
“我们的确该这么做。”
“我觉得真带劲，”一个女人说。“我觉得多么带劲啊！”
“黑人兄弟，我为你感到骄傲，”那个西印度群岛的妇女激动地说。“骄傲！”
我们奔进充满陈腐的卷心菜气味的阴暗的小房间，放下东西回来再拿。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抓过东西，叫着、笑着往里面冲。我寻找那两个受优待的囚犯，但是他们似乎已经溜掉了。后来，当我往街上走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了其中的一个。他正在把一把椅子搬回里边去。
“这样看来，你也变得守法了，”我说，结果却发觉这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白人，可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对我笑了笑，继续朝里走。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看见几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在旁边站着，他们为每件搬回去的家具喝彩。这情形就像一个节日。我不想让这个势头停下来。
“那是些什么人？”我在台阶上问。
“哪些？”有人反问说。
“那些，”我用手指了指说。
“你是说那些白人吗？”
“是的，他们要干什么？”
“我们是人民的朋友，”其中一个白人说。
“什么人民的朋友？”我一面说，一面准备跳过去扑到他身上，要是他说“你们这些人民”的话。
“我们是所有普通人的朋友，”他喊道。“我们过来帮忙。”
“我们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信念。”另外一个说。
“好吧，把那张沙发抬起来跟我走。”我说。我对他们的到场感到不安，当他们都加入群众的行列，开始把被扔出来的东西吃力地搬回屋里去的时候，我感到失望。我在哪里听说过他们呢？
“我们为什么不举行一次游行呢？”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白人叫道。
“为什么我们不游行呢！”我还来不及考虑就对着人行道叫嚷起来。
他们马上接受了这个意见。
“让我们来游行……”
“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来举行示威……”
“让我们排队游行！”
我听见警报器的叫声，同时看见侦察车拐进这个街区里来了。是警察！我向人群里看去，尽量把视力集中在他们的脸上，我听见有人喊道：“警察来了，”另外的人回答说。“让他们来好了！”
我看见警察从车上跳下跑过来了，这时一个白人男子跑进屋子里去，我心里想着：这一切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里发生什么事啦？”一个佩着金色盾徽的警官朝台阶上问。
周围静了下来。没有人回答。
“我说，这里发生什么事啦？”他重复了一遍。“你，”他直指着我说。
“我们在……我们在清除人行道上一大堆破烂货，”我内心紧张地回答。
“那是什么？”他问。
“那是一个清洁运动，”我说，心里想笑。“这几位老人把他们的所有东西乱七八糟地堆在人行道上，而我们把街道清理了一番……”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干涉收回租屋的行动，”他叫喊着，开始从人群中挤过来。
“他什么也没有做，”一个站在我背后的女人说道。
我掉头看了看，后面的台阶上挤满了从里边出来的人。
“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有人叫道，于是人群靠紧了。
“清理街道，”那个警官发命令了。
“我们刚才就在做这个，”人群后边有人说。
“马奥尼！”他对另外一个警察大声吼叫着，“紧急召集警察，防止暴乱！”
“什么暴乱？”一个白人对他说。“根本没有什么暴乱。”
“如果我说有暴乱，那就是有暴乱，”那个警官说。“而你们这些白人在哈莱姆区这个地方干什么？”
“我们是公民。我们爱到哪儿就到哪儿。”
“听！又有几个警察来了！”有人叫喊着。
“让他们来好了！”
“让警察局长来好啦！”
