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作品（主要是他的《编年史》和《历史》）和思想

塔西佗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又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在史学界可以说没有很多争论了。

但说来奇怪，这样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竟没有一篇哪怕是十分简略的传记留下来。我们不但对他的生平事迹不甚了然，就连有关他的一些起码的知识，诸如姓名、籍贯、家庭也不能确定。在古代罗马的史料（包括他本人的作品）当中，直接或间接涉及他本人的，尽管百余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探求，所得者仍然不过是一鳞半爪。因此对于他的生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是略加推断而已。

先说他的姓名。大家知道，古罗马人的姓名通常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约略相当我们的名，第二部分是氏族的名称，最后部分约略相当我们的姓。塔西佗的全名，我们目前能够确定的只有后两个部分，即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至于第一部分，有的史料是普布里乌斯（publius），有的是盖乌斯（gaius），迄无定论。

再说他的籍贯。历来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塔西佗是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或纳尔波高卢（gallia narbonensis）地方的人，也就是今天意大利北部或法国南部的人。 注 这种设想没有为直接史料所证实，但是有一定根据。塔西佗（tacitus）在拉丁语中虽然有它的含义（“沉默的”），但作为姓氏来说，却只见之于高卢文献，并非罗马本地的著姓。再者，从塔西佗本人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熟悉高卢并且是带着依恋和同情的心情来描述这个地方的。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和他的老师阿佩尔也都是高卢人，而在他提到他的岳父出身高卢的马西利亚（massilia，即今天法国的马赛）时，就特别指出这个地方的风气是希腊的典雅和行省的淳朴兼而有之。

关于家庭出身。科尔涅里乌斯虽说是著名氏族，但我们并不能据以判断塔西佗就一定是贵族出身，因为我们知道，例如苏拉就曾把这个名字大量地赐给被释奴隶。各国罗马史家几乎一致认为他出身于骑士等级的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的岳父和老师也是骑士等级出身）。他的父亲可能就是皇帝在该行省的财务代理官（procurator）。老普利尼在《博物志》（vii，16，76）中提到过同他相识的一个叫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的罗马骑士，而如果我们联想到后来小普利尼同塔西佗本人的亲密关系，那么这个塔西佗就很可能是塔西佗本人的父亲或从父。

如果上面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他的家庭一般说来就必然同当时罗马帝国的上层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而事实上，塔西佗就娶了阿古利可拉这个著名人物的女儿。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才有机会受到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从他较早的作品我们知道，当时罗马的两位大演说家玛尔库斯·阿佩尔（marcus aper）和优利乌斯·谢恭都斯（julius secundus）都做过他的导师；有人认为塔西佗还向当时的修辞学大师玛尔库斯·法比乌斯·克温提里亚努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请教过。此外，小普利尼的书信还反映出他同塔西佗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他们两人的经济状况和所受的教育有其相似之处。塔西佗和小普利尼甚至是当时社会上人们所公认的文学界的双璧。

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系年的事情很为有限。历来的研究者大都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55年左右，这正是尼禄即位之后不久的时候（尼禄在公元54年10月13日即位），相当我国东汉光武帝和明帝之交。生平经历一般是根据他担任公职的年代大致推算出来的，因为在古代罗马，担任某一公职都有一定年龄的限制。此外，小普利尼的书信所提供的情况，即他们二人辈分相同而塔西佗年龄稍长，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按小普利尼生于公元61年）。

塔西佗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两部历史作品（就传世的部分而言）中，为了证明他在写作时公正无私，他极力声明他个人同他写的时代没有利害关系，并且尽量避免把自己放到书里去，甚至在他叙述他当时的事件时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这恰恰给我们在探索作者的生平方面增加了很多困难。

按罗马仕途的惯例，再参照他本人作品中十分有限的一些暗示，他开始担任公职是在维斯帕西亚努斯时期。他最初担任的大概是所谓 vigintiviri（这是一次对二十个青年人集体任命的低级官吏，无特定官衔，也不清楚他们的具体工作）和军团将领（tribunus militaris）（和共和时期不同，这种类似一般军官的军职在帝国时期多由骑士等级出身的年轻人担任，在legati即副帅之下，但实际上这不一定是实授的军职，而只是一种空头军衔）。

