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切尔诺贝利镇搭乘轮船，沿普里皮亚季河回到了基辅。这年暑期我是在切尔诺贝利镇附近一位姓列弗科维奇的退伍将军的荒芜的庄园里度过的。我的级任老师推荐我到列弗科维奇家当家庭教师，给将军顽劣的小儿子补习功课，他秋天有两门课要补考。

老式的地主宅第筑在低洼地上。每到晚上，宅第周围就弥漫着凉飕飕的迷雾。青蛙在四周的沼地里竞相聒噪。矶踯躅花的气味熏得人头疼。

列弗科维奇的几个儿子全都爱胡闹，常常在喝晚茶时，径直从凉台上开枪打野鸭子。

至于列弗科维奇本人，一个唇髭已经灰黄，眼珠鼓出，一脸凶相的大胖子，则成天坐在凉台上一把扶手椅里喘气，他患有哮喘病。偶尔，他嘶哑着嗓子，冲着几个儿子骂道：

“哪像个家，简直是一帮二流子！简直成了小酒馆啦！我把你们统统撵出家门！取消你们的继承权！”

可是谁也不理睬他声嘶力竭的叫骂。掌管庄园和宅第大权的是他的妻子——“列弗科维奇夫人”。她还不算老，举止轻浮，为人非常吝啬。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束着那种会吱吱发响的紧身。

除了这几个吊儿郎当的儿子外，列弗科维奇还有个待嫁的女儿，年纪二十上下。家里人都管她叫“贞德”。她从早到晚都按男子骑马的姿势，骑着一匹褐色的烈马，做出一副异常强悍的女性的样子。

她老爱翻来覆去地讲“我鄙视”这几个字，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这么讲是没有任何用意的。

当人们向她介绍我时，她从马背上把手伸给我，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我鄙视！”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居然能逃离这个疯狂的家庭。所以当我爬上大车，坐到用块粗麻苫布盖着的干草上，车把式“依纳爵·罗耀拉”[1]——在列弗科维奇家，从上到下，人人都用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作为绰号；当然随便点，也可叫他伊格纳特[2]——拉动缰绳，我们慢吞吞地、一步步地向切尔诺贝利镇行去时，我大有死里逃生之感。

我们的大车一走出庄园大门，长有矮小的树木的低洼地便以它的恬静迎送着我们。

到太阳落山时，我们才赶到了切尔诺贝利镇，投宿在一家客栈里。因为轮船脱班了。

这家客栈的掌柜是个犹太人，姓库舍尔。

他把我安顿在小客厅里睡觉，客厅里挂满了祖先的遗像，一色都是蓄着花白络腮胡子、戴着缎子小圆帽的老头子和戴着假发[3]、裹着花边黑披肩的老太婆。

厨房里的灯散发出一股煤油味。我刚刚躺到厚厚的、闷热的鸭绒褥子上，臭虫就从所有的缝隙里蜂拥而出，成群结队地朝我袭来。

我赶紧跳起身，急忙穿上衣服，走到了门廊里。客栈筑在河滩边上。普里皮亚季河泛着昏暗的光。河岸上堆着一垛垛木板。

我在门廊里的长凳上坐了下来，翻起了中学生制服大衣的领子。夜寒料峭，我打着冷战。

台阶上坐着两个陌生人。在夜色中我看不清他们的模样。其中有个人在抽马合烟[4]，另一个伛偻着腰，仿佛睡着了。打院子里传来依纳爵·罗耀拉震耳欲聋的鼾声——他睡在大车的干草上，我此刻着实羡慕他。

“有臭虫？”那个抽马合烟的人用高亢的声音问我。

根据声音我辨出了他是谁。他就是那个愁眉苦脸，光脚穿着一双套鞋的矮个儿犹太人。当我跟依纳爵·罗耀拉到达客栈的时候，他替我们推开了院子的大门，为此向我们讨十个戈比。我给了他。库舍尔站在窗口看到了这件事，便大声骂道：

“打我院里滚出去，臭要饭的！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可那个穿套鞋的人甚至都不屑回过头去看一眼库舍尔。他朝我䀹了䀹眼睛，说道：

