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纪元前九五二—六三六年

一 宋儒对于妇女的观念

宋代出了一班儒者，遂使宋代为中国学术思想以至于风俗制度的一个转变时代。这个转变，或者是好的，也或是坏的，但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便不能说什么好、坏，只应当说明他如何发生了这种现象。宋代儒学的渐渐形成，实在是在宋兴五十余年以后；宋兴五十年后生的儒者，他们学术才渐渐与前人不同。我们若看一看诸儒生年的先后，然后再考一考他们思想的迁变，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且开列一个简单的表出来：

这一个简单的表，我们可把他分作三个时代，宋兴五十年间生的，邵雍以前诸人，属于第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承前期，此期的几位，对于妇女贞节的观念，都很宽泛，同从前的人差不多，宋兴五十年以后，七十年以前生的人，从邵雍到王安石，是第二个时代，是变化期。这期中的几个人，见解很不一致，是学派蜕分的开始，对于妇女的观念，很不一样，有的宽泛，有的严格。程颢以后生的人属于第三时代，是宋代理学成立的时代。程颢、程颐的学说，说是渊源于周敦颐一派，那我们就说在蜕分期的几个学派中，后来周敦颐理学一派战胜了各家，得了宋儒正统大位，亦无不可；——后来的人，总以周程朱子这一派代表宋代儒学，这是就正统的观点（成败）立论的，若就历史的观点立论，自然不行。

我们先说第一个时代。范仲淹对于贞节观念是极宽泛的。他的义庄《田约》，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用费，再娶反而不给。他绝未说一句再嫁非礼的话。他儿子纯佑早死，过了许久，他的门生王陶恰好死了老婆，便把他的寡媳，嫁给了王陶；他毫没有要寡妇守节的观念。他的母亲，就是改嫁朱姓的。因为家穷的原故，他跟着母亲，到了朱家，更名朱说。既贵之后，才复范姓。后来遇有推恩，多先给朱姓子弟，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当时社会实在也都不以再嫁为耻。这很可代表宋初儒者的态度了。

至于胡瑗，虽较严格，然也极合人情。他的孙子胡涤曾说：“先祖治家甚严，尤谨内外之分。儿妇虽父母在，非节朔不许归宁。有遗训，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或问故，曰，嫁女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他这见解，后颇为司马光所称道，司马光也就这样主张，他曾说：“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取之，彼挟其富贵，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养成娇妒之性，异日为患，庸有极乎？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

司马光著有一本《家范》，主张女子要读书，其中有云：

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始诵《孝经》、《论语》；九岁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略晓大义。古之贤女，无不观图史以自鉴。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经术，议论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

他主张女子读书，这与前人的意见相同；他不赞成女子作歌诗，便与从前妇女的习尚不同了，——晋代妇女的风雅，唐及五代妇女之能诗，前面都已经说过。

当时离婚的事，颇受社会非诮。司马光说：“夫妻以义合，义绝则离。”与后来程子主张出妻，微有不同。女子的最高目标怎样呢？司马光说：“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这六个标准，是很对的，在当时不嫌什么偏颇。只他又说：“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见《训子孙》文）这种见解太守旧了，与前人相同，且较精透；男尊女卑的观念，又给他加紧了些。

王安石贞节的观念是很宽泛的，《渑水燕谈录》载他一段故事道：

宋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是时，有工部员外郎侯叔献者，荆公之门人也，取魏氏女为妻，少悍，叔献死而帏薄不肃。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王安石当儿子在时，把媳妇改嫁了，这件事情在后来一般礼教的人家，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至于他奏逐魏氏，断不能说是他保持贞节的观念，因为所谓对于贞节观念的宽泛，是不责全那无论如何从一而终的死的教义，可不是允许妇人养汉方算贞节观念宽泛的，这个意思很明白。

在第二个时代，除开司马光、王安石以外，我们就要谈到周敦颐和张载了，他们两个都是理学的先驱，尤其是周敦颐。要想知道宋代理学，先得知道他的来源。他的来源我可以一表明之：

由于上表，可见宋代理学，是尊古的。古代形成的礼教，一经宋儒推重，便格外发生了威力。只要认清这一个简单的观念，便可说明他们与妇女生活的影响了。

张载的妇女观念，同古代一样，主张婉顺，无非无仪，他有一篇《横渠女诫》道：

妇道之常，顺为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尔婉婉，克安尔亲。往之汝家，克施克勤。尔顺维何？无违夫子，无然皐皐，无然訾訾。彼是而违，尔焉作非；彼旧而革，尔焉作仪；惟非惟仪，女生则戒。王姬肃雍，酒食是议。贻尔五物，以铭汝心：锡尔佩巾，墨予诲言。铜尔提匜，谨尔宾荐，玉尔奁具，素尔藻绚。枕尔文竹，席尔吴筦。念尔书训，思尔退安。彼实有室，尔勿从室。逊尔提提，尔生引逸。