公元77年，他同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婚。阿古利可拉就是那一年的执政官，卸任后就到不列颠领导军团去了。

塔西佗在公元81年应当是在某个行省担任财务官（quaestor）。当然，在帝国时期，所谓财务官，也不一定就从事具体的财务工作，只是青年人要通过这一官阶在行省取得从政的经验而已。

公元88年，塔西佗任行政长官（praetor）。这时已经是残暴的多米提安的统治时期。同时，他还是保管西比拉预言书（libri sibyllini）和管理外来宗教的祭司团的一名成员。这之后，他可能不在罗马，而是在某个行省担任军团的将领，直到公元93年阿古利可拉去世时，他才返回罗马，在多米提安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地过着缄默的日子（后来在《阿古利可拉传》里，他曾痛苦地回忆了多米提安统治的十五年间的可怕的日子）。

公元96年，多米提安垮台了。年迈的涅尔瓦即位后，政治气氛为之一变。在随后的一年（公元97年），塔西佗首次担任执政官。同年，塔西佗又作了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virginius rufus）的临葬演说。路福斯曾两次拒绝被推选为皇帝，因而被认为是忠于共和理想的人物。他和涅尔瓦本人就是这一年度的两位执政官。

也是在多米提安垮台后，塔西佗才在长期的沉默之后开始发表作品（或开始拿起笔来写作）。他在公元98年发表了《阿古利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和《日耳曼尼亚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两篇篇幅较短的专著。这之后不久，他又发表了《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过去的研究者大多因《对话录》所标举的年代而把此书的写作年代定在公元80年左右，但最近，研究者则更多倾向于认为此书写于公元98年到102年之间。

公元100年，他和小普利尼弹劾了马利乌斯·普利斯库斯（marius priscus）在阿非利加的勒索罪行。再者，小普利尼在公元104或105年的一封信上提到欢迎塔西佗到罗马来，可以推知这时他不在罗马，但原因不清楚，离开时间的长短也不清楚。公元105年，他大概已经写出了《历史》的一部分（此书的完成时期大约在公元109年）。公元112—113年，他是亚细亚行省的总督（根据后来发现的一个铭文推定）。他的最后，也是最有名的一部作品《编年史》的发表时间可能在公元116—117年间。他也可能在这时去世，而没有来得及最后完成这部著作（因为后人发现作品没有最后完成的痕迹）。在这之后，就没有任何一个确切的年代可以同塔西佗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一般把塔西佗的卒年定在公元120年左右，大体上可以说是妥当的。

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五种，其中三种是比较完整的短篇著作，两种是篇幅长但已残缺的历史著作。

如前所述，多米提安的统治时期是万马齐喑的残暴统治时期，要想在这时发表作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的发表时期只能是在公元98年，即涅尔瓦当政时期。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两部短篇著作就是在这一年里写出来的。

《阿古利可拉传》名义上是一部传记，但从内容来看，它用很大一部分篇幅来记述不列颠本身和阿古利可拉在不列颠的军功和治绩。这部作品涉及了历史、地理等等方面，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历史作品。它和《日耳曼尼亚志》之于塔西佗，正如《卡提里那的阴谋》和《优古儿塔战争》之于他的前辈史家撒路斯提乌斯，可以说是历史巨著之前的两部试笔或习作。

《阿古利可拉传》又可以说是作者为阿古利可拉本人，也就是为他自己所作的一篇辩护。作者同时还对当时国内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涅尔瓦和图拉真作了恰如其分的称颂，借以报答他在头一年取得了执政官职位。

《日耳曼尼亚志》是现存的有关古代日耳曼人的最早的，也是最详细和系统的一部作品。作为史料，这部著作的价值比《阿古利可拉传》要高得多。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时，就把《日耳曼尼亚志》作为主要史料之一。《日耳曼尼亚志》的篇幅不大，但是记述得简单扼要，鲜明生动，特别在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方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我们在塔西佗后来的历史作品中，常常感到他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缺点，就是把注意力过分放在罗马，特别是罗马的上层人物和政治事件上面，而忽略了特别是罗马和行省的经济生活。但从此书来看，塔西佗在这方面其实并不缺乏深入观察和描述的才能，只是他的历史作品的重点不放在这方面罢了。

