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于明代史事有笃好，七年前于北平图书馆读《明实录》，札记盈数尺，于实录之掌故原委，尤所究心。三年前流徙南下，旧所手录，委弃无存。今年夏，乡居苦寂，复理旧学，丹黄之余，又事抄札，系《明实录》者又得数十百则。因发奋理董，辑为长编，作《记〈明实录〉》。不标考者，以求书不易，志阙疑也。实录价值，言人人殊，记评骘第一。采录纂修，史官之职，记史官第二。椒园焚稿，生宬尊藏，记仪制第三。高、光诸录，数经改修，记掌故第四。内廷录副，士夫争传，记传布第五。
一 评骘
明、清两代诸史家中，万季野最推崇《明实录》，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万先生斯同传》记其尝语方苞曰：
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互，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
季野所主修之《明史稿》，即以实录为指归。然前于季野之明代史家，则对实录多所指摘，其著者如王鏊则病其取材但凭吏牍，立传但纪迁擢，《震泽长语》记：
前代修史，左史纪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将何所取信乎？
郑晓则病其支离琐碎，轻重失伦。《今言》卷一〇三：
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况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进退人材多不录。每科京师乡试考官赐宴皆书。冢宰内阁大臣其先后相继，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郎瑛则直斥为虚应名目，为无史，《七修类稿》卷一三：
古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宫中又有起居注，善恶直书，故后世读之，如亲见者也。今史官虽设而不使日录，一朝宴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复收拾于四方，名目而已。且爱恶窜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传，但纪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实乎？今日是无史矣。
李建泰则斥其书法，以为文献不足征，其所撰何乔远《名山藏》序中有云：
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不足征久矣！
李清为刑科给事中时，见书手纂史书，叹其以去取托命于小吏，《三垣笔记》上记：
予署篆后，见一书手把册而前请用印。予问何册，旁一书手答曰：“此名史书，盖汇刑部诸招疏送翰林院，为他日修实录地也。”予取阅，见中有去取，因问把册书手：“此谁为政？”其人瞪目张口，不知所答。旁一书手曰：“若聋耳。”予不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点额曰：“小人为政。”予叹曰：“彼何知，误收犹可，误遗奈何！”因命此后抄送皆听余手酌。未几，予以言谪，恐又书手为政矣。
其总论明一代实录者，则有沈德符，以为实录难据，《野获编》卷二：
本朝无国史，以历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录》凡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铲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千百之一二耳。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至于兴献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实录，何为者哉！其时总裁费文宪公（宏）等苦无措手，至假借承奉长史等所撰实录为张本，后书成，俱被醲赏，至太监张佐辈滥受世锦衣，可哂亦可叹矣。今学士大夫有肯于秘阁中借录其册，一展其书者乎？止与无只字同。
张岱《石匮书自序》极斥明代史籍之不足征，其言曰：
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琅嬛文集》卷一）
又于所著《征修明史檄》中泛论明历朝实录之弊：
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晗按景濂所修为《元史》，此宗子误笔）。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濬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娇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五，不肯阙疑。（《琅嬛文集》卷三）
清徐乾学于修《明史》时上《修史条议》论《明实录》云：
明之实录，洪武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引》）
夏燮《明通鉴义例》：
野史易辨，而野史之原于正史，正史之本于实录，明人恩怨纠缠，往往籍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丘濬修郄于吴、陈（吴与弼、陈献章），《孝宗实录》，焦芳修郄于刘、谢（刘健、谢迁），《武宗实录》，董圮修郄于二王（王琼、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王世贞）所辨，十之一二也。至于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诬，《光宗实录》重修，而其失也秽。
俱对《明实录》无恕辞。其较能持平，灼见实录在史料上之价值者仅王世贞一人。世贞于《明实录》亦一意抨击，《史乘考误》卷一：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出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则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然又曰：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取国史之章典文献，参之以野史之是非，征之以家史之宗阀官绩，制度足凭，是非可信，人物足征，年月可考，四者具核而史乃可传，此凤洲之卓识，亦《明实录》在史料上价值之定评也。至百年后万季野出，其言乃若合符契。
明、清易代之际，典章散佚，文献无征，钱谦益深致叹于作史之难。《有学集》卷一四《启祯野乘序》：
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于斯三者，考核真伪，凿凿如金石然，然后可以据事迹，定褒贬。而今则何如也！自丝纶之簿，左右史之记，起居召对之籍，化为煨烬，学士大夫各以己意为记注，凭几之言，可以增损，造膝之语，可以窜易，死君亡父，瞒天谰人而国史伪。自史馆之实录，太常之谥议，琬琰献征之记载，委诸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为掌故，执简之辞不必登汗青，裂麻之奏不必闻朝著，飞头借面，欺生诬死而家史伪。自贞元之朝士，天宝之父老，桑海之遗民，一一皆沉沦窜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为信史，于是国故乱于朱紫，俗语流为丹青，循蟪蛄以寻声，佣水母以寄目，党枯仇朽，杂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劫，才华之士，不自贵重，高文大篇，可以数缣邀取，鸿名伟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伪。
此三百年前之情况也。近五十年来野史间出，明人文集之已见著录者且汗牛充栋，有明十三朝实录近复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旧抄本数种互勘，行且付之梨枣，绩学之士，人得而畜之。以野史征实录，以文集碑志征实录，以实录订野史文集碑志，然后以所得折衷于《明史》，勒为长编，传信一代，此其时矣。
二 史官上
宋人最重史事，历朝均凭起居注修日历或时政记，以为修实录张本。更以日历、时政记、实录为主，具纪志表传而成国史。《宋史·艺文志》所著录有王旦《国史》一二〇卷，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五五卷，邓洵武《神宗正史》一二〇卷，王珪《宋两朝国史》一二〇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一〇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五〇卷是也。日历如《宋高宗日历》达一〇〇〇卷，时政记如《度宗时政记》七八册是也。他如记载典章，则每朝各有会要，法制则有历朝所修之敕令格式，如《建隆编敕》《嘉祐驿令》《开宝长定格》《三司式》之类是也。故宋代史料最为详备，而所重尤在日历。明初修《元史》时，天台徐一夔曾以史事遗书总裁王祎云：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于岁终点检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秦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
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椽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疏略。（《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传》）
明承元后，典章亦多承元旧，洪武十三年革中书省，亦并元人所置之时政科而革之。国史翰林，唐、宋以来，划然为二，国史掌记注修史，翰林则备文学顾问，至明合而为一，以翰林院之编修修撰检讨为史官。陆容《菽园杂记》：
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有编修官，阶九品而无定员，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修史事，则带兼修国史衔。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棣翰林。翰林自侍读侍讲以下为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所兼预职事，不以书衔。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国初之制，书兼修国史。甚者编修已升为七品正员而仍书国史院编修官，亦有书经筵检讨官者，盖仍袭旧制故也。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翰林院：
史官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无定员。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藉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
按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以所记注付著作郎修日历。明自洪武后不设起居注（详后），翰林史官虽有宋著作郎之职而无所承，凡遇修史，只凭诸司奏牍，杂合编次（王鏊《震泽长语》），而诸司奏牍之编次，则又不设专司，但凭书手去取，名为史书（李清《三垣笔记》，按映碧虽明末人，其所言当可推及一代。见前。）。以是郑晓讥史官为虚设，《今言》一〇三：
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
张居正亦致叹于史文之阙略，《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议处史职疏》：
国初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纪事，右史纪言之制。迨后详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盖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原非有所罢废。但是职名更定之后，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阙略。……即如迩者纂修世宗皇考实录，臣等只事总裁，凡所编辑不过总集诸司章奏，稍加删润，隐括成编。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与夫稗官野史之书，海内所流传者，欲事采录，又恐失真。是以两朝（世、穆）之大经大法，虽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实多所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之所致也。
据《宋史·职官志》，门下省有起居郎，中书省有起居舍人，均掌侍立修注。凡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对，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方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损，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是则起居郎在名义上虽专记皇帝个人之起居，而实则内外一切政治动态之纪录，均其职责，以目睹之事实笔之于书，且日侍仗前，其闻见较任何人为亲切，其所纪录，自为第一等史料。明初亦曾设此官，但不久即废，《明史》卷七三《职官志》记：
起居注，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置，吴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升从六品，九年定起居法二人，后革。十四年复置，秩从七品，寻罢。
据《明史》及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明初宋濂、魏观（《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王直均曾居此官：
明初犹设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为起居注，刘基答天象之问，命付史馆。永乐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记起居，后不知废于何时。（《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洪武中且曾修《日历》一〇〇卷，《明太祖实录》记：
洪武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等言于太祖曰：“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记载而未成书，乞编《日历》，藏之金匮，传于后世。”太祖从之。因命太子赞善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埙、朱廉、徐一夔、孙祚、徐尊生等为纂修官，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生陈孟旸等誊写。至七年五月丙寅书成，总裁官宋濂为表以进。命藏于金匮，留其副于秘书监。
据《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同与濂同为总裁官，书起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按实录所言在未修日历前，洪武六年以前之事迹已有记载，此记载自必为起居注所记，日历即据此而修，盖明初史职犹循宋制也。起居注之废虽不能的为何年，据《明史·职官志》翰林史官之设在洪武十四年，则疑起居注之废或即在是年（《梦余录》记王直兼修注，《明史·王直传》不载）。自后即不再设此官，直至万历元年（1573）张位始请复设修注官，《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
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彰，徒使野史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
时张居正当国，力主其议，具疏请以日讲官兼记注，史官侍直注，《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议处史职疏》：
一、议分管责成：看得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真的，又每从阁臣之后，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阁臣皆得告语之。合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于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管一曹，俱常川在馆供事，不许别求差遣及托敌告假等项，致妨职务。
一、议史臣侍直注：按礼仪定式，凡遇常朝，纪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近上便于观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见臣下仪，以修撰、编修充侍班官，即古随使入直纪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员，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午朝御会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专一记注言动；凡郊祀、耕藉、幸学、大阅诸典礼，亦令侍班随从纪录。至于不时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者，恐有机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对大臣自纪圣谕及奏对始末，封送史馆诠次。其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议纂辑章奏：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今除内阁题稿并所藏圣谕、诏敕等项，该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外，其各衙门章奏，该科奉有旨意发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至于钦天监天文祥异，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开报，其抄本不必如题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纸，密行楷书，不论本数多寡，并作一封送入。