他的见解，同班昭仿佛，如“彼是而违，尔焉作非；彼旧而革，尔焉作仪；惟非惟仪，女生则戒”，便是班昭《女诫》所谓：“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

周敦颐《太极图说》里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并不能表出其对于妇女的观念。至于他的《通书》里说：

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礼乐》第十三）

由此可见宋儒正礼乐明五伦的态度。所谓夫夫妇妇，就是说夫为妻纲，以夫御妇的在一家之中，又为根本。他说：

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的根本在于治身，治天下的法则在于治家，这一段是疏解《易经》的，而实是发挥《大学》“欲治天下”一段。宋儒看家中的妻妾，犹如皇帝看国中的臣庶，臣庶须治服，妻妾须御顺，这就是宋儒的妇女观念。这观念显然是从《大学》、《易经》、《礼记》来的。

从周敦颐传到二程，便入了我所说的第三个时期了。二程因崇理之故，把古说看得太认真了，对于贞节的观念，遂严格起来。《近思录》载一段云：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他不但主张孀妇不可再嫁，还主张男子可以出妻，《性理大全》有云：

问：“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贤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尝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古人不如此。……”

女子不能再嫁，男子可以出妻，二重道德的观念，到了程子，才正式成立，从前虽有这种说法，却不如是严格。但程子似乎很注目于男女平等，他同时也主张男子不再娶，不过在无人主持家事的情境之下，是可以再娶的，《性理大全》又有一段云：

问：“再娶皆不合理否？”曰：“大夫以上，无再娶理。”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耳。如大夫以上，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

如此说来，有妾的人不许再娶，无妾的人，妻死可以再娶。再娶为的是奉公姑、主内事、供祀礼，完全出于宗法的家族的观念，和孀妇之不能再嫁，正出于一个观点，这也是两重的道德。不过伊川的甥女曾经再醮，他的侄媳也曾改嫁，足见宋儒虽然照礼主张，事实却跟着实际社会走的。

朱子也是看重贞节的，陈师中的妹婿死了，他写信给陈师中，叫他设法使其妹守节，信云：

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弟，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自程子四传，而至朱子，全祖望称他的学问“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他实集宋儒理学的大成。妇女应重贞节的观念，经程朱的一度倡导，宋代以后的妇女生活，便不像宋代以前了，宋代实在是妇女生活的转变时代。郑绮子孙，自建炎至洪武，十世同居。六世孙太和，立家规五十八则，七世孙铉作二规，八世孙涛作三规，共一百六十八则，即今所传之《郑氏规范》。其中有些话很可代表宋儒对于妇女的观念，抄他几则来，做我这一节的结论。《郑氏家范》说：

子孙有妻子者，不得更置侧室，以乱上下之分，违者责之。若年四十无子者，许置一人，不得与公堂坐。

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劝酬，庶几有别。若家长舅姑宜馈食者，非此。

诸妇必须安详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礼，待姊姒以和。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如其淫狎，即宜屏放。若有妒忌长舌者，姑诲之；诲之不悛则责之；责之不悛则出之。

诸妇媟言无耻，及干预阃外事者，当罚拜以愧之。

诸妇工作，当聚一处。机杼纺绩，各尽所长，非但别其勤惰，且革其私。

主母之尊，欲使家众悦服，不可使侧室为之，以乱尊卑。

诸妇之于母家，二亲存者。礼得归宁；无者不许。其有庆吊，势不得已者，则弗拘此。

女子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到外家，余虽至亲之家，亦不许往。

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渰没，纵曰女子难嫁，荆钗布裙，有何不可；诸妇违者议罚。

男女不共圊溷，不共湢浴，以谨其嫌。春冬则十日一浴，夏秋不拘。

男女不亲授受，礼之常也，诸妇不得刀镊工剃面。

二 社会对于离婚再嫁的态度

贞节观念虽经程朱底奖劝而加重，当时社会，影响尚小。社会风俗，总是旧势力的原子战胜，所以实际上宋代的离婚再嫁，尚觉容易。程子家有再嫁的妇人，何况其他。杨万里《诚斋杂记》载一节再嫁的事很奇怪，说：

扶风马元正妻尹氏，天水人也。元正早死，欲从者久之；其父劝之嫁，尹氏哭指铁井阑曰：“此上生花，我则再醮。”三年而黄芝生于阑上，遂嫁为李暠继室。

后世对于期望难及的事，每譬之为“铁树开花”，或即渊源于这个故事。不过“铁”是绝不会开花的，这自然是井阑陈旧多年，苔藓太深，菇藓偶以寄生，遂认为了不得的事，再嫁引以借口。也是当时再嫁尚不成问题，才有这样啊。薛居正妻柴氏，移赀改嫁张齐贤，薛张二人都是赫赫的名臣，何尝即以为嫌？陈了翁和潘良贵是一个母亲生的，后此母尚往来于两家，《齐东野语》转录其事于《闻见录》。称一母而生二名儒，为前古所未有。秦国长公主，初适朱福德，再适高怀德；荣德帝姬，初适曹晟，再适习古国王：是宫室亦不以再嫁为非。《宋史·宗室传》云，汝南王允让曾奏：“宗妇年少丧夫，虽无子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可见当时人情。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以上，即许为婚姻。熙宁十年，诏宗妇非袒免以上亲，与夫听离再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其恩泽已追夺而乞与后夫者，降一等。未几又诏宗女不得嫁曾娶人者，再适不用此法。女真内犯，于中国社会，也略有影响。他们对于再嫁再婚，是看得毫无关系的，《轩渠录》载一故事云：

