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余广东人也，先言广东。

守旧之徒谈及洋人则嫉之如仇，与洋人交涉则畏之如虎。此实顽固党之公例也。广东为泰西入中国之孔道，濠镜一区，自明代已为互市之地。自香港隶属于英，白人之足迹益繁，故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故中国各部之中，其具国民之性质，有独立不羁气象者，惟广东人为最。

中国内地之人，爱国之心甚弱。其故皆由大一统已久，无列国生存竞争之比较，而为之上者又复从而蒙压之，故愚民之见，以为己国之外更无他国。如是则既不知有国矣，何由能生其爱哉？故中国人乏爱国心者，非其性恶也，愚害之也。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故中国数年以来，朝割一省，夕割一郡，内地之民视若无睹，而旅居外国之商民，莫不扼腕裂眦，痛心疾首，引国耻如己耻者，殆不乏人。然则欲验中国人之果有爱国之心与否，当于广东人验之也。

中国人工作之勤，工价之廉，而善于经商，久为西人所侧目，他日黄种之能与白种抗衡者殆恃此也。然于中国人之中，具此美质者，亦惟广东人为最。又其人言语与他省不同，凡经商于外国者，乡谊甚笃，联合之力甚大。

前者中国曾两次派遣学生留学美国，后虽半途撒归，而学生自备资斧，或佣工于人，持其工资以充学费，终能卒业者，尚不乏人。其人皆广东产为多，因中国弃而不用，今率皆沦落异国，其实此中不无可用之才也。

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

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及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佐之，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江标任满，徐仁铸继之为学政，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相应和，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今将去年十二月梁启超上陈宝箴一书《论湖南应办之事》者录于下，览者可以见湖南办事之情形焉。