一、议纪录体例：照得今次纪录，只以备异日考求，俟后人之删述，所贵详核，不尚文词，宜定著体式。凡有宣谕直书天语，圣谕、诏敕等项备录本文。若诸司奏报一应事体，除琐屑无用、文义难通者，稍加删削润色外，其余事有关系，不妨尽载原本，语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颠末日月先后，务使明白，无致混淆。其间事迹可垂劝戒者，但据事直书，美恶自见，不得别以己意及轻信传闻，妄为褒贬。
一、议收藏处所：照得国史古称为金匮石室之书，盖欲收藏谨严，流传永久。今宜稍仿此意，月置一小柜，岁置一大柜，俱安放东阁左右房内。每月史官编完草稿，装为七册，一册为起居，六册为六曹事迹，仍于册面各记年月、史官姓名，送内阁验讫，即投入小柜，用文渊阁印封锁。岁终内阁会同各史官间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柜，用印封锁如前，永不开视。
万历三年二月二十日奉圣旨：“都依拟行，礼部知道。”江陵综核为治，令出法行，起居之官自此得修其职。《梦余录》卷一三记一事可见新制行后之情形：
一日神宗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虑外闻，自失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于主德如此。
然至神宗中年以后，深居倦勤，不与臣下接，记注侍直又成冗职，天启元年三月周宗建上《请修实录疏》云：
今当皇上御极之初，首允辅臣之请，纂修皇祖实录。计辅臣留心掌故，必有规画授之史官。而臣乃侧闻朝家故事湮废者多，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笔于执事之人，圣明之举动，半销灭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鼎之传失实，凡如此类，阙略为多。（《周忠毅公奏议》卷一）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亦云：
起居注，万历间命翰林院兼摄之，已复罢。
则起居注虽暂设于明初，复置于万历，然为时均甚暂。明一代史官仅翰林院之修撰、编修、检讨十数人而已。
太祖时曾修日历，已见上记。万历中且曾修国史，惜未成而辍。《明史》卷二一七《陈于陛传》：
于陛少从父以勤习国家故实，为史官益究经世学。以前代皆修国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纪、表、志、传谓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睹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倘不及时网罗，岁月漫邈，卷帙散脱，耆旧渐凋，事迹罕据，欲成信史，将不可得。唯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辑，使一代经制典章，犁然可考，鸿谟伟烈，光炳天壤，岂非万世不朽盛事哉。”诏从之。二十二年（1594）三月遂命词臣分曹类纂，以于陛及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而阁臣总裁之。其年夏，首辅王锡爵谢政，遂命于陛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二十四年病卒于位，史亦竟罢。
于陛所规画务于详备，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
陈文端（于陛）请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务于详备，一志多至四、五十万余言。未几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拟修列传，会三殿灾奏停，盖六月十九日也。时余入史馆方三日，又十日病发，凡三月仅得不死，而馆中无复有谈及者。
谈迁《枣林杂俎·艺篑》门记修史事：
南充陈文端相国修正史，列圣本纪，皇后本纪，建文景泰以实录附载，专纪有待。郊祀、庙祀、典礼、乐律、天文、历法、宗藩、学校、选举、职官、经籍、赋役、货币、漕运、河渠、盐法、军政、兵制、马政、刑法、郡国、九边凡二十二志。杨、徐、滁阳三王传，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宪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诸臣，建文诸臣，永乐之功臣诸臣，洪、宣诸臣，正统、天顺诸臣，景泰诸臣，成化诸臣，弘治诸臣，正德诸臣，嘉靖诸臣，隆庆诸臣，又理学、文苑、循吏、高逸、孝节、乱逆、权幸、方伎、四夷列传，类四十六。志初毕，丁酉拟列传，六月三殿灾辍业。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贯殊不以为意，非其始议也。
当时拟征王穉登等参史事，未上而史局罢，《明史》卷二八八《王穉登传》：
万历中诏修国史，大学士赵志皋辈荐穉登及其同邑魏学礼、江都陆弼、黄冈黄一鸣，有诏征用，未上而史局罢。
仅焦竑成《国史经籍志》一种，《明史》卷二八八《焦竑传》：
万历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欲竑专领其事，竑逊谢，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率无所撰，馆亦竟罢。
至设馆所集之史料，则以三殿一炬，化为劫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万历年间，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遇天灾，化为煨烬，史事益属茫然矣。
三 史官下
明制，帝崩即设馆修实录，视为大典。以勋臣充监修，王世贞《凤洲杂编》四：
《太祖实录》，永乐初命曹国公李景隆监修，再命夏原吉及太子少师姚广孝监修。《太宗》、《仁宗实录》，英国公张辅、少师蹇义、少保夏原吉监修。《宣宗实录》，英国公张辅监修。《英宗实录》，会昌侯孙继宗监修。《宪宗实录》，英国公张懋监修。《孝宗实录》，仍懋监修。《武宗实录》，则定国公徐光祚监修。
然宣德以前犹文武臣并用，或一武二文，或文武各二，至修《宣宗录》，始用勋臣一人，后为定制。沈德符《野获编》卷一：
实录监修官，累朝俱以勋臣充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实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本年十月，始命重修。其时监修者为曹国公李景隆、忠诚伯茹瑺，虽文武各一人，皆勋臣也。永乐九年，又以景隆、瑺等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此囯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实录》，以英国公张辅、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则武臣一人，文臣二人矣。闰七月又修《仁宗实录》，仍以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及蹇、夏共四人为监修，盖文武各二人。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实录》，始命以英国公张辅一人充监修官。自此累朝以来，遂为定制，无复文臣监修事矣。唯嘉靖间修《兴献录》，以定国公徐光祚、吏部尚书廖纪、礼部尚书席书为监修官，盖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
以阁臣任总裁，《今言》卷三四三：
直文渊阁入内阁……凡修实录史志诸书充总裁官。
《明史》卷七二：
殿阁大学士……修实录史志诸书，则充总裁官。
以翰林院学士等官充副总裁，《大明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凡修实录史志诸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学士等官充副总裁，皆出钦命。
纂修诸官则由内阁于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经局诸官内具名题请，誊录催纂，制敕诰敕房皆预。其纂修程序，据王鍪言：
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震泽长语》）
谈迁《枣林杂俎·逸典》亦记：
纂修实录，各分詹、翰、坊、局，稿具送阁臣总裁，又分岁月删定，汇而上之。
笔削之职，则以副总裁为尤重。张居正《纂修事宜疏》：
盖编撰之事，必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
至实录之取材，在内则取于诸司部院呈缴之史书，在外则历朝均特遣官分赴各省采辑先朝事迹。宣宗即位后，修《仁宗实录》，即通令中外，采辑事迹，《明宣宗实录》卷五：
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乙巳，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敕礼部曰：“……自皇考仁宗昭皇帝留守南京，至嗣天位，二十余年圣德圣政，尔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宴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送翰林院编纂实录。”
又命进士陆俨等分往各地采辑，同书又记：
壬子，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衙门，及遣进士陆俨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凭登载。
至次年又命礼部移文催促，《明宣宗实录》卷一六：
宣德元年四月庚辰，上御奉天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史书。祖宗以来，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须记载。今内外诸司尚有未奏来者，是不体朕心，尔礼部移文趣之。”
修《英宗实录》时，何乔新纂刑部史书，《何文肃公集外集》蔡清《椒丘先生传》：
修英庙实录，令各部采摭事当记载者为书上之。司寇以属先生。及书上史馆，少保南阳李文达公阅之曰：“纪实而饬以文，视诸司唯誊吏牍者大不侔矣。”
修《孝宗实录》时除差进士外，并命地方长官领其事，田艺蘅《留青日札》：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钦奉敕谕，纂修《孝宗敬皇帝实录》，差进士顾可学、张文麟。浙江纂修官右布政使李瓒、杭州府知府李孟。
修《武宗实录》时，苏州府聘杨循吉主其事。其所纂《吴郡纂修实录志》，极为士林所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昔年纂修《武宗实录》时，苏州府聘杨仪部循吉主之。杨长于修书，其立例皆有法。其修有《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
《梦余录》卷一三亦云：
嘉靖初纂修《武宗录》，差进士访求事实。苏州府聘杨循吉主之，其所修有《吴郡纂修实录册》，凡例可观。
此地方自任之采摭也。礼部仍分遣进士莅其事，《四友斋丛说》：
尝记得余小时，余年十六岁为正德辛巳（1521），武宗升遐。至次年世宗皇帝改元嘉靖。武宗好巡游，其政迹本少。又世宗以藩王入继统，犹差进士二员来南直隶纂修，二进士皆徐姓，余犹能记之。
要隆庆初修《世宗实录》时，政府惜费，停差进士职官采访，即行提学官负责纂修。浙江提学委杭学廪生田艺蘅协同整理，艺蘅曾记当时文移条例于其所著《留青日札》中，录之以见原委：
纂修实录事宜：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佥事林大椿为纂修实录事，案准本司关准，浙江布政使司照会，呈准礼部照会前事，该本部题，祠祭清吏司案呈，案照先奉本部送该，本部奏节该，钦奏敕谕：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一应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钦此云云。为照先朝纂修实录，例差办事进士往各处采取事迹。近因进士俱已选授，是以拟差职官，今职官又无应差人员役，当另行议处。臣查得各处提学官，职专文学之司，兼有地方之职，委之采取，事尤易集。合无本部将合行取勘事件，一面移咨都察院转行南、北直隶提学御史，一面照会十三布政司，转行按察司各提学官，将所属地方各项事迹，查照开去款目，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别事类，务要考核精明，收录公当，编类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里纂完，径自差官具奏，册送史馆，以备采择。如有稽迟及草率者，听本部查出参究，庶几责任有归，事体简便，而纂修不致有误云，隆庆元年（1567）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县境内之人，曾授内外文武官职，有功迹显著及丘园之士、曾遇优奖者，今虽亡殁，应有行状、神道碑、墓志、圹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类，抄录类进，以凭去取。不许将庸常之人，徇情虚饰妄报。
一、凡境内孝子顺孙，忠臣烈士，义夫节妇，曾经旌表及奉旨褒谕者，详悉开报。
一、各处递年行过事件，有干系纂修，可为劝惩者，今开去条件，虽不尽载，皆须逐一点检见报。
提学道札付本学廪生田艺蘅，学有家传，文长纪事。其谕本学合令前来协同整理，庶几有裨于大典，当无负厥初心也。右札付杭州府儒学。
艺蘅对当时所颁采辑条例，甚为不满，《留青日札》云：
因考（弘治十十二月所颁实录条例）一：文武官员不问职之大小云云，谨案今无大小二字，以致卑职下僚，虽有功绩，不得入录，深可惜也。况文非进士，武非开府，皆不得与，与《史》、《汉》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经奖谕。按今奉旨奖谕者，能几何哉！抱道丘园，遗名竹素者多矣。
一、旧无圹志，盖有墓志，不须重出也。大率子孙不才，遗失志传，伪作诡名，假托显贵，甚可嗤鄙。又或摭入些微功绩，附会影响，以求合式，尤欺罔也。而纂者或节其繁文，且因无铭字之语，乃弃而不录，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奇事，多于铭中见之。
一、章奏有伤见在权贵者，亦不敢录。子孙贫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录。所著文集皆不进呈，亦不足以备史官采录，当详之。
何良俊亦病其率略，《四友斋丛说》云：
隆庆初政，独纂修实录一节，殊为率略，恐后日不能无遗憾也。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讲求典礼，故四十五年之中，大建置，大兴革，何所不有。况昔年海上如秦墦、王艮作耗，近年倭奴犯境，用兵两次，其有功与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钱粮、临阵败北者，何可枚举。倘一时军门奏报不实或史局传闻失真，专赖纂修官博采舆论，奏闻改正，庶为实录。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县，其分建之由，必有所为，初建议者何人？后废格不行者又何人？当建与否？博访民间舆论，一一修入，庶朝廷有所考据持循，何至建而废，废而复建，议论纷纭，漫无画一哉！是皆纂修率略之故也。如杨循吉《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旧是刻本，后毁于回录，版不存矣。予闻世宗宾天，即多方购之，后得一本，甚喜，以为倘修实录，其凡例据此为式可也。后闻不差纂修官，亦不聘问郡中文学掌故，但发提学御史，御史行郡县，郡县行学，学官令做礼生秀才扭捻进呈。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与夫郡县官师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写作甚么模样也。
孙承泽则以为此举使史无所取材，《梦余录》卷一三：
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
至天启时修《神宗实录》，始再命董其昌往南方采访，又辑《神庙留中奏疏》，收获最大。《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天启二年（1622）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修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宜付史馆。
崇祯初钱龙锡在内阁，以为遣使采访，徒滋烦扰，奏停之，而明亦寻亡矣。《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采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从之。
龙锡所谓邸报，在明代史料中最为重要。凡发抄各红本塘报，官吏之进退，以及刑赏大政，均见于邸报，崇祯以前仅有写本，至崇祯十一年（1638）始有活版印本。盖当时无报纸，无论外官远人，即都中人亦仅恃邸报以知国家政事之措施，边防之缓急也。顾亭林最为推重，《亭林文集》卷四《与次耕书》：
自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至戊辰（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邸报皆曾寓目，与后来刻本记载之书殊不相同。今之修史，大段当以邸报为主，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无轻删抹，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之论定，斯得之矣。割补《两朝从信录》，不过邸报之二三耳。
