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钱牧斋对明初史料的贡献说，我是很推崇这个学者的。二十年前读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证》诸书，觉得他的学力见解，实在比王弇州（世贞）、朱国祯高。同时也搜集了有关他个人的许多史料，如张汉儒控告他和瞿式耜的呈文、《牧斋遗事》《虞山妖异志》《阁讼记略》《钱氏家变录》《牧斋年谱》《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以上均见《虞阳说苑甲编》）、《纪钱牧斋遗事》（《痛史》本）、《钱氏家变录》（《荆驼逸史》本）、瞿式耜《瞿忠宣公集》、文秉《烈皇小识》、计六奇《明季北略》，以及《明史·周延儒传》《温体仁传》《马士英传》《瞿式耜传》有关他的记载，和张汉儒呈文的另一印本（刊《文艺杂志》八期）。因为《明史》里不收这个作清朝官的两朝领袖，《清史稿》列他在《文苑传》，极简略。当时就想替此人写点什么。记不得那时候因为什么耽误了，一晃荡便是二十年。

最近又把从前所看过的史料重读一遍，深感过去看法之错误。因为第一他的史学方面成就实在有限，他有机会在内阁读到《昭示奸党录》《清教录》一类秘本，他有钱能花一千二百两银子买一部宋本《汉书》，以及收藏类似俞本《皇明纪事录》之类的秘笈，有绛云楼那样收藏精博的私人图书馆，从而作点考据工作，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第二这个人的人品实在差得很，年轻时是浪子，中年是热衷的政客，晚年是投清的汉奸，居乡时是土豪劣绅，在朝是贪官污吏，一生翻翻覆覆，没有立场，没有民族气节，除了想作官以外，从没有想到别的。他的一点儿成就、虚名、享受，全盘建立在对人民剥削的基础上，是一个道地的完全的小人、坏人。

可是，三百年前，他的名气真大，东林巨子，文坛领袖，斯文宗主，而且还是幕后政治的牵线人物。只是做官的日子短，在野的年代长，以他当时的声名而论，倒是个“社会贤达”也。

我正在研究历史上的士大夫、官僚、绅士、地主这类人，钱牧斋恰好具备这些资格，而且还是“社会贤达”，因此把旧材料利用一下，写出这个人，并非毫无意义，而且也了却多年来的心愿，是为记。

一　定论

牧斋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自己的大节有亏，常时嘴里说的是一套，纸上写的是一套，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师友们轰轰烈烈成为一代完人，只有他醉心于功名利禄，出卖了人格灵魂，出卖了民族国家，到头来变成“药渣”，“秋风起，团扇捐”，被新主人一脚踢开，活着对不起人民，死去也羞见当年师友，老年的情怀实实在在是凄楚的、寂寞的、幽怨的，百无聊赖，只好皈依空门，靠念经礼佛来排遣、忏悔。排遣往年的过错，忏悔一生的罪恶。有时候也不免自怨自艾一番，例如《有学集》卷一《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

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神争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壶且任他。叹息题诗垂句后，重将老眼向关河。

《再次茂之他字韵》：

覆杯池畔忍重过，欲哭其如泪尽何？故鬼视今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陶轮世界宁关我？针孔光阴莫羡他！迟暮将离无别语，好将白发喻观河。

戊子是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这年他六十七岁了，为了被控和明朝故老闹“反清”，被羁押在南京，案情严重。想想一辈子居高官，享大名，四年前已经六十四岁了，还不顾名节，首倡投降之议，花了一笔大本钱，满以为新朝一定大用，不料还是作礼部侍郎，二十年前早已作过的官。官小倒也罢了，还被奚落，被哂笑，实在受不了，只好告病回籍。如今又吃这官司，说是为明朝呢，说不上，为清朝呢，更说不上，于是见了人只好唤奈何了，要哭也没有眼泪了，活着比死也好不了多少了。顺治十八年（1661）八十岁大寿，族弟钱君鸿要发起替他征集庆寿诗文，他苦口辞谢说：

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绛县之吏，不记其年，杏坛之杖，久悬其胫。此天地间之不祥人，雄虺之所愁遗，鸺鹠之所接席者也，人亦有言，臣犹知之，而况于君乎？（《有学集》卷三九《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书》）

这一段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确当的。他的一生定论“荣进败名，艰危苟免”，他一生的言行是“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明亡而“濒死不死”，降清而“偷生得生”，真是一个为人民所共弃的不祥人，该以杖扣其胫的老怪物。所谓人亦有言，如顺治三年（1646）在北京碰钉子谢病南归，有无名氏题诗虎丘石上《赠钱牧斋宗伯南归》：

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已是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悔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撩乱秋风问阿侬。[84]

如《虞山行》：

一朝铁骑横江来，荧惑入斗天门开，群公蒲伏迎狼纛，元臣拜舞下鸾台。挂冠带笠薰风里，耳后生风色先喜，牛渚方蒙青盖尘，更向龙井钓龙子。名主前席拂朱缨，左拍宗伯右忻城，平吴利得逢双俊，投汉何曾有少卿。靡靡北道岁云暮，朔风吹出蚩尤雾，趋朝且脱尚书履，洛中那得司空座。回首先朝一梦中，黄扉久闭沙堤空，终朝褫带嗟何及，挂颿归去及秋风。……吁嗟盛名古难成，子鱼佐命褚渊生，生前莫饮乌程酒，死来休见石头城！死生恩怨同蕉鹿，空向兴亡恨失足，诗卷终当覆酒杯，山邱何用嗟华屋。（节引自《痛史》本《纪钱牧斋遗事》）

“牛渚方蒙青盖尘”指福王被虏，“更向龙井钓龙子”指牧斋作书诱降在杭州的潞王。“左拍宗伯右忻城”指文班以牧斋为首，武班以忻城伯赵之龙为首迎降清军。“黄扉久闭沙堤空”，指北上后不得大用，失意而反。和这句相发明的，还有一首《虞山竹枝词》：

十载黄扉事渺茫，重瞻天阙望恩光，凤凰池上无人问，依旧当年老侍郎。

《牧斋遗事》记一故事，说一天牧斋去游虎丘，穿一件小领大袖的衣眼，有人揖问，“这衣服是什么式样？”牧斋窘了，只好说：“小领遵时王之制，大袖乃不忘先朝。”这人连忙改容说：“哦，您真是两朝领袖咧！失敬失敬。”

