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5月6日拉开帷幕、6月27日闭幕的那场戏中传达出来的看法就是：国王将使法国人民享有自由，因为国王将听取他们的每一个呼声；应召显贵们已经提出了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普选权，最高司法机构也公布了未来的宪法，教士和贵族在大选期间已经作出了最严肃的承诺；还有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所称赞的英国的样板，还有更有说服力的美国的榜样；当然还有本国的经典作家们，他们一直七嘴八舌地宣称，所有权力都必须受到控制，群众必须被从贫穷中拯救出来，个人决不能受到强制约束。
当第三等级出现在凡尔赛时，他们在那里要求得到自然赋予人类的共有资产，而他们一致认为，他们以前被不公正地剥夺了享有这种资产的权利。他们并不想跟国王过不去，国王已在受到打击之后屈服了，不敢跟他们叫板了。他们是希望与国王也公然所反对的那些阶层达成协议。在他们跟国王、跟贵族一样自由之前，他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现代的绝对君主制已经退却了，但土地的古老所有者却仍然存在，他们仍然在国家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仍然有一个复杂的荣誉和强征暴敛的制度，他们仍然可以通过这套制度羞辱中产阶级，使下等阶层一无所有。有教养的大众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只需要削减这些特权以使贵族阶层不再占有优势地位他们即可满意。但乡村民众所考虑的却是废除早已过时的封建制加给他们生活之上的每一样负担。
这两个阶层并没有分裂。他们共同选举产生了他们的国会代表，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党人与社会意义上的民主党人之间的裂缝还不显眼，尽管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构成两个阶层之政策的是同一个原则，他们使用着具有相同含义的用词。他们要求既在国家活动中，也在社会生活中，都享有自由。他们提出，必须停止压迫，不管是打着国王的旗号的压迫，还是打着贵族制度的旗号的压迫。一句话，他们除了要求自由之外，还要求平等，要求同时消灭封建制和绝对君主制。平等是这两个阶层最迫切、最主要的要求，因为国王事实上已经让路了，而贵族却还没有。
以后还将持续进行的战斗，立刻就在平民与贵族之间爆发了。这是那些由于法律的压迫而注定要陷入贫穷的人，与那些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而获取自己财富的人之间的战争。如果法律保持不变，则一方就将因为匮乏而丧生；而另一方如果作出让步，就会被消灭。因而，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冲突。
攻击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活着的地主们，而是还没有被埋葬的过去。这与社会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也不关地租高昂、年景不好、地主贪婪的事。人们所考虑的并不是所有这些，而是希望摆脱不合理的、模糊不清的法律，正是由于这些法律，一个贵族的土地只用交纳3法郎的税，而一个平民的土地却要交14法郎，仅仅因为一个人是贵族，另一个人不是贵族。人们主要是针对这一点，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要求。
选举已经突然使下面一点变得明确了：如果说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财富曾经被国家拿走，那么，另一部分就将被人民拿走；一个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的自由社会，将不会允许统治阶级对无人保护的民众进行那种由来已久的强征暴敛了。当应召显贵们建议给予每个人投票权的时候，这一后果，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人们才逐渐看清这一点，而在大众的要求中，没有任何有关贵族利益的规定。
面对巨大的危险，特权阶层收紧了自己的队形，向国王施加压力，要求他抵制变革，以确保其不受伤害。特权阶层人士变成了保守派。廷臣都站在他们一边，其领袖是达尔托瓦（d'artois）伯爵，包括王后及其最亲密的圈子。
