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者，以今言解古言，以今制释古制，其意义即为注，然注备众体，解释不过注之一端，广而言之，则全注均可谓之解释也。《胡注》之前，《通鉴》有《释文》数种，皆简略。身之始为广注九十七卷，亦仿释文体，乱后重注，将注散入正文，是为今本。前四史虽有旧注，不尽可从，自晋以至五代，则皆身之创为之。且每针对当时，以寓规讽，尤得以鉴名书之义。兹篇所谓解释，虽不过注之一端，亦足见其志之所存也。

周赧王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妇于秦。温公论曰：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雠。

注曰：谓楚襄王父死于秦，是仇雠之国也，忍耻而与之婚。（卷四）

此有憾于宋高宗之忘雠也。宋高宗父死于金，忍耻而与之和。《朱子文集》七五序魏元履编次《绍兴八年戊午谠议》曰：“君父之雠，不与共戴天，而为之说者曰，复雠可尽五世，则又以明夫苟未及五世之外，犹在乎必报之域也。虽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雠，非若庶民五世则亲尽服穷而遂已也。”此明为南宋君臣言之，身之之解释，亦犹是耳。

周赧王四十九年，应侯使须贾归告魏王曰：“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

注曰：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而尽杀城中人为屠城，亦曰洗城。（卷五）

屠城之义甚浅，而重言以释之者，有痛于宋末常州之屠也。德祐元年十一月，元兵围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力战固守，皆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文文山《指南录·常州咏》曰：“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明丘濬《世史正纲》亦论之曰：“作《元史》者谓伯颜下江南，不杀一人。呜呼！常州非江南之地邪？伯颜前此潜兵渡汉，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城陷之日，尽屠戮之，止有七人伏桥坎获免。残忍至此，而中国之人秉史笔者，乃亦曲为之讳，至比之曹彬，岂其伦哉！或曰：所谓不杀，谓入临安之时也。呜呼！伯颜至皋亭，谢太后即遣使奉玺迎降，寂无一人敢出一语。当是之时，苟具人心者，皆不杀也，岂但伯颜哉！”丘濬生异代，犹为此论，文山、身之，接于耳目，其感怆为何如耶？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注曰：乱国之民，乐吾之政，故不安其上，惟欲吾兵之至也。（卷六）

孟子言：“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徒拥有广土众民，而不能澄清内治，是之谓乱国。乱国之民，不能禁其不生异心也。

又，周民东亡。

注曰：义不为秦民也。（卷六）

《史记》注家多矣，“周民东亡”一语，《周、秦二纪》皆载之，迄无注者，身之独释之曰“义不为秦民”。区区五言，非遇身之之时，不能为是注也。昔宋亡，谢皋羽撰《西台恸哭记》及《冬青树引》，语多不可解。明初张孟兼为之注，明亡黄梨洲重注之，曰：“余与孟兼所遇之时不同，孟兼去皋羽远，余去皋羽近，皋羽之言，余固易知也。”然则诸家不能注，而身之独能注之者，亦以诸家去秦远，身之去秦近耳！

汉高帝十一年，陆贾说尉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

注曰：背父母之国，不念坟墓宗族，是反天性也。椎髻以从蛮夷之俗，是弃冠带也。（卷一二）

此为宋末诸降人言之。

汉武帝征和四年，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

注曰：师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赍文书也。”余谓恐其挟兵刃。（卷二二）

旧注既谓“恐其私赍文书”，身之何以谓“恐其挟兵刃”？盖有见于元时汉人持兵刃之禁甚严，不啻三令五申也。当时汉人许持弓矢者，仅汪惟和一家。《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巩昌汪惟和言：‘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帝曰：‘汝家不与他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呜呼汪氏！何以得此于元世祖哉！《十驾斋养新录》九曰：“汪世显仕金，官至镇远军节度使。据《金史·忠义·郭蝦传》，世显背国嗜利，乃小人之尤。久通款于元，不待阔端兵至，即率众降”云。惟和固世显孙也。

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司空掾陈元疏言：“至乃陪僕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

注曰：王莽时，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变者，上变告之也。陪僕，犹《左传》所谓陪臺也。（卷四二）

