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政府已无紧迫的危险，但这个局面又能维持多久？果月十八日后推行的专制统治显然并不十分有效，因为督政府还想把它的专制统治同造成权力之争和政局不稳的共和三年的自由宪法结合起来。既然热月党同山岳派一样承认在战争时期必须实行革命专政，他们势必让革命专政的组织不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也正是雾月十八日政变的目的所在。资产阶级从这场他们所要求的，并取得他们同意的政变中获得了长久性利益，但政变又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走了国家的领导权，因为在政变过程中出现的形势变化突然使军队——也就是波拿巴——扮演了主角。

一、修改宪法的主张

共和七年的难关已经渡过，但在经历了一场如此严峻的考验后，同样的原因是否会导致新的危机呢？开春以后，法国的作战对象就只剩下奥地利，但战争也会在种种偶然因素的作用下重新扩大。内战烽火没有停息。10月14日，在布尔蒙的一声号令下，舒安党先后夺取了勒芒、南特和圣布里厄。这诚然是短暂的胜利：塔拉伏迅速敉平了旺代的叛乱，埃杜维尔通过谈判平定了卢瓦尔河以北地区。但反革命的威胁始终存在。更何况，各路大军如今已退到了国界之内，它们又从哪里去筹措军费？公职人员和年金收入者纷纷叫苦，公共机构欠账很多。国民要求和平，却不考虑如果仍要尊重制宪议会的社会业绩，政府又怎么能去取得和平。资产阶级看得比较远，他们暂且一点不慌。西哀士稳掌着舵盘，穑月法律或者将推迟执行，或者将适当通融。但是，雅各宾的阴影仍使他心怀恐惧。共和八年的选举将会产生怎样的政府呢？这对热月党说来是个首要问题，因为他们要保住政权，目的自然不仅为了保卫共和国和革命，而且也有着个人的打算。总之，人们已不能忍受每年循环一次的那种不安定局面。

最后，对波拿巴又该怎么办？他于10月14日到达巴黎后，处处装出一副谨慎从事的共和分子的样子；他经常出入法兰西学院，同那里的意识形态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然而，所有人都把目光注视着他，似乎谁也没有想起，波拿巴对重启战端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共和国不久前取得的胜利中却无点滴之功。人们没有责备他去冒险远征埃及：可恶的督政们把他远遣异乡客地，而他却能挫败阴谋，这是怎样的奇迹？他两次意外地逃过了纳尔逊的拦截，的确是福星高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使人们确信，对波拿巴说来，重要的不是去说服才智低下的芸芸众生，而是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功业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令人无从预料的出奇制胜使他们耳目一新。波拿巴在康波福米奥和约后曾任政府的顾问，现在可以让他作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军事。但人们怎能相信他会就此满足。他还年轻，不到担任督政或部长的法定年龄。

修改宪法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紧迫。在果月十八日后，持这种主张的人不断增多。三督政不相信法国可能实现共和三年的宪法，他们早在起草姊妹共和国的宪法时已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因此，姊妹共和国的宪法在共和三年宪法的基础上作了重大修改，以便扩大行政权的权限。本雅明·贡斯当、斯塔尔夫人以及继承启蒙哲学思想的思想家也有同样的倾向。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还是西哀士，他从共和三年起就一贯反对议会通过的宪法，他的想法后来有所变化，我们只是在布莱、多弩、罗埃德累转述的西哀士在政变后的谈话中得知，这些想法部分地被写入了共和八年的宪法。