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是故国即亡矣，苟国人之智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则彼虽灭吾国，而不能灭吾权。阿尔兰之见并于英人是也。今英伦之人应享利益，阿尔兰人无不均沾也。即吾民之智不能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进者则权亦日进。印度是也。印度初属于英，印人只能为第六七等事业，其第五等以上事业，皆英人为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则五等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则总办帮办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则第二等以下事业，皆印人所为矣。其智全塞者，则其权全亡。非洲之黑人，墨洲之红人，南洋之棕人是也。此数种者只见其为奴隶为牛为马，日澌月削，数十年后，种类灭绝于天壤耳，更无可以自立之时矣。夫使印度当未亡之时，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则其早为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于今日，则其为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意至美矣，然于广之之道则犹未尽也。学堂学生只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为成也亦仅矣。而况此辈中西兼习，其教之也，当厚植其根柢，养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后，不欲其出而与闻天下事也。然则此五年中，虽竭尽心力以教之，而风气仍不能出乎一学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学生当分为二等，其一以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柢为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则成就不必其远大，但使于政学之本原略有所闻，中外之情形无所暗蔽，可以广风气，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说，则欲其精，由后之说，则欲其广。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军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而必非一省会之间，数十百人之力，可以支持，有断然矣。则必如何然后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二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绅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与此二事相去不远者。一曰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也。以岳麓求贤之改章，及孝廉堂之为学会，士林学无间然，然则改课亦当无违言必矣。官课、师课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学政所至，提倡新学，两管齐下，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二曰学堂广设外课，各州县咸调人来学也。州县遍设学堂，无论款项难筹，即教习亦无从觅聘，教习不得人，讲授不如法，劳而少功，虽有若无耳。以余所见，此间各处书院诸生，讲习经年，而成就通达者寥寥无几。大约为开风气起见，先须广其识见，破其愚谬，但与之反覆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授以内外公法各书，使明公理之足贵，更折衷于古经古子之精华，略览夫格致各学之流别。大约读书不过十种，为时不过数月，而其见地固已甚莹矣，乃从而摩激其势力，鼓厉其忠愤，使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以大局之糜烂，为身之耻疚。持此法以教之，间日必有讲论，用禅门一棒一喝之意；读书必有札记，仿安定经义治事之规。半年以后，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间如学堂，学生鼓箧不过月余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学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见识议论则已殊有足观者，然则外课成就之速更可冀矣。大抵欲厚其根柢学专门之业，则以年稚为宜，欲广风气观大略速其成就，则以年稍长为善。盖苟在二十以上，于中国诸学曾略有所窥者，则其脑筋已渐开，与言政治之理皆能听受，然后易于有得，故外课生总以不限年为当。前者出示在此间招考，仅考两次，已迫岁暮，来者百余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设此课之意，全在广风气，其所重者在外府州县，故必由学政按临所至，择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来学，其风始广。然各府辽远，寒士负笈之资固自不易。愚意以为莫如合各州县为具川资，咨送到省，每岁三五人之费，为数无几，虽瘠苦之县，亦不至较此区区。到省以后，须谋一大厦使群萃而讲习，若学堂有余力则普给膏火，否则但给奖赏而已（如不给膏火，则须问其愿来与否，乃可咨送）。此项学生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择其学成者授以凭记，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一年之后，风气稍成，即可以饬下各州县，每县务改一书院为学堂，三年之间，而谓湘人犹有嫉新学如仇、与新学为难者其亦希矣。二曰遣学生游学外国。时务学堂内课诸生，既授之以经史大义，厚其中学之根柢，养成其爱国之热心，则当遣往外国学政治、法律、财政、行政学、兵法诸专门，先选其俊秀者以五十人为额，为第一班；第二年续有高才，则续选五十人为第二班，凡设四班，合为二百人，以四年分遣之，每留学者以四年为率。及其归也，以之治湖南一省之事，人才固恢然有余，即为全国之用，亦可庶几矣。若虑经费难筹，则先游学日本。日本虽小国，而三十年来智学之进，骎骎焉追及欧洲，我但先学日本，亦已足为吾目前之用矣。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此诚中国未尝有之事，而实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几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乡官，两汉郡守，得以本郡人为之，而功曹掾吏，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来，防弊日密，于是悉操权于有司，而民之视地方公事，如秦越之人视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矣。然亦有二虑焉，一曰虑其不能任事，二曰虑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则宜开绅智；欲救后弊，则宜定权限。定权限者何？西人议事与行事分而为二：议事之人有定章之权，而无办理之权；行事之人有办理之权，而无定章之权。将办一事，则议员集而议其可否，既可乃议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碍者，则以告于议员议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无时不改。每改一次，则其法益密，而其于民益便。盖以议事者为民间所举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当革，无不知也，有一利之当兴，无不闻也。其或有一县一乡之公益，而财力不能举者，则议员可以筹款而办之，估计其需费之多少而醵之于民焉。及其办成也，则将其支用款项列出清单，与众人共见，未有不愿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无击柝之人，于是一街之户宅集议，各出资若干而雇一人为之；一乡之中，欲筑一桥修一路，于是一乡之户宅集议，或按田亩，或按人丁，各出资若干而动工为之，未有不愿者也。推而大之而一县而一省而一国，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国者也（吾中国非不知此法，但仅以之治一乡治一街，未能推广耳）。故每月应筹款项，皆待命于下议院，下议院则筹之于民，虽取之极重，而民无以为厉己者。盖合民财以办民事，而为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于己，非独力所能办，故无不乐输以待上之为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户，每户月输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击柝之人，以为己保护财产。若非得一人总任其事，则虽每户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故有乡绅为议事，则无事不可办，无款不可筹，而其权则不过议此事之当办与否，及其办法而已。及其办之也，仍责成于有司，如是则安所容其舞文也。至于讼狱等事，则更一委之于官，乡绅只能为和解，或为陪审人员，而不能断其谳，然则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举国而行之，不闻有弊，则亦由权限之画定而已。开绅智者何？民间素不知地方公事为何物，一切条理皆未明悉，而骤然授之使其自办，是犹乳哺之儿而授之以杯筯，使自饮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习于公事，然后举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国之绅士使以办公事，有时不如官之为愈也。何也？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间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厉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决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