凡易姓之际，新旧势力移转，则平日受压迫之人即思报复，故上变告密之事恒有。陈著《本堂集》八十，《与袁竹初书》言：“某等如章甫已敝，不足以荐屦，恐萍齑豆粥之家，皆奴辈仇噬所及。”即指当时以告变之章，大捕四明遗老，以为欲迎二王也。竹初名洪，即袁桷清容之父。《清容集》卅三《先大夫行述》，言：“德祐乙亥冬，临安奉表降，旁郡邑相屯堡未散，旧不快意于衣冠者，争上变入爵。参议官陈允平，素与王姓雠，讐言新从福州航海来，见陈为书苏都统，约以九月乘帆下庆元，当出兵以迎。又言礼部尚书高衡孙而下三十馀人，皆联署劝进。复言奉化昌国某大家，以故王为名，一从台州黄岩来，一从海上来。”因此人心危疑，惧连染者至相率投拜以自保。清容之父，亦从降臣赵孟传朝燕京，觐新朝皇帝，谓得“天语褒奖”，载之行述以为荣。呜呼！深宁、身之杜门不出，正为此也。

汉和帝永元四年，华峤论班固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

注曰：谓不立忠义传。（卷四八）

此条有章怀注不用，而别注曰“谓不立忠义传”。吾始疑忠义传前四史皆无之，何能独责班固！继思《汉志》阴阳家有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师古引刘向《别录》云：“传天下忠臣。”是固之先本有忠臣传，特固不之采耳。且忠臣传应列春秋家，何以列阴阳家？王深宁曰：“《七略》刘歆所为，班固因之。歆，汉之贼臣，其抑忠臣也则宜。”语见《困学纪闻》十二。深宁所论，足与身之相发明，此宋季浙东学说也。异日李邺嗣撰《西汉节义传》、万季野撰《宋季忠义录》，皆此说有以发之。

永元十一年，鲁丕上疏言：“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

注曰：汉儒专门名家，各守师说，故发难者必明其师之说以为据，答难者亦必务立大义，以申其师之说。（卷四八）

曰“务立大义”，明不专为破碎之考据也。

汉安帝建光元年，翟酺上疏曰：“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兼官重绂，盈金积货，至使议弄神器。”

注曰：贤曰：“神器谓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余谓威福人主之神器，此言弄威福耳。（卷五〇）

此为史、贾辈言之。

晋武帝太康十年，淮南相刘颂上疏曰：“夫创业之勋，在于立教定制，使遗风人心，馀烈匡幼弱。後世凭之，虽昏犹明，虽愚若智，乃足尚也。”

注曰：言法制修明，虽后嗣昏愚，有所据依，则其治犹若明智之为也。此言盖指太子不能克隆堂构，而帝又无典则以贻子孙也。然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以刘禅之庸，而辅之以诸葛亮，则昭烈虽死，犹不死也。孔明死，则孔明治蜀之法制虽存，禅不能守之矣。（卷八二）

刘颂言贵有治法，身之言贵有治人，二者不可偏恃也。

晋元帝大兴元年，焦嵩、陈安举兵逼上邽，相国保遣使告急于张寔，寔遣金城太守窦涛，督步骑二万赴之。军至新阳，闻愍帝崩，保谋称尊号。破羌都尉张诜言于寔曰：“南阳王，国之疏属，忘其大耻，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晋王近亲，且有名德，当帅天下以奉之。”

注曰：君父皆死于贼手，保之大耻也。保宣帝之从曾孙，故曰“疏属”，帝宣帝之曾孙，故曰“近亲”。（卷九〇）

君父死于贼，不以为大耻，而亟欲自尊，是安其危而利其灾，故知其必败，亦有憾于忍耻忘雠者也。

晋成帝咸和四年，陶侃、温峤之讨苏峻也，移檄征镇，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遣督护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

注曰：不料其如此，而乃如此，故怪之。又念其平昔为何如人，而今乃为此，故叹之。（卷九四）

晋成帝咸康七年，燕王皝遣长史刘翔等来献捷，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骄奢酣纵相尚，尝因朝贵宴集，谓何充等曰：“四海板荡，奄逾三纪，宗社为墟，黎民涂炭，斯乃庙堂焦虑之时，忠臣毕命之秋也。而诸君宴安江沱，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謇谔之言不闻，征伐之功不立，将何以尊主济民乎！”充等甚惭。

