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沙漠又一次向我提醒它的存在。

一九三一年，我去奥廖尔州的利夫内市度夏。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早已完稿，只消再作些润饰，就可付印，因此我急于找一个没有任何熟人的小城市住下来，免得有什么人什么事妨碍我专心致志写作。

我过去从未去过利夫内。我喜欢这座小城的洁净，喜欢小城中不计其数的盛开的向日葵和用整块石板铺成的街道以及那条在坚厚的黄色的泥盆系[7]石灰岩上深切出河谷来的河流。这条河叫湍急的松树河。

我在城郊一幢破旧的木屋里租了个房间。木屋筑在临河的悬崖上，屋后有一大片果园，但是已经荒芜，半个园子长满了河边的那种杂草和灌木丛。

房东是个上了年纪的胆小怕事的人，在车站报亭里卖报，他妻子是个阴郁干瘦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波琳娜是个体格孱弱、皮肤白净的姑娘。她跟我说话时，由于害羞，总是把那条金黄色的发辫解开了又编上，编上了又解开。那年她十七岁。

安菲莎当时十九岁，体态绰约，面色苍白，嗓音低沉，两只灰眼睛流露出一股森然之气。她天天穿一身黑衣服，活像个修女。她几乎从不做家务，终日躺在果园枯萎了的草地上看书。

在房东的阁楼上，堆放着许多被老鼠咬坏了的书，其中绝大部分是索伊金[8]版的外国古典作家的文集。我也从阁楼上把这些书拿下来看。

有好几次，我从上面的果园里看到安菲莎在下面湍急的松树河岸边。她坐在悬崖下一丛山楂树旁边，身旁坐着一个瘦弱的半大孩子，约摸十六岁，样子文静，头发呈浅色，两只大眼睛神情专注。

安菲莎偷偷地把东西拿到岸边来给那男孩吃。安菲莎总是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吃，有时还伸过手去抚摩他的头发。

有一回，我看到她突然用手捂住脸痛哭起来，哭得连身子都抖了。男孩停止了吃，惊恐地望着她。我悄悄地走开了，久久地克制自己不去想安菲莎和那个半大孩子。

可原先我还天真地以为在幽静的利夫内，谁也不会来把我从我小说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圈子里拖开去！但现实生活立刻粉碎了我天真的想法。在我还没有了解安菲莎的事以前，不消说，根本就谈不到专心致志地静心工作。

还在我看到她同那个男孩子在一起之前，我每日望着她那神情凄楚的眼睛，就料到她生活中必有什么隐痛。

果然不出我所料。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被隆隆的雷声惊醒了。利夫内三天两头下雷雨。市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利夫内市建造在铁矿床上边，矿床把雷雨“吸过来了”。

窗外，夜正在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用迅捷的白光掀开天幕，一会儿又把天幕阖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隔壁传来好几个人激动的声音。后来我听到安菲莎愤怒地喊道：

“这是谁想出来的？哪条法律上写着我不可以爱他？你们把这条法律拿给我看嘛！既然你们把我生了出来，就不该逼我去死。他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瘦弱，就像支小蜡烛，眼看就要烧光了。就像支小蜡烛！”她叫喊着，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孩子他妈，你少说几句！”房东没有把握地喝住妻子，“让这傻瓜爱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去吧。反正你再开导她，她也不会听你的。至于钱，安菲莎，我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

“我才不稀罕你们的臭钱！”安菲莎吼道，“我自个儿会挣，我把他带到克里米亚去。兴许他在那边还能多活一年半载。我反正铁了心，跟你们一刀两断。你们丢丑丢定了。记住这一点吧！”

我正在纳闷出什么事了，忽然听到房门外边的走廊里还有个人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和擤鼻涕。