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官贫则不能望之以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闻黄按察思所以养候补官，优其薪水之法，此必当速办者也。既养之则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无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状，曾未有欧洲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而国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课最，然则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学之。举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辈，未尝学问、无所知识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犹然薪以止沸，却行而求前也。而无如不办事则已，苟办事则其势不能不委之此辈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办而不办也。然则将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教官视教士难，彼其年齿已老，视茫发苍，习气极深，宦情熏灼，使之执卷伏案，视学究之训顽童，难殆甚焉。然教官又视教士易，彼其望长官如天帝，觊缺差若九鼎，宫中细腰，四方饿死，但使接见之时，稍为抑扬；差委之间，微示宗旨，虽强之以不情之举，犹将赴汤蹈火以就之，而况于导之以学乎？故课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须抚部为之校长，司道为之副校长。其堂即设在密迩抚署之地，每日或间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课，随时教诲。最善者莫如删堂属之礼，以师弟相待，堂中陈设书籍，张挂地图，各官所读之书皆有一定，大约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在所必读。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各设札记，一如学堂之例。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校长及副校长随意谈论，随意阅札记，或阅地图而与论其地之事，或任读一书而与论其书之美恶，听其议论其书之美恶，听其议论而可以得其为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课不及格而获谴，恐见问不能答而失意，莫不争自濯磨，勉强学问矣。教之既熟，必有议论明达，神气坚定者出矣。或因好学而特予优差，或因能任事而委之繁缺，数月之后，家弦诵而人披吟矣。闻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时与幕府纵谈，若有事应商，则集幕府僚属使之各出意见，互相辩论。文正则不发一言，归而采之，既可于此事集思广益，复可见其人之议论见地。骆文忠则每集司道于一圆桌，令以笔墨各陈所见。岑襄勤、丁雨生之办事如训蒙馆然，聚十数幕友于一堂，陈十数几桌，定时刻治事，随到随办，案无留牍。此诚治事之良法也。今日之中国，亦颇苦于礼矣，终日之晷刻，消磨于衣冠应酬迎送之间者，不知凡几，交受其劳，而于事一无所补。日日议变法，此之不变，安得有余日以任应办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时刻，在课吏堂办事，一切皆用便衣，凡来回事者立谈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见外，其余衙门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时刻在堂中相见，则形骸加适，而治事加多。斯实两得之道也。至实缺各官，关系尤重，既未能尽取而课之，亦必限以功课，指明某书令其取读，必设札记，读书治事二者并见。须将其读书所有心得，及本县人情物产风俗咸著之札记中，必须亲笔，查有代笔者严责（难者必以为实缺官身任繁剧，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优则学，天下断无终年不读书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时刻，以一两点钟读书，未必即无暇晷也）。频颁手谕，谆谆教诲，如张江陵与疆臣各书，胡文忠示属员各谕，或以严厉行之，或以肫诚出之，未有不能教诲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参劾则无人可用，亦不可胜劾，其无咎无誉，卧而治之，无大恶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其廉可谓至矣，然而不能为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当屏黜，岂待扰民哉！虽然，治事者必识与才兼，然后可云也。若并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当办，则曷从治之？未尝讲此事之办法，则曷从治之。西国治一事则有一事之学堂，既学成而后授以事矣，然其每日办事之暇，未尝有一日废书者（不读书则看报，贵至君主贱至皮匠，莫不皆然）。今国人士自其鼓箧之始，则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及一入宦途，则无不与书卷长别。《传》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制焉。又况于终其身而不学者乎。”中国一切糜烂，皆起于此，而在位者杳焉不自觉。今日兴一新法，明日兴一新法，而于行法之有人与否，漠然而不之计，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以上三端，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至于新政之条理，则多有湖南所已办者，如矿务轮船学堂练兵之类；或克日开办者，如学会、巡捕、报馆之类；或将办而尚有阻力者，如铁路之类；或已办而尚须变通扩充者，如钞票制造公司之类。今不必述。而窃以为尚有极要者二事：一曰开马路，通全省之血脉。则全省之风气可以通，全省之商货可以出。二曰设劝工博览场。取各府州县天产人工之货聚而比较之，工艺精者优加奖厉。长沙古称贫国，而五代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贫而富，则非广厉工商末由也。今全省无论已办将办未办各事，除绅士协办外，苟经官手，则几无事不责成于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势至散，一人之精神，有万不能给之势，然舍此则又无可倚畀。鄙意以为宜设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务局之称，其名最不雅驯，不可用），一切新政皆总于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员为总办，令其自举帮办以下之人，事归一线，有条不紊，或稍易为力也。