《演说家对话录》，过去人们大多认为写于公元80年左右，有人因为这一著作用的是西塞罗体（ciceronean style）而把它认成是伪作（有人甚至认为《编年史》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伪作）。诺登（norden）认为这一作品发表于公元91年，商茨（schanz）则认为它是和上面提到的两部作品在同一年（公元98年）发表的。

从内容来看，此书的主题是探讨演说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以衰落的原因。虽然在这之前，佩特洛尼乌斯和克温提里亚努斯都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塔西佗来说，此书的写作正好是作者从研究演说术转向研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把此书的写作年代放在公元98年到102年之间比较恰当。

其实早在公元98年塔西佗便有了撰述历史作品的想法。在《阿古利可拉传》里，他作过如下的保证：“我打算把我们先前那种受奴役的状况记载下来，并证实我们当前的幸福……”可以设想，从公元102年前后开始，塔西佗已着手历史作品的写作。到公元104—105年，可能有几卷《历史》已经脱稿。此书的完成时期估计在公元109年左右。

《历史》（historiae ）全书过去一般估计有十四卷（后面还要谈这个问题），记述的时期是从公元69年元旦到多米提安之死（公元96年）。但此书保存下来的只有第1至4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即到公元70年8月为止。

《历史》是作者写出的第一部正式历史著作。这部书虽然标名为《历史》（这可能是作者自己所定的书名），但体裁仍是当时通行的编年体，和后来他的《编年史》并无不同，因此不少情节便不得不中断，以保持年代的顺序。

《历史》可以说是帝国内战时期的历史。全书的背景要回溯到尼禄的统治时期。由于对尼禄的统治的不满，公元68年4月，贵族出身、当时已经七十三岁的伽尔巴在塔尔拉科西班牙被拥戴为统帅（imperator，皇帝）。此人早就受到了奥古斯都和提贝里乌斯的赏识。公元33年他已经是执政官了；公元39年卡里古拉当政时期，他任高卢长官时，曾击退日耳曼人的进攻；卡里古拉死时，他拒绝过友人要他争取担任皇帝的要求。公元45年，克劳狄乌斯派他担任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到那里去整顿军纪。在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他就光荣地引退了。但是到公元60年，他却再度为尼禄所起用，去治理塔尔拉科西班牙。

公元68年初，路格杜努姆高卢（gallia lugdunensis，lugdunum即今天的法国里昂）的长官温代克斯建议伽尔巴发动反对尼禄的政变，并推举伽尔巴为皇帝。年事已高的伽尔巴不敢冒这个险。温代克斯发难之后，伽尔巴虽被宣布为统帅（皇帝），但他只称自己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代表（legatus senatus populique romani）。路西塔尼亚的总督奥托和巴伊提卡的财务官凯奇纳都站到了伽尔巴的一面。温代克斯失败自杀之后，伽尔巴的处境一度极为危险，但这时尼禄的近卫军长官尼姆皮狄乌斯·撒比努斯也站到伽尔巴的一面来，元老院这时才正式宣布尼禄的死刑。公元68年6月9日晚上，尼禄死在他的被释奴隶帕昂的市郊别墅里。七天之后，消息传到在西班牙的克鲁尼亚伽尔巴那里，伽尔巴才正式接受了皇帝称号。由于要排除种种干扰，他向罗马进军的速度是缓慢的。直到这一年10月，他才在克服了一些水手的反抗之后，通过穆尔维乌斯桥进入罗马。

《历史》一书现存的前四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其数量估计只不过是原书的三分之一弱。对照着较早发表的《阿古利可拉传》和后来的《编年史》中对提贝里乌斯的描述来看，此书最着意描写的必然是作者亲历的多米提安统治时期的那一部分，但可惜正是这一部分遗失了。

