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受尽屈辱又丢脸，将政府迁到巴黎，这立刻使王后成为巴黎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10月的那些日子，在她的性格和她的生命中是特别重要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专门谈谈她。因为她产生了那么大影响，她的命运又是那么令人悲伤，她是欧洲历史上所有女性中——也许只有一位除外——最吸引人类、也最令人伤感的。在她权势最大的时期，事实已经证明，她的才能不足以掌控那么大的权力，由于她与人串通赶走了杜尔哥，因此，即使在她的母亲眼里，她也已经把脸丢尽了。宫廷中流传着种种有损于她的清誉的轶闻；在钻石项链事件中的栽赃诬陷，也太明显了。一位教会贵族以他的信仰打赌，觉得她怎么也能洞见真相，但她却没有，以至于她自己的亲妹妹也对她心存猜忌，两人形同陌路。她所信奉的宗教也没能抑制她的轻浮；但在她的不幸降临之前一两年，她开始变得谨严持重了；在那些不幸终于得到最后解脱的时候，神父进入囚室，而她已经从容准备就死了。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她作为宫廷中最强大的一股反自由主义势力而令人畏惧，巴黎的国会则将她视为镇压活动的幕后主使。在1789年6月份决定性的日子中，正是她说服路易十六，为了贵族的利益而放弃了那些本来可以拯救他自己命运的改革机会。逃亡者则让她孤独地面对怒火中烧的人民。10月份那可怕的经历让她那么近地看到了死亡，使她那么清楚地感受到了她给自己招来的那么强烈的憎恨，刹那间，她从自己轻浮的生活中清醒过来了，她的性格大变。就在那一刻，她开始提醒她周围的人，她是谁的女儿 (1) 。确实，她既无知，又容易情绪化，因此，她从来不会成为国王可靠的顾问。但她具有决心、勇气和自制力，因而，她有时能够让她的丈夫那容易摇摆不定的精神坚定起来。她非常勇敢，因而不容易被吓倒，因此，她一开始拒绝了米拉波伸出的援手；而在她屈尊俯就请求帮忙的时候，为时已晚；她自己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她本来就没有抱多大信心和希望。对于那个时期突然崛起的种种力量，对于那种本来可以拯救她的观念，也即将贵族制度中最好的成分与共和制度中最好的成分融为一体的治理模式，她既不喜欢，也没搞明白过。但她并不固执于那些过去曾使她的国家强大的根本制度，王公贵族与流亡者的敌意，反而使她对旧政制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孔代（condé）曾说，她是个民主人士；而她也确实乐于用类似于托利党控制时期的英国那样的政体，来取代法国1791年的政体。她更多地是由于缺乏诚意，而不是由于对传统权力的渴望而灭亡的。国王被砍头之后，有人听到，一向被认为是帝国高级教士中间最有洞察力、也最开明的邦贝与维尔兹堡主教兼大公（prince bishop of bamberg and wurzburg）曾说过：“应被砍头的其实是王后。”但我们看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因而，我们不能让她因自己的愚蠢和失误而遭到的报应影响我们的判断。

玛丽·安托瓦内特与米拉波之间的谈判及米拉波为维护立宪君主制而进行的努力，将是本章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在成功地迫使宫廷搬到巴黎之后，民众变成了主宰一切的力量。外地的无政府状态与本地主要的反对力量的消散，也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其中，穆尼埃是第一个离开的人。在凡尔赛陷入混乱状态的时候，他是国民议会议长，他不得不在羞愧之中辞去议长职务。他曾试图挑动他所在的省抵制国民议会，因为它已经背离了人民对它的训令，背弃了选民们的意志；然而，他的家乡和权力根据地多菲纳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只能流亡。拉里·托朗达尔和一批比较中庸的人士也步其后尘。他们对自己的国民绝望了，他们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于是，他们也助长了他们已经预见到的那些暴行更快地到来。