死后，他所迎降的清朝皇家对他的看法，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上谕：“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从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毁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然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于是二集成为禁书。第二年弘历又题《初学集》：“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瓮酒，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四十一年又诏：“钱谦益反侧卑鄙，应入《国史贰臣传》，尤宜据事直书，以示传信。”四十三年二月又谕：“钱谦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毁，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若与洪承畴等同列《贰臣传》，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瘅？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清史列传·贰臣传》乙编）”其实这些话是有些冤枉的。《初学集》是牧斋在前明的作品，刊行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确是有好些骂清高宗先人的话。《有学集》是降清以后的结集，对清朝祖先便不敢“奴”长“奴”短了。以牧斋在明朝的作品来责备作清朝卿贰的钱谦益，当然不公道。不过，说他“进退失据，非复人类”，倒是定论。

牧斋对明朝失节，出卖祖国，出卖人民，“更一钱不值何须说！”在清朝呢，名列《贰臣传》，而且还是乙编，比洪承畴之类更下一等。活着含羞，死后受辱，这是投机分子应有的结局。

二　荣进败名

牧斋名谦益，字受之，晚年号蒙叟，亦自称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年，死于清圣祖康熙三年（1582-1664），年八十三岁。

牧斋一生的经历，十七岁（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学，二十五岁中举，二十九岁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以父丧丁忧。三十九岁还朝。四十岁（熹宗天启元年，1621）作浙江主考，升右春坊中允。四十一岁以浙闱关节案告病回籍。四十三岁以谕德充经筵日讲官。四十四岁升詹事府少詹事，以东林党案削籍家届。四十七岁（思宗崇祯元年）补詹事府詹事，转礼部右侍郎兼赣林侍读学士，廷推枚卜，是候补宰相名单上的第二名，被温体仁攻讦革职，四十八岁后开始闲居。五十六岁被邑人张汉儒告讦为土豪恶绅，被逮北上下狱。五十七岁狱解南归。六十岁纳妾柳如是。六十四岁明福王立于南京，改元弘光，谦益官礼部尚书兼宫保，清兵进军江南，牧斋以文班首臣迎降，随例北行。六十五岁作清朝的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明史》副总裁。六月告病南归。六十七岁以黄毓祺案被逮到南京下狱。六十八岁狱解归里。八十三岁死。

牧斋二十岁左右在东南一带便有文名，和东林领袖顾宪成、允成兄弟交游。点探花以后，叶向高是前辈，孙承宗、王图是座主，高攀龙、左光斗、杨涟、周顺昌、姚希孟、黄道周、文震孟、鹿善继诸名流是僚友，瞿式耜是门生，程嘉燧、李流芳诸人是文酒之友，声气震动一世。到东林诸领袖先后被杀之后，“流俗相尊作党魁”，俨然是乡国重望了，张汉儒告讦案解后，“洛中之冠带，汝南之车骑，蜀郡之好事，鄠杜之诸生，闻声造门，希风枉驾，履舄交错，舟船填咽，邑屋阒其无人，空山为之成市”。成为斯文宗主，一代大师，青年人的泰山北斗，社会上第一号的贤达。六十四岁作了两朝领袖之后，声名骤落，做官不得意，做人不像人，“人亦有言”，成天过被哂笑辱骂的日子，再也不谈气节骨格，缩在文人的圈子里，写墓铭、寿序弄钱，觍觍觍觍一直到死。

这个人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确当，“荣进败名”，一句话，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想作大官，利禄熏心，坏了名节，毁了自己。

天巧星浪子钱谦益

牧斋前半生是东林中佼佼的人物，反东林的阉党阮大铖造《点将录》，献给魏忠贤，黑名单上的重要人物有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崔呈秀开的另一黑名单《天鉴录》上也赫然有钱谦益的名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天启五年杨涟左光斗诸人被魏忠贤杀害，牧斋也牵连被削籍回里。官虽作不成，名气反而更大，朝野都把他当作东林党魁，他也以此自许，如《初学集》卷六《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二十首之一：

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舞袖任他猜，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

如《有学集》卷一六《范勋卿文集序》：

余庚戌通籍，出吾师耀州王文肃公（名图，阉党卢承钦所作《点将录》，和高攀龙并列的东林副帅，此外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等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等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之门……余则继耀州之后，目为党魁，饮章录牒，逾冬逮系，受钩党之祸。……入甘陵之部，刊元祐之碑，除名削迹，终老而不相贷贳。

可是他一生的行径，却是道地的“浪子”，阉党虽然比他更灭绝人性，寡廉鲜耻，给他的这个绰号倒还中肯，恰如其人的品格身份。

浙闱关节

牧斋虽是东林党人，可是还没有进身就和宦官勾搭。万历三十八年殿试后自以为文名满天下，兼之又有内线，状元是拿稳了。发榜的前一晚，已经得到宫中小太监的密报，说是状元已成定局，司礼监太监和其他宫廷权要都派人送帖子来道喜，京中亲朋故旧络绎户外，牧斋喜极乐极。不料到天亮榜发，牧斋竟是第三名探花，状元是归安人韩敬，这一跟斗摔得真惨，两人从此结下仇。原来韩敬也有内线，早攀上宫中最有势力的大太监，发榜时拿韩敬换了牧斋。牧斋还以为他的老板只此一家，以致上了一回大当（《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

韩敬作了官，牧斋不服气，使一点手段，在三年京察时，把韩敬革职。

韩敬是浙江人，是反对东林的浙党党人。丢官后恨极，也处心积虑图谋报复。党争和私人怨恨从此纠缠不清。

嘉宗天启元年（1621）牧斋奉命作浙江主考官。韩敬和秀水沈德符计议，冒用牧斋的名义，出卖关节，很多人都上了当。名士钱千秋也被说动了，用两千两银子买“一朝平步上青天”的暗号，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嵌入一字。榜发千秋果然考取了。韩敬、沈德符使的人分赃不均，把卖关节的事情嚷开了，韩敬也派人上北京大宣传一气，又联络礼科给事中顾其仁磨勘原卷，找出证据，具疏弹劾。事情闹大，刚好钱千秋已到北京淮备会试，牧斋一问果然有真凭实据，急得无法，只好自己上疏检举。经刑部审讯的结果，假冒名义出卖关节的两人枷号发烟瘴充军，钱千秋革去举人充军，牧斋和房官确不知情，以失察罚俸三月，奉旨依拟。这个科场大案，因为牧斋脚力大，就此结束。（文秉《烈皇小识》卷二，《虞阳说苑》本《阁讼记略》，冯舒《虞山妖乱志》卷中）