“您听到吗？他恨不得人家的每分钱都落进他的腰包。这人这么贪心不会有好收场的，您记住我的话！”

后来我问库舍尔，那个开门的是什么人，他不大情愿地回答说：

“噢，约夏！是个疯子。依我说，一个人既然是个穷光蛋，那就得对别人尊敬点儿。看起人来别像大卫王从宝座上看下边那么神气活现。”

“为了那些臭虫，你还得外加库舍尔一笔小费呢，”约夏深深地吸了口烟，对我说，这时我看到了他脸上的胡子茬，“一个想发财的人是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得出来的。”

“约夏！”那个伛偻着腰的人突然嗄哑着嗓子恶狠狠地说，“你为什么要害死赫莉斯嘉？都一年多了，我怎么也睡不着觉……”

“尼基弗尔，只有疯子才会这样胡说八道！”约夏气呼呼地大声说，“是我害死了她？！您可以去找你们的神父米哈伊尔，问问他究竟是谁害死了她。要不，您去问县警察局长苏哈连科也行。”

“我的朵尼亚呀！”那个叫尼基弗尔的痛不欲生地说，“我的太阳永远沉落了，落到泥潭里去了。”

“住嘴！”约夏喝住他道。

“连追思弥撒都不允许给她做！”尼基弗尔不理睬约夏，照旧往下说，“我要到基辅去见都主教[5]。不赦免她，我就不罢休。”

“住嘴！”约夏又嚷道，“哪怕要我拿我这条倒霉的命去换她的一根头发，我也情愿。哪像您，只知道讲空话，耍嘴皮子！”

约夏突然失声哭泣起来，由于竭力想忍住，喉咙里发出了微弱的吱吱声。

“哭吧，傻瓜，”尼基弗尔平心静气地，甚至颇为赞许地说，“要不是赫莉斯嘉生前爱你这个不中用的可怜虫，我早把你干掉了。我也早就成了杀人犯了。”

“您干掉我吧！”约夏叫喊着说，“请您干掉我吧！兴许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呢。我宁肯在坟墓里烂掉，也比这样活着好！”

“你是个傻瓜，过去是，现在还是，”尼基弗尔忧伤地回答说，“好吧，等我从基辅回来，我就把你干掉，免得你再来伤我的心。我好命苦，成了个孤老头儿。”

“你要出远门，把房子托给谁看管？”约夏停止哭泣，问道。

“我谁也不托。把门窗钉死——不就完了！如今这房子对我来说，还不就像鼻烟对死人一样，有什么用！”

听着他俩交谈，我莫名其妙，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普里皮亚季河上腾起了浓雾。潮湿的木板散发出刺鼻的药材气味。镇上的狗有气无力地汪汪吠着。

“连魔鬼的发面缸，我是说那条轮船，也跟咱们过不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尼基弗尔懊恼地说，“不然我跟你，约夏，也好上船去买它半瓶酒喝喝。酒能浇愁嘛。可现在上哪儿弄酒去。”

我由于穿着大衣，身子暖了过来，不知不觉靠着墙壁打起盹来。

早上轮船还没有来。据库舍尔说，由于雾太重，轮船停靠在什么地方过夜了，他叫我宽心，反正轮船在切尔诺贝利镇要停靠好几个小时。

我喝饱了茶。依纳爵·罗耀拉驾着车走了。

坐着也无聊，我便到镇上去逛逛。大街上几家铺子已经开门，打店堂里冲出一股鲱鱼和洗衣皂的气味。理发店门口的椽钉上挂着一块招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满脸雀斑的理发师站在门口嗑葵花子。

我反正没事，便走进去修面。理发师一边唉声叹气，把凉丝丝的肥皂沫涂到我的腮帮子上，一边和我敷衍，向我提出了小地方的理发师为了表示客气必然要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是干什么的，到这个小镇上来有什么事儿。