曾经遭到保守分子反对的制宪活动，现在又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破坏。马卢埃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一直就没有穆尼埃那么有名，也没有穆尼埃那么热忱，但他也不像穆尼埃那样轻易地就灰心丧气。左派现在已经能够在国家的方方面面贯彻他们自己对《人权宣言》的解释了。他们主要受两种观念的控制。首先，他们不信任国王，认为他是多余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而他们不可能屈从于国王对他们施加太多约束和控制；其次，他们也相信，在个人专断统治下保障个人自由所必需的那些机制，在人民统治的政体中是多余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唯一的力量就是公众的意见。这两种观念会导向同样的政策结果：两者都倾向于加强代表国民的议会的权力，也倾向于削弱由国王代表的行政性权力。米拉波在其有生之年中全力以赴所要做的，就是遏制这种倾向。令他内心忧惧的危险，已经不再是国王的强权，而是国王的弱势了。

旧秩序已经崩溃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办法和势力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国家将由新的原则、新的政府形态、新的人物来统治。有助于社会维持秩序的习惯和传统、乡里联系和个人信用也都消逝了。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危险而混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迫切需要的正是一种强有力的行政管理。这正是成熟的政治家的想法，主宰米拉波的正是这种想法；在他生命最后那段曲折而充满冒险色彩的岁月，指导他的活动的一直就是这个想法。他认为现在不需要戒备行政权力了。大臣将由国民议会遴选，他们应当引领国民议会，也将由国民议会来控制，这样一来，就没有理由再担心他们、限制他们的活动。这并不是从孟德斯鸠那里学到的观念，主张分权的理论家却常将这荣誉归于孟德斯鸠。其实，米拉波是在1784年到英国旅行期间熟悉这种观念的，那时他看到，英格兰人支持国王对抗国会。从那之后，他开始形成了一种具有爱国精神的国王的概念，这位国王是国民的真正的代表和受托人；事实上，这位国王看起来应当像一位皇帝。如果他的这一设想变成现实，那么，他的那位代表民意的君主将跟任何专制君主一样地危险，事实会证明，他的行政权力对于议会统治所造成的妨碍，与自拿破仑以来法国历届行政管理当局对议会统治的妨碍一样大。不过，在当时，米拉波的目的确实是明智，的、正当的，只有他还在捍卫着宪政的原则。在9月份整个一月内，米拉波在国民议会和报刊上提出了建立议会制内阁的问题。他已经准备了一份杰出人才的名单，他们将充当各部大臣，其中，他自己是一位无任所的内阁成员。根据这个计划，他本人和塔列朗成为政府的主宰者。但当时的大臣们不信任他，他们不希望他上台，而在10月6日他提出大臣应到国民议会听会的建议时，波尔多大主教怂恿蒙特洛西埃和朗瑞奈起来反对他。这两人都是道德高尚之士，两人都有一些造诣；他们之所以对米拉波心生反感，是因为米拉波显然在替自己打算盘。因此，他们提出一项动议，禁止议员担任政府官职。就在11月7日，对这一动议进行投票从而永远使米拉波不能参加国王御前会议的时候，国王的权力已经被剥夺了。这是制宪议会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议案，因为它埋葬了立宪君主制。

米拉波被迫将解散议会权作为保障某些美好东西的唯一机制。他知道，那次投票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应归罪于他本人的坏名声，但也是由于议员们普遍地不喜欢英格兰模式。现在他面临的问题是，他能否通过宫廷完成由国民议会完成不了的任务。他立刻起草了一份文件，敦促国王自己成为革命的领袖，成为革命的协调者和指挥者。普罗旺斯伯爵拒绝将他的建议转交给国王，不过，他推荐米拉波与国王的一位亲密顾问见面。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来看非常神秘，但它所带来的影响使米拉波与国王的弟弟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圣诞节期间，法弗拉斯（favras）侯爵被捕，人们发现，他是这位亲王忠实的手下，亲王曾雇佣他筹措一笔贷款，但他始终没有泄露其目的。有人说，他想用这笔钱把国王带出送到边界线一座城堡；其他人则怀疑，亲王正在策划一场反对革命的阴谋。

由于选举法已剥夺了无知和贫困者的选举权，可以发挥政治作用的公民仅限于那些交纳了相当数量税款的人。显然，这种将权力限制在有产者手中的排斥做法，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很好的攻击靶子。总有一天，一只机敏的手将操纵巴黎那些遭到排斥的民众，起来推翻中产阶级的统治。制宪会议将有被推翻的危险，它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猜疑。 (2)