又《与公肃甥书》云：
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
实录取材于在内各部、院、司、寺之史书，在外各纂修官之采辑，益以留中之奏疏，抄传之邸报。至于对武臣边将之敕谕则用白话，修入实录时却改为文言，杨士奇《三朝圣谕录》云：
永乐二年，一日进呈敕边将稿，上曰：“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
今所传张《云南机务钞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所录之国初对武臣诏谕，均质朴一如口语，犹可考也。
实录修纂之凡例，见《明宣宗实录》卷首，并录之以存掌银：
一、宣宗皇帝即位后，礼仪及赏赉之类皆书。
二、宣宗皇帝永乐八年留守北京事书，十二年侍从北征事书，十八年冬侍从北京事书，二十二年受册升储事书，洪熙元年南京谒陵事书。
三、上皇太后尊号，册立皇后、皇妃、皇太子，及册封郡王、王妃、公主皆书，其仪注有新定者书，改诸王封国亦书。
四、皇子生书，亲王之子生已赐名者书，诸王嫡长孙亦书。
五、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神，郊祀、跻配及遣官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皆书。有新增祀典亦书。
六、凡诏书悉录全文，若敕书及御制文录其关事体之重者。有特敕褒勉臣下、抚谕远人及恤刑宽贷之类悉录。
七、凡宝玺、图书及诸王、郡王宝，诸将军印，并印符、印信皆书。
八、大驾、卤簿及皇太后、皇妃、东宫、亲王、郡王、公主、仪仗，有新制及增损者书。
九、诸王、公主冠婚皆书，其礼仪有新定者书。
十、谒陵、巡边、亲征、留守事宜皆书，所命官亦书。
十一、凡亲王之国及郡王受命往某地皆书。
十二、文武大臣以事来朝者书，天下官三年一朝皆书。
十三、文武官制衙门及土官衙门有新设改建革罢及复旧者皆书。
十四、封公、侯、伯及命其子孙袭爵皆书，并书所受封号勋阶。
十五、命驸马仪宾悉书。
十六、除授三公、三少，南、北二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禄寺、应天府、顺天府、亲军指挥使司、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钦天监、太医院堂上官，及近侍七品以上官，监察御史，宗人府经历，并在外中都留守司、都指挥使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仆寺、苑马寺卿监，盐运使皆书。内有承袭者，守令或佐贰以下保留升禄秩者亦书。若中外文武官有功绩显著，及以事特升迁者，不限职之大小皆书。官大臣之子亦书。
十七、选法及荐举有新令书。
十八、考课有新例及损益旧制书。
十九、公、侯、伯并文武大臣老疾致仕，及特恩优闲皆书。后复起用亦书。
二十、文官诰敕常例外有特赐者，或有损益事例亦书。
二十一、每岁户口总数，每岁所收田土税粮、屯田子粒总数，及漕运总数，采纳金银等件税课、茶课等项，并减免税粮麦、米等项总数，并于岁终书之。
二十二、转输漕运之法有新令者书。田赋徭役及农桑劝课有新令亦书。停罢岁办诸物皆书。
二十三、屯种有新定之例及考较之法书。
二十四、凡亲王、公主、郡王、郡主、镇国等将军、驸马仪宾、公、侯、伯岁录，官吏俸给，军士月粮，有新定折支全支条例并书。
二十五、遇岁凶扎赈恤悉书。
二十六、仓库、坑冶有新建革及新令者书。
二十七、凡新开盐场，新定中纳盐粮，及定户口食盐则例皆书。钞法有新令亦书。
二十八、凡礼仪有新制或损益书，新制乐器皆书。
二十九、每岁圣节、正旦、令至、郊祀、庆成大宴皆书。遇节赐宴如新春上元之类亦书。有特旨赐节假亦书。
三十、中外文武官有特恩皆书，命妇遇庆节有赐亦书。
三十一、各处学校增设或罢革，并内外学生徒简退，及在外四十以上取至京考试皆书。公、侯、伯有年少特旨送监读书，及四夷遣子入学皆书。
三十二、每科京府乡试、礼部会试、廷试皆书，所定各处科举额数亦书。廷试制策题悉录全文，进士选读书及暂故归，并下第举人除授官及选读书皆书。
三十三、丧葬之礼及上尊谥之册备书，亲王、郡王、王妃、公主、郡主之丧葬皆书，其礼仪有新定或损益旧仪亦书。凡公、侯、驸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及侍臣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殁皆书卒，及概其行实善恶，务合公论。其有赠谥及赐祭、赙赐、命有司治葬皆书。若文武官有治行，功绩显著，不限职之大小皆书。
三十四、文武臣僚有没于王事者皆书，有得褒赠亦书。
三十五、凡旌表孝子、顺孙、义妇、节妇，悉著其乡里姓名行实。
三十六、钦天监奏天象、气候、日月薄蚀、五星凌犯皆书，中外奏祥异及军民之家一产三子以上蒙恩赏者亦书。
三十七、建言关涉国体者皆录，详略随宜，有所奉圣旨亦载。
三十八、武官子孙优给有新例亦书。
三十九、遣使抚谕四裔及封拜赐赉皆书，四裔来朝贡亦书，及有宴赉亦书。
四十凡、纂修先朝实录及编辑书籍皆书。
四十一、凡兵政有新令书，命将各处镇守防边及有备御规画皆书。
四十二、车驾巡边讨叛皆书，命将征讨边夷亦书。征抚安南，备书始末。
四十三、凡军民衙门官马孳生马、边境茶马买马之政悉书，其牧养之地有改迁者亦书。每岁有敕免所欠各项马匹，悉书总数。
四十四、凡关津、巡徼、驿传、递运、烽堠有新设及改革者书。
四十五、公、侯、驸马、伯、仪宾有罪削夺，及五府、北京行后府、六部、北京行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禄寺、太仆寺、应天府、顺天府、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钦天监、太医院堂上官，近侍七品以上官，监察御史，宗人府经历，及在外中都留守司、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仆寺、苑马寺卿、盐运司，有罪系下狱黜谪诛戮皆书。有特旨罢黜，干系惩劝者，不限职之大小并书。其蒙特恩宽宥亦书。如犯奸恶叛逆之罪，不限官吏军民悉书。常律之外，别有断罪条例亦书。
四十六、刑官有平反冤狱，详书本末。
四十七、风宪官及文武臣僚弹劾大臣之罪皆书，并书所得旨意。其职非大臣而所犯重者亦书。
四十八、修理宫殿并天地、宗庙、社稷及一切神祇坛场皆书。
四十九、营建山陵备书，建各王、王妃、公主坟皆书，其制度有损益亦书，郡主以下奉敕建者书。
五十、修缮各处城池、屯堡及新建革者皆书。
五十一、差官各处提督圩田水利及新开修治河渠、圩岸、桥道皆书，有奏请修筑坡塘等事亦书。
五十二、工匠起取放免皆书。
四 仪制
明制，新帝登极后，即诏修实录，敕命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迹，遣进士或国学生分赴各布政司郡县搜访先朝遗事，札送史馆，并以布政使司正官及知府为纂修官。开馆前一日于礼部赐宴，张居正《太岳文集》卷三七《辞免筵宴疏》：
先该礼部题本，本月二十六日开馆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查得累朝旧例，先于本部钦赐筵宴，次日入馆。
入馆后，从皇史宬取前一朝实录，以为对勘之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
实录纂修完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其底稿则于择日进呈前，史官会同司礼监官于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以示禁密。郑晓《今言》卷三四三：
实录成，焚其草禁中。
又卷一〇三：
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
《万历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其实录草稿，会同司礼监官，于内府烧毁。
沈德符《野获编扑遗》卷一今上史学条：
实录成时，史臣俱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人间并无底稿。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
实录成，择日进呈，焚稿于芭蕉园。园在太液池东，崇台复殿，古木珍石，参错其间。又有小山曲水，则焚之处也。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
玉河桥东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修实录成，于此焚草。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
有坊二，一曰金鳌，一曰玉：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实录成，焚草于此。
卷一三：
凡一帝山陵，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
卷三二：
史成焚草，中贵传旨，犹传大学士为翰林学士。
总裁官则呈进实录表，照例铺张先帝之功业，今帝之缵述，末则叙纂修经过。兹举丘濬《琼台会稿》所载《进宪宗实录表》为例：
进呈宪宗纯皇帝实录表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丘濬
伏以皇图有永，天开六叶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纪之治。功德之敷遗者既大，典册之纪述者宜详，上广先猷，下垂后训，成一人继述之孝，慰万姓爱戴之心。恭维宪宗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以上圣之资，居大宝之位，圣心仁孝，天表清明。广运而文武圣神，刚健而中正纯粹，承千年之大统，缵五圣之洪图。帝享四十一龄，虽寸阴而必竞；君临二十四载，无一日而不朝。遵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唯其旧辅。晓朝慈极，无间于暑雨祁寒；日御经筵，不辍于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极仁孝诚敬之心；奉天而天不违，有感召交孚之妙。介福于圣母，徽号荐加；锡类逮臣民，隆恩均布。顺而委曲以合礼，俪慈懿于山陵；孝以推广其因心，复康定之位号。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辑《文华大训》示元良而万邦以贞，成《纲目续编》明正统而百王不易。恢张治具，寤寐英贤。治分理于六卿，不恃己长而自用；法一循于三尺，靡因私怨以滥加。虽一颦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妇匹夫之不获其所。民或干纪，寻即革心；虏敢犯边，俄闻捷报。民安吏职，时和岁丰，允为一代极盛之时，兼有列圣诸福之物。仁声广播，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哀诏远颁，具衰绖者如丧考妣。不有信史，曷彰圣功？纪载必有成书，显扬是为大孝。恭惟皇帝陛下道协重华，孝思罔极。严羹墙之如见，著存不忘；躬历数之攸归，负荷是惧。亟鉴观于成宪，思遹骏于先声。爰诏礼官，俾修实录。乃于弘治元年闰正月初三日敕臣懋监修，臣吉等总裁，臣濬等副总裁，臣敏政等纂修。别开史局，群集儒臣，发内府精微之秘藏，采银台出纳之章奏。内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陈，柄臣建请之事宜，谏辅论思之忠益，言无微而不录，事非要则弗书。凡治体之所关，或风化之攸系，著为令甲，播告司存。与夫礼法章程，功勋节义，人才进退，纲纪弛张，内自宫闱，外极边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其备其始终，贤否决于众论之同，是非公于天定之后，总国计于每岁之杪，述宝训为后世之谟。传其信不传其疑，过于文宁过于质，一存实事，尽削浮辞。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备矣；系年系月系日，一以贯之。永为不朽之传，大著无前之绩。臣某等寅奉纶音，愧无史学，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载笔之荣，仰体宸衷，俯殚管见。立典五志，稽众志以备书；作史三长，念一长之何有。况夫今制时政无编，不比前规起居有注：惧有孤于委任，幸得见其纂成。计日程功，阅岁深有惭于尸素；载言纪事，异时不无补于汗青。
惟解缙《进太祖实录表》特异，以高皇帝、高皇后并列，先述高皇帝功业，继述高皇后内助之功，此盖别有用意，说详本文掌故篇甲。
进实录时，典仪极为隆重，明代进实录仪记载之存留者，有《明宣宗实录》卷六一。及《正德会典》《明史·礼志》诸书。兹举《明史》卷五六《礼志》一〇所载永乐元年进《太祖实录》仪及万历五年进《世宗实录》仪为例：
进书仪惟实录最重。皇帝具衮冕，百官朝服，进表称贺。建文时，《太祖实录》成，其进仪无考。永乐元年，重修《太祖实录》成，设香案于奉天殿丹陛正中，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于奉天门，设卤簿大乐如仪。史官捧实录置舆中，帝御殿如大朝仪。百官诣丹墀左右立，鸿胪官引宝舆至丹陛上，史官举实录置于案，遂入班。鸿胪官奏进实录，序班举实录案，以次由殿中门入，班首由左门入。帝兴，序班以实录案置于殿中，班首跪于案前，赞史官皆跪。序班并内侍官举实录案入谨身殿，置于中。帝复座。赞俯伏，班首俯伏，兴复班，赞四拜。赞进表，序班举表案由左门入，置于殿中。赞宣表，赞从官皆跪。宣讫，俯伏，兴四拜，进实录，退于东班，百官入班。鸿胪官奏庆贺，各官四拜兴。赞有制，史官入班。赞跪，宣制云：“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功德光华，纂述详实。朕心欢庆，与卿等同之。”宣讫，俯伏兴，三舞蹈，又四拜，礼毕。万历五年，《世祖实录》成，续定进仪。设宝舆、香亭、表亭于史馆前，帝衮冕御中极殿，百官朝服侍班。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朝服至馆前。监修官捧表至表亭中，纂修官捧实录置宝舆中，鸿胪官导迎。用鼓乐伞盖，由会极门下阶，至桥南，由中道行。监修、总裁等官随表亭后，由二桥行至皇极门。实录舆由中门入，表亭由左门入，至丹墀案前。监修官捧表置于案，纂修官捧实录置于案，俱侍立于石墀东内殿，百官行礼讫，帝出御皇极殿。监修、总裁等官入，进实录、进表俱如永乐仪。次日，司礼监官自内殿送实录下殿，仍置宝舆中，用伞盖，与监修、总裁官同送皇史宬尊藏。
礼成，赐宴于礼部，监修以下官各赐白金彩币表里，转官各有差。
实录有正、副二本，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库，《明成祖实录》卷一一〇：
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监修实录官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总裁官行在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披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小副朕心！”又顾原吉等曰：“此本朝文，以资览阅，仍别录一本，藏古今通集库。”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
印绶监掌印太监一员，职掌古今通集库。
卷一七：
香库稍北，有库一连，坐东向西，有石牌曰古今通集库，系印绶监所掌，古今君臣画像、符券、典簿贮此。
后改贮内阁。彭时《彭文宪公笔记》：
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西五间中揭文渊阁三大字牌扁，扁下置红柜，藏三朝实录副本。
丘濬《琼台会稿》卷一弘治壬子五月十二《请访求遗书奏》：
今内阁所藏者，《太祖高皇帝实录》一部二〇五册，《宝训》一五册。《太宗文皇帝实录》一部一二四册，《宝训》一五册。《仁宗昭皇帝实录》一部二一册，《宝训》六册。《宣宗章皇帝实录》一部一一六册，《宝训》一〇册。《英宗睿皇帝实录》一部三六一册，《宝训》一二册。《宪宗纯皇帝实录》一部二九三册，《宝训》一〇册。与藏在内府，每帝又各有一部而已，此外别无他本。
郑晓《今言》卷三四三：
直文渊阁……凡累朝御文、实录、宝训、玉牒之副，古今书，皆藉而藏之。
陈继儒《眉公见闻录》卷三：
累朝纂修实录事例，凡纂修实录、宝训已完，正本于皇极殿恭进，次日送皇史宬恭藏，副本留贮内阁。
至庋藏之责则有典籍司之。《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凡内阁收贮御制文字、实录、玉牒副本，古今书籍，及纸札、笔墨等项，典籍等官收掌。
正本则嘉靖以前藏于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建皇史宬，金匮石室，最为严密。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
永泰门再南街则皇史宬，珍藏太祖以来御笔实录要紧典籍，石室金匮之书，此其处也。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皇史宬在重华殿西。建于嘉靖十三年。门额以史为㕜，以成为宬。左右小门曰历，以龙为，皆上自制字而手书也。中贮列朝实录及宝训。每一帝山陵，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实录中诸可传诵宣布者曰宝训。斑中四周上下俱用石甃，中具二十台，永陵、定陵各占二台。
又勅命重录祖宗实录、宝训，送皇史宬尊藏，《明世宗实录》记：
嘉靖十三年七月甲戌，上谕内阁：祖宗御像、实录、宝训，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加以坚楮书一編，作石匮藏之。内阁因议于南内建阁尊藏。其重写训、录，书帙大小，依《通鉴纲目》例规，不拘每月一册，异日收藏，每朝自为一柜，议定如篆修例，诏从之。因命武定侯郭勋为监录官，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詹事顾鼎臣等为总视经理官。太常寺卿谢丕，侍读学士张璧，侍讲学士蔡昂等为副管录官。侍读张衮，侍讲江汝璧、杨维杰、唐顺之、欧阳衢，赞善张治，谕德姚涞，修撰王用宾，编修杨瀹、陈节之、胡经等为校录官，率誊录官生等同录。至嘉靖十五年八月乙酉书成。
以司礼监官一员提督之（《酌中志》一六）。以每年六月六日晒曝实录，《野获编》卷二四风俗：
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晒曝列圣实录、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也。
《酌中志》卷一七：
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晒晾，司礼监第一员监官董其事而稽核之，看守则监工也。
