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代，人们搬家时，往往雇用当地监狱里的犯人搬运家具什物。

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怜悯心等犯人来。

犯人由蓄着小胡子、腰里别着“斗犬”牌大左轮枪的狱吏们押送。我们一个个睁大眼睛，望着这些穿灰色囚衣、戴灰色圆形囚帽的人。我们在端详着这些把哐啷哐啷响的、做工精致的脚镣用带子系牢在腰间的囚犯时，不知为什么，总是肃然起敬。

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浓厚的神秘色彩。但最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囚犯看上去都是些满面倦容的普普通通的人，怎么也不相信他们会是凶手和歹徒。恰恰相反，他们无不彬彬有礼，而且说彬彬有礼还不够，简直可以说是温文尔雅，他们最怕的是在搬动笨重的家具时碰着了什么人或者碰坏了什么东西。

我们这些孩子跟大人串通好，想出了一条妙策。妈妈把狱吏们请到厨房里去喝茶，一等妈妈把他们引开，我们就赶紧把面包、灌肠、白糖、烟叶，有时还有钱，塞到犯人们的衣兜里。这些东西都是父母给我们的。

我们认为这是在干一桩冒险的事情，因此当犯人们一边朝厨房那边眨眨眼睛，一边悄声向我们道谢，把我们的那些小礼品转藏到贴身的暗袋里去时，我们无不欣喜若狂。

有时犯人们还偷偷地把信交给我们转寄。我们贴上邮票后，就成群结队地跑去把信丢进邮筒，在丢进去之前，我们环顾四周，看看附近有没有警官或者警士。好像他们能一眼看透我们投寄的是什么样的信似的。

我至今还记得在犯人当中有个络腮胡子已经花白了的人。大伙儿都管他叫领班。

搬运的事由他指挥。有些家具什物，特别是大橱和钢琴，常常会卡在门里，进退不得。有时尽管犯人们想尽了方法，使尽了力气，这类家具就是不肯进入给它们指定的新位置。家具公然进行反抗。有一回，有口大立柜怎么也不肯俯首听命，于是这位领班说道：

“把它放在它乐意待的地方吧。你们干吗折腾它！我搬家具搬了五年了，了解家具的脾气。既然它不愿给放在这儿，你怎么治它，它也不会依你的，它宁愿给砸烂，也不会依你。”

我之所以追述老囚犯所说的这段格言，是因为我由此联想到了写作提纲和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为举止。家具什物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行为举止上有某种相同之处。作品中的人物常常不肯依从作者，跟他作对，而且几乎总是能把作者制服。关于这点，我将在下文中另谈。

不消说的，差不多每个作家在写一部作品前都要先拟一个提纲。有的拟得详尽而又准确，有的则仅仅拟一个大概。还有的作家一个提纲中不过写几个字，而且字与字之间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联系。

也有的作家信笔写来，皆成文章。只有具备这种才能的作家才无须事先写提纲。在俄国作家中，深具这种才能的作家是普希金，而在我们当代小说家中则要推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依我看，天才的作家即使不拟任何提纲也能着手写作。天才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丰富充实，任何一个题材、任何一个思想、任何一桩偶然事件或者任何一样东西，都可激发他滔滔不绝的联想的洪流。

青春年少的契诃夫曾对柯罗连科[1]说：

“瞧，咱们桌上有只烟灰缸。要不要我立刻给您写出一篇关于这只烟灰缸的短篇小说。”

只要他动手写，当然一定能写出来的。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有个人在街上捡到一张揉皱的卢布，他便从这张卢布开始他的长篇小说，开始得轻松、随便，好像闹着玩似的。但很快这部小说就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充满了人物、事件、光和色，在想象力的推动下，开始流畅地、平稳地迸涌而出。这时小说要求作者作出越来越多的牺牲，把他所珍藏的形象和语言毫无保留地献给它。

于是这部从一桩偶然事件开始的小说，便产生了思想，产生了人物复杂的命运。作者已无法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他会像狄更斯那样对着自己的手稿哭泣，会像福楼拜那样痛苦得连连呻吟，或者像果戈理那样放声大笑。

这就像在深山老林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声音，猎枪的一声枪响，就能震得一溜亮晶晶的积雪开始顺着陡坡往下滚落。转眼间，这一溜雪变成了一条宽阔的雪流，奔腾而下，又过了几分钟，雪崩爆发了，雪朝着山谷猛烈地冲下去，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撼了山坳，空气中充满了闪着金星的雪尘。

同样，才华洋溢而又具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人，也是轻易就可进入创作状态的。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作家都曾谈起过。

难怪十分熟悉普希金写作情况的巴拉丁斯基，要这样形容普希金了：

年轻的普希金，这个了不起的轻浮的人，

随便涂上几笔，就写出了有血有肉的生命……[2]

我要说，有些写作提纲乍看上去，似乎是文字的堆砌。

这就举个小小的例子。我有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雪》。在让这篇小说出世前，我写了满满一页提纲，由这个提纲诞生了这篇小说。那么提纲中都写了些什么呢？

