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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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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

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

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

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

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

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

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

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

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

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

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

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

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

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

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

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

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

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

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

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

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

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

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

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

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

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

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

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

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

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

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

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

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

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

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

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

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

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

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

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

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

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

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

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

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

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

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

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

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

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

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

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

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

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

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

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

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

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

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

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

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

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

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

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

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

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

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

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

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

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

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

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

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

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

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

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

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

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

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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