形势发展得使我应付不了。整个局面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我说了些什么话而引起了这一切后果？我慢慢地走到台阶上的人群的后边，退进过道。我上哪儿去呢？我赶紧跑到老两口的房间去。但是我在这儿藏不住，我心里想，于是又回过头来向楼梯奔过去。
“不行，你不能往那边走，”有人说。
我转过身来。说话的是站在门里边的一个白人女孩子。
“你在这里面干什么？”我喊道，我的恐惧变成了狂怒。
“我不是有意吓你的，”她说。“兄弟，你说得真好。我只听到结尾的那一段，可是毫无疑问，你感动了他们，使得他们行动起来了……”
“行动，”我说，“行动——”
“不必客气了，兄弟，”她说，“我听见你的话了。”
“当心，小姐，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好，”我终于抑制住喉咙里的颤动说。“楼下有许多警察，还有更多的警察会来。”
“哦，是的。你最好从屋顶上翻过去，”她说。“否则，一定会有人把你给指出来的。”
“从屋顶翻过去？”
“这是容易办到的。只要攀上屋顶，不停地往前穿过去，直到你到达这个街区的最后一座房子为止。然后打开门，往下走，好像你在探望朋友一样。你最好赶快走。你不被警察发现的时间愈长，那你的实际效用就愈大。”
实际效用？我想着。她是什么意思？这个“兄弟”是干什么的？
“谢谢，”我说着，慌忙向楼梯走去。
“再见，”背后传来她那流畅的声音。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在阴暗的门口的朦胧的光线中她那张白白的面孔。
我跳上一段楼梯，小心地把门打开，突然映入眼帘的是阳光熠熠的屋顶，上面刮着大风，寒气逼人。在我眼前，那分隔建筑物的、低矮的、凝结着积雪的一堵堵墙壁，像跳栏那样，向远远的街角那边排列过去；在我眼前，空的晒衣绳子在风中晃动。我穿过被风横扫过的积雪，越过一个又一个屋顶，迅速又小心地走着。一架架飞机从远远的东南方的一个机场上起飞，这时我奔跑起来，看见那所有高高低低的教堂的尖顶，冒烟的烟囱群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晰，警报器的鸣声和呼喊声从下面的街上传来。我急急忙忙地走着。我翻过一堵墙，回过头来张望，发现一个男人跌跌撞撞地在我后面追赶，他气喘吁吁，急急忙忙地、费力地翻过屋顶上低矮的隔墙。我回过头来又跑，想让一排排烟囱把我们隔开。我心里感到纳闷，他为什么不叫“站住！”，为什么不叫嚷，为什么不开枪。我跑着，躲到一个电梯间的后面，然后冲向隔壁的屋顶，我跌倒了，雪使我的手冻僵了，我的膝盖相互碰撞，脚趾蜷曲在一起，我爬起来，一面跑一面回头看看，只见那个穿黑衣服的矮个子仍然在后面追赶着。街角好像远在一英里开外。我试着计算出现在面前需要越过的屋顶的数目。我跑着，数到七个，听见叫喊声，更多的警报器的鸣叫声，回头一看，他仍然跟在后面，迈着两条短腿拼命追赶着，当我试着想要打开一座房子的门以便下去的时候，他还是在后面跟着，我发现门被钉住了，于是拔腿再跑，尽量在雪地里弯弯曲曲地跑，砾石在雪底下嘎吱嘎吱地响，那个人仍然在后面跟着，我翻过一道隔墙，从一只巨大的鸟笼旁边擦过，把白鸽惊起，使得它们狂乱地飞翔，当它们在我眼前猛烈地扑打翅膀的时候，它们突然变得像鹈鹕那么大，当它们振翼上升，飞开去，在附近喧闹地滑翔的时候，它们在阳光中使人看得眼花缭乱，我继续跑，往后看，起初我以为他已经走开了，可是又看见他好像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似的在后面追赶。为什么他不开枪？为什么？要是像在家里那样就好了，在那里我认识所有家庭里的某个人，我一看就认识他们是谁，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了解他们的血统，了解他们的背景，我也了解他们的荣辱，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是一条铺着地毯的走廊，顶层的公寓房间里传来可怕的、刺耳的狗吠声，我往下走，心怦怦地跳个不停。然后，我加快脚步，当我踩着梯级的边缘往下跳的时候，我的身上像揣着玻璃一样，都紧张得发麻了。从楼梯井望下去，我看见远远的下头透过门玻璃的暗淡的光线。可是那个女孩子出了什么事？难道是她叫那个人跟踪我的吗？她在那儿干什么？我跳了下去，没有人查问，我在门厅里站住，深深地吸着气，留神等着听他在上头开门的声音，同时整一整衣服。接着，我模仿在电影里看到过的角色，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街上。上头没有一点声音，甚至连那有敌意的狗叫声也听不见了。