枚卜之争

明代后期大学士（宰辅）的任用，由吏部尚书领衔，会合廷臣公推，开一张名单，由皇帝点用，叫作枚卜。

崇祯元年十一月，大学士刘鸿训罢，思宗诏廷臣举行会推枚卜大典。

牧斋是庚戌进士，在东林有重名，会推列名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劲敌是同官宜兴周延儒，延儒是万历四十一年的会元状元，名辈虽然较后，可是不久前曾和思宗谈过话，很投机，如也在会推单上列名，周的被点可能要比钱大。乌程温体仁官礼部尚书，虽然是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但是名低望轻，根本挨不上，倒不必顾虑。

周延儒事先布置，勾结外戚郑养性和东厂唐之征，势在必得。

牧斋方面，有门生户科给事中瞿式耜、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在奔走，瞿式耜尤其出力，联络好廷臣，会推单上十一名，第一名成基命，第二名钱谦益，釜底抽薪，周延儒连提名的资格都被取消了，根本说不上圈定。

明思宗性格多疑，正在奇怪怎么会不列周延儒的时候，周延儒的反攻也正在展开，使人散布流言，街巷纷纷传说，这次会推全由钱谦益的党羽操纵，思宗也听见了。温体仁摸清楚情势，上《盖世神奸疏》，弹劾谦益浙闱旧案，说他是盖世神奸，不宜滥入枚卜。思宗召集双方在文华殿面讯，温体仁是有准备的，盛气质询，说话流利，牧斋正在打点作宰相的兴头上，斜刺里挨这一棍，摸不清情况，说不出话，官司便输定了。第二天有旨：“钱谦益关节有据，受贿是实。今又滥入枚卜之列，有党可知。祖法凛在，肤不能私，着革了职，九卿科道从公依律会议具奏，不得徇私党比，以自取罪责。”后来钱千秋案虽然由原审人员一致坚持原来的判决，牧斋止于失察，不再深问。可是大学士是被搞掉，不但作不了大学士，连原官也丢了，革职回籍听勘。

崇祯二年十二月周延儒入阁，三年六月温体仁入阁。两个死对头接连当权，牧斋一直闲了十六年，再也不得登朝，只好在乡间作“社会贤达”，干土豪劣绅武断乡曲的勾当。这一次牧斋吃亏的原因：一内线未走好，二被温体仁一口咬定是结党把持，作皇帝的最怕最恨臣下结党，而牧斋恰是结党有据，硬挤周延儒。又吃亏在钱千秋的案子确是有关节。一跤摔倒，再也起不来了。（《明史》卷三〇八《周延儒传》《温体仁传》，卷二八〇《瞿式耜传》；《烈皇小识》卷二；《阁讼记略》；《虞山妖乱志》中）

贪恶兽宦

明代乡绅作恶于民间，是人民最感痛苦的一害。

崇祯十年（1637）常熟人张汉儒到北京告御状，告乡绅钱谦益、瞿式耜：“不畏明论，不惧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生杀之权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致令蹙额穷困之民欲控之府县，而府县之贤否，两奸且操之，何也？抚按皆其门生故旧也。欲控之司道，而司道之黜陟，两奸且操之，何也？满朝皆其私党羽翼也。以至被害者无门控诉，衔冤者无地伸冤。”又告发他们：“倚恃东林，把持党局，喜怒操人才进退之权，贿赂控江南生死之柄，伦常扫地，虐焰熏天。”开列罪款，一共是五十八款，如侵占地方钱粮，勒索地方大户，强占官地营造市房，霸占湖利强要渔船网户纳常例，私和人命，逼奸良人妻女，出卖生员，霸占盐利，通番走私，占夺故家宝玩财货，毒杀和殴杀平民，占夺田宅等等，计赃三四百万。例如：

一、恶钱谦益、瞿式耜每遇抚按、提学、司道、知府、推官、知县要紧衙门结交，必先托心腹，推用其门生故旧，宣言考选可以力包，以致关说事情，动以千万，灵应如神，诈有不遂者无不立致之死，小民之冤无处申诉，富家之祸无地可容。

一、恶钱谦益、瞿式耜见本县有东西两湖华荡华汇（《文艺杂志》本作昆城湖、华荡滩），关系民间水利，霸截立桩，上书“礼部右堂钱府”、“户科瞿衙”字样，渔船网户俱纳常例，佃田小民投献常规，每岁诈银七百余两，二十年来计共诈银一万四千余两，地方切齿，通县公愤。

一，恶钱谦益自卖举人钱千秋之后，手段愈辣，凡文宗处说进学者，每名必要银五百两，帮廪者每名银三百两，科举遗才者要银二百两，自家夸口三党之前曰，我的分上，如苏州阊门贝家的药，货真物精，比别人的明明贵些，只落得发去必有应验。

一、恶钱谦益乘媚阉党崔呈秀心爱顾大章家羊脂白玉汉杯，著名一棒雪，价值千金，谦益谋取到手，又造金壶二把，一齐馈送，求免追赃提问，通邑诽笑证。

一、恶钱谦益见刑部郎中赵元度两世科甲，好积古书文画，价值二万余金，后乘身故，罄抢四十八橱古书归家。

这个告发人张汉儒，牧斋自撰的《丁丑狱志》称为奸人，《明史》上也称为常熟奸民。在封建时代，以平民告发大官，其“奸”可知。不过根据冯舒的《海虞妖乱志》，所记牧斋的秽史确有几件是可以和“奸”民的控词互证的。冯舒是牧斋同县人，被这场官司卷入，闹得几乎不可开交，而且是牧斋这方面的人，牧斋和瞿式耜还为他分辩过。他的话应该有史料价值。他说：

钱尚书令（杀人犯）翁源德出三千金造塔（赎罪），源德事既败，塔亦终不就。已而钱尚书必欲成之。凡邑中有公事拟罪者，必罚其赀助塔事，黠士敝民请乞不餍，亦具辞请修塔，不肖缙绅有所攘夺者，公以塔为名，而私实自利。即寿考令终着，亦或借端兴词，以造塔为诈局，邑中谓塔为大尸亲，颇称怨苦。钱尚书亦因是藉藉不理人口，谤亦由是起。

