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深入一个现代人的生活，牢记当局给予我们的集体心理学的互补性，在面对出现的各种复杂时，我们可能会没有勇气去尝试做出一个综合的陈述。每一个个体都是无数集体的一部分，他通过许多方面的认同与它们联系起来，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模范来树立自己的自我理想。因此每个个体都为无数的集体心理做出了贡献——在种族方面、阶级方面、信仰方面还有国家方面等——他同时也可以超越于集体之上，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创造力。这种稳定长久的集体，通过统一持续的效果，相比于古斯塔夫·勒庞规划出集体心理特点梗概的快速短暂的集体而言，对观察者的震撼不是那么大。正是在这些嘈杂短暂的集体中，看起来似乎重叠在其他之上的这种，我们看见了完整集体的奇迹，尽管它只是短暂的，但它消失的东西正是我们所认识的个体需要的。

我们将这种奇迹解释为个体放弃了自己的自我理想，取而代之的是领导身上体现出来的集体理想。但我们必须再纠正一点，这种奇迹并不是在每种情况中都同样明显。在许多个体身上，自我和自我理想分离得并不是那么远；这两者还是随时会站在同一战线上；自我经常保留着它早期的自恋自满。对领导的选择很可能就是由这种情况促成的。他通常只需要具备个体身上非常明显和纯粹的典型特质，只需要展现出自己拥有更大的力量，能给欲望更多的空间；这样的话他便会轻而易举地成为强大的领导，并让自己获得在其他情况下无权获得的一种主导权。除此之外，集体其他成员的自我理想都需要经过修正才会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然后与剩下的一起被“暗示”带走，也就是说，被认同。

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回到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差别以及让这个产生的两面性纽带——即认同和用对象取代自我理想，来解释集体的欲望结构。对自我这种不同等级的假设是分析自我的第一步，它必须渐渐地在心理学最多元化的领域中得到承认。在论自恋中，我将所有现在可以用来说明这种不同的病理材料都收集在了一起。但我们仍然期望，当我们在深入精神病心理学时，发现的意义能比想象中的更重大。让我们现在思考，自我现在进入了对象与自我理想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从它自身发展而来的，外部对象与自我之间的所有相互作用都是整体性的，这一点我们在神经症的研究中已经了解到，也许会在自我的新作用中再次重复。

在这里我只会追踪从此观点发展而来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继续讨论我在别处不应该解开的一个问题。(1)我们所熟悉的每一种心理差别，都出现了心理功能日益恶化的窘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也许会成为心理崩溃的导火索，也就是说，引发某种疾病。因此，为了生存，我们已经将完全的自负自恋转变为了改变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发现对象的开始。这又与另外一种情况有关，我们无法长时间地接受事物的新状态，我们偶尔会在睡梦中恢复原态，回到没有刺激和对象的时候。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中我们是在跟随外部世界的引导，通过日夜的周期变化，暂时将影响我们的大部分刺激从身上移除。第二个这种尝试的例子从病理学上来说，更重要一点，它没有这些限制。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我们的心理存在产生了分离，使它变成了清晰的自我，变成了无意识，抑制了遗漏的一部分；我们也知道，这种新获得的稳定性将要受到不断的冲击。在睡梦中和神经症中，那些被阻挡在大门外的东西，尽管被阻拦了，但仍处于监视之下；当我们十分清醒的时候，我们用特殊的方法将陷入包围之中的抵抗释放出来，暂时让它进入我们的自我，以得片刻欢愉。笑话和幽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众的笑料，在这里也许会得到重视。每一个熟知神经症心理学的人将会想到一些不太起眼的类似例子，但我却坚信我所研究的目标，并且加快它的应用。

