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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一个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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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

题解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鉴赏力,探讨、研究了中外对于文学这一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文章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从美学、文学鉴赏的高度,为文学是什么做出定义性的解释。朱自清的文笔清隽沉郁,语言洗练,令读者如沐春风。

“什么是文学”?这是大家喜欢问的一个问题。答案的不同,却正如人的面孔!我也看过许多——其实只能说很少——答案;据我的愚见,最切实用的是胡适之先生的。他说“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更不立其他的界线。但是你若要晓得仔细一点,便会觉得他的界说是不够的;那么我将再介绍一位long先生和你相见。他在《英国文学》里所给的文学的界说是这样的:

literatureistheexpressionoflifeinwordsoftruthandbeauty;itisthewrittenrecordofman'sspirit,ofhisthoughts,emotions,aspirations;itisthehistory,andtheonlyhistory,ofthehumansoul.itischaracterizedbyitsartistic,itssuggestive,itspermanentqualities.itstwotestsareitsuniversalinterestanditspersonalstyle.itsobject,asidefromthedelightitgivesus,istoknowman,thatis,thesoulofmanratherthanhisactions;andsinceitpreservestotheracetheidealsuponwhichallourcivilizationisfounded,itisoneofthemostimportantanddelightfulsubjectsthatcanoccupythehumanmind.

我觉得这个界说,仔细又仔细,切实又切实,想参加己意将它分析说明一番。

(一)文学是用真实和美妙的话表现人生的。

什么是真实的话?是不是“据实招来”呢?我想“实”有两种意义,一是“事实”,二是“实感”。若“据实”是据事实,则“真实的话”便是“与事实一致”的话。这个可能不可能呢?有人已经给我们答复了:事实的叙述,总多少经过“选择”,决不能将事实如数地细大不遗地记录出来的;况且即使能如数地记出,这种复写又有何等意义?何劳你抄录一番呢?除了“存副”一种作用外,于人是决无影响的,便是竭力主张“记录”的写实派,也还是免不了选择的。所以,“与事实一致”的话是没有的。从“与事实一致”的立场看,文学多少离不了说谎。但这是艺术的说谎,与平常随便撒谎不同。王尔德力主文学必须说谎,他说现在说谎的艺术是衰颓了:从前文学只说“不存在”与“不可能”的事物,所以美妙,现在却要拘拘于自然与人生,这就卑无足道了。这虽是极端的见解,但颇是有理。理想派依照他们的理想以创造事实,可说是“不存在”的;神秘派依照他们的“烟士披里纯”以创造事实,可说是“不可能”的;这些创造的事实往往甚为美妙,却都免不了说谎。——创造原来就是说谎呀!便是写实派的文学,经过了选择的记录,已多少羼杂主观在内,与事实的原面目有异,也可说是说谎,只程度较轻罢了。——王尔德却自然不会承认这也是说谎的!文学既都免不了说谎,那么,哪里还有“真实的话”?然而不然!从“与事实一致”的立场看是说谎的,从“表现自己”的立场看,也许是真实的。“表现自己”实是文学——及其他艺术——的第一义;所谓“表现人生”,只是从另一方面说——表现人生,也只是表现自己所见的人生吧了。表现自己,以自己的情感为主。能够将自己的“实感”充分表现的,便是好文学,便能使人信,便能引人同情;不管所叙的事实与经过的事实一致否。现代文学尽有采用荒诞不稽的故事作题材的,但仍能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可知文学里的事实,只须自己一致,自己成一个协调的有机体,便行——所谓自圆其谎也。文学的生命全在实感——此“感”字意义甚广,连想象也包在内;能够表现实感的,便是“真实的话”——近来有一种通行的误解;以为第一身的叙述必是作者自己经历的事实,第三身的叙述亦须是作者所曾见闻的事实。这样误解文学的人,真是上了老当,天下哪有这样老实的作家!以“事实”而论,或者第三身的叙述倒反是作者自己的,也未可知。[1]