根据米拉波的建议，普罗旺斯伯爵立刻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其中很有革命气概，并否认了法弗拉斯的说法。他的讲话是在维尔旅馆发表的，人们相信了他的话，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他那位不幸的忠仆则被指控背叛国民，并被确认有罪。法弗拉斯在一份坦白而明确的供词中问，他的生命是否已到尽头。他被告知，任何人也救不了他。法官劝诫，他最好像一个勇敢的人那样沉默地死去。曾经在最后一刻为他送行的神父后来曾公开说，法弗拉斯救了普罗旺斯伯爵一命。法弗拉斯坚韧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至死都保守着秘密。那些有可能连累到亲王的证据都被人拿走了，没有一位历史学家看到过。在他成为国王之后，这些至关重要的文件由那个掩藏这些文件的人的女儿还给了他。

有几个星期，普罗旺斯伯爵对权力相当热衷，他让米拉波推举他到首相那样的职位，或者到某种类似于17世纪罗马帝国的红衣主教－侄子 (3) 的地位。他有能力，审慎，在某个时期，也相当受人欢迎。但他优柔寡断，贪图安逸，自视甚高。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他跃跃欲试，那显然是米拉波积极怂恿的结果。国王和王后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普罗旺斯伯爵，但他身边有米拉波这样一位忠仆，他就变得令人生畏了。内克尔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很容易地就挫败了米拉波的计谋。国王应当免去一切客套，来到国民议会，发表一个出人意料的政策声明，认可这场革命的全部成就，不管它走得多远，尤其是支持最近将省分为区的做法。

在这一天之前，国王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勉强的，都是面对强迫不得不退让的结果。每一次让步都是一次失败、一次投降。2月4日，国王没有面临眼前的压力，所以，他有意走到了运动的前列。这不是一次软弱的行动，而是一次深谋远虑的行动；这不是一次被迫接受或默认伤害的行动，而是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行动。国民议会立刻作出反应，以公民的名义宣誓维护宪法。现在，由于那些特权等级已不复存在，所以，没有谁能够说清，这种表演想达到什么目的。那个宪法本来是为了保护那些遭到抗议的特权等级的残余而制定的。

米拉波的贵族兄弟们已经扔掉了他们的刀剑，他们说，在国王已失去他的权杖之后，绅士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米拉波本人对于这种局面——他曾说这太滑稽可笑了——非常气愤；他说，大臣们无权逃避自己的责任，让国王任人侵凌。米拉波看到，他的主人已被人巧妙地扔到一边，无依无靠；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深刻考虑已经遭到挫折。而他从来就不缺乏的敏锐，这一次却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实现人民与国王的和解，让行政机构赢得人民的支持，并由国王指导革命实现其目标，这些本来就是他以前提出的建议的翻版，是从他的众多宣言中抄来的。

这一点的重要意义立刻被王后的外籍顾问们感觉到了。梅西·阿尔根托（mercy argenteau）在那个王朝一直是奥地利驻法公使，是王后忠实而又机敏的朋友。他建议，如果他们真诚地接受这一方针，他们就完全能够争取到那位政客，这样，他们就可以夺走普罗旺斯伯爵的幕后策划人，从而使他无所作为。因为，魔术并不表现在那根魔杖上，而表现在耍它的人的手里。

王后犹豫不决，因为米拉波在她还住在凡尔赛的最后几天曾威胁过她，而且现在并不能证明，他没有产生过谋杀她的企图。她宣称，任何东西也不能让她见米拉波，她希望有人能想办法驯服米拉波，但他也应当对他的行为承担责任。梅西可不管她的顾忌，派人去找拉马克，拉马克住在比利时的家中，他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4) ，积极支持建立一个联邦的共和国，因此，他并不怎么喜欢玛丽·安托瓦内特。拉马克跟米拉波很熟，一直向他提供金钱资助。他安排了这次谈判，但根本就没有指望会产生什么结果。在他的家里，梅西与米拉波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他们相见之后，彼此极为投契。米拉波建议说，国王应当离开巴黎，这一建议后来有了结果。梅西并没有透露宫廷的意图，米拉波则继续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他与拉法耶特商讨资金或外交公使的问题，他也攻击教士，此时，国王与教士的事业之间越来越没有共同之处了。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那著名的一幕，米拉波宣称，从他所站立的地方能够看到那扇窗户，一位法国国王曾由这扇窗户向那些抗议的臣民开枪射击。莫利没有意识到那个圈套，他从他的座位上跳起来大喊道：“胡扯！从这里根本就看不到！”