一本失传了的关于北方的书。北国的基调——箔。河上的水汽。女人们在冰窟窿里洗濯衣服。烟。亚历山德拉·伊凡诺芙娜的门铃旁写着：“我挂在门边，使劲点儿拉吧！”“门铃是瓦尔代[3]的礼品，在拱门下发出凄凉的声音。”这种门铃叫作“瓦尔代的礼品”。战争。塔尼娅。她在哪里，流落到了哪个荒凉的小镇上？孤身一人。月亮被云堆遮没，昏暗无光，——月亮在极远极远的地方。生活被压缩在一个小小的光圈里。那是灯光。整整一夜，墙壁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呼地响。树枝挠着玻璃窗。我们在严冬的静夜绝少到户外去。应当考验考验这一点……孤独和等待。一只愤世嫉俗的老猫。什么也无法博得它的欢心。好像一切尽收眼底——连钢琴上那几支螺纹状的蜡烛（橄榄色的）也都看到了，但目前除这几支蜡烛外一无他物。她曾寻找一个有三角钢琴的公寓（是位女歌唱家）。疏散。倾诉自己是怎样苦苦地等待的。别人的家。老式房子，自有其舒适之处，几盆橡皮树，斯塔姆鲍利牌或者是麦萨克苏迪牌的老牌烟丝。曾经有个老人住在这里，他死了。胡桃木的写字台，绿呢台面上有好几摊黄色的斑点。小姑娘。灰姑娘。保姆。暂时还没有其他人。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只能写一篇描写等待的短篇小说。等待什么？等待谁？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使人心碎肠断。人们在千百条道路的十字路口偶然相逢，却并不知道他们以往的全部生活正是为这次相逢作准备。概率论。这也适用于人心。对于愚蠢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简单的。国家沉没在雪里。一个人的必然出现。有个什么人不停地给一个已死去的人寄信。这些信已在写字台上积起了一大摞。这些信是解开谜底的线索。这都是些什么信？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海员。儿子。对他将要来到而感到的恐惧。等待。她心地的善良是没有涯际的。信变成了现实。又是螺纹状的蜡烛。是另一种性质的。乐谱。一条绣有橡树叶的毛巾。三角钢琴。桦树木柴的烟。一个调校乐器的人——所有捷克人都是出色的乐师。头巾一直包到眼睛上边。一切都清楚了！

勉勉强强可以把这称作这篇小说的提纲。没有看过这篇小说的人，读完这个提纲后就会清楚，虽然提纲拟订得并不清晰，节奏也相当缓慢，然而它对主题和情节的探索却是执着的。

而那些经过周密思考、反复修订得无懈可击的写作提纲的遭遇又如何呢？说真的，它们大多夭折了。

一旦作家开始动笔，作品中出现了人物，一旦这些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获得了生命，他们就会开始对提纲提出异议，与提纲作起对来。作品开始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展开，而给予这种逻辑以推动力的，不用说，是作家本人。作品中的人物是按他们各自的性格行动的，虽然这些性格的创造者是作家。

如果作家硬要作品中的人物不按内在逻辑行动，如果作家迫使他们回到提纲的框框中去，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失去生气，变成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变成机器人。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极为简单明了地谈过这个看法。

有个人曾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4]去见托尔斯泰，责怪他对待安娜·卡列尼娜过于狠心，竟让她卧轨自杀。

托尔斯泰微微地笑了笑，回答说：

“您这个意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有一回，他对一个朋友说：‘你瞧，塔吉雅娜[5]跟我开了一个什么样的玩笑。她竟嫁人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她会做出这种事。’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总的说来，我的男主人公们和女主人公们有时爱跟我开一些我所不喜欢的玩笑！他们做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做的事，惯常做的事，而不是我想要他们做的事。”[6]

所有的作家都深知作品人物的这种桀骜不驯的脾性。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曾经说：“每当我思如泉涌地写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主人公们在五分钟之后将要说些什么。我怀着一种诧异的心情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走。”

有时，次要人物竟会排开众人，擅自当起主要人物来，从而改变了作品的整个进程，使之跟着他跑。

一部作品只有当作家动手去写它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有力地活在作家的意识之中。所以此前的提纲被冲破或者推翻，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没有什么可伤心的。

相反，这倒是很自然的事，恰恰证明了真实的生活突破了、充实了作家的意图，以其充满生气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扩展了、砸烂了最初的写作提纲。

但这么说绝非贬低提纲，因为作家的作用远非仅仅表现为依样画葫芦地记录下生活所提示的一切。因为作品中形象的生命是受作者的意识、记忆、想象、经验制约的，是受他整个内心系统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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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

[2]引自俄国诗人叶夫根尼·阿勃拉莫维奇·巴拉丁斯基（1800—1844）的诗作《伊·费·波格丹诺维奇》。伊波利特·费奥多罗维奇·波格丹诺维奇（1744—1803）亦系俄国诗人。

[3]俄罗斯地名，以产家用器具著称。

[4]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托尔斯泰的庄园，自1874年起，他断断续续地在那儿居住了很久。

[5]塔吉雅娜是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

[6]引文出自俄国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尼·鲁萨诺夫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之行》。收在尼·阿波斯托洛夫编的《永生的托尔斯泰》一书中。——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