他详细记出牧斋曾由族人钱斗之手，敲诈族人钱裔肃：

裔肃诸弟又以宪副（钱岱）故妓人纳之尚书，裔肃不得己，亦献焉。凡什器之贵重者，钱斗辈指名索取，以为尚书欢。

张汉儒告发于下，大学士温体仁主持于上，地方大官如巡抚张国维是牧斋的门生，巡按御史路振飞是后辈，也掩饰不了，牧斋和瞿式耜被逮到京拘讯。

官司又眼见得要输了，牧斋自辩二疏，只辨得钱千秋一案，其他各款只咬定是温体仁主使，说他和张汉儒一鼻孔出气。背地里乞援于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因为牧斋往年曾替曹化淳的上司司礼太监王安作过碑文，这门路就走通了。又用贿赂使抚宁侯朱国弼参奏温体仁欺君误国，内外夹攻，转退为进，要翻转这案子。

这时候锦衣卫指挥使是温体仁的人，照理温体仁这着棋是赢定了。不料他走错了一步，在思宗前告发钱谦益和曹化淳的勾结情形，得罪了曹化淳，情势立刻倒过来了，锦衣卫指挥使换了牧斋的朋友，东厂专找温体仁的错，张汉儒枷死，温体仁也接着罢相。第二年秋天牧斋和瞿式耜才出狱。

张汉儒控诉乡绅作恶，一到北京变了质，温体仁用作报复政敌的手段。温体仁得罪了曹化淳，官司又变了质，乡绅作恶的事一字不提，告发人成为“奸”民被处死。牧斋靠内监的庇佑，不但官司没有事，连劣绅恶绅的身份也连带去掉了。（《明史》卷二八〇《瞿式耜传》；冯舒《虞山妖乱志》；《虞阳说苑》本《张汉儒疏稿》；《文艺杂志》本《常熟县民张汉儒控钱谦益瞿式耜呈词》；《初学集》卷二五《丁丑狱志》，卷八七《微臣束身就系辅臣蜚语横加谨平心剖质仰祈圣明洞鉴疏》）

三　艰危苟免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思宗自杀的消息传到南方，南京的文武臣僚乱成一团。吵的不是如何出兵，如何复仇，而是如何找一个皇帝，重建封建统治政权。

当时避难到南京附近的有两个亲王，一是潞王，一是福王。论族属亲疏行辈福王当立，论人品潞王有潞佛子的名气，好说话，容易驾驭。可是福王有问题，万历年间为了老福王闹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东林是反对老福王的，福王如立，很可能追怨三案，又引起新的党争，不得安稳。立潞王，不但政治上不会出岔子，还可立大功。牧斋先和潞王接了头，首倡立潞王之议，南京大臣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都赞成，雷祚、周镳也为璐王大做宣传。这些人有的是东林，有的是准东林，一句话，东林系的士大夫全支持潞王作皇帝。

反东林的阉党着了慌，尤其是阮大铖，出尽全力，和实力派庐凤督师马士英，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结合，高级军人全拥护福王，南京的议论还没有决定，马士英已经统军拥福王到南京了。文官们没办法，只好向福王劝进，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潞王和福王皇帝地位的争夺，也就是幕后人钱牧斋和阮大铖的斗争。钱牧斋输了，马士英入阁，东林领袖史可法外出督师，阮大铖起用，从兵部右侍郎进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江防，红得发紫。

大铖用事后，第一件事是起用阉党，第二件事是对东林报复。他好容易熬了十几年，受尽了“清流”的笑骂，今天才能出这口气，造出十八罗汉五十三参的名目，要把东林一网打尽。雷縯祚、周镳首先被杀，南京城中充满了恐怖空气，逃的逃，躲的躲，弄得人心惶惶。

牧斋一见福王登位，知道情形不妙，立刻转舵，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上疏称颂马士英功德，士英乐了，援引牧斋作礼部尚书。一不作二不休，牧斋索性举荐阉党，还上疏替阮大铖呼冤，大铖由之起用。可是阮大铖还是不肯解憾，黑名单上仍旧有牧斋名字。牧斋无法，只好再求马士英保护，战战兢兢，幸免无事。（《明史》卷三〇八《马士英传》）

弘光元年五月，清军进军江南，牧斋率文班诸臣迎降。南京其他大员送清豫王的礼物动不动就值万两银子，牧斋要表示自己的廉洁，送的礼最薄，这份礼单照抄如下：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

计：开鎏金壶一具法琅银壶一具蟠龙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夔龙犀杯一进葵花犀杯一进芙蓉犀杯一进法琅鼎杯一进文玉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对银镶鹤杯一对宣德宫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阳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宫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

据目见的人说，牧斋亲自捧帖入府，叩首阶下，向豫王陈说，豫王很高兴，接待得不错。（《说苑》本《牧斋遗事》）

不但第一个迎降，牧斋还派人到苏州大贴告示说：“大兵东下，百万生灵，尽为齑粉，招谕之举，未知阖郡士民，以为是乎非乎？便乎不便乎？有智者能辨之矣。如果能尽忠殉节，不听招谕，亦非我之所能强也。聊以一片苦心与士民共白之而已。”又写信给常熟知县曹元芳劝降：“主公蒙尘五日后，大兵始至，秋毫无犯，市不易肆。却恐有舟师入越，则吴中未免先受其锋。保境安民之举，不可以不早也。牺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古之人行之矣。幸门下早决之。想督台自有主持。亡国之臣，求死不得，邑中怨家必攘臂而鱼肉之矣，恐亦非便计也，如何？”（《赵水部杂志》）在主俘国破的时候，他不但为敌作伥，招降父母之邦，还念念不忘他家乡那份产业，这封信活画出卖国贼那副嘴脸。

所说“求死不得”是鬼话，他自己曾告诉人，当时宠妾柳如是劝他殉国，他迟疑不肯，柳如是发急，以身作则，奋身自沉，被侍儿抱住。他何曾求过死？连小老婆劝他死也不肯，怎么会“不得”！（顾芩《河东君传》，案顾云美也是牧斋的友人，牧斋曾为撰《云阳草堂记》，见《有学集》卷二六）