注曰：《板》《荡》，刺周厉王之诗也。板板，反也，言厉王为政，反先王与天之道，天下之民尽病也。荡荡，法度废坏之貌，言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也。惠帝永兴元年，刘渊肇乱，至是三十六年矣。（卷九六）

靖康乱後，由丁未以至壬午，高宗在位，凡三十六年。而君臣歌舞湖山，任其板荡，形势尚不如东晋，此志士所为扼捥也。然由永兴元年甲子，至咸康七年辛丑，实三十八年，注盖因高宗在位之数而误耳。

晋穆帝永和二年，会稽王昱与殷浩书曰：“即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

注曰：言国兴则家亦与之俱兴，国废则家亦与之俱废也。（卷九七）

《公羊·僖廿一年传》：“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公子目夷复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仲尼弟子列传》载：“夫子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人与国同休戚，夫子之训也。

永和五年，蔡谟曰：“观今日之事，殆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民以逞。”

注曰：言必不能长驱以定中原，势须随所得之地，分列屯戍，画境而守，疲民以逞其志也。一说分音扶问翻，言人之才具，各有分量，收复中原，非当时人才所能办也。经之营之，过于其分量之外，则不能成功。丁壮苦征战，老弱困转输，疲民以逞而不能济也。其后殷浩之败，卒如蔡谟所料。（卷九八）

蔡谟为当时稳健派，其持论近悲观，不幸而言中也。身之此条所释，颇费思力。盖晋、宋以下诸注，皆创为之，非如前史之有所凭藉。吾独怪近世注《五代》者，犹间取《胡注》舆地；而注《晋书》者，乃不甚取《胡注》，何也？

永和十二年，桓温自江陵北伐，与寮属登平乘楼，望中原叹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注曰：以王衍等尚清谈而不恤王事，以致夷狄乱华也。（一〇〇）

晋虽尚清谈，其国力未为甚弱。《困学纪闻》十三曰：“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苻坚是也；灭其三，李势、慕容超、姚泓是也。不可以清谈议晋。”此宋人自伤其不如晋也。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大司马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请改之。时盛年老家居，诸子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不许，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注曰：史言桓温虽以威逼改孙盛之书，终不能没其实。（一〇二）

不能统一，国之不幸也。然专制之甚，使人无所喘息，孙盛之书，又何由得传别本乎！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秦主登以乞伏国仁为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

注曰：杜佑曰：“苑川在兰州五泉县，近大小榆谷。”余谓杜佑以意言之。（一〇七）

以意言之，不专恃考据，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此身之自道也。

晋安帝元兴二年，刘裕破卢循于永嘉，追至晋安。

注曰：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晋安郡，今泉州南安县即其地。宋白曰：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此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隋为泉州。（一一三）

又，楚王玄上表请归藩，使帝作手诏固留之。又诈言“钱塘临平湖开，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贺，用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隐士，耻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徵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

注曰：实非隐者，而以之备数，故谓之充隐。（一一三）

凡非自有而假之谓之充，非自愿而强之谓之使。史文连用四“使”字，曰“使帝作手诏”，“使百僚集贺”，“使隐居山林”，“使固辞不就”，明皆非自愿也。假造民意之事，自古有之矣。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尚书令何尚之，以老请置仕，退居方山，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诏书敦谕者数四，尚之复起视事。御史中丞袁淑，录自古隐士有迹无名者，为《真隐传》以嗤之。