什么是美妙的话?此地美妙的原文是beauty,通译作美,美有优美,悲壮,诙谐,庄严几种。怎样才是美呢?这是争辩最多的一个名词!吕澄先生的《美学浅说》里说:“美是纯粹的同情”,“由纯粹的同情,我们的生命便觉得扩充,丰富,最自然又最流畅的开展,同时有一片的喜悦;从这里就辨别得美”,又说“美感是要在‘静观’里领受的”。我想这个解释也就够用。所谓“美妙的话”,便是能引人到无关心——静观——的境界。使他发生纯粹的同情的;这就要牵连到“暗示的”,“艺术的”性质及风格等,详见下文。另外,胡适之先生在《什么是文学》里也说及文学的美。他说有明白性及逼人性的便是美,这也可供参考。至于“表现人生”一义,上文已约略说过。无论是记录生活,是显扬时代精神,是创造理想世界,都是表现人生。无论是轮廓的描写,是价值的发现,总名都叫做表现。轮廓的描写所以显示生活的类型——指个性的类型,与箭垛式的类型,“谱”式的类型有别;价值的发见,所以显示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话说至此,可以再陈一义,matthewarnold曾说,“诗是人生的批评”;后来便有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的,我的一位朋友反对此解,以为文学只是表现人生,不加判断;何有于批评?诗以抒情为主,表现之用最著,更说不上什么批评了。但安诺德之说,必非无因。我于他的批评见解,未曾细究,不敢申论。只据私意说来,“人生的批评”一说,似可成立。因为在文学作品中,作者诚哉是无判断,但却处处暗示着他的倾向,让读者自己寻觅。作品中写着人生的爱憎悲喜,而作者对于这种爱憎悲喜的态度,也便同时隐藏在内;作者落笔怎样写,总有怎样写的理由,——这种理由或许是不自觉的——这便是他对于所写的之态度。叙述不能无态度正如春天的树叶不能无绿一般。就如莫泊桑吧,他是纯粹的写实派,对于所叙述的,毫无容心是非常冷静的;托尔斯泰曾举《画师》为例,以说明他的无容心。但他究竟不能无选择,选择就有了态度;而且诡辩地说,无容心也正是一种容心,一种态度;而且他的唯物观,在作品里充满了的,更是显明的态度!即如《月夜》里所写的爱,便是受物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爱,与理想派作品所写的爱便决不会相同;这就是态度关系了。理想派之有态度,更不用说。态度就是判断,就是批评;“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实是不错的;但“表现”与“批评”不是两件东西,而是一体的两面。

(二)文学是记载人们的精神,思想,情绪,热望;是历史,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文学里若描写山川的秀美,星月的光辉,那必是因它们曾给人的灵魂以力量;文学里若描写华灯照夜的咖啡店,“为秋风所破的茅屋”,那必是因为人的灵魂曾为它们所骚扰;文学里若描写人的“健饭”“囚首垢面”“小便”,那必是因为这些事有关于他的灵魂的历史:总之,文学所要写的,只是人的灵魂的戏剧,其余都是背景而已。灵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正史上只记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事;民间的琐屑是不在被采之列的。但大事只是轮廓,具体的琐屑的事才真是血和肉;要看一时代的真正的生活,总须看了那些琐屑的节目,才能彻底了解;正如有人主张参观学校,必须将厕所、厨房看看,才能看出真正好坏一样。况且正史所记,多是表面的行为,少说及内心的生活;它是从行为的结果看的,所以如此。文学却是记内心的生活的,显示各个人物的个性,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思想,怎样动感情;便是写实派以写实为主的,也隐喻着各种详密的个性。懂得个性,才懂得真正的生活。所以说,“文学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三)文学的特色在它的“艺术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质。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又说“修辞立其诚”。如何才能“达”,如何才能“立诚”,便是“艺术”问题了。此地所说“艺术”,即等于“技巧”。文学重在引人同情,托尔斯泰所谓“传染情感于人”;而“自己”表现得愈充分,传染的感情便愈丰厚。“充分”者,要使读者看一件事物,和自己“一样”明晰,“一样”饱满,“一样”有力,“一样”美丽。自己要说什么,便说什么,要怎么说,便怎么说,这也叫做“充分”。要使得作品成为“艺术的”,最要紧的条件便是选择;题材的精粗,方法的曲直,都各有所宜,去取之间,全功系焉。

“暗示”便是旧来所谓“含蓄”,所谓“曲”。袁子才说,“天上只有文曲星而无文直星”,便是说明文贵曲不贵直。从刘半农先生的一篇文里,晓得“halftoldstory”一个名字,译言“说了一半的故事”。你要问问:还有一半呢?我将代答:在尊脑里!“暗示”是人心自然的要求,无间中外古今。这大概因为人都有“自表”(self-manifestation)的冲动,若将话说尽了,便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索然寡味。“法国mallarme[2]曾说,作诗只可说到七分,其余的三分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不补足,分享创作之乐,才能了解诗的真味。”“分享创作之乐”,也就是满足“自表”的冲动。小泉八云把日本诗歌比作寺钟的一击,“他的好处是在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心中永续的波动”。这是一个极好的比方。中国以“比”“兴”说诗也正是这种意思。这些虽只说的诗,但决不只是诗要如此;凡是文学都要如此的。现在且举两个例来说明。潘岳《悼亡诗》第二首道: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触景生情,是‘兴’的性质。”下面紧接:

凛凛凉风生,始觉夏衾单!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

辗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他不直说他妻子死了。他只从秋至说到凉风生,从凉风生说到夏衾单,从夏衾单说到不是无重纩,是无同岁寒的人。你看他曲不曲。他又说他反复看了一看枕和席,那样长的簟子,把床遮完了,都瞧不见那一个人。只见那空床里堆了尘埃,虚室中来了悲风,他那悲伤之情,就不言而喻了。你看他曲不曲。”又如堀口大学的《重荷》:

生物的苦辛!

人间的苦辛!

日本人的苦辛!