多米提安死后，塔西佗虽然称赞纳尔瓦能够把权威和自由这两个难以调和的事物结合到一起，但另一方面，对于多米提安的残暴统治仍然难以释怀。《历史》的写作实际上应当说是痛定思痛，是一场痛苦回忆的记述。但事情并不能到此为止，他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才能解决共和何以竟然会蜕变为暴政的问题。塔西佗就是带着他对这一探索的认识回过头来补写帝国初期的历史《编年史》的。《编年史》是他最后一部著作，最有特色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他最精彩的一部著作。

《编年史》的确切写作年代也难以确定，但时期大体上可以定在公元115—117年间。由于此书第2卷第61章有nunc rubrum ad mare patescit（现在已经扩展到红海了）的话，它常常被研究者用来确定此书的大致写作时代。这里的 rubrum mare，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泛指今天的波斯湾，也有人认为指的就是今天的红海。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则这里指的应当是公元105或公元106年罗马的叙利亚军团将领吞并阿拉伯地方纳巴泰伊人（nabataei）的王国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且不说罗马的阿拉伯行省的版图是否能达到红海沿岸，作者在公元105年也还只能是刚刚着手《历史》的写作呢。

我们认为所谓rubrum mare在当时不过是泛指地中海以外的东方海域，因此今天的红海、波斯湾，乃至更大范围的印度洋都应包括在这一地理概念之内。把作者诸书的写作次序和当时罗马的历史背景对照起来看，这里仍以指公元116年图拉真征服帕尔提亚（安息）一事为妥。有人认为这一句话可能是在修改时加上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作者着手撰写《编年史》的年代，但完成时期在公元116—117年间或更晚到公元120年的时候，即阿德里亚努斯当政时期，大致上是妥当的。

《编年史》在美狄凯乌斯手稿上所附标题是ab excessu divi augusti（自圣奥古斯都之死）。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就是作者本人所加的标题。这标题是抄者或手稿收藏者加上的也未可知。《编年史》全书记述的是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历史》一书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即优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朝的四个皇帝的当政时期。他们是提贝里乌斯（公元14—37年）、卡里古拉（公元37—41年）、克劳狄乌斯（公元41—54年）和尼禄（公元54—68年）。

《编年史》也没有全部保存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第1到4卷、第5卷的开头几章、第6卷（缺开头部分）和第11卷到第16卷第35章。第16卷是我们看到的此书的最后卷次。这样，关于提贝里乌斯统治时期的两年、卡里古拉的全部统治时期、克劳狄乌斯统治的早期，也是他最好的统治时期加上尼禄统治末期的记述就失传了。不过总的说来，《编年史》残缺的情况比《历史》要好一些，在全书记述的五十四年当中只缺了十四年。

《编年史》全书到底有多少卷，也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耶罗美（jerome）的记述来看，我们知道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加起来一共是三十卷。如果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把《历史》定为十六卷，那么，按现存部分的写法和材料分配情况来推测，《编年史》的第16卷第35章之后，断然容纳不下从中断时起到公元68年年底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按前面各卷的平均篇幅来计算，第16卷后面最多也只能还有五十到五十五章，然而在这里面要记述的却是相当紧张的一段：提里达特斯的来访、犹太的起义、维斯帕西亚努斯和提图斯的崛起、尼禄出巡希腊、处死科尔布罗、温代克斯的发难、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的胜利和他之拒绝担任统帅、伽尔巴的pronunciamiento和尼禄的垮台和自杀。把这些事件压缩到只有半卷多一点的篇幅之中的这种布局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只能同意希尔施费尔德（hirschfeld）、里特尔（ritter）和韦尔夫林（wölflin）等人的看法，即《编年史》的全书应当是十八卷。这样《历史》就只能有十二卷了。

依据传世的部分来推测，《历史》和《编年史》的三十卷，可以整齐地分成五个单元，每个单元各包括六卷。《编年史》部分的前六卷以提贝里乌斯为中心，中六卷记述卡里古拉和克劳狄乌斯，后六卷是尼禄。有的研究者认为《编年史》可能没有最后定稿，因为他们发现在第15和16卷里有类似临时增补的地方和文字草率的痕迹。