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依此书次第行之。而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先由巡抚派选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展转汲引以为会员。每州每县皆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之数，选各州县好义爱国之人为之。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将以半年之后，选会员之高等，留为省会之全员，其次者则散归各州县为一州一县之分会员。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也。当时所办各事，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皆务分权于绅士，如慈母之煦覆其赤子焉。各国民政之起，大率由民与官争权，民出死力以争之，官出死力以压之。若湖南之事势，则全与此相反，陈、黄两公本自有无限之权，而务欲让之于民，民不自知其当有权，而官乃费尽心力以导之，此其盛德殆并世所希矣。今将黄遵宪在南学会演说之语，及谭嗣同在《湘报》中所撰之论说，照录于下，可以见当时之苦心矣。

黄遵宪南学会第一次讲义：

诸君诸君，何以谓之人？人飞不如禽，走不如兽，而世界以人为贵，则以禽兽不能群，而人能合人之力以为力，以制伏禽兽也。故人必能群而后能为人。何以谓之国？分之为一省一郡，又分之为一邑一乡，而世界之国，只以数十计，则以郡邑不足以集事，必合众郡邑以为国，故国以合而后能为国。

自周以前，国不一国，要之可名为封建之世，世爵世禄世官，即至愚不道。如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骄淫昏昧，至于不辨菽麦，亦腼然肆于民上，而举国受治焉。此宜其倾覆矣。而或传祀六百，传年八百，其士大夫之举国同休戚者无论矣。而农以耕稼世其官，工执艺事以谏其上。一商人耳，亦与国盟约，强邻出师，犒以乘韦而伐其谋。大国之卿，求一玉琼而吝弗与，其上下亲爱，相维相系乃如此。此其故何也？盖国有大政，必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而国人曰贤，国人曰杀，一刑一赏，亦与众共之也。故封建之世，其传国极私，而政体乃极公也。

自秦以后，国不一国，要之可名为郡县之世。郡县之世，设官以治民，虑其不学也，先之以学校；虑其不才也，继之以科举；虑其不能也，于是有选法；虑其不法与不肖也，于是有处分之法，有大计之法。求官以治民，亦可谓至周至密至纤至悉矣。然而彼入坐堂皇，出则呵道者，吾民之疾病祸难困苦颠连，问其所以，瞠目不能答也。即官之昏明贤否，勤惰清浊，询之于民，民亦不能知也。沟而分之，界而判之，曰此官事，此民事。积日既久，官与民无一相信，浸假而相怨、相谤、相疑、相诽，遂使离心离德、壅蔽否塞，泛泛然若不系之舟，听民之自生、自杀、自教、自养。官若不相与者，而不贤者复舞文以弄法，乘权以肆虐，以民为鱼肉，以己为刀砧。至于晚明有“破家县令”之称。民反以官为扰，而乐于无官。此其故何也？官之权独揽，官之势独尊也。凡上下相交之政，如所谓亭长、三老、啬夫、里老、粮长，近于乡官者，皆无有也。举一府一县数十万人之命，委之于二三官长之手。曰是则是，曰非则非，而此二三官长者，又委之幕友、书吏、家丁、差役之手而卧治焉，而画诺坐啸焉，国乌得而治？故郡县之世，其设官甚公，而政体则甚私也。

诸君诸君，诸君多有读二十四史者，名相、良将、能吏、功臣，可谓繁夥矣。惟读至《循吏传》，则不过半卷耳，数十篇耳，二三十人耳，无地无官，无时无官。汉、唐、宋、明，每朝数百年，所谓循吏者只有此数。岂人性殊哉？抑人才不古若欤？尝考其故。一则不相习也。本地之人不得为本地之官，自汉既有三互之法，如今之回避。至明而有南北互选之法，赴任之官，动数千里，土风不谙，山川不习，一切俗禁，茫然昧然。余尝见一广东粮道，询其惯否，彼谓饮食衣服均不相同，嗜欲不通，言语不达，出都以后，天地异色，妻奴僮仆日夕怨叹，惟愿北归。以如此之人，而求其治民，能乎不能？此不相习之弊。一则不久任之弊也。今制以三年为一任，道府以下不离本省，是朝廷固知不久任之弊矣。然而州县各官，员多缺少，朝令附郭，夕治边地，或升或迁，或调或降，或调剂，或署理，或代理，或兼摄，甫知其利，甫知其弊，尚有所作为，而舍此而他去矣。而贤长官量其时之无几，力之所不能，亦遂敛手退缩而不敢动，又况筑台者一篑而九仞，移山者由子而逮孙。凡大政事大兴革，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为，虑其半途而废也，中道而止也，前功之尽弃也。则亦惟置之度外，弃之不顾耳。明之循吏，昔推况钟，其治苏州凡十九年，闻辕门鼓乐嫁女，乃曰：“吾来此时，此女甫乳哺耳。”惟久于其任，乃以循吏称。今安得有十九年之知府耶？诸君试思之，不相习与宴会时之生客何异，不久任与逆旅中之过客何异，然而皆尊之为官矣。

