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看去，男生正经过缓坡而下的草坪向宿舍走去。此刻他们仿佛离我有千里之遥，显得模糊不清。每一个朦胧的身影似乎都远远在我之上，比我高明。由于某种疏忽，我把自己投进了黑暗，从此与值得倾注心血的一切，与鼓舞人心的一切都毫无缘分了。我听到一伙人从身旁走过，轻轻地和声唱着。面包房飘来一阵新鲜面包的香味。那是早点用的上等白面包，还有涂满黄油的面包卷，我常常塞进口袋，带回寝室，留着蘸上家里带来的野莓酱慢慢享受。
女生宿舍的灯亮了，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撒出一排发光的种子，突然绽开了。几辆轿车从旁驶过。城里来的一些老太婆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其中有一位像瞎子探路一样不时地用手杖敲击着路面，发出空荡荡的声音。她们热烈地谈论着巴比的讲话，回顾着奠基人的时代，用颤颤巍巍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地叙述和描绘着奠基人的生平，只有片言只语传到我的耳朵里。随后，我看到一辆熟悉的卡迪拉克轿车沿着绿树成荫的大道驶近了。我马上走进大楼，惊慌起来。我没有走上两步又急忙掉头匆匆走到大楼外面的夜色之中。要我马上去见布莱索博士，我实在受不了。一堆小伙子沿着车道走去，我跟在他们后面，周身直哆嗦。他们热烈地争论什么事，可是我内心不安，根本没有心绪去听，只是跟在他们身影后面，看着他们锃亮的皮鞋在街灯下面不时地闪光。我一直盘算着该跟布莱索博士说些什么。男生们一定都已进了宿舍大楼，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独自出了校园，径直上了公路。我急忙回头又向行政大楼奔去。
我进去之后，布莱索博士正在用蓝边手绢擦脖子。灯罩透出的灯光照在眼镜的镜片上，被反射了出来，他那大脸膛有一半抹上了阴影，可是两只拳头却笔直地伸在亮处。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忽然间注意到室内古老而笨重的陈设、奠基人时期的遗物、装在镜框里的画像，有权势的人物——总统和工业家们的浮雕，都像奖品、纹章似的暗淡挂在墙上。
“进来，”他站在半明半暗的地方叫道。随后我看他走了两步，头微微向前倾，眼睛发亮。
他心平气和，打趣似的暗淡慢悠悠地开了腔，这倒更使我心慌。
“小伙子，”他说，“据我了解，你不仅把诺顿先生一直带到了黑人居住区，而且最后还领他上了阴沟洞——金日酒家。”
这是一个陈述句，并不是一个疑问句。我没有答话。他还是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神情还是那样温和。难道是巴比帮助诺顿先生使他心肠变软了？
“不，”他说，“领他上黑人居住区还不够，你还得到处都跑到，让他饱饱眼福，对不对？”
“不是的，先生……我是说他病了，先生，”我回答说。“他得喝一点威士忌……”
“你光知道这么个地方好去，”他说，“所以你就去了，因为你在照应他……”
“是的，先生……”
“还不止这些哪，”他说道，声音中既含着嘲讽，又带有惊奇，“你还把他领出去，让他坐在那个长廊，那个楼廊，那个游廊上——不管这年头管那东西叫什么吧——把他介绍给了那些宝货。”
“宝货？”我蹙起了眉头。“哦——他一定要叫我停车，先生，我没有法子……”
“当然，”他说，“当然。”
“他对黑人小屋有兴趣，先生。这种小屋至今还有，他感到诧异。”
“当然，你就停了车，”他说着，又点了点头。
“是的，先生。”
“对，我想那小屋自己就打开了话匣子，把它的身世，各种稀奇古怪的流言蜚语都一股脑儿跟他谈了。”
我开始作解释。
“小伙子！”他咆哮了起来。“你是不是当真？首先你为什么上那条路？不是你在开车子吗？”
“是的，先生……”
“难道我们靠点头哈腰、四处求援乃至编造谎言搞出来的那些像样的住房和车道还不够你领他观光吗？难道你以为那个白人不远千里从纽约、波士顿、费城来这儿，就是为了让你领他参观贫民窟吗？别站在那儿发愣，说话呀！”