绍兴辛巳冬（民国前七五一）女真犯顺，米忠信夜于淮南劫砦？得一箱箧，乃自燕山来者。有所附书十余封，多是军中妻寄军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枢密行府僚属方圆仲处亲见一纸，别无他语，止诗一篇云：

“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齐东野语》载一件妇被姑迫而后改适的事道：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

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于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即务观）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实绍兴乙亥岁（民国前七五七）也。

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

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

又云：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盖庆元己未岁（民国前七一三）也。未久，唐氏死。

庆元己未的两绝句，那时他早老了；在此诗前，还有几首，今均节去，但即在这一段中，不独可见离婚后的妇人，不难再嫁；也可以见大家庭——宗法组织的家庭之违悖人情。（不过《拜经堂诗话》与《带经堂诗话》于放翁弃妇事，都有更正，不知究属谁是，著以存疑。）

可是当时已有离婚阴谴的迷信，李昌龄《乐善录》载“孙洪”一条云：

侍郎孙公，初名洪。少时与一同舍生游太学，相约毋得隐家讯。一日，同舍生得书，秘不以示。孙诘之，生曰：“非敢隐也；第爷书中语，于公进取似不便。”孙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书示之。书云：“昨梦至一官府，恍若阅登科籍，汝与孙洪皆列名籍中。内孙洪名下，有朱字，云于某年月日，不合写某离婚书，为上天所谴，不得过省。”孙阅书愕然。生曰：“岂公果有是事乎？”孙曰：“有之。向者东上，在某州，适见某翁媪相诟求离，某轻易为写离书，初无他意，不谓上帝谴责乃尔。”生曰：“梦寐恍惚，亦何足信。如公高才硕学，俯拾无疑。”孙终怏怏。及就试，生果高中，而孙下第，方信前梦为不诬也。生曰：“某西归，当为合之，以契天心；”因问孙向所遇睽离人姓字。寻迹其处，得之，夫妇俱未有偶，生为具道一段因缘，置酒合之如初。乃驰书报孙，孙不胜感悦。其后孙以太学内舍生免省，历跻膴仕，屡典大郡；所至有离婚之事，未尝不宛转调护。晚持从橐，侍经闱，连举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

助人离异，须受天谴，这种观念，是从体谅女子来的。再嫁虽然为社会所许，但在妇女方面，损失较大，因为宋人已把“处女”的观念看得重了，离婚妇和寡妇，究竟不若处女之为人见重。社会上一班人道主义者，遂造作离婚天谴的故事，以警劝人勿轻离异，就是这故事发生的原因。士大夫又多以离婚为可耻，为不道德，如上一节所引司马光《训子孙文》说：“夫妻以义合，义绝则离”的话以下本有“今之士大夫有出妻者，众则非之，以为无行，故士大夫难之”数句。又程子“妻不贤出之何害”以下，亦谓“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社会以出妻为丑行，为不德，所以有离婚天谴的故事；何以社会以出妻为丑行？就因为男性嗜好偏重到处女了。下一节让我们详细说他。

三 男性底处女嗜好之产生

在我们讲的，一向从前的贞节观念，不外都着眼在妇人身上，所谓“家人利女贞”；所谓“恒其德贞，妇人吉”；所谓“妇无二适之文”；都是指妇人说的。结婚以前的贞的观念，不是不讲，然重要的是在已婚之后。已婚的妇人，如不守贞，有乱伦纪、乱宗支的危险，所以看的特重，而“淫”为七出之一。可是到了宋代，我发现对于妇女的贞节，另有一个要求，便所谓“男性之处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贞节观念，很是宽泛，渐紧渐紧，到了宋代，贞节观念遂看中在一点——性欲问题——生殖器问题的上面，从此以后，女性的摧残，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度！

上一节曾经说过，离婚天谴的传说，含有一种人道的主义；因为离婚后的妇女，她的价值是没有处女的价值大的；这个现象，毫无疑义，完全是男性性欲的嗜好所养成。我不能说宋代以前的男性，就决没有“处女是好的”的心理，然确乎到了宋代，这种心理，普遍了，扩大了。所以一般人道主义者。才出而主张出妻为可耻，才造作离婚天谴的故事；但一方面再嫁的妇人，还不是绝无人要，于此可见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也是我决定这观念——男性对于处女的嗜好的观念，——是这个时代才发生的原因。

李元纲《厚德录》有一个故事，说道：

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张定公咏知益州，单骑走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帻，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赀以嫁——仍处女也！