国王仍然坚定地相信，民众政府（popularity）是最好的权力形态，他要依靠富裕的贵族们对于民众的深刻恐惧迫使他们服从他的意志。因此，在第三等级施加压力使贵族不能采取行动之际，他都在静观事态的变化。在经历了冗长乏味、一无所获的五周之后，第三等级发起了自己的进攻，国王则可能失去了信心，也可能是出于同情，一步一步地站到了贵族一边。面对即将到来的前景不明的变革，国王退缩了。
当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在5月6日早上相聚讨论国是的时候，他们彼此互不相识。当时他们必须谨慎从事，并占据一些阵地，使自己不至于分裂。不过，只要他们的权力仅限于认可政府的权力，而并不讨论更为复杂的问题，他们的一致同意就不会怎么危险。其他等级代表当时都觉得，他们很快就可以检阅自己的收获。但这次投票，贵族以141票的多数表示赞成，教士则只以19票的微弱多数赞成。人们立刻就注意到了，特权等级也已经出现了裂痕，教士等级中站在第三等级一边的人数，几乎跟站在贵族一边的人数相当。明智的做法是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在妥协的办法用尽之前，在他们还找不到团结行动的理由之前，就放弃暴力。中庸的政策是马卢埃所主张的，他具有洞察力和实际经验，长期服务国家使他老练成熟。但人们却说，他曾经为奴隶贸易辩护，他企图排斥公众参与政治辩论，他甚至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就宣布保护上等阶级实际的和形式上的要求。他的话很快就在议会中没人听了。但他是个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因为他既不受古代的成见的影响，也不为现代理论所左右，他从来没有忽视可能有利于某个阶层的公共利益。有利于穷人的最慷慨的一个提案就是他后来提出的，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才召集了议会，为的是与其他等级进行协商。
他得到了穆尼埃（mounier）的支持。穆尼埃是那个时代思想最深刻的人，在议员们中也最有声望。他是格勒诺布录（grenoble）的地方行政官，他曾用高明的艺术和智慧管理多菲内省（dauphiné）的地产，使所有等级、所有派别的人都能和谐共事。他们要求平等的代表权，他们给其选出的国会代表授以全权，而并没有写什么书面授权指导原则，他们仅仅要求应当建立一个自由政府，以使他们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他们已经作出决定，他们省获得的特许权，是不应与国民新的、理论上的权利相提并论的。在穆尼埃的指导下，高级教士和贵族们联合宣布，人的主要自由是由自然赋予人的，而不是由容易朽烂的头衔证书授予的。旅行者曾将有关英国制度运转的知识传授给他，他属于孟德斯鸠学派；但他是个不受教条束缚的信徒，是个有识别力的崇拜者。他认为，孟德斯鸠是激进的非自由主义者（illibreral），他相信，孟德斯鸠提出的那个分权而又不使之分离的著名理论，其实是古人早早发现的很普通的见识。他认为，国家的不同，不是表现为性质之不同，而更多地体现为进步阶段之先后，英国那样的政体不是适用于某个地区，而是适用于一个时代的。他属于华盛顿所代表的那一类政治家，以一种保守的气质而提出了一种具有如此强烈革命色彩的学说。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掌权的大人物显示出他们缺乏同情心和吸引力。穆尼埃则拒绝见西哀士，并一直在公开抨击及贬低米拉波。他立刻获得了影响力，在公众中得到了声望，在建设性那一派中，他自然而然地成为领袖，这一派也一度占了上风。然而，在遭遇挫折之后，他那严厉而刚毅的性格却导致了不幸，由于他只有一条防线，因而战术上的失败就轻易埋葬了他的事业。他尽管早早就陷入绝望之中，曾对自己在伟大的6月中发挥的作用大声表示忏悔，在欧洲面前展示他的沉痛之情，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任何等级、任何家族、任何人的利益都不能高于国民的利益。拿破仑曾用讥讽的口气对他说：“你还是1789年时代的人。”穆尼埃回敬说：“是的，阁下，那些原则是不会因为时代而变化的。”