牧斋降清后，一意要为清朝立功，时潞王寄居杭州，牧斋又寄书诱降，骗说只要归顺，就可保住爵土。浙江巡抚张秉贞得信，要挟潞王出降，潞王合家被俘北上（《说苑》本《牧斋遗事》）。牧斋自以为大功既就，而且声名满天下，这次入阁该不成问题了，兴冲冲扬鞭北上，左等右等，等到顺治三年正月，才发表作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不禁大失所望。苦苦挨了半年，又被劾夺职回籍闲住，荣进了一辈子，状元巴不到，阁老爬不上，落得身败名裂，“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悔卖卢龙”！（《说苑》和《痛史》本《牧斋遗事》）

牧斋到底悔了没有呢？这头不着巴那头，清朝不要，再投明朝，《顺治东华录》记：

五年四月辛卯，凤阳巡抚陈之龙奏：自金逆（声桓）之叛，沿海一带与舟山之寇，止隔一水。故密差中军各将稽察奸细，擒到伪总督黄毓祺，搜获铜铸伪关防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富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元等，见在密咨拿缉。得旨：黄毓祺着正法，其……钱谦益等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拿。

据《贰臣传·乙编》牧斋这次吃官司也是被人告密的，告密人叫盛名儒：

以钱谦益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且许助资招兵。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至江宁，诉辩：“此前供职内院，邀沐恩荣，图报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余息，动履借人扶掖，岂有他念。”哀吁问官乞开脱。会首告谦益从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质，毓祺病死狱中。乃以毓祺与谦益素不相识定谳。马国柱因疏言：“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于是得释归。

这次狱事，一直到顺治六年春才告结束。同年七月十五日，同县瞿式耜的家人派家童到桂林去看永历帝的桂林留守牧斋的门生瞿式耜。牧斋脚踏两头船，带一封密信给他，九月十六日到达，这封密信被节引在式耜的《报中兴机会事疏》中（《瞿忠宣公集》卷五），牧斋指陈当前军事形势，列出全着要着急着。还报告清军将领动态，和可能反正的武装部队。式耜的案语说：

臣同邑旧礼臣钱谦益寄臣手书一通，累数百言，绝不道及寒温家常字句，唯有忠驱义感，溢于楮墨之间。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

有了这件文字，加上瞿留守的证明，万一明朝恢复天下，看在地下工作的份上，大学士的座位，这一回总该坐得上去了吧？

一年后，清军攻下桂林，瞿式耜不屈，慷慨赴义。清人修《明史》，大传的最后一位，便是牧斋早年的门生瞿式耜。这师生二人，在民族兴亡，国家存灭的严重关头，一个经不住考验，作了两朝领袖，名教罪人。一个通过考验，成了明朝的孤臣孽子，忠臣烈士。牧斋地下有知，怕也没面目见到这位高足吧！

（原发表于《中国建设》第六卷第五期，一九四八年八月）

[1]於虚乙主和於虚出为同一名之异译，即阿哈出。据1462年满住上朝鲜书契“永乐二十年太宗皇帝谕父於虚乙主曰”语，似於虚乙主为满住之父，然阿哈出子释家奴，於虚出子亦名时家奴，释家奴即时家奴，阿哈出当即为於虚出，则书契所言当为祖父之略词，或为译文之误也。据《实录》满住原住奉吉古城，於虚出则住凤州。考凤州为元开元路。开元在元魏称勿吉，吉，即奉吉之转音。《世宗实录》二十一年九月节日使李思俭《闻见事目》记明廷斥满住等有“今尔等又要般回凤州牧猪地面居住”之语，则凤州亦即勿吉，即奉吉古城，亦即元开元路。原为阿哈出释家奴父子所住地，至满住始被逼徙地也。至於虚出时家奴二名上冠以金之称号，则建州自称为金之遗民，冠以金者表其为金后裔或即以金为姓，用于部落中以明其出于贵族，其对明廷则固仍用赐姓也。《实录》记阿哈出事与李满住恰相衔接，无一事及于释家奴，似是释家奴早死，满住即相继祖领部，或释家奴无能，部人不附而以其子统部也。

[2]弓之加茂，事迹但一见，达罕则《实录》记其事迹极多。弓之加茂于1469年左右袭职，正在明成化三年役后。达罕则至1482年始见于《实录》，同为李豆里子，李满住孙，名字无相同处，当未必是同一人。且弓之加茂曾遣使朝鲜修好，1483年达罕子入朝，朝鲜人谓“乃翁都督未尝通款”，则弓之加茂与达罕为兄弟相承甚明。

[3]这一篇《神道碑铭》是王家请李鸿章写的，李鸿章又请方宗诚代笔。所以文中述说用李鸿章的口气。除收入《柏堂集》外，此文又见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一一。

[4]《清史稿》卷二〇：“咸丰三年五月戊申始制银钞。”按银钞即官票，亦即银票。

[5]按据罗尔纲先生所藏宝钞，旁八字为“天下通行，均平出入”。《清史稿》所记误。

[6]《明史》卷九一《兵志》，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兵部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

[7]《明史》卷九一《兵志》，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兵部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

[8]按《明史·职官志》五：“计天下内外卫，凡五百四十有七，所凡二千五百九十有三。”

[9]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

[10]《明史》卷六八《舆服志》四：“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洪武中尝用上公佩将军印，后以公侯伯及都眘充总兵官，名曰挂印将军。有事征伐，则命总兵佩印以往，旋师则上所佩印于朝。”卷七六《职官志》五：“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阯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诸印洪熙元年制颁）。其在蓟镇、贵州、湖广、四川及儧运淮安者，不得称将军桂印。”

[11]《明史》卷一四五《张玉传》：“洪熙初，帝尝谓英国公辅：‘有兄弟可加恩者乎？’辅顿首言：‘輗、軏蒙上恩，借近侍，然皆奢侈，独从兄侍郎信贤可使也。’帝召见信曰：‘是英国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时去开国未远，武阶重故也。”

[12]敖英《东谷赘言》下：“我国初都督府军数，太仆寺马数，有禁不许人知。”

[13]陈衍《槎上老舌》：“祖制五府军外人不得预闻，唯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埜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惧疏谢。”《明史》卷八九《兵志》一：“先是，京师立神机营，南京亦增设，与大小二教场同练军士，常操不息，风雨方免。有逃籍者，宪宗命南给事御史时至二场点阅。成国公朱仪及太监安宁不便，诡言军机密务，御史诘问名数非宜。帝为罪御史，仍令守备参赞官阅视，著为令。”

[14]《明史》卷九一《兵志》，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

[15]《大明会典》卷一二九至一三〇各镇分例。

[16]《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癸酉，诏兵部凡以罪谪充军者，名为恩军。”