《编年史》记述的虽然是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但可以说它是以整个古代罗马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历史为背景的。它在西方的史书中集中地有力地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国过渡的原因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千百年来争论不绝的问题。学过一点世界史的人都知道，罗马最初只不过是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一个城邦。传说中的罗马是公元前8世纪建城的（具体说法不一）。最早是所谓王政时期，由国王统治。几代之后就转入共和阶段，由逐年选出的执政官来管理国家，即所谓公物（res pub-lica，多数西欧文字共和一词即由此词变化而来）。这个城邦通过不断的战争和征服而逐步扩大其版图，到公元前3世纪，它的声威已扩大到海外。而在这之后的百余年，罗马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世界强国。地中海第一次（应当说也是最后一次）成为罗马一个国家的“内海”（mare internum）。在古罗马人开始感到有写一部历史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忘不了从他们祖先的创业活动（即建城）讲起，这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光荣的一段。这一段虽然几乎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根据后人的研究，这些故事都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核，其中不少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未可一概斥之为荒唐无稽），但他们却津津乐道，把它们当做真正的历史来叙述。《编年史》的作者却抛弃了在他之前许多罗马史家的这样一个框框。他一开头只是极为扼要地回顾了罗马从建城到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几乎等于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虽然在叙述中不免有一些事实的出入（参见《编年史》开头的有关注释部分），但这毕竟是古代罗马的大手笔为罗马本国的古代历史所作的一个最概括的叙述。

这之后，作者就以史家的身份开门见山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没有放过“神圣不可侵犯的”奥古斯都！）并且总结了帝制的产生和巩固的过程。

面对罗马版图之日益扩大、内外事务日趋复杂这一情况，以前用来治理一个城邦的体制显然不能适应了。在这期间，罗马各种制度当然也必然为适应不断改变的内外形势而加以调整、修改。在罗马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有过暂时把全部权力集中于独裁官一人之手的情况，例如苏拉和恺撒就分别在公元前81—79年和公元前48—44年独揽大权于一身，但到奥古斯都当政时期，这种专制制度就在共和的外衣下变相地正式固定下来了。这就是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这一制度是适应罗马和行省已经扩大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必然产物。奥古斯都一手结束了罗马的长期混战局面，但是他这个从内战中厮杀过来的人多少知道一些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接受了他的外舅祖父恺撒的教训，因此他只能在尊重和保卫共和传统的外衣下逐步地把一切统治大权集于己身。他的统治给全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定，使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即所谓“罗马和平”（pax romana），虽然，对于这种和平，塔西佗也不能不痛苦地指出：和平是建立起来了，但这是血腥的和平； 和平下面掩盖的是ignavia（委靡、卑怯）。然而这种和平无论如何仍是人们普遍希望的，尽管还有其消极的一面，就像塔西佗在上面指出的：生杀予夺一切取决于个人；元老院成了应声虫和附庸，成了歌功颂德的场所；人民实际上从权力的主体变成了臣民。奥古斯都当政时期由于个人和历史的特殊情况，人们对这一阴暗面的感觉还不太突出，而到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消极的一面就突出了，最后竟发展到尼禄那样的胡作非为。人们到了忍无可忍时，就只好用宫廷政变或军队哗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从此全国再度陷入混战的局面，军队，甚至少量的军队，也可以参加皇帝的推举，决定帝国的命运。《编年史》和其后的《历史》所记述的就正是这样一个过程。问题在于作者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不能联系社会的发展和当时的物质生产条件来分析他所看到的现象，而单纯从个人的心理上、道德上的因素加以解释，这就不能不产生主观片面的缺点了。

为了阐明塔西佗的著作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下面我们有必要把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产生前，罗马历史作品的演变情况作一极为简略的回顾。

罗马最早勉强可以称之为历史（其实是史料）的东西，大概是公元前5世纪时的一种极其简单的编年纪事，这种编年纪事和另一种纯属宗教性质的大祭司释义书后来大都经过种种改编。它们原来是怎样的情况，因为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拿来参证，我们已无法推测了。