他希望采用英国的模式，这就意味着：按财产选举代表，根据功劳而不是根据血统原则组建上议院，国王拥有否决法案的权力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光有保守主义力量的积极合作，是不能保证建立这一模式的。要使自己的想法获得多数支持，需要其他等级的人改变立场，不是被征服而勉强改变想法，而是经过说服之后自愿改变想法。但米拉波和他的朋友们唯一的愿望是让贵族们出丑，揭露他们的顽固和傲慢，然后在没有贵族的情况下处理问题。而穆尼埃要实现自己的计划，却需要一种真正的和解。
教士们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在他们的干预下，贵族也同意参加这个会议。5月23日，非常信任穆尼埃的维厄内（vienné）大主教宣布，教士们已经认识到了须履行平等纳税的义务。为贵族辩护的卢森堡公爵也作出了同样的声明。他说，他们的目标是不能改变的，不过，他又补充说，在宪法问题解决之前，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贵族们拒绝放弃以前实行的各个等级分开批准政府权力的模式。当平民等级反驳说，在国内纷争不已的时代效果不错的办法，未必适用于1789年这种田园牧歌般的太平时代，此时，如果他们轻看这些观点，是不能怪罪别人的。
这次会议失败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证实了内克尔的想法：他的等候并不是徒劳的。他接受了米拉波的提议。在这之前，米拉波一直因为他私生活中显眼的丑闻而声名狼藉，他出于生存压力而写的著作，也没有能够恢复他的良好名声。人们对他敬而远之，不是因为他跟他那帮人一样残忍和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有谎话大王和剽窃的恶名：在一次蹲监狱期间，他在与迪蓬·德·内穆尔（dupont de nemours）的通信中得到了一份重要的备忘录，其中体现了杜尔哥关于地方政府的思想。他抄写了一遍这份手稿，把它呈送给首相，说是自己的作品，又将另一本作为杜尔哥的作品出售给书商。后来，他威胁说，他要到普鲁士出版他的信件，但如果政府愿意掏出他能从出版这些书信中挣的钱，他可以不出版。蒙莫兰拿出了这笔钱，但条件是他放弃自己在普罗旺斯的候选人资格。米拉波答应了，后来把这些钱花在游说上，又通过出版他写给国王的信挣了更多的钱。在竞选期间，他靠着自己的冷酷、厚颜无耻和钱财，很快就占了上风。那些反对他的贵族们未来都将感受到他的能力。骚动爆发后，他亲自去抚慰他们，他在200名随员的护从下从马赛跑到埃克斯（aix）。他同时被两个地方的第三等级选上。于是，他来到了凡尔赛，希望弥补自己投入大选的钱财。在那儿，人们很快就看出了，他拥有的精神上的能力之高，与他行为之卑劣，实在不相上下。马卢埃曾形容他是唯一一位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大革命将通往何处的人，他的政敌穆尼埃也坦率承认，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比米拉波更聪明的政客。他总是时刻准备着发言，总是充满生气，精明过人。他的最新言论经常被人引用，因为他的周围是一群能干的人，大多数是日内瓦人，他们擅长政治斗争，向他提供情报，密切关注公众的动向，帮他在报纸上说话。里瓦罗尔（rivarol）说，他的头脑是一块巨大的海绵，里面吸满了别人的观念。由于即席讲话是一门新兴的艺术，最聪明能干的人争相阅读他的讲话，于是，米拉波立刻成了一位给人印象深刻的辩论家，或许是法国议会辉煌历史上最出色的辩论家，尽管他可能并不是最完美的演说家。他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他继承了经济学家对于一个获得大众支持的、积极的君主制的热情，同样也继承了经济学家们对于单院制议会的偏爱。
米拉波曾在1784年访问过伦敦，与辉格党人来往频繁，柏克曾引用过他的一段话。他并不喜欢英国，但他觉得，英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成文宪法的功效，证明了只要有不多几部保护人民自由的法律，就足以使堕落而无知的人民繁荣富裕起来。
米拉波思想的要旨是取消特权，获得至高的权力；因为他只希望使君主制倒向另一边，而并不想摧毁他愿意服从的君权。因而，他有的时候是最狂暴、最鲁莽的人，有的时候又无疑是温和而又知道克制的人；这两者都是精心筹划的。由于他一心追求一个固定的目标，因此，不管是原则，还是良心上的顾虑，或者是紧急事态，都不能令他半途而废，他也不会让某个内在一致的基本原理束缚自己而让自己陷入困境。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不可靠的、不能信任的人，但在危机之中，他却是最稳固、最有用的力量。从第一刻起，他就走到了最前面。在国会开幕的那一天，他就已经准备好了第二天的事：他创办了一份报纸，形式是他给自己的选民的报告，政府试图压制它的出版，但他获得了胜利。这样，5月19日，他在法国确立起了新闻出版自由。