[17]陆容《菽园杂记》八：“本朝军伍皆谪发罪人充之，使子孙世世执役，谓之长生军。”

[18]黄佐《双槐岁钞》四：“齐（泰）、黄（子澄）奸恶九族外亲姻连亦皆编伍，有遍一县连蔓尽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

[19]《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乙未，诏曰：军民已有定籍。敢有以民为军，乱籍以扰吾民者禁止之。”

[20]宋濂《宋学士文集》补遗三《棣州高氏先莹石表辞》：“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给其衣费，谓之封桩钱。”这名称到明代也仍沿用。

[21]《明史》卷二三《潘埙传》：“故事每军一，佐以余丁三。”

[22]《明史》卷二〇五《李遂传》：“嘉靖三十九年（1560）江北河池营卒以千户吴钦革其帮丁，驱而缚之竿。帮丁者操守卒给一丁资往来费也。”

[23]《明史》卷一七七《李秉传》：“景泰二年（1451）上边备六事，言：‘军以有妻者为有家，月饷一石，无妻者减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无妻，概以无家论，非义，当一体增给。’从之。”同书卷二〇五《李遂传》，“旧制南军有妻者月粮米一石，无者减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银五钱。”

[24]《明史》卷一八五《吴世忠传》：“弘治十一年（1498）言：国初设七十二卫，军士不下百万。”同书卷八九《兵志》一：“嘉靖二十九年（1550）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因言：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

[25]《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同书卷一九三《费宏传》：“太仓无三年之积，而冗食日增，京营无十万之兵，而赴工不己。”卷一九四《梁材传》：“嘉靖六年（1527）时修建两宫七陵，役京军七万，大役频兴，役外卫班军四万六千人，郭勋藉其不至者，责输银雇役，廪食视班军。”

[26]《明史》卷一八〇《张宁传》：“景泰七年言：京卫带俸武职，一卫至二千余人，通计三万余员，岁需银四十八万，米三十六万，他折俸物动经百万。耗损国储，莫甚于此。而其间多老弱不娴骑射之人。”

[27]《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天启二年（1622）疏言：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今不知又增几倍？”

[28]《明成祖实录》卷六八：“永乐五年（1407）六月辛卯，御史蒋彦禄言：国家养军士以备攻战，暇则教之，急则用之。今各卫所官夤缘为奸，私家役使，倍蓰常数。假借名义以避正差，贿赂潜行，互相蔽隐。”

[29]《明史》卷一七七《年富传》：“英国公张懋及郑宏各置庄田于边境，岁役军耕种。”

[30]王鏊《王文恪公文集》卷一九《上边议八事》：“今沿边之民，终年守障，辛苦万状。而上之人又百方诛求，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虽有赏赐而或不得给，虽有首级而不得为己功。”《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弘治十七年召见大夏于便殿……问军，对曰：穷与民等。帝曰：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对曰：其帅侵克过半，安得不穷！”《明英宗实录》卷一二六：“正统二年十月辛亥，直隶巡按御史李奎奏：沿海诸卫所官旗，多克减军粮入己，以致军士艰难，或相聚为盗贼，或兴贩私监。”

[31]《明史》卷一六四《曹凯传》：“景泰中擢浙江右参政。时诸卫武职役军办纳月钱，至四千五百余人。”同书卷一八〇《汪奎传》：“成化二十一年言：内外坐营监枪内官增置过多，皆私役军士，办月钱，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将亦多私役健丁，行伍唯存老弱。”甚至余军亦被私役，《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壬申，兵科给事中刘斌奏：近数十年典兵官员既私役正军，又私役余丁，甚至计取月钱，粮不全支。是致军士救饥寒之不暇，尚何操习训练之务哉！”

[32]《明英宗实录》卷四六：“正统三年九月丙戌，行在兵部奏：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今所清出，十无二、三。未几又有逃故，难以遽皆停止。”

[33]《筹海图编》卷一一《实军伍》，兵部尚书张时彻云：“（卫军）无妻者辄罢革。”《明史》卷九二《兵志》四：“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

[34]《大明会典》卷一五五《兵部三八·军政二·册单》：“凡大造之年，除军黄总册照旧攒造外，又造兜底一册，细开各军名贯，充调来历，接补户丁，务将历年军册底查对明白，毋得脱漏差错。又别造类姓一册，不拘都图卫所，但系同姓者摘出类编。又别造类卫一册，以各卫隶各省，以各都隶各卫，务在编类详明，不许混乱。其节年问发永远新军亦要附入各册，前叶先查概县军户总数以递合图，以图合都，以都合县。不许户存户绝，有无勾单，务寻节年故牍，补足前数。每于造册之年，另造一次，有增无减，有收无除。每县每册各造一样四本，三本存各闻府、州、县，一本送兵部备照。册高、阔各止一尺二寸，不许宽大，以致吏书作弊。”按军黄《明史》及《明史稿·兵志》均作军贯，今从《会典》。

[35]《明史》卷九二《兵志》清理军伍。同书卷一三八《陈修传》：“翟善迁吏部尚书，帝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岂可以臣破例。’帝益以为贤。”

[36]《明史》卷一四二《陈彦回传》：“彦回，甫田人。父立诚为归安丞，被诬论死，彦回谪戍云南，家人从者多道死，唯彦回与祖母郭在。会赦又弗原，监送者怜而纵之，贫不能归，依乡人知县黄积良。……彦回后擢徽州知府。……当彦回之戍云南也，其弟彦囦亦戍辽东。至是诏除彦回籍。”按以罪谪戍者，如罪不至全家，经请求得由子弟代役，《明史》卷一四三《高巍传》：“由太学生试前军都督府左断事，……寻以决事不称旨当罪，减死戍贵州关索岭。特许弟侄代役，曰旌孝子也。”《周缙传》：“遣戍兴州，有司遂捕缙械送戍所。居数岁，子代还。”

[37]《明史》卷二八一《赵豫传》，同上《张宗琏传》：“朝遣李立理江南军籍，檄宗琏自随。立受黠军词，多逮平民实伍。”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三三《崔巡抚辩诬记》：“宜德初所谓军政条例始行于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苏、常等府。立既刻薄，济以苏倅张徽之凶暴，专欲括民为军。民有与辩者，徽辄怒曰：‘汝欲为鬼耶？抑为军耶？’一时被诬与死杖下者，多不可胜数，苏人恨入骨髄。然畏其威，莫敢与抗也。”