真正可以称得上历史的作品，是到公元前3世纪后半（布匿战争时期）才在希腊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因为直到这时，罗马人才开始感到有必要记述先人的丰功伟绩和说明自己祖先所以伟大的原因。罗马这时虽然已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征服者和胜利者，但文化的主导权却在被征服的希腊人手里，因此罗马人最早的比较系统地记述自己历史的作品，都是用希腊语写成的。

最初用希腊散文记述罗马历史的，早些的（公元前3世纪）有克温图斯·法比乌斯·庇克托尔和洛奇乌斯·琴启乌斯·阿里门图斯这两人所写的历史，目的在于向希腊人宣传罗马人的声威。

用诗体的拉丁语记述罗马史的，最早的是格涅乌斯·涅维优斯和克温图斯·恩尼乌斯。涅维优斯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他本来是受希腊影响很深的一位喜剧作家，但他同时又是第一部罗马史诗的作者。他的史诗对后来的恩尼乌斯和味吉尔都有影响。恩尼乌斯用诗体写的《编年史》有十八卷，但保存下来的只有六百行。

但是这两个人的作品严格地说只能算是具有历史因素的史诗，而不是真正的历史。第一个用拉丁语散文写作历史的是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他在史学方面的功绩，是写了一部称为《创始记》（origines）的通史。这部书不仅记述了罗马城的历史，而且记述了意大利其他一些城市的历史。加图还突破了历史的编年体的写法而按章节来叙述同类的事件，并在写作时广泛利用并细心研究了前人的作品、官方文件、各种传说等等。

加图的同时代人路克优斯·卡西乌斯·赫米那和格涅乌斯·盖里乌斯也是用拉丁语散文写作罗马历史的。赫米那第一个用拉丁语散文写了编年史，所以人们认为他是最早的编年史家，即所谓“老编年史家”。

公元前133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也是老编年史家。他的编年史（至少有七卷）也是从远古叙述到他当时的。大概也是受了加图的影响，他把古代理想化，有很浓厚的说教气味。后来的瓦罗、西塞罗、李维、狄奥尼修斯等人都很熟悉并引用过他的作品。

在这之后，到公元前一世纪，则是所谓“小编年史家”的时代。现在我们知道名字的“小编年史家”有克温图斯·克劳狄乌斯·克瓦德里伽里乌斯、瓦列里乌斯·安提亚图斯、盖乌斯·李启尼乌斯·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或路奇乌斯）·埃里乌斯·吐贝罗等人。“小编年史家”受到希腊修辞学的很大影响。他们的作品由于民族虚荣心和大国主义的影响而加上了大量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使得记述的事情真伪莫辨，所以几乎不能把它们认成是真正的历史。但由于这些作品故事性强，加上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所以能吸引大量读者，影响十分广泛。历史学家李维、普鲁塔克主要就是拿他们的作品作为蓝本，这给研究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如果李维的作品可以认为是罗马史学史上一座里程碑的话（在这点上，李维的作品的确当之无愧），那么在他之前的一切历史作品，都只能算是一个准备阶段罢了。

李维的历史作品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十五卷。他的最大功绩是第一次把自古以来的罗马历史用优美流利的散文写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历史的前十卷（从建城到公元前293年）可以同味吉尔的史诗比美，称之为史诗般的散文。在希腊史论和罗马修辞学的双重影响下，李维的文章达到很高的成就：他的文章词汇丰富，语言流转生动，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相当大。作为帝国时期一位有很高教养的人，塔西佗无疑熟悉李维的著作。李维的共和情绪，他的文章的严谨结构，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都会对后来的塔西佗发生深刻的影响。

但是塔西佗史学著作的源流，除了李维之外，还应提到和李维同时的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狄奥尼修斯。狄奥尼修斯是历史学家，又是修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狄奥多洛斯的作品对共和末期的罗马史学也很重要。他写了一部有四十卷的《文库》（bibliotheke ），这实际上是一部从远古到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4年）时的世界史。这部书完全保存下来的只有第1—5卷和第11—20卷，其他各卷则只有断片。罗马的早期历史保存在第11—20卷中。狄奥多洛斯的著作以希腊史为中心，罗马史只起陪衬作用。他的作品与其说是著作，毋宁说是一种史料汇编。他的某一时期的历史一般是以某一特定史料为依据的，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很大。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在古典史学中虽然具有独特风格，却又不是无所依傍。可惜他使用的各种史料（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就和他本人的经历一样，除了在极少的场合下他自己提起过之外，我们都不甚清楚了。