所以我瘦了。(周作人先生译)

只区区四行,而意味无尽!前三行范围依次缩小,力量却依次增加;“人间的苦辛”已是两重的压迫,“日本人的苦辛”,竟是三层的了。“苦辛”原只是概括的名字,却使人觉着东也是苦辛,西也是苦辛,触目是苦辛,触手也是苦辛;觉着苦辛的担子真是重得不堪!所以自然就会“瘦”了。这一个“瘦”字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受着三重的压迫,怎样竭力肩承,怎样失败,到了心身交困的境界;这其间是包含着许多的经历的。这都是暗示的效力!“说尽”是文学所最忌的,无论长文和短诗。

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便是永久的。“永久的”是“使人不舍,使人不厌,使人不忘”之意。初读时使人没入其中,不肯放下,乃至迟睡缓餐,这叫“不舍”。初读既竟,使人还要再读,屡读屡有新意,决不至倦怠;所谓“不厌百回读”也。久置不读,相隔多年,偶一念及,书中人事,仍跃跃如生,这便是“不忘”了。备此三德,自然能传世行远了。大抵人类原始情感,并无多种;文明既展,此等情感,程度以渐而深而复,但质地殆无变化——喜怒哀乐,古今同之,中外无异,故若有深切之情感,作品即自然能感染读者,虽百世可知。而深切之情感,大都由身体力行得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真有深切之情感者必能显其所得,与大众异,必能充分表现自己,以其个性示人。“永久的”性质,即系从此而来的。还有,从文体说,简劲朴实的文体容易有“永久的”性质,因能为百世所共喻;尚装饰的文体,华辞丽藻,往往随时代而俱腐朽,变为旧式,便不如前者有长远的效力——但仍须看“瓶里所装的酒”如何。

(四)文学的要素有二:普遍的兴味与个人的风格。

“老妪都解”,便是这里所谓“普遍的兴味”。理论地说,文学既表现人生,则共此人生的人,自应一一领会其旨。但从另一面看,表现人生实即表现自己。此义前已说了。而天赋才能,人各有异;有聪明的自己,有庸碌的自己,有愚蠢的自己。这各各的自己之间,未必便能相喻;聪明的要使愚蠢的相喻。真是难乎其难!而屈己徇人,亦非所取。这样,普遍的兴味便只剩了一句绮语!我意此是自然安排,或说缺陷亦可,我辈只好听之而已。

风格是表现的态度,是作品里所表现的作者的个性。个性的重要,前面论“永久性”时,已略提过了;文学之有价值与否,全看它有无个性——个人的或地方的种族的——而定。文学之所以感人,便在它所显示的种种不同的个性。马浩澜《花影集》序云:

“偶阅《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柳永《雨霖铃》有句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念奴娇》首句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柳词秀逸,苏词豪放,可于此见之。惟其各有以异乎众,故皆能动人,而无所用其轩轾。所谓“豪放”,所谓“秀逸”,皆是作者之个性,皆是风格;昔称曰“品”,唐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描写各种风格甚详且有趣;虽是说诗,而可以通于文。但一种作品中的个性,不必便是作者人格的全部;若作者是多方面的人,他的作品也必是多方面的,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决不拘拘于一格的。风格的种类是无从列举;人生有多少样子,它便有多少样子。风格也不限于“个人的”,地方的种族的风格,也同样引人入胜,譬如胡适之先生的《国语文学史讲义》中说,南北朝新民族的文学各有特别色彩:南方的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请看下面两个例,便知不同的风格的对照,能引起你怎样的趣味:

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华山畿》)

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

(五)文学的目的,除给我们以喜悦而外,更使我们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动,而要知他的灵魂。

文学的美是要在“静观”里领受的,前面已说过了。“静观”即是“安息”(repose);所谓“喜悦”便指这种“安息”,这种无执着,无关心的境界而言,与平常的利己的喜悦有别,这种喜悦实将悲哀也包在内;悲剧的嗜好,落泪的愉快,均是这种喜悦。——“知道人的灵魂”一语,前于第二节中已及兹义;现在所要说的,只是“知道人的灵魂”,正所以知道“自己的灵魂!人的灵魂是镜子,从它里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灵魂的样子。

(六)在文学里,保存着种族的理想,便是为我们文明基础的种种理解;所以它是人心中的最重要最有趣的题目之一。

所谓国民性,所谓时代精神,在文学里,均甚显著。即如中国旧戏里,充满着诲淫诲盗的思想,谁能说这不是中国文明的一种基础?又如近年来新文学里“弱者”的呼声,“悲哀”的叫喊,谁能说这不是时代精神的一面?周作人先生《论〈阿q正传〉》文里说:

……但是国民性真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句话我相信可以当做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做他的贬辞,却也未始不可。这样看来,文学真是最重要又最有趣的一个题目。

1925年6月

注释

[1]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之音译,意为灵感。

[2]mallarme——马拉美,19世纪法国诗人。

阅读延伸

《经典常谈》、《论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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