注曰：有迹无名，如晨门、荷蒉、荷、野王二老、汉阴丈人之类。（一二六）

余谓身之亦庶几有迹无名之隐士也。身之宋亡後谢绝人事，凡二十六年而後卒。今考身之行迹，仅袁桷《清容集》及陈著《本堂集》，有一二诗文可据，其他撰述，鲜及之者。《清容集》因其甲申、乙酉问，曾为借观藏书，一留袁氏塾；《本堂集》则因其晚年曾为子求婚于陈氏。陈氏亦甬人，且为进士同年，然由《本堂集》可知其留甬上时，并未与陈晤面。《鲒埼亭集》外编十八，《胡梅藏书窖记》，谓：“身之在甬上，未尝与深宁商榷，其故为不可晓。”不知此正足见身之之不轻与人往来也。王梓材校刊《宋元学案》，不列身之于涑水私淑，乃据道光初陈仅所撰《深宁年谱》，列身之为深宁门人，实为轻信。深宁撰《赤城书堂记》，虽曾一及身之，曰：“台之宁海，其先贤赤城先生罗公德业，为元祐名臣。邑之宿儒前进士胡君元叔，即公游息之地，创书堂，合乡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延前进士舒君岳祥为之长，前进士孙君钧、赵君孟礼、胡君三省，前太学陈君应嵩、刘君庄孙为之录”云云。胡元叔者，身之从父，与孙钧同举景定三年进士，孙钧即为身之墓填讳之人。据此《记》谓深宁知有身之则可，谓身之为深宁门人则不可。又宋景濂撰《通鉴纲目附释序》，虽曾以胡三省与史炤并称，而方正学撰《刘庄孙樗园文集序》，历数宁海前辈，乃不及身之，曰：“宁海在宋为诗书文物之邑，去南渡国都为近，故士之显闻于世者甚众。樗园刘先生少游钱塘，学于宋太学，所尊善者惟同邑阆风舒公景薛、南山陈先生寿；所友而敬者则剡源戴公帅初、鄞袁公伯长。袁公后仕元为显官，名称海内；戴公文亦传于时。阆风、南山与先生，皆自谓宋遗人，不屑仕，故文行虽高，而不大彰于世，传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阆风即舒岳祥，南山即陈应嵩。二人虽不大彰于世，而尚有邑人知之，身之则并邑人而不知之矣。

由《宋史》之无传，知元时其名不著；由《元史》之无传及方正学之无称，知明初其名亦不著。成化间谢铎辑《尊乡录》，黄溥《简籍遗闻》讥其漏身之名。弘治间谢修《赤城新志》，有身之小传矣，然《宋史新编》、《南宋书》仍不为补传；焦竑《国史经籍志》亦不著录《通鉴胡注》，知明季其名亦不著也。元、明学风，治《纲目》者多，治《通鉴》者少。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舆地见称于世。然厉、陆两家辑《宋诗纪事》，凡六七千人；顾选元诗亦数千人，而不能得身之一诗。《元史类编》及省府县志为身之补传，而不能于《鉴注》及《释文辨误》两序外，得身之一文。孔继涑刻《玉虹鉴真帖》，宋高宗书《徽宗文集序》，有龙舒故吏胡三省跋，可谓凤毛麟角矣。跋称“书于袁桷清容斋”，当为留袁氏塾时所作。後此序归张茂实，有文徵明跋，茂实张丑父也。後又归王俨斋，故孔继涑刻之，继涑，俨斋孙婿也。而各家著录此帖，多载文徵明跋，而不载身之跋。文跋虽曾述身之名，而各刻本《甫田集》此文“胡”字下名独阙。《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考》、《佩文斋书谱》等，载文徵明跋，又皆将胡三省误作胡珵。理字德辉，毗陵人，刘元城弟子，《梁溪漫志》恒称道之。《杨诚斋集》七九有《胡德辉苍梧集序》，言“陈少阳上书，德辉视其草，投畀苍梧”，《鼠璞》亦言“张魏公曾奏胡珵笔削东书”。是珵先身之百馀年，何能与清容相值！缪误如此，使不见原帖者，终莫知龙舒故吏为胡三省。足证终明之世，其名尚不著也。以故凌迪知撰《万姓统谱》，两出胡珵，而不及身之；万季野撰《宋季忠义录》，有陈应嵩、刘庄孙，而不及身之；钱竹汀拟《南宋儒学传》目，有王应麟、黄震，亦不及身之；《四库〈清容集〉提要》，谓“桷少从王应麟、舒岳祥、戴表元诸遗老游”，亦不及身之。一若身之于擅长地理外，言论行谊，举无足述者。呜呼！《鉴注》全书具在，岂特长于地理已哉！《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後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身之殆可谓真隐矣。曾廉撰《元书》，由《类编·儒学传》改入《隐逸传》，有以也夫！《宋元学案补遗》谓：“《戴剡源集》十八，《题萧子西诗卷後》，有胡元鲁，即身之。”尚无他证。《阆风集》一有《同年黄东发赠楮衾诗》，二有《酬胡元鲁惠松石诗》，而不称同年。又身之从父名元叔，而身之别号元鲁，亦似乎不类。温公胞兄旦字伯康，而温公子名康，岂当时不以为嫌乎！当更考。因释真隐，并及身之事迹之隐晦如此。