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中叶，李元纲是南宋初的人，一直传到那个时候，他才笔之于书，这中间的传播，一定很广了。李元纲觉得这是张咏的德事，好像在称赞他那侍婢还有完璧之贵，这不是明明把“处女”的观念，看得太重吗？所以娶寡妇的，就有人讥之为“旧店新开”了。李有《古杭杂记》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三山萧轸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妇。同舍张任国以《柳梢青》词戏之曰：“挂起招牌，一声喝采，旧店新开。熟事孩儿家怀，老子毕竟招财。当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门买献。自古道正身替代，见任添差！”

社会上已有了这种趋向，那一班儒学先生，不知道个中道理，还在那里主张“妻不贤出之何害”哩！明朝人的小说，甚至有描写女性生殖器之检查的，如《杂事秘辛》之类，便是处女嗜好更甚的表现。还有一事足述的，张子野年八十五尚买妾，苏轼作诗贺之曰：

锦里先生笑自狂，莫欺九尺鬓毛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东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

《墨客挥犀》载一事云：

有一郎官年六十余，置媵妾数人。须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镊之。妻忌其少，恐为群妾所悦，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颐颔遂空。

这都是男性的风流雅事。采阴补阳之说，宋代大为盛行，愚谷老人之《延寿第一绅言》首即攻击此事，此事与处女的嗜好，很有因果关系，但他很无道理，我也不去详考了。

四 第一个女性同情论者——袁采

到了这个时候，男性对于妇女的压迫，已经到什么程度？我们看：柔顺固然是美德，但男子之要求女性柔顺，不过是要她更驯服些，曲不可争，直不可讼，绝不要女子干涉外事，而要她受支配，这是第一种压迫。习惯于被压迫的倚赖之下，自己已无治生的能力，到丈夫死了时，无论有饭吃无饭吃都要守节，这是第二种压迫，这两种压迫是矛盾的。虽然要她驯服，更不以同情看她，好恶一任其意，于是女子不得不克意修饰以博男性的欢喜，尚有一朝被弃之惧，所谓义合义绝，都是便于男子的，被弃之后，男性尚照常自由，女子则终身被弃了，这是第三种压迫。处女的贞操是极要讲究的，一旦大意，便着了终身的伤痕，纵不必为社会所非诮，亦每为丈夫所隐弃，这是第四种压迫。有这几种压迫，女子一生的美丽时代，乃至极短。深闺待字的时候，所遇的都觉荣幸，是黄金时代的初期。嫁后的极短时间内，华彩焕发，遇怜得爱，这是黄金时代的最高期。颜色不常，转眼生男育女，益以中馈的繁琐，蓬头跣足，丈夫的爱怜渐淡，便入了衰退期了。老年以后，景况更苦。这都是通常的现象，七八百年前，绝没有人注意的。也许近代皆然，因为旧习惯已使男子都变作利己者了。可是有一个人独能深深见到，指出了妇女的种种痛苦，劝做男子的给她怜惜，这真是中国历史上倡女性同情论的第一人，这人是谁？——袁采！

袁采，字君载，信安人（今浙江常山县），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及《世范》三书，今只传有《世范》。他对女性同情的见解，也是在这部书里。他的详细事迹，已不可考，只《衢州府志》说他“登进士第。三宰剧邑，以廉明刚直称”。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采尝宰乐清，是书即其在乐清时所作”。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好官；实在也因为他是个好官，才能做出这样的书，因为其中有许多见解，都得自于民间的诉讼，他从这些事上，看着了真正的社会。他的生卒也不详，不过书前有刘镇底淳熙戊戌（民国前七三四）年序，由此推知，他与朱子同时。

《世范》书分《睦亲》《处己》《持家》三门，我所见知不足斋本及四库抄本，均三卷全，字数很多，《说郛》中所刻，是节录本，不及全书二十分之一，别种刻本，不知有无全豹。我们在他书里，不但可见到他的同情妇女的见解，且可看知当时真正的妇女生活。他说妇女暮年最苦，怎样呢？他说：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为其倏忽易过。而命穷之人，晚景最不易过。大率五十岁前，过二十年如十；年五十藏后，过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妇人之享高年者，尤为难过。大率妇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侄。其既嫁之后，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孙。故妇人多有少壮富贵而暮年无聊者，盖由此也。凡其亲戚，所宜矜念。（《睦亲》）

妇人三从，若活高年，从晚辈的时日必较从高辈为多，所以希望有好子好孙好侄，可是这一层最难做到了。这是平时人不注意的，惟他注意得到。女子之心，也是最可怜的，他说：

大抵女子之心，最为可怜：母家富而夫家贫，则欲得母家之财以与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贫，则欲得夫家之财以与母家；为父母及夫者，宜怜而稍从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后，男家富而女家贫，则欲得男家之财以与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贫，则欲得女家之财以与男家；为男女者，亦宜怜而稍从之。——若或割富益贫，此为非宜，不可从也。（《睦亲》）