他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显然尚没有表明自己是宫廷的可靠的忠实朋友。那年春天，有几周时间，谈判没有什么进展。最后，拉马克说服王后相信，他的朋友米拉波被错怪了，10月份的犯罪行径不是他搞的。国王则提议，应该请他书面写下他的看法。国王最后决定，拒绝拉马克提出的应当向大臣们公开这个秘密的建议。他公开向梅西表示，他打算很快就用那些能够跟米拉波合作的人替换他们。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立刻把自己无可挽回地交付给那个他不信任的人，他自己却是这场试验的唯一对象。结果，米拉波攻击的第一目标就是内阁，支持国王的势力分裂了。局势就这样从一个误会走向另一个误会；而这种对内克尔的敌意遮蔽了现实。1790年5月10日，米拉波起草了一份文件，由拉马克转交给王后。这份文件产生了效果，促使宫廷积极完成了整个交易。拉马克问米拉波，他的条件有哪些。米拉波回答说，如果他的债务能够被清还的话，他对每年收入1000法郎就很满意了；但他担心，自己来偿还这些债务是一个太过沉重的负担。经过打听，宫廷发现，米拉波欠别人的债务也就是小小的8000法郎。路易十六掏钱替他偿还了这笔债务，并答应，只要他在国民议会，每年就可以得到3000法郎，不管国民议会什么时候闭幕，他都可以得到100万法郎。

就这样，双方都觉得踏实了。米拉波不能搞砸了，否则，他不仅会丧失每年的收入，还将丧失总共4万法郎的收入。国王也不能与他断绝联系了，否则，他就要损失那笔支付给米拉波债主的钱。图卢兹大主教承担了处理这笔交易的微妙的任务。他不断地与米拉波的债主见面，两个人之间因此有了一种奇异的亲密关系。

摆脱了债务负担后的米拉波欣喜若狂，忘记了审慎和小心。他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在乡下买了一套房子；他大量购买书籍、绘画，买进马车和马，用六个仆人伺候的晚宴招待他的客人。几个月之后，他又缺钱了，国王没问一声就又给了他一笔钱。最后，政府提议，为他购买一份终身年金，其中的四分之一在议会解散之后支付。但这一计划没有能够付诸实施。到去世时为止，米拉波共从国王那里拿到过12000法郎。作为回报，从1790年6月1日到次年2月16日，米拉波共为宫廷撰写过51篇备忘录，讨论时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提出了大量政策方案。半个世纪之后，这些备忘录为人所知，令米拉波的名声大增，有人将他对国王的提携与指导，与马萨林 (5) 的最后10年，或执政府（the consulate，1799—1804年）开始那一段，梅特涅的头6年 (6) 或俾斯麦的头8年 (7) 相提并论。

米拉波本人对自己的新职位很自豪，他依靠这种交流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好名声。他是因为自己的意见而获得了那些分内应有之报酬的。国王已改变立场倒向了他，他却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以迎合国王的意愿。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在绝对君主制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稳固的代议君主制。对于与特权同流合污的国王，他毫不妥协地予以反对。而对于不与特权串通一气的国王，他则是可以信赖的、古道热肠的朋友。