[38]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勾军可罢》：“南都各卫军在卫者，余尝于送表日见之。尪羸饥疲，色可怜，与老稚不胜衣甲者居大半。平居以壮仪卫、备国容犹不足，脱有事而责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系祖军，死则其子孙或其族人充之，非盲瞽废疾，未有不编于伍者。又户绝必清勾，勾军多不乐轻去其乡，中道辄逃匿，比至又往往不习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军无虚岁而什伍日亏。且勾军之害最大，一户而株累数十户不止。比勾者至卫所，官卫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窜。”

[39]《刘忠宣公集》卷一《乞休疏》中语。

[40]《明史》卷一六五《丁瑄传》：“当是时浙闽盗所在剽掠为民患，将帅率玩寇，而文吏励民兵拒贼往往多斩获，闽则有张英、王得仁之属，浙江则金华知府石瑁擒遂昌贼苏才。处州知府张佑击贼众，擒斩千余人。”

[41]《明史》卷一六五《叶祯传》、卷一七七《叶盛传》：“天顺二年巡抚两广，时两广盗贼蜂起，所至破城杀将，诸将怯不敢战，杀平民冒功，民相率从贼。”

[42]狼兵和土兵是湖南广西一带土司的军队，参看《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和毛奇龄《蛮司合志》。

[43]《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正德五年，保宁贼起。官兵不敢击，潜蹑贼后，馘良民为功，土兵虐民尤甚，时有谣曰：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鬀。”

[44]《明史》卷一八七《陈金传》：“正德六年，江西盗起，金以所属郡兵不足用，奏调广西狼土兵，累破剧贼，然所用目兵，贪残嗜杀，剽掠甚于贼，有巨族数百口阖门罹害者。所获妇女率指为贼属，载数十艘去。民间谣曰，土贼尤可，土兵杀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为禁。”

[45]蒙古降人和内地的土著蒙古人。

[46]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兵制论》：“正德末始令郡县选民壮。弘治中制里佥二名若四五名。有调发官给行粮。正德中计丁粮编机兵银，人岁食至七两有奇，悉赋之民。此之谓机（兵）快（手）民壮，而兵一增，制一变。又久备益弛，盗发雍豫，蔓延数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为长征之军，而兵再增，制再变。屯卫者曰：‘我乌知兵，转漕耳。守御非吾任也。’故有机壮而屯卫为无用之人。民壮曰：‘我乌知兵，给役耳。调发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壮为无用之人。”

[47]《明史》卷一五七《杨鼎传》：“也先将寇京师，诏行监察御史事募兵兖州。”同书卷一六〇《石玮传》：“景帝即位，出募天下义勇。”卷一七五《白圭传》：“陷土木脱还，景帝命往泽州募兵。”按同书卷一六四《左鼎传》：“初京师戒严，募四方民壮分营训练，岁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建议编之尺籍。（练）纲等言：‘召募之初，激以忠义，许事定罢遣。今展转轮操，已孤所望。况其逃亡，实迫寒馁，岂可遽著军籍！边方多故，倘更召募，谁复应之？’诏即除前令。”此为景泰四年事，距召募入伍时已五年。似乎这次所募的大部分是各地民壮，虽未著录于中央军籍，却已入伍四五年，编营训练，其性质和后来的兵相同了。至于《杨鼎传》和《白圭传》所记的募兵，当即为和军对称并行的兵，并非地方的民壮。又募兵须由中央，地方长官不得擅募。《明史》卷一六四记都督李信以擅募被劾可证：“景泰中曹凯擢浙江右参政。镇守都督李信擅募民为军，糜饷万余石，凯劾奏之。信虽获宥，诸助信募军者皆获罪。”传中军当作兵。

[48]《明史》卷二〇五《李遂传》：“振武营者（南京），兵部尚书张鏊募健儿以御倭，素骄悍（以给饷逾期哗变）。遂奏调振武军护陵寝，一日散千人。”

[49]《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募盐徒骁悍者为兵。”

[50]《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朱先募海滨盐徒自为一军。”

[51]《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传》：“嘉靖四十二年，惠州府参将谢敕与伍端温七战失利，以俞家军至恐之。”

[52]《明史》卷二〇四《翟鹏传》：“嘉靖二十一年，起鹏宣大总督。……修边墙……得地万四千九百余顷，募军千五百人，人给五十亩，省仓储无算。”

[53]《明史》卷二五一《蒋德璟传》：“文皇帝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又有中都，大宁、山东、河南入卫班军十六万，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驭轻之势。且自来征讨，皆用卫所官军，嘉靖末始募兵，遂置军不用，至加派日增，军民两困。”

[54]《明史》卷二三七《冯应京传》：“会辽阳陷，时议募兵，栋如自请行。遂赍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所募兵畏出关，多逃亡。”

[55]《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刘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人，逃亡过半。”并参阅《熊襄愍公集》卷四《新兵全伍脱逃疏》。

[56]《明史》卷二六四《李梦辰传》：“崇祯六年冬……累迁本科给事中。复言：‘将骄军悍，邓玘、张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诏、艾万年之兵望贼而奔，尤世威、徐来朝之兵离汎而遁。今者张全昌、赵光远之兵且倒戈为乱矣。荥泽劫库杀人，偃师列营对垒，且全昌等会剿豫贼，随处逗留，及中途兵变，全昌竟东行，光远始西向。骄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颇采其言。”

[57]《明史》卷一五七《柴车传》：“宣德六年，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命车往按得田几二千顷，还之军。”卷一七六《商辂传》：“塞上腴田率为势豪侵据，辂请核还之军。”卷一五五《蒋贵传》：“成化十年，蒋琬上言：大同、宣府诸塞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卷一八六《张泰传》：“弘治五年泰言：甘州膏腴地，悉为中官武臣所据，仍责军税。城北草湖，资戍卒牧马，今亦被占。”卷二六二《孙传庭传》：“崇祯九年……西安四卫旧有屯田二万四千余顷，其后田归豪右，军尽虚籍。”

[58]侯朝宗《壮悔堂文集》卷四《代司徒公屯田奏议》：“（诸阃帅荫职以）肥区归己，而以其瘠硗者移之军士，久则窜易厥籍，而粮弥不均。于是不得不寄甲于势要，而欺隐遂多。欺隐多，于是不得不摊税于佃军，而包赔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鲜乐耕，野多旷土，职此之繇。”