旧式妇女真有这种心理，被他一语道破。妇女要柔顺，要服从，不使其干预外事，但遇着不肖的丈夫或不肖的儿子时，那就可怜了，他说：

妇人不预外事者，盖谓夫与子既贤，外事自不必预。若夫与子不肖，掩蔽妇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荡赌博，至于鬻田，甚至于鬻其所居，妻犹不觉；然则夫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子之鬻产，必同其母，而伪书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贷，而兼并之人，不惮于论讼；贷茶盐以转货，而官司责其必偿，为母者终不能制；然则子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此乃妇人之不幸，为之将奈何？苟为夫能念其妻之可怜，为子能念其母之可怜；顿然悔悟，岂不甚善！（《睦亲》）

丈夫不贤以至鬻妻，是常有的事，已甚难堪，谁知还有鬻母的哩！（明李东阳《书某节妇事》即言此，下一章详说。）到了这步田地，纵能干预外事，已无用处，何况不能？万一的补救，只是要妇人知书识字，庶能持家不坠，所以他说：

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至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最为难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贤；托之亲戚，亲戚未必贤；——贤者又不肯预人家事。惟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几焉。不然，鲜不破家。（《睦亲》）

我尝以为中国素来认定妇女最高的标准，是贤良，不是贤能，所以那懦弱，无反抗，遇着困难，一死了之，这样妇人，便是好的妇人。困难越大，死的越苦，动人怜悯越深，好的程度便越高。不知这正是汩没人性的！表面虽像有利于男子，不知实足为家庭之累！近世常谓中国人对于妇女向持贤母良妻主义，实应加以说明。“贤母良妻”这个名词，是清末从东洋输入的，从前我们对于妇女虽也常用贤良的字眼，可是那含义是“无能”，是“懦弱”，是“柔顺”，和近代所谓“贤母良妻”的含义，差得远了。我敢断言，中国历史上对于妇女的思想，在民国前二十年以前，绝没有什么贤母良妻主义！你看袁采所鼓吹的，不才是贤能么？你看他所说的贤妇人有三类：其夫懦弱，而能自理家务不受人欺，是第一类。其夫不肖，能与其子整饬家务不至破产，是第二类。夫死子幼，能教养其子以至兴隆家业，是第三类。——而以第三类为最难。这才稍有近世底贤母良妻的意义，而当时是很不多见的！一班女圣男贤所不知注意的！

宋人嫁娶多喜因亲及亲，苏洵的女儿，诗中有：“乡人嫁娶重母党”之句，她就是表兄妹结婚的。袁采对于因亲及亲的事，有一种极透辟的见解，使七百多年后的人看着，还像正道着今日的社会；他说：

人之议亲，多要因亲及亲，以示不相忘，此最风俗好处；——然其间妇女无远识，多因相熟而相简，至于相忽，遂至于相争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识而骤议亲者。故凡因亲议亲，最不可托熟阙其礼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极于责备，则两家周致，无他患矣。故有侄女嫁于姑家，独为姑氏所恶；甥女嫁于舅家，独为舅妻所恶；姨女嫁于姨家，独为姨氏所恶；皆由玩易于其初，礼薄而怨生，又为不审其初之过者。

旧式家庭的恶现象，他真见得透。做儿子的，若父亲讨了后母，境遇便非常痛苦；做媳妇的，若家中有小姑，日子也非常难过：这是什么原故！袁采说：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远，而有后母者独不为父所喜；父无正室而有宠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于私爱；然为子者要当一意承顺，则天理久而自协。凡人之妇，性行不相远，而有小姑者独不为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爱偏；然为儿妇者要当一意承顺，则尊长久而自悟。父或舅姑，终于不察，则为子为妇无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睦亲》）

寡妇再嫁，如果原来没有子女，到还罢了；如有子女，实是难办。袁采说：

寡妇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内外亲姻有高义者，宁若与之议亲，使鞠养于舅姑之家，俟其长而成亲。若随母而归义父之家，则嫌疑之间，多不自明。（《睦亲》）

这正是妇女不能独立的痛苦，只有他看得到，说得出，若以为是蔑视女性，便大错了，他的办法，正是不得已的救济。他说后娶也是件难事：

中年以后丧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幼女无与之抚存，饮食衣服凡阖门之事无与之料理，则难于不娶。娶在室之人，则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后之人所能御。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情；或有亲生之子，岂免二心？——故中年再娶为尤难。然妇人贤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为无人，特难值耳。（《睦亲》）

他说：“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不是他反对娶寡妇，是正道着旧式束缚的苦痛。旧日对于寡妇，每以“非人”看待，故寡妇嫁人，调协尤难。宋时寡妇有坐家招夫者，曰“接脚夫”，注3《世范》中亦曾提及。婚姻贪攀门阀，图谋富厚，以及早婚等等，宋以前已很发达，袁采也是极力攻击的。他说：

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苟人物不相当，则子女终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睦亲》）

又说：

有男虽欲择妇，有女虽欲择婿，又须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痴庸下，若娶美妇，岂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丑拙狠妒，若嫁美婿，万一不和，卒为其弃出者有之。凡嫁娶固非偶然不和者，父母不审之过也。（同上）