我打开房门，正好亮起一道没有雷声伴随的闪电。借着闪电的光，我看到原来是波琳娜把额头贴着墙壁站在那里，身上裹着一条长披巾。

我轻轻唤了她一声。这时空中猛地炸开一个霹雳，使人觉得这声巨响把小屋齐屋顶打进了地里。波琳娜吓得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天呀！”她嗫嚅地说，“这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偏偏又下这么大的雷雨！”

她悄声告诉我说，安菲莎死心塌地爱上了科利亚。科利亚是寡妇卡尔波芙娜的儿子。卡尔波芙娜是挨家挨户给人洗衣服的。她是个不声不响的温和的女人。科利亚有病，患有肺结核。安菲莎的脾气很坏，是个火性子，谁都拿她没办法。要是硬不依她，她会寻短见的。

隔壁屋里的说话声突然停止了。波琳娜也跑回自己房间里去了。我躺了下来，竖起耳朵听着，有好长时间怎么也睡不着。房东家的人一点声音也没有。我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我迷迷糊糊听到了懒洋洋的雷声和狺狺的犬吠声。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可我大概只睡了一小会儿。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是房东在敲我的房门。

“我们家出事啦，”房东隔着房门颓丧地说道，“我打扰您，请不要见怪。”

“出什么事了？”

“安菲莎跑掉了。什么东西也没带，空身走的。我这就要上小镇上卡尔波芙娜家去看看。安菲莎十有八九跑到她家去了。我只好来麻烦您。请照顾一下我家里的人。我妻子晕过去了。”

我赶紧穿好衣服，去给女主人服用了缬草酊。波琳娜喊了我一声，我跟她一起走到门廊里。我解释不清我是凭什么作出判断的，反正我断定要发生很不幸的事情。

“咱们上河边去看看。”波琳娜小声说道。

“你们家有手电筒吗？”

“有。”

“快拿来。”

波琳娜拿来了一只灯光暗淡的手电筒，于是我们一步步踩着滑不唧溜的悬崖，朝河边走去。

我当时料定安菲莎准在这儿附近。

“安菲莎——！”

波琳娜突然绝望地喊叫起来，这叫声不知为什么使我心惊肉跳。“她再喊也白搭！”我心里思忖，“白搭！”

河对岸不时亮起闪电，但已经失去刚才的威势，显得平和多了。雷声已远远离去，勉强才能听见。悬崖上的灌木丛中，雨珠在滴滴答答地滴落。

我们沿着河边往下游走去，手电筒只剩下了一点点亮光。后来在我们当头的空中，闪过一道姗姗来迟的闪电，借它的光，我看到前面岸边有一摊白乎乎的东西。

我走到这摊白乎乎的东西跟前，伛下身去一看，原来是安菲莎的连衣裙和汗衫。她那双湿淋淋的鞋子也搁在那里。

波琳娜尖叫一声，拔脚就往家里跑。我跑到渡口，叫醒了摆渡的。我们坐上小木船，在两岸之间不停地划过来划过去，往下游行去，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河里。

“黑灯瞎火的，哪找得着，再说雨又这么大！”

摆渡的说着，打了个哈欠，他的睡意还没有消失，“没浮起来，再怎么找也找不着的。这么说，死神连美人儿也不放过呀。真是铁石心肠，我的亲爱的。她把衣服都脱了，这样好死得快些。嗬，这个姑娘！”

次日早晨，在河坝附近找到了安菲莎。

她躺在棺材里，美丽得难以形容。湿漉漉、沉甸甸的辫子像是用赤金打成的，苍白的双唇上挂着一抹歉疚的微笑。

有个老婆子对我说：

“你别看她，亲爱的。看不得的。这种美会叫人的心不知不觉碎掉。”

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女性无限强烈的爱，这种爱是连死都不怕的。而在此之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和听人谈起过这种爱情。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以为像这样的爱情大半落到了俄罗斯妇女的头上。

下葬那天有许多人来送葬。科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害怕安菲莎家里的人。我打算走到他身边去，可他一见到我撒腿就逃，转眼之间就拐进一条胡同，没有影儿了。