[59]《明史》卷二〇八《黎贯传》，“嘉靖二年疏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而今损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而今损二百五十万。以岁入则日减，以岁出则日增。”

[60]《明史》卷二〇二《孙应奎传》：“俺答犯京师后，羽书旁午征兵饷。应奎乃建议加派，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十五万有奇，而苏州一府乃八万五千。”

[61]《明史》卷二二四《宋纁传》：“万历十四年迁户部尚书。言：边储大计，最重屯田、盐策。近诸边年例银增至三百六十一万，视弘治初八倍。”

[62]《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万历十四年进士……累迁户科都给事中，上筹划边饷议言：诸边岁例，弘正间止四十三万，至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而今则三百八十余万。”

[63]《明史》卷二二〇《王遴传》：“故事户部银专供军国，不给他用。帝大婚，暂取济边银九万两为织造费。至是复欲行之，遴执争。未几诏取金四千两为慈宁宫用，遴又力持。皆不纳。”卷二二七《万象春传》：“皇女生，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象春力谏，不听。”卷二二〇《赵世卿传》：“福王将婚，进部帑二十七万，帝犹以为少，……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卷二四〇《朱国祚传》：“万历二十六年诏旨采办珠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今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卷二四一《张问达传》：“帝方营三殿，采木楚中，计费二百二十万有奇。”

[64]《明史》卷二三〇《汪若霖传》：“万历三十六年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而外库萧然。诸边军饷积逋至百余万。”

[65]《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万历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按毕自严所记与此不同，《石隐园藏稿》卷六《清査九边军饷疏》：“征哱拜之费用过一百余万，两次征倭之费用过五百九十五万四千余两，征播之费用过一百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66]《明史》卷二七五《杨文弱集》卷一，万历四十七年九月，《请立兵册清査辽饷确数稿》：“新兵原食一两二钱，今递加至一两八钱，旧兵原食四钱，今递加至一两二钱。新兵递加，往开元等一两八钱，往铁岭等一两六钱。旧兵递加，其上等一两二钱，中等者八钱。”天启元年六月《三覆议山东、河北增兵用饷稿》：“定辽西新旧兵例分为五等，一等月给银二雨，二等月给银一两八钱，三等月给银一两五钱，四等月给银一两二钱，五等月给银八钱。”

[67]《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自严不能止，于是旧增五百二十万之外，更增百六十五万有奇，天下益耗矣。”卷二五七《梁廷栋传》：“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于是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海内益怨咨。”按卷二五二《杨嗣昌传》：“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统名辽饷。”作百四十万，误。

[68]日人和田清君曾撰《关于明之国号》一文，刊《东洋学报》，滇中无从得此书，未能论列。

[69]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引俞本《皇明纪事录》，《明史·太祖纪》系称吴国公事于至正十六年。

[70]此承向觉明先生教。三阶教日人矢吹庆辉著有《三阶教之研究》。

[71]《北平图书馆刊》九卷六号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此亦承向觉明先生教。

[72]《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高岱《鸿猷录》二《宋事始末》：“诸将议于中书省设御座奉韩林儿，刘基从后踢上所坐胡床曰：‘牧竖子耳！奉之何为？’密陈天命所在。上意悟。会陈友谅来入寇，遂议征讨，不果奉。”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龙湾之捷（按陈友凉龙湾之败，事在至正二十年闰五月，时宋帝在安丰），诸将欲奉小明王为帝，刘基怒不许，陈天命所在。然高帝用其年纪如初。”

[73]按《明史》卷一一一《七卿年表》太祖朝与郁新任户部尚书同时之礼部尚书为李原名、任亨泰、门克新、郑沂、陈迪、宋礼、李至刚等，无杨隆名。卷一五〇《郁新传》：“新，临淮人”，仕迹亦未尝履闽。

[74]《经世大典序录·赋典钞法》《元史·食货志·钞法》《新元史·食货志·钞法》并同。疑均有误，说详后文《释锭》。

[75]世祖以后历朝所铸钱，如世祖朝之大朝通宝钱，大朝通宝银钱，至元通宝钱，至元通宝蒙古新字钱。成宗之元贞通宝钱、银钱、折二钱、蒙古新字折二钱，大德通宝钱、折二钱、蒙古新宇当三钱。仁宗之皇庆元宝钱、银钱、皇庆通宝钱、延祐元宝钱、延祐三年大昊天寺钱。英宗之至治元宝钱、至治通宝钱。泰定帝之泰定通宝钱、致和元宝钱。文宗之天历元宝钱、至顺元宝钱、至顺通宝钱。顺帝之元统元宝钱、至元通宝钱、至元戊寅香般钱、普庆寺宝等钱。后二者盖以备布施佛寺之用，为菩萨供养钱，非民间通用之货币也。说详日人奥平昌洪《东亚泉志》卷一一。

[76]《元史》卷五《世袓纪》。《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神道碑》：“或请加包银江南，公曰：‘包银出于河朔未平……至宪庙定制户率赋银四两，中统唯听如数入钞，实轻其旧之半。’”

[77]参看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九十五章《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

[78]诏文由姚燧草，见《元文类》卷九，其后至正行铜钱诏文语多袭此。

[79]叶子奇《草木子》卷三，权衡《庚申外史》：“至正十年，户部尚书薛世南、武子春知脱脱有意于兴作庶事，建言谓至元钞法经久当变制，宜为中统交钞法，交钞贯文与铜钱子母相权并用。脱脱奏用其言，立宝泉提举司，铸至正通宝钱。”

[80]《元史》本《经世大典序录》，《大典》成于至顺二年（1331）。

[81]琉球生入南监，最后一次是嘉靖十七年，二十三年回去的（1538-1544）。《明史·选举志》作“成化、正德时（1465-1521），琉球生犹有至者”，是错的。

[82]《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卷五四《礼志》四，李之藻《领宫礼乐疏》卷二，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北平图书馆藏洪武二十七年刊本《孟子节文·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83]“非为”是明太祖的口头和文字上常用术语，含有特别内容，和他常用的“异为”“他为”同义。

[84]此据《痛史》本。《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首句作“入洛纷纭意太浓”，"黑头已是”作“黑头早已”，“用蔡邕”作“惜蔡邕”，末二句作“可怜折尽章台柳，日暮东风怨阿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