库克船长为米拉波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忠诚的机会。在库克进行最后一次远征时，领航员访问了那个以他手下的海军中尉温哥华的名字命名的岛屿，驶进了努克塔海湾（nookta sound）。他的报告让法国政府不能不关注那里。三四年前，西班牙人就已到了那里，并已正式占领了那个地方，而一直向南扩展达到了海岸的俄国人也承认了他们的权利，并撤退了。但这个地方在离他们实际占领的地区极远的北方，因而英国探险家们得到法国政府的允许定居在那个地方，与中国人进行皮毛生意。一两年后，西班牙人全副武装地到来，赶走了这些英国人，没收了他们的轮船和货物，并声称他们拥有合恩角中部到阿拉斯加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他们要求英国大臣惩罚本国这些侵入西班牙占领区的家伙。他们也装备了一支由14只帆船组成的舰队，并向英国代办保证，这是保护他们免受大革命冲击的唯一办法。英国首相皮特并没有因为这些保证或因为西班牙人释放了那些被没收的船就善罢甘休，他已经下令贸易商采取一切行动，旨在抵制西班牙人对超出其实际占领区之外的地方的占有权。现在，他要求对那里的占有权进行重新分配，并派出了一支势力比当年纳尔逊击溃西班牙、法国联合舰队的那支舰队更强大的舰队。根据1761年的条约，西班牙要求法国提供支援。如果法国人开始备战，就像西班牙人那样，那么，就有理由期望英国人在胜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接受西班牙人开出的条件；而如果法国人在这样一个显然应该介入的局势下拒绝支持西班牙，西班牙就有权自由地去结交新盟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支持这项请求。如果英国因为分神而无法关注中欧，如果法国专注于西方事务，对皇帝来说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法国大臣们承认自己负有支持西班牙的义务，并开始备战。

5月4日，就在米拉波与宫廷刚刚进行了第一次谈判之后，这个问题就摆在国民议会面前。人们普遍地相信，战争将加强行政部门的权力。民主派领导人拒绝承认家族之间的这种协议，他们认为，这种同盟不是国家间的同盟，而是王室之间的同盟，而这些东西，正是他们要从根本上予以消灭的。他们向英国议会发出求和信，并声称，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有权决定战或和。

米拉波与其他人不同，他认为一场欧洲大战将对君主政体构成危险。但他正准备进行一场议会内部的战争，打算将陆军和海军的指挥权保留给国王。他要求，国王应该拥有宣布战争或和平的行政性权利；这正是由议员来充任大臣的那种政体 (8) 中的一项原则。但在法国，大臣被排除在议会之外，因而并不适用于这一原则。巴尔纳弗就是这样反击米拉波的，并使米拉波无言以对。5月22日，米拉波发表了他最为有力地论述立宪君主政体的讲话，他坚持认为，即使将战争的最终决定权授予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也只能根据国王的提议作出决定。在立法活动中，国王没有提案权。米拉波却确立了国王在决定战争、和平问题上的创议权。这是那项秘密协议结出的第一个果实。这个新的同盟证明了，米拉波不仅是个才干出众、意志坚强的人物，也是个忠诚的人物。由于这一次他提出了超出他所能获得的范围之外的要求，他一度严重丧失了信誉。从那一天起，他对君主制的过分忠诚反而使他成了猜疑的对象。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他发表了他第一次讲话的修订本，不过有人却并排印出了两个不同版本，揭露了这一骗局。他为国王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一事件巩固了双方的结盟关系，把他的地位与国王紧密联结在一起。

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说法国永远不会为进行征服或反对自由而开战。看到这份声明，西班牙就没有多大指望了，皮特变得目空一切。谈判一直持续到10月，国民议会成立了一个对外关系委员会，米拉波则控制了这个委员会，他发挥自己的全部影响力追求和平，获得了英国的感激和黄金。最后，布勒斯特 (9) 舰队的哗变倾向也被解决了。

伟大的波旁同盟解体了，皮特的这一标志性胜利应该归功于大革命的精神和米拉波的影响力。他对君权的捍卫理应获得奖赏，在秘密觐见时，他也被玛丽·安托瓦内特接受了。这次见面安排在7月3日，在圣克卢德（st. cloud）。米拉波并不信任他的这些新朋友，他吩咐化了装给他驾车的侄子守在后门，如果他在三刻钟内没有出来，就去叫警察。然而，谈话进行得相当令人满意，米拉波在亲吻王后的手时非常殷勤地说，君主政体已经安然无恙了。谈话中他很诚恳。王后是个滑稽演员和骗子，但并不是诡计多端的人，也不是肆无忌惮的阴谋家，而不过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的没有经验的女儿而已。她从来不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当他继续大声抨击右派的时候，国王和王后大摇其头，并一再说，他实在是不可救药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们作出的最后一个决定是，拒绝了他提出将他们带往瓦朗纳斯的计划。而在那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终于看清楚了，这个深通世故的自由撰稿人、提出过那些曾经受到轻视的建议的那个人，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依赖的力量最大的人，在法国，他们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大家现在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的才干和资源在迅速增长——自从他转而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以来，自从他与宫廷达成那个没有理由打破的协议以来。敌视宫廷的报纸三天后知道了他拜访圣克卢德的事情，并谮称已经知道了他用多少钱出卖了自己。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未免过于无稽，不过，他们倒也十分接近了解事实真相了；至少有20个人知道或者猜到了他与宫廷来往的秘密。