突然，一群男孩子打着呼哨，扮着鬼脸，打窗外的木板人行道上跑了过去，随即传来了熟悉的约夏的声音。他高声地叫喊着：

我不会用雄壮的歌声去惊醒

我的美人儿绮丽多彩的睡梦……

“拉扎尔！”有个女人在板壁后面喊道，“快把门闩上！约夏又喝醉了。真是造孽呀，天啊！”

理发师闩上门，拉上了窗帘。

“要是他看见理发店里有顾客，”理发师叹了口气，向我解释说，“马上就会跑进来，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哭鼻子。”

“他是怎么了？”我问。

但是理发师没能来得及回答。从板壁后面走出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女人，两只眼睛由于激动奇异地闪着光。

“顾客，听我说！”她讲道，“首先向您问好！其次，拉扎尔也讲不出什么名堂，因为男人哪儿懂得女人的心。什么？！拉扎尔，别摇头！您先听我讲，然后好好想想我讲的话，也好让您知道，一个姑娘爱上一个小伙子后，为了爱情，哪怕叫她下地狱也心甘情愿。”

“玛妮娅，”理发师说，“你可别迷了心窍。”

这时约夏已在远处什么地方高声叫喊着：

我两腿一伸，

你就来上坟，

给我带上香肠，

外加烧酒一瓶！

“太惨啦！”玛妮娅说，“这就是当年那个小约夏！就是那个本来应当在基辅学当医士的约夏，就是切尔诺贝利镇上心地最好的女人彼霞的儿子约夏。谢天谢地，她总算死得早，没看见儿子这么丢人现眼。顾客，您懂吗，一个女人甘愿为一个男人去受那么大的苦，她爱得该有多深！”

“玛妮娅，你在说些什么！”理发师叫了起来，“人家顾客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些什么。”

“过去我们镇上有个集市，”玛妮娅说，“有一回，有个姓尼基弗尔的鳏夫，是个护林员，带着他的独生女儿赫莉斯嘉，打卡尔皮洛夫卡来赶集。可惜您没眼福，没见到过她。要是见到了，嗬，准会丢掉魂的。告诉你吧，她的眼睛蓝得跟天空一样，两根辫子黄灿灿的，像是在金水里洗过的。那个温柔劲儿，那个苗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再说约夏吧，一见到她，就神魂颠倒，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爱上了她。在这件事上，我跟你说，我认为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哪怕沙皇本人见到了她，也准会害相思病的。奇怪的是，她也爱上了约夏，您不是见到约夏了吗？身材矮得像那个半大小子，一脑袋红头发，讲起话来尖声尖气，满脑门子的怪念头。还是长话短说吧，赫莉斯嘉扔下父亲，住到了约夏家里。您不妨去看看那个家，欣赏欣赏那间房子！连一只山羊住在里边也嫌挤得慌，别说是他们三个人了。只有一桩事没说的，屋里收拾得可干净哩。您猜怎么着，彼霞把她像公主一般接进了家门。于是赫莉斯嘉就同约夏一起过日子了，像是名正言顺的妻子。他，约夏，高兴得浑身都闪闪发光，活像盏灯笼。您可知道，一个犹太人跟一个正教的女人一起过活，是闹着玩的吗？他俩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整个小镇像一百只抱窝的母鸡那样咯咯地叫开了。这时约夏决定改信正教，便跑到教堂去找米哈伊尔神父。可神父对他说：‘你应当先改信正教，然后再糟蹋正教的姑娘。可你却颠倒了过来，如今没有都主教的特许，我不给你这个耶路撒冷的贵族举行洗礼。’约夏骂了他几句不好听的话就走了。这时我们的拉比[6]出场了。他得知约夏想归化正教，便在会堂[7]里为这事诅咒了约夏的十代祖宗。而尼基弗尔又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凑热闹，跪在赫莉斯嘉面前，求她回家去。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就是不回家去。不用说，肯定是有人撺掇小孩子们说脏话。他们一看见赫莉斯嘉就大喊大叫：‘喂，赫莉斯嘉，你是块犹太人吃的肉！你想不想尝一块禁食之肉？’同时还向她做下流的手势。她一上街，大伙儿都回过头来看她，或者望着她的背影笑话她。有时候，有人拾起一把牲口粪，打栅栏里掷到她背上。彼霞大婶家的房子前前后后都涂满了柏油[8]，您想象得出吗？”