这条街区很长，我下来通过的房子，不朝东西向的街道，而是朝南北向的马路。一队骑警在拐角处策马奔驰而过，马蹄铁落在雪地上发出沉闷的声音，马鞍上坐的人挺得高高的，呼喊着。我加快速度走开，但注意着不要奔跑。情形是可怕的。我究竟说了些什么而引起这一切呢？事情会怎样了结？可能会有人为此丧命。警察会用手枪柄打人的头部。我站在拐角上等候那个追赶的人，等候侦探，等候公共汽车。那长长的、积雪的一段街道上阒无一人，那些受惊的鸽子仍然在头顶上盘旋。我仔细看了看那一排屋顶，料想会看见他往下面张望。喊声越来越高，接着又一辆绿白两色的巡逻车在拐角上呜呜地鸣着汽笛，从我面前飞驰而过，朝那个街区开去。我抄近路穿过一个街区，那儿差不多有一打殡仪馆，每个都装着霓虹灯广告牌，这些殡仪馆都开在古老的用褐色砂石建造的房子里。精心装饰的出殡汽车沿街排列着，其中一辆车身是阴郁的黑色，车窗像哥特式的拱门，透过窗子我看见送葬的花束堆放在一口棺材上。我加快了脚步。
我仍然能够想象得出在那段短短的楼梯下面的那个女孩子的脸。但是那个刚才在屋顶上追赶我的又是什么人呢？谁在追赶我呢？为什么他一直一声不响？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对啦，为什么他们不派一辆巡逻车来把我逮住？我匆匆走过殡仪馆这个街区，来到灿烂的阳光底下，街道上的雪已经融化光了，这时我放慢了脚步，从容不迫地走着，想给人家一个完全是不慌不忙的印象。我极想使自己显得愚蠢，看上去毫无思维和表达能力，试着在人行道上拖着脚步走，我偷偷往背后看了一眼，心里感到这样做没意思就又扭回了头。一辆小汽车在我前面停下，一个拿着内科医生的手提皮包的男人从车里跳了出来。
“快，医师，”一个男人在门廊里叫道，“她已经在分娩了！”
“好，”医生说，“我们一直在等着这个，是不是？”
“是，可是没有在我们预计的时间开始。”
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厅里边。在这个时候出生真是糟透了，我想。在拐角上，我和几个人一道等候绿灯。我差不多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地逃脱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旁响起一个轻轻的、深沉的声音：“那种说服方法真是巧妙极了，兄弟。”
我突然紧张得像一根绷紧的弹簧那样，我几乎是带着冷漠的神情回过头来。一个个子矮小、看上去一点都不显眼、眉毛浓浓的男人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警察。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声音是懒洋洋的、冷淡的。
“不要怕，”他说，“我是一个朋友。”
“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且你也不是我的朋友。”
“那么就说我是一个赞赏者吧，”他愉快地说。
“赞赏什么？”
“赞赏你的演说，”他说。“我当时在听。”
“什么演说？我根本没有发表过什么演说，”我说。
他会意地微笑着。“我看得出来你曾经受过良好的训练。来，让别人看到你在街上和我一起，对你来说这是不合适的。让我们找个地方喝杯咖啡。”
我想拒绝，但是好奇心却妨碍我这样做，而在这一切底下的很可能是得意的感觉。还有，如果我拒绝去，这会被认为是承认有罪。而且他看上去也不像警察或者密探。我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地走向靠近街区尽头的一间自助食堂，在我们进去之前，我注意到他透过窗户朝里边仔细看了看。
“你去占位置，兄弟。就是那边靠墙的桌子，我们可以在那儿安静地谈一谈。我去端咖啡。”