又说：

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嫁，若论目前，悔必在后。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得见。若早议婚姻，事无变易固为甚善；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或所议之婿流荡不肖，或所议之女狠戾不检：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由之以兴，可不戒欤！（同上）

媒人的可恶，他也是极力指摘的。他说：

古人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复，绐女家则曰男富，绐男家则曰女美；近世尤甚。绐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且助出嫁遣之资。绐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且虚指数目。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无媒，而媒者之言，不可尽信如此，宜谨察于始。（同上）

旧式婚姻的缺点，一齐经他说尽了：他说“嫁娶固不可无媒”，好像嫁娶之有媒，纯非得已，若不因媒妁制度规订在礼教之中，——更进一步，若是他生在七百年后礼教可以动摇的今日，他一定极力主张不要媒人了；又为避免“子女终身抱恨”起见，他一定要劝天下的父母把子女婚姻大事让子女绝对自由去的。

他对于当时的乳母和婢女两种人，有极深的同情，他说：

有子而不自乳，使他人乳之，前辈已言其非矣。况其间求乳母于产之前者，使不举己子而乳我子；有子方婴孩使舍之而乳我子，其己子呱呱而泣至于饿死者；有因仕宦他处，逼勒牙家，诱赚良人之妻，使舍其夫与子而乳我子，因挟以归乡，使其一家离散，生前不复相见者；——士大夫递相庇护国家法令有不能禁，彼独不畏于天哉？（《治家》）

又说：

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归其乡：此风俗最近厚者，浙东士大夫多行之。有不还其夫而擅嫁他人者，有不还其父母而擅与嫁人，皆兴讼之端。况有不恤其离亲戚去乡土，役之终身，无夫无子，死为无依之鬼，岂不甚可怜哉？（《治家》）

这都是他痛心于世道的言论，强凌弱，官欺民，当时已成普通现象，他也只好叹惜几声，略寓讽劝罢了。

他对于妇女衣饰，不赞成过于华丽，也是根于人情说的，他说：

妇女衣饰，惟务洁净，尤不可异众。且如十数人同处，而一人之衣饰独异，众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否？

袁采虽然是七百多年前的人，实在有些见解到现在一样有价值。可惜在那沉痼的社会里不能使他跳到圈儿外来主张，所以他的影响，并不甚大。

五 冥婚

冥婚这件事，虽然是迷信，也可见人们对于婚姻的看重。总以为未婚而死，是人生的不幸，故即在冥间，亦须为觅配偶。此风最早见于魏，魏武子邓哀王冲，幼而岐嶷，仁爱识达，年十三卒，魏武甚悼之，为之娉甄氏之亡女以合葬，为后世冥婚之始，在民国前一千七百年。到了唐代冥婚的发现较多，韦后为其弟洵与萧至忠殇女冥婚，见《唐书·至忠传》。戴君孚《广异记》载唐代冥婚事一则云：

长洲县丞陆某，家素贫，三月三日，家人悉游虎邱寺，女年十五六，以无衣不得往，独与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叹投井而死；父母以是为感。悲泣数日，乃权殡长洲县后。

一岁许，有陆某者，曾省其姑，姑家与女嫔同地。出经殡宫过，有女婢随后云，女郎欲暂相见。某不得已，随至其家。家门卑小，女郎靓妆，容色婉丽，问云：“君得非长洲百姓耶？我是陆丞女，非人，鬼耳，欲请君传语与赞府，今临顿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义难自嫁，可与白大人，若许为婚，当传语至此。”其人尚留殡宫中，少时，当州坊正从殡宫边过，见有衣带出外，视之，见妇人，以白丞。丞自往，使开壁，取某置之厅上，数日能言。问焉得至彼，某以其言对，丞叹息。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果有之，而无恙自若，初不为信。后数日乃病，病数日卒，举家叹恨，竟将李子与女为冥婚。

这个故事，自然不足信，然是唐人造出的，就其最后一语看，冥婚在当时已成风俗无疑，并且定有一定的手续和办法。此风至宋更盛，康与之《昨梦录》有云：

北俗男女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令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卜，即制冥衣，男冠带女裙帔等毕备，媒者就男墓备酒果，祭以合婚。设二座相并，各立小幡长尺余者于座后。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动。奠毕，祝请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则二幡微动，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为动且合也。又有虑男女年幼或未闻教训，男即取先生已死者书其姓名生时以荐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属既已成婚，则或梦新妇谒翁姑，婿谒外舅也。不如是则男女作祟，见秽恶迹，谓之男祥女祥鬼。两家亦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每岁察乡里男女之死者而议资，以养生焉。

冥婚在北宋，自已通行甚盛，此篇所言，即甚详尽。清孙樗《余墨偶谈》云：

山右风俗，凡男女纳采后，若有夭殇，则行冥配之礼。女死归于婿茔，男死女改字者，另寻殇女结为婚姻。陬吉合葬。冥衣楮饰，备极经营。若婚嫁后。家君宰曲沃时，曾有邑绅三姓以争冥配兴讼者。