我心如刀割，再也无法写作，连一行都写不下去了。我只得由郊区搬到城里，确切点说，不是城里，而是搬到了车站，搬到了铁路上的医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夏茨卡娅的那幢低矮的、光线不太充足的房子里去。

在安菲莎自尽前不久，我路过城里的公园。只见露天影剧场外边，有一大群小男孩坐在地上。他们显然在等着干一件什么事儿，唧唧喳喳的，活像一群麻雀。

就在这时，打影剧场里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把电影票分发给孩子们。孩子们你推我搡，骂骂咧咧地拥进了剧场。

那个花白头发的人，面相还年轻，看上去四十岁还不到。他和气地眯细眼睛，看了我一眼，举手朝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决定向孩子们打听这个怪人是谁。我走进影剧场，花了一个半小时去看一部老片子《红小鬼》[9]，同时听着孩子们打呼哨、跺脚、欢叫、惊呼和喘气。

散场时，我同孩子们一起出来。我问他们，请他们看电影的那个怪人是谁。

我马上被一群你嚷我叫的孩子围住了，我好歹知道了个大概。

原来这个花白头发的人是铁路上的医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夏茨卡娅的弟弟。他是个病人，“脑子坏了”。按月由苏维埃政府发给他一笔数目挺大的退休费。可为什么发给他就不晓得了。每月给他送退休费来的那天，他把车站地区所有的孩子都召集拢来，领他们去看电影。

孩子们一天不差地知道退休费送来的日子。这天打一大早起，他们便成群结队地来到夏茨基家外面，坐在车站的小花园里，装出完全是顺便来玩玩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孩子们嘴里打听到的全部情况。当然，此外还有一些无关宏旨的详情细节。譬如亚姆斯卡亚镇的孩子们也想来揩夏茨基的油，可是车站地区的孩子给了他们以毁灭性的回击。

我那位房东太太自从安菲莎死后，就卧床不起，总是说心口疼。有一天，有位大夫来出诊，这位大夫就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夏茨卡娅，我就这样跟她认识了。她戴着夹鼻眼镜，身材高大，是个坚强果断的妇人。尽管她已经上了年纪，可外表仍收拾得像个高等女校的学生。

我从她口中得知她的弟弟是位地质学家，患有精神病，政府的确发给他特定的退休费，因为他曾发表过在我国和欧洲都享有盛名的一系列学术著述。

“您不要再在这儿住下去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大夫特有的那种不容分说的口气对我说，“秋天快要到了，秋天一到，三天两头儿下雨，这儿的路会烂得没法走。再说这凄凄惨惨的环境，能写作吗！搬到我家去住吧。我家只有三口人：我的老母亲、我的弟弟和我，而我们在车站上的那套住房有五个房间。我弟弟对人很客气，不会妨碍您的。”

我同意了，搬到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去住。于是我得以结识了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夏茨基——我未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的主人公之一。

这家人家的确很静，静得甚至有点儿死气沉沉。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成天不是在门诊所里，就是去出诊；她的老母亲终日坐在那里用纸牌占卜，而地质学家则很少出自己的房门。他打一大早起就看报，一版一版从头看到尾，然后就奋笔疾书，不知写些什么，几乎要写到深夜，一天能写满厚厚一本练习簿。

偶尔打荒凉的车站上传来一下汽笛声。那是这个车站唯一的一辆调车机车在鸣笛。

夏茨基起初一见到我就害臊，后来熟了，便跟我攀谈起来。从交谈中我得知了他病的特点。一早晨，夏茨基还没有疲倦的时候，是个完全健康的人，是个有趣的谈伴。他知识渊博。但只消稍微有一点儿疲倦，就开始胡言乱语。他的谵语是以一个躁狂性的想法为基础的，而这个想法又按照严密的逻辑生发开去。

