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科尔伯特的伟大事业能够让它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假使南特敕令的撤销，路易十四的酷慕虚荣，好大喜功，及其后代的骄奢淫逸，没有把科尔伯特所播下的种子在萌芽时就加以摧残，结果在法国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工商事业；假使侥幸得很，法国教会的巨大财产竟转让给了大众；假使由于这样的演变，产生了强有力的议会下院，靠了它的势力使封建贵族获得了改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就绝对不会出现所谓重农主义。这一学派显然是起源于法国的当时情况，也只能与那时的情况相适应。

当这一学派创始的时候，法国的地产大部分掌握在教会和贵族的手里。耕地农民则呻吟憔悴在农奴境地与人身压迫之下，他们陷入了迷信、愚昧、怠惰与贫困的深渊中。那些掌握着生产手段的地主们，只是镇日游手好闲，度着逍遥佚宕的生活，他们对农民生活既漠不关心，对农业也毫无兴趣。真正的耕地农民，对于农业改进，既没有精神手段，也没有物质手段。专制君主对农业生产者的无餍之求，封建势力在这方面的压迫变本加厉，使农民对教士与贵族享有的免税权益，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在这样情况下，那些主要行业，即所依靠的是本国农业生产力与广大群众消费力的那些行业，就无法支持；只有从事于生产供特权阶极使用的奢侈品的那些行业，还能努力争取发展。物质生产者对于热带地区产品既没有大量消费能力，又无法用自己的剩余产品来偿付，因此国外贸易的发展有了限制；而国内贸易也在省际关税的压迫下奄奄不振。

在这样情况下，这就难怪当时一些有思虑的人对当前普通存在的困苦艰难的原因作了研究以后，会得出这样的信念，认为只要农业没有能从束缚中获得解放，有土地有资本的人对农业全无兴趣，农民依然陷于人身依附的境地，陷于迷信、怠惰与愚昧状态，租税依然不能减经，不能由各阶级公平负担，国内关税限制依然存在，国外贸易不能发展，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就谈不到国家福利。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所谓有思虑的人，有些是国王或宫廷的御医，朝内的宠幸，有些是贵族和教士的心腹或知交，他们对于专制势力或贵族和教士是不能、也不会公开反抗的。他们要传布自己的见解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把他们的改革计划隐藏在一种奥妙的学理之下，表面上不露痕迹，这正同早期以及晚期都曾试行过的、把政治与宗教改革思想潜伏在哲学理论内容中的做法一样。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哲学家，眼见法国陷入了完全混乱状态，就想在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广泛范围内求得安慰，这种情形，就象一户的家长，当他看到家庭四分五裂，无可奈何时，只好从酒乡中寻求一时的享乐一样；现在重农主义者也是学的这个样，他们抓住了普遍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可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他们抓住了这一点真理以后，就把他们的思想提高到这样的标准，然后又从中发现了土地的“净收入”这一论点，作为他们早已胸有成竹的那些思想的基础。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学说体系的基本准则：“只有土地能产生净收人，因此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根源。”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无限奇妙的结论——首先封建制度必须铲除，必要时土地占有也不例外；然后，土地既为一切财富的根源，一切租税就应当从这里征收；然后贵族与教会享有的免税特权必须取消；最后必须把工业者看成是不生产的阶级，它不应当负担纳税义务，可是也不应当受到国家保护，因此关税就必须取消。

总之，他们事前已经有了绝大真理横梗在心头，决定要加以证明，因此就不惜用最荒谬的论点来设法证明他们的那些绝大真理。

关于国家，以及与其他各国相处关系中国家的特殊环境与情况这类问题，可以不必再加考虑，因为这在百科全书里就已经说清楚，它说，“个人福利是以全人类福利为转移的。”因此这里关于国家、战争以及国外商业政策这些问题，就一概不必再加考虑，历史和经验尽可置之度外，或任意加以曲解。

然而这一学说体系有一绝大长处，它在表面上为地主打算，攻击科尔伯特的政策与工业者的享有特权，而在实际上彼它一拳打中的却是地主的特有权益：法国农民遭到了苦难，在这一点上可怜的科尔伯特不得不代人受过——尽管人人都晓得，自从科尔伯特执政以后，法国才第一次有了大工业，而且就是头脑最迟纯的也懂得，工业是促进农业和商业的主要手段。这些思想家对于南特敕令的废除、路易十四无目的、无理由的战争、路易十五的胡乱花费等等因素，都一概置之不问。

魁奈对于人们反驳他的各点，在他的书里逐条叙入，并逐条作了答复。在他书里出现的、假定为反对者嘴里说出来的那些道理，都是那样的健全正确，而他反驳时提出来的论点却是那样的荒谬绝伦，使人看了简直惊奇之至。尽管如此，由于他的理论的趋向与法国当时的情况相符合，是同那一个世纪流行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沆瀣一气的，因此得到了与这位改革家同时代人们的赞许，认为是智慧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