尽管这把剑悬在他的头上，这根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1790年秋天和冬天，米拉波的地位仍然不断上升，超越了所有的派别。在写给国王的便条中，他流露出了要打击那两个妨碍他的人的意图。对他来说，拉法耶特的实力太强大了，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时候，拉法耶特得到了热烈的赞颂。有4万国民卫队成员从法国各地聚集到巴黎参加这个联盟节。在修建于战神大道（the champ de mars）的一个圣坛上，塔列朗作了他的最后一个弥撒，法国认可了巴黎所做的一切。国王也出席了，但所有人都在为这位曾在两个半球上驰骋的英雄、向他那白色的坐骑欢呼。11月份，政府设立了一个新部，由拉法耶特的同党控制。米拉波试图与他结盟，但拉法耶特觉得不需要他的友情。拉法耶特说：“我曾经抗衡过拥有强大军队的英国国王，我也曾经抗衡过拥有一切权力的国王，我又抗衡过愤怒的民众，我才不会向米拉波低头呢。”

内克尔已经不能强有力地控制政府了。他不同意增加指券（assignat）的发行量。为了更多地保住自己的荣誉，他过起了默默无闻的退休生活。米拉波获得了胜利。米拉波最初反对指券，尽管克拉维埃勒（clavière）在他的报纸上为指券做辩护。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不仅肯定，教会的土地是发行货币的合适的担保，能使货币与黄金等价，他还希望完全用指券购买货物，从而完全废除金块。但当米拉波向国王拍胸脯保证，他所捍卫的这个计划将会失败、将会毁灭法国的时候，恶魔的马脚露了出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计划将使国民议会陷入难堪境地，从而使国王能够解散它。米拉波同样本着这种马基雅维利式宗旨处理教会问题。从内心深处说，在良心问题上，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他觉得，用宽容一词来形容那个与宗教不可分离的权利，太缺乏力量。但他希望搞一个宪法誓言，然后强加于教士，以刺激教士拒绝这一条。他拒绝作出国民议会不干涉宗教学说的保证，他准备提出僧侣立誓不婚的问题和离婚问题，为的是激怒教士们。他提议要通过内战恢复权力，而通往战争之路就是让人民破产和进行宗教迫害。与此同时，军事调查法庭裁定他诽谤当年攻击凡尔赛的行为；作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是外交政策的主宰者；内克尔和他的同僚——只有一位除外——面对米拉波，都甘拜下风；11月，他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当他请求休假离会之时，在巴尔纳弗的提议下，国民议会请求他不要离会。内克尔的内阁中唯一还保留职位的蒙特莫兰（montmorin）向他主动示好，于是，他们达成了谅解。在他写给国王的那些便笺中，最令人难忘的是记录他们谈话的一张。他们同意了一项联合行动的计划，据此，米拉波起草了第47篇便笺，这是一份论述如何操纵宪法、搞阴谋的专论，在这份他们往来的倒数第二份文献——最后一件是在圣诞节——中披露了他的方案。

米拉波从来没有背离过1789年的基本信念。假如路易十六倒向反动的逃亡贵族，米拉波肯定会成为一位共和主义者。而他希望自己能够退隐到外省的某个城镇，希望自己可以不再掌握国民议会的权力，或许能够依靠乡村地区对于国民议会的日益强烈的愤怒而分散它的权力。就在此时，舆论已经发挥作用，万事俱备，他开始投入精力，想在议员们组成的形形色色的派系之外，组织一个中间派。蒙特莫兰与有些派系的人物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也掌握着金钱。米拉波竭力争取其他人加入。一天深夜，他与马卢埃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马卢埃让他赞叹不已，而且，马卢埃也能够影响相当数量的票源。