“我只是给他开开车，先生。他命令我停，我才停在那儿的……”
“命令你？”他说。“他命令你？该死的，白人总是爱发号施令，他们习以为常了。可是你为什么不找个借口呢？你为什么不能说他们那儿在流行某种疾病——比如天花——或者到另外一间小屋里去呢？为什么偏偏要上特鲁布拉德的屋子去呢？老天呀，孩子！你是个黑人，又住在南方——难道你忘了怎么说谎吗？”
“说谎，先生？叫我对他说谎，对一个校董说谎？”
他有点儿痛苦地摇了摇头。“我还以为我挑了一个有头脑的孩子，”他说。“你可知道，你的行为已经危及我们学校了？”
“可是我只是想讨好他……”
“讨好他？亏你还是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哎呀，就是棉花地里最笨的黑杂种也晓得，讨好白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他撒谎。你在这儿受了些什么教育？究竟是谁叫你带他去那儿的？”他问道。
“是他叫我带他去的，先生。没有别人。”
“别对我撒谎！”
“这是事实，先生。”
“我警告你，说老实话，是谁出的主意？”
“我发誓，先生。没有别人要我去。”
“黑鬼，这可不是你撒谎的时候。我不是白人。给我说实话！”
就好像他打了我一拳。我眼瞪着写字台对面，脑子在想：他居然叫我这个……
“答话，小伙子！”
他这样叫我，我琢磨着。我看他两眼中间绽出的一根青筋在跳。我在思考：他竟这样称呼我。
“我不愿意说谎，先生，”我答道。
“那么跟你交谈过的那个病员是谁？”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先生。”
“他说了些什么？”
“我不能全部回忆起来了，”我低声答道。“他在胡言乱语。”
“说，他说了些什么。”
“他认为他在法国住过，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
“说下去。”
“他说他相信白人都是对的，”我接着说。
“什么？”他的脸骤然一抽，像一潭污水表面开裂了。“而你相信了，真的相信吗？”布莱索博士说，竭力抑制住一阵狞笑。“那么，你信不信呢？”
我没有回答，心里在想，你，你……
“他是什么人，你以前可曾见过他？”
“没有，先生，我没见过。”
“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我不清楚，先生。”
他把桌子一拍，说：“这是黑人学院！小伙子，难道你就只知道在半个小时里毁掉一所花了半个多世纪才办起来的学院，别的都一无所知吗？他的口音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
“他说起话来像个白人，”我说，“只是他的口音听起来和我们一样是南方人……”
“我要调查他，”他说。“这样的黑人必须关起来。”
校园里传来逢刻报时的钟声，而我内心的某种情绪使这钟声显得很低沉。我不顾一切地对他说：“布莱索博士，非常抱歉，我并不是有意去那儿，只是后来事情弄得没法收拾了。诺顿先生了解这事的原委……”
“小伙子，听我说，”他高声嚷道。“诺顿是诺顿，我是我。他可能以为自己心满意足了，可是我知道他并没有！由于你缺乏判断力，学校将蒙受无法估量的损失。你没有提高我们民族的威望，你给它抹了黑。”
他眼睛盯住我，仿佛我犯下了难以想象的弥天大罪。“你难道不知道这类事情我们是不能容忍的？我给你一个机会服侍我们的一个最好的白人朋友，一个可能给你带来前途的人物，可是你反过来将整个民族拖进了泥坑！”
蓦地，他把手伸到一叠文件下面，拿出一只奴隶制时期的脚镣。他骄傲地管它叫“我们进步的象征”。
“你得受处分，小伙子，”他说。“任何推托和借口都没有用。”
“可是你答应过诺顿先生……”
“我知道的事用不着你在这儿跟我讲。不管我说过些什么，作为这个学校的领导人，我不能对你的行为听之任之。小伙子，我要叫你滚蛋！”
他把脚镣往台子上一扔，一定是在这个时候，他说了这番话，因为突然间我俯身凑近了他，愤怒地喊了起来。
“我要告诉他，”我说。“我要去找诺顿先生，告诉他你对他对我都撒了谎。”
“什么！”他说。“你敢在我的办公室里威胁我……？”
“我要告诉他，”我扯着嗓子喊道。“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要跟你斗。我发誓，我要斗。”