世宗中年好道，日事斋醮，取宫中旧本安置于西城万寿宫，后被火灾。万历十六年神宗欲取读实录，阁臣因请另誊一小型本，以便观览。总明代实录正本贮皇史宬，自洪武至正德，均嘉靖重录本。副本藏内阁，宫中又别有洪武至隆庆小型本，书型较小，卷数亦有并省。详具本文传布篇。
五 掌故甲
（一）太祖
《太祖实录》凡三修，《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记：
《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建文元年（1399）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03）解缙等重修。九年（1411）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首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
沈德符《野获编》卷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征江西处士杨士奇充实录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开局修《太祖实录》。时总裁为礼部侍郎董伦、王景彰，副总裁为太常卿廖升、侍讲学士高逊志，纂修官为国子博士王绅、汉中府教授胡子昭、齐府副理审杨士奇、崇仁县训导罗恢、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而监修者则未之闻。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实建文四年也，文皇帝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时监修者为曹国公李景隆、忠诚伯茹瑺，虽文武各一人，皆勋臣也。永乐九年，又以景隆、瑺等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其纂修则属之胡广等，又命杨士奇、金幼孜佐之，而总裁则属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
此以初修本指斥靖难为叛逆，故命再修，又以再修之监修官李景隆、茹瑺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故命三修。二修时焚初修本，至三修时又毁二修本，前二本俱不可得见，《野获编》卷一又记：
本朝《太祖实录》修于建文中，王景等为总裁。后文皇帝靖难，再命曹国公李景隆监修，而总裁则解缙，尽焚旧草。其后永乐九年复以为未善，更命姚广孝监修，总裁则杨士奇，今所传本是也。然前两书所修，则不及见矣。
顾亭林亦指出二修、三修本之不同，要点在靖难一事，并揭出实录之特殊书法，《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
《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洪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今史宬及士大夫之家讳实录之名而改为《圣政记》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如弃大宁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边事书之甚略是也。至于颍、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终，则初修必已讳之矣。闻之先人曰：实录中附传于卒之下者正也，不系卒而别见者变也、当日史臣之微意也。今观卒后恩典之有无隆杀，则举一隅而三可反矣。
徐健庵则以为成祖为亲讳过举，故三修本极失实，其所上《修史条议》云：
《太祖实录》凡三修，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乐之初，今所传者，永乐十五年重修者也。前二书不可得见，大要据实直书，中多过举，成祖为亲隐讳，故于重修时尽去之。其实太祖御制文集诰命，未尝讳也。今观此书疏漏舛误，不可枚举，当一一据他书驳正，不得执为定论。
夏燮最后出，其持论乃最精。燮以为再修、三修之用意，只在证明成祖确为高皇后所出，故懿文、秦、晋三兄死后，伦序当立。《明通鉴》卷首义例：
明成祖于建文所修之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适出一事。盖懿文太子薨，则其伦序犹在秦、晋，若洪武之末，则秦、晋二王己薨，自谓伦序当立，籍以文其篡逆之名也，并引周王为五人同母者，盖燕、周本同母也。《明史·黄子澄传》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此初修本之仅存者。解缙奉诏再修，尽焚原草，而独存此数语者，盖缙等欲取媚成祖，遂谓懿文太子，秦、晋二王皆诸妃出，唯燕、周二王同为高后生，以证立嫡立长，礼之所宜。是则缙之所谓同母，乃母高后，与子澄传中同母之语，词同而意异矣。缙之得罪在永乐九年，时必有谮之于成祖者，谓“懿文庶出之语，骇人听闻，修实录者留此罅漏，以滋天下后世口实”。于是成祖并疑李景隆、茹瑺心术不正（语见沈氏《野获编》），乃于九年复命姚广孝、夏原吉等为三修之役，而杨士奇等主之，因自懿文太子以下五人悉系之高后所出，遂为定本。而忘却子澄“同母”一语，自相矛盾，未及追改，又入之《永乐实录》中，而燕、周二王之为庶出，反成铁证，是目论不自见其睫者也。
燮又据《永乐实录》，证明《太祖实录》三修本，凡于成祖后来帝业有关处，都为二修、三修时所伪撰窜入，以为成祖之篡夺，乃出高祖之遗意之张本。其言曰：
家藏《永乐实录》，系京师所购之钞本全帙，撰《通鉴》时详加校阅。成祖自受封燕王以及防边之命，靖难之由，无不与所改之《太祖实录》先后同符。《永乐实录》中有“皇考本欲立联”语，则预改《太祖实录》东阁门召谕群臣，增入“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又增入刘三吾对“置秦、晋二王于何地”语；以肃清沙漠为一人之功，则预于《太祖实录》中窜入“晋王无功”及“欲构陷成祖”之语；三十一年防边，与辽王并命，成祖欲以节制之师为易储之券，则于《太祖实录》中增入“五月帝命杨文、郭英从辽王备御开平，俱听燕王节制”之语（原文“命杨文听燕王节制，郭英听辽王节制”。不谓辽王亦同在燕王节制中也）。“太祖不豫，遣中使召王，至淮而返”，语具《永乐实录》，复又于《太祖实录》中窜入“敕符召燕王还京师，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及“帝临崩，犹问燕王来未？”之语。种种伪撰，无非欲以《太祖实录》为之张本，此再修、三修之所由来也。
综上所述，自沈景倩以下，对于《太祖实录》再修、三修之用意，各为一面之阐究。合而论之，盖重修之故，固一以建文遗臣之指斥，一以欲隐太祖生前之过举，一以歌颂靖难之举之为应天顺人。而其最重最要者，实为“适出”及伪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以自解于天下后世也。二修实录之着重“适出”一事，解缙于《进实录表》中明明道出，详具后文。
《太祖实录》之第一次纂修，姜清《姜氏秘史》卷二记：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敕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景彰为总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读学士高逊志为副总裁官，翰林院修撰国子监博士王绅、陕西汉中府学教授胡子昭、齐府审理副杨士奇、江西崇仁县训导罗恢、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等为纂修官。给大官馔，宠眷有加。
据《秘史·程本立传》，时同纂修者又有礼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钱塘高让、庐陵吴勤、赵友士、端孝思、张秉彝、唐耕，修撰李贯，编修吴溥、杨溥、杨子荣、刘嵚，侍书刘彦铭等。据《明史》卷一四三《程通传》，又有叶仲惠，以直书靖难事为成祖所族诛，传言：
叶仲惠，临海人，与兄夷仲并有文名，以知县征修《太祖实录》，迁知南昌府。永乐元年坐直书靖难事，族诛。
沈景倩记“文皇帝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知永乐元年以初修案被诛籍没者除叶仲惠外，尚有多人，然以史文缺乏，其姓名已不可考矣。
成祖即位后，即诏重修《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卷一三：
洪武三十五年（1402）十月己未，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敕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曰：“比者建文所修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朕鉴之诚有歉焉。今命儒臣，重加纂修，务在详备，庶几圣德昭明，垂裕万世。尔景隆，国之懿戚，自少暨壮，服事皇考，庙谟睿略，多所闻知，今特命尔监修。瑺，祗事先帝，多历年载，信任弥笃，当时圣政，亦所悉焉，其为之副。当端乃心，悉乃力，用著成一代之盛典，岂不唯仰答先朝宠遇之厚，亦以副予惓惓之孝。钦哉！”
次日又敕谕修实录官，同书记：
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谕修实录官曰：“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记载。……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今已命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为副监修。尔等皆茂简才识，俾职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详必公，适昭我皇考创业垂统、武功文治之盛，与乾坤相为无穷，斯汝为无忝厥职矣。钦哉！”
两日内谆谆指斥初录，而勉纂修诸巨以端心悉力，必详必公，此其意自有在也。至实录将成时，又贿以重利，縻以好官，《明成祖实录》一九下：
永乐元年（1403）五月丙申，上以《太祖皇帝实录》将成，命礼部预定赏格。……遂亲定监修官、总裁官、纂修官、催纂兼誊写官等白金彩币有差。
卷二〇：
六月辛酉，监修国史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等、总裁官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是日如所定赏格赐景隆等八十六人。
复升擢诸纂修官中外职任：
六月丙寅，以实录成，升纂修官吏部郎中徐旭为国子祭酒。太常博士钱仲益，知县杨觏、梁潜、王褒为翰林修撰。国子助教王达，给事中朱纮为编修。行人蒋骥为检讨。国子博士金玉铉为翰林五经博士。晋府伴读苏伯厚为翰林侍书。教谕解荣、刘宗平为待诏。教授张显为国子学正。训导傅贵清、罗师程为国子学录。知府刘辰为江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礼部郎中胡远为左参议。广东按察司佥事李烨为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知县赵季通例应升而以疾乞教职，授国子博士。佥事叶砥改吏部考功郎中，知县唐广云改监察御史，楚府教授吴勤改开封府学教授。升誊写官主事陆颙为礼部员外郎，端孝思为兵部员外郎。擢监生钟子成、陈彝训、刘谦、沈文为中书舍人。梁逢吉、叶蕃、沈绍先、华嵩、乔岳、卫浩、郑中、余从善、陈俊良为监察御史。生员金寔为翰林典藉。汪锜等十人为知县。
实录重修表，解缙撰：
进实录表
解缙
伏以圣人受命，启万世之鸿基；史氏纂书，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尧、舜之事，载于典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燿丹青，俾文献之足征，实古今之通义。矧创业垂统，皆在于贻谋；而继志述事，敢忘于记载。鼎彝有勒，圣哲相承，铺张极盛之宏休，扬厉无穷之伟绩，历述前闻之作，允为达孝之规。钦唯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应千年之景运，集群圣之大成。天命眷顾之隆，起徒步不阶于尺土；人心悦服之固，未三年已定于京都。龙飞云从而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日临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宁。有过化存神之妙，有绥来动和之应。英杰不期而会，遐迩不令而从，尽收当世之贤才，大拯生民于水火。群臣归命，不戮一夫；元主遁荒，礼遣其嗣。四方幅员之广，亘古所无；中囯先王之典，悉复其旧。传圣贤道学之统，守帝王心法之言，罢黜百氏，弥纶六经，范围化工，曲成万物。天休滋至而兢业贯乎始终，诸福毕臻而谦抑统乎表里。在位之久，三十余年，升遐之日，万方哀悼，比于近古，邈焉罕俦。汉高年不登于中寿，光武运仅绍于中兴，唐高祖因隋之资，宋太祖乘周之业，元世祖席累代之威，皆未有若此之盛者也。钦唯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天生圣善，克相肇基，侧微德迈于嫔虞，开创功超于胥宇，永协坤元之吉，夙开文定之祥。鸣鸠均众子之恩，螽斯衍百男之应，保合承天之庆，简能造化之仁。历考古之后妃，盖莫盛乎周室，然挚任诞圣，而无辅运之绩；邑姜辅运，而无诞圣之祥。矧皆起于邦君，或克承其世绪，降及近世，皆非等伦。若夫同起布衣，化家为国，调元翊运，参机赞谋，正位中宫，十有五年，慈训昭明，文德通理，邦家承式，天下归仁，万世永赖，自古以来，未之有也。钦唯皇帝陛下，体和乾坤，重华日月，上天申命，卓然中兴，焕帝尧之文章，缵武王之继述，孝事太祖，有见而知。发兰台记注之书，而征以藩邸之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考于世家之藏。爰当嗣位之初，首颁修史之诏。臣缙总裁臣某等纂修，慎选多士，宴锡便蕃，即开馆于禁中，屡翻阅于几暇，以百人之众，历期年之久，唯务校雠之事，实无黼黻之能。巍巍道冠于百王，荡荡功超于千古，是知礼乐征伐所自，必有训诰之文；云霞华卉之生，何劳绘画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纬，尚奚罄于名臣；开玉府而见璠玙，唯自庆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辞之赞扬；据事直书，永示万年之大训。谨撰述太祖实录一百八十三卷，缮写成一百六十五册，谨伏阙上进。臣缙等无任瞻天仰圣，惭惧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解文毅公集》卷一）
此表以高祖、高后并列并颂，“诞育圣躬，万世永赖”云云，特著成祖为高后所生，二修之微意在此，解缙之得罪亦以此。明人何孟春于此表亦特加注意，《余冬序录外篇》：
国朝《太祖高皇帝实录》，永乐初命曹国公李景隆暨翰林学士解缙等，后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凡经修进二次。解缙表内开一百八十三卷，计一百六十五册，以元年六月十五日进。夏元吉表内开二百五十七卷，计二百五十册，又宝训十五卷，计十五册，以十六年五月一日进。解表今载《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按夏元吉有《夏忠靖公遗集》，表见集卷一）。夏表乃是约解表语为之者，其云“颁修史之诏，在嗣位之初，爰纂成书，实由圣断，谓事贵直而文贵简，理必明而义必彰，乃敕命乎儒臣，重编劘于岁月”。所以见再修者此数语耳。实录既出再修，而编《明文衡》之人，乃载其初进之表，殆有深意。
二修实录之纂修官中刘辰特可注意，辰为太祖初起时之幕僚，多知国初事，所著《国初事迹》今有传本。再修时李景隆即荐其入史馆，史成被殊擢，晚年又赐文币，盖辰于三朝事多亲历，再修多曲笔，非罗致之不足以灭其口也。《明成祖实录》卷一三〇有辰小传：
永乐十年七月丙午，刑部致仕左侍郎刘辰卒。辰字伯静，金华人。慷慨负气，好辨论。初李文忠镇浙东，辟辰掌簿书。后以亲老辞归。建文初用湖广道监察御史升镇江府知府。上初即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李景隆言辰涉知国初事，召至数被顾问。升江西布政司左参政，辰居官勤，未几坐累免，逾年复起为北京刑部右侍郎，而留南京者三年。至是念其老，赐敕及钞文绮，俾致仕。时已疾作，遣医送归，出京数日卒，年七十有八。辰志于有为，然疏略少实云。
至永乐九年十月，又敕命重修《太祖实录》。《成祖实录》卷一二〇：
九年十月乙巳，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即位之初，命曹国公李景隆等监修，而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林学士胡广等重修。至是命太子少师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胡广，国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讲胡俨，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为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杨士奇、金幼孜等为纂修官，皆賜敕勉励。
至十六年五月始成书，以修录要指皆出成祖授意，夏原吉进实录表所谓“爰纂成书，实由圣断”，故书成后，成祖极为得意。《成祖实录》卷一一〇：
十六年五月庚戌朔，监修实录官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总裁官行在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披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小副朕心！”
时姚广孝已先卒于本年三月戍寅，故进实录时不及之。同书又记：
五月辛亥，赐重修实录监修官户部尚书夏原吉钞二百锭、彩币三表里、纱衣一袭。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国子监祭酒兼翰林院侍讲胡俨钞百六十锭、彩币二表里、纱衣一袭。纂修官金幼孜、胡广、曾棨、邹缉、王英、余鼎、罗汝敬、李时勉、陈敬宗等有差。壬子赐修实录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三十八人宴于礼部。
此《明太祖实录》三次纂修之本末也。二修时即已革除建文年号，仍以洪武纪年，于靖难时记载尤多不实。尤以记方孝孺死难事，为明人所抨击最烈，郑晓《今言》卷六五：
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词》，叙述建文死义之臣，至方逊志乃云：“后来奸佞孺，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盖指西杨（士奇）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