另一方面，蒙特莫兰游说到巴尔纳弗的头上来了。下面这种想法看起来蛮有道理的：组织一个把左翼的巴尔纳弗与右翼的马卢埃联合起来的党派，从而使其强大到足以救济任何一方的失误，甚至可以与宫廷一道，彻底打败左、右两派。

1791年1月底，米拉波第一次当选为议长，他进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在这个位置上，他表现了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尊严和卓越。就在这个时候，国王的叔母们宣布，她们将离开法国去罗马。有很多人不同意她们离开，因为，如果能把她们留住，就可以更容易地把国王留在巴黎。米拉波则说服议员们，让他们觉得，干预这些王太妃们的事未免太无聊了。但她们上路之后，在路上两次被人拦住，两次又被放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了，巴黎陷入愤怒。在杜伊勒里王宫花园，爆发了一次骚乱，米拉波则从桌子上站起来。人们立刻安静了。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当国民议会讨论采取措施阻止王室外逃的时候，他向他们发誓，他绝不会遵守这种多管闲事的规定。他大喊一声，平息了左派的咕哝：“噤声！”（silence aux trente voix！）正是在这一天，他与左派分道扬镳了。这一天是2月28日，他准备参加代戴吉永公爵的晚宴，但到达的时候却发现，大门对他紧闭。根据拉马克的建议，那天晚上他去了雅各宾俱乐部，希望离间俱乐部与那些领袖们。但他已经露出了自己的底牌，而他的政敌们则知道了该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迪波尔和拉马克极其粗暴地攻击他，目的是想开除他。对于这场讨论，报纸并没有报道，但与会者中的三位则一致认为，面对反对他的力量，米拉波似乎已经惊慌失措、吓得魂不附体了，他坐在那儿，脸上直淌冷汗。他的反应跟平常一样，嘴上占了便宜，却没有能说服听众支持他。他灰心丧气地回家了。雅各宾派分裂了。

3月4日，英国公使戈韦爵士写道，统治权已经转移到米拉波手中了，但同一天，米拉波自己却向拉马克公开承认，他失算了，已经丧失了勇气。25日，国民议会中又就摄政王问题展开辩论，这一次，他说话相当谨慎，吞吞吐吐。同一天，那位公使又写道，米拉波已经展示了，他是唯一适合掌握权力的人。然而，就在那时，末日将至。就在雅各宾俱乐部那一幕过后不久，蒂索（tissot）跟米拉波见过一面，他觉得，米拉波看起来像个将死之人。劳累过度加上生活过于放荡，他的身体江河日下。他的兄弟劝诫他不要再酗酒，他却回答说，“为什么你对我这唯一的罪过心怀不满，而不能正确地评价我？”人们后来才想起来，3月份，当他遭到怀疑的时候，他曾受过病魔的几次攻击。3月26日，他被从乡间带回巴黎，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危急了。拉马克关心的是定于明天要进行的关于矿产资源的辩论。已经与托凯（tokay）安排好了，米拉波重复着这句话。这是最后的时刻了。米拉波又叫他的朋友回来，对他说：“你的事已经办成了，而我却完了。”当人们得知他病危之后，人们作出的反应似乎表明，任何东西都没能减少公众对他的信赖，也没能使他的名声失去光泽。聚集在他家门前大街上的人群，几乎堵住了出入他家的路。得知巴尔纳弗看望过他，他很满意，听到巴黎人民显示了对他那么深厚的感情，他也很高兴。4月1日，医生进行了一次会诊，他已经决心赴死了，他最后签署了遗嘱。塔列朗来看望他，呆了很长时间，拿走了一篇关于遗产法的著作。在国民议会中，他向依然忠于米拉波的朋友们诵读了这篇著述，他们反应冷淡，把它当成一个外行的作品。跟他那大约三十来篇讲话一样，这篇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他曾经与塔列朗争吵过，所以，塔列朗的到来令米拉波很高兴。因为，尽管他不是个信徒，但他也不希望让人家以为他拒绝宗教的慰藉。堂区神父也赶来了，但听说高级教士在里面，就走了；有一篇报道说，这个垂死的罪人已经接受了比奥顿主教更高级的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