“好啊，”说着他就往椅背上一靠，“万万没有想到！”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头又缩回到暗处。只听得他一声尖笑，像是愤怒中的叫喊；然后他又把头伸到了前面，于是我看到了他的笑容。我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身就向门口走。这时听他在我背后气急败坏地喊道：“等等，等等。”
我掉转身，只见他上气不接下气，两只手托住他那大脑袋，眼泪顺着面颊往下流。
“好啦，好啦，”他边说，边摘下眼镜，揩了揩眼泪。“好了，孩子，”他的声音说明他既感到好笑又希望和解。我好似在履行什么兄弟会的入会仪式，不知不觉地又往回走了。他注视着我，虽然在笑，可是笑中包含着痛苦。我的眼睛发热了。
“小伙子，你确实是个傻瓜，”他说。“你那白人什么也没教给你，而你天生的聪明才智又没能起一点儿作用。你们这些年轻黑人是怎么啦？我本以为你知道在这里该如何处事。哪晓得你连实际如何和该当如何之间的区别也不了解。老天啊，”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们民族会落到什么地步呢？嗨，你爱告诉谁就告诉谁吧——坐下……喂！坐吧，先生。”
我迟迟疑疑地坐下了，既感到气愤又感到迷惑不解，心里怨恨自己这般驯服。
“你爱告诉谁就告诉谁吧，”他说。“我不在乎。我绝不阻止。我不欠任何人的情，孩子。谁？黑人？黑人并不掌管这所学校，对其他事情也无权过问——难道连这一点你也不了解？先生，黑人不掌握这所学校，白人同样也没有控制这所学校。诚然，他们资助这所学校，可是是我在控制这所学校。我是个重要黑人，如果情况需要，我可以和任何一头绒绒短发的黑人一样高声叫唤‘是，先生’，然而我仍然是这儿的君主。至于在其他方面显得如何我毫不在乎。权力不用炫耀。权力在于信心，在于自信，在于自己决定行止，在于自我鼓励、自我辩解。你有了权力就会了解权力是怎么回事。让黑人窃窃私笑，让穷白人放声嘲笑吧！可那都是事实，孩子。我假惺惺地讨好的也只是些白人里的大人物，即使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控制了我，倒不如说我控制了他们。这就是权力的格局，孩子。我在操纵一切。你就想想这些吧。你反对我，就是反对权力，反对富有白人的权力，反对国家的权力——也就是说反对政权！”
他停了下来，好让我仔细领会他这番话，可是我却等他说下去，心里气极了，连感觉也麻木了。
“我要告诉你一点儿你们社会学老师不敢讲的事情，”他接着说。“假如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办这样的学校，就没有那南部，也没有北部，甚至没有这个国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国家。孩子，你把这点想一想吧。”他又大声笑了。“你擅长演说，善于学习，我本以为你该有点见识。哪知道你……好吧，你干吧，去见诺顿吧。你会发现他也要处罚你；这点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会处理你。因为他清楚我懂得什么对他最有利。你是个受过教育的黑蠢蛋，孩子。这些白人有报纸、杂志、电台、发言人来传播他们的主张。他们要向世界撒谎，他们可以头头是道地把谎言说成真理；我要是告诉他们你在撒谎，他们会这样告诉全世界，即使你能证明你说的是实话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他们爱听的一种谎言……”
我又听他尖声笑了起来。“你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孩子。在别人眼睛里你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你可明白？那些白人告诉大家该如何思考，当然像我这样的人是例外，我还告诉他们该如何思考呢；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告诉白人该怎样看待我所了解的事情。你感到吃惊吧，是不是？啊，情况就是如此。这是一桩肮脏交易，我自己也并不完全喜欢。可是听我说：这交易并不是在我手上成交的，而且我知道我也不能加以改变。可是在这笔交易中我却捞到了地位。为了保全我的地位，我不惜让国内所有的黑人一个早上都在树上吊死。”