又卷二一三：
方逊志在翰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
士奇于《太祖实录》之三次纂修，皆预执笔，故后来史家多攻其无史德，《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建文初集诸儒修《太祖实录》，士奇已用荐征授教授当行，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
郑晓《今言》卷九：
《太祖实录》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总裁；靖难后再修，总裁解缙；缙得罪后三修，总裁杨士奇。初修、再修时，士奇亦秉笔。
沈德符《野获编》卷一：
初修、再修时，杨文贞俱为纂修官，则前后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颜！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洪武实录》三修总裁杨士奇。初修、再修时，士奇皆秉笔，以一人而前后依违者甚多。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移明史馆帖子》二：
《太祖实录》已为杨士奇芟改失实。至纂修《书传会选》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让帝难者，尽削去之。则后籍之不足凭如此！
至太祖朝事迹，如明初沉韩林儿于水，洪武十三年以后之胡惟庸、蓝玉、李善长诸党案，杀数万人，破十数万家，开国功臣，芟夷略尽，文臣如宋濂亦不免谪死，当时曾刊有《大诰》《二诰》《大诰三编》《昭示奸党录》诸书颁示天下，实录几全隐而不书。钱谦益曾发其覆，著《太祖实录辨征》一书，收入其所著《初学集》中。潘柽章则著《国史考异》，有《功顺堂丛书》本，二书均为治明初史事者所必读之书，文烦不备录。
六 掌故乙
（二）建文帝
成祖登极后，不为建文帝修实录，且削其年号，仅附其事迹于太祖录中。至明末始有请修《建文实录》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明史可议者，如建文嗣位，颇称贤明，乃以靖难之故，去其年号不存，实录之未辑。杨文懿守陈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当时政典，方、黄死事诸臣，皆阙落无传。及今搜采，犹可补葺也。”此伟议也。崇祯壬午（1642）都尉巩永固、给事沈胤培俱疏请未行。
《明史》卷二七八《万元吉传》：
福王立，元吉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从之。
然明不旋踵亡，此议亦徒成空谈而已。
（三）成祖，仁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成祖实录》一百三十卷、《宝训》十五卷，杨士奇等修。《仁宗实录》十卷、《宝训》六卷，蹇义等修。
《仁宗实录》：
洪熙元年（1425）五月癸酉，敕行在礼部及翰林院修《太宗实录》。命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兼吏部尚书蹇义，少傅兼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为监修官。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黄淮，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翰林学士杨溥等为总裁官。与纂修官曾棨、王英、王直、周述、陈循、李时勉、蒋骥、钱习礼、蔺从善、刘永清、邢宽、胡穜、蒋礼、周叙、孙曰恭、杨敬、王雄、杨翥、许彬、周贵、陈继、张理、沈寅、陈叔刚、邹循、朱诠、萧湘、王璜、翁选、余学夔等同纂修。
《宣宗实录》卷五：
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敕礼部曰：“……自皇考仁宗昭皇帝留守南京，至嗣天位，二十余年圣德圣政，尔礼部悉恭依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送翰林院编纂实录。其以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山侯王通，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及夏原吉为监修官，杨士奇、黄淮、杨荣、金幼孜、杨溥为总裁。”
卷一七：
宣德元年（1426）五月己酉，以纂修实录，敕召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翰林院学士杨溥、侍读钱习礼、侍讲陈敬宗、陈循、检讨刘永清等。时幼孜、敬宗、永清以忧去，溥、习礼、循请告省亲故也。
卷六一：
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太宗百三十卷，仁宗十卷。
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三《两朝实录成史馆上表》：
伏闻上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君，斯有典谟、训诰、誓命之纪，当时所录，万世攸师。自汉以来，暨于唐、宋，皆建史官，专职纪述。我国家奉天启运，圣圣相承，大经大法明于上，善政善教被于下，万方一统，海宇清宁。洪武以前，神功圣德，史氏所纪，具有成书。钦唯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刚健中正，广大钦明，体天之心，行天之道，励精为理，躬俭爱人，再奠邦家，中兴鸿业。文治光昭于日月，武烈弘靖于华夷，大略雄材，茂边伟绩，规模弘远，卓冠百王。钦唯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孝友英明，宽仁恭俭，敬天法祖，制治保邦，明目达聪，周询民隐，时使薄敛，博施济人。抚盈之上运，广文明之化，丕新政纪，覃敷德泽，期月之内，天下归仁。二圣升遐，云车益远，万姓哀慕，海宇同情。恭唯皇帝陛下，文武圣神，聪明睿知，缵登大宝，母育子民，益广至仁，继志述事。歌九功之唯叙，得万国之欢心，上念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载之大，宜宣昭于简册，垂仪范于帝王。宣德元年五月敕修两朝实录，命臣辅等监修，臣士奇等总裁，臣棨等纂修，发左右史臣之所纪，阅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参之见闻。编载事功，必备著其本末；纂述谟训，必致意于精微。关制度者虽细不遗，切机务者虽明必审，于纪述圣神之道德，如绘画造化之功能，儗诸形容，诚难仿佛。乃若附录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迄五年正月恭成《太宗文皇帝实录》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实录》十卷，合百五十四册，谨缮写上进。伏念臣辅等智识浅陋，学术空疏，旷岁月而久稽，亦讨论之唯谨。方诸良史，深愧乏三长之称；监于先朝，庶少资万机之暇。
《宣宗实录》卷六六：
宣德五年五月乙卯，以两朝实录成，升纂修等官。
（四）宣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宝训》十二卷，杨士奇等修。
《英宗实录》卷四一：
宣德十年（1435）七月丙子，敕礼部修实录，命太师英国公张辅为监修官。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翰林学士杨溥为总裁，侍讲学士王英侍读学士王直为副总裁，与纂修官李时勉、钱习礼、蔺从善、苗衷、曾鹤龄、马愉、高榖、胡穜、邢宽、周叙、尹凤岐、孙曰恭、习嘉言、陈叔刚、陈循、曹鼐、仪铭、王一宁、杜宁、储懋、杨翥、林文、钟复、董璘、杨寿夫、刘球、刘铉、洪玙、张益等同纂修。正统三年（1438）四月乙丑进《宣宗皇帝实录》，丙寅赐监修官张辅等彩币表里有差，庚午赐张辅等八十五人宴于行在礼部。辛未以《宣庙实录》成，升纂修官李时勉等官有差。
（五）英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成化元年（1465）陈文等修。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于中，凡八十七卷。
《明宪宗实录》：
天顺八年（1464）八月丁酉，敕修《英宗实录》。命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官。吏部尚书李贤、翰林学士陈文、彭时为总裁官，吏部侍郎李绍春、侍讲学士刘定之、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柯潜、万安，侍讲学士李泰、江朝宗、杨守陈，侍读学士周洪谟、孙贤、刘珝、丘濬，修撰刘濬、陈鉴、刘吉、谢一夔、彭教，编修徐琼、陈秉中、彭华、刘健、尹直、李永通、郑环、张元祯、汪谐、吴钺、罗景，检讨邢让、张颐、耿裕、周经，谕德黎淳、童缘、刘宣等同纂修。至成化三年八月丁巳书成，监修官孙继宗率纂修官等奉表进呈，赐宴于礼部，并赐钞帛有差。
英宗朝土木之变，于谦功最大，复辟后以非罪死，至修录时是非犹未定，丘濬力主谦之有功社稷，众论遂定。易储之奏，人以为出江渊，亦以濬言辨正。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〇《文庄丘公墓志铭》：
修英庙实录，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之迹。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执笔者谓王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史馆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
录中记土木败耗至京师，廷臣聚议时，太监李永昌有内主决策功，王世贞则以为此乃永昌嗣子泰在史馆所杜撰，不可信也，《史乘考误》卷五：
史言：“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众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尚书胡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侍郎于谦曰：‘欲迁者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众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惧，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寝宫阙在兹，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按所谓胡濙、于谦、陈循之说有之。第考一时刘文安、叶文庄诸公所记，俱言侍讲徐珵召入，倡南迁之计，而太监金英斥之使出，学士江渊乃更为固守之说以对，遂得大用。当是时内微金英，外微谦，几摇动矣。而史皆不载。所载李永昌对太后语，稗官数十家俱不及也。按修史在成化初，李永昌柄司礼，方贵重用事，而嗣子泰以学士在史馆，溢美之谈，大抵未足信也。
（六）景帝
英宗南宫复辟后，杀景泰帝。成化时修《英宗实录》，仅附其事迹于《英录》中，凡八七卷。时有主革景泰帝号者，纂修官尹直执不可。《明史》卷一六八《尹直传》：
成化初充经筵讲官，与修《英宗实录》。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臣，后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既罢去而后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于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于卢忠、徐振之言，卒全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
《梦余录》卷一三：
景帝已正位号，《英宗实录》犹称郕戾王附。夫景帝与于忠肃再造乾坤，有功宗社，当时戾字之谥，已违公议。后宪宗追称景帝，乃不为之称宗改谥，而实录仍称郕戾王附。
（七）宪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宝训》十卷，刘吉等修。
《明孝宗实录》：
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戊辰，诏修《宪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刘吉、礼部尚书徐溥、翰林院学士刘健为总裁官，礼部尚书丘濬、翰林院侍讲汪谐、吏部侍郎杨守陈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翰林院侍讲程敏政、侍读傅瀚、费訚、谢迁、陆简、曾彦、杨守阯、刘戬、王鏊、杨杰、梁储，修撰刘机、张芮、武卫，编修刘忠、邓焲，及儒臣李东阳、吴宽、董越、黄、张天瑞、刘春、余瑞、杨士畅、李东、杨廷和、张澜、李通、胡清等同纂修。至弘治四年八月丁卯书成，监修官张懋率纂修等官同奉表进呈，赐宴于礼部，并赐钞帛有差。
总裁刘吉与刘珝、尹旻不睦，故记成化时事多曲笔。王世贞《史乘考误》卷六：
史谓：“尚书项忠具奏草论汪直，令武选郎中姚璧持赴吏部尹旻请署名，旻辞不得已乃署，即遣人报韦英曰：‘本兵部所为，旻但以次居首耳。’又数日都御史王越遇刘珝、刘吉于朝，极言直贤，语侵内阁，珝默然，吉折之，越遂与吉疏。”按内阁危言攻汪直者，独商文毅（辂）、刘文和（珝）耳，文和特疏言西厂非宜，至诘责之际，侃侃不屈。今言文和默然，又谓尹恭简（昊）密报韦英。盖实录为刘文穆（吉）所修，故引以归己，而恭简、文和又素与文穆不睦，似不无饰笔。
于珝致仕时，在录中力攻其短，丑言肆詈。珝卒于弘治时，《孝宗录》为焦芳所修，珝于芳有恩，则又于《孝录》中力赞其美。同是一人，出于仇笔则盗跖，出于故旧则又成夷、惠矣。《史乘考误》卷六：
史又谓：“二十一年（1487）大学士刘珝致仕。先是一日召大学士万安、刘吉赴西角门，命中人出御笔，有‘刘珝嗜酒贪财好色，与太监某认亲，继子奸宿乐府，纳王越银，谋与复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坏大事。’安与吉力解不从，乃请令珝以亲老辞，斡旋加恩放归。”按此则力救珝者万、刘也，然万、刘实合策逐珝者也。夫一刘珝也，《宪录》称其附中人得罪，以至疏辞不肯终养。《孝录》称其进讲以定国本，庐亲墓，乡党化之，号曰仁孝里。盖《宪》多刘吉所裁，《孝》则焦芳改笔，珝于人乃中人耳，吉有隙，芳有恩，故异辞也。
纂修官张元祯则以与陈献章有学术门户之见，亦于录中力诋之。《史乘考误》卷六又记：
《琐缀录》（按尹直著，今有传本）谓丘濬修宪庙实录，以陈献章作十绝句媚梁芳，自是为世所鄙，而《宪章录》（按薛应旗著，今有传本）因之，谓出张元祯笔。按实录谓“献章貌谨原，诗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学未究也，务自矜持以沽名。会试不偶，家居海南，不复仕进，一时好事，妄加推尊，目为道学，自是从而和之，极其赞颂，形诸荐奏，不知其几。虽其乡里前辈，以德行文章自负者亦疑之，以为不过如是耳，何标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称病不辞朝，而沿途拥驺从，列仗槊，扬扬得志而去。”其诋陈公亦甚矣。第不曾载十绝句媚梁芳事。而所谓乡里前辈以德行文章自负者，正丘文庄（濬）也。文庄，广人。实录既举之，则非文庄笔矣。元祯庶几为近。
（八）孝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正德元年（1506）刘健、谢迁等修，未几，健、迁皆去位，焦芳等续修。
《明武宗实录》：
正德元年十二月敕修《孝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官，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为总裁官，吏部侍郎张元祯，詹事杨廷和，翰林院学士刘忠为副总裁官。未几，健、迁去位，再命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王鏊等为总裁，吏部尚书梁储副之，翰林院侍讲毛纪、傅珪、丰熙、沈焘、吴一鹏、侍读朱希周、编修汪俊，李廷相、李时、温仁和、滕霄、何堂、董玘、崔锐、修撰顾鼎臣、吕楠、检讨汪伟、王九思、湛若水、穆孔晖、翟銮、徐缙、景阳、殷昊、易舒浩、张邦奇、焦黄中、胡缵宗等为纂修官同纂修。至正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书成表进。
《孝宗实录》出于焦芳之手，芳佞臣，谄事刘瑾，好恶任情，是非倒置。《明史》卷三〇六《焦芳传》：
其总裁《孝宗实录》，若何乔新、彭韶、谢迁皆肆诬诋，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
《梦余录》卷一三：
朱阁学国祯云：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实录》成，时焦芳操笔，褒贬任意，叶盛、何乔新、彭韶、谢迁天下所称正人，皆肆诋诬。嘉靖元年御史卢琼奏，《孝宗实录》多焦芳曲笔，乞改正。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论，不必改修。”
《野获编补遗》卷一重修国史条：
《太祖实录》，建文一修，永乐两修，盖以初本及续纂俱未允也。然而真是非愈不可问矣。嗣后直至嘉靖元年，御史卢琼建议：“《孝宗实录》成于焦芳之手，贤否混淆，是非颠倒，乞乘今纂修《武宗实录》，并令儒臣改撰。”上曰：“《孝宗录》虽焦芳笔削任情，但当时大政大议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论，不必改修。其系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事别白之。”盖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踵前辙，复任私意，上虑远矣。
后王世贞于所著《史乘考误》中，纠其曲笔，世宗所谓“天下自有公论”也。如录谓何乔新逼父自裁，世贞纠之云：
史于何文肃公乔新卒条下，谓：“景泰初易皇储草诏，大学士陈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时吏部尚书何文渊适在侧，即应声曰：‘父有天下传之子’。迨天顺改易，与谋者多斥罢。乔新时为刑部主事，因见黄竑、徐正处以极刑，恐祸及己，乃贻书劝其父引决，文渊果自尽，士论耻之。”此亦焦泌阳（芳）怼笔也。正德中柄史者力为辩其诬。然考之《天顺录》云：“致仕后，上复位，革宫保。文渊自以与议易太子，首发父有天下之言，虑有奇祸。时副都御史陈泰左迁广东按察副使，道经广昌，人有传来抄提文渊者，惧即自缢。后为人所奏，差官启椁验之果然。”则劝文渊引决之说诬，而自尽之说实也。野史以为出江渊，大概以文势考之，恐先有“父有天下传之子”，而借“天降下民作之君”以对之耳。又文渊以四月卒，而黄竑、徐正以五月诛，大抵未可信。