米拉波从来都不知道，他所服侍的那些王室成员是如何评价他的那些计划的；他直到临死的时候都相信，只有他，才能拯救君主政体，现在，它将随着他的死亡而灭亡。他说，如果他还能活下去，他就要给英国首相皮特添点麻烦，因为，米拉波他的外交政策已经有一些改变了。1月28日，他还在谈论与英国永恒的兄弟友爱；但到了3月份，他已经为了俄国的利益而下令集结舰队，只是由于他遭到导致他死亡的那场疾病攻击才歇手了。不管他是支持英国对付西班牙，还是支持俄国反对英国，他的支持都是为了获取黄金。对于他的盟友们来说，他身患重病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假如他的政敌假扮成债主获准查看他的文件，那一定会发现很多致命的东西，足以毁灭很多人的声誉、要很多人的命。他死死地抱住那些机密文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就全靠这些了。在他快死的那一天，他把这些文件交给拉马克处理，曾经誊写过这些文件的秘书则自杀了。4月2日，星期六，上午，已经没有希望了，米拉波要求给他吃鸦片，在鸦片配好之前，他就咽气了。几位进行尸体检验的医生相信，他有中毒的迹象，但他们受到警告，他们可能会被撕成碎片，国王也会被撕碎。他们便噤声了。

尽管让人讨厌，并且人们已经预料他将遭到失败，但米拉波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超级人物。托克维尔曾写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本最出色的著作，或者是两本最出色的著作中的一种；他看到了这场革命的长远的后果，他形容这场革命乃是通过强化权力的统一，来延续并完成君主政体的任务。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可能是，这场革命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精神乃是权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剥夺行政性政府的权力，将其给予地方当局。行政当局不能进行统治，因为它必须将命令传达给不属于它本身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不是它任命的，它也不能免职，更不能控制。国王被剥夺了行政性权力，也已经被剥夺了立法性权力。如果由国王任命的大臣都是国民议会推举的议员，那么，就不应该再有旧政体下合情合理的对行政机构的那种不信任。如果米拉波有这种想法，他或许可以将大革命拯救出来，使其不至于从过分的权力分散而堕落为暴政。假如他是大臣，他或许能够拯救那部宪法。其实，使他的天才无用武之地的原因，并不是国民议会对他不信任，而是他自己的生活激起了别人的强烈反感；他的事业之所以失败了，是因为议员们认为他太坏了，不能让他掌权。

如果用公共伦理的检验标准——这是人们有望同意的用于衡量政治行为的唯一的标准——衡量米拉波，最后的判断不可能有什么疑问。他的政策归根到底就是一场巨大的阴谋诡计，他公然地做那些可能会带来好结果的坏事。左翼中间派的这位创始人所做的事情，与莫利及其肆无忌惮的右翼同仁们所做的事情相比，同样地声名狼藉。他的事业从来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他从来没有让国王或王后跟他同心同德。

我们用纯粹政客的标准来考问他所得到的答案，与我们问他是渴望得到整体的强权实力、还是希望得到部分的自由这个问题所得到的答案，会有所不同。米拉波不仅是自由之热爱者，还是联邦制的拥护者，而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曾认为，联邦制是实现自由的条件。如果让米拉波说真心话，他会说，舍此之外，不会再有任何办法能使法国这样的大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如果在这一点上他是真诚的——我也相信，他确是真诚的——那么，他就完全有理由在他的同胞的记忆中获得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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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她是奥地利女王maria theresia的女儿，这位女王在国内行开明专制，并竭力扩张奥地利的势力。——译者

(2) 不知何故，这一段与上下文无关，请读者鉴别。——译者

(3) cardinal-nephew，16、17世纪最为盛行的一种习俗，教皇会将其首席大臣或最重要的顾问认领为侄子或类似的亲戚，并将他提升为红衣主教，让他来监督管理他的重要行政管理事务。——译者

(4) 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长。——译者

(5) mazarin，1602—1661年，路易十四年幼即位，他以红衣主教的身份任首相，自1643年起至1661年，加强王权，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译者

(6) metternich，1773—1859年，1821年任奥地利首相，一直到1848年被解除首相职务。——译者

(7) bismarck，1815—1898年，1862年起任普鲁士首相；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后任宰相。——译者

(8) 英格兰议会式政体。——译者

(9) brést，法国西部港口，是重要海军基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