梁武帝天监十一年，魏尚书右丞高绰、国子博士封轨，素以方直自业。

注曰：业，事也。以方直为事，所谓疆作之也。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一四七）

《中庸》谓：“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以“疆作”释“自业”，其说甚精。作之不已，则可由勉强以几于自然，足见身之持躬之道也。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齐主简练六坊之人，每一人必当百人，谓之百保鲜卑。

注曰：百保，言其勇可保一人当百人也。高氏以鲜卑创业，当时号为健鬥，故卫士皆用鲜卑，犹今北人谓勇士为霸都鲁也。（一六三）

以“霸都鲁”释“百保鲜卑”，最适当。其名为前此辞书所罕见，而身之能采用之，亦时代为之也。《元史》九九《兵志》“宿卫”条，言“元时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鲁，勇敢无敌之士曰拔突”，其实一也。纪、传又时称为拔都，或八都儿，译音无定字。《宋史》二七五，北宋初李继隆，字霸图，义亦取此。清人译曰巴图鲁，故友英敛之名其长孙曰巴图，敛之北人也。

陈武帝永定二年，帝怒临漳令嵇晔及舍人李文思，以赐臣下为奴。中书侍郎郑颐私诱祠部尚书王昕曰：“自古无朝士为奴者。”昕曰：“箕子为之奴。”颐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于纣。”帝衔之。

注曰：此《论语》孔子之言。郑颐诱王昕使言而陷之，“邦无道，危行言孙”，圣人包周身之防也如此。（一六七）

此盖有感于方回、仇远之事也。降臣方回古稀之岁，牟献之与之同庚，其子撰文与乃翁为庆，且徵友朋之诗。仇远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又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因方尝有“今生穷似范丹”之句也。于是方大怒仇褒牟而贬己，遂摭六臣之语，谓仇比上为朱温，必欲告官杀之。诸友皆为谢过，不从。仇遂谋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访之，徐扣曰：“闻仇仁近得罪于虚谷，何邪？”方曰：“此子无礼，比上为朱温，当告官杀之。”侯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尝比上于朱温。今比上为朱温者，执事也，告之官，则执事反得大罪矣。”方色变，侯遂索其诗元本，手碎之乃已。事见《癸辛杂识》别集上，仁近仇远字，虚谷方回字。时元贞二年丙申，身之亦六十七矣，故以“危行言逊”为子孙戒。

陈宣帝太建七年，周主谋伐齐，于翼谏益储加戍，韦孝宽陈取齐三策。

注曰：自古以来，谋臣智士陈三策者，其上策率非常人所能行，中策亦必度其才足以行，然后能听而用之。《通鉴》盖谓于翼、韦孝宽所见略同也。（一七二）

此身之有感于江上之策不行也。《鉴注自序》言：“从军江上，言辄不用。”袁清容祭梅涧文亦言：“江上之策，不行于老奸。”《钱塘遗事》四，载：“咸淳间，汪紫原立信于襄危之际，以书抵贾相陈三策：一谓内地何用多兵，宜尽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或百里二百里置一屯，皆设都统，七千里江面，三十四屯，设两大藩府以总摄运掉之，缓急上下流相应，必无能破吾联络之势者，久之虽进亦可。二谓久拘使者在荆湖何益，不如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缓其师期。半岁间我江外之藩垣成，气象固，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三谓若此两说不可行，惟有准备投拜，其意盖以激贾行二说也。贾得书大怒曰：‘瞎贼敢尔妄语！’讽臺谏罢紫原。不数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讨起公。过淮时，贾出督相遇，拊紫原背而哭曰：‘端明端明！某不用公言，遂至此。’后有告伯颜以紫原曾献三策者，伯颜惊叹：‘江南有这般人，这般话，若遂用之，我得至此耶！’时人有诗曰：‘厚我藩垣长彼贪，不然衔璧小邦男，庙堂从谏真如转，竟用先生策第三。’”事并见《宋史》立信本传及《三朝政要》。余颇疑此策或出身之，因身之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时，沿江制置使正为汪立信也。不过身之乱后深自韬晦，故知之者鲜耳。