嗟夫嗟夫，余粤人也。粤为边地，谚有之曰：“天高帝远。”皆不知朝廷，只知有官长耳，亦不知官为谁何名字，但见入坐堂皇，出则呵道者，则骇而避之。举吾等之身家性命、田园庐墓，尽交给于其手而受治焉。譬之家有家长，子孙数十人，家长能食我、衣我、妻室我、田宅我，为子弟者将一切惰废，万事不治，尽仰给于家长耶？抑将进德修业，以自有成立耶？诸君诸君！此不烦言而决，不如子弟之自期成立明矣。委之于家长犹且不可，乃举吾之身家性命、田园庐墓，委之于宴会之生客，逆旅之过客，而名之为官者，则乌乎其可哉！然则如之何而后可？所求于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矣。某利当兴，某弊当革，学校当变，水利当筹，商务当兴，农事当修，工业当劝，捕盗当讲求，以闹教滋祸者为家难，以会匪结盟者为己忧，先事而经画，临事而绸缪。此皆诸君之事。《孟子》有言：“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况吾同乡共井之人，而不思援手耶？范文正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况一乡一邑之事，而可诿其责耶。顾亭林言风教之事，匹夫与有责焉。曾文正公论才亦以风俗为士夫之责。愿与诸君子共勉之而已。

诸君诸君，能任此事，则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生于其乡，无不相习，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余之言略尽于此，而尚有极切要之语为诸君告者。余今日讲义，誉之者曰开民智，毁之者曰侵官权，欲断其得失，一言以蔽之曰：公与私而已。诸君能以公理求公益，则余此言不为无功，若以私心求私利，彼擅权恃势之官，必且以余为口实，责余为罪魁。乞诸君共鉴之，愿诸君共勉之而已，诸君诸君，听者听者。

谭嗣同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

今夫舍其官权，略其势位，弃其钳轭民、刀俎民之文若法，下与士民勤勤然谋国是，共治理，以全生而远害。初若不知己之为官，而官之可以钳辄刀俎民也者，世必曰天下乌有此不智之官矣！然而舍其官权，略其势位，决弃其钳轭民、刀俎民之文若法，下与士民勤勤然谋国是，共治理，以全生而远害。初若，不知己之为官，而官之可以钳轭刀俎民也者，而士与民方窃窃焉疑之议之远避之，曰奈何不钳轭我而刀俎我也，则宁得曰此天下之智士之智民乎？善乎唐才常之论保卫局也，曰：“泰西日本之有警察部也，长官主之，与凡议院章程不同，平心而论，此事本官权可了，而中丞陈公廉访黄公必处处公之绅民者，盖恐后来官长视为具文，遂参以绅权，立吾湘永远不拔之基，此尤大公无我至诚至信之心，可以质鬼神，开金石，格豚鱼。夫欲兴绅权，遂忘其为削己之官权，为人而遗己，宁非世俗所谓愚者乎？而廉访黄公与观察况公桂馨黄公炳离，则犹恐绅之弗受其权也。而集诸绅士于保甲局，反覆引喻，终日不倦。且任之曰，某为董事，某为董事。听者感动兴起，皆思有以自效，摅虑发谋，各陈其臆，盖罔不动中机宜矣。”顾嗣同尤有大忧奇惧腐心泣血不忍言，而又不忍不言者，遂扬言曰：保卫局之善，唐氏言之详矣，吾不赞言，言其大者。事之大有如国之存亡乎？则胡不见台湾乎？一旦割弃，所谓官者皆相率内渡矣。又不见山东乎？虽巡抚总兵之尊，且褫职去位矣。故世变至无常，而官者至不可恃者也。官以遵奉朝旨为忠，以违抗朝旨为罪，不幸复有台湾、山东之事，官惟有褫被而去耳。岂能为我民而少迟回斯须哉？斯时也，则任外人之戎马蹴踏我，任外人之兵刃脔割我，谁为我父母而护翼我，谁为我长上而扞卫我，虽呼天抢地于京观血海之中，宛转哀号，悔向者之不早自为谋，而一听之官之非计，岂有及哉？岂有及哉！然则乘此崦嵫之短景，预防眉睫之急焰，官又假我以有可为之权，我不速出而自任而谁任矣？夫当速出而自任，宁止保卫一局，而保卫局特一切政事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自州县官不事事，于是有保甲局之设，其治地方之权，反重于州县官。今之所谓保卫，即昔之所谓保甲。特官权绅权之异焉耳，夫治地方之大权，官之所以为官者此而已。今不自惜若此，岂真官之不智哉？亦诚自料不能终护翼我扞卫我，又不忍人之蹴踏我脔割我，而出此万不得已之策，以使我合群通力，萃离散，去壅蔽，先清内治，保固元气，庶几由此而自生抵力，以全其身家，此其用意之深而苦，亦至可感矣。且闻之公法家，凡民间所办之事，即他人入室，例不得夺其权，是则历常变而不败者，又舍是末由也。议既终，吾请濡笔记之，且正告吾绅吾士吾民曰：吾愿睹吾属之智何如矣。