我目送他跨着富有弹性的、摇摆的步子走向柜台，然后我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看着他。自助食堂里比较暖和。这是将近黄昏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顾客零零散散地坐在桌子旁。我注视着那个人随便地走向食品柜台点了东西。他往灯光明亮的糕点架子上张望的动作，就像一只充满生气的小动物，比方说一只小狗，一心只想找出预定给它的那份糕饼时的那种动作。这样说来，他听过我的演说了；好吧，我倒要听听他说些什么，我想着，看他迈着麻利的、摇摆的、富有弹性的、竞走似的步伐向我走过来。好像他曾经训练自己那样走路似的，不知怎么地，我觉得他在装模作样；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不那么真实的东西——这个念头立即被我打消了，因为那整个下午有许许多多东西是不真实的。他用不着四处找我，径直来到桌子跟前，仿佛他预料到我会选那张特别的桌子，而不会选别的桌子——尽管许多桌子都空着。他平衡地端着两只杯子，每只杯子上面放着一盘蛋糕，然后灵巧地把杯子放下，一面坐在椅子上，一面把一份食品推给我。
“我想你也许喜欢一块乳酪饼的，”他说。
“乳酪饼？”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东西不错，要加糖吗？”
“你加吧，”我说。
“不，你先来，兄弟。”
我望了他一眼，然后舀了三调羹糖，再把糖瓶推到他面前。我又紧张起来了。
“多谢，”我抑制住想就那个“兄弟”的事情责骂他的一种冲动说。
他微笑着，用叉插进乳酪饼，把老大的一块送进嘴里。我觉得他的举止非常粗鲁，心里盘算着要出他的洋相，我有意识地叉起一小块乳酪饼，利索地放到嘴里去。
“你知道，”他喝下一大口咖啡说，“自从我参加以来——哦，长时间以来，我没有听到过这么雄辩的、打动听众的演说了。你那么快就把他们发动起来投入行动。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要是我们的发言人中有几个能够听到这个演说，那该多好啊！只消几句话，你就使得他们投入了行动！换了别人，那一定会说许多空话，在那儿浪费时间的。为了这最有教益的经验，我要感谢你！”
我默不作声地喝着咖啡。我不但信不过他，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稳当。
“这儿的乳酪饼不错，”他抢在我回答之前说。“的确太好了。顺便问一句，你是在哪儿学会演说的？”
“什么地方也没有。”我说得太快了。
“那么，你是很有天才的。你是天生的演说家。这难以相信。”
“我只不过发怒了。”我说，决定承认到这个程度，以便看看他会说些什么。
“那么，你巧妙地把愤怒的情绪控制住了。演说很有说服力。那是什么缘故？”
“什么缘故？我想我当时感到难过——我不清楚。也许我只是想作一次演说。有一群人等着，所以我说了几句话。你也许不会相信，可是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
“真是，”他会意地微笑着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
“你尽量把话说得冷嘲热讽的，可是我识破了你的意图。我知道，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你要说的话。你深深地被打动了。你动了感情。”
“我想是这样，”我说。“也许看到他们使得我想起了一些事情。”
这时他向前斜过身子，热切地看着我，嘴边仍然挂着一丝微笑。
“这使你想起你的熟人了吗？”
“我想是这样，”我说。
“我理解。你那时是在观看一种死亡——”
我放下叉子。“没有人被杀，”我紧张地说。“你要干什么？”
“《一场在城市人行道上的死亡》——这是我在什么地方看过的一本侦探小说或者别的什么书的书名……”他笑着说。“我的意思仅仅是用——比——喻来说。他们活着，但是已经死了。虽生犹死……这是矛盾的统一。”
“哦，”我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棱两可的话呢？
“老的那些人，你知道，他们是属于农民一类的。他们被工业环境碾得粉碎，被扔到垃圾堆上，被抛弃了。你很好地指出了这一点。‘干了八十七年，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你这样说。你说得完全正确。”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我感到非常不愉快，”我说。
“是的，那当然。你作了一次打动听众的演说。但是你不必把情感浪费在个别人身上，他们可不值得考虑。”
“谁不值得考虑？”我说。