“唉，彼霞大婶！”理发师叹了口气说，“这才叫女人呢！”

“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玛妮娅喝住了他，“拉比把彼霞大婶叫去，对她说：‘尊敬的彼霞·以色列芙娜，您治家不严，竟听任家里边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秽行。您违犯了教规。为此我诅咒你们全家，耶和华会把你视作叛教的女人而降罚于你，您应当怜惜自己的一头白发。’可您知道她是怎么回敬他的吗！她说：‘您不是拉比，您是个警察！人家相亲相爱关您什么事，您干吗要伸出油渍的爪子去拆散人家！’她啐了口唾沫就扬长而去。于是拉比又在会堂里诅咒了她。瞧，我们这儿整起人来有多狠毒。我这话您可别去给别人讲。全镇的人把全副心思都用到了这件事情上。最后，连县警察局长苏哈连科也出马了，他把约夏和赫莉斯嘉叫到他那儿去，说道：‘鉴于你，约夏，辱骂东正教会神职人员米哈伊尔神父，我要把你交付法庭审判。让你在我这儿尝尝服苦役的味道。至于赫莉斯嘉，我要用强制手段把她送回她父亲家去。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去考虑。你们俩把全县闹得鸡犬不宁。为了你们的事，我准会挨省长大人的训斥。’

“苏哈连科当场就把约夏关进了看守所——事后他说只不过是为了吓唬吓唬约夏。结果出了什么事，您料得到吗？您听了也不会相信的，赫莉斯嘉死了，伤心得死了。当时见到她真叫人难过。所有善良人的心都碎了。她一连哭了好几天，哭到后来连眼泪都哭干了，眼睛干枯了。她什么东西也不吃，只求让她到约夏那儿去。就在开庭那天的晚上，她睡着了，从此再没有醒过来。她躺在那儿是那样的洁白，那样的幸福，想必是感谢主把她召了回去，让她脱离了卑鄙的尘世。为什么要这样厉害地惩罚她，硬要她爱上那个约夏？请您告诉我——为什么？！难道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人可以爱了？苏哈连科赶紧把约夏放了出来，可他已经精神错乱，打出狱那天起，他就开始纵酒，靠讨饭过日子。”

“要是我的话，宁可死掉，”理发师说，“举起枪来，对准自己的脑门就是一枪。”

“嗬，您可真是条好汉！”玛妮娅大声说道，“不过要是这种事当真落到你头上，你不躲开死神一百俄里[9]才怪哩。你根本不懂得爱情能把一个女人的心烧成灰。”

“女人的心也罢，男人的心也罢，有什么两样！”理发师回答说，耸了耸肩膀。

我从理发店出来后，回到了客栈。无论约夏还是尼基弗尔都不在那里了。库舍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坎肩坐在窗口喝茶。肥硕的苍蝇在屋里嗡嗡地飞来飞去。

小火轮直到傍晚时才到。它在切尔诺贝利镇一直待到夜里。我买到了一张客舱票，沙发铺位是漆布面子的，已经褪色。

半夜里又起了雾。轮船把船头对着岸停泊了下来。直到第二天上午雾散之后才又开动。我在船上没找到尼基弗尔。想必他同约夏喝酒喝得误点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叙述这件事，是因为我回到基辅之后，立即就把那几本写满了我早期诗歌的练习簿付之一炬。我毫不惋惜地目睹那些典雅纤巧的诗句化作灰烬，目睹“泡沫般的水晶”“蓝宝石般的苍穹”随同酒吧间和西班牙吉卜赛女郎的舞蹈，一起走向万劫不复的毁灭。

我恍然大悟。原来伴随爱情而来的并不是“垂死的百合花的苦楚”，而是牲口的一摊摊粪便。人们把这种粪便掷到美好的、一往情深的女人的背上。

我一边这么想，一边决定写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对自己说，这是一篇以赫莉斯嘉的身世为主题的“真正的短篇小说”。