盖当时湖南新政办有端绪者，在教育、警察、裁判三事，此保卫局即效警察署之规模也。黄遵宪以为警察一署，为凡百新政之根柢，若根柢不立，则无奉行之人，而新政皆成空言。故首注意于是，先在长沙试办。初办之时，旧党谤议，愚民惊疑，及开办数月，商民咸便之。此次政变以后，百举皆废，惟保卫局因绅民维持，得以不废，此亦兴民权之利益也。黄遵宪为按察使，职司刑狱，故锐意整顿裁判监狱之事，删淫刑之陋俗，定作工之罚规，民甚感之。

中国向来守旧之徒，自尊自大，鄙夷泰西为夷狄者无论矣。即有一二号称通达时务之人，如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亦谓西法之当讲者，仅在兵而已，仅在外交而已，曾无一人以蓄养民力，整顿内治为要务者。此所谓不务本而欲齐其末，故虽日日言新法，而曾不见新法之效也。而彼辈病根之所在，由于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制其民，故不肯注意于内治。盖因欲兴内治，不能不稍伸民权也。观于湖南之事，乃知陈宝箴、黄遵宪等之见识远过李鸿章、张之洞万万矣。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护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虽全国瓜分，而湖南亡后之图，亦已有端绪矣。今并将启超所撰《南学会序》附载于下，阅者可以知立此会之宗旨焉。