“那些老年人，”他冷酷无情地说，“是的，这是令人悲痛的。但是他们已经死了，不再存在了。历史已经从他们身边消逝。这是不幸的，但是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他们好比枯死的树枝，必须修剪掉，这样这棵树才会结出幼小的果实，否则历史的风暴横竖也会把他们刮倒。还是让风暴袭击他们好——”
“可是你瞧——”
“不，让我说下去。这些人上了年纪。人老了，各种各样的人都老了。这些人很老了。宗教信仰就是他们所剩下的一切。他们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个。所以他们是会被抛弃的。他们好像死了一般，你看，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应付历史形势的需要。”
“但是我喜欢他们，”我说。“我喜欢他们，他们使我回想起我在南方的一些熟人。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感觉到这一点，可是他们恰恰是像我这样的人，只不过我上过几年学而已。”
他摇了摇他那滚圆的、长着红头发的脑袋。“嗬，不，兄弟；你弄错了，你感情用事了。你并不像他们。也许你过去像他们，可是现在一点也不像了。否则你决不会做那个演说的。可能你以前是那样的，但是那一切都过去了，死亡了。现在你可能不会承认这个，但是你的那一部分已经死亡了！你还没有完全摆脱那个自我，那个过时的农民的自我，但是它死了，你会把它彻底抛弃的，而且新的东西就会出现。历史已经生长在你的脑子里了。”
“嗳唷，”我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在农场里住过，我也没研究过农业，但是我的确知道我为什么发表那通演说。”
“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那两个老人被赶到街上，我感到十分难过，这就是我讲那些话的原因。你把它叫做什么，我不在意。当时我发怒了。”
他耸了耸肩膀。“我们不要争论这个了，”他说。“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可以再作一次演说。说不定你会有兴趣为我们工作的。”
“为谁？”我问，一下子激动起来了。他想干什么呢？
“和我们的组织在一起。我们需要为这个区域找一个合适的发言人。一个能够清楚、有力地表达人民的苦情的人，”他说。
“但是没有人关心他们的苦情，”我说。“即使把他们的苦情清楚有力地表达出来了，可是又有谁会听，又有谁会关心呢？”
“有这样的人，”他露出会意的微笑说。“有这样的人，当抗议的呼声传播开来的时候，有人会听见，有人会采取行动的。”
在他说话的方式中有某种神秘的、自命不凡的东西，仿佛他把每件事情都想到了——无论他谈什么都是一样。我心里想，瞧一瞧这个极端自信的白人吧。他甚至不知道我心里害怕，而他却说得那么大胆。我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有一个职业，而且除了我自己的以外，我对任何人的苦情都不感兴趣……”
“但是你关心那一对老夫妻，”他眯起眼睛说。“他们是你的亲戚吗？”
“当然啰，我们都是黑人，”我说，开始发笑了。
他微笑着，热切的眼光盯着我的脸。
“说真的，他们是你的亲戚吗？”
“真的，我们在同样的困境里受到煎熬，”我说。
这句话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总是从种族角度来考虑问题！”他眼睛闪闪发光，语气急促起来了。
“你知道什么别的说法吗？”我困惑不解地说。“你以为如果他们是白人，我也会在那儿吗？”
他举起双手笑了起来。“我们现在不去争论那个问题，”他说。“你十分有效地帮助了他们。我不能相信你是像你自称的那么一个利己主义者。你看来好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并且令人满意地履行这个责任的人。无论你自己对这个是怎么想的，你会是一个为你的人民说话的代言人，而且你有义务为他们的利益工作。”
我觉得他这个人真有点捉摸不透。“喂，我的朋友，谢谢你的咖啡和糕点。我对那些老年人并没有比对你的职业有更多的兴趣。我当时想发表演说。我喜欢讲话。那后来发生的事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找错了人。你本来就该拦住那些带头对警察大叫大嚷的人中的一个……”说着，我站了起来。