又诋彭华为阴险无将，世贞以为芳与华有私怨，故丑诋之。《史乘考误》卷七：
史谓：“彭文思华为人险谄用数，深机莫测。阿李贤，嗾御史劾李秉，排邢华、陈鉴，构尹龙之狱，附李孜省以进，人至今犹讲‘三千馆阁荐彭华’，大为耻笑。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风瘫十二年而卒，人以为阴险无将之报。”盖出焦芳笔也。焦以尹龙事坐谪桂阳，云出华意，故怨之刻骨，而谤詈甚苦若此。华虽由李孜省荐，生平之与尹直，俱在是非间，不应至此。
又以与官谢迁不相得，遂于录中力攻之。《史乘考误》卷六：
弘治元年太监郭镛请预选女子于宫中，或诸生馆读书习礼，以待服阕之日，册封二妃，广衍储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读谢迁言：“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爱，岂容顿忘。今山陵之工未毕，谅闇之痛犹新，奈何遽有此事？”下礼部议止之。焦泌阳执史笔，以为谢公进此谀词献谄，以误孝庙，继嗣之不广，皆此邪谋启之。又云：“古者诸侯尚一娶三姓而备九女以广继嗣，孝庙以万乘天子，独不得立三宫可乎？小人图势利而不为国谋如此！”泌阳之忿笔，盖阴刺中宫之擅夕，而讥谢公之从谀也。殊不知上春秋甫十九，中宫仅逾年，何以有擅夕之声于外？而谢已逆知权之在中宫而从谀之？且谢以山陵未毕，谅闇尚新为词，其义甚正，胡可非也。小人哉泌阳！其无忌惮一至此！
程敏政为李贤婿，芳则李门客，敏政坐累废，芳遂于录中力为敏政掩覆，而诋刘健、谢迁、傅瀚。《史乘考误》卷七：
史谓：“傅瀚欲攘取内阁位，嗾监生江溶奏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既而恐事泄，乃嫁祸于程敏政，谓敏政实代瑢草疏，以触当道之怒，而敏政之祸自此始矣。后瀚果代敏政位，白昼见鬼入室，又数见怪异，因忧悸成疾，逾年死。时刘健当国，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辨。适大学士谢迁，谕德王华俱有憾于敏政，尝发其事，而都御史闵珪与迁、华皆同乡，乃嘱珪及科道数辈内外并力交攻，罗织成狱，而华昶之甘心鹰犬者，不足道也。顾当时刘健，谢迁徒欲杀人灭口以避祸，曾不思亏损国体，沦丧元气云云。”按傅文穆（瀚）有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于家僮鬻题事已彰著，且与刘、谢不相关。盖焦芳，李南阳门客，程其婿也，故颇为掩覆。而刘与傅皆与芳有隙，故肆其丑诋如此。
七 掌故丙
（九）武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宝训》十卷，费宏等修。
《明世宗实录》：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敕修《武宗实录》，命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等为总裁官。未几，廷和、冕、纪三人去位。再命定国公徐光祚为监修官，大学士费宏，石瑶、贾咏等为总裁，翰林院学士吴一鹏、侍读学士董玘等为副总裁，侍讲学士徐缙、翟銮、许成名、侍读学士穆孔晖、张碧、刘朴、张潮、尹襄、修撰唐皋、杨维聪、边宪，编修谢丕、刘栋、费寀、林文俊、孙绍、蔡昂、伦以训、崔桐、汪田、叶式、王三锡、陈沂、邝灏、余永勋、陆釴、刘世盛、费懋中、马汝骥、江晖、孙元、检讨金皋、张星、萧汝成、汤唯学、刘夔、林时、季芳、席春等为纂修官同纂修。至嘉靖四年（1525）六月庚子书成表进。
《武录》中最舛者为王守仁平宸濠一事，执笔者前为杨廷和，后为费宏、董玘，廷和与王琼有隙，而守仁之平叛，则一归功于兵部，而不及内阁。宏以忤濠得罪，守仁不一申救。同时魏校以讲学负重名，忌守仁出其上。守仁又与时相桂萼相失。玘褊狭小人，受当道指，因于《武录》中曲诋之。王世贞《史乘考误》卷八：
史于王文成洪都之功，所以翦抑之者，不遗余力。谓文成“勘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将届，趋道南昌贺之。至丰城，遇知县顾汝以变告，守仁大骇，弃舟取小艇遁还赣。（伍）文定以卒三百迓于峡江，至吉安留讨贼，守仁初不许，既而深然其言，乃下令各郡邑，谕以大义。宸濠既出南昌，守仁乃与文定等顺流而下，文定为前锋趋广润门，夜已三鼓，炮击，守门者骇散，遂入城。城中民闻守仁将至，皆喜，共登高望之。而守仁等不知，以为守备坚固，方惧勿克。兵既环城，阗无人声，相顾莫敢先登。无何，闻城中介马呼噪声，知文定已入，乃竞梯絙而上。诸兵皆乌合，素无纪律，而大帽、华林诸寨降贼号新民者亦在行，贪功纵杀，居民往往死于床箦，有阖门无噍类者。天晓，诸门洞开，守仁始按辔整队而入，死者已数万人。数日间积尸横路，鸡犬不鸣。栱樤等千余人已就缚，守仁复搜捕逆党，日僇数百人。军士因纵掠，郡王、将军、仪宾邸第以及富室，无不被害，濠府中畜积甚富，亦多已失。宫人闻兵入，惶惧纵火自焚，或相率盛服而缢，一室中至有数人者，臭达于外，所存唯羸病数十人而已。始南昌苦于宸壕之暴，至是复遭荼毒，皆归怨于守仁之不能禁戢云”。及叙樵舍之功，第言“郑献脱归告文定言状，文定径前薄其营不利，还至黄家渡，新民刘文永殪其骁将，乘胜邀之，遂捷。次日文定以火攻，复大破之”。而一字不及文成。至其传刘养正，则云“少有词藻，诡谈性理，以要名誉，士大夫多为所欺，王守仁尤重之，曰此吾道学友也。十年养正赴濠骋，一见许以可为汤武，又语及陈桥之变，意甚相得。然后自掩饰，有庠生康昭者语中其机，养正密致书于濠左右计杀之。守仁在南赣，尤为濠所慕，馈遗相及于道。尝贻书陆完，谓可任江西巡抚者唯守仁与梁宸耳。又尝遣其门生湖广举人季元亨者游说濠，时人莫知其故。是岁濠生日，守仁假公便先期约养正往贺，会于吉安舟次，剧谈至夜半，养正先去，遂从逆。濠自出南浦驿迎入府，拜为军师。日夜望守仁至，遣人于生来观候之，而守仁至丰城闻变即返，濠实不虞守仁之见图也。养正既擒后，犹冀守仁活之，守仁畏其口，逼令引决，传首至京，妻子没为奴。比守仁自，南昌还，其母丧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义，不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有儒生上书辨论君臣朋友，本无二理，守仁为之愧屈。元亨寻为太监张永捕获，械至京，亦死狱中。”据史所记言之，则王文成不特不当封，而且有大罪三。所谓不当封者，其战功皆出伍文定。所谓三大罪者：预通逆濠一也，纵杀平人二也，事后犹庇逆党刘养正三也。然逆濠与养正居平以文成在上流，拥精兵，建大勋，有才术，以甘言结纳或有之，而文成亦据抚臣往还之常礼为报耳，使预其谋，何以径归吉安？伍公虽进言，起义兵杀身灭族之事，亦须文成有以自决。前后进兵区画调度，顷刻百发，岂披坚执锐者比，而一字不及文成，岂理也夫！进兵攻南昌，不能无小杀掠，而军令下则已定矣。其后如徐少师（阶）、郑端简（晓）、薛应旂诸公皆履其地，得其详，故为之暴白，而未有摘抉一时握管之心事者。盖实录之始为总裁者杨文忠（廷和），继之者费文宪（宏），而以副总裁专任者董文简（玘）也。杨公与王恭襄（琼）郄甚著不解，恭襄虽阴谲，然能识王文成而独任之，以故于前后平贼及擒濠之疏，皆归德于兵部，以为发踪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内阁，其为杨公辈切齿，非旦夕矣。江彬、许泰、张忠辈耻大功为文成所先，必肆加罗织之语，而忌功之辈从而附和之。文宪在文成抚绥之地，与逆濠忤被祸，中外之臣皆屡荐而起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费当亦不释然也。董公最名忮毒，于乡里如王鉴之辈巧诋不遗余力，既又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杨费，作此诬史，将谁欺乎？冀元亨非季元亨，其人长者，嘉靖初从昭雪。
沈德符《野获编》卷七桂见山霍渭厓条亦云：
议礼初起，桂萼为首，而张璁次之。既而张以敏练得上眷，先入相。桂迟二年始继入，其信用俱不如张，意不能无望。时魏庄渠（校）以讲学负重名，久滞外僚，桂引入为祭酒，每奏对俱托之属草，上每称善。张自觉弗如，侦知其故，乃徙魏太常，罢其经筵入直，桂始绌矣。始王文成再起两广，实张、桂荐之，至是魏与王争名相轧，王位业已高，誉亦远出其上，魏深恨忌之。桂因移怒于王，直至夺其世爵，且令董中峰（玘）于武庙实录中讥刺文成纵兵劫掠，南昌为之一空，皆怼笔也。
陈继儒则对林时移书记迎立、诛彬二事，赞为得体。《眉公见闻录》卷一：
汝阳林立山公讳时，在馆时阅武庙实录且成，唯迎立肃庙等二事未决，众议纷然。公奏记副总裁中峰董公曰：“昨闻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云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张永，或云由杨廷和，疑信之间，漫然无据。史万世是非之权衡，固不可以偏重。时窃意廷和以忤旨罢归，永坐罪废。今上方综核名实，书进，二事必首登乙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摈，而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矧夫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史臣体也。二者既未尝亲与其事，可信可疑，宜严其有关于治忽者，庸讵私一廷和哉！幸执事裁择轻重之间，是非之权衡也。”董公以白总裁官鹅湖费公（宏），可之。书进，天子由是乃倾心任宰辅，而宦寺之权轻矣。前辈犹重史如此。今信耳信口信手信胸臆，尚安复有信史哉！
（十）睿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
《睿宗实录》五十卷、《宝训》十卷，嘉靖四年大学士费宏言：“献皇帝嘉言懿行，旧邸必有成书，宜取付史馆纂修。”从之。
《明世宗实录》：
嘉靖四年二月丙申，大学士费宏、贾咏、石瑶等以修《武宗毅皇帝实录》将成，上疏言献皇帝生平嘉言善行亦当备载，乞命当时藩府内外臣僚，备述献皇帝之国以来，一言一事，可为谟训者，以类开写，以便纂录。诏从之。三月甲戌敕修《献皇帝实录》，命定国公徐光祚、吏部尚书廖纪、礼部尚书席书等为监修官，谨身殿大学士费宏、文渊阁大学士石瑶、贾咏等为总裁官，吏部侍郎温仁和、礼部侍郎李时等为副总裁官，侍讲学士董玘、翟銮等七人为纂修官同编纂。至嘉靖五年六月丙子书成表进。
兴王始终为藩王，其事迹均与国家无关。大礼诸臣迎合世宗意，请修无事可纪之实录，书成后无重视之者。沈德符《野获编》卷二：
兴献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实录，何为者哉？其时总裁费文宪（宏）等苦无措手，至假借承奉长史等所撰实录为张本。今学士大夫，有肯于秘阁中借录其册，一展其书者乎！止与无只字同。
（十一）世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宝训二十四卷，隆庆中徐阶等修，未竣，万历五年张居正等续修成之。
《明穆宗实录》：
隆庆元年（1567）四月甲申，敕修《世宗实录》。命成国公朱希忠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陈以勤、吏部侍郎东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为总裁官，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高仪、吏部侍郎翰林院学士赵贞吉、林树声、翰林院学士潘晟、殷士儋等为副总裁官，侍读学士姜金和、吕旻，修撰诸大绶、马自强、丁士美、编修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陶大临、祭酒林燫，谕德吕调阳等为纂修官。
书未成，穆宗崩，神宗立，命官续修，《明神宗实录》记：
命英国公张溶为监修官，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等为总裁官，吏部侍郎汪镗、詹事王锡爵、礼部尚书马自强、礼部侍郎申时行等为副总裁官，赞善陈思育、沈鲤，中允戴洵，谕德陈经邦、何雒文，修撰赵志皋、田一㑺，徐显卿、韩世能、张一桂、朱赓、李长春、王家屏、陈于陛、沈懋学，编修高启愚、范谦、黄凤翔、沈一贯，检讨王弘诲，洗马许国，侍读学士张位、罗万化，侍讲学士于慎行等为纂修官同编纂。至万历五年（1577）八月甲戌书成表进。
时《穆宗实录》亦开馆，二录同修，总裁官张居正因疏请分任责成，严立程限。《太岳文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
隆庆元年六月初一日开馆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经今六载，尚未脱稿，虽屡廑先帝圣问，迄无成功。任总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众而相捱，竟成废阁。……揆厥所由，皆以未尝专任而责成之故也。盖编撰之事，必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顾掌部事，则有簿书综理之繁，直经帏，则有侍从讲读之责，精神不专，职业靡定，未免顾此失彼，倏作忽辍，是以岁月徒悠，而绩效鲜著也。今两朝并纂，二馆齐开，若不分定专任，严立限程，则因循推捱，其弊愈甚。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诸大绶、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希烈，原系《世宗肃皇帝实录》副总裁官，今查各馆草稿，俱已纂完，但未经修饰，二臣虽任部堂，止是佐理，尚有余功。及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申时行、右春坊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锡爵，职任宫坊，事务尤简，皆可以专心著作之事。合无责令诸大绶、王希烈专管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申时行、王锡爵专管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每日俱在史馆供事，仍立为限程。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月终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臣等即将纂完稿本，进呈一次，十月间又进呈一次。大约一月之终，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终，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累积，然后成功可期。其余副总裁官陆树声等或理部休暇，相与讨论，或侍讲优闲，令其补凑，不必责以程限，不致两妨。……再照皇祖历世四纪，事迹浩繁，编纂之功，卒难就绪。皇考临御六年，其功德之实，昭然如日中天，皆诸臣耳目之所睹记，无烦搜索，不假阙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无不拘朝代次序，俟《穆宗庄皇帝实录》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进呈，却令两馆各官，并力俱纂《世宗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奉旨：“这纂修事理，都依拟行。”江陵综核为治，故所纂实录，亦最称严核。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实录纪事条：
世、穆两朝实录，皆江陵故相笔也，于诸史中最称严核。其纪新郑（高拱）将去，为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以为皆迎合时情，而参高保徐（阶），尤属谄媚，况上未尝有意弃徐，纷纷保之何为？其言可谓至公。
即纂修诸官亦多能阿，直笔无所忌，王家屏之记高捷，即其一例。《明史》卷二一七《王家屏传》：
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高拱兄捷前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遗赵文华家，家屏直书之。时拱方柄国，嘱稍讳，家屏执不可。
唯记谢迁事，王世贞讥其舛于予夺，《史乘考误》卷八：
致仕少傅大学士谢迁卒。史称其学术淳正，有大臣风节。而谓正德初年权奸擅政，迁以顾命大臣，不能艰贞济难，捐躯殉国。按谢公虽受顾命，其时第三相也，力岂能独掊八虎之首而击之，且正以与刘文靖公（健）同心持议，乞身之后，削官籍赐，祸机不测，而责其不能济难捐躯何也？唯八十再相，属时移事改，不克有所建白而归，略为蛇足耳。而史却讳之。何以予夺之舛若此！
记陆炳事颇得实而未尽，而辨其扈从南幸之误。《史乘考误》卷八：
史于陆武惠（炳）传称，己亥（1539，嘉靖十八年）上南幸承天，至卫辉行宫夜火，侍卫仓卒无在者，独炳身负上出于火，上识其姓名，即拜都指挥使，累升至今职。及考华亭公（徐阶）所撰墓志，于炳事甚详，却一字不之及，岂公于其时有所讳耶？纵讳之，何不略言从南狩时效勤劳与迁转，乃并扈从以俱略之也。《志》称炳以戊戌管卫事，冬转实授指挥使，加俸及服色一级。甲辰冬署卫印，获子杀母者升都指挥同知。则己亥之扈从与归而拜都指挥使，皆误也。史言“炳任豪恶吏为爪牙，多任耳目，铢两之奸悉知之。富民有过者，即榜掠文致成狱，没其资产，所夷灭不可胜道。累赀至巨万，豪侈自奉，营别宅十余所皆崇丽，分置姬妾，纨绮宝玩，所在充牣，供张不移而具，时游处其间，东西唯意。又置良田宅于四方，若扬州、嘉兴、南昌、承天等处，皆有庄店，声势震天下。”可谓实录。唯其阴操吏、兵二部权，每文武大选，岳牧进退，时时与之。而给事、御史、翰林、吏部，多有出其门下者。始与严氏石交，晚而移向，间隙已成，彼此各俟间而发，此皆未之及也。
（十二）穆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穆宗实录》七十卷、《宝训》八卷，张居正等修。
《明神宗实录》：
隆庆六年（1572）十月，敕修《穆宗实录》。命成国公朱希忠为监修官，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为总裁官，侍读学士王希烈、丁士美、吏部侍郎汪镗、礼部侍郎申时行、詹事王锡爵等为副总裁官，谕德陈经邦、何雒文，修撰赵志皋、田一㑺、徐显卿、韩志能、张一桂、朱赓、李长春、王家屏、陈于陛，编修高启愚、范谦、沈一贯，侍读学士罗万化、范应期，侍讲学士于慎行等为纂修官。寻改命英国公张溶为监修官，总裁官仍为张居正、吕调阳、申时行、王锡爵、王希烈等，与纂修官罗万化、范应期等七十六人同纂修。至万历二年七月丙戌书成表进。
《穆宗实录》出王锡爵手，锡爵与王世贞同里至好，世贞于《史乘考误》中曾记高拱入相事，据所亲见之邸报，驳锡爵所记实误，文曰：