岁十月，启超以湘中大夫君子之督责，辞不获命，乃讲学于长沙。既至，而湘之大夫君子适有南学会之设，不以启超为不文也，而使为之序。序曰：

呜呼！今之策时变者，则曰八股不废，学校不兴，商政不修，农工不饬，民愚矣，未有能国者也。蒙则谓八股即废，学校即兴，商政即修，农工即饬，而上下之弗矩絜，学派之弗沟通，人心之无势力，虽智其民而不能国其国也。敢问国？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士焉者，有农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万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业之差别也万，而其知此事也一，而其志此事也一，而其治此事也一。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有国于此，君与君不相接，官与官不相接，官与士不相接，士与士不相接，士与农与工与商与兵不相接，农与农、工与工、商与商、兵与兵不相接，如是乃至士与君不相接，农工商兵与官不相接。之国者何国矣？曰使其国千人也，则为国者千，使其国万人也，则为国者万。呜呼，不得谓有国焉矣。今夫躯万也，心万也，力万也，位望万也，执业万也，虽欲一之，孰从而一之？吾乃远稽之三代，乃博观于泰西，彼其有国也必有会，君于是焉会，官于是焉会，士于是焉会，民于是焉会，旦旦而讲之，昔昔而摩厉之。虽天下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强吾国之知，故夫能齐万而为一者，舍学会其曷从与于斯。昔普之覆于法也，普不国也，时乃有良民会，卒报大仇也。法之覆于普也，法不国也，时乃有纪念会，不数年而法之强若畴昔也。意大利之轭于教皇也，希腊之轭于突厥也，意与希不国也，时乃有保国会，保种会，卒克自立，光复旧物也。日本之劫盟于三国也，日不国也，时乃有萨摩、长门诸藩侯激励其藩士，畜养其豪杰，汗且喘走国中，以倡大义，一啸百吟，一伸百问疾，时乃有尊攘革政改进自由诸会党，继轨并作，遂有明治之政也。今夫以地之小如日本，民之寡如日本；幕府秉政以来，士之偷、民之靡、国之贫、兵之弱如日本；君相争权，内外交讧，时务之危蹙如日本。当彼之时，其去亡也不容发，而卒有今日，则岂非会之为功，有以苏已死之国，而完瓦裂之区者乎？嗟夫！吾中国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国之日，盖已久矣。甲午、乙未之间，敌氛压境，沿海江十数省，风声鹤唳，草木兵甲，举国自上达下，抱头护颈，呼妻唤子，苍黄涕泣，戢戢待絷刲，犹可言也。曾不数月，和议既定，偿币犹未纳，戍卒犹未撤，则已以歌以舞，以遨以嬉，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其官焉者依然惟差缺之肥瘠是问，其士焉者依然惟八股、八韵、大卷、白折之工窳是讲。即有一二号称知学之英，忧时之彦，而汉宋有争，儒墨有争，彝夏有争，新旧学有争，君民权有争。乃至兴一利源，则官与商争，绅与民又争；举一新政，则政府与行省争，此省与彼省又争；议一创举，则意见歧而争，意见不歧而亦争。究之阴血周作，张脉偾兴，旋动旋止，只视为痛痒无关之事，而其心之热力，久冰消雪释于亡何有之乡，而于国之耻，君父之难，身家之危，其忘之也抑已久矣。曾不知中国股份之票，已骈阗于西肆；瓜分中国之图，已高张于议院。持此以语于下，天下人士犹瞠目莫之信，果未两载，而德人又见告矣。今山东胶湾之据，闽海船岛之割，予取予携，拱手以献，不待言矣。而其欲犹未餍，其祸犹未息。试问德人今日必索山东全省改隶德版，我何以拒之？试问俄人今日以一旅兵收东三省、直隶、山、陕，我何以拒之？试问法人今日以一介使索云、贵、两广，我何以拒之？试问英人今日以一纸书取楚、蜀、吴、越，我何以拒之？然则所恃以延一线之息，偷一日之活者，恃敌之不来而已。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及今犹不思洗常革故，同心竭虑，摩荡热力，震撼精神，致心皈命，破釜沉船，以图自保于万一，而犹禽视鸟息，行尸走肉，毛举细故，瞻前顾后，相妒相轧，相距相离。譬犹蒸水将沸于釜，而鯈鱼犹作莲叶之戏，燎薪已及于栋，而燕雀犹争稻粱之谋。不亦哀乎？今夫西人不欲分裂中国，斯亦已矣，苟其欲之，如以千钧之弩溃痈，何求不得，何愿不成？然又必迟回审顾，累岁而不发者，则岂不以彼之所重者在商务，一旦事起，沦胥糜烂，而于彼固非有所大利，故苟可已则无宁己也。而无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而彼之商务，无论迟速，而必有受牵之一日。故熟思审处，万无得已，而势殆必出于瓜分云尔。然则吾苟确然示之以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则其谋可立戢，而其祸可立弭，昭昭然矣。此所以中东之役以后，而泰西诸国犹徘徊莫肯先动，以待我中国之有此一日。乃至三年一无所闻，而德人之事，乃复见也。夫所谓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者何也？即吾向者所谓齐万而为一，而心相构而力相摩而点相切而线相交，盖非是而一利不能兴，一弊不能革，一事不能办。虽曰呼号痛哭，奔走骇汗，而其无救于危亡一也。吾闻日本幕府之末叶，诸侯拥土者数十，而惟萨、长、土、肥四藩者，其士气横溢，热血奋发，风气已成，浸假遍于四岛。今以中国之大，积弊之久，欲一旦联而合之，吾知其难矣，其能如日本之已事，先自数省者起，此数省者其风气成，其规模立，然后浸淫披靡，以及于他省。苟万夫一心，万死一生以图之，以力戴王室，保全圣教，噫！或者其犹可为也。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今诸君子既发大愿，先合南部诸省而讲之。庶几官与官接，官与士接，士与士接，士与民接，省与省接，为中国热力之起点，而上下从兹其矩絜，学派从兹其沟通，而数千年之古国，或尚可以自立于天地也。则启超日日执鞭以从诸君子之后所忻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