夏茨基得病的经过，《卡拉-布加兹海湾》中作了描写。他在中亚细亚进行地质勘察期间，被白匪俘虏了。他们每天枪决人时，都把他同其他俘虏一起拉出去。但夏茨基命不该绝。当按照列队的次序，枪决每个逢五的人时，他正好逢三，枪决逢双的人时，他正好逢单。他虽然幸免于死，但是却发了疯。他的姐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克拉斯诺沃茨克找到了他，那时他住在一辆毁坏了的货车车厢里。

每天傍晚，夏茨基都要上利夫内邮局去寄一封挂号信给人民委员会。根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要求，邮政局长不把这些信发往莫斯科，而是退还给她，由她烧掉。

我很想知道夏茨基每天的报告中都写些什么。不久我就知道了。

有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他走进了我的房间。我的鞋子脱在床前，鞋尖朝外。

“永远也不要这样摆鞋子，”夏茨基气呼呼地说，“这样摆有危险。”

“为什么？”

“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他走了出去，一分钟后，拿了张信纸来给我。

“给您看看！”他说，“看完后，敲敲墙通知我。我上您屋里来，要是您有看不懂的地方，我解释给您听。”

他走了。我开始看这封信。

呈人民委员会

我已不止一次警告人民委员会，一场将导致我国毁灭的严重危险正在日益逼近。

尽人皆知，在各层地层中均蕴藏有强大的物质能（诸如在煤、石油、页岩等等之中）。人已学会释放这种能和利用这种能。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各层地层中压缩有这些地层所生成的那些年代的精神能。

利夫内市位于欧洲泥盆系石灰岩地层厚度最大的区域。在泥盆纪，地球上刚刚萌生朦胧的意识，这是一种残暴的意识，无丝毫人道的特征可言。其时在地球上居统治地位的是盾皮鱼类混沌的脑髓。

这种原始的精神能浓缩在无脊椎动物——菊石中。菊石的化石确实充满在泥盆系石灰岩层中。

每一条菊石——都是那个时期一个小小的脑髓，蕴藏着巨大而又凶恶的精神能。

幸而多少世纪以来，人始终未能掌握释放沉积岩层中的精神能的方法。我之所以说“幸而”，是因为这种精神能要是人一旦能够使其摆脱静止状态，那么它就会毁灭整个文明。人们在被它毒化后，就会蜕化为残暴的野兽，听凭卑鄙、盲目的本能的驱使。而这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

然而，正如我已不止一次报告人民委员会的，如今法西斯分子已研究出释放泥盆纪精神能和复活菊石的方法。

因为我们利夫内地底下的泥盆系岩层最为厚实，所以法西斯分子准备在此地释放出这种能。一旦他们得逞，全人类的毁灭就再也无法防止。人类将先在精神上，继而在肉体上毁灭。

法西斯分子已经周密、详尽地制订出在利夫内地区释放泥盆纪精神能的计划。然而正如一切最复杂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也同样是最容易挫败的。只要有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没有预见到，整个计划就会失败。

因此，除了必须火速派重兵前来包围利夫内市之外，还应当严令阖城居民改变他们的习惯做法（因为法西斯分子所订计划的全部依据正是利夫内的生活习惯），而采取为法西斯分子所断断料想不到的做法。不妨举一例说明。利夫内的全体公民在就寝前，历来都把鞋子脱在床前，鞋尖朝外。今后应当改为把鞋尖朝里。也许恰恰就是这个细节是计划所没有预见到的，于是由于这件实际上无足轻重的小事，计划便将落空。

必须补充一点，由利夫内泥盆系岩层中自然渗出的（诚然，是极少量的）精神病毒，导致了这个城市的民风较之其他同样大小、同样类型的城市的民风要粗野得多。有三个城市位于泥盆系石灰岩地层之上。这三个城市是：克罗梅、利夫内和叶列茨。怪不得关于这三个城市有这么一句古已有之的谚语：“克罗梅是小偷的宫闱，利夫内使小偷如鱼得水，而叶列茨是小偷的老子。”