但是考虑到塔西佗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以及当时罗马“出版业”（即抄写和贩售书籍的行业）之发达和书籍之浩瀚（必然有大量作品已完全失传，我们连这些作家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塔西佗肯定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史料和历史专著，更何况他记述的又基本上是他自己的历史时代，而其中最晚的一部分，他本人就是登场人物之一呢；对于其中较早的一部分，他也可以根据大量档案材料，甚至当事人的追述和回忆取得第一手材料。因此，即使抛开本来很高的文学价值不论，他的历史著作也是我们研究帝国初期历史的最早的也是最珍贵的史料。

然而上面我们提到的塔西佗以前的作家，大都涉及从罗马的建城到共和末期的一段。对塔西佗的历史著作较少直接史料的意义。而与塔西佗的作品所记述的时代相同或略早的历史作品，例如我们知道的路斯提库斯、巴苏斯、老普利尼、克路维乌斯的历史作品就都失传了，保存下来的也寥寥无几，而且它们的价值又都比不上塔西佗的著作，因而只能起对照的作用。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史料价值如何？对这个问题，近百年来人们作过不少研究。帝国初期的许多史书已经失传，仅就传世的作品来看，通过比较、核对，我们不能不承认：塔西佗的著作尽管在史实方面有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这些地方，译者都在译文的注释里适当加以说明），但总的说来是可以相信的。作者的写作态度无疑是严肃认真的。当然，为了本身的政治目的，他对材料有所取舍，但也只能说是材料的取舍，却从来没有发现捏造和歪曲的地方。

和任何一部古典史学名著一样，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足以同它的史学价值相媲美。他的著作可以不折不扣地称为古罗马帝国初期历史的一个绚丽的绘卷，这个绘卷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堪称稀有。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尤其是《编年史》）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独特的文字风格上面。这一点早就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塔西佗的早期著作，且不说《演说家对话录》，就是早些年动笔的《历史》也同他最后的一部历史著作《编年史》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代人的著作可以拿来对照的，例如小普利尼、优维纳尔斯、苏埃托尼乌斯、克温提里亚努斯等人的文风，也都和他的文风迥然不同。在历史作品方面，我们可以拿来同他的作品作比较的只有恺撒、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的作品，但他们最晚的也要比塔西佗早一个世纪，而和他在时代上较近的，除了苏埃托尼乌斯之外，几乎都已失传。或者他的独特的文风确有所本，但在新的史料发现之前，这一点我们是不能随意作出肯定结论的。

此外，他的两部历史著作，只保存在唯一的两个中世纪的抄本上，没有别的抄本可供对勘。这一点也大大增加了研究者的困难。塔西佗的文字的突出特点是简洁、含蓄、有力，他的文字往往从简洁到晦涩，读者只能联系上下文对其含义加以揣摩。后来的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他的作品编了专门的辞书，对之作了几乎是逐字的分析。他们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仍然不多，许多问题提出来了，但都未能最后解决。

文字的形式是同内容密切相关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共和派对于专制制度的蓄积已久的愤怒情绪，这就不是恺撒、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所能做到的了。西塞罗的得力之作《反卡提里那的演说》是学拉丁语的人都读过的，但那力量比起塔西佗的独特的文体来显然要差得多。首先在用词上，塔西佗就有他极大的特色，而《编年史》一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拉丁语这时已趋成熟，又有克温提里亚努斯所提出的西塞罗这一典范摆在前面。但塔西佗偏偏要摆脱这些“陈言”，来独特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准确有力而又出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用滥了的政治术语、粗俗生硬的词、平庸无奇的词、最流行的西塞罗式的词以及在演说中常见的说教用词，他都要极力回避。此外，他还有如布尔诺所指出的，看来是他自己创造的词（如果不是误抄的话）。也许这些只见于他的作品中的词也都有所本吧，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就不去作更多的猜测了。