此刻他两眼直盯住我，他说话的声音富有感情而又非常真诚，好似在作忏悔，说出了一桩我既无法相信又难以否认的闻所未闻的怪事，冷汗像冰川解冻似的暗淡打我脊梁骨上往下流。
“孩子，我可不是随便讲的，”他说道。“取得今天的地位，我得有坚强的性格，明确的目标。我得耐心等待，精心策划，四处奔波……是啊，我还得像个黑鬼！”他说完又怒气冲冲地加了一个“可不是”！
“我甚至并不以为值得下这一番功夫，但是我毕竟取得了今天的地位，而且我要保持这个地位——比赛中你打赢了，你得了奖，你总想保持它，保住它；这成了你唯一要操心的事了。”他耸了耸肩。“人到晚年才赢得地位，孩子。你干你的吧！把事情的真相去告诉别人吧；拿你的真相和我的真相比比看，要晓得我说的话就是真理，是更为广泛的真理。你检验检验看，你试验试验看……我开始谋事的时候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呢……”
可是我不再听他说了，眼睛里也只看到他那金丝眼镜的边在闪闪发光。那副眼镜仿佛是在他令人厌恶的言词的海上浮动。真相，真相，什么是真相？我要是把真相讲出来，我的熟人，甚至我的母亲都不会相信。我想，也许到明天我自己也不相信了，连我自己也……我无可奈何地瞧着写字台的纹理，然后我的视线越过了他的头，落到了他椅子背后的奖杯架上。架子的上方有一幅奠基人的画像，两眼不置可否地往下看。
“嘻，嘻！”布莱索笑着说。“你的胳膊太短，跟我拳击还不行，孩子。好几年我没有收拾年轻黑人了。确实有好久了，”说着他站起来，“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神气活现了。”
这一次我简直动弹不了了，肠胃像打了结，腰部酸痛，两条腿直发木。三年来我总以为自己是个男子汉，可是现在他只消说这么几句话，就使我软弱无力得像个婴儿。我拼命地站稳……
“等等，等一会儿，”他说，两眼盯着我，像是准备投掷一枚硬币，看一看是正是反。“孩子，我喜欢你这种精神。你是个战士，我挺喜欢；只是你缺乏判断力，而缺乏判断力可能会毁了你。孩子，这就是我要处分你的原因。我也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不愿意回到家乡受人羞辱。这我能理解，因为对个人尊严你有些模模糊糊的概念。由于那些哗众取宠的教师，以及北部教育出来的理想主义者来校任教，这类概念渗透了进来，连我也无法可想。不仅如此，你还有一些白人的支持，可是你就不敢面对他们，因为对于一个黑人来说，给白人羞辱是最难堪不过的。这一切我也都了解；老博士也受人指责、嘲笑，也是什么味道都尝过了。这种处境我不只是在教堂里唱唱，我确有切身体会。可是我不会耿耿于怀。那样不是太傻、代价太大了吗？而且思想负担也太重了。让那些白人为面子和尊严去烦恼吧——我只要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给自己赢得权力和影响，攀上有权有势的人们——然后就呆在暗处使用权力！”
我要在这儿给他奚落多久？要站多久？我双手扶着椅背寻思着。
“你是一个有胆量的小斗士，孩子，”他说，“而我们民族正需要优秀、精明、觉醒的斗士，所以我准备帮你忙——也许你会感到我用右手打了你，又用左手来帮助你——假如你认为我是靠右手领导的那种人的话，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不过这也无关紧要，接受不接受由你，我希望你今年夏天上纽约去，这可以保住你的面子——还可以攒几个钱。你上那儿去挣明年的学费，懂不懂？”
我点了点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心里翻腾得厉害，想设法应付他，想怎么把他刚说的这番话和他以前讲的话联系起来。