“等一下，”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只信封，在上面写了点什么。“你也许会改变主意的。至于另外的那些人，我已经认识了。”
我看着在他那伸出的手中的白纸。
“你不信任我是谨慎的做法，”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信不过我。这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仍然抱着希望，因为总有一天你会主动来找我，那情形就不同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了。只要拨这个电话号码，找杰克兄弟就是了。你用不到把名字告诉我，只要提一提我们的谈话就行了。万一你今天晚上作出了决定，那就八点钟光景给我打个电话。”
“行，”我接过纸头说。“我拿不准我会不会需要它，但是谁知道呢？”
“好，你考虑考虑吧，兄弟。时势是艰难的，你看起来很愤慨。”
“我当时只不过是想演说罢了，”我重复了一遍。
“可是你那时是愤怒的。有时候个人发泄的愤怒和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所表达的愤怒之间的区别，是犯罪行为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区别。”他说。
我笑着回答道：“那又怎么样呢？我既不是罪犯，也不是政治家，兄弟。所以你挑错人了。但是还是要多谢你的咖啡和乳酪饼——兄弟。”
我离开了，而他却坐着，脸上挂着一丝安详的笑容。我穿过大街，透过玻璃窗看去，只见他仍然在那儿，这时我想起他就是那个跟在我后面越过屋顶的人。他根本没有追赶我，只不过是朝同一个方向走而已。我对他所说的话并没懂多少，只是觉得他怀着极大的信心说话。不管怎样，我比他跑得快。也许这是一种什么诡计。他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他懂得很多，说出了某种比他的表面字句显露出来的要深刻得多的道理。也许这仅仅是指他和我是从同一条路脱身的这一事实。但是他有什么要害怕的呢？是我发表了演说，而不是他。公寓里的那个姑娘说过我不被发现的时间愈长，我的实际效用就愈大，这句话看来也没有多大意思。但是可能那就是他之所以奔跑的原因。他需要继续隐蔽自己，需要保持实际效用。对什么的效用？毫无疑问他在嘲笑我。我冲过屋顶的时候，看上去想必是傻乎乎的，当那些白鸽子在我四周掠过的时候，我一定像一个黑脸的小丑怕鬼的那副模样。让他见鬼去吧！他用不着那么沾沾自喜，我懂得某些他不懂得的东西。让他去找别人吧。他仅仅想利用我做什么事情。人人都想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你。他为什么竟然会要我当一个发言人呢？让他去发表自己的演说吧。我朝住处走去，一种感到满足的心情在增长着，因为我那么圆满地把他打发走了。
天色暗了下来，气温更低了。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冷的天气。我迎着风低头默默沉思，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离开气候温暖的家乡，到这么冷的地方来，永远不回去，要不是有什么东西值得指望，值得为它受冻，甚至连被驱逐出屋也在所不惜，那怎么可能呢？我感到悲伤。一个老妇人带着两只购物袋，弯着身子走过去，她的眼睛看着泥泞的人行道，这使我想起了被驱逐出屋的那对老伴。事情究竟怎样了结，他们此刻又在哪里？多么可怕的一种感情啊！他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一种在城市人行道上的死亡？这种事情多少时间发生一次？他对玛丽会发表什么意见呢？她离死亡还远着，也远远没有被纽约碾碎。浑蛋，她完全懂得怎么在这儿生活，比受过大学教育的我要好得多——教育！布莱索式的教育，就是这么说。正在被碾成粉末的是我，而不是玛丽。想到她使我感到好受一些。我不能想象玛丽会和那个老妇人一样在被驱逐出屋时那样无依无靠，而当我回到屋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摆脱了沮丧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