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岛读了植木寅夫的新证词，觉得被警察逼供的过程多少有夸张的成分，但却未必不是真的。他读完第一份自白书时，觉得极其自然，丝毫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读完第二份自供，却也觉得颇为合情合理。当时，警局内部确实还残留着类似的不良风评。真相如何尚不明确，但律师的心却逐渐偏向了新证词。
《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经强迫、拷问、威胁获得的证词，或在不当的长期滞留、拘禁后获得的证词，无法作为证据。通过欺诈性审讯（比如共犯明明没有招供，却欺骗嫌疑人已经招供）、利益诱导获得的证词缺乏任意性，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唯一证据。
然而多数情况下，被告主张自身无罪的理由，就是在警局做出的非任意性自供。因此，与自供相互证伪的补充证据就成了犯罪认定的重要因素。补充证据包括物证和第三者证词。按照性质，可划分为直接证据、间接证据。间接证据又叫情况证据。
植木寅夫的案子里，他向山岸甚兵卫借了高利贷后无法还贷，用来抵押的土地和房产也即将被回收，这些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这些间接证据证明了他具备杀人动机。从犯罪时间上来看，植木寅夫没有不在场证明，他九点左右离开“万牌庄”，回来时不到十点。这一点，打麻将的中田、前田、西川、柴田，还有“万牌庄”的老板、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也是情况证据，或者说间接证据。
植木离开“万牌庄”后不久，中村是也通过自家厕所的窗户看见了他的身影。但是，中村并没有看见植木走进山岸甚兵卫家将其杀害，只是说看见植木往甚兵卫家的方向走去。这份证词也是间接证据，并非直接证据。
说到物证，就是柴火和蓄水池里捞出的手提保险箱。调查员在现场勘验时发现甚兵卫的手提保险箱不翼而飞，于是抽干附近蓄水池的水，找到了保险箱。但柴火和手提保险箱上都没有检测出植木的指纹。前文也提过柴火上无法提取指纹的原因，警方的调查记录如下：
问：你用什么东西击打山岸甚兵卫的后脑？
答：松木劈成的柴火。就是放进“灶”里烧的木柴。
问：长度是多少？
答：三十厘米左右。
问：从哪儿拿的柴火？
答：山岸家后门的屋檐下堆着木柴。我早就计划着要用这些木柴杀死山岸。
问：所以，你老早就知道那地方堆着柴火？
答：是的。
问：行凶后，你怎么处理柴火的？
答：放回原来的位置了。
问：那么，如果回到后院堆放柴火的地方，你还认得出是哪一根吗？
答：如果有人把它烧了，或者移动到了别的地方，我应该看得出来。
问：第二天接到报警时，警方立刻保护了现场。所以应该还在原来的地方。
答：那么，去了现场应该能认出来。
完全看不出植木在二次供述中提到的联想游戏式的诱导审讯。
警方带嫌犯现场指认时的记录如下：
“嫌犯走到山岸甚兵卫后院东侧，看见屋檐下堆放的三十五根松木柴火，立刻指着顺数第二层的一根木柴说：‘就是它，就是用它打的。’
“调查员用戴手套的手取出嫌犯指认的木柴，将其放到同样戴着手套的嫌犯右手上。嫌犯将其握在手里两三次，又尝试挥舞了五六下。
“‘就是这根柴火，错不了。长官，这是我用过的东西，凭手感我就知道。’
“嫌犯说完，又向调查员展示柴火侧面松树皮上的节疤。说：‘我记得这块节疤的形状，我把柴火拿在手里时见过。’
“又提议道：‘长官，这根柴火上应该沾着我的指纹，请好好查查。那时，我用力握着它好长时间，右手的指纹一定留在了上面。’
“嫌犯的态度极其配合。”
植木寅夫在调查时表现出非常配合的样子。看上去甚至像在讨好警方。
原岛抽时间去了趟警察署，见了搜查科的系长，第一次看到了初期调查记录等资料。自从警方得到了中村是也的证词之后，调查重心基本集中在植木寅夫一个人身上。植木被逮捕后很快认罪，所以警方也乐得轻松，立马把嫌犯移交给了检察院。
“律师先生，听说被告翻供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系长知道原岛是植木的援助律师，所以刻意注意了言辞，但言语间却掩饰不住对植木的愤怒。
“警方绝对没有逼供。当然，也绝没有说过只要认罪就早点放你回家，只要认罪就向检察官求情免于起诉，或者翻供的话就会使出吃奶的力气送你上断头台那样的蠢话。植木一被逮捕，立刻滔滔不绝地坦白了杀人经过。他一边麻利地画山岸家的简图，一边跟我们说自己是怎么进到山岸家同他搭话的，又是怎么把他杀死的。那根用来杀人的柴火，就跟现场调查记录写的一样，也是他本人指认的。他确认了手感，握在手里挥舞了五六下，说错不了，就是它。还跟我们说记得节疤的形状，要我们查查指纹。有些事儿我们根本没问，他也献殷勤似的说了。如果不是真凶，怎么可能说出和现场情况如此一致的证词？”
系长用了“献殷勤”这个词。有些嫌犯为了获得良好待遇，或者早日被送到看守所，会有计划地迎合参与审讯的警察。之后再翻供，反咬一口，说自己之所以认罪，完全是由于警察的逼供。植木寅夫也是如此吗？
或者，假设植木态度迎合——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会不会跟他二次供述中说的一样，是因为相信了警方“早日放你回家”“让你免于起诉”等利益诱导性言辞，为了给警察留下好印象，才极力表现出一副“献殷勤”的样子呢？
公审日期已迫在眉睫，原岛在处理其他诉讼的间隙抽空去了趟看守所，探视植木寅夫。
植木寅夫个子很高，身材瘦弱，长着一张女人一样柔和白皙的脸。眉毛和眼角微微下垂，嘴唇单薄，额头狭窄。他前来迎接援助律师，对为自己提供免费劳动（“当被告人因经济问题无负担能力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第五百条）的原岛表达了感谢和尊敬。
原岛觉得，这样一个长相温柔的男人实在不像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却又隐隐感到那张女人一样的脸下藏着某种残忍与狡猾。原岛见过的被告虽然有数百人，可还没厉害到单凭长相就能判断对方诚实与否。
“我既然接了你的案子，你就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告诉我一切。否则，我无法正确地为你辩护。”
会见室里，原岛叮嘱道。
“你的第二次供述，说在警察面前的自供都是假的，没错吧？”
“没错。那是在警察诱骗下做的自供。”
笔直站着的植木寅夫用铿锵有力的声音答道。
“警方诱导审讯的经过和你二次供述里说的一样？”
“对，一模一样。”
“警察说，你很配合地说了所有犯罪经过。那根作为证物的柴火，也是你主动向调查员展示的。”
“不对。跟我二次供述说的一样，那都是审讯时警察教我说的。”
“你在法庭上也能这么说吗？”
“当然。”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向思考一下辩护策略。”
“律师先生。”植木寅夫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有被警方逼供的证据。”
“证据？”
“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