在他的推动下，第一个政治性俱乐部，也即后来的雅各宾俱乐部得以创建，而当时创建它的人们还不知道这样一个俱乐部的含义。米拉波只是对他们说，十个人同心协力行动，能够让成千上万一盘散沙的人发抖。米拉波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谨慎，因为这个俱乐部是新兴的东西，他还没有多少支持者。他相信，国王才是真正的巨头，第三等级还完全没有准备好直接面对宫廷或发动革命。他觉得，与他认为注定要灭亡的秩序进行协商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他打算让国王与这种秩序分离开来。当调和的努力失败之后，他的机会来了。他请求马卢埃介绍他与首相直接沟通。他告诉马卢埃，他将严肃地警告首相，贵族们打算将其抵制行动推到极端，他的靠山只有国王。他许诺说，只要政府承诺信任他，他就将运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支持政府。、蒙莫兰拒绝见他。内克尔勉强同意见他，态度却相当傲慢，完全不是和解的样子，他见到这位可恶的访客后就问他能提出什么建议。米拉波对马卢埃说：“你的朋友是个笨蛋，他很快就会得到有关我的新闻的。”内克尔一辈子都在后悔，自己错失了这个良机。而在当时，这次谈话只是让他相信，第三等级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软弱无能，觉得他需要人来解救。
就在这时，教士等级的请愿书送到了他手中。当时，人们已经看出，贵族不可能接受平等纳税条件的约束，因此，第三等级觉得，自己跟教士有更多共同语言。5月27日，他们派出大批重量级代表去见教士代表，以和平的上帝和国民福利的名义请求他们不要放弃团结一致行动的计划。这一次，教士对政府提出了异议。
30日，又召开了会议，大臣们都出席了。跟从前一样，讨论也没有任何结论，6月4日，内克尔提出了自己的一项计划。他的建议是，大体上分开投票，国王则有最后的裁决权。这是一个有利于特权等级的解决方案，是其中一个特权等级请求他出面提出的。国王只是想得到他的钱，而并没有想取消他们的权力。教士们支持这一方案。这一方案让第三等级陷入困境，但他们很快就释然了，因为贵族们对此方案的答复是，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证明只有自己的做法是正当的。由于这一决定，到6月9日，谈判破裂了。
贵族们的这一决定是在波里纳（polignac）公爵夫人的公寓中作出的，她是王后最亲密的朋友，这一决定打破了宫廷与大臣们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初达成的妥协。在这之后，贵族们还是明智的、前后一贯的。但当他们意识到这一妥协走得太远，让他们的命运落入充满敌意的多数民众的掌握之中，而他们的特权又没有任何保障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屈从了。马卢埃给他们作出了担保，他的同僚们却拒绝对这一担保承担责任，他们警告他，贵族们是不可信的。
没有人能够说，特权大厦中到底有哪些应当予以摧毁，或封建财产权中的哪些核心要素——不管它们是由契约还是由权威的因袭性习惯予以保障——应当继续维护。贵族们觉得，他们捍卫法律赋予自己的、或几百年来都无人质疑、或通过购买和继承得来的、或得到政府批准的、或由他们的选区居民明确予以认可的那些东西，是完全正当的。他们完全相信，维护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以及捍卫那个利益之存在本身，完全是合乎真正的自由精神的，因为自由依赖于各种权力之互相制约；他们也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在拯救国王。他们已经答应放弃财政上的豁免权，承担起平等纳税的义务，他们不能再退让了，他们现在也要求国王支持他们。属于他们这一等级的蒙特洛西埃（montlosier）宣称，他们的理由很正当，论据却很糟糕。他们两次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当他们看到教士们摇摆不定的时候，他们以197票对44票的多数投票通过，每个等级都拥有否决权，这样他们就不再坚持三个等级各自投票表决的主张，而承认了对方提出的共同投票的主张。