穆庙录载：“三年十二月庚申，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阁务，兼掌吏部事。”余是时亲睹邸报，高拱以原官管吏部事，并无所谓不妨阁务与掌字面，以故不遣行人，不赍敕，而吏部仅以咨移，兵部遣一指挥往，高拱颇不乐，至次年二月到任，朦胧与阁务，而与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俱免奏事承旨，始真为阁臣矣。录殊不实。盖王元驭所撰，尝与余争以为实兼，不自知其误也。
至记李福达案，则沈德符斥其不载洗雪之词，讥张居正为恣横。《野获编》卷一八权臣党恶条：
（李福达案）……至万历二年穆庙实录进呈时，张居正柄国，实录皆其评定，竟将穆宗洗雪大狱及庞尚鹏疏（为颜颐寿等洗刷）削去不书，反将高拱疏（主《钦明大狱录》狱词者）全载。盖张永嘉（孚敬）、桂安仁（萼）、高新郑（拱）之专愎，皆其所师法，每于世庙录中褒誉张、桂甚至，若新郑虽其所逐，而在先朝时二人同心，翦除前辈同列，又加协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大狱一案，千古奇冤，乃欲削灭以泯其迹，恣横如此！
八 掌故丁
（十三）神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四卷、《宝训》二十六卷，温体仁等修。
《明熹宗实录》：
天启元年（1621）三月丁卯，敕修《神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叶向高、户部尚书刘一燝、韩爌、礼部尚书史继阶、何宗彦、沈㴶、朱国祚等为总裁官，礼部尚书孙慎行、侍读学士顾秉谦、盛以弘、周道登、郑以伟、李腾芳、钱象坤、孟时芳、周如磐、孙承宗，祭酒吴宗达等为副总裁官，侍读学士骆从宇等为纂修官。天启三年叶向高、史继阶等相继去位，改命中极殿大学士顾秉谦、文渊阁大学士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为总裁，翰林院学士孟时芳、侍读学士黄儒炳、李思诚、骆从宇、施凤来、丘士毅、李康先、钱龙锡、韩日缵等为副总裁，仍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天启五年正月，谕史官限按月送稿，务早修成。
但至熹宗崩时犹未成书，崇祯初始续成。万历一朝最为多事，如三王并封，税珰矿使，朝鲜御倭，建州兴起，以及东林党议，门户之争，三案纠纷，清流白马，神、光二帝相继崩逝，主少国疑，是非莫定。天启元年（1621）周宗建上《请修实录疏》，极言应博采周咨，期于至当，严立程限，期于速成。《周忠毅公奏议》卷一：
臣考世庙实录成于万历初年，其时参核颇详，所载事宜，斑斑具在。今当皇上御极之初，首允辅臣之请，纂修皇祖实录，计辅臣留心掌故，必有规画，授之史官。而臣乃侧闻朝家故事，湮废者多，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笔于执事之人，圣明之举动，半销灭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影之传失实，凡如此类，阙略为多。而况四十八年之内，时移局换，议杂群分，若初政之励精，中年之独揽，晚年之幽深，政不一也，若册立妃封之缓急，妖书楚狱之阴阳，四明（沈一贯）淮上（李三才）之争执，论不一也。若大相、巨阉之威福，税珰、矿使之诛求，罪帅、囚臣之祸国，变不一也，若东朝之数有震惊，众谏之频干严谴，藩封外戚之屡有烦言，疑不一也。至于大警、大灾、大兵、大费，若两宫、三殿之灾灰，地北、江南之水旱，两芟虏落，一救东藩，北受鞑王之臣，中更建夷之叛，败扳铙声，勋书罪状，凡此数案，更仆难详。加以二十余年之静摄，公车之言，率归高阁，其所下六垣者不啻十中之一，今欲总集诸奏，櫽括成书，而廖廖若此，又何所据？矧所下之章，诸吏积偷，苟且抄塞，而西台之草，六尚书之牍，南北诸曹之陈列，往往寂寞无闻。积习若此，又安望其大璧小玑，左言右事，上为掞天揭日之文，而下有金版玉书之颂哉！今闻论者求其备而不得，则有为采访之说者，臣谓采访之役，必先择人。文学少年，一经使命，优游自喜，过家上冢，强半闲销，求其咨讨，正复不易。臣请于中行仪部中择其博雅端详者分地而往，务令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悉讨其实，纳之囊中，而又间询故老，核之名家，悉录其书，以备闻见，使五纪之内，凄岩欲暖，潜德为光，亦一快也。则又有为专官之说者，方今承明著作之庭，虽称济济多才，而学有专门，事难兼习，如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借讲求，终难虚课，则有臣所知若邢云路之究心天文，李宗延之精研律吕，于仕廉、陶朗先之熟习河经，或就其人访其故实，或收其书以佐参核，使星躔再整，宫徵重谐，而水脉河源，按图可谱，又一快也。则又有言求野之宜公者，臣谓皇祖历年既久，中间事变传闻不一，岂无稗官小乘，自托名山，迁客畸人，私称不朽，及今不为考定，后将滋惑无穷，则请悉收其书，明为订辩，务令野之所信，合于朝之所征，墓谀无灵，齐谐息响，又一快也。则又有言邸牍之宜查者，嘉靖初修《武宗实录》，曾取正德中留中章奏，尽付纂修，臣以为皇祖末年所留诸疏，藏在禁中，定无散逸，与其求之腐牍，时有鲁鱼亥豕之讹，何如请诸封事，宣付史馆，使感时慨论者既得尽见，而任情附会者毋得轻淆，以今日之公是公非，达皇祖之不闻不见，又一快也。则又有言立传之有体者，考国制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传，臣谓史以褒贬人伦，岂论显晦，若令一遵官级，将高门者跖、蹻亦书，寒退者夷、鰌并屈，以此垂后，何益劝惩！则请大僚而下，倘有奇节特行，不妨并为序次，间有大谗大秽，亦复著其情形，蕙葹并列，衮钺平悬，又一快也。则又有言编次之有期者，间闻史馆诸臣，隐心于督催之取怨，习成于人众之相推，每致迁延，动经岁月，白首汗青，几何不为刘知几所叹乎！臣考万历初年纂修二庙实录，辅臣请立程限……一时诸臣，含毫吮笔，无敢乞私差而图自便者，今应仍持此格，即四年之内，神庙实录，刻限可成，又一快也。则又有言总裁之宜专者……今请略仿万历初年责令总裁分年专任，示以画一，其兼直诸臣，志在分藜，不妨稍减其帙，使有余闲，总统一专，程期易了，又一快也。
疏上，次年朝廷因命董其昌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修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书成表进，宣付史馆。时议论犹纷纭，李希孔因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附《李希孔传》：
（天启）三年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言：“昔郑氏（国泰）谋危国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于三王并封之事。今秉笔者不谓非也，且推其功，至与陈平、狄仁杰并，此其说不可解也。当时并封未有旨，辅臣王锡爵盖先有密疏请也，迨旨下礼部，而王如坚、朱维京、涂一臻、王学曾、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共责让锡爵于朝房，于是锡爵始知大义之不可违，而天下之不我予，随上疏检举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坚等不死争，不责让，将并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贵之说，且徐邀定策国老之勋，而乃饰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为锡爵讳乎哉！且闻锡爵语人曰：‘王给事中遗悔否？’以故事关国本，诸臣稿项黄馘，终锡爵世不复起，不知前代之安刘、复唐者，谁扼王陵使之不见天日乎？曾翦除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而令赍志以没乎？臣所以折邪议者，一也。其次，莫彰于张差闯宫之事。而秉笔者犹谓无罪也，且轻其事，而列王大臣、贯高事为辞，此其说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闯至乾清宫门也，冯保怨旧辅高拱，置刃其袖，挟使供之，非实事也。张差之梃，谁授之而谁使之乎？贯高身无完肤而词不及张敖，故汉高得释敖不问，可与张差之事，造谋主使口招历历者比乎？昔宽处之以全伦，今直笔之以存实，以戒后，自两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讳之？且讳之以为君父隐可也，为乱臣贼辈隐则何为？臣之所以折邪议者，二也。至封后遗诏，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过贵妃私人谋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状，故称遗诏以要必行。奈何犹称先志，重诬神祖，而阴为阿附传封者开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议者，三也。先帝之令德考终，自不宜谓因药致崩，被不美之名。而当时在内视病者，乌可于积劳积虚之后，投攻克之剂。群议汹汹，方蓄疑虑变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适有下药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顿足而深望之，乃讨奸者愤激而甚其词，庇奸者借题以佚其罚。君父何人，臣子可以侥幸而尝试乎？臣所以折邪议者，四也。先帝之继神庙弃群臣也，两月之内，鼎湖再号。陛下孑然一身，怙恃无托，宫禁深閟，狐鼠实繁，其于杜渐防微，自不得不倍加严慎，即不然，而以新天子俨然避正殿，让一先朝宫嫔，万世而下谓如何国体，此杨涟等诸臣所以权衡轻重，亟以移宫请也。宫已移矣，涟等之心事毕矣，本未尝居以为功，何至反以为罪而禁锢之，摈逐之，是诚何心！即选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诸臣未必不力请于陛下加之恩礼，今陛下既安，选侍又未尝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为无病之沉吟。臣所以折邪议者，五也。抑尤有未尽者，神祖与先帝所以处父子骨肉之际，仁义孝慈，本无可以置喙。即当年母爱子抱，外议喧哗，然虽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训立长之序，则愈足见神祖之明圣与先帝之大孝。何足讳，何必讳，又何可讳？若谓言及郑氏之过，便伤神祖之明，则我朝仁庙监国危疑，何尝为成祖之累？而当时史臣直勒之汗青，并未闻有嫌疑之避也！何独至今而立此一说，巧为奸人脱卸，使昔日不能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书，何可训也！今史局开，公道明，而坐视奸辈阴谋，辨言乱义，将令三纲紊，九法灭，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诸臣，据事直书，无疑无隐，则继述大孝过于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赖之矣。”诏付史馆参酌，然其后卒不能改也。
（十四）光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1623）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1628）始进呈，向高原本并贮皇史宬。
《明熹宗实录》：
与《神宗显皇帝实录》同修，仍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叶向高、户部尚书韩爌、礼部尚书史继偕、何宗彦、朱国祚、侍读学士顾秉谦、朱延禧等为总裁官，侍读学士林尧俞、郑以伟、周如磐、钱象坤等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张鼐、周炳谟、董其昌、来宗道等同纂修。至天启三年六月乙亥书成表进。
天启末，魏忠贤柄国，给事中黄承昊题请改修《光宗实录》，于是命霍维华等领其事，大肆涂抹，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二月始将新本进呈，阁臣施凤来请焚叶向高所修本，司礼监太监王体乾以前所修本亦系奉旨事理，国朝无焚实录例，请并贮皇史宬中。其后词臣文震孟、许士柔等疏请修改，奉旨不必烦议，原本卒以不焚，得并行于后。再修本纂修官：
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黄立极、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李国等为总裁官，侍读学士李康先、盂绍虞、曾楚卿，礼部侍郎杨景辰等为副总裁官，修撰余煌、编修朱继祚、陈仁锡、吴孔嘉、检讨陈盟、张士范等为纂修官。崇祯元年二月书成表进。
《光录》初修本出于周炳谟、张鼐手，而由叶向高裁定。《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臲卼，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
《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明《光庙实录》成于初者，大约出侍郎张鼐之手，而叶少师向高取裁焉。
叶向高曾自述编纂时之苦心，《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叶文忠向高曰：“光宗在位仅一月，实录所载多潜邸时事，然其间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脱稿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而自余归后，言者哄然，以张差、进药、移宫三事为非是，得旨改正。余思移宫事原未叙及，其叙进药亦甚平。唯张差事则因王之寀疏侵张太宰（问达），余偕同官往问张曰：‘此事之发，生辈皆里居，不及知其详，公亲谳此狱，虚实云何？’张曰：‘谋逆事千真万真，之寀所发觉事情，无一不实。某当时谳奏皆与之寀同，何以罪我！’余又问：‘当时疯癫之说云何？’张曰：‘此饰辞也。安有持梃入宫门而可称疯癫者。’此余与同官共闻，朝绅议论亦皆如是，故实录中稍采其说而词亦委婉。乃当时之言疯癫者遂耽耽矣。问官如岳骏声遂上疏力驳，时局已变，无敢出片辞，言官从风而靡，皆附会骏声，而之寀被重谴矣。余念事关宫闱，似属暧昧，但罪疑唯轻，施于他事则可，东宫重地而持梃突入，当时赖有中官格之耳，万一进而不止，则跬步间便成大难，而宗社有不测之忧矣。在礼齿君之路马有诛，而《春秋》于许世子、赵盾皆书弑君，凡以绝干纪之萌，为万世立此大防也。今无论疯癫之真假，即使真癫，而持梃入宫几危储贰，可但以疯癫蔽罪而遂已乎？况禁中千门万户，他处不入而独闯于东宫乎？当王日乾告变已云刘成、庞保二奄有谋，今张差所供复与之同，似又不出于癫者之口，而神祖毙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亦圣意渊微可以默谕者。唯是事体重大，难以深穷，当日圣断处分，原自妥当，至欲并此一段情形而尽没之，窃恐千秋万世而下，终无以厌人心也。”
天启四年六月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七月杀万燝，叶向高罢，时局大变，清流去位，奄党弹冠，东林党人率被禁锢。奄党因请重修实录，并作《三朝要典》，朱国桢《大政纪》云：
光宗在位止一月，实录先上，以三案改修，盖群奸仗魏逆之势恣行如此。首先建议者黄承昊也，把持涂改者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
《明史》卷三〇六《霍维华传》：
（天启）四年冬，朝事大变，维华得刑科，诸为赵南星斥者，竟起用事。维华益锐意攻东林……请改《光宗实录》，宣其疏史馆，忠贤立传旨……实录更撰。
《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以黄承昊之言，魏广微辈复嗾魏忠贤令改修。及告成之日，则崇祯改元之岁矣。众正未登，书仍进呈颁赍，送至皇史宬。阁臣有欲焚旧本者，赖大珰王体乾不可而止。而存宬中。
崇祯六年（1633）少詹事文震孟疏请再修《光录》，《明史》卷二一六《许士柔传》：
先是魏忠贤既辑《三朝要典》，以《光宗实录》所载与《要典》左，乃言叶向高等所修非实，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祯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实录》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实录为魏党曲笔，当改正从原录。”时温体仁当国，与王应熊等阴沮之，事遂寝。
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忠贤使其党重修（《光宗实录》），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谬者数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
震孟《孝思无穷疏》，《春明梦余录》曾引全文。疏云：