法西斯政府派驻利夫内的密使是该市的药剂师。

看完这封信后，我恍然大悟，夏茨基为什么要我把鞋子掉过头去，让鞋尖朝里了。同时我不由得感到害怕。我明白了，夏茨基家的宁静是很不稳固的。他随时都可能发作。

很快我就发现，他发作的次数并不算少。只是夏茨基的母亲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善于在外人面前掩饰这一点罢了。

翌日晚上，当我们围坐在桌子旁喝茶，平静地谈论着顺势疗法的时候，夏茨基拿起牛奶壶，不动声色地把牛奶斟进茶炊的烟囱里。老母亲叫了起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严厉地瞪了夏茨基一眼，说道：

“干吗胡闹？”

夏茨基歉疚地微笑着辩解说，正是把牛奶倒进茶炊这种野蛮的举动是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计划中所绝对预见不到的，从而不消说，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拯救了人类。

“回自己房间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声色俱厉地说道，然后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把窗子打开，放掉屋里牛奶的焦煳味。

夏茨基垂下脑袋，乖乖地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然而夏茨基在其“神志清楚”的时候却非常健谈。我由此知道了他过去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亚细亚工作，是卡拉-布加兹海湾第一批勘察者之一。

他的足迹遍及海湾的东岸。这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舍生忘死的壮举。他描绘了东岸的情况，标了地图，并在海湾附近寸草不生的山岭中发现了煤矿。

我从夏茨基嘴里第一次知道了里海有一个可怖的、谜一般的海湾叫作卡拉-布加兹海湾，知道了这个海湾的海水内芒硝储量之大是取之不尽的，还知道了沙漠是有可能被消灭的。

夏茨基对沙漠的憎恨达到了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大限度，恨得那样的强烈、那样的坚决。他把沙漠称之为干旱的瘟疫、疮痂、销蚀大地的癌、大自然莫名其妙的卑劣行为。

“沙漠所擅长的就是屠杀生灵，”他说道，“沙漠就是死亡。人类是应当懂得这一点的，当然，要是人类没有精神错乱的话。”

听一个疯子说出这样的话，不免感到奇怪。

“应当彻底征服沙漠，应当不停顿地、狠命地、毫不留情地打击它，不让它有片刻的喘息。要不知疲倦地打击它，直到把它置于死地。这样就可在它的尸体上栽培起风调雨顺的乐园。”

他唤醒了沉睡在我心中的对沙漠的憎恨——我童年时代那些经历的回声。

“要是人们把他们用于互相残杀的资金和人力，”夏茨基说，“分出一半来根治沙漠，那沙漠早就销声匿迹了。人们把人民的全部财富，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都用到战争上去了。连科学和文化也用之于战争了。甚至连诗歌，人们都有能耐使之成为大规模屠杀的同谋者。”

“瓦夏[10]！”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从她的房间里大声喊道，“你放心吧！不会再打仗了。永远也不会了。”

“永远也不会——这是无稽之谈！”夏茨基出人意料地回嘴说，“不出今夜，菊石就要复活了。你们知道在哪儿复活吗？在亚当面粉厂附近。走，咱们出去散散步，侦察一下敌情。”

他开始说胡话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把他领回房间，给他服了“别赫捷列夫[11]片剂”，侍候他睡下。

至于我呢，急于想早日结束那部长篇小说，好开始写一本关于消灭沙漠的新书。就这样出现了《卡拉-布加兹海湾》的尚未清晰的构思。

我在深秋离开了利夫内。行前，我去向原来的房东告别。

房东老太太仍卧床不起。老头儿不在家，波琳娜送我回城。

天已暮色四合。车辙里的冰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果园已经凋谢殆尽，但苹果树上还挂着泛红的枯叶。被寒冷的夕辉燃亮的最后一朵浮云，正在冻僵了的天空中渐渐熄灭。

波琳娜和我并肩而行，信赖地握住我的手。这个动作使我觉得她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心中不由得充满了对她——一个孤独、羞涩的少女——的温情。