可见此风在清代亦盛行且一直至民国纪元后尤然，《妇女杂志》第一三二号（民国十四年底出版，）有车素虞女士《冥婚》一篇，即言此事。

六 旷世女文人李清照

李清照（一〇八一—一一四一以后）是有史以来一位最大的女文学家。在她以前，固然没有比她好的；在她以后也没有比得上她的。父格非，为礼部员外郎，母亲是状元王拱宸孙女，都擅文章，所以幼教极好，早有才华。她出嫁时，据她自己说是建中辛巳（见《金石录后序》）应在民国前八一一年，但《宋史》说她“元符二年（民前八一三）年十八，适太学生诸城赵明诚”。明诚父挺之，那时做吏部侍郎，后来曾为丞相。所以赵李两家，都是望族。清照尝自称易安居士，后人因即称之曰易安。

结缡未久，明诚出游。易安意殊不忍别，书《一剪梅》词于锦帕送之，曰：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别后又曾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思胜之，一切谢客废寝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余阕，把易安所作，抄杂一起，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诵再三，说“有三句绝佳”，问那三句？德夫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刚刚就是易安作的，（见《苕溪渔隐丛话》，）明诚终未能胜她。这首词全文云：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易安被人传诵之诗句亦最多，如：

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少陵也是可怜人，更待明年试春草。（《风月堂诗话》）

又：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朱子《游艺论·引评》）

又《春残》云：

春残何事苦相思，病里梳头恨发长；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彤管遗编》）

《郡斋读书志》说，挺之在徽宗时（为宰相），易安进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挺之排元祐党人甚力，（易安父）格非以党籍罢，易安上诗挺之，有“何况人间父子情”句。他们儿女亲家，因为政事的原故，尚且不讲交情，真令人敬佩。

赵明诚好金石藏书画，所收极多，曾著《金石录》三十卷，至今均为谈考证者所珍视。明诚之好古，与他们夫妇生活极有关系。易安在《金石录后序》中写他们的生活道：

赵李宦族，然素贫贱。每朔望，明诚太学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夫妻相对展玩咀嚼，尝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明诚）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挺之为）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给，衣食有余，连守两郡（青州、莱州），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藏既富，于是几案罗列，枕席狼籍，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这几段写他们夫妇生活，何等绮丽，何等快活！自结婚至今二十余年，算是易安之黄金时代。像这样美满的夫妻生活，应当是妇女生活史中最宝贵的材料！

靖康二年（一一二七）明诚奔母丧于金陵，“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像这样的割爱舍去，“尚载书十五车”。其收藏之富可见。其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火其书十余屋，于是十去七八。

戊申（一一二八）九月，明诚起复知江宁。《清波杂志》云：“在江宁日，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得句必邀赓和，明诚每苦之。”这也是他们夫妻间的韵事。

第二年春三月，明诚罢官，想到江西去住家，雇船上驶，已到池阳，被旨召知湖州，遂留易安于池阳，自己从陆路赴召过阙上殿。六月十三那一天，明诚舍舟登岸，“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易安看这神情，不觉恶心，谁知明诚此去，果不生还了。易安因呼问：“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明诚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服，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宋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这几句话，好像遗嘱一般了。遂驰马去。后来果然在途中受了暑，到行在时，就害病了。《金石录后序》易安自叙其得信及赶往视病以至于明诚死的情形道：

七月，来报卧病，余惊憺，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据这一般，我们看出易安不仅文学好，并且很有才干；又看出她还懂一点医药哩。明诚死时，尚有书二万余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是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

那时易安已经四十九岁了。以后所经变故极多，都写在她所作《金石录后序》里，那是她五十二岁时（绍兴壬子）作的。后来辗转避乱，居于金华。在金华有《武陵春》一词，至今为世人称诵，词云：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又有《感怀》诗云：

寒窗败几无书史，公路生平竟至此，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虚室香生有佳思。静中吾乃见真吾，乌有先生子虚子。（见《彤管遗编》）

她的嫠居生活，可以从这一首诗及《晓梦》一诗中看出。《晓梦》云：

晓梦随疏钟，飘然跻云霞。因缘安期生，邂逅萼绿华。秋风正无赖，吹尽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食枣如瓜。翩翩垂发女，貌妍语亦佳。嘲辞斗诡辨，活火烹新茶。虽乏上元术，游乐亦莫涯。人生能如此，何必归故家。起来敛衣坐，掩耳厌喧哗。心知不可见，念念犹咨嗟。（同上）

易安自己并无儿女，这诗中所说“翩翩垂发女”指的是她弟弟李迒的女儿。因为她那时是住在她弟弟家里。

易安有一首最著名的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她不仅是会诗能词而已，对于时政，也极关心。秦楚材（秦桧的哥哥）命韩肖胄、胡松年二人充奉表通问使副使使金，易安各上一诗送之，上胡诗云：