“我要给你几封信，让你带给几位学院的朋友，请他们帮你找工作，”他说。“不过这次你得动点脑筋，处处留神，好好干！如果你干得不错，也许……嗯……也许……就看你自己了。”
他不往下说了。他身材高大，皮肤黑黑的，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站在那里完全是个庞然大物。
“就这样吧，年轻人，”他语调粗鲁，还带着官腔。“你两天之内办完离校手续。”
“两天？”
“是两天！”他说。
我下了台阶，摸黑上了便道。我刚走出大楼，就撞在从树上倒垂下来的绳索般的紫藤上，痛得我蜷缩了起来，蹲在地上，五脏六腑都快倒出来了。稍停，痛苦减轻了，我抬起头来，只见使人感到凉爽的大树连成拱形。透过这些大树，我看到两轮月亮重叠，不停地打转。我的两眼对不准一样东西了。我往房间走，用手捂住了一只眼睛，生怕撞在路上突然出现的树上或电线杆上。我继续向前走，嘴里发苦，像喝过胆汁。谢天谢地，幸亏是晚上，没有人看到我这副狼狈相。我肚子感到难受。宁静的校园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古老悲凉的黑人吉他民歌，但却是用走了调的钢琴弹出来的，好似慢悠悠的粼粼碧波，又似孤零零的一列火车鸣笛之后的回声。我的头又撞了一下，这次撞到了一棵树上，震得树上开花的紫藤哗哗作响。
我能动弹之后，只觉得头昏眼花。白天的事情都一一呈现在眼前。特鲁布拉德、诺顿先生、布莱索博士，还有金日酒家，急速地在我脑子里盘旋。我站在路当中捂住一只眼睛，竭力想驱赶掉这些白天的情景，可是每次又总是糊里糊涂地想到了布莱索博士的决定。他的决定还在我脑子里回响，这个决定可是千真万确无可挽回的了。出了这些事，不论我的责任究竟有多大，我知道我得付出代价。我知道我将被开除。一想到这点，我难过得就像万箭钻心。我站在洒满月光的便道上，揣摸着被开除以后会有什么后果。那些原先嫉妒我的人将如何幸灾乐祸，我的双亲将如何地感到羞辱和失望。即便我今后十分检点，我的耻辱也不会被人忘却。我的白人朋友们会厌恶我，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那些得不到有影响的白人庇护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
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叫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规规矩矩做人，兢兢业业办事——然而我非但没有好报，相反，我此刻却在这条路上踉踉跄跄，死命捂住一只眼睛，生怕头昏眼花，突然看到什么熟悉的东西一下闯到了路上，自己撞了上去，碰得头破血流。好像硬是要叫我发疯似的，我蓦然感到祖父在我头顶上盘旋，在黑暗中得意地咧着嘴在笑。我简直无法忍受了。因为我尽管极度苦恼和气愤，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还有什么别的途径能让我这种人获得成功。这样的生活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结果只好心安理得。不这样，那就得承认我祖父的话确有道理，然而这又是办不到的，因为虽然我自信是无辜的，但我看到要避免永远面对特鲁布拉德和金日酒家这种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对已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不知怎么的，我确实使自己相信我违反了校规，应该心悦诚服地接受处分。我对自己说，布莱索博士是对的，他是对的。学校以及学校所代表的利益应该受到保护。没有其他办法。不管我受多大的罪，我总得尽快付这笔债。然后再回来建立自己的事业……
回到宿舍，我数了数我的积蓄，大概有五十美元。我决定尽快到纽约去，如果布莱索博士没有变卦，还要帮我找个工作的话，这些钱在男子寄宿舍支付膳宿也够了。男子寄宿舍的情况，我是从暑假去那儿住过的同学那里了解到的。我天亮就离校。
于是，当我的室友还在睡梦中无意识地龇牙咧嘴、嘟嘟囔囔时，我却已经在整理行装了。