太建十四年，隋主既立，待梁主恩礼弥厚。是岁纳梁主女为晋王妃，由是罢江陵总管，梁主始得专制其国。

注曰：西魏迁梁主詧于江陵，置助防曰防主，后遂置总管，今罢之。（一七五）

助防与驻防不同。驻防明言驻以防之，助防则名为助之，实以防之，其名甚巧。此詧所以终不得自由而鬱邑以死也。傅沅叔跋姚士粦《后梁春秋》曰：“詧以骨肉猜贰，据地自王，与昭烈存汉，庄宗继唐，宁可并论！又况倚恃北国，备位附庸，苟延残喘。观集中所载《愍时赋》有云：‘悲晋玺之迁赵，痛汉鼎之移新，遂胡颜而苟免，谓小屈而或申，岂妖诊之无已，何国步之长沦！’又云：‘余家国之一匡，庶兴周而祀夏，忽萦忧而北屈，岂年华之天假！’其言悲愤沈鬱，终于发背而死，良可悯悼。姚氏乃欲以中兴之运属之，拟非其伦矣。呜呼！当宗社覆灭，土宇沦溃之际，凡在藩侯宗子，或倡大义以讨乱贼，或收馀烬以复旧疆，纵事业未成，后之君子，常钦其志，而假之以名。若夫乞援强邻，受封上国，幸为人所卵翼，称帝号以自娱，政柄非己所能操，存废听人之措置，此石晋、刘齐之故辙，读史者方愤叹痛惜之不暇，宁复从而崇奖之耶！”语见《藏园群书题记续集》一。

陈长城公至德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数为隋所败，乃请和亲，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隋主女。隋主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使于沙钵略，更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

注曰：千金公主，宇文氏，请于沙钵略，欲复雠。及兵败于外，众离于内，乃请为隋主女。更封以大义，非嘉名也，取“大义灭亲”云尔，为大义不得其死张本。（一七六）

自晋元渡江，讫宇文氏之灭，河北沦陷者，二百七十馀年，至是复归中国。《春秋》大义，国雠百世可复，隋盖为中国复雠也。千金公主乃欲复宇文氏之雠，故隋以大义封而灭之。身之释大义，其说新而切。

隋文帝开皇九年，时天下既壹，异代器物，皆集乐府。牛弘奏：“中国旧音，多在江左。”

注曰：典午南渡，未能备乐，石氏之亡，乐人颇有自邺而南者。苻坚淮淝之败，晋始获乐工，备金石。慕容垂破西燕，尽获苻氏旧乐。子宝丧败，其锺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德子超献之姚秦，以赎其母。宋武平姚泓，收归建康，故云“多在江左”。（一七七）

永嘉之乱，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其后辗转复归江左，实分两期：一由石赵、前燕、苻秦以归于晋；一由后燕、南燕、姚秦以归于宋。此所释甚清晰，垂、宝后燕，德、超南燕也。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补阙杜琎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邽令。

注曰：唐制，上县令从六品上，补阙从七品上。以此言之，则非黜也。盖唐人重内官，而品之高下不论也，况遗补供奉官，地居清要乎！（二一四）

唐德宗贞元五年，琼州自乾封中，为山贼所陷。

注曰：琼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输王赋。所谓“山贼”，盖黎人也。宋白曰：琼州北十五里，极大海，泛大船使西南风帆，三曰三夜到地名崖山门，入江，一曰至新会县。（二三三）