胡公清听人所难，谋同德协置器安。解衣已道汉恩暖，离诗不怯关山寒。皇天久阴后土湿，雨势未回风势急，车声辚辚马萧萧，壮士懦夫俱感泣。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投诗干纪室。蔡邱莒父非荒城，勿轻谈士弃儒生。愤王墓下马犹倚，寒号城边鸡未鸣。巧匠亦且顾樗栎，刍荛之询或有益。不乞隋珠与和璧，但乞乡关新信息，灵光虽在应萧条，草中翁仲今何若？遗民定尚种桑麻，败将如闻保城郭。嫠家祖父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如雨。子孙南渡今几年，漂零遂与流人伍。愿将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抔土。（见《云麓漫钞》）

真正是“忠愤激发，意悲语明”。宋自南渡以后，一般宦门望族，都逃在江南，久不能归，自然有无限悲痛怀旧之忱。易安又有句云：

南来犹怯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

又：

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

俱见《渔隐丛话》，是极佳美的句子。

宋以词盛，柳永、秦观、苏轼、欧阳修、晏殊等尤有名，她对之却都有不满的批评，她说：

本朝柳屯田永，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鹰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黄鲁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少游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见《渔隐丛话》）

一代词人，俱在言下，她的大胆卓识可见。张九成，绍兴二年进士，她更诗诮之，云：

“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

她用他们文章中语，以讥其不通。因为她勇于批评，并杂讽讥，故恨她的人很多，于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根据鄙恶小说之言，就说她改嫁张汝舟了。后来又不堪张之虐待，和张离婚，作有离婚启，因比其事为文案。但易安的历史，据上面所述看来，她四十九岁时死了丈夫，后即依弟以居，生活很恬静，如何会有改嫁的事呢？《齐东野语》说李心传在蜀，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舛固宜。又《谢枋得集》亦言《系年要录》为辛弃疾造韩侂胄寿词。那末宜乎此书惯作假话。可是因为易安名声太大，惹人注意，其改嫁之说遂愈传愈确。直至清代俞正燮，替她编排事实，作《易安居士事辑》，辨无其事。李慈铭又作辑补，事始大白。改嫁原不是丑事，然而她没有改嫁，诬之为改嫁，岂非大不平么？

易安改嫁之说是从何发生的呢？赵明诚从池阳到行在的时候，学士张飞卿（即汝舟）以玉壶示明诚，相语久之，仍携壶去。时建康置防秋安抚使扰攘之际，或疑其馈璧北朝，言者遂列以上闻。有人说赵张皆当置狱，那时明诚已死，易安方大病，仅存喘息，闻玉壶事大惧。尽以其家所有，赴越州行在投进，而高宗已奔明州。时中书舍人綦崇礼为赵明诚辩护，事乃得白。易安因为与綦有旧亲情，这回又极得其帮助因作启谢之，曰：

素习义方，粗明诗礼。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序欲投进家器，曰抵雀捐金……

《系年要录》却谓明安既改嫁张汝舟，不睦请离，是綦崇礼为之处理的。后来易安有谢綦的信，就把上面的启改了。改曰：

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强以同归。猥以桑榆之末影，配兹驵侩之下才。……视听才分、实难共处。惟求脱去，决欲杀之。遂肆欺凌，日加殴击，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

据李慈铭说，也许张汝舟妻亦姓李，或竟是易安一家，与夫不咸，讼讦离异。或者也娴于文字，作文自述被夫欺凌殴击之事。她告其夫“妄增举数”时，亦必牵及闺门乖忤，自求离绝。后人因其适皆李姓，遂牵合到易安了。这论据很有道理。此外证据尚多，今述其最重要的三个如次：

（一）李慈铭指出《系年要录》所载张汝舟妻李氏告她的丈夫“妄增举数”，在绍兴二年九月朔。而易安作《金石录后序》在绍兴二年十月朔，尚自称“易安室”，“岂有三十日内忽在赵氏为嫠妇，忽在张氏讼其夫”之理？

（二）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五月十三日，綦崇礼婿阳夏谢伋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谈尘》，时易安年已六十，伋称之为赵令人李，若崇礼为处理张汝舟婚事，伋是他的亲婿。还有不知道的吗？

（三）淳祐元年（一四二一）张端义作贵耳集，尚称“易安居士赵明诚妻”，则易安之以寡妇终无疑。

易安不仅是能诗词四六，并且能画。宋濂《学士集》说：“易安能诗词文四六，又能画，明人陈查良藏有易安画琵琶行图。”《太平清话》说：“莫廷韩买得易安图墨竹一幅。”

她并创造一种游戏，名曰“打马”。曾著《打马赋》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说：“用二十马。今世打马，大约与樗蒲相类。”

《词综》载朱文公言，谓“本朝妇人能文章者，曾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魏夫人是丞相曾子宣妻，亦善作词，意境也高。《宋史·艺文志》说后人集易安所作为，文七卷词六卷，但现在所流传的，不过薄薄的一卷《漱玉词》罢了，并且都还是从别的书中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