打城内的电影院里隐隐约约飘来一阵阵音乐声。家家户户都已点上了灯。茶炊的轻烟悬垂在各家各户的果园上。在光秃秃的树枝后面，繁星已经在闪烁了。

一股莫名的激动揪紧了我的心，我想，为了这样美好的大地，为了像波琳娜这样的姑娘，甚至只是为了她一个人，也应当召唤人们起来为争取过欢乐的、理性的生活而斗争。凡是使人悲伤、使人痛苦的事物，凡是哪怕会勾起人们一滴眼泪的事物，都应当被连根铲除。这包括沙漠，包括战争，包括不公平，包括谎言，包括对人心的轻侮。

波琳娜一直把我送到市区的第一排房子前。在那里，我向她告别。她垂下眼睛，开始解开她那条金黄色的辫子，然后突然说道：

“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12]，我今后一定多读书。”

她抬起羞涩的双眸，握了握我的手，就快步回家去了。

我乘硬席车回莫斯科，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

半夜里，我上车厢口的通过台去抽烟。我放下车窗，探出头去。

火车正飞速地行驶在树叶已经凋落的森林里。几乎连一棵树也看不到。主要是根据声音——车轮的隆隆声在树丛中激起的急促的回声，才猜到这是在森林里。空气好似下雪珠时那样冷彻骨髓，把冻僵了的树叶的气息吹到我脸上。

晚秋深夜的天空由于星光亮得耀眼，反像是蒙着一层轻雾。星空正同火车一齐向前飞驰，一步也不肯落后。一座又一座铁路桥相继短促地訇然震响。尽管火车在全速行驶，可仍能看到桥下黑油油的水中——不知是沼泽还是小河——倏忽即逝地映照出一道道星光。

火车隆隆地轰响着，嘶鸣着，喷出一团团的蒸汽和浓烟。车厢里，一盏盏挂灯叮叮当当地震响着，里边的蜡烛火光熊熊，但已行将燃尽。车窗外，一串串紫红色的火星顺着轨道向后飞去。机车陶醉于自己风驰电掣的速度之中，欢快地吼叫着。

我当时深信，火车正飞速地把我送向幸福。一部新的小说的构思在我脑海里诞生了。我相信，我一定能把这部小说写出来。

我把头探出车窗，唱起歌来，用不相连贯的歌词唱着秋夜，唱着俄罗斯，对我来说，世上再也没有比俄罗斯更亲切的地方了。风像少女松散开来的芬芳的发辫，把我的脸吹拂得痒痒的。我真想吻吻这发辫、这风、这如泉水一般清冷的土地。但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于是我只好前言不搭后语地唱着歌，活像个疯子。在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线极其淡雅、极其柔和的泛出蓝光的鱼肚白，这美丽的景象使我叹为观止。

我奇怪东方的天际怎么会这样美，怎么会这样清澈，怎么会有这种淡淡的蓝光，后来我才想到这是新的一天正待破晓。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在车窗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在我心中激荡着的那股无可名状的欢乐感，竟会交织在一起，化为一个决心——写作、写作、再写作！

但是写什么呢？在那一瞬间，写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只要我所写的东西能够把我有关美好的大地的那些想法，把我要使大地不致贫瘠、干枯、死亡的热望，聚合在它的周围就行了，只要能够把上述两点像受到磁石的吸引那样，吸牢在某个题材上就行了。

过了一段时候，这些思想逐渐形成了《卡拉-布加兹海湾》的构思。然而也可能形成另一部什么小说的构思，但是不管怎么样，小说的主要内容必定跟《卡拉-布加兹海湾》是相同的，而且必定会同样洋溢着当初主宰了我的那些感情。显然，构思几乎总是渊源于内心。

构思一旦出现，它的生命就开始了新的阶段，即所谓的构思酝酿阶段，确切点说，是用现实生活的内容去充实构思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