释琼州何为涉及厓山？厓山在新会，为宋丞相陆秀夫负少帝殉国处，书以痛也。厓山海中有奇石，张弘範磨崖大书“张弘範灭宋于此”，以自夸耀。明提学赵瑶诗：“镌功奇石张弘範，不是胡儿是汉儿。”指此也。成化间御史徐瑁，始命工削去。事见《道光新会志》。张弘範刻石，身之未必知，都统苏刘义等挟二王由浙入闽广，终于奎山，《癸辛杂识》续集屡载之。胡、周同时，周既有所闻，胡不容不知也。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诏以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军中闻之，掠浑镐及家人衣，至于倮露。陈楚驰入定州，镇遏乱者，敛军中衣以归镐，以兵卫送还朝。楚定州人，张茂昭之甥也。

注曰：史言河朔之人，习于叛乱，知奉其帅之亲党而已。（二三九）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上欲御楼肆赦，崔慎由曰：“陛下未建储宫，四海属望。若举此礼，虽郊祀亦可，况于御楼。”时上饵方士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闻之俛首不复言。

注曰：史言宣宗不早定国本，使王宗实得以立长而窃定策之功。（二四九）

韩胄之于宁宗，史弥远之于理宗，贾似道之于度宗，皆以定策之功而肆其姦者也。弥远死，其子孙为製碑铭，且以“定策元勋”题其首焉。

唐懿宗咸通七年，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馀。

注曰：宴设，谓宫中置宴也，宋朝内臣谓之排当。（二五〇）

《宋季三朝政要》言：“理宗端平初，厉精为治。在位久，嬖宠浸盛，宫中排当频数，倡伎傀儡，得入应奉，端平之政遂衰。”今以“排当”释“宴设”，明其弊不减于咸通也。《钱塘遗事》五，有专条记之云：“宫中饮宴名排当。理宗朝排当之礼，多内侍自为之，一有排当，则必有私事密启，度宗因之。故咸淳丙寅，给事陈宗礼有曰：‘内侍用心，非借排当以规羡馀，则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几许汗血之劳，而供一夕笙歌之费。’”其说可想矣。

後梁太祖开平二年，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注曰：《温韬传》：“韬在华原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代图书，锺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二六七）

昭陵太宗陵，乾陵高宗陵。《通鉴》于此事略言之，注独详引《欧史·温韬传》以释之者，为杨琏真加写照耳。杨髡发宋诸陵事，当时通国皆知，故此不言而喻。

後晋高祖天福二年，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奏范延光遣兵度河，焚草市。

注曰：时天下兵争，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价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伤财以害其生也。此草市在滑州城外。（二八一）

百闻不如一见，非身亲其事，不能言之亲切。身之生乱世，故独能了解兵争时事。

又，闽主以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

注曰：堂牒，即今人所谓省劄。空名者，未书所授人名，既卖之得钱而后书填。（二八一）

《癸辛杂识》别集上，言：“降臣王積翁奉使，拘温陵任氏舶，以好语官职诱之，且付以空头总管文帖，反为任所杀。”即此所谓空名省劄也。史言五代时中国不统一，故割据者胡行，民不堪其病矣。

後汉隐帝乾祐二年，以归德牙内指挥使史德珫领忠州刺史。德珫，弘肇之子也，颇读书。有举人呼于贡院门，苏逢吉命执送侍卫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德珫言于父曰：“书生无礼，自有臺府治之，非军务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过耳。”弘肇即破械遣之。

注曰：贡院门，礼部贡院门也。五季自梁以来，虽皆右武之时，而诸州取解、礼部试进士，未尝废。唐明宗天成二年，敕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今后逐年赐钱四百贯。其进士试诗赋文策，帖经对义。盖朝廷犹重科举之士，故史德珫虽将家子，亦爱护士流。（二八八）

此有感元初士流之贱。凡淮蜀士被俘者，皆没为奴，不如五季武夫，犹知爱护之也。

後周世宗显德三年，李德明劝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悦，宋齐丘以割地为无益。德明轻佻，言多过实，国人亦不之信。

注曰：国人，谓南唐通国之人。史言诞妄之士，雅不足以孚乎人，不惟丧身，且误国事。（二九三）

李德明见陆游《南唐书》七，与锺谟同传。性轻佻反覆，朝士侧目，号为锺李。德明尝诣周军，睹周军容之盛，知非南唐所能敌，极力主张割地议和。唐君臣以其素行不孚，不信其说，德明犹攘袂大言，谓“周师必克”，故群以卖国诋之，卒至被戮，而祸且中于国。故君子植品，贵在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