可以想象得到的是自我理想与自我之间的这种分离也不会太久，并且暂时还无法实现。在所有对自我的离弃和限制中，时不时地违反一下禁令是一种常规；这实际上是通过节日习俗表现出来的，起源就是法律所提供的一种额外补贴，可以让他们欢乐的性格得到尽情的释放。(2)罗马人的农神节和我们现代的嘉年华都与原始人类节庆这一基本特征相符，通常都是以各种形式的纵酒狂欢和对在其他时间神圣无比的戒律的违反作为结束。但是自我理想却包含了自我默认的所有限制，因此废除理想对自我来说一定是一个很重大的节日，也许会使它再次得到自我满足。(3)

当自我与自我理想产生某种不谋而合时，总会有一种胜利的感觉。罪恶感（自卑感）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所产生的紧张的一种表达方式。

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一些情绪不稳定的人，他们一会儿极度压抑，一会儿又通过一种中间状态产生无比的幸福感。这些不稳定出现的程度各不相同，从初见端倪到星火燎原，发展为忧郁症和狂躁症，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折磨和困扰。在这种长期抑郁的典型情况中，外部的诱因似乎并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至于内部成因，这些病人的病因与其他所有人的并无两样。我们现在将要参考长期抑郁的其他一些类似例子，这些都来自心理创伤。

因此，这些情绪上自发的不稳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深刻理解狂躁症取代忧郁症的原理。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猜测，这些病人正是被我们命中的人——在先前受到自我特别严格的管束之后，他们的自我理想可能会暂时被归结到自我之中。

让我们坚守我们已清楚的一些事实：基于我们对自我的分析，不可否认的是，在狂躁症中，自我和自我理想融为了一体，因此患者处于胜利和自我满足的氛围之中，没有任何的自我批评，享受压抑被释放的感觉，不需要关心别人的感受，也不需要自怨自艾。尽管不是很明显但很有可能的是，忧郁症患者的痛苦是由于两种自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造成的，在冲突中，理想过于敏感，它无情地谴责自我，令它产生自卑和自我贬低的错觉。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去追究在周期性的反叛中使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关系发生改变的原因，对此我们已经假设过，它与新的情况有所不同，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去创造与它们相关的其他情况。

转化为狂躁症并不是抑郁症必不可少的特征。也有一些简单的忧郁症，有的发一次病，有的反复发作，但都没有出现过这种转变。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忧郁症明显是由诱因引起的。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失去了至爱之人之后，不管是由死亡引起的，还是由被迫扑灭对被爱之人的欲望所引起的。这种心因性忧郁症便会转化为狂躁症，这种情况会被多次循环，就像自发的那样简单。因此事物的状态多多少少会有些模糊，尤其是当只有一些形式和种类的忧郁症被作为心理分析调查的时候。(4)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了解了一些情况，那就是对象被遗弃了是因为它表现出了自己不值得被爱。于是它又深埋于自我之中，以认同的形式存在，被自我理想严厉地苛责。这些瞄准对象的谴责和攻击以忧郁性自我谴责的形式表现出来。(5)

这种类型的忧郁症也可能会转化为狂躁症；因此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展示了与临床现象无关的一个特征。

然而，我认为不难看出，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周期性的反叛是导致这两种忧郁症的原因，即心因性忧郁症与自发性忧郁症。在自发性忧郁症里面，自我理想似乎有意表现出罕见的严厉；于是自动导致了它的暂停。而在心因性忧郁症里面，自我会因为自我理想的虐待而被唆使去进行反叛——这种虐待发生在对一个被拒绝的对象表示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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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哀伤和抑郁”（1917年e）。

(2) 见《图腾与禁忌》。

(3) 特罗特将抑制追溯至从众本能。它是对表达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换，而不是我在论自恋中所说的“对自我来说，理想的形成是抑制产生的原因”这一矛盾理论。

(4) 参看亚伯拉罕（abraham，1912）。

(5) 更准确地说，它们隐藏在对主体自我的谴责之后，并使它们产生固定性、韧性和强制性，这些都是忧郁症患者自我谴责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