显然，整个国家都会支持那些不承认这种否决权、并准备驳回它的人士，于是，那个准备行使否决权的等级根本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第二件事是，他们拒绝了政府的建议，这样，他们就使自己陷入孤立状态，成了一个障碍。他们已经失去教士的支持，现在，他们又让首相大为反感。除了对国王心存希望之外，他们没有别的指望了。他们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国王。这并不等于说，因为他们支持君主政体，他们就信任这位君主。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以为常规军要比没有训练的暴民有更强大的战斗力，他们错误地以为，八英里之外的群情汹汹的巴黎人，面对全副武装的军队，不可能保护这些议会代表；因为，这些军队是由英勇的法国绅士统帅的，几百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浴血奋战，现在也当然会为了他们的事业而战。
已经没有更多可做的了。和平手段已经用尽了。现在，只有故意触犯正统，才能满足国民的要求。整个国家已经对这种拖延策略和长时间的无所作为越来越厌倦了。第三等级、教士和政府竭力追求的妥协已经是徒劳无益的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在采取强力手段与屈服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候了，第三等级要么利用他们所能利用的手段打败种种抵制力量，要么干脆就承认，这场伟大的社会运动在他们手里已经失败了，人民选出的是名不副实的人选。无所作为和拖延并不是一项政策，而是在为一项政策做准备。我们可以合理地说，他们在采取进攻性措施之前，希望尝试一切可能的办法；但如果以为他们开始的时候没有做某些事情，就得出结论说他们以后也不会做这些事情，那就太荒唐了。他们的敌人已经在他们之先犯了错误，现在他们做这些事情所要冒的风险要小得多了。
贵族和教士们的错招实际上已经保证了第三等级的胜利。贵族等级中有近50个人、教士等级中有100多人已经准备改变立场了。因而双方的人数对比已经不是势均力敌，而是2比1了。600名第三等级的代表不可能控制同等数量的特权等级的代表，但800名代表完全可以打败400名代表。于是，6月10日，第三等级公开发起了攻击，并召集卫戍部队。米拉波报告说，有一位巴黎来的代表要提出一项重要的动议准备付诸表决。提出这项动议的人比这个动议本身更为重要，因为这标志着西哀士登场了。他可是最早提出革命思想的政治家，他在进入议会两个星期后所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彻底打倒了古老的法国君主政体。他是议会新成员，因为巴黎的选举推迟了，在议会已开幕3个星期后，巴黎的40位议员才坐进他们的座位，而西哀士是最后才被选出的。他对目前的停滞状态大加抨击，他相信，议员们对贵族的义务绝不能压倒他们对法国的义务。他提议，对其他等级发出正式加盟的邀请，然后，国会就开始着手赋予自己以合法性，如果别的等级参加，就跟他们一起行动，如果他们拒绝，那就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得到的答复当然是同意，于是西哀士提出一项动议，他们自己应当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这是它应有的恰当的名字。
尽管马卢埃甚至米拉波提出反对，但6月17日，这项动议以491票对90票的结果获得通过。所有的税收项目均须由国民议会决定。西哀士据以采取行动的深层次的原则是，第三等级事实上就是全体国民，上等等级则不算国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他看来，上等阶层甚至不是自然而然地、正常地生长发育出来的，而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赘疣，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应该被割除，而不能增加。不应当存在的东西当然也不应该有代表权。第三等级的代表就能代表全体国民。他们就足以治理国家，因为他们就体现着公共利益。
西哀士从来没有担心过，其他等级与会可能占据多数地位而使自己的动议得不到支持。那些拥有强大说服力的人士经常使用他的策略：西哀士之所以征服他的听众，靠的不是坚实的论据，而是自明之理的简明易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