鉴于不可能立即修改宪法，西哀士在当选督政后就考虑搞一次政变。两院中的多数派虽然认为政变十分必要，却不肯采取主动。因此，政变必定如同果月十八日事变那样是军事的和反议会的，而且更带冒险性。两院在共和五年曾以拯救宪法为借口，向督政府作了让步。这一次，问题就不仅是要破坏宪法，而且要限制两院的职权。如果两院进行抵抗，就必须将它们解散。西哀士是否看不到这种后果呢？政变只要一搞成，势必会导致军事独裁，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西哀士事先同军事首脑达成了协议，那也没有任何办法能约束军事首脑完全遵守协议。看来，他可能希望两院在政变威胁下会同意与他一起起草新宪法。既然西哀士没有作这方面的准备，人们怀疑他是否真有这种幻想；在以上情况下，他的草率从事使他自己反受其害，轻易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对军队说来，形势也与共和五年那时大不一样。军队曾乐于帮助驱逐王党，而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付共和派，甚至雅各宾派。军队并不喜欢“律师”，它需要一位具有崇高威望和无可指摘的革命经历的统帅。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任何人都比不上波拿巴：机遇促使他取得成功。除了与谋反者结合在一起，他别无出路。由于擅自离开了部队，他的合法地位岌岌可危。作为停职待命的将领，如果在督政府和两院中找不到同谋，他便不能担任巴黎卫戍司令。困难在于他不肯同巴拉斯合作，对西哀士也很讨厌。塔列兰从中进行了调解。司法部长康巴塞雷斯显然参与了秘密。他们看来想瞒着富歇，后者打听到了消息，成为非正式的同谋者。在元老院方面，院长勒梅尔西埃以及议院的几名督察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五百人院则有担任院长的吕西安可以依靠。茹尔丹、奥热罗、贝尔纳多特等几名将领保持沉默；大多数将领热烈地拥戴波拿巴；莫罗因旧恨未消，不肯出力。军需商科洛拿了一笔钱出来，这当然不是仅他一人。雾月七日（10月29日）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在清账前暂时收回发给金融家的委托书，这些委托书于十九日晚又交给他们。

二、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和十九日（1799年11月9日和10日）

为了给政变寻找根据，人们便散布恐怖分子在图谋不轨。很多人对这项指控没有怀疑，因为从穑月以来这类传闻已充斥报刊，斯塔尔夫人的一段话可以证明当时的恐慌情绪达到何等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残酷的迫害随时可能发生；我对此深信不疑，因而把我存在经纪人那里的钱全部收回，由我的两位最亲密的朋友和我分别保管，随时准备动身前往外国。我每时每刻都在注意来自圣克鲁的消息，根据消息的好坏，决定提前或推迟动身的时间。”

政变看来在巴黎之外进行更有把握，恐怖分子图谋不轨可作发难的理由。元老院召集了非常会议，对有嫌疑的议员故意迟发通知。非常会议于雾月十八日通过决定，把会址迁往圣克罗宫，这一措施是合法的。但是，会议任命波拿巴为巴黎卫戍部队司令却属非法，因为任命只能由督政府作出。将领们已在胜利街波拿巴的家里会聚，部队则以检阅的名义已经集结完毕。如果多数督政拒绝承认元老院的违宪决定，或许会有某个将领站出来反对波拿巴。一切都取决于巴拉斯，而巴拉斯却辞职出走。戈叶和穆兰在交出辞职书前始终在莫罗的看管之下。

十九日，军队前来包围两院的会址圣克罗宫。谋反者因未作任何防范，事态转而恶化了。未能出席十八日会议的元老院议员提出了抗议，指出该院不拥有动议权。波拿巴在发言中再次指责雅各宾派，却提不出任何积极的建议。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在下达命令或在无人顶撞的情况下才善于讲话。当有人援引宪法时，他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践踏了宪法，宪法已不再存在!”五百人院的情形更糟：未经传召，波拿巴有什么权利进入会议大厅？在成群议员的围攻下，他离开了会场，到处响起一片斥责“不法之徒”的叫声。吕西安为他的兄弟辩护，那也无济于事；他在卫兵保护下离开了。波拿巴向部队作了鼓动演说，效果不大。吕西安骑在马上讲话，指责议员受英国收买，发动叛乱，要用匕首刺杀将军，这才使士兵跟着他走。立法团的卫队终于跟着行动，吹起冲锋号，把在橘厅中正在开会的五百人院驱散。

元老院以及在晚间才好不容易集中的五百人院少数议员共同决定两院休会，开除六十二名议员，新成立两个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负责投票通过三执政提交的法律，并与三执政一起起草新宪法。波拿巴、西哀士和罗热–迪科三名执政名义上一样平等，但任何人都不会信以为真。从图谋不轨到匕首行刺统统都是谎言，政变是谎言的节日，也是受骗的节日。波拿巴的地位压倒了西哀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