除了塔西佗文体上的特色和他描写心理性格与处理大场面的能力之外，人们还注意到他那表现力极强并为后人传诵的许多著名短语和警句，这种警句在他的短篇作品以及在两部史书中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塔西佗动手写历史时，罗马帝国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了。尽管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共和到帝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他本人在帝国又跻身高位，是行省骑士等级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贵族奴隶主的共和情绪始终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反对皇帝个人的专断残暴；极度蔑视元老的阿谀奉承（相反地，颂扬例如斯多噶派特拉塞亚的刚正）；把古老的共和制度理想化，而排斥违反古朴的罗马风习的一切内外事物；维护古老的宗教信仰，排斥基督教；等等。恩格斯把塔西佗说成是罗马贵族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人物，这一概括确实为不刊之论。

然而塔西佗又是诚实而公正的。他是罗马的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贵族奴隶主古老道德准则的维护者，他自称他的史书目的就在于惩恶扬善；即使如此，对于敌视罗马的日耳曼人、东方民族等等，他从不讲一句违心的诬蔑之词，也绝不故意歪曲他们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形象； 甚至对于他作为反面人物着意刻画的如皇帝提贝里乌斯，他依然采取诚实的、实际的态度，绝非一笔抹杀；这就使我们仍然能从他笔下的提贝里乌斯看到此人应予肯定的一面。

因此，后世的人们（特别在启蒙时期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塔西佗的反专制的精神而重视他的作品，乃至称他为“暴君的鞭子”、说他的名字使暴君变色，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编年史》和《历史》的残篇是靠着仅有的两个抄本传下来的。读者只能看到它的残篇，这当然是不幸，但又可以说是大幸，因为它毕竟保存下来了这样多，而不知又有多少作品（我们知道的和更多是不知道的）却永远地遗失了。我们知道，直到四世纪，人们都在阅读和传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因为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就曾写过一部历史接续塔西佗的作品。这之后，直到它们重新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清楚塔西佗作品的命运了。这两个抄本是现在保存在佛罗伦萨劳伦提亚图书馆的美狄凯乌斯第一抄本（mediceus primus）和第二抄本（mediceus secundus）。保存在第一抄本上的是《编年史》第1卷至第6卷，保存在第二抄本上的则是《编年史》的第11卷至第16卷和《历史》现存的全部，此外还有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 ）等三个作品。第一抄本是九世纪的； 第二抄本是十一世纪的，是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用朗哥巴德字母（langobard script）抄写的。它们的重新发现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第一抄本是在1510年左右，而第二抄本是在1430年左右重新发现的。发现当时正是西塞罗文体盛行的时候，塔西佗的作品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两个抄本的发现经过以及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年）据说见到过其中一个抄本的事情，就不在这里详说了。

《编年史》和《历史》的印本最早的是1470年在威尼斯由温代里努斯·德·斯皮拉（vindlelinus de spira）出版的所谓editio prikceps。这个本子包括《编年史》的第11—16卷，《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和《演说家对话录》。至于全部传世作品的印本则以1515年在罗马由倍罗阿尔都斯（beroaldus）的版本为最早。

关于近代学者对此书的编订本，我们知道的很少，见到的更少，可以举出的编订本有1760年的拉勒芒（lallemand）本；1776年的布洛提耶（brotier）本；1801年的欧伯兰（oberlin）本；1870年的威兹（weise）本；1884年哈姆（halm）本；1900年的范·德·弗利特（van der vliet）本和1910年的费舍（c．d.fisher）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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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的研究者，如苏联的罗马史家玛什金把塔西佗的生地定为意大利中部的翁布里亚。翁布里亚南部的城市音提拉姆那（今天的特尔尼）曾宣称那里是塔西佗的生地，并在1514年为他立了像。他的坟墓也被认为在那里。但这都是后人的附会，并无史料可以证明。这就和说三世纪的皇帝塔西佗是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后人一样，因为作为根据的材料都不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