我呕心沥血，花了很多时间才写完，我弄不懂为什么我的这篇小说那么苍白无力，尽管内容写的是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后来我明白了。首先是因为小说通篇用的都是人家的话，其次是因为我全神贯注于赫莉斯嘉的爱情，忽略了小镇残忍的习俗。

我重写了这篇小说。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这篇小说中怎么也“安插不进”典雅、华丽的辞藻。小说要求的是真实和质朴。

我把我的第一篇小说送到那个过去发表过我诗作的杂志编辑部去，编辑跟我说：

“年轻人，你的心血白费了。这个短篇不能发表。光是那个县警察局长就可以叫我们吃不了兜着走。不过总的来说，小说写得挺棒。您还是给我们一点儿别的东西吧。而且请您务必要用笔名。您还是个中学生。校方会因为您写稿子把您开除的。”

我把小说拿回家，藏了起来。直到下一年春天，我才把它拿出来看了一遍，于是我又明白了一件事：在这篇小说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既看不到他的愤怒，也看不到他的思想和他对赫莉斯嘉爱情的崇敬。

于是我又一次重写了这篇小说，然后送给那位编辑去看——不是为了发表，而是请他评定一下好坏。

编辑当场看完了小说，然后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三个字：

“祝贺您！”

就这样，我第一次证实了对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在任何作品中，甚至是在这样一篇短短的小说中，都要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从而表达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任何情况，无论是不必要地担心在读者面前出丑，无论是生怕重复（当然是用另一种方式）其他作家已经说过的话，无论是对批评家和编辑的顾虑，都不应该阻止一个作家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写作的时候应该忘掉一切，好像这是在写给自己看，或者世上最亲近的人看的。

必须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驰骋，必须为它打开所有的闸门，于是你就会突然惊异地发现你意识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和诗的力量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创作过程本身在其进程中自会获得新的素质，自会更加复杂和丰富。

这颇似自然界中的春天。太阳的热能是一年四季不变的。然而春天却能使冰雪消融，使空气、土壤和树木转暖。大地上充满了喧声、汩汩声、滴水和雪水的嬉闹声——真是春光处处，然而其时，我再重复一遍，太阳的热能并未改变。

创作中也是如此。意识就其实质来说是不变的，然而在写作时，意识却能唤起新的思想、新的形象、新的感受和新的语言的旋风、洪流、瀑布。所以有时作者本人也会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惊喜交集。

只有能多少向人们讲出一点儿新的、有意义的、有趣味的东西的那种人，只有能看到许多为旁人所没有觉察到的东西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至于说到我本人，那么我当时很快明白了，我能够讲出来的东西少得可怜。而且还明白了，我的创作激情如果缺乏营养的话，就会像它的产生一样，轻而易举地熄灭。当时我所积累的对生活的观察太贫乏、太狭窄了。

那时候我的书本知识多于生活，而不是生活多于书本知识，我必须用生活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

我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便完全放下了写作（达十年之久），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到人间去”，开始在俄罗斯各地流浪，经常更换职业，同各色各样的人交往。

但这并不是人为地创造的生活。我并不是一个职业观察者或者资料的搜集者。

不，不是的！我只是生活罢了，压根儿没想到要为未来的书记录点什么下来，或者记住点什么。

我生活、工作、恋爱、痛苦、憧憬、幻想，只知道一点——到我成年的时候，或者甚至到我年老的时候，迟早我是要开始写作的，但是我之开始写作，绝不是因为我以此为任务，而是因为我的整个身心要求我去做这件事。还因为对我来说，文学是世界上最壮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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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西班牙贵族，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2]伊格纳特这个俄国人名字与依纳爵这个西班牙名字的俄文译音近似。

[3]据犹太教教规，凡已婚妇女都必须戴假发，不得露出真发。

[4]一种劣质烟草。

[5]系东正教高级主教的职称，均为城市教会的主教，其教职等级仅次于东正教最高首脑牧首。

[6]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

[7]系犹太人的公共祈祷场所。

[8]俄旧俗，把柏油涂在人家门上是表示这家女子有不轨行为，以示侮辱。

[9]1俄里等于1.06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