第二天号还没有响我就起床了。布莱索博士来上班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他办公室外间的凳子上恭候了。他身穿蓝色哔叽上衣，前襟敞开着，露出了拖在背心口袋之间的一条粗粗的金链。他步履轻盈地向我走来。他打我身边走过，似乎没有见到我。等走到办公室门口时，他才说：“对你我没有改变主意，小伙子，而且也不打算改变。”
“噢，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先生，”我说，只见他马上转身俯视着我，眼神里流露出疑惑。
“你明了这点就好。进来，有事就说，我还有公务要处理。”
我站在他写字台前等着，看他把礼帽挂在一只古老的铜制衣架上面，随后面对着我坐下，两手十指指尖相碰，好似一只笼子。他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开始讲话了。
我的眼睛发热，声音也不像我自己的了。“我今天早晨就走，先生，”我说。
他的眼睛一愣。“为什么今天早晨？我给你两天时间，限期是明天嘛。为什么这样急？”
“并不是急，先生。既然我得走，我想马上就走。等到明天也无济于事……”
“对，等也无济于事，”他说。“这你就懂道理了。我同意你走。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就这些，先生，不过我还想告诉您，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而且我并没有任何埋怨情绪。我虽不是明知故犯，但我情愿接受处分。”
他把两手一合，让指尖相交，粗大的指头似碰非碰，脸上毫无表情。“这是正确态度，”他说。“换句话说，你并不因此怀恨在心，对吗？”
“对的，先生。”
“是啊，我看得出你开始懂事了。这很好。我们同胞该注意两件事：一是为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二是避免产生怨恨。”他提高了嗓音，像在教堂里讲话一般振振有词。“孩子，记住这一点，如果你不耿耿于怀，什么也阻止不了你获得成功。”
“我会记住的，先生，”我回答说。这时我喉咙发哽，巴不得他先提出为我找工作的事。
不料他不耐烦地看着我，说：“怎么样？我还得忙别的事。我批准你离校了。”
“嗯，先生，我想请您帮个忙……”
“帮忙？”他机警地应道。“那是另一回事啦。帮什么样的忙？”
“我要求不高，先生。您曾说过您让我去找一些校董，他们也许能帮我找个工作。我什么都愿意做。”
“哦，对，”他连声说道，“对，当然可以。”
他似乎思考了片刻，眼睛在打量着写字台上一样样东西。然后他用食指轻轻碰了碰脚镣，说：“很好，你什么时候离校？”
“可能的话，乘第一班汽车走，先生。”
“你行李都打好了吗？”
“打好了，先生。”
“那好，你去拿包，三十分钟以后上这儿来。我的秘书会给你几封写给学校友人的信，他们当中总会有个人帮你的忙。”
“谢谢，先生。非常感谢，”我回答说。此刻他已经站了起来。
“没什么，”他说道。“学校总是想关照自己的学生的。另外还有件事要向你说清楚。这些信都封了口；如果你想要人帮忙，就不要去拆。白人对这类事非常计较。这些信把你介绍给他们，请他们帮你找工作。我会尽力帮忙，你不必去拆这些信，明白吗？”
“噢，我连这个念头都不会有的，先生，”我说。
“很好。你来的时候那位小姐会把信给你准备好的。你的父母那里你准备怎么办？通知他们了吗？”
“没有，先生。我要是告诉他们我被开除了，他们会很难过的，所以我打算到了纽约，找到工作以后再给他们写信……”
“对，也许这样更好。”
“那么，再见，先生，”我边告别，边向他伸出手。
“再见。”他的手大而松软得出奇。我转身离开，他揿了揿蜂鸣器。我出门的时候，他的秘书打我身边擦过，往里走。
我再次到办公室的时候，信已准备好了，一共七封，都是写给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在找诺顿先生的大名，结果没有找到。我小心翼翼地把信放进了里层口袋，拎起行李就去赶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