臣猥以菲材，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皇帝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皇帝实录》副本校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悖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梃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礼臣周炳谟等、史官庄际昌等所纂修，而阁臣叶向高、韩爌等所总裁者也。至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等谓实录非实，请旨重修，则崇祯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进，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时皇上初登大宝，《要典》未毁，逆案未成，阁臣黄立极等不行奏明，含糊从事，后来诸臣亦无复发金匮之秘，洗石渠之秽者，《要典》虽焚，邪说未殄，先帝二十年青宫之忧患，与夫一月天子，万年圣人等事，俱隐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臣念皇上追念先帝，册封敬妃、慎嫔以寄永思，皇衷纯孝，孺慕弥殷，薄海臣民，咸为感动，乃先帝记载尚未清明，使今日编修将何所据，流传后世，又安取衷，国是所关，良非细故。若谓已入史宬，不可复出，则逆珰之矫旨，且能行于当年，圣明之独断，岂不易于反手，视为缓图，置不上闻，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谨摘其甚者，上渎睿览。一云：“当命哲之日，诏浩恩赍，俨然负震器之重，储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云云。”臣谨按先帝册立一事，自万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国本，有贬谪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国，九死不移，诸臣亦何利于己而为之，纵皇心有主，未忍言夹日之功，而精忠自盟，岂可没回天之力。乃谓浮议外滋，无端蔓引，一语抹杀，谓皆好事者之过，此以《三朝要典》所称奸党构衅，希图定策，与三案诸奸一脉相贯者，同一邪说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张差持梃入东宫殿檐下，击伤门者，中官共执之，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回奏张差话不情实，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捏谋危东宫之说，词连二珰，科臣何士晋、行人陆天受、主事张廷等附和其说，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击一案也，即据刘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疯癲”二字草草结局，不容王之寀奏张差口词，指为捏谋何也？且张差有口，举朝岂应默然，而一有言者，辄曰附和，曰激聒，则必使东宫无一护卫之人而后快乎！正与《要典》同一邪说，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给事中惠世扬疏论刘廷元，遂谓初张差狂闯蓟道，阑入宫门，廷元巡视皇城，按状风魔，皇祖是其奏，谳决平允，自王之寀突揭构畔，徒党因以为利，借他事诬蔑廷元，未几果显攻疯癲之案，一时邪说世扬实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发张差之逆，至于察处，至于削夺，后逮死诏狱，莫敢议恤，即惠世扬身被五毒，体无完肤，所以不即死者，逆珰欲借为戎首，遍杀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圣明御宇，仅免一死，尚稽启事，乃云徒党因以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疯癫之案，忠臣义士所共明目张胆而攻者，何俟世扬为倡始显攻之？《要典》邪说宜改者三。一云：“张差闯入东宫，言者纷纷，御史刘光复言致辟行刑，一狱吏任，似不必言官诧为奇货，居为元功，以此二语为异议者刺骨”云云。臣按刘光复之得罪也，实以奏对越次，然据其语，但言皇上极慈爱、太子极仁孝两言，亦未见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货元功之语，不可谓非抹杀忠义矣。大抵闯宫一事，梃及殿檐，近侍俱踣，亦天下奇变也。必欲视为平常，不当根究，以为仅一狱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说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渐，召李可灼，并趣和药，悉出圣意，一时臣工所共闻共见。其后有造为许世子不尝药之论，群小附和，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冥之世。亡何正论大明，邪说渐灭。且云李可灼往来思善门，中使以闻，其敷奏姓名，莫可得而问”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红丸一案也，昔唐宪宗殁，杖杀方士柳泌，泌盖为宪宗制长生药者，彼岂不愿其主之长生，而饵药不效，则杀之而不为过，后世亦不以为冤。今可灼进药而先帝宾天，纵谓之误，庸医杀人，律有明罪，况误伤天子乎！此即肆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与顾命大臣同赐金帛，比屡经论劾，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后世！且宫闱之中传奏姓名，岂遂不可穷诘，稍欲穷诘，即曰群小，曰污蔑，曰晦瞑，此皆《要典》邪说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条，仅摘其尤悖谬者，伏乞圣裁，即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几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钺可凭，而于皇上之达孝亦有光矣。
震孟议被沮，谕德许士柔又上《帝王世系二疏》，力言二修录之宜改，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八《石门许公墓志铭》：
甲戌（崇祯七年，1634）官宫谕，上《帝王世系二疏》。先是群奸嗾逆贤定三案，刊布《要典》，改修光庙实彔，铲削其与《要典》牴牾者。会稽（倪元璐）请焚《要典》，天下韪之。久之改录如故，《要典》犹勿焚也。于是茂苑（文震孟）及公相继论改录之谬，茂苑请刊定改录所笔者，而公则摘抉改录所削者。公初疏曰：“臣备员纂修，恭阅皇考实录总记，于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凡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而详慎如此，改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而草略如彼。此大经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谓累朝旧例，不必滋烦。乌程（温体仁）复令中书官捧穆庙总记以诋公，公具揭争曰：“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多历年所，登极后事皆用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一月，登选三后，诞育圣嗣，皆在未登极之先，不书之总记而谁书也。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母后之姓氏封号，皇子之出震承乾，宝册金书，辉映天地，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代，载册熹庙仪注，而皇上之册立阙焉可乎？”乌程怒，攘臂揭参，同官柅之而止。公复抗疏言：“累朝实录无以不书世系为成例者，臣所以擿抉改录，政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显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者何也？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圣，国本几危于震虩，天心幸托诸坤宁，当日调护之苦心，真千古孝慈之极则，宗庙赖燕翼之庆，诞发于本支，而史臣抑顾复之劳，抹杀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终泯者也。”疏上，仍用前旨报闻。
《春明梦余录》引《西垣笔记》引叶向高原录四事，一国本，二妖书，三梃击，四红丸。文长不具录。
（十五）熹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熹宗实录》八十四卷，温体仁等修。
崇祯元年敕修：
命成国公朱纯臣为监修官，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温体仁、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至发、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等为总裁官，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姜逢元、侍读学士刘宇亮、傅冠等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等同编纂。
时纲纪废弛，史官旷职，至崇祯末始成书。谈迁《枣林杂俎》逸典：
纂修实录，各分翰詹坊局，稿具送阁臣总裁，又分岁月删定，汇而上之。熹宗御历七年，论实录终岁事耳。史官虽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闻，阁臣亦不以为意。嘉定钱相国（士升）尝总裁二十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肯往覆也。至崇祯十□年始竣。
按《明史·宰辅年表》，士升以崇祯六年九月入阁，至九年四月免，孺木所云总裁二十年误，然据所记，则当时淹滞之情形可知也。总裁官中有朱继祚，以尝与修《三朝要典》，被论求罢去。《明史》卷二七六《朱继祚传》：
崇祯初复官，累迁礼部右侍郎，充实录总裁。给事中葛枢言：“继祚尝纂修《要典》，得罪清议，不可总裁国史。”不听。继祚旋谢病去。
清军入北京后，实录仍在皇史宬（夏燮《明通鉴义例》）。清顺治二年（1645）诏修《明史》，明降臣冯铨任总裁，以其事奄丑行备载于天启四年实录，遂私窃去毁灭。朱彝尊《曝书亭集·书两朝从信录》后：
《熹宗实录》成，藏皇史宬。相传顺治初大学士涿州冯铨复入阁，见天启四年纪事毁己尤甚，遂去其籍无完书。
全祖望《鲒埼亭集·移明史馆帖子》二：
冯涿州再相，奋笔改熹庙实录。而刘若愚《酌中志》，或云其黑头爰立伎俩一卷，以为之讳。
杨椿《松邻堂集·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亦云：
《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大学士冯铨为总裁，仿通鉴体仅成数帙，而天启四年实录遂为窃去，后下诏求之，终不可得。
又天启七年实录亦缺，《东华录》：
顺治五年（1648）九月谕内三院：“今纂修《明史》，阙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着在内六部都察院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阙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
至顺治八年又下诏搜访，《东华录》：
闰二月大学士刚林等奏：“臣等纂修《明史》，査天启四年及七年六月实录并崇桢一朝事迹俱缺。宜敕内外各官广示晓谕，重悬赏格，凡钞有天启崇祯实录，或有汇集邸报者，多方购求，期于必得。或有野史、外传、集记等书，皆可备纂辑。务须博访，汇送礼部，庶事实有据，信史可成。”下所司知之。
终无所得，《天启实录》至今遂无完本。
（十六）思宗
明北都覆没后，福王建国南京。辅臣高弘图请修《思宗实录》，礼部右侍郎管绍宁因上《修国史实录玉牒疏》，《赐诚堂集》卷三：
题为中兴有象，文献无征，请修正史以存本朝完书事：仪制清吏司案呈该臣部据礼科抄出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弘图题前事等因。奉圣旨：“北畿史宬沦没，今日开馆修史，国之大务，阁中即议纂史官等毕备，务搜罗群籍，犁然成一代典册，该衙门知道，钦此！”又一本为请修先帝实录，以集遗徽事：奉圣旨：“先帝十七年苦心仁政，臣民素有见闻，邸报章奏，海内必多流布，实录自当及时纂修，其间开局设馆搜罗等事宜，卿等酌议来行。”罗万象等即令询访故实，事竣各付史馆，以资采择，该衙门知道！
绍宁因具上纂修事理，崇祯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国史、玉牒皆系大典，这所奏俱依拟行。”时绍宁并举陈子龙、余飏、夏允彝、张采、吴国龙、陈震生、宋徵璧、杨廷枢、徐孚远、张以谦等任史官。谈迁《枣林杂俎·逸典》亦记：
高相国请修国史实录，许之，遽去位，未开局。钱尚书谦益多藏书，意任史，竟变作。礼部署部事右侍郎管绍宁覆修史疏，请门下士某任史馆，报可准贡。前相国疏荐予中书，予力辞至泣下，乃荐宣城唐祖命、歙县方世鸣等。至是又欲荐予史馆，如管例，辞之。或问其故，曰：“国初布衣预史馆时，略势分，广采集。今进贤冠载笔，尚论崇卑，一措大厮间仰望鼻息，不过呈翰吮墨，等于门下牛马走，宁藏身瓮牖，同腐草木耳。”
南都逾年倾覆，国史、《崇祯实录》俱未成。至清初修《明史》，四明万言始搜辑遗史，辑为《崇祯长编》，当时颇有传本。王源《居业堂集·与吴商志书》：
实录止于天启，并未有《崇祯实录》。近修《明史》，始将十七年朝报搜出，摘辑长编，以备纪传，唯一二总裁家有副本。
长编今存者有《痛史》本二卷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抄本六六卷，俱残阙不完。
南明诸希实录今存者有《痛史》本《福王登极实录》《弘光实录抄》《思文大纪》及王夫之《船山遗书》本《永历实录》，俱出私撰，不具录。
九 传布
实录正本嘉靖十三年（1534）以前藏内府，十三年始建皇史宬贮之，金匮石室，外人不可得见。唯副本藏内阁，掌于翰林院典籍，每一帝山陵，修实录时，必取前朝实录副本为参校。以故阁臣史官均得私抄，流布于外。如郑晓、王世贞等均家有实录，即其著例也。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重录实录、玉牒置皇史宬，前后历时二年，计抄传者当难仆数。至万历十六年又重录实录为小型本，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一今上史学条：
（万历）十六年，阁臣进太祖御札在内阁者凡七十余通，上命留内恭藏，因索累朝实录进览，阁臣对以实录成时，史臣倶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人间并无底稿。唯皇祖世宗特建皇史宬以藏列圣实录、宝训，但册样稍广，宜减为书册，庶便展阅，容令中书官誊进，陆续上呈。上允之。由是金匮石室之藏，俱登乙览矣。
陈继儒纪此役经过更详尽，《眉公见闻录》三：
万历十六年二月十五日，阁臣申时行等恭进圣祖御笔。奉圣旨：“圣祖御笔留览，还着查取累朝实录、宝训稿来进，钦此。”又该文书官宋坤口传圣谕：“装潢宝训、实录尚冠恭看一遍，请去皇史宬安，如再请来，不尚冠不敢恭看。查有累朝宝训、实录稿，着进来以便观览。”时行等题云：“査得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宝训、实录已完，正本于皇极殿恭进，次日送皇史宬恭藏，副本留贮内阁，其原稿则阁臣会同司礼监及纂修各官，于西城隙地内焚毁，盖崇重秘书，恐防泄漏故也。今奉旨查取原稿，臣等无凭查进。臣等査得嘉靖年间曾将累朝实录、宝训重录一遍，见今藏奉皇史宬。其原先旧本，则隆庆年间曾闻先任阁臣云皇考尝一取视，收藏道心阁，后又送入皇史宬。如皇上留心继述，时欲览观，乞命该管人员査取恭进。至于阁中副本，节年以来，屡因开馆纂修，各官考究翻阅，时有污损，一时未能整顿。如皇上欲朝夕披阅，除武宗以前，见有皇史宬原先旧本可以取进外，其世宗、穆宗两朝训录，或容臣等查取誊录各官，督令誊写便览书册，陆续进呈，以备御览。臣等未敢擅便，伏乞圣裁，令臣等遵命施行。”三月初一日，文书官宋坤又口传圣谕：“前日说累朝宝训、实录，皇史宬打点不曾有。恐世宗请去西城万寿宫被灾。今自太祖起及累朝训录，都誊写装潢进览，有几部就进几部来。”时行等又题云：“查得嘉靖十三年重书宝训、实录，降敕开馆，及用校对誊录等官生数多，盖皇祖世宗欲以祖宗谟烈，閟之金柜玉函，以传万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今皇上特命誊写，是欲以累朝典故，置之法宫秘殿，以备乙夜之观，所重在于便览。故臣等窃谓训录旧本式样宽阔，今宜稍敛，改从书册。旧本简帙繁多，今宜并省，不拘卷数。其誊录官员，除两房并玉牒馆见在供事外，不敷之数，相应查取先次会典馆誊录后回原衙门各官，前来供事。合用纸札，于司礼监陆续关取。笔、墨、桌、凳等项，例于各该衙门支用。校对官于翰林院差委，圈书监生于国子监收管，吏役于吏部各取拨。一应事宜，容臣等查照节年事例题请施行。”夫皇上因御笔欲看宝训，实录，因宝训、实录，又云尚冠恭看，不尚冠不看。其法祖式训之意，诚有不敢愆忘，不敢怠荒者，谨书之以备史缺。
因实录之重抄，诸校对誊录官遂乘机传抄，传布至广。朱国桢《涌幢小品》二：
实录之名起于唐，国朝平元都，即辇十三朝实录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实录》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乐，并历朝所修者，藏之金柜石室，最为秘密。申文定（时行）当国，命诸学士校雠，始于馆中誊出，携归私第，转相钞录，遍及台省，若部属之有力，盖不啻家藏户守矣。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潘吴二子事》：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与侍从之官，承命为之，而世莫得见。其藏书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实录，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之，以相对勘，非是莫得见者。人间所传止有《太祖实录》。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以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是以野史日盛，而悠谬之谈，遍于海内。
康熙中又诏《明史》修成之日，应将《明实录》并存。《东华录》：
康熙二十六年（1687）上谕大学士等曰：“史事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他书或以文笔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岂可空言文饰乎！如明代纂修《元史》，限期过逼，以致要务多漏，且议论偏颇，殊乖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应将实录并存，令后世有所考据。”
然至今日，数经变乱，皇史宬正本与内阁副本均荡然不可问。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实录残帙数十纸，坚楮朱丝，纸色洁白，缮写工整，行格宽大，断句用朱圈，系内阁大库旧物，或即《明实录》副本之仅存者。至海内外公私藏家所庋实录，现存者约十数部，大抵多为传抄本，鲁鱼亥豕，脱文断简，触自皆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汇校本正在整理中，倘校本能早日传世，使绩学之士，能人手一编，概以研究明代史事，亦一快也。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脱稿于昆明西郊落索坡（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期，一九四八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